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学家的成就感

A、秦汉时期 1、秦汉时期是我国正史的创立和新史学的产生时期，史学在大一统和先秦史学积累条件下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在史学方面的巨大成就有通史、皇朝史、学术史、风俗史、历史评论、起居注等等，在内容和撰述形式上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2、作为中国史学奠基作的通史巨著《史记》和作为正史格局形成标志的断代史巨著《汉书》的出现，把反映中华民族历史面貌和反映皇朝历史面貌结合起来，形成庞大的史学规模。在正史创立的基础上，《东观汉记》和《汉纪》也各有成就； 3、王充等唯物思想家的出现，以及他们对“天人感应”、“谶讳神学”的抨击，在秦汉时期历史思想的发展上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与理论价值。这表明中国史学在大一统的历史形势下，已经摆脱了稚嫩的面貌，开始走向成熟。 B、唐朝时期 1、唐朝是我国古代史学的转折与繁荣时期，史书数量有了更大发展，其数量之多，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且正史编撰成绩斐然，被列为正史的二十四部史书中，有三分之一是在这个时期修成的，如唐代修的八部正史《梁书》《北齐书》《南史》《北史》等； 2、史学在思想文化领域逐步摆脱经学而独立地被社会认可，历史意识、史学意识和史家主体意识也得到加强，如这一时期的史家信念、良史标准与价值观念、修史制度的反省和史学批评的理论价值与社会价值等； 3、官修史书制度正式确立，并设立史馆为专门修史机构，完善相应的史官制度，表明皇家对修史的垄断，私修之风受到扼制。这一做法为后世各朝所效法，影响深远； 4、出现了史学理论专著和史学三长论，史学批评趋于成熟，标志着史学的发展进入更加自觉的阶段。如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所著《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5、出现了典制体史书这一新的表现形式，诞生了我国第一部典制体通史，表明制度史受到重视，也丰富了史学的内涵，扩大了历史撰述的领域，为我国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如杜佑的《通典》，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论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著作。 6、通史的撰述出现复兴的趋势，历史笔记开始发展起来。通史如杜佑的《通典》、马总《通历》、姚康《统史》等；历史笔记如刘肃的《大唐新语》、李肈的《国史补》等。 C、宋朝时期 1、宋朝是我国史学继续发展的时期，也是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进一步深化的时期，史家忧患意识传统、会通意识、史学批评意识和历史认同意识都有明显的发展。 2、正史的编修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和《新唐书》等。而且出现了带有总论性的通史巨著，如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郑樵的《通志》。 3、南宋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首创纪事本末体，朱熹著《资治通鉴纲目》开创纲目体，丰富我国史书的撰述体裁，这是中国历史编纂法的重要创造。 4、对当世社会历史问题的关注是这一时期史学活动的突出特点之一，如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徐梦梓的《三朝北盟会编》等。此外，会要体史书有了突出发展，如《唐会要》、《五代会要》、《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等。 5、历史文献学成就突出，不论是在勘误、考异、辨伪各项，在目录书成果上，还是在金石、考古领域，都有令人瞩目的著作出现，尤其是金石学，独具特色，成绩斐然，如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等。 6、史学批评出现繁荣，产生一些有价值的史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对推动史学和史学批评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吴缜的《新唐书纠缪》、曾巩的史学批评和朱熹的读史之论等。 D、明朝时期 1、明朝是中国史学走向社会深层的时期，私家修史兴盛，野史发达，实录得到蓬勃发展。私家修史如谈迁的《国榷》和邓元锡的《明书》等；野史如李逊之的《三朝野记》和余继登的《典故纪闻》等；实录如《太祖实录》和《英宗实录》等。 2、方志的兴盛和经济史的兴起时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之一，也是明代史学向社会深层发展的一种标志。这一时期的方志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性，并开创了边关志和卫志等门类；经济史有治河、漕运与水利之史和农政、盐政与荒政之史。 3、史学在通俗形式方面取得长足发展，历史教育得到更广泛的展开。通俗形式史学是对前人史学著作的节选、摘录和重编，如《元史节要》和《史记钞》等；明代历史教育比前代更具有广泛的社会性。 4、晚明史学的崛起是明代史学发展的又一个特点，且史学思想活跃，一些成就突出的史家都集中在这一时期，如王世贞和谈迁等。 E、清朝时期 1、清朝是我国传统史学的总结延续和近代新史学萌生的时期，清代官修史书的数量和种类都超过了前代，对史学的控制之严也超过了以往封建王朝。如《明史》、《清实录》和《清会典》，以及“续三通”和“清三通”等。 