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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邮地吧。。。
影视艺术欣赏论文 一、 对电影的认识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电影是一种在电影院看的，故事。不过比起电视剧来，故事讲得有点太短了，看着不过瘾。长大一点才知道，电影是一种艺术，不同地方的电影有着不同的特色，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吧。 下面谈谈对各地电影的看法： 内地电影，从我有记忆开始看得最多的就是一些黑白战争影片，大多是讲抗日和解放战争的。后来看到越来越多的故事片，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宣教片，那也是学校组织观看的。自己跟家人也看过一些片子，不过到现在大多都忘记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当时的确给我很大震撼。后来就不再去电影院看电影了，在电脑和网络上看得大多是国外片，国内的一般只是喜剧片如《手机》、《大腕》、《天下无贼》，和一些比较有名的，像《无极》等。 香港电影，给人感觉娱乐性较强，以市场为导向，像周星驰的一些电影，的确很好玩，但看的时候又不会有什么思想负担。挺适合休闲时观看的。 韩国电影，最近才看韩国电影，一般是些爱情电影和伦理片，但很适合中国人观看，大概是我们的文化很相近吧，感觉很细腻，和生活贴近。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我的野蛮女友》，这部电影当年可是在中国乃至亚洲刮起了一股野蛮旋风呀。 印度电影，只看过有限的几部印度电影，片名大多记不清了，只是对那大篷车和时不时的音乐和舞蹈还有点印象，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但那时的印度电影感觉上更像歌舞剧。 俄国电影，现代的俄国电影看得倒是很少，只是看过前苏联的一些片子，也大多是和十月革命和二战有关的片子，印象都不是很深。 欧洲电影，最为代表的应该是法国电影吧，感觉艺术感很强，不是看得很懂，画面很漂亮。像《天使爱美丽》我看了几遍都没看懂。 美国电影，看得最多的还是美国的好莱坞大片，美国片是最为成熟的，无论影响力还是票房收入都是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现在在中国大学生中，看好莱坞大片的人肯定比看国产片的人多。尤其是国产片中有些类型的片子太少或基本看不到，比如科幻片，恐怖片。 下面谈谈对两种类型的电影的看法： 对一般的类型，我想因为见得多了，也不会有什么感触，那我就拿两种比较特殊的类型来谈谈我的看法。 动画电影，我认为也算一种很重要的电影类型（因为有人说动画是小孩子看的东西），我不否认，小孩子更容易被动画吸引，但不是说动画片就一定时给小孩子看的。我认为，除了演员和布景是由真实的转变成用画的，其他的电影元素都有保留，导演一样可以用动画来表现自己的想法。在动画电影方面，日本和美国无疑是两种典型的代表，日本的平面二维动画产业可以说是全球最发达的，像在流水线上生产产品一样生产着动画片，以动画系列片为主，也会定期为这些系列片出些剧场版，当然也有单独的动画电影，比如宫崎骏的《幽灵公主》、《千与千寻》、《哈尔的移动城堡》等，我觉得都是不错的影片，日系动画的唯美画风也很让我喜欢。个人感觉就二维动画而言，美国比不了日本，就拿比较好的《狮子王》来说，在它之前，日本实际上有一个很类似的动画系列片《森林大帝》，这很有抄袭的嫌疑。不过自从3D动画出现之后，美国的技术优势又体现出来了，不愧为IT技术的起源国，尤其是最近Pixar公司的几部作品《玩具总动员》、《海底总动员》、《超人特工队》、《汽车总动员》等，无论是画面还是讲的故事，都让我们耳目一新。 恐怖电影，谈到恐怖电影还是要谈到日本。先不谈日本人的民族性的问题，日本的恐怖电影的确是很不同的，是一种悬念的恐怖，用意识来引导你，而不是用那种血腥的场面来达到目的。如《午夜凶铃》、《咒怨》等，会在整部片子弥漫恐怖的气氛，但就是不让你见到，让你提心吊胆到最后。美国的片子就完全不一样，突然出现的血腥画面，如果没有准备的话，简直让你会吐出来。记得有一部叫《异次元杀阵》的片子，有一个把人切成块的镜头，足足让我倒了一天胃口。还有《死神来了》、《死神来了2》和《死神来了3》在表面很青春很阳光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那种很血腥的场面，这也许就是美式的恐怖吧。 二、 从有记忆开始怎么看电影 说实话，已经很久没有到电影院看电影了。小时候倒是只能去电影院看电影，不过，现在看电影的渠道已经太宽了。从网上、电视上都可以免费看到（如果不算电费的话），很多国内电影过了档期，国外电影大约上映一年后，中央6就会放映，这还不算国内大大小小的电视台提前买碟片看。我们自己也可以买正版或盗版的盘来先睹为快。不过，现在看来，还是在影院里看得比较有感觉。有一种看电影的味道。 三、 列举喜欢看的电影 《我的野蛮女友》、《超人总动员》、《指环王》三部曲，《帝企鹅日记》、《公主日记》、《查理与巧克力工厂》、《死神来了2》、《开国大典》、《天下无贼》、《新警察故事》、《征服怒海》、《阿甘正传》、《爱国者》、《勇敢的心》采纳哦
影评：《嫌疑惯犯》（影视鉴赏课论文） 《嫌疑惯犯》并不是一部获得过奥斯卡奖的电影，因为1995年的奥斯卡评委们需要在太多好作品之间作出牺牲；《嫌疑惯犯》并没有如今大片动辄上亿的资金投入，但它在IMDb上13万投票中获得的6的高均分和15位的排名却证明了投资方微薄投入所换来的回报。没错，《嫌疑惯犯》是一部成功的电影，其成功之处也十分显而易见：曲折的剧情和相比剧情更令人震惊的技法。 影片开始，导演便一反常态地将事件的结局告诉了观众们——深夜，一条躺满了尸体的船上，神秘的黑衣人、左撇子的“恺撒”枪杀了基顿并烧毁了现场离开。接着，镜头转到了六个星期前，采用倒叙的手法，并通过幸存者罗格之口向观众讲述事件开始时发生的事。导演使用了数次蒙太奇将基顿，霍克尼，迈克尔，弗斯特几人被警察逮捕的场景串联了起来，于是这几个貌似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的人的命运被自然而然地联结在了一起。他们被警方指控的罪名是“骑劫满载武器的货车”，他们虽然都应该是不折不扣的罪犯，但都基顿和罗格早已洗手不干，对于此事也根本不知情。正当观众对此正一头雾水之时，故事又回到了六个星期之后：警方处理了这次事故，在船上发现1亿美元全部失踪，15具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同时还有两名仅存的生还者——一个是位严重烧伤的匈牙利人，另一个正是影片开始时被警方询问叙述事件过程的罗格。六个星期前负责逮捕基顿的刑警戴夫急匆匆地赶到了圣佩德罗，想要在罗格被释放前再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于是警官的询问便在当地警长的办公室与罗格一连串紧张且不知所谓的话语动作中展开。罗格是个软弱、笨拙、罗嗦又有跛脚的人，连烟都得让别人帮点，他又能揭晓什么样的秘密呢？罗格的故事回到了六星期前的雨夜，他们五人被假释出来，但事情并未因此完结。他们认为是警方不肯放过他们，他们需要做件揭露警方黑暗面的事叫他们住嘴。于是，他们抢劫了一辆由一些违法警察专为走私开设的“出租车”，虽然获得了成功但五个人从此被粘在了一起，不得不继续为犯罪集团做事。他们奉命抢夺了一箱情报中所谓的宝石，拿到的却是一包包的毒品——不知不觉中，他们已被一股未知的力量推上了绝路。于是这力量通过中间人，小林律师找上了他们。原来他们的被逮捕并非偶然，而全部是那个叫“恺撒·索泽”的人安排的。没有人见过他的真容，他的手下也对他们的雇主毫不知情。而就是这样的神秘人，却对他们的底细了如指掌——原来，他们五个从前都曾在犯罪过程中妨碍了“恺撒”的“生意”，虽然都是无心之失，但“恺撒”并没打算放过他们，他计划让他们五个通过替自己动手卖命来给他“还债”。不仅如此，原来基顿他们杀死了商人夺取的那一箱“宝石”也是“恺撒”的手腕，他早已收集了这起案件的证物，若基顿等人拒绝，他便会向警方告发他们的罪行。第二天，五人中的弗斯特逃跑了，可是当晚他们便见到了他的尸体。基顿等人费尽心力想到了摆脱“恺撒”控制的方法，却也在他通过小林提出的更多要挟之下屈服。终于到了要替“恺撒”“工作”的那一天，此时故事的时间已到了现实的两天之前。进攻开始，计划进行的很顺利，突然负责爆破的霍克尼被人从背后射死，惊恐万状的敌人首领也在大喊着“恺撒·索泽，恺撒·索泽”之后被真正的“恺撒”射杀，当基顿发现船上并没有任何被交易的毒品同时，也目睹了迈克尔的死亡。终于，身中一枪的基顿也见到了这个“恺撒”的真容……这个时候，故事完全回到了开始时观众见到的场景，“恺撒”将基顿枪杀后烧毁了游船离开……但是，现在的这个看似与之前一模一样的场景却与之前有一个本质的不同，这一点立即被刑警戴夫指出了——罗格并没有看到基顿被枪杀，只是听到了声音。同时，应该被“恺撒”承诺留活口的基顿最重要的女友也被发现遭到谋杀。行动时他们四人除了罗格之外都身手不凡，而基顿偏留下罗格掩护并使其幸存。而船上的尸体都被烧得如同焦炭，根本无从知晓哪个是基顿——所有的现象都表明，其实，“基顿他就是‘恺撒’！”刑警一语中的，“他留下你就是因为你最弱！”一切都揭晓了。原来那个因为贪污受贿而被解除职务还曾入狱的警察基顿并没有悔改，他隐藏自己的身份，消灭一切可能妨碍到自己的人，他就是幕后的主使！可怜的罗格在知晓这一切后哭哭啼啼地离开了警局，而戴夫也因为自己找到了真相得意的笑了。 ……故事的结尾，是不是太简单了一点？……在罗格领走了自己的金表和金ZIPPO之后，戴夫满面微笑地聊着天，回身看着他的同事凌乱的办公室，这办公室的后墙有块黑板，贴着无数案子的资料。看着看着，他突然注意到了黑板的左下角：“四重奏牌，伊利略州高崎市，电话……”“我以前曾在伊利略州高崎市的四重奏理发店工作……”戴夫手一松，乘着咖啡的马克杯颓然摔在地上变得粉碎，而杯子的地下写的就是KOBAYASHI Procelain（小林律师的全名）。再往墙上的资料看去——Redfoot，危地马拉采咖啡豆，理发店的肥胖伙计，等等等等，这些罗格口中关于自己与案件的资料居然全部写在这面墙上各个资料中！原来刑警完美的推理在30秒之内被完全的推翻，因为他推理的根据竟是一整套的谎言！