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理论论文

一·仔细阅读内容；二·对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三对书籍、文章加以批点评注；四·指出所认为的缺点和错误等。

文艺学学术批评，指的是以文艺学为对象的学术批评。此间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作为批评对象的文艺学具体指什么？二是此种批评的学术性如何体现？　　以文艺学为对象的批评，将文艺学这种理论研究和理论话语领域视为整个人类文艺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对人类文艺活动整体的批评也就必然包括对文艺学理论的批评。这种批评所指向的对象领域，包括文艺理论建构，文艺批评行为，文艺历史叙述，文艺学课题、标准和期刊，文艺学学术事件，高校文艺学学科建设等方面。②　　文艺学批评的学术性，体现在对文艺学理论的基本性质、主体定位、话语方式、逻辑体系等问题进行理论化的深入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学批评是用理论思维思考理论对象，它是一种理论的理论，是理论的一种批评性的自我反思行为。因此，文艺学批评也应具有一般学术话语的性质和特征。“学术性话语以其对专业知识的关注与掌握而显示出独特而倔强的存在……批评的学术性在于，它特别关注批评对象自身的具体性质、特点和规律，提倡一种具有专业特点、逻辑性强而思维缜密的话语表述方式。运用自身专业的概念和标准，对批评对象做出相对独立于政治论断的学术评价。学术性批评活动的全过程，内含着知识的聚集、验证、扩展和更新，其成果代表着人类知识领域的演进和认识能力的提升。”③因此在人类知识系统的总体图景中，学术性批评充当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文艺学学术批评是理论的一种自我批评，它体现了“理论”身份的变异，同时也是理论与批评结合之后一种视阈反转的结果。首先，理论是哲学体系的专门化和碎片化，也就是说，当哲学的涵盖一切的普适性话语表达不再具有针对具体领域各类问题的实际解说能力的时候，哲学就会为复数性的、更加适合各专业领域的理论所代替。对此，詹姆逊也有话说，“理论出现于伟大哲学体系的终结点，出现于一种市场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理论还不免要变成不同的理论商标……哲学体系的特点是将现实中形形色色的观念统统吃进，再赋予其一种单一而自成一体的语言、概念和术语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终结意味着没有人再认为这是可能的了。这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同时操起各式各样的理论语言。我们找不出什么将这些语言综合在一起而变成一种万能语言(master language)的办法，而我们甚至连这样做的愿望也没有。”④如果说，文艺学是一种面对文学(文艺学严格讲就是文学学)的总体性学问、一种关于文学的哲学的话，那么文学批评，尤其是20世纪以来批评意识与某些专业学科的理论话语(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等)相结合后形成的批评理论，则是文艺学理论碎片化的结果。其次，批评理论作为一种批评实践与碎片化专业化语言相结合的产物，它在吸收批评的攻击性的同时，也重新唤起了理论的批判性活力。正如美国批评家、学者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1944- )所强调的，“有时理论似乎并不是要解释什么，它更像一种活动——一种你或参与、或不参与的活动。”⑤法国学者安托万·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1950- )对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从文学活动的角度作了更为明确的说明：“粗略地讲理论就是‘批评之批评’或‘元批评’(如对一门语言进行描述于是与之对立的元语言，对一门语言的功能进行描述于是与之对立的语法)。它体现了一种批评意识(对文学意识形态的批评)，一种对文学的反思(反观批评，自我意识或自涉)。”⑥而当理论自身的批判性活动特点以及自我指涉自我反思能力被激发起来之后，其视阈有可能从面对文学(包括文学作品、文学现象)到面对理论自身的根本性反转

《浅论美的变迁》由自古以来文学中不同时期对美的理解，来阐释文学审美的变迁《论中外古代文学“美”的比较》以中外文学相同时期审美的对比来窥中外文学审美的不同

“我们的经验在都市题材面前‘死机’” “在评选过程中我就开玩笑说，不要评出来全是村里事儿啊。结果评出来还真就全是村里事儿”，《人民文学》副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作为中篇小说的评委认为，面对都市题材，当代中国作家和理论界都面临着经验失效的问题。 “我们心中运行的那套系统可能特别适用于乡土题材，碰到了村里事儿我们的系统就运行得欢实，一碰到都市中的事儿它就出现故障甚至失效。”他以“死机”来形容中国当代文学对都市经验的失效。 这也解释了评论界面临新现象的不知所措：先是出来个“七零后”，然后是网络文学，再然后是“八零后”。“他们写得怎么样是一个问题，但主流文学评价系统和理论批评界的反应迟钝，其实是我们无法对他们发言，因为我们甚至搞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和为什么这样说。” “都市题材将成为未来文学的主流”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白烨则认为，“都市文学”和中国长期以来所盛行的“乡土文学”形成了一种比照。过去的文学创作中，“乡土文学”一直占据主导性地位，现在该轮到都市文学了。这既是文学自身发展演进的一种必然，更是中国社会向都市化进程发展的结果。 他举例，新的作者群体比如“八零后”，大都有着城市出身和生活的背景，他们是与都市同时“长大”的一代，都市生活已经浸润到他们的细胞与血脉，他们将写作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如果说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以一个烟灰缸就可以虚构一个精彩故事，那么‘八零后’的写手们则仅凭一个语词就可以建造一个想象的世界。”白烨无奈地感叹道。 “曾经有一个在高中和大学里做的调查显示，‘你最喜爱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排名依次是金庸、郭敬明、韩寒和鲁迅。我想，这表达了一种倾向，对传统文学神圣性的彻底颠覆，所以我们在观念上要反省反思，对现状的认识需要更清醒些。” “中国文坛的将来属于郭敬明们”？ 在讨论中，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蒋巍甚至激动地表示：“我们都将老去死去，中国文坛的将来是属于郭敬明们的。”此言一出，引得众人纷纷反对。“虽然郭敬明的书现在能出版一千万册，但我不相信他能像鲁迅一样值得后人纪念”，白烨表示。而有的发言者则认为不能完全以孩子们的喜好来评文学作品，“我的女儿以前很喜欢赵薇，现在也不追星了；她现在看郭敬明的东西也觉得没有意思，他们的兴趣点转移得太快。” 中国当代文学的状态，体现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深刻烙印，所以面对现代社会哑口无言。在都市与乡土的二维化选择中，文学的世俗化、时尚化和社会化到底是退步还是进步，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