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占地面积为696462平方米,校舍建筑总面积510459平方米。
省级普通期刊。创刊于1999年,是由辽宁行政学院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主要栏目:公共管理、民主与法制、公务员制度、教育研究、廉正建设、宏观经济、理化探讨、财政金融。百度不允许在这里留电话。这样的普刊,其实分量一般。但是,投稿有一定难度。
社会系统论是西方治理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治理研究的社会系统学派关注的是制度、程序和机制。治理理论如复杂丛林,如果说美国偏好理性选择及其衍生的新制度主义,那么基于系统理论的治理研究多集中于欧洲。 交互治理理论 库依曼(Jan Kooiman)1993年主编的《现代治理》(Modern Governance),是治理理论的早期代表。他在该书中用多元性、复杂性、动态性三个系统性特征描述了治理的基本属性。治理的任务可以归结为卢曼(Niklas Luhmann)所谓“所有社会系统的基本问题在于降低复杂性”。 为了进一步解释治理为何具有上述特征,库依曼2003年以相互行动为出发点,在分析归纳治理的元素、模式、阶次和能力的基础上,建造了交互治理的社会政治治理理论大厦。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交互作用具有意向性和结构性。意向性表现为图景、工具和行动,有相互参照、相互博弈和相互干涉三种类型。相应地,相互作用具有自我治理、合作治理和科层制治理三种模式,这决定了治理具有多元性、动态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具有意向性和结构性的交互作用形成三阶次的社会—政治治理。第一阶为解决问题和创造机会的日常治理活动,第二阶为制度,第三阶是作为整个治理基础的规范和原则的元治理。虽然库依曼的交互治理理论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论述,对人们理解治理与管理的区别很有帮助,但依然不够透辟。 功能—结构主义 库依曼的问题只是一个典型代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自治与合作的关系问题,这是以社会系统论为理论基础的治理研究的共性问题。相比而言,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系统论被称为结构—功能主义。其所谓功能,指社会系统必须适应比它更高一个层级的系统的需求,即本系统各种行为作用的影响(功能)取决于上一层次。用海因斯的话说,帕森斯的功能是“社会系统,而非其(自身的)社会部分或机构(institutions亦译为制度)”。卢曼将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升华为沟通理论,从而将其结构—功能论倒过来形成功能—结构主义。其意指系统首先是功能自足的,它通过类程序的结构性过程,使自身区分于环境,使系统自成为系统。 卢曼从自我参照、自我复制得出系统分化的结论很有见地。但他对于自我参照、自我生产与系统内稳态的内在关联缺乏认识,被系统内各功能运作的“极端复杂性”所迷惑,在系统稳定性上含糊其辞,不承认系统之间的可通约性和可整合性。卢曼的功能—结构主义强调行为功能及子系统的独立地位,这直接孕育了治理理论的自组织观点,这一逻辑下的社会日益分化、多元化和复杂化。卢曼的世界观是多质的、多中心的、大小不同的系统相互交错构成的乱世,各个分立的系统表面看来是在自律地运行,但这种自组织的游戏必然遭遇风险,高度不确定。 控制机制、类程序和社会机制 帕森斯以具有自主意志的人的行动为出发点,但他反对以纯生物的、生理的“行动条件所产生的、与规范无涉的客观影响作为终极说明原因”。在他看来,行动有机体与由规范、价值观、信仰及其他与行动相联系的观念构成的文化系统相联系。行动是使各种成分向着与规范一致的方向改变的过程,规范在社会行动形成社会秩序中起着主导作用,控制机制尤为重要。在帕森斯看来,规范化固然是形成社会秩序的要素,但并非唯一要素。偏重控制机制必然导致强制型治理,这与20世纪60年代后的西方社会思潮相违背,也与帕森斯本人早期关于人的行动是自主的观念相背离。 卢曼的类程序源于两个行动者相互交错的行动,他们各自在自身系统中建构程序来处理对方的复杂性,通过这种不断地作出选择和程序化的化约区分出自我系统。然后,系统内诸要素适当地调整系统中的顺序和网络结构,选择一种符合该系统各种事件有序化的时间结构,通过这种简化程序对系统的结构作出规定。进而,系统可以达到自律和自我参照,系统内诸因素达成功能同一化,作为整体的系统一体化协同运作。借助于类程序的观念,卢曼从功能本身和原初状态出发,从偶然中建立起必然的、初步稳定的动态结构。但他不认同内稳态,片面强调应然意识在过程中的作用,对类程序的实然属性,即机制性没有深入探究。 曾经在1973年与卢曼合作的梅茨(Rudolf Traub-Merz)是治理调控研究的公认权威,亦对机制研究有兴趣。梅茨分析了对关系相关性解释力不足的原因,论证因果重建和机制研究的必要性,然后指出由于机制术语的定义含混导致对机制的研究在质和量上都呈下滑趋势。梅茨在梳理梯利等人关于机制的本体论、认识论、本质主义解释的基础上,强调作为因果连接的机制首先是“生成机制”。同时,他指出以个人行动及其机制为中心概念的“宏观—微观—宏观模式”,虽然关注到了环境机制、认知机制,但忽略了“关系机制”。最后,梅茨总结道:机制所研究的是连接理论,它是对产生某一结果的重复发生过程及其内在关系的一种因果解释;人们有很多集体行为机制的解释模型,但缺乏对制度和结构性配置起关键作用的生成机制的“系统化论述”。 