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征文活动评述

春节之前，一些媒体有一个“中国梦历史演进”的节目，主题是：“国家的梦想，由普通公民的一个个梦想汇聚而成的。只有在个体梦想丰富并且有机会实现的国度，国家梦才有可能孕育。”换言之，梦想记录着国家的成长。 　　梦想是人类永恒的生命冲动，如果考察一下人类自古至今、域内域外的各种梦想，想必也是一件极 有意义和好看的一幅“宽银幕”。当下说梦想，不言而喻，是因为又一次的“时间开始了”――“中国可以支撑和包容越来越多普通人形成梦想并实现梦想，整个社会也因梦想的蓬勃丰富而更有活力与魅力”。如果这不是“梦想”，梦想真是要“春暖花开”了。 　　由此忽然想到了此前的一次有关梦想的大型活动――1933年，有一批文人墨客在一个平台上尽情“梦想中国”，进而“梦想个人生活”，如今，换了一个场景，如果将之搁置于今天来看它们实现的程度等等，或者也会是一桩别有意趣的话题吧。那是1933年元旦，商务印书馆的名刊《东方杂志》搞了一个《新年的梦想》的专栏，这是编辑胡愈之的“创意”，其意在反抗国民党“文化围剿”语境下的人们的不自由，方法则是让人们在没有梦想的现实中说些“梦想”的话，借了新年如同借了醉酒红了脸说些放肆的话，皮里阳秋也罢，胡编辑在征文启事中“诱导”说：“在这昏黑的年代，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沉闷的空气窒塞住每一个人，大家只是皱眉叹气挨磨各自的生命”，但毕竟“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力啊”。 　　彼时众人“做梦”，大致有两个档次：“梦想的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当时上海两家大学中的山西籍教授――暨南大学的卫聚贤（山西万荣人）、大夏大学的梁园东（山西忻州人），这两位历史学家“如梦”，第一个“梦”，卫先生“做”的很平实：各位打内战的“英雄们”掘战壕时要留心出土的文物啊――这真是考古家才会说的话，不过语腔里就带有哭声了。卫先生另一个“做”的“梦”，如今算来真是如梦了：教育，学自然科学的占七成，学社会科学的呢，占三成吧，国学则百有一足矣，是不是卫先生以为如此的人才安排才会是社会的稳态，比如大家都去搞“评儒批法”当历史学家就不是社会的常态了？卫先生还说国家如一座宝塔：人民是基础，由县、省、中央循至塔顶，基础坚实则一塔巍巍安然，若予以倒置，自是风雨动摇矣。卫教授说得不过是常识。梁先生“做”的“梦”，或者更“理想主义”，他说：将来吧，中国社会不再是以政府为中心而是以个人为中心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市民社会”和“有限政府”了）、政府也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了（又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知情权”或实行了“政务信息公开”或“政治问责制”了）。不是“无政府”而是“小政府”，又是“不怕人推翻”的政府，梁先生“梦”得妙，当然自古做梦这“梦”其实就是现实的一个颠倒，如同童话的产生，又如陈平原先生当年写武侠小说史的研究课题，题目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文人要当侠客，岂不是“梦”，难怪大家当年都抱一本金大侠的武侠小说意淫驰想，其实呢，和他们又喜欢抱着另一本《红楼梦》与贾宝玉善做“意淫”的梦都一样。文人么，侠客、红粉，皆是他们喜欢做的梦，于是，当然也被不喜读书的项羽侪辈所小觑，更被秦皇汉武般的豪杰视为泥丸做成坑堑的填料。卫先生和梁先生，皆是一介书生，北大的周一良先生不是有一本回忆就叫《毕竟是书生》么，于是，书生做“梦”，只能是“怎样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政府，我梦想它”。 　　以上是第一个梦――“梦想的中国”，至于第二个“梦”――“梦想的个人生活”，卫先生遥想：假如生活能够安定，自己要写一部百万字的《中国通史》，还要在西北考古和游历南洋和印度，继而考察古代中外交通，惜乎卫先生的“梦”终未兑现（如今可以看到他的《中国考古小史》等重印了，或许是《鬼吹灯》、《盗墓笔记》等带动的了），而且他可能不会想到他的归宿竟是无法“落叶归根”，至于考察中外交通，晚年的卫先生竟效古人，把梦想变成真，载舟穿越太平洋，验证“中国人发现美洲说”，惜乎波涛汹涌，卫先生险些“泰坦尼克”。如梦的“下策”之中，卫先生当年还给自己预设了一个退路：不能教书，则入山为僧吧（去研究生物哲学），或回家效仿曾国藩去练“民团”（不是用来对付军人，而是要铲除学阀），书生毕竟不能言武，即使是上山和下乡，也皆是文事。梁先生呢，当年更是书生意气，他的“梦”越做越小，也许有口拙的毛病，竟“梦想能有一个漂亮的嘴巴，能口若悬河”，不过他后来还是靠嘴巴吃饭（钱锺书《围城》中描写的那所战时学校以及发生过“第二条战线”激烈斗争的武汉大学，梁先生是其中的一位人物），直到他不能讲课也不能再“做梦”的风雨如晦的岁月（1957年的人物，此前是山西师范学院院长）。 　　