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出土文献是什么书

出土文献的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出土”，从内容上看，它和传世文献的分类是一致的。而“时过境迁”，“出土”的特征一旦消失，它也就成为传世文献的一部分。比如说《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最早都是出土文献，但现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我们很少说他们是在进行出土文献研究。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被视为出土文献的，以后可能也就都成为一般文献了。

作为出土文物，尤其是简牍一类的文物，其特点在于：首先，保存情况差。这些文物在地下埋藏了一二千年，尽管情况有好有坏，一般来说都保存得不好。简牍残断缺损，文字漫漶，是普遍的现象。现在我们知道保存最完整的资料要算是马王堆帛书了(除了敦煌文献)，比起其他的发现来讲，保存得太好了。但即使是这样，到现在也还有相当数量的帛书残片的拼对有困难。像保存较差的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出土时已朽烂成几厘米长的薄片，保护、整理都很困难。第二，严重扰乱(这主要是指简牍)。一种是自然扰乱。遗弃的简牍自然不必说——本身就是杂乱的。有意埋藏的简牍，原本多是成卷的，埋藏时间一长，也会因编绳朽断，竹简随地下水位上升或下降而在棺内漂移，致使简牍散乱。还有就是人为的扰乱，如盗墓。自古盗墓之风就长盛不衰，因为它能够使人骤富。墓葬一旦被盗，墓中的随葬品即便没有被盗走，也会受到严重的扰乱破坏。以前的人不了解竹简的重要性，因为那不算宝贝，不像金、银、玉、铜器。因此，往往毁坏严重。像定州汉墓竹简，就是盗墓者在墓中失火，使竹简烧成了木炭。第三，文本本身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定本或善本，加之上述的原因，简牍残断缺损，散乱失序(有的本身就是垃圾)，文字漫漶，文本的完整性更加受到影响。一般以为，出土文献未经传刻，错误少，所以对用出土文献来订正、校勘传世文献的作用说得多。其实，许多古籍流传到今天，经过后人研究、传刻，鲁鱼亥豕故所难免，但在文字使用上还是规范和完善了。出土文献没有经过这些，虽然免去传刻的讹误，但本身的问题也未得到纠正。在整理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时候，文本反映出的错误之多，让人不能理解。后来知道这些东西多是请人抄写的，而且抄写者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如张家山汉墓竹简，很多地方都有抄写者的姓名(写在简的末端)，而且不是一个人抄写的，所以书写的风格差别很大。漏抄的、错抄的，比比皆是(显然未经过审校。按照我们现在出书的标准，肯定是不合格的)。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讲，出土文献不一定都优于今本。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字的载体主要是简牍、帛书，此类文物的科学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现在还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如何有效保护，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出土文献本身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是否它们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这些地下出土的材料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虽然有二十五史，有这么多的传世文献，但是直接看到古代墨迹的机会太少了，资料也太少了。尽管考古发现一个接一个，走马楼吴简出土后，到现在已全部清理完毕，总数超过13万枚，有字简也有近10万枚，超过以往发现的总和。再加上最近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竹简，大概总数超过20万枚；帛书大约有15万字。尽管如此，考古发现的几率还是非常小的。在湖北荆州地区，秦汉墓葬集中的地方，考古人员统计过，出土竹简的墓葬约占已清理发掘墓葬的几百分之一。当然数量是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出土文献内容的重要。出土文献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会给学术界带来重要影响。