梅茨基于社会系统论的“行动者—机制—模式”分析框架,对社会机制的分析值得关注。在其行动者的认知机制中既有应然意识,也有实在规律,其生成性、过程性都具有自然属性;其环境机制中固然有文化等外在因素,但也不乏自然机制成分。梅茨所谓机制的重复性,正是互补系统治理所强调的本征机制最重要特性。其关于机制恒常性的论断尤为重要,它是人的自然本征机制与具有随机性的意志分立的关键。由于没有引进系统稳态和功能互补这两个关键概念去分析结果及其与行动的关系,梅茨并没有解释机制为什么具有恒常性,没有区分行动者认知中的主观和客观因素。这也最终导致他未能深入辨析环境机制与行动者认知的关系。 综上所述,要想向机制的“系统化论述”的理想迈进一步,则要通过机制的分析更清晰地洞察治理的本质,还要从卢曼偏重于自我分化的社会系统论中跳出来,以一种新的互补系统治理的视角重新审查从帕森斯到卢曼再到梅茨的机制概念中所隐含的实然与应然关系,建立机制—程序互动的基本原则。
不知道你说的杂志是已经有的还是没有的,需要申请的。如果说是先有的杂志,出版一期杂志,则需要以下: 1、制作的提前量一般两到三个月 2、各个阶段中的任务分工不同 3、每月流程存在任务交叉 步骤: 选题会:各编辑报选题,然后各自回头做稿子 第一次截稿 美术设计/第二次截稿 最终截稿 一校 美编设计截稿 二校 改二校 外校三校 改三校 主编终审 核红 改核红/一次发厂 改大样 二次发厂 签菲林 杂志开印 印完 发行 上市 如果说没有,需要申请,则需要以下步骤 杂志出版,需要的手续和相关流程 如何申请刊号?(转帖) 申请刊号的关键 申请刊号的关键是寻找一个能负政治责任和新闻行政单位认可的主管单位,由其出面申请。为什么大家申请难,就是没有主管单位 1什么是主管单位 在我国新闻行政单位认可的主管单位有如下副厅以上的行政和事业单位(包括行政机关、学 校、研究机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协会、国有企业),或正县一级政府机构以上,(包括政协、人大、法院、检察院)或相当于县一级的如地市的新闻出版局,宣传部、广播电视局、日报社、新闻办、地市级总工会、纪律委员会、政法委、编制委,民族自治地区的科委,侨乡地区的侨办,大的出版社或其他认可的主管单位(如我国十四个副省级城市的副厅级单位和某些相当于副厅级民办大学和研究机构)。具体可以查寻当地的年鉴。 怎样寻找主管单位 由于要负政治责任,一般单位主管单位都不太愿意,根据经验。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找到一个副省以上领导,退下的也可以,由他出面联系。另一个就是从下往上走,找到主管单位一定级别的主要领导。这很重要,没有他们支持无法申请。 申请流程 中国刊号申请归口有四个单位,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科委,国家侨办,解放军总政治部。一般期刊通过省市新闻出版局报国家新闻出版署,科技类通过省市新闻出版局和省科委报国家科委再到新闻出版署。侨刊报国家侨办再到新闻出版署。 民间办刊关键 目前民间办刊的五个出口, 1) 科协、 2) 工商联、 3) 相当于副厅级民办大学和研究机构(如深圳综合研究院或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另外有50个大的民办大学中有部分相当副厅级的); 4) 某些国家字头的学会、研究会、基金会、论坛(他们一般是部省级别领导下来办的事业单位,是民间协会。 5) 中图渠道和省新闻出版局的出版社渠道。 申请技巧和注意事项 一般申请需要先办6期以上的杂志,一般是用丛刊、协作出版、书号形式、光碟号形式、增刊形式、内部准印证形式。(千万不要用国际刊号)。要求期发行量如消费经济类在20000份以上、技术经济类5000以上、学术类1000以上(不能底于500份),我国目前有几百种发行量在500份左右的学术期刊,这是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但许多期刊是通过这样说服主管单位的或找到主管单位,一定要有过程。 还有在申请时一般是专门成立新的主办单位,以事业单位为好,(也可以公司制)以适应要出版期刊的出版宗旨 (如许多人挂靠地方上的,地市级总工会、纪律委员会、政法委、编制委。他们一般专门成立如XX经济发展中心,XX企业战略研究会,XX研究会,XX人才研究会,XX职工技术改革研究,XX企业文化研究会。最好是以跟出版内容相适应机构。我知道有纪律委员会办的文摘杂志,他们的主办单位就是XX战略研究会 。 如何通过挂靠主管单位合作出版 1) 直接申请,请几个副省级别的领导或院士出面做顾问,一般3个人以上,强调重要性、必要性,可行性和经费保障。向新闻行政单位或市科协,国家科协申请。 能请到副委员长或政协副主席以上领导,会很快。 2) 如果是所在地区指标缺,可以请主管部门出面,到其他地区调一个刊号,一般也是选同行业方面的,将他的刊号转过来,他们的内容可以合到其他杂志。或他们的内容用协作出版的方式用书号出版。国际刊号不变。类似目前许多学术期刊形式。 3) 以上都是过程,有时申请可能需要一两年,对时机而言,时间太久,风险大。可以用收购合作的形式办,我们讲收购期刊也要通过主管单位进行。有省内收购和出省收购。有省内收购一般可以逐渐用新的主管单位接手。出省收购则需要用合办的形式或者购买一个新指标补偿原有的地区。 4) 与新闻出版局下的出版社合作,他们派编审,费用10000--15000元每期。他们可以帮你用增刊号的形式,或安排某杂志合办的方式。这一般是新办杂志的过度。 