1933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梦想”，不是当代绝大多数中国人“集体梦想”的内容了――财富、创业、子女、卓越、知识、行走、公益，等等，这是历史的进步使然。不过，要说到“梦想”的真的实现，可以带起人们思绪涟漪的，是通过当年的梦想，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惯用的观察社会的眼光和有限的“梦想”空间始终是在传统思想和传统学术给定的范围之内，他们大多冀望于“圣人出而黄河清”，鲜少具体的制度构想或实践品格，如梁园东希望出现一个言论自由的民主政府：“必须什么样的政府才不怕人推翻，因此什么话他也不怕你讲，或者他还要你讲，以至于他虽要你讲，你也无话可讲。”或许，那似乎就是孔子所说过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境界了，如何可能呢？梁先生只是“梦想”而已。

《1933，聆听民国》（林语堂）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_tPqfXQ 提取码：g5dp书名：1933，聆听民国作者：林语堂豆瓣评分：0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年份：2014-3页数：224内容简介：近几年有关“中国梦”的讨论很热烈，其实早在80年前，作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份刊物、创刊近三十年、久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就曾围绕此话题发表过一组文章。1932年11月1日，杂志主编胡愈之向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发函400余份，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二是“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征“梦”活动激起热烈回响，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东方杂志》的读者。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总第三十卷第一号）以83页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不算以漫画形式做“梦”的丰子恺）。半个月后，第2号又以“梦想补遗”收入了梁漱溟、朱自清二人的复函。这些作者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包括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胡秋原、陈翰笙、张申府、严灵峰、邹韬奋、周谷城、陶孟和、俞平伯、何思敬、楼适夷、宋云彬、章乃器、茅盾、周予同、顾颉刚、施蛰存、周作人、杨杏佛、孙伏园、洪深、傅东华、马相伯、林语堂等，几乎网罗了当时的文化界名流。因此，这期专栏“虽然不能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梦"，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梦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精英界的思想趋向，值得仔细品味。在上述名家形形色色的梦想中，流露出来的最迫切愿望就是实现民族复兴。这是与其身处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面对当时战乱频仍、兵燹不断的时局，有识之士怎会不深深担忧？本书图文并茂，首次向广大读者展现老一辈中国人的热切梦想。作者简介：林语堂、梁漱溟、胡适、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胡秋原、陈翰笙、张申府、严灵峰、邹韬奋、周谷城、陶孟和、俞平伯、何思敬、楼适夷、宋云彬、章乃器、茅盾、周予同、顾颉刚、施蛰存、周作人、杨杏佛、孙伏园、洪深、傅东华、马相伯等。

因为农村的厕所是个很大的问题，不仅仅是安全，更多的是农村和城市的差距。我国针对这一问题提出厕所革命，要大范围整改农村厕所。

国家的进步是需要全社会的人一起努力的，所以农村的厕所环境问题是一定要治理的才会有效果。