上边提到的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等是这样，20世纪 70年代以来，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吐鲁番文书、居延简、张家山汉墓竹简、侯马盟书、悬泉置简牍、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等的发现，更是这样。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无法一一说明。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历来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项目中就有专门的“出土文献”一类，许多出土文献的整理项目都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我们从此类图书获得出版界的最高荣誉——“国家图书奖”的情况，也可看出国家和社会的重视程度。国家图书奖的评奖已举办了五届，获得国家图书奖(包括荣誉奖和提名奖)的有《甲骨文合集》、《睡虎地秦墓竹简》、《殷周金文集成》、《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汉西岳华山庙碑》、《郭店楚墓竹简》、《敦煌变文校注》、《敦煌文献分类录校》、《北京大学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甘肃藏敦煌文献》等。“出土文献”作为国家图书出版中很小的门类，国家给予的高度重视和荣誉是很特殊的。

否

《连山》《归藏》名称由来考 --------------------------------------------------------------------------------作者：王宁 目前阅读372人次 《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之一，自汉代以来倍受重视，被尊为“群经之首”。根据《周礼·春官·大卜》云：“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此说自汉代以来，不知倾倒了多少痴迷的文人，虽然他们大多数没见过《连山》、《归藏》为何物，却纷纷凭猜想立说（这看看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归藏》后的《附诸家论说》就可明白），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如杜预《左传注》中所云：“《连山》，伏羲；《归藏》，黄帝”。另一种说法如《周礼•春官•大卜》贾疏所说：“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宋代朱震《汉上易传》则综合此二说云：“《山海经》曰：‘伏羲氏得《河图》，夏后氏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但是今本《山海经》中无此文，此文句与其经文不类，疑系误记或伪托。这些说法都是凭空猜测，良不足据，因为《连山》、《归藏》二书名在秦汉以前是否存在，尚是一大疑问。《连山》、《归藏》二书名，最早见于《周礼》，在刘歆“发现”《周礼》之前的众多先秦及秦汉古籍中从无提及。《周礼》这书很早就有人怀疑是汉代刘歆造的伪书，郭沫若云：“原来《归藏》之名，仅见于《周礼》的《春官•大卜》，与《连山》、《周易》共合为所谓‘《三易》’，但《汉书·艺文志》中并没有《连山》和《归藏》的著录，我疑是和《周礼》一样，乃刘歆所伪托的东西，不过那伪托品没有流传便化为了乌有。”[1]刘歆把秦汉以前的一些古书或资料拿来经过重新编辑，删改增损，作成了《周礼》，虽然不能说里面的内容全是他伪造的（实际上里面大部分的内容还是先秦传下来的古代材料），但其中肯定有他伪托虚造的成分。笔者认为，《连山》、《归藏》在汉代的刘歆以前根本没有这两个书名，其名目正是刘歆自己拟造出来的。但也并不是毫无根据，其根据就是当时还流传着的一些古《易》书残篇和《山海经》。 一、关于《连山》的问题 《连山》这书在历史上有好几部，比如梁元帝有《连山》三十卷，隋代的刘炫也伪造过《连山》，宋代出现的《古三坟书》里的《山坟》也称作《连山》，这些都是后出之书，可以不论。但是，在这些《连山》之前，的确还曾经存在过一部《连山》，因为晋代的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两次引用过它：1、《连山易》曰：“禹取涂山之子，名曰攸女，生余。”（《太平御览》卷一百三十五引《帝王世纪》引）2、《连山易》曰：“鲧封于崇。”（《史记·夏本纪》索隐引皇甫谧曰引）由此可以知道，在晋代还有一部叫做《连山》的书在流传，而且这部书所载的故事和夏代有很大的关系。