5) 打主管单位本身杂志的主意,捆绑在一起的方法,待市场培养较好后再创刊一种是A、B卷形式将A卷为《要办的杂志》, B卷为原来的主管单位杂志,定价不变还是原样。但A卷为《要办的杂志》进入用打折的方式零售市场,如只卖?元等。另外是将主管单位杂志改书号协作出版将其刊号用于《要办的杂志》出版,但这样最好能改月刊或半月刊安排的好可以变成三四本杂志(如科普版)(综合版)(学术版)(专题版)价值才大 6) 走丛刊道路,与出版社协作出版或用内部准印证的形式捆绑其他杂志发行,这需要好好找,需要有资金保证 。利用增刊号申请邮发,解决订户问题。一年出版2期正式期刊, 7) 最坏情况用内部准印证的方式发行,在许多同类杂志上交换广告如XXX等进行会员发展,用会员方式征定。或用邮购形式零售,如许多内部杂志目前是免费,但其邮费则很贵,如无线电定向要8元,中国无线电要12元。还有20多的,30多的。通过快递发行落地。不需要有资金保证 。到一个发行临界点再申请正式刊号。 注意事项 有的地方刊号的指标非常紧张,申请要注意看他们的刊号走向,你可以查《媒介》 杂志上面有一个出版公告,一般在申请刊号时,内紧外松,地方上要挡驾,国家会支持,但技术经济类杂志他有个总量规划布局,如果一种类型太多他可能会限制,但可以用自己设立主办单位的方式规避,如文化类申请困难,可以用经济类,以经济文化内容为主。 科技类杂志特别是地方协会办,一般当地的省市科协会会挡驾或强调很难。这时你们需要强硬一点,质问他们,同不同意办一本科技杂志,一般情况他们没有理由,如果他们没有理由,请他们支持就盖章行文,或者先让支持办一个省内的连续内部准印证。上面新闻部门批不批是一回事,你们报不报又是一回事。新闻部门政策性强,人员修养高,只要你坚持,不会为难,还会给建议,出主意在权限内,就都会批准。 许多地方协会就是这样给档回,一般北京的机构为什么容易拿到刊号,原因在此,我知道只要主管单位同意,新闻部门就挡不住,因为现在一切都是依法办事,他在规定的时间不答复,你们可以对其行政诉讼,诉行政不做为。一般到这地步,他们会给你一个丛刊号或协作出版书号,让你们出版,几期后根据他们的考核标准,再批准,给正式刊号。 刊号需要多少钱 刊号是一种社会公共资源,数量有限。一般情况下的手续费用非常少。但是任何国家都有出版管制,有一个总量平衡的问题。数量有限,壳就有一个价格,根据评估如消费经济类在100万以上、技术经济类50万以上、学术类30万以上新闻类要150-200万以上,报号要200-500万。 (是对现有刊号指特定情况的最低评估,需要请出版部门的高层协助。能够交易的价格。但学术类有许多可以改类(如改新闻类),所以价值很高) 我的分类是按国际上的一种分法。消费经济类相当大众期刊,技术经济类相当小众期刊。新闻类是指刊期在2周内的。 国际刊号 WTO后中国的出版没有放开的内容,同时任何国家都有出版管制,国际刊号他是一个图书馆的检索标志,不是出版许可。中国刊号包括国际刊号和国内刊号(他实际是出版许可证,有国内刊号可以出版)在香港和许多国家不承认国际刊号 ,通过他们的机构直接到法国申请是免费的。 ⊙—⊙同时香港的出版许可证也是免费的,但很少有人申请,因为监督管理和市场容量的原因,如香港每年出版10000种期刊,但只有750多种登记,(在香港有俗语害人劝他办杂志)在香港杂志出版需要月内按时送样,没有送样一期罚2000港币,还有版权问题处理困难。 ⊙—⊙在香港除必须零售才登记,从某种意义没有登记也是违法的,好在香港商业印刷品可以不登记。所以标的国际刊号也没有意义,我观察许多发行中港台的杂志没有国际刊号,但都有当地落地许可的标 DM广告媒体刊号如何申请 ?(转帖) 目前我国还没有DM广告,国家工商局在1996年2月有一个内控标准,即在出版部门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出版不包含政治新闻和文学作品内的信息内容。目前我们看到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全部是广告内容的印刷品,可以按区域或行业许可审批,但每一次需要按印刷品广告审查。目前邮政DM,电信运营商的DM,金融办的DM,或工商部门办的DM,商业部门办的黄页DM。都是这种形式,由于不含信息内容,不能定价、可读性差和成本高,经营很困难,发展不好。实际DM的广告业务收入在西方广告总量70%。如果DM能放开。以上机构都会成为巨无霸。 二、商情类,发行2000份以上,这是信息管理部门用纸媒质许可证的方式发的一种印刷品,把广告做为信息发布,写各省的管理条例不一样,但一般要通过新闻出版部门前置审批,有纸 媒质许可证号、内部准印证号,印刷品广告号。有纸媒质许可证号是一次性申请,内部准印证号,印刷品广告号逐次审查批准。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DM。但审批困难,有许多地方不批,可以拿一本《慧聪商情》类的DM,跟新闻出版部门做工作,一般他们请示上级后,2个月内会批,(会有主管领导面谈,学习出版和广告条例,获得广告审查证)面向特定群体的还可以获 得工本费许可。付版权费的按50元/千字或协商支付。 如果申请的话,要注意什么,有什么技巧? 需要注意版权问题,按付版权费的按50元/千字或协商支付,需要在引用软文时联系,或者20个字修改一次。各地对DM一般不批,需要挂靠政府信息中心单位或者新闻机构(如电视台)或协会(如广告协会、工商联),年鉴办、工商服务中心等其他部分符合广告宗旨事业单位。申请时先做几期样板,一般用激光打印(彩色也如此)。送信息办、新闻出版局、工商局,他们会报省级单位的信息办、新闻出版局、工商局批准。派2个律师和精通法律的顾问跟进,一般2个月会批下。公开费用很少,每期的审查费用大众广告内容的在1000/期。 费用大概需要多少? 公开费用很少,每期的审查费用大众广告内容的在1000/期。或者需要提供担保。地方或区域性的专版类DM杂志。