鲁迅：以笔回敬手枪作者：傅国涌不带钥匙出门1933年6月18日，上海法租界，一阵枪声夺去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的生命。面对同伴的惨死，鲁迅悲愤交加，当天他在写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程度超过了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第二天，他对来访的冯雪峰说起杨杏佛遭暗杀时的情境：“可见他当时是清醒的，首先掩护了自己的孩子……就说动物罢，也有动物的本性，临难时也先救护幼小者。有后代，就是有将来！……能够如此，也是不容易的。”痛惜之情溢于言表。冯雪峰认为他对杨杏佛临难时所表现的镇静态度和所流露的人性，表露了自己无比的敬佩与赞美，正是在这种敬佩与赞美中蕴涵着他至为深沉的痛惜。6月的上海杀机四伏，风声鹤唳，“勾命单”上赫然就有鲁迅的名字。杨杏佛入殓那天，到处传闻国民党特务还将继续暗杀同盟的人，特别是蔡元培和鲁迅。有些知识分子被吓得“鸡飞狗走”，亲友们都为他的生命而担忧，劝阻他出门，或暂时避一避，但他都拒绝了。6月20日，鲁迅毅然告别家人，和许寿裳一同前去参加战友的入殓式。那一天他确实不存幸免之心，出门时不带房门钥匙。据邹韬奋回忆：“杨先生死后，送往万国殡仪馆大殓，当时人心浮动，吊者寥寥，不过数十人而已。”鲁迅、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洪深等人参加了入殓式，邹韬奋、胡愈之赶到时遗体正在入棺，同盟的重要人物之一林语堂没有来。晚上，鲁迅对来访的冯雪峰谈了一些看法，“今天蔡先生是去的，他很悲哀……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人是坚决的。”接着，他以赞许的口吻提到了老朋友许寿裳，说：“季茀也是去的。”他同时说：“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他对许寿裳也说过：“语堂太小心了。”（1933年7月2日，杨杏佛出殡时林语堂是去了的。）同一天，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记下了杨杏佛被暗杀的详细时间——“六月十八日晨八时十五分”，并以惯有的冷嘲热讽的笔调驳斥了《社会新闻》有关他逃离上海到青岛去了的谣言，他说：“否则，一群流氓，几支手枪，真可以治国平天下了。”6月25日夜，鲁迅给两位日本朋友写信。在给山本初枝的信中他说：“近来中国式的法西斯开始流行了。朋友中已有一人失踪，一人遭暗杀。此外，可能还有很多人要被暗杀，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在给增田涉的信中，他写道：“目前上海已开始流行中国式的白色恐怖。丁玲女士失踪（一说被暗杀），杨铨氏（民权保障同盟干事）被暗杀。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而我总算还在写信。”那段时期，鲁迅的文章、书信、日记几乎都和杨杏佛的死有关。面对死神的威胁，他坦然自若，不存侥幸，他宣告——“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这是20世纪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在杀戮、监禁、失踪接连发生，生命没有保障的时刻发出的声音。我始终相信有了这样的声音，衰亡民族就还有希望。以笔回敬手枪，也许有人笑话他以卵击石，飞蛾投火，无济于事，白白送死。但以鲁迅阅世之深，他决不是盲目蛮干的人，他一贯主张“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然而他决不贪生怕死，在野蛮的杀戮面前保持沉默，在他一生中，面对这样的罪恶，在很多时候他都公开、直接地抗议了、谴责了。他的作为常使我想起爱因斯坦的那句不朽的名言——“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的沉默就会使我觉得在犯同谋罪。”左、中、右都有的民权保障同盟名单身后被誉为“民族魂”、“硬骨头”的鲁迅，一生以孤军奋战的生活居多。虽然他年轻时在日本也加入过光复会，“五四”时期是《新青年》群体的一员，自称奉“将令”创作，晚年参与发起过“左翼作家联盟”、自由大同盟等。但大多数时间他都是孤军奋战，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他和本民族的精英共同推进人权事业的一次努力，在民族历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页。尽管现在有人以种种理由证明这后面有红色背景，是被某种特殊势力操纵的，但不能否认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人权组织，是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为代表的民族精华一次争取人权、保障人权的集体壮举。翻开民权保障同盟的名单，我们可以看到：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邹韬奋、胡愈之、史沫特莱、伊罗生、王云五、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王造时、鲁迅、周建人、黎照寰、胡适、李济、成舍我、蒋梦麟、马幼渔、许德珩、陶孟和、张奚若、任鸿隽、沈钧儒、陈衡哲……这里有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作家、新闻记者、编辑、出版家、律师，几乎都是各个领域第一流的人物，还有左翼的外国记者。