罗格的坐位与墙之间只有两米的距离。就在这两米之间，戴夫已经完全被愚弄在了罗格，这个M Verbal的股掌之间！就在戴夫与观众的嘴都大张合不拢的时间，罗格一步一瘸地走到了街上。突然，他的脚慢慢地扭回了正常的位置。他张了张左手，熟练地掏出打火机，姿态潇洒地点燃了口中的烟，又取了下来，在街口等待他的是小林——不，只是被他称为小林的人。他们开着车扬长而去，留下戴夫与观众们不停地拍着自己的大腿——背景音乐阴沉昏暗，回响的只有罗格受审问时说的一句句话。每一句放到现在来，都是对我们得意的猜测的一次次嘲弄——终于，医院里那个幸存者描述的“恺撒”的相貌也传真到了警局，上面画的正是某人的脸……“And like that, poo```,he’s gone````”“恺撒·索泽”又一次变成了蒸汽一般的存在，留下的是恍然大悟或一头雾水的观众们。无数喜爱这部电影的人都是在看了数遍电影才真正了解背后的真相…… 没错，我也是这样。 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或是看了我的叙述，你定然会觉得这部电影的剧情曲折离奇值得回味。但是，如果不使用现在我们看到的双线并行，而且是过去与现在双线并行的模式来讲述整个故事，那就变成另外一种模样——故事会象平时看到的其他电影一样，象大树从中向外的生长一样发展。而《嫌疑惯犯》的故事结构如同一颗洋葱，一层一层地剥开方见其中奥秘（去年奥斯卡奖影片《撞车》也成功运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模式是很少见的，放在这部影片中也是很成功的。影片的画面主要是较为明亮的风格（相比恐怖片而言），同时又透出凌乱压抑的气息，这无疑很符合影片强调的格调。因为需要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来回切换，所以影片也非常重视蒙太奇的使用，尤其是五人被分别逮捕时的镜头剪接毫不突兀非常完美。影片的背景音乐与影片本身的配合也同样可圈可点。当然，作为一部商业影片，光靠上面的这些是不够的，重要的东西，还是剧作——我觉得这也是近几年中国商业电影欠缺的，这么好的画面，怎么没有剧情呢………… 最后，我还想说一下在本片中扮演重要人物罗格·昆特的著名演员凯文·斯帕西。他在本片中的毋庸置疑的抢眼表现使他借由本片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虽然我为摩根·弗里曼未能于同时获此殊荣非常遗憾，但凯文·斯帕西的演技实在太出色了令人五体投地），同在1995年，他也在《七宗罪》中扮演了戏份不多但非常重要的幕后真凶，并在剧中与摩根·弗里曼合作。于是，于1994、1995年涌现出的三部优秀电影《嫌疑惯犯》，《七宗罪》和《肖申克的救赎》（这三部电影也被人们称为“男人三部曲”）中，他与摩根·弗里曼各参演了两部。在好莱坞主演有很多很多，但如凯文·斯帕西与摩根·弗里曼这样坚守在配角的位置上并能上佳表现不断着实不易。
电与我们的生活 自从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以来,现代生活中都离不开电,电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它能给我们带来光明,舒适和欢乐如:烧饭烧水洗衣冷藏照明这不,暑假期间,我去乡下太婆家,刚碰到停电,感到不便还是小事,睡惯空调房间的我,尽管奶奶为我打扇,但还是热得我辗转难眠,就连我八十多岁的太婆也说:“真不知，我们那时没电的时候是怎么熬过来的！” 电对大家并不陌生。明确安全用电的常识也日益加深，但总的来说，电是看不见的东西，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要千万注意不用湿手去摸开关，因电器插座开关如安全质量不好，很容易漏电，人体接触到电流时会即刻死亡。随着电力的发展，为我们生活带来了便利，同时对身体健康也提出了新的课题，我从书上了解到：电热器和微波炉是对人体都有辐射危害，所以合理用电，科学用电也是我们需要掌握的基本常识。 电的好处多多，但电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节约用电。节约用电要从我做起，如：空调温度不要开得太低，及时关灯节约用电，人人有责。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同时宣传节约用电的好处。这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日积月累还能为自己省出一笔不小的费用，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自从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以来,现代生活中都离不开电,电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它能给我们带来光明,舒适和欢乐如:烧饭烧水洗衣冷藏照明这不,暑假期间,我去乡下太婆家,刚碰到停电,感到不便还是小事,睡惯空调房间的我,尽管奶奶为我打扇,但还是热得我辗转难眠,就连我八十多岁的太婆也说:“真不知，我们那时没电的时候是怎么熬过来的！” 电对大家并不陌生。明确安全用电的常识也日益加深，但总的来说，电是看不见的东西，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要千万注意不用湿手去摸开关，因电器插座开关如安全质量不好，很容易漏电，人体接触到电流时会即刻死亡。随着电力的发展，为我们生活带来了便利，同时对身体健康也提出了新的课题，我从书上了解到：电热器和微波炉是对人体都有辐射危害，所以合理用电，科学用电也是我们需要掌握的基本常识。 电的好处多多，但电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节约用电。节约用电要从我做起，如：空调温度不要开得太低，及时关灯节约用电，人人有责。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同时宣传节约用电的好处。这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日积月累还能为自己省出一笔不小的费用，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自然界中有许多的电想象，我们小组主要是研究水中各种生物的电想象，次要的介绍了天然的电想象。我们小组在分工上主要是自己所选择的，资料是由大家各找一些，之后进行整理归纳，从而完成了这次调查，困难是有很多，但是办法总是比困难要多，所以我们小组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走向光明的大道…… 简单的电想象有许多，比如： 带电：能吸引轻小物体的性质叫物体带了电。 摩擦起电：用摩擦的方法使物体带电。 1) 两种电荷：自然界只存在两种电荷：正电荷、负电荷。 2) 正负电荷的规定 正电荷：用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所带的电荷。 负电荷：用毛皮摩擦过的橡胶棒所带的电荷。 3) 电荷的相互作用：同种电荷相互排斥，异种电荷相互吸引。 4) 验电器：根据同种电荷相互排斥的原理，检验物体是否带电。 导体和绝缘体 1) 导体：容易导电的物体。 如：金属、石墨、人体、大地及各种酸、碱、盐的水溶液等。 2) 绝缘体：不容易导电的物体。 如：橡胶、玻璃、陶瓷、塑料、油、纯水、糖水、酒精等。 我国古代对电的认识，是从雷电及摩擦起电现象开始的。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就有了“雷”及“电”的形声字。西周初期，在青铜器上就已经出现加雨字偏旁的“电”字。 王充在《论衡•雷虚篇》中写道：“云雨至则雷电击”，明确地提出云与雷电之间的关系。在其后的古代典籍中，关于雷电及其灾害的记述十分丰富，其中尤以明代张居正（1525～1582）关于球形闪电的记载最为精彩，他在细致入微的观察的基础上，详细地记述了闪电火球大小、形状、颜色、出现的时间等，留下了可靠而宝贵的文字资料。 在细致观察的同时，人们也在探讨雷电的成因。《淮南子•坠形训》认为，“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即雷电是阴阳两气对立的产物。王充也持类似看法。明代刘基（1311～1375）说得更为明确：“雷者，天气之郁而激而发也。阳气困于阴，必迫，迫极而迸，迸而声为雷，光为电”。可见，当时己有人认识到雷电是同一自然现象的不同表现。 尖端放电也是一种常见的电现象。古代兵器多为长矛、剑、戟，而矛、戟锋刃尖利，常常可导致尖端放电发生，因这一现象多有记述。如《汉书•西域记》中就有“元始中（公元3年）……矛端生火”，晋代《搜神记》中也有相同记述：“戟锋皆有火光，遥望如悬烛”。避雷针是尖端放电的具体应用，我国古代地采用各种措施防雷。古塔的尖顶多涂金属膜或鎏金，高大建筑物的瓦饰制成动物形状且冲天装设，都起到了避雷作用。如武当山主峰峰顶矗立着一座金殿，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虽高耸于峰巅却从没有受过雷击。金殿是一座全铜建筑，顶部设计十分精巧。除脊饰之外，曲率均不太大，这样的脊饰就起到了避雷针作用。每当雷雨时节，云层与金殿之间存在巨大电势差，通过脊饰放电产生电弧，电弧使空气急剧膨胀，电弧变形如硕大火球。其时雷声惊天动地，闪电激绕如金蛇狂舞，硕大火球在金殿顶部激跃翻滚，蔚为壮观。雷雨过后，金殿经过水与火的洗炼，变得更为金光灿灿。如此巧妙的避雷措施，令人叹为观止。 我国古人还通过仔细观察，准确地记述了雷电对不同物质的作用。《南齐书》中有对雷击的详细记述：“雷震会稽山阴恒山保林寺，刹上四破，电火烧塔下佛面，而窗户不异也”。即强大的放电电流通过佛面的金属膜，全属被融化。而窗户为木制，仍保持原样。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类似现象叙述更为详尽：“内侍李舜举家，曾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窗间出，赫然出檐。人以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共舍宛然。