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外国文学期刊点评文章的特点

一、“九五”期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回顾 九十年代的下半叶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持续发展的重要时期。与“七五”、“八五”相比，“九五”期间，我国高校在外国文学这一研究领域推出的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体现出了我国的研究人员正以我为主，不再跟在西方专家学者的后面，人云亦云，而是努力用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外国文学作品、剖析国外的文学思潮和流派。在许多方面，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正逐步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一) “九五”期间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九五”期间，外国文学史继续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除了适应教学的需要外，留学回国的教师逐渐增多，并带回了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是造成文学史继续成为研究热点的主要原因。除了一批比较传统的文学史如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新编》和刘海平、王守仁主编的《新编美国文学史》之外，“九五”期间还出版了一大批外国文学断代史、国别断代史、国别史和针对主要文学形式的发展的研究成果。如杨仁敬主编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史》、王佐良和何其莘撰写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李明滨主编的《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黄源深撰写的《澳大利亚文学史》、沈萼梅主编的《意大利当代文学史》、何其莘撰写的《英国戏剧史》、瞿世镜主编的《当代英国小说》、郭继德撰写的《加拿大英语戏剧史》、郑克鲁撰写的《现代法国小说史》、陈世雄主编的《欧美戏剧史》等。吴元迈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国别文学史丛书”，是按照国家和语种来分类、分别由各语种专家执笔的一套文学史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充分发挥其多语种的优势，推出了一套“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丛书”，这是一套以普通读者为对象，按国别划分的文学史话，每册篇幅并不很大，语言比较流畅，趣味性较强，有助于扩大外国文学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 研究类的专著逐渐增多。除了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外，我国高校研究人员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外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以及国外的重点作家。由于“九五”期间正值世纪之交，因此，二十世纪外国文学流派和二十世纪西方的重点作家就成为首选的研究课题。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专著包括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陆建德等主编的《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实验》、李维屏的《英美意识流小说》、肖明翰的《福克纳研究》、张剑的《艾略特与英国浪漫主义传统》、蒋洪新的《走向＜四个四重奏＞ T S 艾略特的诗歌艺术研究》、郭天相主编的《俄罗斯诗学研究》、李德恩的《拉美文学流派嬗变与趋势》、吴福恒等主编的《美国作家论》等。这些研究成果有很强的针对性，有些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成果的作者都能在总结归纳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发现，真正实现了与西方学者在同一研究层次上的交流和对话。 对国外文学发展的趋势日益敏感，介绍也更加及时。随着我国高校教师出国进修机会的增多，越来越多的教师有机会接触外国文学批评的第一手资料。受国外文坛活跃的学术气氛的影响，我们的教师认为有必要及时地把国外文学批评的最新动态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九五”期间，刊登在《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外国文学评论》等专业文学刊物上的大批评介、译介性的文章正是这些教师努力的结果。收集成册的评介国外文学批评的代表作有王逢振主编的《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和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评》。 外国文学的研究已开始摆脱纯文学的束缚。“九五”期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一批研究人员自觉地遵循文化的概念，努力摆脱旧时经院式纯文学研究思路的束缚，开始研究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这种将文学作品与孕育它的那个时代的人文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做法，使我们的研究人员开阔了思路，对作品的剖析也有了新的视角。王守仁的《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和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是这一尝试有代表性的成果。 对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已开始受到关注。外国文学的翻译从实质上来讲是一种比较研究，即对一种文化的语言揣摩和研究之后，用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进行表达、阐述的再创造。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九十年代以来，大批外国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当代作品被及时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不少经典作品被多位、甚至数十位译者反复“重译”。虽然，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在近十年来发展很快，但是译文的质量确实很令人担忧。这里既有翻译的实践问题，也存在理论方面的问题。翻译批评是为了解决文学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发展起来的新的学科分支，而南京大学的许钧则是这一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他的《翻译思考录》、《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与王克非合作）等专著和论文是我国学者首次对翻译批评系统论述的成果。 高校外国文学教材初见规模。由于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的研究与教学的紧密关系，教材建设始终受到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关注。九十年代初，外国文学教材建设的重点是编写外国文学史和文学选读本。“九五”期间教材建设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沿用了多年的外国文学史教材面临修订的任务，以适应外国文学发展的趋势；近十年来推出的一批外国文学史专著由于资料新、观点新，更成为高校外国文学史课程的首选教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购买在中国的重印权后出版的原文版外国文学名著更为外语院系的外国文学课提供了原文教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组织力量编写了一套（共11种）原文的通用语种文学选集，现已推出西班牙、拉丁美洲、俄罗斯、韩国等四种，陆续要出版的还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阿拉伯等。由于篇幅大（每册近千页）、涵盖面广（选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此，非常适宜作为高校外语院系的文学课或阅读课教材。这套文学选集丛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在外国文学教材方面最大的空白。 (二) 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优势 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除分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上海等省市的社科院外，主要集中在高等学校――高校的外语院系、中文系和外国文学研究机构。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队伍具有以下优势： 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数量之多是其他研究机构所不能比拟的，已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主力军。 由于高校的教学必然涉及外国文学的各个领域，因此，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涵盖面非常广，成果的覆盖面也很广。 高校的科研基本上是服务于教学的，所以，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选择的课题更倾向于解决有实践价值的问题。 由于高校的研究队伍相对稳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部分重点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等已形成了年龄、学历结构合理的外国文学研究群体，其中的一批资深教授已成为全国外国文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中青年学者已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研究方向。 借助于各级外国文学学术团体，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更直接也更频繁，开始出现了资源共享、合作搞课题的好势头。 (三) 高校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九五”期间文学史类的成果很多，但是由于缺乏宏观调控的手段，课题重复很多，造成了较大的人力和财力的浪费。再加上大部分仍是个人项目，研究力量分散，缺乏如《中国通史》那样的巨著。个别文学史类的成果有“著书不立说”之嫌，即以西方出版的文学史为蓝本编译而成。 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还存在着浮躁情绪。对热点课题、热点作家，趋之若鹜，而难点问题、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空白则无人问津，受到搁置和冷落。有些评论缺乏理论的深度，仅仅停留在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之上。 对于国外外国文学研究最新动态的了解仍然滞后，许多介绍性文章仍为译文，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对国外的文学理论往往缺乏具体、认真的分析鉴别，而是生搬硬套，盲目引用。 外语院系的教师和中文系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教师之间缺乏交流和合作，他们仍分属各自的学术团体，停留在各自的圈子里，部分中文系的教师外语水平较低，无法阅读外国文学的原文，只能依赖于外国文学作品和国外评论的中文译本，常常受到译文的误导而曲解作品的涵义。 二、“十五期间”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十五”期间，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趋势应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但是，作为新千年的第一个五年，面临着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对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发展的回顾和总结将是“十五”期间的首要任务。进入新世纪之后，外国文学研究将更加关注二十世纪文学进程的特点、思潮和流派，而时间上的这一距离也使我们有可能对刚刚过去的这一个世纪进行比较客观的总结。 加强对于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理论研究一直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十几年来，虽然国外的文学理论通过译作和评介文章已被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但是，至今仍缺少系统的研究，更不用说做到为我所需，为我所用。这种局面亟待扭转。 加强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自主性。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这方面我们已有相当显著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如何将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推出一批具有独立创见和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将是我们今后的主要研究课题，其成果也是中国评论界、学术界对世界文坛做出的最大贡献。 摆脱传统的经院式文学研究方法的束缚，提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遵循文化的概念，研究文学与人、文学与语言、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在研究方法上要兼顾传统的研究方式和人类学、结构、符号、价值等新方法和新视角。 避免重复劳动，加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薄弱环节的研究工作。如对非主流国家文学的研究、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对戏剧、诗歌的研究、对文学翻译的研究等等，都亟待进一步加强。 三、“十五”期间研究的重点领域和内容 (一) 加强外国文学学科建设 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就是科研为教学服务，为学科建设服务。虽然，外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选读课已在大部分高校的外语院系和中文系开设多年，但是，许多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学工作仍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因人设课的现象。因此，委托重点高校制定我国高校外语系和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和外国文学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就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外国文学教师队伍的培养也应作为一项委托的任务。由于教师队伍的新老交替，以及近年来报考外国文学研究生的生源欠佳，不少高校出现了外国文学教学后继乏人的现象；在职教师也需要开拓视野，在理论上有所提高。教师进修可采用研讨班的形式，以便在进修学习的同时，加强高校教师间的学术交流。 有关学科建设的研究项目包括： (1)我国高校外国文学教材和课程设置的调查报告 (2)国外高校文学课和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调查报告 (3)我国高校外语系和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学大纲( *重点课题 ) (4)外国文学基础教材和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辅助材料 (5)外国文学中译本检索数据库 (6)外国文学研究分类检索数据库 (二) 重点研究二十世纪的外国文学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如果不是世界文学最辉煌的百年，也是世界文坛最活跃的时期。特别是因为我们都曾生活在其中，就对这一文学时期更倍感亲切。由于间隔的时间尚短，而对文学流派的理解往往需要历史的沉淀，才能做出全方位的评价。但是，对二十世纪有重要贡献的作家和有重大影响的思潮进行比较系统的总结，应是“十五”期间的重要任务。当然，强调对二十世纪文学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忽略文学传统的影响，因为这种渊源关系是不可能割断的。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的研究项目包括 (1)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 (2)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研究（*） (3)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文学 (4)二十世纪下半叶各国文学研究 (5)二十世纪小说艺术研究(*) (6)二十世纪戏剧艺术研究(*) (7)二十世纪诗歌艺术研究(*) (8)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重新评价 (9)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经验研究 (10)当代外国文学跟踪研究 (三) 加强文学理论研究，拓宽文学研究领域 与我国外国文学界对国外重点作家的研究，特别是文学史的研究相比，对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一直是我们的弱项。