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政法学院学报专家处理中心在哪

学校地处西北政治、经济、交通中心的甘肃省兰州市，位于兰州市科教中心的安宁区，文化气氛浓郁、环境优美、交通便利。有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物证技术实验中心、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研究中心、计算机实验中心等实验室和教学科研辅助机构。有“甘肃省地方立法研究中心”、“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等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学校设有法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工学等学科门类的法学、侦查学、边防管理、社会工作、政治学与行政学、工商管理、行政管理、刑事科学技术、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新闻学、艺术设计等 40个本、专科专业；具有法学学士、管理学学士、文学士、工学士和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刑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诉讼法学等5个学科的硕士学位授予权。民商法学、刑事科学技术为省级重点学科。学校现有教职工666人,其中专任教师445人，教授、副教授146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教师178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3人，入选甘肃省“555创新人才工程”人选12名；并在国内聘请了80余名著名专家、学者为学校的客座教授。学校面向全国28个省（区）在提前单独录取批和第二批招生，现有各级各类在校学生1万余人。截止目前，已累计向社会输送本、专科毕业生8499人，各类成人毕业生3147人，培训全省政法系统在职干部10400人。学校师资力量雄厚，科研成果丰硕，近五年共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10项，发表学术论文2100多篇，其中国家级217篇，出版专著、教材80多部。获省部级以上各类科研、教学成果奖86项。办有《甘肃政法学院学报》和《西部法学评论》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其中《甘肃政法学院学报》获第二、三届全国百强学报，并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核心期刊”。2004年以来，连续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目录。学校与国内外学术交流频繁，经常举办或承办多类型、多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和学术讲座；与英国的英格兰科技大学、伍斯特大学等知名院校建立了互派留学生、访问学者的校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新时期新阶段，学校将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记“崇德明法，弘毅致公”的校训，按照 “与时俱进抓发展，开拓创新抓改革，勤政廉洁抓管理、求真务实抓落实”的工作思路，坚持“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的办学理念；坚持依法治校；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推动，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师资队伍建设为重点，以基本设施建设为保障，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稳步发展研究生教育，为地方经济、法制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应用性高级专门人才。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学校代码是12834。院校代号是全国各高校录取时为方便考生填报志愿而加注的由数字组成的代号串，即院校代码或学校代码。院校代码就如同是学校的一个身份证号，方便查询学校信息。代号编排院校代码由教育部统一编排，号码有5位。各省教育考试院为方便高考生填报志愿，将有在本地区（包含省、直辖市，自治区）招生计划的高校重新编排，号码有4位。由于每年高校办学情况有变动，故高校代码有调整。甘肃警察职业学院位于甘肃省兰州市，是由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核准的一所专科层次的全日制公安高等职业学院。历史沿革甘肃警察职业学院的前身是创建于1949年9月的甘肃人民公安学校。1949年9月，甘肃人民公安学校成立。1978年9月8日，甘肃省公安学校恢复建校。1980年9月2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甘肃省公安学校改名为甘肃省人民警察学校。1986年初，甘肃省公安学校由榆中县高家湾迁到兰州市城关区左家湾。2001年7月，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在甘肃省人民警察学校的基础上建立甘肃警察职业学院。2008年9月，甘肃省编委批准将学院升格为副厅级建制。2013年11月，开始筹建新警院。2014年3月1日，甘肃省政府正式批准警院改扩建工程。2015年6月3日，甘肃省公安厅在甘肃警察职业学院召开筹备成立甘肃警察学院动员大会。2016年11月1日，甘肃省公安厅在甘肃警察职业学院魏家庄新校区隆重举行第一次升国旗仪式，标志着学院魏家庄新校区落成启用。