墙壁窗纸皆黔。有一木格，其中杂贮诸器，其漆器银者，银悉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宝刀，极坚钢（刚），就刀室中熔为汁，而室亦俨然。人必谓火当先焚草木，然后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铄，而草木无一毁者，非人情所测也。”其实，只因漆器、刀室是绝缘体，宝刀、银扣是导体，才有这一现象发生。 在我国，摩擦起电现象的记述颇丰，其常用材料早期多为琥珀及玳瑁。早在西汉，《春秋纬》中就载有“瑇瑁（玳瑁）吸衤若（细小物体）”。《论衡》中也有“顿牟掇芥”，这里的顿牟也是指玳瑁。三国时的虞翻，少年时曾听说“虎魄不取腐芥”。腐芥因含水分，已成为导体，所以不被带电琥珀吸引。琥珀价格昂贵，常有人鱼目混珠。南朝陶弘景则知道“惟以手心摩热拾芥为真”，以此作为识别真假琥珀的标准。南北朝时的雷敩在《炮炙论》中有“琥珀如血色，以布拭热，吸得芥子者真也”。他一改别人以手摩擦为用布摩擦，静电吸引力大大增加。西晋张华（232～300）记述了梳子与丝绸摩擦起电引起的放电及发声现象：“今人梳头，脱著衣时，有随梳、解结有光者，亦有咤声”。唐代段成式描述了黑暗中摩擦黑猫皮起电：“猫黑者，暗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摩擦起电也有具体应用。据宋代的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孔雀毛扎成的翠羽帚可以吸引龙脑（可制香料的有机化合物碎屑）．“皇宫中每幸诸阁，掷龙脑以辟（避）秽。过则以翠羽扫之，皆聚，无有遗者”。关于摩擦起电的记载还很多。 近代电学正是在对雷电及摩擦起电的大量记载和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国古代学者对电的研究，大大地丰富了人们对电的认识。近代对电的认识更加丰富，深入，研究出了各种发电的机器和用电的器材，使电得到了更广泛的利用，为人类的进步起到了重大的贡献
一：汉字发展史概况 中华民族是一个很伟大的民族，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只有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始终没有间断过的传承下来，也只有我们的“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古代一直演变过来没有间断过的文字形式。中华文明也是最独特的文明。 中国自古就有“书画同源”一说，这是因为最早的文字来源就是图画，书与画好比是兄弟，同根生，有很多内在的联系。汉字的起源就是原始的图画，原始人在生活中用来表达自己的“图画”形式。慢慢的从原始图画变成了一种“表意符号”。 大约是在公元前14世纪，殷商后期。“表意符号”演变成了比较定型的“甲骨文”。这被认为是“汉字”的第一种形式。被刻在动物的骨头上和乌龟的龟板上的文字，从殷墟中发现的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以来，中东人都不能解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只有中国现代人能读懂一些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这些龟板上的文字，最先是用来起占卜吉凶的作用，古代的人认为把有关于疾病、梦境、狩猎、天时等一些疑问刻在龟板上，然后用火来来烤烙这些龟板和动物的骨头，其产生的裂缝，占卜者可以根据这些裂缝的形状和走向来判断所占之事的吉凶。这就是“甲骨文”现代汉字的祖先。至今为止发现的“甲骨文”有五千多种。而可以解读的有一千多个。 到了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大量使用，而被刻在青铜的钟鼎和石鼓上的文字即——“大篆”。亦有钟鼎文和石鼓文之称。相传是周宣王时期太史所创写。现在的故宫博物院内存有十个周代的石鼓，上刻有十首四言诗文。因为封建割据，四分五裂各自为政，文字也不尽相同。一直到了秦朝。秦始皇一统中国。才把文字统一起来。 秦朝时期，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其功绩显著的就是当时的宰相——李斯。李斯对当时的文字进行收集整理然后进行删繁就简美化加工后，这种统一后的文字被称为——“小篆”，亦称为“秦篆”。这个时候的文字几乎已经完全没有象形文字的痕迹了。 秦朝时期的“小篆”书写过于规范，书写起来速度很慢，于是民间就出现了许多的简便字体。这种字体的特点是变“小篆”的原为方。改“小篆”的曲为直，并分出了一些偏旁部首，被称之为——“秦隶”。 到了汉朝，隶书十分盛行，“秦隶”并没有完全摆脱“小篆”的结构特点，基本上是方形，而“汉隶”就完全发挥了毛笔的特点，出现了“蚕头燕尾”的波折之笔，书写起来轻松自如。西汉时期流行的这种隶书。称之为——“汉隶”。 汉朝流行“汉隶”的同时，“楷书”正在萌芽阶段。到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已经很盛行，晋代的王羲之，王献父子是楷书的真正创始人，同时吸取了篆书圆转笔画，也保留了隶书的方正平直，去掉了“蚕头燕尾”。使汉字的结构大体的固定了下来。当时被称之为——“真书”，后人因为以这种字体作为学习书法的楷模，即改称之为——“楷书”。 在唐朝时期，“楷书”尤为盛行，盛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书法家都是当时的佼佼者，他们的书法作品至今仍被人们学习作为范例。 由于楷书的工整，为了书写快捷的需要，和书者为了抒发自己的的胸臆，寄情于笔端的创造，产生了一种流动顺畅，一气呵成，极具有韵律和艺术感染力的字体——“草书”。 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就是“行书”，行书没有楷书那样规范严肃，也没有草书那样奔放和难以识别，而是优雅欢畅的运笔，字体书写灵活贯通。也是最受大众喜欢最常用的一种字体。还不懂字体的时候，本人小时候就被要求练习行书。 到了宋朝，中华四大伟大发明之一，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术被发明，“宋体字”也应此产生。最早产生于北宋，是有楷书变化而来。有肥体和瘦体之分，可无论肥瘦，都是横细竖粗，方方正正。显得古朴端庄。 “仿宋体”也是模仿“宋体”而产生一种字体，这种字体的出现至今也不过七、八十年，但是发展十分迅速。是人们最喜欢使用的一种规范字体，在印刷品还有各种不同场合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与此同时，“黑体”也诞生了，这种字体醒目大方，笔迹全部一样粗细，结构醒目严密，笔划粗壮有力，撇捺等笔画不尖，使人易于阅读。由于其醒目的特点，常用于标题，导语，标志等等。丰富了汉字的表现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种字体纷纷诞生，综艺体、整块体、浮云体、变体等等。这是祖国文化繁荣的具体表现，也是汉字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汉字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向》 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刘又辛教授负责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字发展史纲要"，其最终成果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汉字发展史纲要》，这项成果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的观点。 1、关于汉字发展史的三个阶段 在汉字发展史上，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传统的分期是以汉字字体变化为标准，即以大篆、小篆、隶书、楷书为标准划分为四个阶段。这项成果提出，字体变化不是汉字发展中的本质变化，不能说明汉字的历史发展规律，而应从汉字的构造方法的变化来说明汉字的本质变化。这项成果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汉字发展三阶段的理论。即第一阶段是图画文字阶段。商代以前的文字应该属于这个阶段。第二阶段是以表形文字为基础，以表音文字为主体的表音文字阶段。从甲骨文到秦代的文字都属于这个阶段。第三阶段是以形声字为主体，还保留了一些表形字和表音字的形音文字阶段，从秦汉到现代汉字都属于这个阶段。 2、关于汉字的优缺点 现在世界上比较通行的文字有两种：一是用几十个字母记录词语语音的表音文字；二是兼表音和表形的汉字。这两类文字体系，都各有优点和缺点，不能说哪种文字绝对好，哪种文字绝对不好。欧洲的一些学者认为，表音字是最进步的文字，汉字是一种落后的文字。这种偏见被国内的一些学者所接受，他们在书刊上谈到汉字时，很少说到汉字的优点，这是片面的。 汉字的优点。汉字的最大优点，是他的超方言性。中国是地域广阔、方言复杂的国家。在古代不可能做到语言规范化，就是现在推广普通话，也还不能在短期内完成。但是汉字却是全国通行的书面语言交际工具。语言不同，以笔代口写出字来，却完全一样。如果是文字拼音化，就会出现广东文、闽南文、上海文、北京文等，妨碍人们思想交流。汉字的另一优点，是它的有理性。文字是一种符号体系，它可分为有理性文字和无理性文字两大类。所谓无理性，是指纯表音文字，如假借字、音节文字、字母文字等，这种文字纯系一种符号，与要表达的事物没有直接联系。所谓有理性文字如汉字，它除了表示词的读音，还是代表事物形类的标志。如"水"字，是从象形文字水的形状演变而来的。它有表形和表音两个作用。再如"汪"、"洋"两字，用"水"表示类属，用"王"、"羊"表示读音，叫做形声字，是汉字的主体，这种形声兼顾的特点，便于识别和记忆。 汉字在表音方面的缺点。汉字表形字中，有一小部分长期被当作假借字使用，这是汉字中的表音字。由于它的数目不大，且多为常用字，可以不谈。在这里，只讲形声字的表音功能。