“十五”期间，应加大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投入，组织力量对二十世纪西方重要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进行专题研究，搞懂几个问题，使我国的研究人员在这方面真正实现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与交流。 “八五”、“九五”期间，我们在文学史的研究方面已作了不少投入，也出现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十五”期间应减少这方面的投入，不支持重复性的课题。但是，对于非主流国家的文学史、断代文学史、主要文学形式的发展史仍可选择立项。除非我们对文学史的理论研究有重大突破，不应在目前鼓励重写文学史，以免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拓宽外国文学的研究领域，首先要填补我国研究工作中的空白，加强薄弱环节。目前，我国在早期文学、非主流国家文学、戏剧艺术研究、诗歌艺术研究等方面仍比较薄弱。另外，我们还应鼓励研究人员将文学作品置于文化的框架中来研究，借助宗教、哲学、历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和研究文学，增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 需进一步加强的研究项目包括： (1)外国文学理论专题研究（*） (2)重要文论家专题研究 (3)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史(*) (4)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5)外国文学史评论 (6)外国文学思想史(*) (7)外国文学与中国学生的素质教育 (8)发展中国家文学专题研究 (9)古希腊、罗马文学 (10)欧洲中古文学 (11)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12)戏剧艺术专题研究 (13)诗歌艺术专题研究 (14)小说艺术专题研究 (15)叙事视角研究 (16)宗教与文学 (17)哲学与文学 (18)经典作家专题研究 (19)影视文学研究 (20)西方主要国家中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学研究 (四) 加强中外文学比较研究和翻译批评 外国文学引进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对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的和接受进行研究应该是“十五”期间的一项重点课题。“八五”、“九五”期间，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发展很快，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仍不尽如人意。许多成果流于肤浅和牵强，对于两种文化之间在文学上的互补、互证和互识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 有关比较研究和翻译批评的项目： (1)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 (2)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3)二十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 (4)文学翻译与文化交流 (5)文学翻译理论研究(*) (6)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7)当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8)中外戏剧比较 (9)中外小说比较 (10)中外文化比较

下单周期1到3个月栏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当代中国与世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研究述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西方思潮评介、政治学前沿、政治经济学前沿。教学与研究是正规期刊文章特色要求本刊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论文署名“搭便车”现象，对多作者署名的文章将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核，内容摘要为文章主要观点之提炼，字数一般控制在200到00字为宜，关键词一般为3至5个提供英文摘要及关键词更佳。正文标题末尾不使用标点符号问号、叹号、省略号除外层序一般不超过5级，可使用“一”标明不宣用以与注释序号区别来稿需署作者真实姓名，并提供作者简介、工作单位、通信地址、邮编、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等详细信息文献按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并在正文引用处标明序号，每条文献的项目要写全是期刊的文献必须标注起止页码。

疯狂的追星派

二OO三年4月，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理论刊物《批评探索》在芝加哥召开了一次专题研讨会，议题为“文学批评理论”的未来。与会的文学批评理论家面对网络时代给文学批评提出的挑战，提出了文学批评理论探索应该关注的一些新的问题（王宁：2005 3-13），其中之一就是在新媒体迅速发展，因特网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新环境下，文学批评的理论探索应如何开拓新的领域。这一重要问题也同样摆在中国的文学翻译批评界的面前。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在这个重要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内，读者借助网络所提供的特别空间介入文学翻译批评的积极极意义，以及文学翻译批评理论必须应对与思考的有关问题。一、文学翻译网络批评的类型与特点网络批评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网络的开放性和网络文化的普泛化使网络批评应运而生。关注文学翻译的广大读者通过快速而便捷的网络，一方面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了解到外国文学的翻译与出版情况，同时也可以就翻译及与翻译相关的问题，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与看法，由此而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批评力量。关于“网络批评”，就其广义而言，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借助网络平台传授、扩散原本发表在传统媒体、专业期刊上的大量媒体言论和学术批评文章。二是“网络自身生产的”批评言论。而就其狭义而言，网络批评是指后者，有学者称这种批评，“还仅仅是一种‘泛批评’，一种前批评状态的小情绪，小言论、小感慨……”（黄集伟：2001）“泛”与“小”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狭义的网络批评的基本特征。而对“泛”，我们可以有不同解释，它可以指“宽泛”，也可以指“范畴的不确定”，因“泛”而可能缺乏深度，因“范畴的不确定”而可能导致“不着边际”。至于“小”，则与“大”相对。如果按照传统的理解，唯有严肃的“学术批评”是大雅之堂，是“大写的批评”，那么从消极的意义看，被冠之于“小”的网络批评则有可能因其是“小情绪、小言论、小感慨”而被视为“小敲小打”，“雕虫小技”，甚至从事这种批评的“主体”也有可能戴上“小人”的帽子。就我们的理解，此处的“小”，也可以从积极的意义而论，“小”为“短小”，短少而精悍，与学术批评的“长篇大论”相对，不以系统性见长，而以“针对性”著称。在本文中， 我们不拟就“网络批评”作带有感情色彩的是非判断，而试图针对我国的文学翻译批评的现状，就读者利用网络参与文学翻译批评这一值得关注的现象作一理性的分析与思考。近几年来，普通读者借助网络介入文学翻译批评的势头越来越明显，一些在出版外国文学作品方面经验丰富的出版社与实力不可小视的图书销售网络也积极参与，针对相对活跃的文学翻译作品读者群，或开办网站，或设立文学翻译作品评论专页，引导广大读者进一步关注文学翻译作品，就总体的文学翻译或具体的翻译作品展开批评与讨论。读者、出版社和图书销售网络由此而形成了一个以“评论”或“批评”为纽带的互动网，对翻译质量的提高，翻译作品的生产与流通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借助网络而开展的文学翻译批评具有时兴的网络批评那种与生俱来的特点，如黄集伟所总结的“尖锐、及时、放肆、放流”等特点，这些特点与网络的快速性、虚拟性和开放性是紧密相联的。除了这些特点之外，文学翻译的网络批评还有着自身的一些特点，下面我们结合网络批评的形式及实例对其特点作一简要分析。在目前网上展开的有关翻译的讨论或批评，我们发现主要有如下几种形式。