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期刊点评模板

中国文物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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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山虎啊

不收录。《文史天地》原名《贵州文史天地》，创刊于1994年，由文史委所办之《贵州政协文史资料》更改刊名而来，2001年经新闻出版署批准，更名为《文史天地》，从刊名上打破了地域的界限。此后，在政协和办公厅的直接领导下，《文史天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成了一本选题严肃、秉笔直书、不为尊者讳、涉及面广、知识性和可读性强，深受广大读者喜欢的文史刊物。在全国同类期刊中，发行量位居前列。

再同意不过了。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在登临讲坛之前，于丹、康震、郦波、蒙曼等人似乎过于自信，在《百家讲坛》、《中国诗词大会》上的风光与尴尬，其背后所凸显的其实是他们知识结构的缺陷，知识储备的不足。而在这背后潜伏更深的原因，则是我们的文学与教育普遍存在的浮躁，尤其是当代高校知识分子的浮躁。黯然下来的“学术明星”于丹，基本作别荧屏，回归高校课堂本位，此后蒙曼、康震、郦波等“学术明星”在“中国诗词大会”上闪亮登场。但很快网上就开始议论纷纷。先是吐槽康震等评委诗词水平较差，之后又认为郦波的自创“集句”不入流。有人为康震等辩解，说人家是教授又不是诗人，大会是背诗又不是作诗，何必苛求评委的诗词水平。殊不知历代著名诗论家皆擅诗。不擅诗而研究诗，高谈阔论，终难免隔靴搔痒之讥。《中国诗词大会》对诗词的普及会起到毋庸置疑的正面引导效果。但令网友不满意的是，节目组邀请的评委康震、郦波等人，却是完全不会写诗词的外行。在节目里，郦波玩的“集句”，康震作的“诗”，均招致内行人的指摘。实话说，现在古典文学最大的弊病，在于研究者对于创作是外行，主要是研究诗词文化、很多更是研究“对文化的研究”。郦波和康震都在节目现场作了一首“诗”，郦波集苏轼诗词：“人间有味是清欢，照水红蕖细细香。长恨此身非吾有，此心安处是吾乡。”康震的自作诗：“大江东去流日月，古韵新妍竞芳菲。雄鸡高歌天地广，一代风流唱春晖。”两者都是完全未入流的作品，与其文学教授的身份极不相称。自有格律以来，古往今来的绝句，第一句不是仄声字结尾，都是要押韵的。作为诗词大会的评委，这样的常识没有，令人遗憾,此为其一。其二，二十八个字，除了必须重复的，比如“细细香”，还出现了两个“是”，两个“吾”，两个“此”，哪个诗人词人这么干过？除非是特别有意为之。诗词是一门讲究凝炼的艺术。其三，平仄出了问题。“长恨此身非吾有”的平仄不对。原文是“长恨此身非我有”。吾字是平声，我字是仄声。苏轼的平仄没错，郦波搞错了。其四，“欢”字没押韵。押韵的两个字，一个字是“香”，一个字是“乡”，两个读音一模一样，没有变化，极其死板。其五，这首诗所集的四句，没有关联性。尤其是第二句，在整首诗里完全不知所云。其实不止康震、郦波、蒙曼等学者，很多教授著作等身，研究对象从李白杜甫到李商隐李清照，再到杨慎和纳兰性德，但写不来一首符合格律的诗词来。尤其是在央视舞台上，面对众多的诗词爱好者与观众，作为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康震、郦波，多次出错，误导观众。现在许多高校的教师，知识结构、知识储备是不理想、不到位、不扎实的。做美术学院院长的，只“懂”美术理论，不会绘画，不如现今一个三流画家；当文学博导的，写不来诗歌、小说甚至散文，不如民国时代一名国文中学教师。这些所谓权威、大咖，早在念大学、硕博时，就懂得将发表论文和学位、职称挂钩，于是“旁征博引”“转益多师”，唯独看不见他们的真知灼见，摸不着他们的真心诚意。“剪刀一剪，浆糊一粘，大名一签，长长一篇。”许多所谓学术论文就是这样被炮制出来，从而催生出大量“学术垃圾”。看看如今那些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有时引文、注释、参阅的资料篇幅比正文还要长，感觉如此才有“学术含量”，才是“无一字无来路”。评论家孟繁华说：“现在的学院派批评确实出现了严重问题，批评文体的僵化，使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大大降低”。孟繁华所说的学院派，很大部分是在高校从事文学教学与理论评论的教师。我也接触过一些大学文学院的教师，他们谈起他人的小说散文诗歌剧本，可以说得唾沫横飞、头头是道，可是你让他们写一篇文学作品，哪怕是几行小诗、一个微型小说，他们立马黔驴技穷、噤若寒蝉！看看曾为教师的鲁迅、胡适、叶圣陶、沈从文那一拨文化人，哪怕是名不起眼的中小学教师，都能挥毫泼墨，写作各种作品。这决不是厚古薄今，实在情形就是如此。