形声字的声符大都是可以单独使用的表形字，用以当作表音的声符，不如字母表音准确。汉字在表音功能方面有不少缺点，而主要是以下三点：a,形声字的声符不能区分声调的差异，同一个声符往往表示不同的调如"胡"字是阳平字，但"糊涂"的"糊"读阳平，"糊弄"的"糊"读去声。b,形声字的声符，往往因语言的变易，而丧失或减弱了表音功能。如"尚"读"shang"的第四声，但以"尚"为声符的"倘"、"躺"读"tang"的第三声，"党"读"dang"的第三声，"徜"、"常"读"chang"的第二声，"敞"读"chang"的第三声。c,汉字的一字多读的重音现象。如"参"字，在"参加"、"参观"等词中读"can"的第一声，在"人参"一词中读"shen"的第一声，在"参差不齐"一词中读"cen"的第一声，共有三个重音。 3、关于汉字的简化问题 汉字是从图画文字演变发展而来的，若画成其物，笔画就多。从汉字发展史来看，简省笔画一直是汉字演变的明显倾向。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又扩大了简化字的范围和字数，这是两千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汉字改革。经过四十几年的实践证明，在普及教育和书写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从另一方面看，简化字也并非全无可议之处。如"邓"、"欢"、"难"、"树"、"戏"、"对"等字，其部件"又"，代替了"登"等声韵不同的声符，有些草书楷化的写法同楷书的结构不同，有些同音代替字也有可斟酌之处。但文字的规范一经确定，就不能朝令夕改，也不能各行其是，放任自流。汉字是中国优秀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待汉字也要像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样，一是要继承传统而不能割断传统，二是要改革，按照汉字本身的发展规律进行改革，使之成为更好的交际工具。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使得学习汉语汉字的人越来越多。在各国教汉语的教师中，有的来自台湾，有的来自大陆，在教汉字时自然就会出现繁简两套教法。对这两套教法是否统一，或如何统一，有待海峡两岸及海外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共同讨论解决。 4、关于汉字不能走拼音文字的道路 1958年国家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它的作用是作为推广普通话的工具，以及给汉字注音。目前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还有扩大的可能。如小学生在写作文时，遇到不会写的汉字，可以用拼音写这个字，书刊中的难字僻字可以加上拼音，在引用外国的人名、地名时，有人主张用拼音方案拼译等。可以预测，这套方案将会同汉字一样长期生存下去。但曾有人认为，人类语言的书面符号都应走向拼音文字的道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文字一概视为落后文字。这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偏见。汉字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之一，它不但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载体，而且在现在，仍然是全国人民以及国外炎黄子孙的共同交际工具。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外有识之士已认识到汉字的优越性，这个文字体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重新走拼音文字的道路。 5、关于汉字的教学问题 按照汉字的教学方法教学汉字，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陈腐的"六书"说（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造字方法）必须改革。这项成果根据比较文字学的研究，并在唐兰先生"三书"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表形、借音、形声这个"新三书"说。它包括了"六书"中的合理部分，淘汰了"转注"。表形字包括"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这三书；借音字就是假借。改称借音字或表音字，是因为有些人认为假借中还有一种借形字，无中生有，徒乱人意。在唐兰先生的"三书"中，把假借字排除在外，把用表形法造的字勉强分为象形和象意两类，都不妥当。"新三书"中，既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也纠正了前辈的不足之处。掌握"新三书"的划分标准，对于汉字教学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今年八十九岁高龄的刘又辛先生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日记中写到："这本书终于写成，算是了却了五六十年来的一点心愿。······这部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因为有了一点资助，这部书才得以完稿。我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交了这份答卷，希望我们没有白白耗费了人民的这点宝贵资金。"著名语言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马学良先生说："这部《汉字发展史纲要》是（刘又辛）积多年对汉字研究的成果，与其传人方有国合著公之于世的，不但理清古今汉字的本质与发展规律，且从汉字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出汉字改革的方向和汉字教学等一系列的重要问题，是一部研究汉字史和文字改革的务实的论著。"
中国汉字的重要性论文
写字的应该看【书谱】咯！
“哟，这是崔昊岚的字啊，写得还真不赖！”“和一年级比，进步很大啊！”这是我班的任课老师见了崔昊岚同学写的字后发出的赞叹声。想起半年前，我刚刚接手一年级这个新班时，见到他的字是又气又恨，想尽了一切办法才慢慢有所好转。直到现在，他上二年级了，我也跟着他进入了二年级。听着老师们的赞叹，我心中不由得美滋滋的，想着：这里面我的功劳可不少。而像他这样字写得大有进步的孩子，在我们班不止一个。现在我想结合我们班孩子的变化来谈谈有关写字教学方面的看法。 一、 端正态度是“根本” 我一直是高年级教师，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我要在学期中途接手一年级的教学工作，这对于我来说是巨大的挑战。每天，我忙碌于语、数的教学工作中，忙碌于课堂作业的批改中，忙碌于班主任工作的琐碎中，根本无法顾及他们的写字教学。渐渐地，孩子们摸清了我的脾气，课堂作业写得端端正正，但是家庭作业却极其潦草。而当时因为包班的原因，我从来没有花过多的时间去检查他们的家庭作业，即使检查了，因为我的不重视，让很多孩子轻而易举的过关了。这样，孩子慢慢滋生了“马虎”的环习惯。我想除了崔昊岚同学外，还有很多同学是在我这种不顾作业态度，只看完成情况的教学态度下，字才慢慢地松懈下来的。现在想来真的很惭愧，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二年级，我不再包班了。静下心来，我把自己班的孩子的作业和平行班的孩子的作业做了比较，发现了一个令我很难过的事实：无论是书面作业、家庭作业还是单元自测卷，我们班的孩子对写字抱着一种“完成即大功告成”的态度，从不把作业当作练字来写，作业本上常常见到的是龙飞凤舞。而翻开平行班孩子的作业，每一页是工工整整，干干净净，笔迹所到之处轻重分明，有棱有角。这根本是无法比的啊！心痛啊！特别是当听到“崔昊岚的字怎么会变得这样了，以前写的字可好了。”“王晨阳的字怎么这样潦草。”我内心的难受是无法形容的。于是，我对平行班的老师、学生做了一番跟踪调查、比较，发现了问题的根本原因：“写字态度的不同。” 既知道了原因，那亡羊补牢也为时不晚。首先，我在班队课上开了一个“关于写字态度”会议，组织孩子们参观了平行班孩子的作业，引导他们说说观看后的感受，并和他们自己的作业比较一下，寻找一下原因。最后，我和孩子们一起作出了我们班的第一条写字班规：“提起笔来即练字，如果写得不认真那就重写，一直写到好为止。”接下来的日子，我减轻了孩子们作业负担，有时一天的作业只要抄写好十个词语，但这十个词语必须要像练字般完成。我和孩子们一起认真对待每一份作业，每一份作业的评价先看作业的主人态度是否认真出发。态度认真的得到表扬，态度不认真的一定按照班规重写，直到同学们认可为止。 一段时间下来，孩子们的态度端正了，他们不再着急完成作业了。在教室里常常见到的情景是：写完一个字，看了看，不好，擦掉，再写。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月下来，孩子们的字有了明显的进步。因为写字态度的转变、因为我们的共同努力才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真为自己感到高兴，真为孩子们的进步感到骄傲。 “态度决定一切！”写字亦是如此。 二、 写字教学“趣味化” 观察是认识事物的基础。写字教学首先要指导学生观察字形，弄清汉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在指导观察进，如果引导学生对抽象的汉字加以联想，活化汉字字形，汉字字形就会深深扎根学生的心中。这一点我也是在碰壁之后才领悟的。对于一直执教高年级的我来说，对低年级小朋友说话要具有“趣味性”是让我觉得很困难的事。开始写字教学时，我总是按照田字格的位置分布给孩子们讲解每个字的笔画该如何写，不同结构的字该如何摆放，然后让孩子们比较、临摹。