关于这部《连山》的征引，我们能知道的最早者就是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在此以前的书里我们就找不到了，汉代人的著作里当然更找不到。北魏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引用了两条《连山》文字，兹录于下：1、《连山易》曰“有崇伯鲧伏于羽山之野。”（《淮水注》引）2、《连山亦（易）》曰“启筮亭（享）启筮神于大陵之上。”（《颍水注》引）其中第二条的文字是有讹误的，孙诒让云：“此文‘连山亦曰启筮亭’七字有误。考《御览》八十二引《归藏易》云：‘昔夏后启筮享神于大陵而上钧台，枚占皋陶曰不吉’（《初学记》二十四亦引其略），此文疑当作‘《连山易》曰：启筮享神于大陵之上’，盖《连山》、《归藏》两《易》皆有此文，抑或本出《归藏》，郦氏误忆为《连山》，皆未可知。今本‘连山亦’，‘亦’即‘易’之误（易、亦音相近）；‘启筮亭’三字又涉下‘启筮享’三字而衍（亭、享形相近），文字传讹，构虚成实，遂若此。”[2]其说甚是。马国翰把这条文字辑入《连山》是对的，但是没有注明出处，其所本者即此。马辑文作“阳文启筮享神于大陵之上”， “阳文”二字乃衍文。郦道元的时候《归藏》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很久了，他无由把《归藏》误为《连山》，唯一的可能就是《连山》中的部分内容和文字与出土的《归藏》相同，那么说明其作者在制作这部《连山》的时候，也使用了当时还有所存留的《归藏》残篇。所以，这本《连山》当是郭沫若所说的“乃刘歆伪托的东西”，或者是刘歆以后的东汉人伪托的东西，桓谭《新论》曰：“《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又说“《连山》藏于兰台”，应当是确有其事的，说明东汉的时候的确有部《连山》，但并没有象郭老说的那样“没有流传”，而是有流传，只是流传不广，桓谭看到了，把它写进了《新论》，皇甫谧看到了，在《帝王世纪》中引用了，北魏的郦道元也看到了，在《水经注》里也引用了，后来就逐渐式微，终于佚失不传，否则用不着梁元帝再来作一部《连山》，更用不着隋代的刘炫再来伪造了。 二、关于《归藏》（晋代出土的《易繇阴阳卦》）晋代汲冢中出土的古易书《易繇阴阳卦》，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归藏》（实际上这个问题较复杂，以后拟另文详之）。郭沫若认为汲冢出土的《易繇阴阳卦》和《周易》一样，是孔子以后、战国初年楚国人的作品，与《周易》产生于同一人之手，即同为駻臂子弓所作，而《易繇阴阳卦》产生略早，是一部货真价实的古《易》，是荀朂等人在整理汲冢竹书的时候把它命名为《归藏》的[3]。郭老的这些观点中有许多可商榷之处，但是他认为现在我们所说的《归藏》就是《易繇阴阳卦》、是楚国人的作品，应该是不易之论。只是这本出土文献的《归藏》到了宋代也佚失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内容，就只有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上古三代文》中的辑本了。从这两个辑本可以知道，这本《归藏》有《初经》、《六十四卦经》、《齐母经》、《郑母经》、《启筮经》、《本蓍篇》等篇目，卷帙应该是不小的。就其逸文来看，《归藏》的用途与《周易》一样，其《初经》和《六十四卦》的形式和《周易》基本上一样，就是爻辞不同。其最大的特点是《郑母经》和《启筮经》（也称《启筮篇》，或简称《启筮》）中所载的都是神话或历史传说中的古人占筮的占例，其形式是卦名＋昔者某人筮某事＋而枚占（或作枚筮）于某人＋某人占之曰吉（或不吉）＋爻辞，如：[师曰]：昔者穆王天子筮西出于征，[而枚筮之于禺强，禺强占之曰]：“不吉。龙降于天，而道里修远。飞而冲天，苍苍其羽。”明夷曰：昔者夏后启筮乘飞龙而登于天，而枚占于皋陶，陶曰：“吉。[吉而必同，与神交通。以身为帝，以王四乡]。”可注意的是，其内容和风格与之同时代的《山海经》惊人地相似，因此，它出土之后就引起许多人的兴趣，比如薛贞为它作了注，郭璞在《山海经注》中也经常引到它。其一部分内容与《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相关联，如《西次三经》曰：“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郭璞注：“此亦神名，名之为钟山之子耳，其类皆见《归藏》，《启筮》曰：‘丽山之子，青羽人面马身’，似此状也。”其大部分内容与《海经》和《大荒经》相似，如：夏后启筮：御飞龙登于天，吉。（《海外西经》郭注引《归藏·郑母经》）昔者羿善射，彃十日，果彃之。（《海外东经》郭注引《归藏·郑母经》）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极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大荒南经》郭注引《归藏·启筮》）羽民之状，鸟喙赤目而白首。