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甲编

元朝统一政权建立以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立法活动，先后编撰了多部综合性的法律汇编。　　第一部是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颁行的《至元新格》。它汇辑了元朝建立以来的条格、成例等法律法规，内容包括公规、选格、治民、理财、赋役、课程、仓库、造作、防盗、察狱等十个方面。　　第二部是仁宗（1312年—1320年在位）时编辑的《风宪宏纲》，这是一部关于纲纪、吏治方面的法律汇编。“风宪”原指风纪法度，中国古代常指监察官员整肃吏治。延祐二年（1315年），曾参照元朝历代条格编纂法律，包括诏制、条格、断例三部分。第二年纂成，但未颁行。后将现行格例、条画中有关风纪的内容汇辑成《风宪宏纲》，作为专门的监察条令予以颁行。　　第三部是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完成的《大元通制》。它汇集世祖以来的条格、诏令和断例编纂而成，是元朝最系统完备的法典，包括诏制94条，条格1 151条，断例717条，令类577条，共2 539条。　　第四部是英宗时期由地方官府编辑的《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简称《元典章》。这是一部世祖以来50多年间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各方面圣旨、条画的汇编，内容共有60卷，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十类，下分373目，目下又列有条格。《元典章》按六部行政机关分类的体例，直接影响到《明律》的篇目结构，并为《清律》所继续沿袭。　　最后一部是元末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颁行的《至正条格》。它基本沿袭了《大元通制》的编辑体例，其内容共2909条，分为诏制150条，条格1700条，断例1059条。

长期从事中国法律史研究，已出版独著、合著和主编科研成果40余种。独著有《明初重典考》、《明大诰研究》、《洪武法律典籍考证》等，合著有《历代例考》、《明代法制考》、《中国法律思想通史》明代卷、《中国的法律与道德》、《中国法学新思维》等。主编有《中国法制史考证》（15册）、《中国法制史考证续编》（13册）、《新编中国法制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研究》、《中外法律史新探》等。整理和主持整理的法律古籍成果有：《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14册）、《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10册）、《中国律学文献》（19册）、《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40册）、《历代珍稀司法文献》（15册）、《古代乡约与乡治法律文献》、《古代判牍案例新编》（20册）、《历代判例判牍》（12册）、《古代榜文告示汇存》（10册）等，发表有见解的法律史学论文50余篇。科研成果获1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奖，其中，《明大诰研究》1994年获全国法学优秀图书一等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1996年获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1998年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修订本）1999年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第七届入选作品奖，2000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追加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2004年获第五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中国法制史考证》甲编2007年获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历代判例判牍》2011年获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魏国的《法经》，晋国的《被庐之法》，秦的《田律》，汉朝《九章律》，魏晋之后，有《魏律》、《晋律》、《北齐律》、《隋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开皇令》，《贞观令》，《唐六典》，《麟趾格》

长期从事中国法律史研究，已出版独著、合著和主编科研成果40余种。独著有《明初重典考》、《明大诰研究》、《洪武法律典籍考证》等，合著有《历代例考》、《明代法制考》、《中国法律思想通史》明代卷、《中国的法律与道德》、《中国法学新思维》等。主编有《中国法制史考证》（15册）、《中国法制史考证续编》（13册）、《新编中国法制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研究》、《中外法律史新探》等。整理和主持整理的法律古籍成果有：《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14册）、《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10册）、《中国律学文献》（19册）、《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40册）、《历代珍稀司法文献》（15册）、《古代乡约与乡治法律文献》、《古代判牍案例新编》（20册）、《历代判例判牍》（12册）、《古代榜文告示汇存》（10册）等，发表有见解的法律史学论文50余篇。科研成果获1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奖，其中，《明大诰研究》1994年获全国法学优秀图书一等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1996年获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1998年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修订本）1999年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第七届入选作品奖，2000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追加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2004年获第五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中国法制史考证》甲编2007年获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历代判例判牍》2011年获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