这种方法对于自制律强高年级同学来说效果还不错，但对于好动的一年级小朋友来说不免显得机械、枯燥，时间一长，孩子就走神了。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课程标准》在总目标中提出：培植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汉字由抽象的笔画组成。如何让学生对祖国文字的字形产生兴趣，如何让学生对写字感兴趣呢？除了故事、儿歌以外，我在写字教学时采用最多的是比喻法。如“撇“像扫把，“捺”像剑。“点”像小雨点。“横“像小扁担……在教学“伞”字时，我引导孩子们观察“伞”像什么呢？有的说像大蘑菇，有的说像大树……想象生动的比喻，再加上形象的电脑画面的显示，不仅让学生感受到了汉字的形体美，而且让学生对抽象的汉字字形顿生兴趣，产生了写字的欲望。又如“林”字，二木手拉手，肩并肩，为了后一个“木”字的舒展，前面一个“木”字捺变成点，整个字看起来多么和谐。“扇”字，为了让字站得更稳，“羽”字甘愿让自己一半身子露在外面做支撑，给人一种平衡之美…… 补充： 方方正正的汉字，不正在告诉我们，要堂堂正正做人吗？在让孩子感受到汉字形体美的同时，收获的还有伴随着汉字与生俱来的育人魅力。 三、写字作业“认真评” 写字教学中，作业是学生写字练习、掌握写字技能的重要途径，只有通过作业的练习，才能在练中悟其理、得其法，从而提高写字技。对教师来说，作业是发现问题得重要手段，只有通过作业的批改，才能了解学生的书写水平，掌握症结所在，有的放矢地进行指导。由于以前包班的缘由，对于孩子们的写字作业我批改的不够认真，甚至存在着简单了事的现象：只看学生写得对不对，写得端正不端正，而忽略了字的间架结构，笔画神韵等。这种批改方法，严重影响了学生写字水平的提高。 到了二年级，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我认真听了一段时间的书法课，认真观察了书法老师对学生的写字指导，琢磨着他的批改、评价方法。再根据我们班的实际情况，慢慢琢磨出了以下批改、评价相结合的方法： 1、及时改。当学生把作业交来时，教师要及时修改。这样不仅有利于激起学生练习的积极性，同时也利于掌握书写水平的变化。 2、准确改。对作业的批改，不仅仅以画圈圈来给予肯定，对每篇作业都应有准确而富有鼓励性的批语。如“你的字有了很大的进步了！”“你的这个‘反’字写得真漂亮，如果捺笔写得更有力些就更好了。”“你的字端正而有力，如果多注意些笔画的轻重之分，你的字就和大书法家写出来的一个样。”……每次当学生一拿到作业本，最兴奋的事就是迫不及待地读老师今天给他写了什么，他们期待着我给他们的批语，因此他们更喜欢写字了。 3、当面改。学生在课堂练习时，教师通过面改，从运笔、结体布局的角度，当场示范，系统地纠正学生练习中地诸多病笔。这种批改方法，不仅效果好，学生也欢迎。面批课用于个别辅导，也可用于集体讲评。个别辅导用于少数书写弊病比较突出的学生，帮助他们找出病因，指出改正方法。集中讲评是把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包括缺点也包括优点，集中起来，在课堂上加以评述，使好的方面继续保持和发扬，不足的地方加以改正或引起注意。 补充： 4、作业展评。表现欲是小学生的特点。我们教师应该让孩子充分展示自己的成功，为孩子创造展示自己的机会。课堂上，我们采用板演、用实物投影仪等手段展示学生习作。课后，我们在教室办学生作业专栏，将他们的作品上墙“公开发表”，比比谁上榜次数多。这样学生就可以经常了解自己的进步情况，了解自己在班中的位置，而且时常能听听同学生的建议。
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文化圈里，鬼神文化在构成本民族身份与想象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源于祖先崇拜的鬼神文化以严密的系统、逻辑，不仅给原始初民们打上了明晰的地域性烙印，更以缺席而在场的方式为深陷困境的人们许下了一个因果善报的伦理诺言，有效地约束了社会人群的道德规范。法国学者格罗特说：“在中国人那里……似乎死人的鬼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当然，在活人与死人之间是划着分界线的，但这个分界线非常模糊……鬼魂实际上支配着活人的命运。”① 所谓“最密切的接触”、“支配”，透露出在敬畏基础上的人鬼相亲。 从现代的人性观来说，以鬼怪片为代表的非理性类型电影，在用超越现实的艺术想象映照现实人性缺陷这一方面上有着显著的优点。对此，胡克归结得好：“如果没有非现实电影类型的开拓，至少还会造成几方面的不足。首先是对于人性的理解会造成偏差，难以充分展示人性恶的方面。其次难以表现人的深层欲望，反文化因素也就缺少更多的表现机会。再有就是在艺术形式方面难以更大地冲破视觉禁忌，造成视觉冲击力，使观众在精神上和艺术上更多地获得解放。”② 在目前国内电影创作中，这三方面都是匮乏的。确切地说，由于鬼神文化与现代文明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传统鬼神因广泛的崇拜基础而具备较为完整的文化知识体系，到了今天却只能龟缩在藏污纳垢的民间，这在相当程度上致使鬼神类型电影的发挥空间日益狭窄；以批判迷信弘扬文明为己任的启蒙思潮彻底解构了鬼神的精神意义，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的面目日益模糊。这种情形在当下大陆的鬼神片中比比皆是。 一、中国鬼怪的尴尬：何处是家园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鬼怪类型片是缺席的。个中原因在于，鬼怪文化在中国现代社会中难以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即便在目前的接受情境中，唯物论也仍成了鬼怪电影的创作障碍。鬼怪在失去了传统文化所造就的精神家园后，只能是一种无处告白的尴尬；国内鬼怪片摇摆于诸多类型，在凶杀、吸毒、枪战、情色等等类型元素中，鬼怪总是退居次席，仅是刺激感官的视听元素，而与深层次的文化传统无关。如上所说，鬼怪类型片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在当代社会中分崩离析的鬼怪文化已经失去了精神崇拜的意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被斥之封建迷信的鬼神文化遭受了多次打击。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播撒了民主与科学，在知识分子群体广泛驱除了作为文化存在的鬼神阴影(在以科学破迷信的启蒙中，国民性批判与鬼神批判始终联系在一起)，从知识产生与传播的层面上，截断了鬼神文化承续扩散的可能；那么，文化大革命极端粗暴的非学理形式则在观念形态画上了一条巨大的伤痕，严重亵渎了具有精神崇拜意味的鬼神文化，继而影响到当下社会的集体心理。当人们每每赞美高扬西方式的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沉痛控诉给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往往疏漏了标志民族身份的文化传统被迫散落到民间角落的事实。然而很快，鬼怪们寄身的民间这一文化空间又遭致商业文化的鲸吞蚕食。伴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迅猛兴起，西方快餐式的大众文化进一步争夺瓜分文化市场，这导致本已独木难支的民间文化空间雪上加霜，毋庸讳言，同质化的全球想象严重威胁到传统鬼怪本已日渐窘迫的存身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大陆鬼怪类型片呈现的文化症候是复杂的。国内鬼怪类型片处于幼稚不成熟状态，这不能简单归因于电影审查的体制问题。近年出现的如《闪灵凶猛》、《凶宅幽灵》、《七夜》、《午夜惊魂》等鬼怪片在恐怖气氛、血腥场面的营造上，并不逊色于亚洲其他国家的鬼怪片，但是难以叙述一个具备文化意义的鬼故事，这就不得不令人深思。鬼怪类型片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产品，所面对标准化的观众群体(the mass)，在性别意识、知识结构、道德观念等等，与鬼神文化所寄身的民间俗众(the folk)已有较大的区别。与热衷传统鬼怪的香港恐怖片相比，大陆的鬼怪片显然有所不同。专门研究恐怖片的阿甘曾这样说：“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相信有不可以科学解释的事，但我不喜欢缺乏根据的幻想，比如转世投胎的事，这太玄了，超出了广大观众的生活范围和理解范围。”③ 而事实上，鬼怪、幽灵、凶杀、报应甚至情色等内容恰恰是鬼怪文化的必要构成因素。正如此，困惑于怎样运用传统文化(甚至有些是糟粕的部分)参与现代的文化消费，当下的鬼怪电影难以建立起富有传统文化气质的鬼神叙事逻辑，出现了文化身份的混乱，具体表现为： 1、目前国内的鬼怪片一大难题就是寻找一个鬼怪出没的合理性空间。实际上，这是传统基于血缘相承的家庭向现代横向小家庭转换的结果。在传统观念中，“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鲁迅语)，神秘的血缘关系在生死的衔接、容纳鬼怪上存在着广阔空间；而基于现代文明建立起的非血缘关系的小家庭从根本上缺少容纳鬼神的余地。因此，大多鬼怪片或者简单地设置一个偏离现代的边缘的自然空间，以时间停止流动保存了传统文化中鬼怪出没的合理性，如《闪灵凶猛》中探险者盘桓的古寨；或者以“现代人闯入旧家庭”的叙事模式，如《七夜》新婚回来的古宅，但如此绝缘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假想空间难以引起观众的切身感触。 2、国内鬼怪片始终立足于阐释现代文明与传统迷信的启蒙主题，这导致影片内部存在着呈现鬼怪却又否定鬼怪的矛盾。现代性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出现的社会意识，否定鬼怪存在的观念已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加之主流意识对鬼怪存在的否认，也使得鬼怪难以真正地扎根于当代社会。