他们中许多人的政治倾向未必一致，套用旧的俗语可以说左、中、右各色人等都有，但他们在1932年秋冬到1933年夏天那一短暂的瞬间，却都义无反顾地站到了人权的旗帜下。这样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为人权奔走呼号，不仅在20世纪历史上是流星般划过的壮丽一幕，也注定了要引起后来人们长久的关注。鲁迅虽然不是中国民权同盟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人，但就他的一生来说，这也是他介入最深的一个团体之一，在长达半年多时间中他亲身参与了同盟的大量活动。同盟的酝酿、筹备时期开始于1932年夏秋之际，1932年12月18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五人联名在《申报》发表宣言，10天后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告正式成立。同盟的宗旨是超越党派的关系，保障普遍人权，如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特别注重于保障政治犯的权利。鲁迅加入同盟是蔡元培邀请的，蔡与鲁迅是浙江绍兴同乡，民国元年鲁迅即在蔡元培领导的教育部任职，蔡任北大校长时期，他也曾在北大讲课。1927年12月，蔡元培推荐鲁迅担任南京政府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可以领取300元津贴，一直持续到1931年底，可见两人渊源之深。据鲁迅日记记载，同盟成立不久，1933年1月4日，鲁迅收到蔡元培的来信。两天后（1月6日），“下午往商务印书馆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11日，“下午往商务印书馆访三弟，即同至中央研究院开人权保障同盟会”，17日的会上鲁迅被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之一。鲁迅的三弟也就是周建人，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据胡愈之回忆，鲁迅除了介绍周建人入会，还托周建人邀请胡愈之，再通过胡邀请邹韬奋入会，他俩都参加了，并成为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吸纸烟不用火柴宋庆龄写于1977年8月2日的《追忆鲁迅先生》一文，起码有三处值得商榷。一、她说1932年夏天杨杏佛请鲁迅加入同盟，显然不确切。二、她说当年秋季鲁迅、蔡元培和她都被选为执行委员，时间记错了。三、她说鲁迅与杨杏佛1927年同时加入中国济难会以后相识，与杨杏佛之子杨小佛的回忆不符。杨小佛说，鲁迅与他父亲虽然民国元年即在南京临时政府同时任职，但一在教育部，一在总统府，并不认识。两人和济难会发生关系时也不像有过接触。当然，他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如蔡元培、许寿裳、林语堂等，史沫特莱跟他们的关系都比较密切，认识也是很正常的。但介绍鲁迅入会的是蔡元培，不是杨杏佛，时间在1933年1月初。当然，在以后的近半年中鲁迅和杨杏佛的关系非常紧密。杨小佛回忆，因为鲁迅住得远又没有电话，为了鲁迅的安全，他父亲开会前总是写一张便条请孔敏中（当时在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工作）开汽车将鲁迅接来，会开好了杨杏佛自己送回去，杨小佛还陪同送过一次，路上小佛向鲁迅要他的小说，他说过去出版的早已送完了，新的小说则没有，并答应送照片给小佛。几天后杨杏佛将一张有鲁迅亲笔签名的半身像交给儿子，可见他们关系的密切。在长夜如磐的中国，鲁迅并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1933年元月胡愈之在《东方杂志》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时他就没有参与“做梦”。他说，如果不梦见“大同世界”实现之前的“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梦想中的好社会是不会来的。1933年2月12日，他给好友台静农的信中就说过：“民权保障会大概是不会长寿的，且听下回分解罢。”杨杏佛之死以血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切，但鲁迅是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对民权保障同盟他是热情的，不仅介绍其他人参加，自己也抽时间参加了大多数会议和活动。对于当时会议的情景，邹韬奋在《患难余生记》中有第一手的生动记述：“开会时最有趣的是鲁迅先生和胡愈之先生的吸纸烟。他们两位吸纸烟都用不着火柴，一根刚完，即有一根接上，继续不断地接下去。”