据2018年9月学校官网显示，学院总占地面积将近2000亩，校舍建筑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全日制在校学生4000余人。据2018年9月学校官网显示，学院有11个公安司法类专业、6个非公安类专业。甘肃警察职业学院设有情报侦察系、刑事侦查系、治安系、法律系、基础教学部、警务技能训练部、科研处、实验实训部、图书馆等9个教学训练机构，政治处、纪委（监察室）、办公室、教务处、学生处、后勤保障处等6个行政机构和培训中心1个直属机构。师资队伍截至2018年6月，学院有专任教师200余人、副高以上职称90人（正高职称15人）、硕士学位以上教师131人。据2018年9月学校官网显示，学院治安系2013年治安管理专业教学团队被评为省级教学团队、有多名教师先后荣获全国公安系统优秀教师，情报侦察系叶兰萍主任在2010年荣获公安部“全国公安模范教育训练工作者”荣誉称号、李永康副教授在2005年、2006年被甘肃省公安厅授予“全省公安机关优秀教官”荣誉称号，法律系有1人为省级学科带头人。科研成就据2018年9月学校官网显示，学院法律系教师在中国国内公开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治安系教师主持省公安厅、教育厅等厅级科研项目8项、发表专业论文120余篇、主编著作3部；刑事侦查系教师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专业论文60余篇、主持和参与完成省部级、市厅级科研项目6项。教学建设据2018年9月学校官网显示，学院有各专业及公共课程实验实训室40个，训练场（馆）12个，与基层公安机关建立校外教学实践、实习基地42个。学术资源据2018年9月学校官网显示，学院图书馆藏纸质图书59万册，电子图书6万册，电子资源数据库2个。《甘肃警察职业学院学报》是由甘肃警察职业学院主办发行的省级季刊，被中国知网全文收录期刊，该刊主要栏目有研究报告、文献综述、简报、专题研究。学术交流2017年10月24日，学院邀请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周传斌为学院师生作了以“当代世界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为主题的学术报告。校徽校徽主体图案借用最新通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徽图案（盾牌与松枝），警徽图案传达“学院”的基本特征，甘肃地图图案传达“甘肃警察职业学院”信息，代表兰州位置的一点传达“甘肃警察职业学院”的所在位置。特色专业据2018年9月学校官网显示，学院有3个省级特色专业，2个中央财政支持重点建设专业，1个公安部公安高等教育重点专业。中央财政支持重点建设专业：治安管理、交通管理公安部公安高等教育重点专业：治安管理省级特色专业：刑事侦查、刑事科学技术和治安管理

《公司法》（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破产法》（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破产法学》（现代远程教育系列教材）（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企业和公司法》（现代远程教育系列教材）（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版《破产法专题研究》（独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企业股份制：中国规则》（独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版《走进股份制：中国规则》（独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版《破产法学》（21世纪远程教育精品教材：法学系列第二版）（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破产法论坛》（第一辑）（主编），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破产法》（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第一版）（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律师新业务》（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商法概论》（全国高等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参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副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破产法释义》（合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经济法》（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规划教材）（参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人民调解员工作手册》（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经济法》（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指定教材）（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股份制企业实务指南》（副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公民法律手册》（副主编），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一国两制”法律问题研究》（香港卷）（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分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现代企业法律制度》（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华法学大辞典—民法学卷》（参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经济法》（全国注册会计师考试指定教材）（参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至2008年版。