因此，国内鬼怪片主体部分虽然充斥着令人惊悚的鬼怪形象与声响，结尾却又回归到现代社会的现实逻辑上来，从根本上消解了整部影片重点渲染的鬼怪，如《闪灵凶猛》最后归结到保护自然生态的问题，而《七夜》中的鬼怪，既不是古代上吊的三姨太太，也不是源自现代冤死的妹妹云袖，这些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装神弄鬼，影片所归结的制毒、贩毒、凶杀等现实社会问题严重羁绊了鬼怪片超现实的想象力，与《午夜惊魂》非常类似。这种否认鬼怪的存在，在一部鬼怪片中可能会用惊悚的视听效果遮掩了负面影响，但很不利于整个鬼怪类型电影形成特有的叙事逻辑。 3、笃信启蒙理性的当下中国以科学为发展大旗，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类终极关怀的兴趣。如果说提炼、契合当下社会心理的热点、难题是类型电影叙事的根本，那么，我们不能不说，科学促使物质财富剧增的同时，也加剧了迷恋现世的享乐主义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由此导致肤浅地理解鬼怪。鬼怪与死亡的联系，古已有之，《礼记·祭法》云：“人死曰鬼。”这也是当下国内鬼怪类型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方式，鬼怪把死亡、恐怖勾连起来，但又由于鬼怪存在遭到根本否认，死亡与恐怖也失去了表达的力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以鬼怪表达恐怖绝非传统文化的特征，人鬼相通、相亲同样可能形成最富魅力的文化亮点。《尔雅·释训》云：“鬼之为言归也。”郭璞注引《尸子》云：“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可见鬼怪绝非现代人想象得那么可怖。正如应锦囊先生所说：“中国早期关于鬼怪的叙述文体，虽是以志怪为主，但简单朴质，没有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当它们沿着唐代传奇发展成为很完美的小说时，更不以恐怖为审美感情……恐怖必然会破坏那含情脉脉的使人深思的愉悦与哀伤的境界。”④ 鬼怪理解的狭隘化把鬼怪与性爱相连的传统元素也割舍掉了。《七夜》在表现新婚夫妻亲热时的羞涩与犹豫(从演员到镜头语言，都是如此)足以证明。的确，在传统文化的精神格局中，“鬼神世界提供了一个自由的文化空间，一个可以恣意泼洒才情的地方。中国作家可以借助鬼神世界表达自己的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或在非现实的面罩掩护下，淋漓尽致地表达对现实的挞伐，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⑤ 鬼怪类型片尽管是“曲折的现实倒影”，但毕竟也是表达现实之一种策略，从这个角度说，对现实生存与死亡体验的匮乏，也促使了国内鬼怪类型片的苍白单调。 二、日本鬼怪类型：透视现代人性的曙光 当我国鬼怪片较多地把叙事视点限定在成人的时候，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则将视点控制在未成年人身上(尤其是中小学生)，虚拟的鬼怪世界在学校这样一个传播现代知识的场域中出现，恰恰利用了知识理性在滥觞时虽触及到神秘的生命存在而又充满困惑的矛盾性。《午夜凶铃》中那盘贞子复仇的录像带首先就在学校中流传开来，血腥而诡秘的《情杀》主要叙述学校里那群青春而敏感女生的情爱故事，《学校怪谈》从影名上就标示出学校这一特殊场合。日本鬼怪片把学校设定成鬼怪出没的领域，又把传播知识的老师们排除在外，对深受神秘力量支配的学生无力援助。这表现出日本鬼怪类型片一方面充分利用儿童强烈的好奇心与不堪惊吓的脆弱心灵，迅速地将恐惧害怕传达出来，以极具传染的力量，形成让成年观众恐惧的氛围；另一方面，这种处理将传统鬼怪文化的恐怖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社会关系简化后的孩童们与成人隔离开来，以弱小群体在巨大能量面前的孤立无援构成了一个人类存在的文化隐喻。 尽管日本鬼怪类型片将叙事视点限定在未成年人上，但是又大多将审美诉求拓展开来，延伸到成年的世界。这种矛盾的定位反映了深具传统文化特征的鬼怪文化积极融化现代文明。之所以限定在未成年人的叙事视点，因为孩童思维具有人类早期的混沌特征，能够真实保存与还原传统的鬼神观念，给鬼怪的出现与存在留下颇具说服力的叙事空间；而观众诉求点之所以能够拓展，就在于已成传统的鬼怪类型片持久地刺激、保存散落在当下社会群体中的鬼神崇拜，积极回应传统的鬼文化，体认独具特色的民族身份。我们知道，日本鬼怪借用佛教中牛头马面、罗刹夜叉等形象，狰狞而恐怖，生性尤其残暴，一出现就以吃人为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化的鬼怪存在很大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现代社会中，物质高度发达，科技理性日益昌明，单纯的鬼神恐惧以及承载其上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传统鬼文化有所淡薄，而形貌狰狞、丑怪的鬼则在现代人心灵深处唤醒了一种原始的淳朴可爱之感。在许多地方民俗中，鬼起到赐福于人，监督行为的作用。显然，在现代科学观念疏离与间隔后，传统鬼文化令人恐怖的一面逐渐置换成祛除功利后的审丑愉悦。日本学者高平鸣海在《鬼》一书中提到，“我其实喜欢鬼，虽说鬼有各种各样，但他们拥有强大无比的力量，即使最后被打败的鬼，其形象也十分纯洁。”⑥ 应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照此逻辑，日本动画片出现大量的鬼怪内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千与千寻》就是典型的例子。从类型上说，这部动画片无可争议地属于鬼怪片类型，宫崎骏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想象力，无论从影像的空间造型上，还是整部影片的叙事逻辑，严格遵照传统文化的鬼怪体系，如以隧道将阴阳世界分割，契合古代洞天的空间观，环绕四周的冥河、高崛的奈何桥、日息夜作的习惯以及父母因贪吃而成为猪，均符合佛教对地狱的设置。与此同时，电影叙事也遵照传统鬼怪逻辑：人类误入鬼神领地触犯禁规、遭致惩罚，而人格亮点最终解除魔法重归人间。影片中拯救父母、突现孝道的传统伦理(从一定程度上说，《千与千寻》与传统鬼戏《目连救母》有着相似之处)在日本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中难以见到，而《千与千寻》将之融合在儿童题材，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千寻身处厄境时，善良、坚韧、勤俭、谦敬等传统道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说，日本的本土文化借助儿童、鬼怪题材获得了极其生动的表达。当然，这并不是说《千与千寻》就只有传统文化，影片在传统鬼怪叙事的框架中融合了现代人性观，千寻与小白的情感契合冲淡了传统孝道的伦理色彩，主体部分两人的交往过程被编导释读为一段在互助过程中浪漫唯美的爱情，而这打动了无数年轻人的心。 弱化道德观念导致因果报应的传统叙事链条松懈，好人善报的观点已大为改观。如《情杀》中大方热情的田中并未因为良好的道德素养而获得善报的结果，相反她也在众人面前自杀殉情，极为惨烈；而罪魁祸首的柴山武彦与情人在死去后也并未受到恶报，这与传统鬼怪片就完全不同了。再如《午夜凶铃》中冤死的贞子是报怨复仇的恶鬼，然而在报复中完全不顾对象善恶的道德区分，在相当程度上质变成一场鬼与人的战争，因此《午夜凶铃》的第二部就逐渐滑向了科幻类型(贞子的录像带之所以具有杀伤力，是因为带有易于传播的病毒)，偏离了传统鬼文化匡正道德、监督行为的功能轨道。而从影像叙事看，利用鬼怪文化的神秘、诡异、恐惧、尊崇等传统的心理惯性，在视觉效果、氛围苦下工夫，这可算是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历来的一大特点，然而伴随着社会观念的现代改变，也出现了祛除鬼怪恐惧、增强人鬼相亲的倾向，以个人成长的类型来拓展单一审美效果，使之逾越单纯宣泄恐怖、绝望等心理的藩篱，呈现出坚强而自信的现代人性观。《情杀》联系阴阳两界的是绿子与尼之介相约路旁小庙的承诺，由于这承诺使已然发疯的绿子与母亲从病院逃出，与尼之介相会，也才引发学校这一场血腥的恋爱悲剧。《学校怪谈》也以承诺的方式实现故事的逆转。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注重人格尊严、个人独立的现代人性观对日本鬼怪片的改写，具有相当的文化表征意味，从人鬼相斗到人鬼相亲，富有魅力的现代人格在鬼怪类型片中崛起，暗示了西方现代文明在日本强劲增长的态势，积极促进了当下日本大众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三、韩国鬼怪类型：回归传统的现代 众所周知，韩国影视剧自由地穿行于注重传统人伦道德与现代文明之间。这突出表现在以《我的野蛮女友》为代表的青春偶像片，时尚的消费、靓丽的容貌、张扬的个性使之载负着清晰的现代感，而在都市现代的面具下，仁厚、含蓄、专一等传统道德形成最令现代人怦然心动的人格亮点。与电影相对，韩国电视剧尤其是家庭亲情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等，充裕地传达现代家庭中的传统文化品格，以传统家庭的伦理观照现代社会中小家庭的缺陷。应该说，执守本土题材、关注本土道德观念，形成了旗帜鲜明的文化个性，这是韩国影视剧成功的关键，从中可以透视出民族强烈自尊与自信。简单地说，物质繁盛，经济腾飞，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为韩国现实题材的影视剧叙事提供了坚定的本土立场，为观剧者提供了现代的消费想象，而且，现实的成功使影视剧编导们在表现如上信息时无比自信，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⑦。