新闻出版和工商广告方面的协调要好。大众类不建议,行业内可以考虑。开办费用大众类投入地区20万以上,省级200万。除非是有足购的广告资源,建议不要轻易进入。 怎样办一个赚钱的新的经济类杂志 序 这不是一篇充满了术语,看似逻辑严密,盈利的可能性十足的专业媒体投资分析报告(我还不能够教投资方怎样办一个赚钱的经济类杂志)。 本文写来,实在是有感于我所看到和经历到的是在一些新的媒体中,刊物执行总负责人和传媒外的投资方一直上演着重复发生的悲喜连续剧。多版本的故事梗概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开始时的相敬如宾,后来是剑拔弩张,最后不欢而散的多,很少见到大家相处愉快。这是最危险的:一是令我们一些具体执行、完成杂志使命的中层就很是为难,二是大乱军心,人心一散,团队不再,这会严重影响杂志社的发展规划,有时就是曲终人散的结局。(哈,我认识的一些媒体朋友们可不要对号入座啊,我只是将一个普遍地现象作一归纳,个案太多,大家的所见所闻都太多,就不举例说明了。) 其实,投资和媒体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行业,媒体人和投资人想的问题、想问题的角度都不同,表达方式及语言也差之千里。开始时,大家能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般来说,投资方选择操盘手(刊物执行总负责方)就是选择一个自己投入真金白银希望着尽快产出的项目,但他们又不了解内容(编辑部)、销售(广告部)、发行三大部门的操作流程和业内的潜规则,更不理解杂志的盈利是需要有个过程和周期的。杂志的操盘手,更多的是一些文人,他们骨子里比较傲气,对投资者他们可能从心底里,认为他们没有专业,不懂传媒,修为差一点的,傲气也就写在脸上了;同时,内心也还有一种危机感和一种不安全感,对操盘手来说,找到一个展示和实现自己抱负的舞台不容易,操作了半年或者一年,还不足以证明他的能力,实现不了他的个人抱负,也一定已经是一件很令他恼火的事了,再遇到……这是双方战争上演着的心理基础。 跳出来回头审视,我想:如果在杂志市场与资本市场联姻之前就沟通好,将杂志的DNA――杂志是怎么赚钱的?杂志的市场运作与合作风险规避、我的杂志能赢利吗?退出程序……这些所有的可能出问题的方面沟通清楚,双方理解,合作方共同努力,按市场规律和经济法则办事,把风险降到最低点,这不比有了问题再来互相责怪的好吗? 第一大问题:期刊盈利模式和周期的共识 期刊盈利模式: 一发行收入,这是最为普遍的盈利模式――杂志的定价一般高于其成本,广告收入少,盈利主要依靠发行收入。 二是依靠广告收入,这是当前国内期刊业最为热衷的盈利模式。一批新兴杂志开始放弃依靠发行盈利的模式,采用低于成本的价格发行,扩大发行量以吸引更多的广告。 第三种盈利模式则是出售期刊的品牌资源,利用品牌资源发展衍生产品。在有一个好的媒体平台的基础上,方式通常有:重印或合订本、特刊或增刊、图书和光盘、数据库、网站、会展、客户名单、品牌授权和主办会展论坛活动等。活动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也成为新的盈利点。具体而言,就是要以刊物资源、影响力为依托,用更开放的思路、更多样的路子、更有效的服务,寻求新的盈利途径,真正实现经营刊物的目的。现在有些刊物已在这些方面进行初步的摸索,如办班、购书服务、举办论坛等。总体看,在依托刊物资源的同时,又受到了刊物本身的局限。 媒体行业无论是产业形态、政策与法律环境,还是盈利模式、投入产出、治理结构、进人与退出机制等都与其他行业有本质的不同,因此用通用的商业分析方法恐怕还不能看透传媒业。这也是为什么以前一些投资银行、券商、投资公司、咨询公司等机构出具的媒体研究报告让人有浮于表面的感觉,观点不够深入,有的甚至出现偏差和谬误的原因所在。 在传媒界流传甚广的西谚:如果你爱一个人,那么就让他去办杂志;如果你恨一个人,那么也让他去办杂志。现在这句话也可以演化为:如果你想赚钱,那么就去投资杂志,如果你想赔钱,那么也去投资杂志。期刊的确是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也许这正是她的魅力所在。如果运作得法,印杂志就像印钞票一样,能够产生丰厚的利润;反之,印出来的杂志卖不掉,广告上不来,就像把钞票变成废纸,“印钞机”就变成了“老虎机”。 不论任何形式的媒体,都有自己容易和困难的地方,杂志最难的地方是一年只有12期,最多只有12次调整与表现的机会,而事实上,如果一本杂志在一年内犯了三次以上的错误,基本上就意味着这一年的时间白过了。因为一次错误通常需要2-3期才能发现并挽回。同样,杂志一年的出彩机会也只有12次,如果投入不大,不大可能做到每期都要极高的质量。我们经常都听到很多人说杂志需要3年时间才能盈利或者看出胜败。这就需要投资方够耐心,《三联生活周刊》坚持七年,才奠定了中国《TIME》的地位。 很多投资人做惯了其他盈利较快的行业,对期刊较长的市场培育期不能理解,也不能忍受,结果导致合作破裂。比如做工业产品的卖出去就赚钱,房地产商挖个地基就开始卖“楼花”,就有钱进账,可投资一份期刊两年了还没持平呢。其实那份杂志可能已经做出一定的影响了,再稍微坚持一下就能赢。很多期刊投资就是这样,往往在水已经烧到90度还差一点就开时挺不住了,十分可惜,这样的例子不少。关键还是对期刊的“影响力经济”的特征和“二次售卖”的盈利模式没有吃透。 另外,新创期刊的不确定性更大,品牌和市场培育的时间较长,即使经过市场调研,所得的数字也存在很多变量,分析也都是预测的、未知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发现与想像的差距很大,因此投资风险极大。但一旦成功回报极高,尤其在培育期过后的3-5年内都会保持极高的年增长率。