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相关论文题目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成因分析　　首先，我国老年人口规模较大，老龄化速度有所加快。　　2012年，我国大陆总人口达到135404万人，其中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100403万人，占全部人口的1%，较2011年下降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为12714万人，占当年全部人口的4%，比重较2011年上升3个百分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多。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1982年的62517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100403万人，年均增加9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1982年的5%增加到2012年的1%，年均增加4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老年人口数量也在稳步增长，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从1982年的4991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12714万人，年均增加4万人；老年人口占比从9%增加到4%，年均增加15个百分点。　　从国际比较情况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198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为6万人，占全部人口比重为1%，低于世界9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总量相当于美国、日本和俄罗斯三个国家之和；2012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为17亿人，占全部人口比重为7%，高于世界9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总量超过美国、日本和俄罗斯三个国家之和的近30%。我国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老龄化速度有所加快。1982-2002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年均增长3万人，而2002-2012年年均增长7万人，近十年年均增量较之前二十年多增4万人；从占比来看，1982-2002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年均增加12个百分点，而2002-2012年占比年均增长21个百分点，近十年年均增量较之前二十年多增09个百分点。　　从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人口年龄结构的抚养比指标来看，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总抚养比显示，1982-2010年，整体呈下降趋势，从6%下降至2%。但是，总抚养比近两年持续增长，2011年和2012年分别为4%和9%，显示出全社会的人口抚养负担正在加重。细分抚养比显示，我国少儿抚养比从1982年的6%大幅下降至2012年的2%，而同时老年抚养比从0%上升至7%。　　上述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呈现总量扩张、增量提速的发展态势，人口抚养负担正逐步加强。　　其次，老年人口分布不均，老龄化呈现转移趋势。　　众所周知，我国人口众多，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发展形势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性。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形势相对严峻，西部地区的人口压力相对较小。从时间走势来看，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正逐渐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数据显示，2002年，我国31个省、区、市中，有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4个省市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0%，这些省市全部属于东部地区。2012年，有天津、江苏、安徽、山东、湖北、湖南、重庆和四川8个省市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0%，其中属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各有3个，属于西部地区的有2个。老年人口占比高的地区增多，一方面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愈发严峻，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人口老龄化呈现转移趋势。　　此外，未富先老迹象显现，经济发展压力增强。　　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来看，大部分国家都是在物质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开始进入到人口老龄化阶段，相应地这些国家有足够的财力来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而本世纪初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物质财富积累则相对不足。2001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1%，按照联合国标准正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而当年人均GDP仅为6美元，不及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的1/20，仅为美国和日本的3%左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2012年，我国人均GDP虽然大幅增长至2美元，但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多数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经济发展压力依然较强。　　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原因　　表面看，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原因比较简单，即出生率下降、人口寿命提高。但是，受社会发展的客观因素影响，不同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形成背景有一定区别。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既受到人口转变的一般因素影响，也受到计划生育的特殊因素影响。　　一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一般因素。从理论上来讲，人口转变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人口的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逐渐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转变的过程。　　一般来说，按照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高低不同，可以把人口转变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第二阶段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人口增长率；第三阶段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人口增长率。从国内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来看，人口转变的起点一般是高位均衡阶段，而终点则是低位均衡阶段。可以简单理解为，人口转变进入低位均衡阶段时就表明人口转变基本完成，同时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开始逐渐进入老龄化阶段。从死亡率看，我国的人口死亡率在建国以后开始逐渐下降，1949年人口死亡率为20‰，2003年下降至4‰，随后有所回升，2012年上升至15‰；从出生率看，也表现出与死亡率大致同样的变化趋势，由1949年的36‰下降到2010年的9‰，随后两年微幅回升，2012年为1‰。虽然20世纪50年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处于相对高位，但人口自然增长率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根据这三个影响因素判断，初步判定我国的人口转变始于1949年。2006年，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8‰，首次接近5‰和-5‰的标准；2003年，我国人口死亡率为4‰，随后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到2012年已经上升到15‰，根据国际惯例可以认为2003年是我国人口死亡率变化的拐点。综合考虑“自然增长率标准”和“死亡率拐点标准”这两大标准，保守估计，在2006年我国就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推断，人口转变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上。伴随着人口转变，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也遵循着同样的规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1949年到2012年，我国0-14岁的儿童和少年人口所占比重经历了由上升到下降的变化过程；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大体上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但近两年又有所下降；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在前期基本稳定在5%-5%之间，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明显上升，2000年达到7%，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到2012年底，这一比重已经上升至4%。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抚养比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总的来看，我国人口少儿抚养比和总抚养比都呈现出先升后降走势，只是少儿抚养比略低于总抚养比。比较而言，我国老年抚养比波动较小，基本保持比较平稳的上升趋势，而且前期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20世纪90年代开始上升。人口转变完成后，我国正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与少儿抚养比之间的差距逐渐减小。　　二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因素。人口转变是伴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而缓慢发生的一个自发过程，是所有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都普遍存在的一般规律。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人口转变受到了较其他国家更多的人为因素控制，从而显著加快了人口转变的速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转变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人口增长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大，是一种非平稳人口转变。从前文提到的人口转变阶段划分来看，1949年以前我国人口处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阶段；1949年以后，随着我国医疗条件的逐步改善和生存环境的逐步优化，人口渐渐表现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长率的特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加之人口政策的有效推进，人口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人口转变和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发展的一般化趋势，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那么我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也会和世界人口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即出现下降。但是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更加漫长，由此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进程也会更加缓慢。纵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的“夹击效应”，一方面是政府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生育率的降低，另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家庭生育决策的改变。1973年，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加大力度。通过三十多年不断的宣传和教育，并辅之以相应的经济手段和一定的行政手段，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初步估计受该政策影响我国少生了4亿人左右。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生育率下降非常显著的国家之一，并完成了从典型的高出生率国家到低出生率国家的转变，这充分说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引言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2亿老年人口和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 ]论文天下

你还没做好啊。我租好了，需要就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