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论文有哪些特点

远看是条狗 近看郭沫若。余秋雨文 革时期贬低并殴打老舍，这两个人文化造诣在高也不行

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运动以后，像郭沫若这样在许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可以用奇才这个词来形容。郭沫若在学术的若干领域，特别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在中国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辉煌的、巨大的。这些年，特别是近几年来对郭沫若的批评，有的符合事实，有的是歪曲事实的。出现批评和新的看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总体上说，它会推动学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应当是有批评有反批评的，但是，在对郭沫若的反思中，有些文章、有些学者采取了轻薄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应该注意以科学的态度来对他进行研究。 郭沫若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无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崇高学术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贡献决定的。像他这样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学者，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没有几人，二十世纪以前亦不多见。对郭沫若的“反思”，实际上涉及到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如何认识的问题，即二十世纪的优秀文化遗产是什么，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何在这个根本问题。对郭沫若的评价要像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一样，坚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要着重揭示本质和主流。如果颠倒了主流和支流的位置，把支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甚至不惜污蔑和谩骂，那就背离了评价历史人物应有的原则和方法；这同无限拔高一个历史人物的做法一样，都是不可取的。

风格恬淡，语言自然清新，韵律和谐优美，表达了诗人纯真的理想。那意境都是平常的，那节奏也是缓慢的，如细流，如涟漪。但就是这平淡的意境带给了我们丰富的想象，让我们的心灵随着诗歌在遥远的天空中漫游，尽情驰骋美好的梦想。

一九三六年五月，鲁迅在回答埃德加�6�4斯诺关于现代中国文坛最优秀的作家有那些的提问时，把郭沫若同时列入「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最优秀的戏剧家」和「最优秀的诗人」之列，这在当时的新文学作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戏剧—主要是历史剧—创作贯穿了郭沫若的一生，亦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贡献。 郭沫若的戏剧创作时期 　郭沫若的戏剧创作有诗剧、话剧，更以历史剧题材为主，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几乎是与他的诗歌创作孪生于「五四」文学新潮中，迄于六十年代初，这四十余年大致可分为三期：二十年代以《三个叛逆女性》为代表的成型期，四十年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成熟期和建国后产生了《蔡文姬》《武则天》的延续期。 （1）早期诗剧 　　郭氏共创作了十多部篇幅较短小的诗剧。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二十年代创作的《卓文君》、《王昭君》和《聂萦》。《卓文君》描写汉代孀居才女卓文君不从父命，私奔司马相如的故事。《王昭君》根据历史上汉代女子王昭君被选入宫，后又遣嫁匈奴的身世写成。但作者将王昭君的「命运的悲剧」改写成「性格的悲剧」。王昭君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敢于冒犯帝王淫威，自愿出嫁匈奴。《聂萦》着重表现聂萦、聂政姐弟舍身除暴的侠义精神。这三部诗剧，不仅体现了时代精神，而且也初步显示了郭沫若历史剧豪放、热情、诗情迸发的特点。 （2）抗日战争时期的戏剧创作。 　　抗日战争时期是郭沫若戏剧创作的高峰。他在一九四一年冬到一九四三年春的一年多时间连续写了六部剧作，其中以《屈原》为标志，思想艺术达到了他戏剧创作的顶峰。一九四二年一月，郭沫若以十天时间完成了他的杰作《屈原》。《屈原》取材于战国时代诗人屈原的事迹，但剧本未拘泥于实事，而是把屈原与楚怀王为首的统治集团的矛盾集中在一天之内，以南后对屈原的引诱不成，阴谋陷害为主线，以屈原的弟子宋玉变节攀附权贵，而侍女婵娟却代屈原误饮毒酒而死为陪衬，生动地表现出伟大诗人忧国忧民、不畏强暴、磊落坚贞、大义凛然的崇高质量。屈原在暴风雨中的悲愤呼号「雷电颂」，作为「道义美的化身」和「诗的魂」的婵娟之死，控诉了旧中国的黑暗，道出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引起当时观众的强烈共鸣，这是中国话剧史上的光辉一页。一九四二年四月，中华剧艺杜在重庆国泰大剧院演出此剧，由陈鲤庭导演，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张瑞芳饰婵娟，顾而己、孙坚白，施超等人演出，引起轰动。其后，《屈原》曾多次演出。并远赴日本，苏联上演，一九七九年第四次在日本公演时，演出五百余场。一九八０年十一月，河原崎长十郎率演出团来华演出，自扮屈原，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 　　其后，郭沫若继续创作了历史剧《虎符》（一九四二年二月）、《高渐离》（一九四二年六月）《孔雀胆》（一九四二年九月）《南冠草》（一九四三年三月）。多产而创作力充沛的郭沫若身兼浪漫主义诗人与历史学家，在历史剧创作上，他使史与戏、戏与诗达到了和谐的统一。他的历史剧在内容上以古鉴今，在艺术上则发挥激越的诗情和丰富的想象，从而产生出巨大的感染力量。 （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戏剧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负着繁重政治和文化领导工作的郭沫若开始着手武则天和蔡文姬的艺术形象塑造。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蔡文姬》（导演焦菊隐，朱琳饰蔡文姬，刁光覃饰曹操，蓝天野饰董祀，朱旭饰左贤王）。 一九六０年初，剧本《武则天》创作完成，描写武则天「最成熟的时代」（即六十岁前后的六年），以平息徐敬业策动叛变作为剧情的中心，塑造了一个胸怀大度、才识过人的女政治家形象。《武则天》是郭沫若最后的一部剧作，一九六二年七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公演（导演焦菊隐、梅阡，朱琳饰武则天，郑榕饰裴炎，童超饰太子贤，郭莘华饰上官婉儿）。 郭沫若的戏剧创作特点 　　不仅是历史剧作家，而且是史剧创作的理论家的郭沫若在戏剧创作上有许多精辟见解，如他主张「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精神，历史研究要「实事求是」，史剧创作则要「失事求似」。」根据这一原则，他放弃了为屈原作传的计划，而用屈原的一天，概括了他的一生。《屈原》的成功，正是在「失事求似」这一原则下使创作获得「自由」的结果和收获。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剧作者与被描写对象的融合。从二十年代始，他的剧作都是他自己感情迸发的产物，都有他自己的声音，《屈原》更是主客一体、高度融合的代表。他的剧作是作者作为政治家、史学家、诗人三位一体的产物，有他独特的个性与特点，是自成一派的历史剧作家。

郭沫若的散文气势浩荡，又清丽、缠绵。郭沫若创作风格形成了一种奔放、飘选、积极向上,其风格表现出一种崇高美、阳刚美,带有理想主义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