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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天祥,男,幼入学,嗜读书。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医学专科学校,从医十余年。80年代初弃医从文,并获英语本科学历。1986年底考取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学派的张岂之先生,专治中国学术思想史。1990年1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执教西北大学、海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从事中国学术史、中美文化比较研究、中国佛学以及宗教医学研究和教学工作。1993年破格晋升教授,并担任湖南师大历史研究所所长,1995年起任中国近代学术史博士生导师。1999年初,被授予湖南省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现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宗教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佛学及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基督宗教和西方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教育部马工程《宗教史》项目首席专家、《中国哲学史》专家组成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理事、第二届河南省宗教文化研究会会长(第一届执行会长)、鬼谷子研究会副会长、美国儒道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国际中国哲学会会员、山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塔里木大学客座教授、五台山研究会、西域文化研究所、河南省圣贤文化研究会顾问、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原工学院教授等职。1995年应美国文化学会之邀,赴美作学术交流。1997年5月至1998年5月,受国家教委派遣,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先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马里兰大学作学术访问与交流。其间,又应邀赴加拿大温哥华和阿尔贝特大学阐释中国文化,包括儒学、佛学、中外文化交流等,部分讲稿集结为《境外谈佛》问世。2006年樱花盛开时节访问日本东京、京都、奈良等地。2007年5月底6月初访问韩国东国大学,参加中、日、韩三国佛学和近代化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作主题发言《中国近代化与民族佛教之发显》。1992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博士论文《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此后相继出版专著《汤用彤评传》、《反观人生的玄览之路》、《佛学与人生》、《欧阳竟无》、《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中国近代学术史》、《如是我闻——麻天祥佛学与宗教哲学研究》、《中国宗教哲学史》、《20世纪中国佛学问题》,主编大型历史资料《民国学案》等30种47册,在《中国社会科学》、《世界宗教研究》、《红楼梦学刊》、《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以及《佛教学报》(韩国)等境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2007年,修订本大陆简体版《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09年《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无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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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儒家还是道家都是吸取了易经的部分精华,所以学习易经如果有点儒道方面的基础那肯定是好了,特别是孔子为易经做的易传更是解开易经的一把钥匙。不过你要是所有的基础都没有也是可以直接由浅入深的单独学易的。
报纸中比较好的是《中国国防报》的国防特刊杂志中《兵器》,《环球军事》,《军事史林》,《兵器知识》符合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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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的动态的体系,学派纷呈,内外互动,多姿多彩。而在诸子百家之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两位思想家,无疑是孔子和老子;渗透最深、流传最久的学派,无疑是儒家学派和道家学派。儒道两家相比,儒显道隐。儒家名声显赫,在两千多年中居于社会思想文化的正宗和主导地位,是政治、教育和道德领域的指导思想;道家崇尚自然无为,与社会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具有隐士派和浪漫派的风格,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处于在野的地位,但它形成一股强大的潜流,扩散到社会文化生活各个层面,凡有儒家的地方便有道家与之对待和互补。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阳儒阴道,外儒内道,道中有儒,儒中有道,自为而相因。假如只有儒家而没有道家,中国的传统思想就会失去一半光彩。林语堂说:“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儒道互补是一项较新的规模巨大的研究课题,它涉及到整个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过程,因此需要长期进行研究。本文的任务是从宏观的高度,概括地提出关于儒道互补的基本理念和轮廓,期望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讨论,以便推动这一研究向深入发展。研究儒道互补的重要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积累丰厚。从思想的层面来说,它有着基本的价值观和哲学理念,有着贯彻始终的主线。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干和核心是什么?它如何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一直是有争议的。通常我们能见到四种说法:第一种是儒家主干说,国内外有许多学者持此见解。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后,直至辛亥革命之前,儒学一向是官学,是最正统的意识形态;依据儒家思想而建立的礼教制度和文化还支配着社会的教育、道德及民俗,所以儒学为百家之首。