成熟期刊有成熟的品牌、稳定的受众,清晰的盈利模式等,是实业投资和财务投资理想的目标。但成熟期刊对待投资的态度往往是:一)不缺钱,拒绝投资;二)代价高,出让小股融巨资;三)利用老刊的品牌优势为扩张新刊融资,这就又带有新刊投资的色彩了,可能比单纯投资新刊风险相当低一点,但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以上谈的是第一个问题,我想解决的是婚姻的双方处于“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危险的防范,我把这些讲清楚,可能双方美好姻缘的几率会大一些?投资的目的就是逐利,利从哪里来,什么时候该来了,这是我们要首先搞清楚的。让业外不懂传媒的投资者能够轻松掌握期刊业的特征和规律,这是我的第一目标。 第二大问题: 面对第三者,媒体人和投资人双方的相互配合与容忍 媒体人和投资人双方的关系就好象一对男女的相亲,既然要论及婚嫁,除了男女双方彼此要相配和喜欢外,还要讨好双方都很在意的亲朋好友(也就是杂志传媒与广告主都在意的读者,也同时是消费者) ,取得读者(也就是消费者)的满意和认可。其实,一些有经验的男女都知道,本来夫妻双方都是恩爱的,但一加上父母亲朋好友的因素,双方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好处理了。 杂志当然在媒体人和投资人外要有第三者,杂志要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将读者利益置于中心(当然是在符合国家的宣传政策和新闻规范的前提下),这将直接决定杂志能否得到市场的认可,能否实现赢利。进入实操阶段,媒体人和投资人最容易出现代问题是:媒体由于定位不清,得不到读者和广告主的认可;或是思路清晰,但市场不成熟,投资商没有耐心等下去;或是也进行了市场细分,但市场规模不大,竞争却很激烈,依然是赢利无望(当然除此之外,其他外部风险同样不容小觑,如政治政策的影响等可能会成为无妄之灾)……这些是双方不愉快的环境因素。 大家为什么看好期刊业的市场机会与发展前景呢?相对于报纸来说,杂志的投资小,也不容易出事(政治风险和心理风险小些)。传媒投资近年来持续升温,而期刊在各类媒体中也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且人均创利能力最强,具有投资小、见效快、人员少、成本低、利润高等特点,杂志的赢利的确实很强,可以说一本好杂志就是一棵摇钱树。因为媒体后期投入成本并不大,设备无无非就是几台电脑,投资期刊的成功模式和成功案例最多。所以杂志一开始就背负上了较高的赢利期望值。 任何投资都是为了取得投资收益,得到投资回报,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读者定位和广告营销定位,没有关于有效发行量、有效覆盖地区、有效版面规模、获得相对竞争优势的版面强度等数量效益界限的计算与把握,以及一系列相应营销措施的配合与跟进,投入很可能会“打水漂”’。 新杂志创刊前,在过详细的市场调查和分析后,最好是由媒体人和投资人双方确定杂志的定位。而新期刊按照的定位,运作几期后,必然会咨询来自该杂志定位时假想读者和杂志人朋友的意见和建议。咨询结果通常会显示:读者的意见和建议更多的是否定杂志的定位。这时,投资方第一反应就是:开始怀疑定位或执行有偏差。有的投资人开始对期刊的专业管理工作参与过深,而且固执己见,要求被投资人必须言听计从,令行禁止,不管决策正确与否。一种是指手画脚,对办刊人的专业管理工作横加干涉,往往理念不和造成合作破裂,《新××》杂志采编骨干集体跳槽就是这种典型。还有一种是监视和说教,对职业经理人像家长看小孩一样总是监视和不信任的态度。 其实,我的看法:一是主管、主办、投资方应该开明一些、有耐心一些,干涉不能太多。遇到问题要从治理结构上去解决分工、责任和权力的问题。二是要清楚:市场对新生事物,是很难接受的,总是会发现他的一些小毛病,然后放大这些小问题。其实有些问题是可以进行自我修复的,市场接受是需要付出时间做交换,是有一个过程的。新刊贵在坚持,坚持自己的定位,一年后你会看到胜利的曙光。三是需要合作方共同努力,按市场规律和经济法则办事,把风险降到最低点。遇到相关冲突,这里我强调用市场的手段解决问题,而一定不能用政治的所谓“谋略” 曲线救国来处理。 有的投资方走得更远,因为个人意气,炒掉操盘手,这面对的必然是重新找人替换整个团队,意味着追加一笔不菲的投资,要付出时间和很大的机会成本,而且要命的是,可能这个团队整体不如上个团队,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建议投资人需要学会在观望中忍耐,要尽量策略谨慎地处理。 第三大问题:双方严密规划,商定“过程监测、结果评估、赏罚奖惩”的规则 杂志市场与资本市场联姻是一个前景看好的投资热点,同样也存在种种风险。因而对这些风险的论证和防范应具体和量化,这很有必要,投资的目的就是逐利,利从哪里来?风险在哪里?如何运作?投资的底线是什么?投资方必须对自己的目标是清楚明确的,否则自己昏昏,岂能使人昭昭?自己都没有实际的计划,怎么确定执行者的进度。 在实际操作中,现实情况的表现不尽人意时,投资方对原则问题不能妥协。投资方自己和媒体人最好有大家一致认同的可执行的三年内各年度的目标及各年度的分季度分月目标,按杂志的投入产出基本规律,通常将杂志发展分为导入期(一般为3—6个月)、成长期(一般为第6-第36个月)、成熟期(一般为第36-第54个月)及衰退期(根据发展而确定时间)。在进行投入产出核算时,应重点做好导入期和成长期的财务预算。