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一直主张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梅贻琦在清华有两句名言，多年来一直为人传诵，一句是：“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另一句是：“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如果说过去的大学是屈从于政治压力，现今的大学则是倾倒于金钱的魔力。不少教授学者将学术当成了一种牟利的资本，而非传道受业解惑的根本。“学者明星化”与“明星学者化”如果失去道德约束，必然是事与愿违。追溯中国近现代治文学的教授、学者大都学贯中西，既精通理论，也擅长创作，比如鲁迅、胡适、钱钟书等人，不仅有博大精深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有辉煌骄人的文学创作业绩。相较之下，当代的大学教授学者们，往往急功近利，甚至只为拿职称而进行理论研究。同时，不少大学里的学者、教授，知识面偏狭，专业分工过细，大抵成了“独臂将军”，这些人往往讲起课来纵横捭阖、引经据典、神采飞扬，但你叫他（她）写一首诗、填一阙词，写一篇小说或者一篇散文，立马束手束脚，找地缝钻之前仍不忘理直气壮地为自家进行“无罪辩护”：“我是搞理论研究的，何必要写作品？”其实，并非要现在的学者教授都成为鲁迅、胡适、钱钟书那样的文化人，但是作为教古诗词的博导、教授，并被央视邀请来做古典诗词评委的文学翘楚而言，总得会做一首不说多么优秀、但还说得过去的诗词吧？总不能只会纸上谈兵而怯于“现身说法”吧？如此这般，这些“学术明星”又如何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沽名钓誉不会长久，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我认为，因为有一些缺点就把于丹蒙曼说成是文化小丑，是言语过于偏激。她们并非沽名钓誉，只是人无完人而已。人人都是有缺点的，即使像孔子这样的圣贤都不可能避免。于丹墨子就曾经在《墨子·非儒》书中批评孔子的一次虚假。孔子周游列国因缺乏路费被困于陈蔡之间时，见到能吃的东西不管好坏都得吃。但刚回到鲁国境内，鲁哀公立刻宴请了他。这时他却只吃那些最好的菜，一般的菜根本就不看一眼，在鲁哀公面前故意摆出一副绅士的样子。所以说，即使是圣贤也会有缺点的。于丹和蒙曼都是取得了很高成就的文化学者。于丹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2006年和2007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中，由于丹主讲的《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节目，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她的著作《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在国内非常畅销，而且在日本、韩国、英国、法国、越南等国家以20多种文字出版发行。于丹蒙曼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从2007年开始五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主讲武则天、太平公主、长恨歌、大隋风云、唐玄宗和杨贵妃等节目，收到观众的大量好评。他还出版了十多本历史类书籍。就是这两位卓有成就的文化学者和作家，却因为几个小事就被批评为文化小丑，实在是过于偏激。于丹被抨击的原因是，于丹后来在一次受邀在英国参加文化活动时，因为嫌弃待遇不好，要求更换了三次房间，还对助理大发脾气。还有一次是2012年参加北京大学昆曲讲座时，对昆曲很有研究的于丹代表观众向昆曲演员表示感谢。但有四五个观众却以为他是个昆曲的外行，在台下起哄，于丹只好走下了台。蒙曼被批评的原因是，她作为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的文化嘉宾，在解读古诗《悯农》、《春夜喜雨》等时产生了一些偏差。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中描写的烈日下的农民辛勤地除草，解释成是春日农民在播种等。有些相关专家认为，于丹对《论语》的解读和蒙曼对古诗词的解释有很多偏差或者比较肤浅，这也仅仅是不同的专家对同一个典籍有不同的理解而已。蒙曼也有些人认为，于丹在嘴上讲着仁义礼智信，但在国外却有如此的表现，说明她为人虚伪。但实际上，于丹在生活中的仁义礼智信方面的行为确实是有不少的，只是她身上仍然有一些缺点。而这只是人无完人而已，就此就把一位学者说成文化小丑，实在是过于偏激。对蒙曼也是只因为有一些专家认为她对诗词的解说有一些偏差或者比较肤浅，就被说成是文化小丑，也并不客观。评价一个人贵在全面地分析观察。如果仅凭几个事就作出结论，往往就是草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