《中国商务知识大全》（参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公司法与高新技术企业股份制改组实务指南》（常务副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4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合著，第一作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律师资格考试教程》（参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法学大辞典》（参编），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公司法与公司运行实务指南》（副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市场竞争的法律调整与对策》（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青年基金项目）（参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整》（参编），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债务知识大全》（参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当代中国公司实务》（合著），中国物资出版社1992年版《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模拟试题集解及难点分析》（副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2年版《法学大辞典》（经济法分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法律调整》（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参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年版《国际经贸金融惯例》（参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企业经济顾问》（参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经济与管理大辞典》（续编）（参编），中国发展出版社1989年版《行政管理学大辞典》（参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概论》（参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工业企业法读本》（参编），天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经济法原理》（参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律师资格考试指南》（参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法学考试指南》（参编），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律师公证制度》（合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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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平），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1期《企业破产法与公民劳动权利》，载中国法制报1987年1月5日《略谈辩护律师参加诉讼的时间》，载北京律师1986年第6期《迎接破产法的挑战》，载工人日报1986年11月8日《理论上要有一个新的突破》，载工人日报1986年10月18日《民主集中制之我见》，载工人日报1986年10月17日《“极端民主化”剖析》，载工人日报1986年9月12日（人民日报1986年10月3日摘登）《立法思想也要更新》，载工人日报1986年8月29日（人民日报1986年9月5日摘登）《黄旺连犯的是故意杀人罪》，载法学学刊1986年第2期《论制约与配合——谈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载法学与实践1986年第3期《谈谈我国辩护制度》，载学员之家1986年第3期《“人来人往”还是“文来文往”》， 载中国法制报1986年1月13日《南斯拉夫的错案赔偿制度》，载法制园林1985年第4期望采纳！

哈哈，这位老兄说话真幽默，自己不努力还爱抱怨学校不好，我是10年法学院毕业的学生，我认为学校有足够的条件提供给学生学习，我们班大部分学生都有工作了，将近二十几个公务员，十几个研究生，剩下的要么自谋职业，总之是有出路的，我觉得中国政法的毕业生也不过如此吧，甚至不如我们，司法考试通过率，中国政法不及甘政法，这是现实；兰州当然没有北京好，甘政法也当然没有中国政法好，但是甘政法的学生不是必然差劲，谈条件不好、谈环境不好、谈学校不好、这些无非都是些虚荣的东西，作为一个成年人了应该懂得如何看待事情，我们是上大学，又不是来享受。

