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的论文选题意义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南）人。其父司马谈是汉朝太史令（掌管起草文书、编写史料，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的官职）。司马迁10岁“诵古文”，20岁开始游历，游踪遍及南北，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归来后，初仕郎中，曾出使西南各地。汉武帝元封八年（前1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博览皇家珍藏的大量图书、档案和文献。太初元年（前104年），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对历法进行改革。在《史记》草创未就之时，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被捕入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掌管皇家机要文件），发愤著书，前91年完成《史记》。

班固在《汉书· 司马迁传》的赞语中指出《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班氏对《史记》的这三点批评，一直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他们在研究《史》、《汉》学术思想时，一般都立足此三个方面，或是或否，反复辩驳。乾嘉学者对《史》、《汉》两书思想进行比较时，同样非常注意班固对《史记》思想的这一评价，并由此对司马迁、班固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比较。 班固批评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实际上是混淆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思想，司马谈重道，而司马迁尊儒，二者不能相混。而司马迁重儒轻道与班固以儒为宗没有什么两样。对于班固讥评司马迁“退处士而进奸雄”、“崇势利而羞贱贫”，乾嘉学者也进行了批驳。如梁玉绳认为司马迁写《游侠传》，“盖见汉初公卿以武力致贵，儒术未重，举世往侠干禁，叹时政之缺失”，决非“退处士而进奸雄”。班固之评，全然不了解司马迁写史的真实用意,是“失事理之平而不得太史公之用心者也”学者在讨论马班思想异同时，从尊儒绌道、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出发，极力抹杀马班二者之间思想的差异，有很大的局限性。实际上，马、班之间思想上的差异是明显的，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刚登上舞台，百家争鸣之余韵犹存，其思想的包容性很大。而班固生活在儒学神学化的东汉时期，受社会意识环境所决定，班固受正宗思想的影响非常明显。学者对马班异同论有如下几个特点：探讨问题的角度已趋向多样化;自魏晋时期人们开始将司马迁、班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来，围绕《史》、《汉》二书所讨论的史学问题愈来愈多，内容愈来愈丰富。提出了具有理论意义的史学评论原则;在中国史学史上，比较马班异同，一直有一种不好的现象，那就是，要么扬马抑班，要么抑马扬班。学者已能较客观、公允地评价二者的异同优劣，得出较全面、公正的论断，他们所提出的排除私意、平心论事的史学批评原则，也必定成为史学史上一笔重要的财富。开始探讨《史》、《汉》两书相异的深层原因，将马班异同之论引向深入;他们认识到，《史》、《汉》之不同，一是与时势变化有关；二是与迁、固二人做史旨趣不同有关。不能简单地评价《史》、《汉》优劣，应考虑到其成书的背景、作者的旨趣及著述的目的等各方面的因素，历史地、辨证地进行评论。 司马迁说：“作史者能多求根据于此等目睹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可以说，司马迁自觉地表明自己对事迹的态度，使善恶更加鲜明，即从记录史事中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这体现了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史观

《史记》热烈地歌颂了一些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物；描述了许多卓有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爱国者，赞扬了他们的光辉业绩。对历史上的一些黑暗势力，诸如暴君、酷吏、变节者，都作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尤其是他敢于揭露当代的开国之君和当世的帝王，表现了刚正不阿的品质和非凡的胆识。总之，不以涉高位者之嫌而隐善恶，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地位高低湮业绩，这正是《史记》一书的独到之处，也正是司马迁伟大的地方。《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一部出色的传记文学作品。它开创了以写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生动地描写了人物形象，使人们读这些人物传记时，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历史人物画廊。它在文学上的价值并不下于它的史学价值。《史记》生动、简练、气势流畅的语言，不仅是后世散文作品的典范，而且它在描写人物、组织情节等诸方面的技巧，也是后世小说家、戏曲家学习的榜样。司马迁

有重要的意义，使史记的真实性增加，更丰富内容

二十岁的一次漫游。司马迁字子长，生于公元前145年，出生地在龙门，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那么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写一部史书，从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于是，他让儿子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他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所以我这里要介绍司马迁的漫游，于是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做了一次漫游，司马迁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那么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他是亲自去考察过，他是在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比方说，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你比如说他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这大家知道，这个典故，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而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个腿之间爬过去，如果按照他的个性，一刀就把他杀了。但是如果把他杀了，后来还能够建功立业吗？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封王封个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我就没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 再比如说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射箭，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高山仰止，对孔子的纪念。 再比如讲，在孟尝君的故乡薛城，他走乡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所以我要讲司马迁这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大行封禅典礼，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司马谈是史官，本该从行，但是病的很重，留在洛阳不能去。司马迁却跟去了。回来见父亲，父亲已经快死了，拉着他的手呜咽道：“我们先人从虞夏以来，世代做史官；周末弃职他去，从此我家衰微了。我虽然恢复了世传的职务，可是你看这回封禅大典，我竟不能从行，真是命该如此！再说孔子因为眼见王道缺，礼乐衰，才整理文献：论《诗》、《书》，作《春秋》，他的功绩是不朽的。孔子到现在又400多年了，各国只管争战，史籍都散失了，这得搜求整理。汉朝一统天下，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也行记载表彰。我做了太史令，却没有尽职，无所论著，真是惶恐万分。你若能继承先业，再作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竞之志，扬名于后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着我的话。”司马迁听了父亲这番遗命，低头流泪答道：“儿子虽然不孝，定当将你老人家所收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来，不敢有所遗失。”司马谈在这年死了，司马迁这年36岁。父亲的遗命指引了他一条伟大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