穿过时光的隧道，遥望当年上海亚尔培路331号一楼那间长条形的会客室里，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先生主持会议，宋庆龄、杨杏佛、林语堂等用流利的英语即席发言，鲁迅与胡愈之吞云吐雾，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纸烟……开会前后，他们常常在房子前面的大阳台和草地上散步、谈天，杨杏佛常在这里为人们拍照，鲁迅有几张照片也是在这里拍摄的。1933年6月12日，也就是杨杏佛遇难前6天的鲁迅日记中还记着：“得杨杏佛信并我之照片一枚，夜复。”“丁事的抗议，是不中用的”这一时期，鲁迅身历的有关活动中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是1933年2月17日具有世界影响的英国文学家肖伯纳访问上海，由宋庆龄出面接待，鲁迅参加了与肖伯纳的会面、记者招待会等活动。二是对胡适的批评。1933年2月，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主席的胡适在《晨报》、北平《民国日报》、《字林西报》等报纸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民权保障、政治犯问题的谈话，与宋、蔡、杨等所代表的同盟总会观点不一。3月1日，鲁迅曾致信台静农——“闻胡博士有攻击民权同盟之文章，在北平报上发表，兄能觅以见寄否？”可见他对此事的重视。据说也是他率先提出了开除胡适出盟的建议。3月4日，《申报》登出民权保障同盟开除胡适的消息。此后，鲁迅写下《“光明所到……”》等文批评胡适，尖锐地指出他所讲的“人权”实际上是“政府权”。三是1933年5月13日，鲁迅曾和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史沫特莱等一起，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到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抗议书，严正抗议德国法西斯惨无人道、蹂躏人权、压迫无辜学者作家、摧残文化的罪恶行径，谴责希特勒迫害、屠杀犹太人。抗议书曾在《申报》等报刊公开发表。人权无国界，一切反人道、反人类的行为，尽管不是发生在本民族，不是发生在自己的国土上，也要站出来谴责。这是鲁迅等先辈们早已认识到的简单不过的道理。那一天的鲁迅日记中只是简单记着：“上午往中央研究院，又至德国领事馆。”四是1933年6月初，鲁迅、蔡元培等20位文化界人士联名在《申报》、《大美晚报》发表宣言，强烈抗议非法杀害抗日爱国人士林惠元，为他呼冤昭雪。林是福建龙溪民众教育馆长、抗日会常委，因主张抗日得罪了当地有势力的商人，被诬为“通匪”遭到逮捕，未经审讯、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被军队枪决。五是1933年5月，女作家丁玲失踪、潘梓年被捕，鲁迅也遭到恫吓。报纸上曾报道丁玲被害的消息，鲁迅为此还写过一首七绝《悼丁君》。6月26日，他在一封信中谈到此事还愤愤然，他说：“丁事的抗议，是不中用的，当局那里会分心于抗议。现在她的生死还不详。其实，在上海，失踪的人是常有的，只因为无名，所以无人提起。杨杏佛也是热心救丁的人之一，但竟遭了暗杀，我想，这事也必以模糊了之的，什么明令缉凶之类，都是人的勾当。听说要用同样办法处置的人还有十四个。”其实，抗议还是起了作用的，丁玲终于活了下来，并在几年后去了延安。这固然有其他种种原因，但我相信民权保障同盟及文化界的抗议还是发挥了积极的影响。鲁迅在冷若冰霜的文字背后，跳动着一颗炽热的心。他对丁玲的命运，对无数无名的受迫害者的命运一样都是关心的。他之所以参加民权保障同盟，与他始终没有泯灭的人道主义情怀是分不开的。在鲁迅身上，我们总是可以体会到更多富有人性色彩的东西，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他晚年向往苏联、支持左翼文艺运动，主要出于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一种反抗，他所追求的还是“五四”时代的理想，人道主义是他思想的内核，没有人道主义、人权关怀，鲁迅的精神世界将是苍白的。他肩起黑暗的闸门，放青年到光明的地方去，他推翻吃人的宴席，他呼唤“救救孩子”，与他参加民权保障同盟一样都是人道主义追求的体现，和他当年“三·一八”事件后的抗议一脉相承。1933年6月20日下午，大雨滂沱，鲁迅在参加杨杏佛入殓仪式之后，冒雨踏上归途。雨水中仿佛也充满了血腥味，巨大的悲痛与愤怒甚至模糊了他的双眼，分不清到底是雨水还是泪水。他一气呵成，写下了被许寿裳称为“才气纵横，富于新意，无异龚自珍”的一首七绝：“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首小诗和他的《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文章一样，注定了要和《阿Q正传》一起长久地传诵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