1979年至1986年就读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和法学硕士学位。后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师从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先生，后未完成学业就下海从商。曾两次因“经济犯罪”含冤入狱，遂了早年的进监狱体验的想法。后经师友鼓励，重走学术之路。1998年12月在西南政法大学工作，1999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0年获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1年至2006年在任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2006年至2010年任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2010年8月调任湖南大学，任湖南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刑法学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全国法律硕士指导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芙蓉学者计划”特聘教授，湖南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省法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组成员等。 30年前的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15岁的邱兴隆高中毕业。此时，中国和越南之间的战火已经烧了起来，这个来自湖南湘乡的少年希望能够成为士兵置身战场。他的士兵之梦没能成真。他不得不重返学校，补习了半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当时说是读法律系，但整个国家其实没什么法，也就是《宪法》、《刑法》、《婚姻法》，而且《刑法》用得多，自然而然就对《刑法》感兴趣。”邱兴隆回忆。在邱兴隆考上大学的1979年，国家颁布了《刑法》。“1979年之前，死刑被滥用了，任意性太大，没个准。像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案子，死刑起到的是反动作用，被扼杀的是真理。”邱兴隆说。1979年之后，尽管死刑是作为法律手段存在，但和政治的结合依然紧密。《刑法》颁布之后不久，全国性的严打开始。“严打时期，死刑的适用范围被扩大了。比如说盗窃罪，1979年最多是无期徒刑，到了1981年，就可以判死刑了，盗窃罪一下成为死刑大户。”邱兴隆说了一个案例，当时有人偷了一批纽扣电池，受害人报案是价值四千多元，但当时公安局搞了个界定，定成三万多元，这就判成了死刑。这起案件后来被认为是一起错案。“因为后来发现那些电池是假冒伪劣产品，不值这么多钱。”邱兴隆的办公桌上置放着一本他所著之书《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为此书作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授高铭暄。1986年，23岁的邱兴隆成为了高铭暄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一年之后，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邱兴隆本打算以死刑为研究方向，但高教授否定了，高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死刑是不便于拿出来谈论的，这是个政治问题。北京大学教授的陈兴良曾回忆与邱兴隆那段在北京的日子，“当时的邱兴隆桀骜不驯而玩世不恭，尤其是他性格上的易变和情绪上的急躁，多少为他后来的变故埋下了伏笔。他是一个极不安分的人，创新冲动与冒险心理主宰着他。”彼时，正值海南建省前夕，原本平静的岛屿一片喧嚣。在和朋友到海南大学联系工作的时候，邱兴隆被校方开出的优惠条件所吸引，答应毕业之后到该校工作，并以教学实习的名义留在海南，办起了一家书店。1989年，匆忙回京完成博士论文的邱兴隆，7月份办理了分配到海南大学的手续，并准备在8月份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看起来，他的学业之门马上就可以关上了。但他没想到的是，此时，属于他的“传奇”之门才刚刚打开。1989年7月20日，邱兴隆被警察带走了。在一次清查行动中，警察在他那里发现了几部书稿。当晚，邱兴隆便被以“涉嫌非法出版”之名送进了北京市公安局收容审查站。“收容审查的最长期限本应为3个月，但等事情查清，我被整整关押了185天，收审结束时，还留下一个尾巴——取保候审。”邱兴隆回忆。陈兴良记得，从收审站出来之后，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邱兴隆找到了他，他安排邱洗澡、吃饭，并陪着他买了全套的新衣服换上。在邱兴隆被收容审查期间，海南大学已经致函中国人民大学，表示不再接收他。1990年，虽然邱兴隆获得了自由，但当时北京市收容审查站只是口头宣布事情已经查清，其不存在违法行为。当邱兴隆提出要书面结论时，遭到了拒绝。“从承办人员那里了解到，之所以不给书面结论，是因为当时行政诉讼法已经出台，我属于被错误收容审查，而且超期，出具书面结论等于给我提供诉讼的证据。”邱兴隆说。当时，他的老师高铭暄、王作富教授曾在多种场合以他的遭遇为例，呼吁制止滥用收审、侵犯人权的现象。“收审释放”的影响巨大，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他，遇到有愿意接收他的单位，又要他出具收审他属于司法错误的法律文本。邱兴隆感到了心灰意冷，与中国人民大学不辞而别，“失踪”了。 他下海做了一个书贩。“当时觉得，读了博士又有什么用呢？我感到了一种自卑。”邱兴隆还在不停地吸着烟。在他回忆里，1993年，他在河北石家庄向一位书商追款，没钱给他的书商给了他一批盗版的《读者文摘》精华本，他接受了。这些书后来被查了出来。“当时正值全国扫黄打非，而石家庄又是盗版书的重灾区，甚至因为我是法学博士生的原因，我被某些地方领导刻意树立成了反面典型。”