同时,在进行财务管理过程中,必须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即在一定原则性的基础上,允许在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超过预算的费用必须经董事会批准,否则一律按计划操作。我认为花钱要谨慎、有计划,浪费是品德的问题,不是经营的问题,经营上当花的一定不能省。所以,不管多大财力的投资者投资报业,合理控制成本,永远是必要的。其中,在投入产出的核算中,必须精确地列出在各个动态发展阶段的预算: 印刷成本。根据需要先进行委托加工生产,但要确保印刷质量和时效。一本杂志100多页,印1万册,用铜板轻涂纸,一期印刷费大概要5-10万,要看具体页数和印场。 固定资产投资。通常以满足基本需要为原则。 管理成本。应尽量减小中层人员,缩短管理等级,强调高效的集约化管理。 采编成本。通常对采编成本应进行总量控制。编辑成本每页算1000元(不算高吧), 广告成本。此项成本主要用于客户联谊、广告推广会等方面。 发行成本。实行不同阶段的费率控制,强调有效发行比片面强调发行总量更有意义。 品牌推广成本。根据品牌建设的规律,在各个阶段进行不同规模的投入。 工资、福利、稿费、差旅费、交通、通讯、税费等相关费用。 9.发行、广告及相关副业的产出。 除了对前期硬件投入、工资、稿酬、运营成本、差旅、印刷、发行、推广、流动资金等进行匡算计划以外,还需要执行人 的具体操作方案。各高管层人员(包括兼职)到岗后,应该在20天内根据杂志的整体发展战略、目标及各人的岗位职责,将自己的工作思路理清并加以细化,从而形成各阶段的操作方案。每个人都必须提供主要包括:工作目标(包括时间限制和最终完成成果);工作思路(如何完成,其过程,所需资源设施人员);管理理念及风格(团队的选择标准及选择方案);下属人员的结构、数量、素质、工作职责、考核办法、人员进退制度等;风险防范;团队配合的工作计划等。
[内容提要]本文对西方国家治理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首先分析了治理的源起和内涵,指出治理是一个内容丰富、包容性很强的概念,是人类社会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复杂的发展问题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集中体现,标志着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新的和更深刻的认识。如果说治理具有更多的工具理性色彩,那么善治的提出,则赋予了治理更多的价值色彩,因而治理理论具有工具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特点。最后本文对治理理论作出简要评析,指出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治理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之路的普遍追求和必然选择;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治理需要与各国国情相适应,其实现形式必然具有多样化。 [关键词]国家治理 治理理论 统治 善治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不仅首次提出“国家治理”概念,而且在《决定》共24次提到“治理”一词并且进行多种表述,如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体制、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等等。这表明作为学术概念讨论已久的治理理论正式进入国家的战略、方针、政策领域。 治理作为政策语言甫一提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反响。把治理这一超越意识形态和基本政治制度,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全球化,更加能够决定各国在相互竞争、文明成长当中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次东西的全新理念,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方略,打破了以往对改革板块式的认识,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党的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型,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成熟的重要标志和长期执政的必然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国家治理新时代。 国家治理作为人类政治社会的普遍现象,具有因应于历史情境的结构性维度和特点,不同时期的治理有着不同的内涵,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对于治理的价值判断、制度设计等也不尽相同,特别是在不同国家的运用还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因此,要科学把握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治理的内涵,首先需要对西方国家治理理论进行历史地、全面地和客观地理解。