一是“引导讨论型”，主要是在有关出版社或图书销售网在其网站开辟的翻译图书评论区内，转载选自报刊杂志的某篇评论文章，引导读者有针对性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目前在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出版方面比较有影响的几家出版社，都在自己的网站上开辟有翻译图书评论区，如上海译文设有“译文论坛”，在此论坛下，设有“译文论坛交流区”；译林出版社在其“译林网”上，辟有“翻译在线”和“译林图书评论”等。在这些专题区或交流区中，从报刊杂志转贴的文章一般都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观点明确，且有启发性。读者结合自己阅读的图书，在这些文章的启发下，往往会跟着发表自己的观点。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03年推出米兰•昆德拉系列翻译作品后，国内读者界反响热烈，不少作家、学者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许多网站纷纷转载，由此而带动了许多普通的读者的积极参与。一般来说，凡观点鲜明、批评尖锐的文章在网络中都比较受人关注，跟着发表观点的读者也比较多。如《新京报》发表的一篇署名卡尔文的文章，题目为《对新版昆德拉译本的批评》。此文发表后，几乎国内各大网络均予转载，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其讨论区也贴出此文，跟贴的读者甚众，由此而掀起了有关译文版昆德拉译本质量的热烈讨论。这种类型的讨论由于是在积极的引导下进行的，讨论的重点突出，读者的评论也比较理性，因此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批评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这种引导讨论型的批评中，读者的观点和思考可以得到充分的表达，被转载的文章给读者以启发，促进了讨论，读者的观点反过来又开拓了讨论的广度与深度。二是“主题探讨型”，主要是以某部在社会中产生了巨大反响的翻译作品或在读者心目中具有重要位置的外国作家为中心，读者通过网络自动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俱乐部的松散圈子，就某部翻译作品或某位外国作家展开探讨。应该说，网络的开放性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发表言论的广阔空间，而网络的即时性又为广大读者介入新闻事件和热点话题提供了机会。近几年来，国内的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界借助传统媒体与网络的互动，形成了米兰•昆德拉热、《哈利•波特》热和《魔戒》热。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围绕着有关作品和作家，聚集着相当众多的读者，类似于“米兰•昆德拉俱乐部”、“哈利•波特迷”和“托尔金迷”等主题鲜明的网络讨论区也应运而生。如在一些奇幻文学的网站上，《魔戒》的作者托尔金拥有众多的读者，他们十分喜爱托尔金，由喜爱进而关注托尔金的作品的翻译，结合原文和台湾版的《魔戒》系列，对译林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的《魔戒》系列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批评，如译本对比、错译分析、译文风格探讨和专有名词的翻译原则谈等等，内容涉及到翻译的认识层面、文化层面和语言层面。有的读者在网上发表的批评文章长达万字，如署名Darkamage 的一篇题为《〈精灵宝钻〉第九章翻译的问题》（见译文网“精灵宝钻”讨论网 2004年7月20日）的文章，列举了该章翻译的100余个问题，有对原文的解读，有对翻译的分析，还提出了参考译文，以文本为依据，借助实例展开有理有据的分析，表现出了作者强烈的文学翻译批评意识和良好的翻译素质。又如围绕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哈利•波特》系列，网上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有关该系列翻译的批评文字。更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哈利•波利迷们甚至在对人民文学版《哈利•波特》前四部的翻译提出质疑的基础上，不等该出版社引进了版权的《哈利•波利》第五部即《哈利•波利与凤凰令》的问世，便在国内网站上推出了书迷们自己翻译的“网络译本”。这种网络译本是否侵权，我们暂且不论，但由对翻译的“不满”到通过网络推出自己的翻译，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朝翻译批评的“开拓翻译可能性”的目标迈了一步。这一类型的翻译批评有着十分明显的特征：一是主题明确，针对性强；二是出于对作家的喜爱，情感性强，若没有理性的引导，容易出现偏激，如众多网迷就发出了“抵制译林版《魔戒》系列”的强烈呼声；三是所涉及的作家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作品也有着广泛影响，因此主题探讨型的批评也有着不断深入的可能。三是“私语批评型”。这类的批评文字常见于个人开设的网页。互联网所提供的广阔的交流空间似乎在慢慢地使人们的私人空间公开化，连“日记”这种最私密的个人表达形式也开始“网络化”，出现了所谓的“网上日记”。在这类网上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最多的内容是有关个人的阅读感受的，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到对文学翻译作品的阅读、理解与评论。我们曾对最近几年出版的几部外国文学作品在网上进行搜索，发现有相当数量的评论文字，其中是以网上日记的形式出现的。这类的批评不同于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论及的“引导讨论型”和“主题探讨型”批评，因带有“日记”的属性，表达上具有十分明显的“私语”特征：由感而发，娓娓道来，语气冷静，才有偏激。如在2005年6月9日，我们在网上检索到了一位网友于6月6日写的一篇“日记”，题为《由karenin 想起的》，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谈到翻译，目前面临着一个困境。因为一个译本只是译者对作品的解读，做到十分完美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避免有感情因素的侵入。一个优秀的译者，应该有勇气保留作者原来的词汇而不是单纯追求词汇的丰富化。而这一点恰恰是读者不能评判的。因为大多数读者不可能接触到原文，而会简单地把译文词汇丰富的变化当作译者的成就。而这就给译者一种压力，使得他有时不能把握原则。”（见 jaleo/）。读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作者透过冷静的笔调所表现的批评精神，作者对目前某些翻译倾向的看法相当有见地。除了以上三类批评，我们在盛行的各种交流区，也常可搜索到一些评论翻译作品的内容。因为是以聊天的形式展开的，有关翻译的网上交流没有固定的主题，你一言，我一句，大多是对某部翻译作品或某位外国作家整体性的肯定或否定，少有深入的探讨，且缺乏理性，语气比较偏激，我们称之为“流散型批评”：“流”是指话题的流动，不固定，难以集中深入；“散”则是此类的评论大多限于只言片语，散乱，散漫，言散神也散，因此，这类批评少有积极的意义，不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内。二、文学翻译网络批评的积极意义与局限在上文中，我们对网络上出现的有关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批评文字作了大致的分类，并对其特点进行了粗浅的分析，下面我们再深入一步，先看一看文字翻译网络批评到底有着怎样的积极意义。要探讨文学翻译网络批评的意义，我们首先应该明确翻译批评的根本目的何在。近几年来，国内翻译批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对于翻译批评的目的，也有了较为一致的认识。在最近出版的《翻译批评导论》一书中，作者观点十分明确：“翻译批评最根本的目的是提高翻译质量、促进翻译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健康发展。”（杨晓荣：2005 21）对这一观点，笔者基本表示赞同，在《翻译论》一书，我们对翻译批评的目的也作了明确的表述：“就翻译批评的目的而言，它并不仅仅在于对具体译作或译法作裁判性的是非判别，更在于对翻译活动何以进行、如何进行加以反思与检讨，进而开拓翻译的可行性，促进翻译活动健康而积极的发展，体现翻译活动具备的各种价值，真正起到翻译活动应有的作用。”（许钧：2003 403）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最根本的一点，那就是翻译批评的目的，在于促进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以此为基本出发点，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文学翻译网络批评的意义加以认识。1．网络批评的广泛性有助于促进更多的读者关心与理解翻译。我们都知道人类的翻译活动历史悠久。“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都是一项极其古老的活动。事实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两个原始部落间的关系，从势不两立到相互友善，无不有赖于语言和思想的交流，有赖于相互理解，有赖于翻译。”