2、历史思想的发展获得重大突破，展现出嬗变的历史面貌，如黄宗羲的历史批判精神、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章学诚的史学理论、龚自珍具有时代特征的历史思想和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等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历史思想新的发展。 3、历史考据学成果辉煌，出现了乾嘉考据三大家王鸣盛、赵翼和钱大昕以及崔述等著名考据学家。此外，阮元在历史文献学上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4、边疆史地研究兴起，出现有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和姚莹的《康猷纪行》等；同时，外国史地研究出现新局面，著有魏源的《海国图志》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他们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和近代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5、方志学成就突出，包括总志、省志和州县志三类，如清代官修的地理总志是《大清一统志》。此外，清代私家史学成就独创性强，贡献卓著。如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认识历史文献的基础性和重要性。马克思指出，认识历史文献是认识历史实际的基础，而认识历史文献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是“使众所周知的材料具有新的意义”;二是“提供新的材料，以便对历史作出新的说明”。归根到底，这两种路径都是以认识历史文献为基本依据的。恩格斯在整理和研究有关爱尔兰问题的历史文献时曾致信马克思说：“糟糕的是，并不总是能弄到第一手材料，可以从中搞到比加工过的资料中要多得多的东西，因为加工过的资料把原来简单明了的地方都弄糊涂，弄混乱了。”可见，认识历史文献是基础，也是历史研究者的基本功，尤其是认识原始的历史文献比认识二手文献更重要。在认识历史文献时，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揭露了不同利益诉求对文献的恶意曲解、误解甚至篡改等错误行为，以及枉顾史实、蓄意编造、捏造甚至臆想历史文献的恶劣做法。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正是由于利益和阶级立场的不同，在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可见，历史文献的认识问题十分复杂，具有很强的社会政治属性。恩格斯也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在谈到俄国人撰写的有关1812年战役的文献时，他说：“阐述事实的严谨态度被淹没在滔滔不绝的浮夸之中，事件的真相按照民族虚荣心的迫切需要被歪曲，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被作者在纸上取得的更大胜利弄得黯淡无光，而敌人，无论他是谁，都自始至终被竭力贬低。”可见，恩格斯敏锐地注意到俄国人在民族主义情感影响下创作的文献，歪曲了历史实际，掩盖了历史真相。事实上，现代史学研究发现，类似的现象在西欧国家的历史上也不少见，如16世纪法国档案文献中皇家的赦罪书就具有“文学性质”,充满了“虚构的”修饰。这说明，即使是原始的历史文献也不能说是完全信实可靠的，也需要进行科学鉴别和批判。因此，在现代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以认识历史文献为基础，对科学的有效性做出了历史性解释，并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建起来的社会发展总框架中赋予其明确的描述性的意义，因而更具有说服力。只有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正视因“历史材料不足”而造成的历史认识的“缺陷和不完善”,我们才能摆脱后现代史学带来的认识论危机或“历史学终结”的困扰。后现代史学的所谓认识论危机或“历史学终结”,模糊了历史认识与文学虚构之间的界限，把历史认识的结果和表达形式视为历史研究者主观“建构”的结果。实质上，这是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危机，也就是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危机，其根源在于违背了唯物史观，割裂了历史认识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王国维的史学研究成果主要收集在《观堂集林》卷9至卷22的14卷《史林》中，大致包括八个方面：殷周研究、司马迁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古代北方民族研究、辽金元研究、汉晋简牍研究、青铜器物、石经、碑刻、度量研究、敦煌研究，而以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文物和古代北方民族、辽金元研究五大方面成就最为卓著，贡献最为杰出。1925年新印讲义《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为其思想方法的理论总结，提出“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结合的著名“二重证据法”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则推王国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他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因而论断堪称精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