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力图对产生于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提供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和概念图景并对其进行简要评析,从而为准确和完整地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 一、治理理论的源起 英文中的“治理”(Governance)概念源于古典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之意。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专用于与“国家公务”相关的宪法或法律的执行问题,或指管理利害关系不同的多种特定机构或行业。[1]治理这个词从13世纪起就在法国阶段性的流行过。该词曾是表达政府开明与尊重市民社会结合的一个要素。在17世纪和18世纪,治理是关于王权和议会权力平衡的讨论所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在那个时代,王权在实现过程中开始依靠一些新的原则,而从这些新原则中,诞生了民众权利和市民社会理念。[2]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自此以后,国际多边与双边机构、学术团体及民间志愿组织等都把治理作为惯用的词汇,治理理念遂被广泛地运用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各个领域。“治理并非是由某一个人提出的理念,也不是某个专门学科的理念,而是一种集体产物,或多或少带有协商和混杂的特征……治理成了集体‘时尚’的一部分”。[3] 通过在治理前加上修饰限定性词语而摇身一变的新术语亦应运而生,如“好的治理”、“全球治理”、“社会治理”、“地方治理”、“社区治理”、“多层次治理”、“多中心治理”,乃至新兴的“网络治理”等。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已波及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伴随着诸多与治理关联词汇的诞生,治理一词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意义,而且其含义也逐渐与其本意相差甚远,成为一种被赋予现代化色彩的词汇。 虽然治理最初是出于国际组织改善受援国或投资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努力,援助机构依靠治理指标去甄别和奖励那些治理质量得到改善的发展中国家,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治理的重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政府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局限性和在若干领域中的失效。政治学家和管理学家之所以提出治理概念,主张用治理替代统治,是他们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效,又看到了国家的失败。单纯的市场手段不可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同样,仅仅依靠国家的计划和命令等手段,也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因此,愈来愈多的人热衷于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和(或)国家协调的失败。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长期变化。“出现了重要的经济及社会新情况和与之相伴随的问题,这些问题再也不能简单的借助自上而下的国家计划或凭藉市场中介的无为而治方式寻求解决了。这种长期性变化反映了社会复杂性的极度加剧,而社会复杂性又来自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社会里种种机构序列功能的不断分化--这又反过来导致不同系统跨越社会、空间和时间的距离而更加相互依存。”[4]“新公共治理理论”的产生正是对传统治理机制反思的产物。该理论以英国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的崛起为标志,改革的焦点是关注民间自治与公共参与的力量,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建立政府与市场及公民社会的信任与合作。其关注的焦点是,根据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多样性、动态性,建立一个市场自组织、社会自治理、分层级的政府治理以及它们之间彼此有效合作所形成的复杂性、动态性、多样性的公共事务治理体系。 “这一词语的应用范围很广,它涉及政治秩序(包括效率和合法性)的基本问题,同时又与国家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许多人虽然对减少政府的活动范围兴趣不大,却发现,在政府或国家不能发挥主导作用而需要联合行动的领域处理问题时,治理这一概念十分有用。