（谭载喜：1991 3）确实，翻译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且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历史上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关于翻译的本质、翻译的目的、翻译的作用，普通大众更少有人去思考；至于如何翻译，翻译有怎样的障碍，如何去克服这些障碍，一般的读者也根本不会去问津。但是随着互联网介入到普遍民众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借助网络的便捷条件，一些读者对于翻译展开的评论或对某些畅销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激烈批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们去关注翻译，认识翻译，思考翻译，把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和理解逐渐引向深处。而随着普通读者对翻译活动的不断关注，原本基本上不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自己研究视野内的一些学者也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翻译活动，以他们所在的学科的理论来关照与研究翻译问题。如针对目前翻译界出现的“翻译质量危机”，我们发现在“译林图书评论”的交流区内贴有邱华栋的一段话：“文化是一种积累，翻译又是一种文化间的对话，而如今出现的一些翻译现象完全可以说是在金钱驱使下的文化对话的谋杀行为！”此语言辞固然激烈，但具有警世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提高翻译界对自身的警觉，去思考翻译活动有可能出现的对跨文化交流的反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随着网络的普泛化，网上关于翻译活动的批评越多，呼声越高，越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普通读者去关心翻译事业，同时可以促使翻译学界和相关学科的学者开拓视野，去发现有关翻译的新问题，进而加以思考与研究。2．网络批评的不拘一格，有助于丰富翻译批评的形式，作为学术性翻译批评的有益补充。在一般的认识中，人们往往强调网络批评的“放肆”与“放任”，关注的是其不负责任和消极的一面。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普遍读者的积极参与，以批评的目光去发现翻译的问题，提出翻译的问题，恰恰是对翻译事业的一种负责任的表现。而在网络上，普通读者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加入对翻译问题的讨论，更是对传统的翻译批评形式的不断拓展和丰富。从理论上讲，目前翻译理论界对翻译批评的方法的探讨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人们已经不再局限于译文与原文的静态对比的传统的文学翻译批评形式。但从目前一些学术刊物上刊载的翻译批评文章看，可以说更多的还是文本的对比和分析。而对有关翻译的热点问题、对翻译文本的选择问题却关注不够。在网络上，我们发现，翻译批评的视野比较开阔，形式也相当多种多样。特别是在“引导讨论型”的网络批评中，参与者较多，意见交流及时，且持续时间长，既保证了思想交锋与交流的及时性，又有助于批评与讨论的不断深入。而一般的学术杂志，出版周期长，批评少有交锋。即使有，也只是一个回合，难以深入。此外，在网上的批评中，我们既可见到说理充分的长篇大论，又有大量的一针见血的短小“酷评”；既有对译文质量的分析对比，也有对翻译态度的道德评判；既有网友间不同思想观点的相互交流，也有直指出版社或译者的“质疑和批评”。从内容上看，既有对译文“正误性”的是非评判，也有整体性的评价；既有对译文“准确性”的关注，也有对译文“文学性”的强调；既有对翻译界共性问题的讨论，也有对被学术界忽视的问题批评。应该说，形式丰富多样，生动活泼，虽然有的过于尖锐，甚至过于情绪化，观点偏激，但从根本上看，有着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是对翻译批评的有效形式的丰富与补充。3．网络批评的互动性，借助于出版者、译者与读者的直接交流，有助于开拓翻译的可能性，提高翻译质量。在以往的翻译批评中，由于有关报刊杂志所提供的交流空间有限，普通读者很难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更少有机会和出版社与译者直接交流与探讨。而互联网所开拓的广阔的空间则为出版者、译者和广大读者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在上文我们论及的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中，无论引导讨论型，还是主题探讨型的网络批评，我们都可以看到出版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如《魔戒》系列的出版者就积极地回应了广大读者针对《魔戒》系列，特别是《精灵宝钻》一书的翻译提出的许多尖锐意见，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一方面听取广大读者的批评意见，一方面对原来的译文进行修改与修订。如译林出版社“在出版社的网站上开设了关于《精灵宝钻》翻译问题的讨论专版，责任编辑对情况进行了公开解释，并欢迎网友提出翻译修改意见。同时，一份征求修改意见的声明也被张贴到一些奇幻文学网站。”（田志凌：2005）批评者与出版者的交流与互动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的意义，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魔戒》系列的翻译质量的提高起到了直接促进作用，更在于网络批评构成了对整个翻译出版工作的“群体监督力”，将有力地促进出版者对翻译出版物质量的关注与保证。此外，网友对米兰•昆德拉系列作品和对《哈利•波特》系列作品的翻译的关注和批评，都直接拉近了出版者、译者和广大读者之间的距离，昆德拉作品系列的主要译家之一余中先先生和《哈利•波利》的主要译者马爱农都在不同的场合肯定了网络批评的价值，本人作为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译者，也从网络批评中得到了不少启发。归纳起来，至少有如下三点：一是网络读者的批评犹如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勒斯之剑，有助于出版社和译者端正态度，认真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与出版工作。二是网络批评可以帮助出版者和译者发现存在的翻译与出版问题，有助于翻译与出版工作质量的提高。三是有助于了解读者的心声，开拓出版社和译者的视野，把更多更好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给广大读者，促进翻译事业健康的发展。网络批评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由于网络具有开放性和虚拟性，网络批评也有着与生俱来的一些特殊和局限。从目前我们在网络上所接触的有关文学翻译的各种批评看，其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从众性，跟风现象比较突出。网上出现一个重要帖子，特别是某种具有轰动效应的帖子，网友们容易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纷纷跟帖，人云亦云，缺乏深刻的思考，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的批评意见缺乏独立判断的品格，使批评的内在品质大打折扣。二是粗俗性，有的批评缺乏自律，出现脏话、粗话，甚至谩骂性的文字。健康的翻译批评应该是与人为善，对事不对人。由于网络具有虚拟性，是个个人匿名与集体匿名的集合体。因其虚拟性和匿名化，网络一方面有利于广大读者积极参与，发表自己的意见，也同时为某些不健康的批评风气提供了滋生的条件。三是复制性，容易产生大量泡沫性的批评言论。网络即时、便捷，易于思想的传播，但同时，追求信息的即时性往往使某些批评过于浮躁，浮泛，经不起理性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网络批评的这些局限和不足，应该引起我们充分的警觉，对之加以理性的引导，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使文学翻译的网络批评朝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三．关于文学翻译网络批评的几点理论思考文学翻译网络批评的兴起在凸现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暴露了它的局限和不足,从而给译学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其中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从理论的高度加以审视。首先是关于批评主体地位的思考。在翻译批评理论界，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即翻译批评有着某种特殊性，对翻译批评者也有着特殊的要求：批评主体应该精通双语，最好既要有翻译实践经验，也要有较高的翻译理论素养。就其根本而言，对翻译批评主体的这一要求实际上是基于以“原文为中心”的传统翻译观。按照传统的翻译观，翻译是以原文为中心的语言转换，译文是原文的某种“摹仿”，具有从属性。若要对译文作出评价，必须要以原文为根本的参照，因此，不精通原文的人，便没有批评的资格。应该说，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传统的翻译观逐渐被动摇。