与日本电影一样，韩国影视剧对当下韩国民众体认、增强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伴随着韩国影视剧在整个亚洲文化市场的猛进如潮，韩国本土文化弥散开来，乃至刺激了亚洲的文化自觉。有论者就认为：“韩国电影如今已从单方面的观赏、娱乐，变成东方意识自我认识的桥梁，在亚洲，正担负着更加宽广的文化使命。”⑧ 应该看到，韩国影视艺术的崛起与强化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尽管与青春偶像片相较，韩国鬼怪类型片在观众票房以及艺术成就上有所逊色，但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突破。青春偶像片强调容貌靓丽、个性张扬的现代特点，但又以传统儒家中和的美学原则，强行控制激情的迸发：传统与现代出现一种交织复杂的状态。相对说来，鬼怪类型片中的传统与现代交锋则简单得多，它无意表达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性，而重在体认鬼怪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目前韩国类型电影(包括大量的文艺片)积极体认、严格遵循本民族文化身份下，具有悠久传统的鬼怪必将进入电影，鬼怪类型片迟早都会焕发出令人惊悸震颤的审美效果。如近年来就集中出现了如《指甲》、《圈套》、《女校怪谈》、《退魔录》以及《凶咒》等等一批鬼怪类型片。应该说，《红眼》(导演金东斌)更是成熟地运用大光比的布光、低色调、不均衡构图，空洞的车厢对人类的挤压等等黑色电影的影像风格；并且，影片充分发挥了声响效果，如偶然响起令人悚然的火车汽笛声，这显示出韩国鬼怪类型片的导演们已经成熟地运用鬼怪类型的诸多元素，在形成惊悚的视听效果方面，即使与擅长营造恐怖气氛的日本鬼怪片相比也毫不逊色。 与日本鬼怪片不同的是，韩国鬼怪类型片叙事结构更具有强烈的传统鬼怪文化色彩，现实的人与想象的鬼怪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比附关系。如果说日本鬼怪片一方面遵循并强化传统文化中的鬼怪观念(如凶狠的恶鬼形象)，另一方面又以日常理性获得了审美距离，形成颇具现代意味的审丑效果；那么，韩国鬼怪片则始终沿循传统鬼怪文化的发展轨道，以作为文化观念而存在的鬼怪监督并规范着人类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举动。如上所说，日本鬼怪片注重以现代人性观改写传统鬼怪囿于人伦善恶的叙事逻辑，而韩国鬼怪片更强调传统鬼怪文化中的道德因素。 韩国鬼怪类型片注重鬼怪与人类的比照关系，深入挖掘了多重的鬼怪空间。这与我国传统小说颇有相似之处，“开拓或者更确切地说臆造了一个幻想的、虚妄的鬼神世界。这是一个神奇、神秘的世界，是一个想像或幻想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空间或符号的空间。它与人世构成了相互对立、比照、对抗、互补等多重关系。”⑨ 只有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人才能进入这个臆造的鬼怪空间，并与之交流、解决现实的困境。如《死亡幽灵》中建筑在中央博物馆地下的迷宫，是鬼怪亡灵出没的地方；而故事情节也曲折反映出韩国民众敌视日本军国主义的事实，表达了立足本土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性。而在发达科技的事实影响下，现代网络的虚拟空间也给传统的鬼怪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如《血瞳》中，玛丽妇科门诊网站成为死亡网站，点入者均死亡。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全然不同的空间是怎样在韩国鬼怪片中叠加在起来，又是凭借什么获得文化黏合力的呢？依靠的就是神秘的时间。如《红眼》中，现实中的列车把凶杀、恋人情感冲突组建在一起，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现时叙事；并以阴暗的色调、空荡荡的空间、诡秘的行动，在同一列火车中又划分出另一个臆造的鬼怪空间。现实与鬼怪空间利用时间的相似性叠加在一起，用快速推拉的镜头、闪白等方式模拟主观幻觉，以身体与灵魂分离的传统鬼怪逻辑为依据，挣脱出肉身的灵魂进入了鬼怪的幽灵空间。这在韩国鬼怪片中屡屡可见。混淆人鬼的空间叠加迷惑了观众，增加了观赏的难度，并且也确定了以现实与鬼怪的空间分离而使故事出现了终止的逻辑基础。时间的另一个神秘性表现，就是循环往复的时间倒流，说到底，这种循环时间观是原始初民在四季轮换的时间经验中积淀下来的，给传统鬼怪文化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日常生活经验，也给韩国鬼怪片热衷的生命复活主题提供了叙事逻辑。如《笔仙》中火烧惨死的金仁淑借助同样被烧死的母亲贞英而重获生命；《血瞳》的“以复活代替被爱”的宣言，真切而愤怒地呈现了当下社会的缺陷。如果说前者是铭刻了农村形态对女性的歧视，强烈批判了基于男权意识的学校教育，那么后者揭示了当下社会爱情的脆弱性，尤其表达了对追求事业、而缺乏道德责任感的男性愤怒之情。不仅如此，循环的时间观也被积极吸纳到电影的叙事中。如《死亡幽灵》以鬼怪追踪张德熙的画面循环出现，分点介绍朋友的死亡，新颖而独到地组织了不同时空的画面，一片诡秘的死亡气氛由此扩散开来。 综上所述，韩国鬼怪电影的传统道德烙印在东亚电影群落中是十分清晰的。它既不同于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的鬼怪片，在失去传统文化的支持后，叙事最终回落到现实社会，鬼怪仅仅成为了确证唯物主义的变相注脚；它也不同于日本鬼怪类型片以传统的鬼怪文化来注解西式的个人主义，以别样的人性风景，窥见西方文明侵蚀的蛛丝马迹。对于我们来说，执守本土意识的韩国鬼怪电影，在体认民族文化身份、呼唤民族自信心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韩国电影之所以如此，与国民道德教育密不可分，正如有学者所说：“纵观各国青少年道德教育，韩国是其中体系最为完整、与本民族文化结合得最为紧密的国家。韩剧的编剧、导演、演员都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熏陶出来。这也无怪乎作为流行文化产品的韩剧承载了那么多的传统伦理美德，反过来对素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的中国观众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教化。”⑩ 从呼唤本土意识的角度上说，这给当下文化身份混乱的中国电影以重要启示。 注释： ①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296-297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胡克：《中国内地类型电影经验》，《电影艺术》。 ③王迅：《中国恐怖片的“恐怖”极限》，《周末》2004年3月31日。 ④应锦囊：《中国鬼怪文化与小说》，《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⑤⑨刘登阁：《中国小说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格局》，《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 ⑥参见王鑫《中日两国鬼文化差异之探寻》，《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卷增刊。 ⑦相关论述请参见拙文《论当下韩国电视剧的审美悖论》，《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⑧钱有珏：《影坛“韩流”之启示》，《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2月13日。 ⑩赵建华：《韩剧与道德教化》，《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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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电影的方式 《电影的读解》是一门关于电影的课程。但它并不是一门严密的、系统的关于电影艺术的概论，更不是一门电影美学课程，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门电影艺术的入门课程。称它为入门，一方面是作为主讲者的我还谈不上对电影艺术有很高深的研究，另一方面是作为听课者的大家也是初次接触。这门课将主要通过对电影的一些基本艺术问题的介绍，结合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评价，来达到提高电影艺术欣赏水平的目的。希望能在这方面给大家一些印象，一些启发，使有兴趣者可以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去发展自己和提高自己。 一、认识电影 进入当代社会以来，看电影已经成了一般人，特别是文科大学生的普通经验了。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文化程度高低，都喜欢看电影，而且都会看电影。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电影有一般文学与艺术样式所没有的直观性与生活实感。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说过，电影从静止到运动，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它所发展出来的正是还原生活的能力，与生活真实的距离正在缩小仍至消失。