（《海外南经》郭注引《归藏·启筮》）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海内经》郭注引《归藏·启筮》）另外还有一些，不一一备举，此可见其内容与《山海经》是共通着的，充满了神秘浪漫的神话色彩，有许多古代神话传说赖以保存，是一部杂取神话传说和历史古史作成的一部风格独特的易学著作。《易繇阴阳卦》或《归藏》在《汉书·艺文志》中都没有著录，《隋书·经籍志》曰：“《归藏》汉初已亡，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此书汉代时已经有所散佚，连本来的名字也失掉了，但不是只字全无，因为秦火不焚卜筮之书，一些此类的古易书还是流传下来了，它们因为不像《周易》那样被儒家尊为经典（大概就是因为它们“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没有受到重视，在无人传授整理的情况下，逐渐散佚，但是还是有一部分内容在社会上流传，如：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明），毋惊毋恐，后其大昌。”姮娥遂讬身于月，是为蟾蜍。（汉·张衡《灵宪》）昔夏后启筮，乘龙以登于天，占于皋陶，皋陶[占之]曰：“吉而必同，与神交通，以身为帝，以王四乡。”（《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史记》。今本《史记》无此文）《灵宪》中的文字，严可均将它辑入《归藏》，并注云：“当是《归藏》之文”，今神话学家袁珂认为“严可均此举此论，可谓是巨眼卓识”[4]；《史记》中的文字，袁珂也认为“此所谓《史记》者，或亦《归藏》旧文”[5]。由此二节文字的文例和内容来看，与《归藏》之《郑母经》、《启筮经》的形式内容完全相同，必是《归藏》（《易繇阴阳卦》）的旧文无疑，说明至少汉代还有其内容在社会上流传，但没有人称引说有《归藏》之书，张衡的《灵宪》虽然用其文，可是也没有说出自《归藏》，说明当时书名已经佚失，人们已经不大知道这些内容出自什么书了。因此，此书后来在汲冢出土后，在《晋书·束皙传》中还称之为《易繇阴阳卦》，到了《隋书·经籍志》中就称之为《归藏》了，可见是其古名失传，名称无定，《归藏》只不过是荀朂等人在整理汲冢书时根据《周礼》等前人的说法，赋予《易繇阴阳卦》的拟名而已。三、关于《山海经》的相关问题上面说过，晋代出土的《归藏》在内容上和《山海经》颇有渊源，而《山海经》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历来就争论无定，但它和古代的巫术有关是公认的，特别是它的《山经》部分。在巫术之中，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占卜，二是祭祀，这两项在《山经》中都有。首先说占卜。古人占卜的方式很多，除了用甲骨、蓍策占卜之外，还有观象占断吉凶的。比较有名的是流传很盛的星占，是根据天上的星象来占卜的，如：辰星犯鬼，大臣诛，国有忧。（《黄帝星占》）辰守奎，多水灾，亦为旱。（《巫咸星占》）《山经》中也有一些与此形式相类似的占卜之文，但不是根据星象，而是根据一些奇鸟怪兽和神灵来占卜，如：太华之山……有蛇焉，名曰肥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西山经》）小次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厌，见则大兵。（《西次二经》）凡东次三经之首……其神状皆人身而羊角，……是神也，见则风雨水为败。（《东次三经》）这种根据动物、神灵占卜吉凶休咎的内容，在《山经》里比比皆是，而在《海经》中则几乎没有，我们能找到的只有两条：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痓。“南极果，北不成，去痓果。”（《大荒南经》）第一条带有占卜的性质，后一条的最后三句应该是在巫术中使用的咒语，意义不明。从这一点上来看，《山经》和后面的《海经》似乎不是一种风格的古书，这一点有待以后深入研究。《山经》在每一经之后都带有各山系神灵的祭祀方法，记载得十分详细，祭名、用牲之法都一一列出，如：凡鹊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南山经》）可知《山经》部分是一部用以记录占卜、祭祀等巫术的著作，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山海经》是“古之巫书”，从内容上讲，《山经》当之矣，而《海经》则未也；然从著作者来讲，其书都是楚国的巫史所作，则又可言其为“巫书”也。那么，《易》也是古之巫书，二者可算是同一类著作，而且它和东汉后流传的《连山》、《归藏》在内容上相关联，因此，刘歆从《山海经》中取法为古《易》命名，是不足怪的。