1993年3月，邱兴隆被石家庄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出版”为名收容审查。1994年8月，已经被收审近一年半的邱被以“投机倒把”罪名逮捕。他从收审站转到了看守所。由于一直没有终审判决，邱兴隆就一直呆在看守所里。这种厄运意外地给邱兴隆研究死刑提供了便利。邱兴隆觉得看守所里的“亚文化”对他是有帮助的。每个刚来的“新人”都要对号子里的人讲自己的入狱起因，不说实话就挨揍。作为法学博士生的邱兴隆在看守所里很有名，囚徒们往往把他当成救命稻草，将自己的经历和犯罪过程详述给他听。“那些被判了死刑的人，各种各样的心态都有。”邱兴隆见识了各式死刑犯，有刚进来的时候大无畏的，但临到上刑场时，屎尿弄了一裤子。执行死刑的人都有经验了，把犯人的裤腿都扎好；也有不怕的，笑着走的，还开玩笑说，哥几个再见啊，上路了。邱兴隆思考，为什么看上去和我们一样的人，就非把他杀了不可？还有那么多人，即使按照并不合理的法律规定，他也不该判死刑，为什么就判了死刑？“如果我是法官，在判死刑的时候，我会受到煎熬，但有的人也许不会。” 1996年的冬天，他和两个死囚关在同一个号子里。邱兴隆当时胃出血，拉出来的全是一块一块的血，往盆子里吐的也全都是血。“吐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就要死了。”邱兴隆说他晕了过去，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仍在原地，没有死，也没有人把他带走。他听到牢里的人都在大声地给他报号——这里有人生病了。好不容易，有个干警过来，看了看躺在地上的邱兴隆，踢了他一脚，以为他是装病，走了。那两个和邱兴隆同号的死囚用手铐使劲砸着铁门，大声叫道，你们还管不管啊，人都要死了！“他们是死囚啊，但他们在想着救我，这个时候，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杀人的时候也许很凶残，但这个时候的他们又怎么解释？我觉得人性本来是善良的。”邱兴隆认为这样的经历影响了他日后主张废除死刑。邱兴隆早期做学生的时候是主张保留死刑的。“做学生的时候，从学校到学校，没什么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看守所的经历是一种财富，从素材的收集到思想的积累，都是在书斋里找不到的。在看守所里，抬头见刑法，低头见罪犯，想不思考都不行。”邱兴隆开始有意地研究看守所里的死囚。为了了解他们，他故意让干警给他调号，因为“一个号子里最多只有两个死囚”，他想接触更多将要赴死之人。对于死刑，彼时出现了一些变化。1996年的冬天，职务侵占罪出台之后，看守所里有个信用社的主任原本因为贪污被判死刑，后改判为职务侵占罪，获刑15年。“我清楚地记得，当他的镣铐被打开之后，他大喊一声：活——了！整个看守所都听得到。能听得出来，那种求生的欲望是多么地强烈。”邱兴隆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死刑的滥用开始刹车了。 邱兴隆留着一头长发，黑且瘦，这让他看上去像是一个流露着颓废感的摇滚歌手，而不像是律师和教授。他曾开玩笑地说，要把失去的头发补回来。在看守所里，他留了近5年光头。1993年到1998年之间，看守所里的邱兴隆不知道作为囚徒的日子什么时候是尽头。他曾经因病出去就医过一次，外边的街道他都不认识了，“变化太快了，这让我感到心慌。”他甚至认真地打算过，放出去之后，回湖南老家种两亩地，平平淡淡过一辈子。1997年12月，在被羁押近5年后，邱兴隆被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由于实际羁押期限超过了所判刑期近一倍，他不服判决，继续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他本人和他的辩护人张金龙律师的请求下，1998年12月20日，邱兴隆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改判无罪。 这个终获无罪的法学博士生，带着在看守所里用糊包装盒的纸写就的几百万字论著、手记以及九麻袋的书，南下重庆，回到母校西南政法大学任教。1999年，曾经“很不听话”的学生邱兴隆向导师高铭暄教授提出重新申请博士学位。199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邱兴隆的博士论文答辩开始，刚准备说话，他已泪流满面。23岁就考上博士研究生的邱兴隆在36岁时拿到了博士学位。对于死刑，学界已经沉默很久了。1980年代严打的时候，曾有学者对滥用死刑提出异议，当时被当作政治事件来处理，这些学者还被全国通报批评。2002年，邱兴隆在湘潭大学组织召开了一次死刑问题国际研讨会，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结果他发现，在那次会议上，除开国外法学者，主张立即废止死刑的中国法学者只有他一个。“目前，从国内法学界来看，大多是限制派和将来废除派，几乎没有人主张死刑要永远存在，但什么时候废除则意见不一，立即废止死刑的声音是少数派。”邱兴隆做过民意测验，主张废除死刑的人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一左右，大部分人主张保留死刑。“很多人质疑过我，老百姓都不主张废除死刑，你为什么要违反民意？”邱兴隆认为，做事情是要考虑民意，但绝不能只考虑民意，如果民意第一，“我们都不要上大学，种田就行了，上大学就要培养精英意识，常人想不到的东西你能想到。”在颇受争议地辗转西南政法、湘潭大学之后，邱兴隆做起了律师，但他无法完全适应远离学校的生活，2006年，他接受了厦门大学法学院的邀请，到厦大任教。“我在厦大领的工资基本上都花在长沙和厦门之间的路上了，在厦大就是精神寄托，证明自己作为学者和老师的存在。”邱兴隆会给学生们说起他的经历。他非常认同费孝通说过的一句话——监狱是社会的窗口。有什么样的监狱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监狱可以折射出社会的文明程度。“一个不重视罪犯待遇、不重视生命的国度，文明程度肯定不行。你在杀一个人的时候，就已做出了判断，人是可以被杀的。”邱兴隆说，“宽容是一种美德，爱罪犯就是爱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