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选题意义的区别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至于直接取材于《史记》的历史小说，那就更不用说了。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统计，仅现存的元杂剧中，就有十六种是取材于《史记》的，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在史传以外的散文方面，由于魏晋南北朝及初唐时期骈文盛行，《史记》的影响尚不是很明显；中唐以后，由于韩愈等人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北宋欧阳修等人所倡导的文体革新运动，以及明代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等等的不断推动，《史记》的影响日益增长，被推崇为与骈文相对的“古文”的崇高典范。唐宋八大家，明代的归有光，乃至清代的桐城派、阳湖派散文家，无不规模《史记》的文章。当然，这些作家推崇《史记》的原因、学习《史记》的得失，情况很复杂，只能在以后有关章节中加以分析了。

《史记》简介 《史记》为西汉司马迁所著。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 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传记的一种，主要记诸侯之事。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也很高。 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注释方面，南朝宋的裴著有《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本，唐朝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有很多新见地，唐朝的张守节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正义》，成就较高。 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参考价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间有金陵书局的刻本。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 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据司马迁说，《史记》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 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作者生平 《史记》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 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 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 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走访神州大地，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听取民间故事，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 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贬责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且李广利又是汉武帝爱姬李夫人的哥哥。于是，汉武帝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宫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 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对《史记》的研究与考证 《史记》在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 司马贞，注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 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 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裨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 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 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 《考证》资料丰富还表现在《正义》佚文整理上。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后世通行本《史记》三家注皆袭此。可是张书既不像《索隐》有单刻本流传，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记》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极难搜集。泷川从日本所藏几种古本《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这些资料有人认为并非全部是张书原文，但它们对探求《正义》原貌或理解《史记》，俱有裨益。 《考证》内容繁富。裴骃等三家注解一般局限于就事论事，泷川却综合历代研究成果，联比考索，对史实、文字、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等。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解之未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再《史记》一书，多采旧典。泷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见于某书；与他书文字有异，也予注明。由于《左传》、《国语》、先秦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处，几乎逐节逐事交待明白，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证》特别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演变和人物的活动。此外，正文、注文全部断句，这在标点本未问世之前，不能不说是一项成果。 全书末附有泷川所撰《史记总论》，论述了司马迁事历和《史记》作书资料、体例、流传、演变、版本等事，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其人其书的有用材料。 应当指出，《考证》一书是有缺点的，有的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资料方面仍有遗漏，黄震、鲍彪、吴师道、张鹏一、雷学淇等人说法就未罗致。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论著汲取不多，甚至连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也只字未载。其次在材料抉择去取之间，也有偏守一说、疏漏失当之处；从而摘引某些评论，既违背考证体例，见解又颇为迂腐。在某些问题上，则徘徊两可，甚少发明。再次，泷川资言在训诂方面，有时失于强自为解，断句亦有失误。但从总体讲，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虽于六十年代影印问世，却已部分残缺，其他《史记》校证，固不乏精审之作，然未成书，因此《考证》纵然有不少缺点，仍瑕不掩瑜。在当前《史记》新集释性注本未出现之前，《考证》堪称是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治《太史公书》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 《考证》虽参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记而径改径补。后来水泽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其阙。它以《考证》本为底本，广校众本达三十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四十种。其中宋本八种、元本二种、日本古本四种、炖煌写本残卷三种、日本古抄本残卷十几种，现存版本网罗殆尽。 《考证》辑录《正义》佚文，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据二十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二百余条，其中保存了少数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考证》迻录三家注张冠李戴错误，也加以订正。 汇集历代学者的注释，加上他自己的考证，内容相当丰富，造诣非浅。 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 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进化论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学者,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学者借鉴西方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学理,又带动了司马迁人格与社会、民族、民俗思想的更进一层研究,而《史记》的文学研究仍是百年来的重头戏。 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前述《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

楼上很详细

司马迁所作的《史记》是介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从文学的角度看,它史学的痕迹太重；从史学的角度看,它又有太多的文学色彩,人物刻画极为生动,描写笔法让历史变得生动不枯燥《史记》是一本纪传体通史,记载了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众多历史名人及其事迹我觉得这本书是很精彩很好看的至于司马迁,据他的《报任安书》和一些历史记载中看,他是比较正直的,就是因为直言才惹怒黄帝处以宫刑,这是他史官世家传下来的性格但也因为受到不平宫刑,他因为精神上备受打击,有点不正常,却也有超人的忍耐力,为着梦想而一直默默忍受着屈辱,最终在完成《史记》后心愿已了,支持不住病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