在社会的的各个层次,从最基层到跨国范围都可以发现这类领域。对于强化市民文化,促进志愿行动,改善社会的民主基础等,对治理问题的讨论都具有切实的意义。在考虑国际社会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如何才能建立必要的制度以推进秩序和公正方面,它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5]治理在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中发挥中心作用的领域包括:“从唯经济思维的死胡同撤退的尝试;将权力从公共部门转移到私营部门,减少国家的作用,增加市民社会的尝试;满足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公共领域进行行政和制度改革的条件而又不致使人认为过分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的必要性;对民主化和人权的新的不懈追求;冲突之后的重建这样的严峻挑战。”同时,由于治理在指称“一个社会被管理的含义”时以一种“无政治含义的”(apolitical)概念出现而容易被人接受。[6]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治理理论迅速流行起来。有学者曾较为全面的概括了治理受关注的原因[7]: (1)随着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投资者的重要投资地,对于许多直接投资者和组合投资者来说,发展中国家在政策执行可信度上的差别,尤其是治理系统(包括政府治理和公司治理)的质量差异,极大地影响着投资者对政策可信度的预期,因而成为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良好的治理水平成为吸引国际投资的重要因素。 (2)冷战的结束。苏联解体后,一些国际援助机构改变了致力于杜绝意识形态方面的概念在发展中国家蔓延的态度,转而调整投资政策,如世界银行于1996年首次调整了其长期坚持的政策,不再无视借款国恶劣的治理水平和体制,从此,援助机构逐渐采用治理指标去甄别和奖励那些治理质量得到改善的发展中国家。 (3)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政策改革的失败。发展政策改革的失败让多边机构和那些市场化体制的忠实拥护者逐渐认识到:健康的市场需要良好的治理,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失败或许正是由于低劣的治理水平而导致的。 (4)对政治在经济发展和政策改革中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有力地证明了国家治理体系有助于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人类福祉的不断提升和社会的持续进步。 总之,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它是人类社会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复杂的发展问题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集中体现。 二、治理理论的含义 虽然治理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趋势,成为多学科共同使用的一个流行词语,但治理理论不仅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相反却存在概念上的模糊性和复杂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过去15年来,它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至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8]。英国学者罗伯特·罗茨曾概括了治理的六种不同用法,即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作为社会-控制系统的治理,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9]许多研究者和各类国际与地区组织都曾对治理作出过内涵各异的定义。 1992年世界银行对公共部门治理提出了一个较为狭义的概念:治理是对一个国家用于发展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进行管理过程中的权力实施方式。[10] 欧洲援助(Europe Aid)将治理定义为国家为其公民服务的能力:它指的是一个社会中利益诉求、资源管理以及权力实施所依赖的规则、过程以及行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使用的治理概念是:治理包含一个国家被管理和统治方式的所有方面,包括其经济政策和规则框架。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中将治理定义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和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