儒家主干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历史真实的。第二种是道家主干说。提倡此说也有一些学者,其最得力者当属大陆、台湾两栖的道家学者陈鼓应教授。他认为,就传统文化整体而言,当然儒家是主导的,但就哲学层面而言,则以道家为主,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史以道家为主干。陈教授认为,被人们看作是儒家哲学经典的《易传》实际上是黄老道家作品。我们的确不能否认,道家在哲学的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辩证观等领域的贡献比儒家要大,道家的抽象思维发达,善于作形而上的思考。所以道家主干说自有其合理论据。第三种是儒佛道三教鼎立说。史家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很早就有“儒佛道三教”的提法。近些年来,不少学者以儒佛道三教并立与合流为基本线索,阐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三教关系问题逐渐成为学术讨论的热门话题。我们认为,魏晋以降,儒佛道三家成为三大主流学说,其中以儒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互相渗透、互相推动,他们的合流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全局,其他各教各家皆不能与之比拟,这也是历史事实。第四种便是儒道互补说,这正是本课题所要阐述的观点。我们认为,前三种说法尽管有其根据,但不免有所偏失,未能十分精确地体现中国文化的核心脉络;只有儒道并立与互补之说,才能从深层把握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儒家主干说的缺点是只看到中国思想文化的显流,而忽略了它的隐流,或者说只看到中国思想文化的阳刚一面,而忽略了它的阴柔一面,不能完整体现中国文化的阴阳之道。事实上孔老和儒道总是既互相对待又形影不离,互相推扬,共同发展。道家主干说的缺点是过分抬高了道家的地位,把与儒家相依赖而存在、并以调节功能为主的道家,夸大成导向性和动力型的学说,这不仅不符合中国的文化史,也不符合道家自然无为的本质。如果我们把人生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中心内容,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儒学在哲学史上仍然起主导的作用。儒佛道三教鼎立说的缺点有二:是它无法说明先秦和两汉的思想史,所以不能贯彻历史全过程,二是缺乏对三教关系的深层次分析,事实上三教合流正是建立在儒道互补基础之上。我们认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并立与互补,是源远流长、贯彻思想史始终的基本脉络,它体现了中国思想的阴阳互动、刚柔相济的特色。其他各教诸家都围绕这个基本脉络而开展自己的思想,外来的佛教文化也是通过儒道互补的途径实现其中国化的目标。抓住了儒道互补,就等于抓住了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大纲。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和道家是“立教”之学,向世人展示了各自独特的价值体系,儒家以“仁”为其宗旨,道家以“道”为其指归,在确立中华民族精神方向和铸造民族之魂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儒道两家都出现了一批大学者,将孔子老子的思想加以开拓发展,使之常住常新。两家的人生智慧、政治智慧和文化智慧,扩散到社会各阶层各角落,逐渐凝聚成为一种国民性格。举例说,普通中国人重家庭重孝道重信义,表现出儒家的素养;同时普通中国人又崇尚自然,知足常乐,表现出道家的精神。中国知识分子即士阶层从小就接受文化典籍的训练,熟悉孔孟老庄的思想并受其薰陶,很多人形成儒道互补的人生价值取向。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多数知识分子接受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和老子“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老子》六十章,下引《老子》只注章数)的影响,既不热心于宗教,又不反对宗教,而看重宗教哲学的道德教化功能,表现出一种理性主义的态度。在对待政治和生活的态度上,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一方面受儒家哲学的影响,有较强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采取入世的积极的态度,以天下为己任;另一方面又受老庄道家哲学的影响,必要时采取超然和通达的态度,顺应自然而不刻意强求,能够安于平淡和自得。这种两重素质使得士君子的生命富有弹性,他们用儒家进取,用道家调节,形成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交融的风格,可以适应顺境和逆境的转换。历史上有不少士大夫,为官时或顺境中以儒家为归依,坚守道德良知,维护纲常名教,争做忠臣良将;在野时或在逆境中则以道家为归依,淡泊名利,独善其身,洒脱自在,保持着自己的真朴之性。儒道交替为用,士大夫们可以在曲折的生活中左右逢源,不失其精神依托,这叫着进退出处之道。这种“士的精神”的实质就是儒道互补。 儒学史的研究在过去一直以经学史为轴心。近代以来,学者们注意到儒学与佛学的交融互动,但比较忽略儒学与道家的互渗互补。事实上道家对儒学的影响至少不比佛学更次要,如果不认真研究,儒学史的真实面貌就不可能揭示清楚。道家思想史的研究起步较晚,系统性更差。老庄之学、黄老之学、魏晋玄学,这是人们关注的三个热点。魏晋以后,道家思想发展的脉络不清,它实际上寓于道教中,并且相当一部分与儒学史紧密结合在一起了。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说:“在三、四世纪有些道家的人试图使道家更加接近儒家(指魏晋玄学——笔者);在十一、二世纪也有些儒家的人试图使儒家更加接近道家(指宋明道家——笔者)。我们把这些道家的人称为新道家,把这些儒家的人称为新儒家。”按照冯友兰的上述说法,新道家之新在于“接近儒家”,新儒家之新在于“接近道家”,可见儒道互补是两家学说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是很精辟的见解。佛学史也与儒道互补密切相关。佛学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历了玄学化和世俗化的过程,慢慢融于中国文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学。佛学一方面吸收道家思想与话语,重新解释佛教经典;另一方面又吸引儒家的参与意识和伦理思想,使佛学更加贴近现实人生。例如禅宗不立文字、主张顿悟,蔑视经典和权威,这是受了道家“得意忘言”论和回归自我论的启发。禅宗又主张在入世中出世,即俗而真,运水搬柴无非妙道,这是吸纳了儒家的现实主义精神。当然,佛学也给予儒学和道家道教以重大影响,它的性空学说强化了道家的超越精神,它的中观学说也给予道教内丹学以重要启迪,它的整个哲学思想为儒学建立本体形上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儒、佛、道三教之间是互动的。儒、佛、道三教各自的历史与三教关系史的研究,都需要研究儒道互补,才能深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