特别是接受美学给予了翻译理论以深刻的启发，在翻译的生产、传播和流通过程中，读者的地位得到了承认，且越来越受到重视，而网络批评的兴起又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正确认识读者批评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思考的空间。王岳川认为：“网络和电视正在改写着当代文化批评的品格，同时也改写着批评主体的身份和地位。尼采杀死了‘上帝’，德里达杀死了‘人’，罗兰•巴特杀死了‘作者’。[…] 接受美学给我们的毋宁就是：读者大于作者，意义的可能性大于意义的原生性。”（王岳川：2004）从以作者为中心到以读者为中心，从一切以原文本的意义为准绳到以读者的阐释为依归，面对这看似冲突的两极，翻译批评必须明确自己的理论立场。我们认为，接受美学强调读者重要地位，并不意味着对作者的拒斥；罗兰•巴特宣称“作者死了”，并不意味着读者可以无视文本的客观存在，对文本加以任意的解释。然而，对于翻译批评而言，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普通读者面对的是译文，而从原文到译文则经历了一个理解、阐释与再创造的符号转换过程。问题是：作为面对译文的普通读者，如果他不懂外文，是否可以或有权对译文作出批评？此外，如果不了解原文，不了解翻译活动的复杂过程，读者对译文所作的批评是否可信？是否有着积极的价值？对这些问题，我们的回答无疑是肯定的。从理论上讲，译文一旦进入新的文化空间，便拥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生命，而面对这一新的生命体，目的语读者自然拥有理解与阐释的权利，评论或批评的权利，因为说到底，译文一旦进入流通领域，文本便呈开放的系统，一切都有赖于读者的参与。如果没有广大读者的阅读理解与阐释活动，那么作为原作生命延续和拓展的译文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网络批评给予充分的肯定，因为它给广大读者提供了广阔的交流空间，有利于文学翻译作品的传播和流通。此外，翻译过程，不是由原文到译文的一个封闭的语言转换过程，从广义上讲，是一个包括文本选择、生成和传播的复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文本的读者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位置，他们针对这个复杂过程中所涉及的任何现象、任何因素所发表的看法或观点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不失其积极的意义。就此而言，读者作为批评的主体不仅仅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理应得到翻译批评理论的关注和肯定。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我们在以往的翻译批评研究中，对于读者批评，特别是对在最近几年兴起的广大读者积极参与的网络批评，我们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更没有从理论的高度对涉及文学翻译网络批评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一点，应该引起翻译批评理论研究界的高度重视。其次是关于文学翻译网络批评的有效性的问题。在上文中，对此问题我们已经有所涉及。由于网络具有开放性和虚拟性，读者拥有了无限的交流空间，同时也可以毫无顾忌地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积极交流，畅所欲言自然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也因此而出现了一些消极的，甚至不健康的批评行为。我们确实看到，网络批评中存在着大量激烈的言论，情绪化的指责，甚至有伤人格的攻击；此外，还有不少泡沫化的重复信息。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文学翻译批评的有效性，应该引起翻译批评理论界的警觉。为了保证文学翻译网络批评的有效性，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促进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认为翻译批评理论界应采取积极的举措，参与构建多元互动的翻译批评公共空间，具体想法有如下几点：第一，高度关注网络批评，敏锐地掌握网络批评的发展趋势。第二，与有关出版社一起合作，完善译文交流空间。第三，积极介入网络批评，引导读者进行建设性的翻译批评。第四，及时发现网络批评中出现的问题，从理论上加以探讨，指出其危害。第五，充分利用网络的即时性和便捷性，对翻译的热点问题和广大读者关注的翻译现象及时表明立场，发表观点。除了上面谈及的两个重大问题之外，网络批评给我们翻译批评理论界提出的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怎样促进专家批评与读者批评的互动与互补，充分利用批评资源，发挥批评的积极作用；如何通过网络批评，培育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读者队伍，促进翻译作品的生产、传播与流通；如何针对目前网络批评中存在的浅俗化和宣泄性这两上比个突出的问题，加强网络批评的理性的互动等等。笔者衷心地希望翻译批评理论界能对这些问题能给予积极的关注，进行深度的探讨。

、“九五”期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回顾 九十年代的下半叶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持续发展的重要时期。与“七五”、“八五”相比，“九五”期间，我国高校在外国文学这一研究领域推出的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体现出了我国的研究人员正以我为主，不再跟在西方专家学者的后面，人云亦云，而是努力用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外国文学作品、剖析国外的文学思潮和流派。在许多方面，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正逐步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一) “九五”期间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九五”期间，外国文学史继续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除了适应教学的需要外，留学回国的教师逐渐增多，并带回了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是造成文学史继续成为研究热点的主要原因。除了一批比较传统的文学史如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新编》和刘海平、王守仁主编的《新编美国文学史》之外，“九五”期间还出版了一大批外国文学断代史、国别断代史、国别史和针对主要文学形式的发展的研究成果。如杨仁敬主编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史》、王佐良和何其莘撰写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李明滨主编的《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黄源深撰写的《澳大利亚文学史》、沈萼梅主编的《意大利当代文学史》、何其莘撰写的《英国戏剧史》、瞿世镜主编的《当代英国小说》、郭继德撰写的《加拿大英语戏剧史》、郑克鲁撰写的《现代法国小说史》、陈世雄主编的《欧美戏剧史》等。吴元迈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国别文学史丛书”，是按照国家和语种来分类、分别由各语种专家执笔的一套文学史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充分发挥其多语种的优势，推出了一套“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丛书”，这是一套以普通读者为对象，按国别划分的文学史话，每册篇幅并不很大，语言比较流畅，趣味性较强，有助于扩大外国文学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 研究类的专著逐渐增多。除了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外，我国高校研究人员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外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以及国外的重点作家。由于“九五”期间正值世纪之交，因此，二十世纪外国文学流派和二十世纪西方的重点作家就成为首选的研究课题。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专著包括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陆建德等主编的《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实验》、李维屏的《英美意识流小说》、肖明翰的《福克纳研究》、张剑的《艾略特与英国浪漫主义传统》、蒋洪新的《走向＜四个四重奏＞ T S 艾略特的诗歌艺术研究》、郭天相主编的《俄罗斯诗学研究》、李德恩的《拉美文学流派嬗变与趋势》、吴福恒等主编的《美国作家论》等。