特别是电脑时代，甚至可以复制出无法再现的一些景观，如过去与未来的世界。而进入跨国资本主义时期——后现代，一方面是全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而文化的融合已是经济的融合之后不可阻挡的前景。在这种情况下，电影是最具有全球性的一种艺术形式，詹姆逊就把电影看作是后现代的艺术形式；另一方面是由于电视与电脑的出现，从人类文化的发展来看，图像的时代正在取代文字的时代，而电影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之一。所以它的大众性，大众化才可以有如此高的程度，而一部《泰坦尼克号》也才有可能风靡全球。 但是电影的魅力除了直观性之外，一般人却不大注意到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仪式对观众的潜在影响。 足以为证的是： 去电影院里看一部电影，和在家里从电视上去看同一部电影其审美的效果是很不相同的。原因就在于，除了故事的层面之外，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还是一种文化的参与， 一种仪式的参与。 这就意味着， 作为放映电影的场所——电影院，对于电影成为一种艺术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过去在南京，现在在香港，看电影的仪式感是很强的。 隐性的灯光， 隐蔽的银幕、 典雅的装饰， 都在提醒人们已经进入一种非生活化的状态。接着灯光渐暗，纱幕徐徐拉开，而音乐则悠然响起，观众是慢慢地， 不知不觉地被引入的， 电影院所做进入仪式为观众提供了心理的准备。这不像我们的电影院，人还没坐定，灯光突然灭了，到处吵吵嚷嚷。 而封闭性的空间，场地的黑暗、大致相同的坐姿， 银幕上光影与声音的引导，观众心理的放大效应，所有这一切，都在强化着一种进入仪式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观众的主体意识暂时消失，而身心两个方面都不由地交给了银幕。所以看电影都会有一种失去自己的感觉。特别是当代电影的视听强剌激，用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就叫着“感觉剥夺”。而美国学者宾克莱曾使用过一个概念叫“委身”，来形容艺术欣赏的这种状态。这是一种有如宗教仪式的艺术仪式。人们只注意到电影故事的吸引人，而没有注意到进入电影院参与艺术仪式对一个观众心理的潜在影响。
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4%，发展到1995年的3%。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4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制片人的时代——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特点制片人制度的确立难以确切统计目前韩国有多少家电影制作公司，1997年至今，每年的五六十部电影分别是由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制作出来的。很多导演成名后即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并常以姓名来命名公司。可以确定的是，进入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制片人控制着从管理资金、策划到制作的全过程，这一制作系统已经完备。这十年可以说是制片人的时代，成功的大部分电影如果说是“制作人的电影”也毫不夸张。此处所说的制片人，主要指前述90年代后兴起的独立制片人。首先，制片人的融资渠道多种多样。他们通过向发行公司销售地方发行权，或者销售录像带版权来获得投资，90年代以后则主动向大企业或风险资金拉投资，向政府的电影振兴公司做抵押版权融资。近两三年甚至出现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如后来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犯规王》，在互联网上公开募集1亿元韩币，每位影迷都可以从自己的账号上投资5万元韩币，极大地活跃了制片机制，推动了参与意识和消费互动。其次，制片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注重商业类型片的生产(包括策划、制作、控制)和宣传营销，并将主体受众瞄向年轻观众。他们极为重视影片的前期策划和精密控制，以迎合或引导市场。80年代的重要导演裴昌浩和李长镐在90年代上半期拍出的艺术电影在商业上完全失利，使独立制片人认为必须把握观众迅速变化着的消费趣味。各独立制片公司负责策划和营销的部门日益专业化。1995年的《301，302》、《炎热的午后》、《低声》等几部女性影片把高学历的年轻女性作为目标观众，获得较好的收益。然而1995、1996年间，曾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分的低预算影片终归失败，因为观众并不理会什么“低成本”和“新导演”之类的说法。于是制片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分析市场趋势、把握观众趣味和严密监控制作过程中去。1998年开始兴起的伤感类型的爱情文艺片热和恐怖片热，正迎合了经济低潮期的观众，大获成功。如《信》、《女校怪谈》。为确保商业利益，制片人不得不效仿市场上已经成功的影片，而这种“效仿”、“跟风”，实际上即是类型的重复、成规化和深入、革新的过程。“跟风”使得韩国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类型模式生成，同时，电影受众的年龄层相对向低龄化发展，因为他们相对容易趋附和引导。除了像《西篇记》、《生死谍变》和《共同警备区》依靠媒体的成功宣传，在全国获得巨大反响的影片外，其它能使中年以上的观众也能来到剧场观看的电影几乎没有。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韩国制片人制度的第三个标志是，大片的出现和制作费的普遍提高。经济利益决定了大财团和风险投资、独立制片公司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如同好莱坞的“重磅炸弹”策略，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影片投资不得不与日俱增。为了保证票房，或者说为了拥有更多的票房安全感，商业片中普遍起用明星，无疑也增加了制片费用。 韩国国产电影制作费变化表(1995—2000)(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 ，笔者翻译、绘制。)年度 19951997199819992000平均制作费用(千美元) 769 1000115414621654 韩国电影发行网的扩大使韩国电影也可以成为“大片”——大投资的电影在数十个、上百个影院同时上映，在短时期内迅速获取高额票房收入。而原来大片的概念是只属于好莱坞电影和少数香港动作片的。然而韩国电影业的资金与人才毕竟有限，一家公司要制作10部影片，其中两三部能引起关注是正常状态，但在韩国电影制作系统内部，事实上往往把所有的力量倾力于其中一两部影片的成败，剩余的作品则干脆被视为没有价值的产物。一两部高票房的电影可以成就一个公司(制片人)和一个导演，而一两部影片受挫则拖垮一个公司和埋没一个导演，也是屡见不鲜的事。许多80年代重要的电影导演现在没有机会拍片，不能不说是韩国电影业的一个损失，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大片和高票房策略还助长了观众和媒体对韩国本土电影的盲目热爱，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过热”病值得警惕。此外，制片人中心制下的演员明星制或者称明星效应，在韩国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好莱坞、香港相比，韩国明星的类型化情况不明显，这是一个重要的产业特征。朴中勋是韩国最为杰出的喜剧演员代表，创造了90年代上半期最为成功的商业片(《我的爱，我的新娘》、《两个警察》等)，但他也出演《冷酷无情》这样的动作片。影院联合集成统一院线，并和发行公司达成更为密切的关系，使韩国放映系统趋于规范。影院的普遍改造和多厅影院的出现，满足了观众的多样化需求。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影院萧条后，90年代后期，韩国的银幕数量开始不断增多。 韩国90年代银幕数量变化表(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笔者翻译。)年份银幕数量观众人次(百万)1991 21992 111993 231994 351995 131996 21997 521998 181999 722000 62韩国电影振兴现象是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发达、大众文化普及的社会背景下，由资金来源变化、电影政策宽松、电影文化普及和新型电影人才出现所带来的电影繁荣现象。其主要标志是制片人制度的形成和商业类型片的繁荣。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的成功，首先证实了电影的经济原则：电影是在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院线——而且主要是观众和制片方——之间不断交流、协调的结果。制片人作生产的主要控制者，将商业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将类型片作为主要生产品种，在成规化生产的同时不断提高工艺水准和拓展类型品种，以满足和引导观众新的消费需求，同时不断提高生产费用并采用大片战略以获取更高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