四、《连山》《归藏》——刘歆的拟造刘歆曾经校订过《山海经》，不知道为什么，他对这部书十分推崇，他在校上《山海经》时，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上山海经表》，是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在《表》大肆渲染《山海经》是“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他对《山海经》了解得很深，所以他对《山海经》与《归藏》等古《易》书在内容和风格上的关联应该是很清楚的，他在《表》的最后也说：“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本来“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是《系辞》说《周易》的，刘歆却拿来说《山海经》，可见在他心目中《山海经》是可以和《周易》等量齐观的书。前面说过，《易繇阴阳卦》在汉代名目内容大多都佚失，只剩下一些残篇零简，刘歆博览群书，肯定见到了这些残文，以他的学识，必知此乃一部失传的古《易》，因为里面也有六十四卦（所以他在后来重新造《连山》的时候把这些内容都用上了）。他作《周礼》的时候，《春官·大卜》里有“掌三兆之法”，这大约是真正的古传，以此推之，占筮的《易》书也当不止一种。而他正知道除了《周易》之外至少还有一部古《易》，但苦于不知其名，无法致用。恰巧，这本古《易》中的内容与《山海经》的内容极相似。于是，刘歆就照猫画虎，根据《山海经》虚拟出两个古《易》书的名字。他先根据《山海经》的第一部分《山经》即《五藏山经》拟出来个“连山”的名目，因为《五藏山经》共记载了五千三百七十山，的确是一山连一山、山山不断的样子，是一部真正的《连山》，这个很直接，也很直观，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根据后面的《海经》拟出了个“归藏”的名字。因为《海经》记述的是“四海之内”和“地之所载”的内容，而且其中的《海外经》又叫做《大荒经》[6]，大荒就是大地。首先说“海”，《庄子·秋水》曰：“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其性属水，水在《周易》中属于坎卦，《说卦》云：“坎者，水也，……万物之所归也。”从中取了个“归”字；再说“地”或“大荒”（就是大地），在《周易》中属于坤卦，《说卦》云：“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从中取了个“藏”字，二者合一，就有了《归藏》这个名目了。这样，《连山》、《归藏》再加上固有的《周易》，可以和“三兆”相对举的所谓“三易”即告齐备。刘歆把这虚拟的名目写入了亦被尊为经的《周礼》，害得后世多少学者煞费苦心地去研究解释，实际上是在捕风捉影，免不了又凭想象去臆测虚造。虽然后来刘歆之徒又掇拾古《易》及古书之文（包括《易繇阴阳卦》的残篇）伪造了《连山》、《归藏》两部易书，但是在社会上流传不广，识者甚少，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此后又出现了好几部《连山》，都是后人所造，不足道了。只是在晋代的时候，汲冢中出土了《易繇阴阳卦》，荀朂等人根据前人的论说并加上自己的想象将它拟名为《归藏》，算是与刘歆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也是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除了《周易》之外唯一一部真正的古代《易》书。总之，《连山》、《归藏》这两个书名是刘歆根据《山海经》和易理虚拟出来的，在刘歆表彰《周礼》以前无有也。注 释：[1][3]《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青铜时代·〈周易〉之制作时代》第389页、第389－392页 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2]孙诒让《札迻》卷三第104页 齐鲁书社1989年7月[4]袁珂《中国神话传说》第41页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9月 [5]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启”条，第211页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6月 [6]顾颉刚云：“《海经》又可分为两组，一组为《海外四经》与《海内四经》，一组为《大荒四经》与《海内经》。这两组记载是大略相同的，它们共就一种图画作为说明书，所以可以说是一件东西的两本记载。”见《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第32页 中华书局1988年11月（原刊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年第5期，此次网上首发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