这些研究成果有很强的针对性，有些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成果的作者都能在总结归纳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发现，真正实现了与西方学者在同一研究层次上的交流和对话。 对国外文学发展的趋势日益敏感，介绍也更加及时。随着我国高校教师出国进修机会的增多，越来越多的教师有机会接触外国文学批评的第一手资料。受国外文坛活跃的学术气氛的影响，我们的教师认为有必要及时地把国外文学批评的最新动态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九五”期间，刊登在《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外国文学评论》等专业文学刊物上的大批评介、译介性的文章正是这些教师努力的结果。收集成册的评介国外文学批评的代表作有王逢振主编的《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和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评》。 外国文学的研究已开始摆脱纯文学的束缚。“九五”期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一批研究人员自觉地遵循文化的概念，努力摆脱旧时经院式纯文学研究思路的束缚，开始研究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这种将文学作品与孕育它的那个时代的人文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做法，使我们的研究人员开阔了思路，对作品的剖析也有了新的视角。王守仁的《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和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是这一尝试有代表性的成果。 对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已开始受到关注。外国文学的翻译从实质上来讲是一种比较研究，即对一种文化的语言揣摩和研究之后，用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进行表达、阐述的再创造。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九十年代以来，大批外国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当代作品被及时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不少经典作品被多位、甚至数十位译者反复“重译”。虽然，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在近十年来发展很快，但是译文的质量确实很令人担忧。这里既有翻译的实践问题，也存在理论方面的问题。翻译批评是为了解决文学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发展起来的新的学科分支，而南京大学的许钧则是这一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他的《翻译思考录》、《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与王克非合作）等专著和论文是我国学者首次对翻译批评系统论述的成果。 高校外国文学教材初见规模。由于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的研究与教学的紧密关系，教材建设始终受到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关注。九十年代初，外国文学教材建设的重点是编写外国文学史和文学选读本。“九五”期间教材建设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沿用了多年的外国文学史教材面临修订的任务，以适应外国文学发展的趋势；近十年来推出的一批外国文学史专著由于资料新、观点新，更成为高校外国文学史课程的首选教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购买在中国的重印权后出版的原文版外国文学名著更为外语院系的外国文学课提供了原文教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组织力量编写了一套（共11种）原文的通用语种文学选集，现已推出西班牙、拉丁美洲、俄罗斯、韩国等四种，陆续要出版的还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阿拉伯等。由于篇幅大（每册近千页）、涵盖面广（选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此，非常适宜作为高校外语院系的文学课或阅读课教材。这套文学选集丛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在外国文学教材方面最大的空白。 (二) 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优势 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除分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上海等省市的社科院外，主要集中在高等学校――高校的外语院系、中文系和外国文学研究机构。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队伍具有以下优势： 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数量之多是其他研究机构所不能比拟的，已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主力军。 由于高校的教学必然涉及外国文学的各个领域，因此，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涵盖面非常广，成果的覆盖面也很广。 高校的科研基本上是服务于教学的，所以，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选择的课题更倾向于解决有实践价值的问题。 由于高校的研究队伍相对稳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部分重点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等已形成了年龄、学历结构合理的外国文学研究群体，其中的一批资深教授已成为全国外国文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中青年学者已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研究方向。 借助于各级外国文学学术团体，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更直接也更频繁，开始出现了资源共享、合作搞课题的好势头。 (三) 高校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九五”期间文学史类的成果很多，但是由于缺乏宏观调控的手段，课题重复很多，造成了较大的人力和财力的浪费。再加上大部分仍是个人项目，研究力量分散，缺乏如《中国通史》那样的巨著。个别文学史类的成果有“著书不立说”之嫌，即以西方出版的文学史为蓝本编译而成。 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还存在着浮躁情绪。对热点课题、热点作家，趋之若鹜，而难点问题、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空白则无人问津，受到搁置和冷落。有些评论缺乏理论的深度，仅仅停留在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之上。 对于国外外国文学研究最新动态的了解仍然滞后，许多介绍性文章仍为译文，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对国外的文学理论往往缺乏具体、认真的分析鉴别，而是生搬硬套，盲目引用。 外语院系的教师和中文系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教师之间缺乏交流和合作，他们仍分属各自的学术团体，停留在各自的圈子里，部分中文系的教师外语水平较低，无法阅读外国文学的原文，只能依赖于外国文学作品和国外评论的中文译本，常常受到译文的误导而曲解作品的涵义。 二、“十五期间”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十五”期间，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趋势应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但是，作为新千年的第一个五年，面临着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对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发展的回顾和总结将是“十五”期间的首要任务。进入新世纪之后，外国文学研究将更加关注二十世纪文学进程的特点、思潮和流派，而时间上的这一距离也使我们有可能对刚刚过去的这一个世纪进行比较客观的总结。 加强对于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理论研究一直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十几年来，虽然国外的文学理论通过译作和评介文章已被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但是，至今仍缺少系统的研究，更不用说做到为我所需，为我所用。这种局面亟待扭转。 加强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自主性。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这方面我们已有相当显著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如何将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推出一批具有独立创见和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将是我们今后的主要研究课题，其成果也是中国评论界、学术界对世界文坛做出的最大贡献。 摆脱传统的经院式文学研究方法的束缚，提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遵循文化的概念，研究文学与人、文学与语言、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在研究方法上要兼顾传统的研究方式和人类学、结构、符号、价值等新方法和新视角。 避免重复劳动，加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薄弱环节的研究工作。如对非主流国家文学的研究、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对戏剧、诗歌的研究、对文学翻译的研究等等，都亟待进一步加强。 三、“十五”期间研究的重点领域和内容 (一) 加强外国文学学科建设 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就是科研为教学服务，为学科建设服务。虽然，外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选读课已在大部分高校的外语院系和中文系开设多年，但是，许多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学工作仍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因人设课的现象。因此，委托重点高校制定我国高校外语系和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和外国文学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就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外国文学教师队伍的培养也应作为一项委托的任务。由于教师队伍的新老交替，以及近年来报考外国文学研究生的生源欠佳，不少高校出现了外国文学教学后继乏人的现象；在职教师也需要开拓视野，在理论上有所提高。教师进修可采用研讨班的形式，以便在进修学习的同时，加强高校教师间的学术交流。 有关学科建设的研究项目包括： (1)我国高校外国文学教材和课程设置的调查报告 (2)国外高校文学课和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调查报告 (3)我国高校外语系和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学大纲( *重点课题 ) (4)外国文学基础教材和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辅助材料 (5)外国文学中译本检索数据库 (6)外国文学研究分类检索数据库 (二) 重点研究二十世纪的外国文学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如果不是世界文学最辉煌的百年，也是世界文坛最活跃的时期。特别是因为我们都曾生活在其中，就对这一文学时期更倍感亲切。由于间隔的时间尚短，而对文学流派的理解往往需要历史的沉淀，才能做出全方位的评价。但是，对二十世纪有重要贡献的作家和有重大影响的思潮进行比较系统的总结，应是“十五”期间的重要任务。当然，强调对二十世纪文学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忽略文学传统的影响，因为这种渊源关系是不可能割断的。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的研究项目包括 (1)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 (2)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研究（*） (3)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文学 (4)二十世纪下半叶各国文学研究 (5)二十世纪小说艺术研究(*) (6)二十世纪戏剧艺术研究(*) (7)二十世纪诗歌艺术研究(*) (8)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重新评价 (9)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经验研究 (10)当代外国文学跟踪研究 (三) 加强文学理论研究，拓宽文学研究领域 与我国外国文学界对国外重点作家的研究，特别是文学史的研究相比，对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一直是我们的弱项。“十五”期间，应加大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投入，组织力量对二十世纪西方重要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进行专题研究，搞懂几个问题，使我国的研究人员在这方面真正实现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与交流。 “八五”、“九五”期间，我们在文学史的研究方面已作了不少投入，也出现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十五”期间应减少这方面的投入，不支持重复性的课题。但是，对于非主流国家的文学史、断代文学史、主要文学形式的发展史仍可选择立项。除非我们对文学史的理论研究有重大突破，不应在目前鼓励重写文学史，以免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拓宽外国文学的研究领域，首先要填补我国研究工作中的空白，加强薄弱环节。目前，我国在早期文学、非主流国家文学、戏剧艺术研究、诗歌艺术研究等方面仍比较薄弱。另外，我们还应鼓励研究人员将文学作品置于文化的框架中来研究，借助宗教、哲学、历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和研究文学，增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 需进一步加强的研究项目包括： (1)外国文学理论专题研究（*） (2)重要文论家专题研究 (3)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史(*) (4)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5)外国文学史评论 (6)外国文学思想史(*) (7)外国文学与中国学生的素质教育 (8)发展中国家文学专题研究 (9)古希腊、罗马文学 (10)欧洲中古文学 (11)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12)戏剧艺术专题研究 (13)诗歌艺术专题研究 (14)小说艺术专题研究 (15)叙事视角研究 (16)宗教与文学 (17)哲学与文学 (18)经典作家专题研究 (19)影视文学研究 (20)西方主要国家中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学研究 (四) 加强中外文学比较研究和翻译批评 外国文学引进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对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的和接受进行研究应该是“十五”期间的一项重点课题。“八五”、“九五”期间，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发展很快，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仍不尽如人意。许多成果流于肤浅和牵强，对于两种文化之间在文学上的互补、互证和互识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 有关比较研究和翻译批评的项目： (1)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 (2)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3)二十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 (4)文学翻译与文化交流 (5)文学翻译理论研究(*) (6)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7)当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8)中外戏剧比较 (9)中外小说比较 (10)中外文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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