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3000字论文

论张恨水对现代通俗小说艺术理论的贡献　　【内容提要】　　张恨水的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大体上是属于实践型也即经验型的，即在通俗小说创作的基础上，以经验的总结、提升而形成某些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又能进一步深化他的小说创作。他对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的贡献主要是：在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中，建立现代通俗小说的文体观；在创作实践的演进中，建立现代通俗小说的艺术观；在追求时代精神中，发展现代通俗小说的功能观。他在“趣味性”与“时代性”的双重变奏中，实现了理论的发展和创作的突进，完成了由俗入雅地向新文学主流意识形态的靠近及转向。　　作为现代通俗小说艺术大师的张恨水，不仅为中国文坛留下了120多部中长篇小说，而且还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小说理论着述。人们评价张恨水，大都关注他的文学创作，而对他的文学思想尤其是小说理论则很少涉足。其实，张恨水不仅是现代通俗小说家，而且还是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家。张恨水说他曾打算写一部《中国小说史大纲》，后来欲改为《中国小说新考》，这部系统的小说理论着作虽未面世，但在他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写作生涯回忆》、《谈长篇小说》、《长篇与短篇》、《短篇之起法》、《我的小说过程》、《我写小说的道路》以及《总答谢》等理论文章中，已能够显示其通俗小说理论的系统性、深入性。他的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大体上是属于实践型也即经验型的，即在通俗小说创作的基础上，以经验的总结、提升而形成某些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又能进一步深化他的小说创作，这就形成了张恨水小说创作与理论的互动共振关系，这种“关系”既发展了张恨水又影响了一代通俗小说理论及其创作。本文拟从通俗小说的文体观、艺术观、功能观三个方面，探讨张恨水对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的贡献。　　一　　张恨水走通俗小说创作道路，大都采用章回体，他对章回体小说情有独钟，因而在理论上对章回体的性质以及如何改造旧章回体，作了较深入探讨。联系现代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到，张恨水是在反思“五四”新文学，雅俗、新旧对峙冲撞中坚持章回体小说创作，建立通俗小说文体观的。当“五四”新文学运动掀起巨大浪潮，以“反传统”面目冲击着旧文学时，张恨水却在旧文学圈子里打转转，固守传统的章回体，发表小说《真假宝玉》、《小说迷魂游地府记》，这便引起人们的不满，如他自己所说：“在‘五四’的时候，几个知己的朋友，曾以我写章回小说感到不快，劝我改写新体”①。但张恨水并没有“改写新体”，这就使他成了“异类”。因为“五四”文学革命明确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学革命倡导者和新文学作家仅从1919-1921年间就发动过二次对旧派文学的批判，那时批判旧文学是为确立新文学的独尊地位。但在“反对旧文学”的“反对”、“批判”中，却形成了人们一种新旧对立的二元思维定式，非新即旧，一切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创作、理念均是“新”的，革命的，而与之不同调的，靠近“传统”的，即都是“旧”的，作为旧形式的章回体，当然应该排除。其实，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旧瓶也能装新酒，旧形式加以改造完全可以为新时代所利用。张恨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是肯定、赞同的，但是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反传统”，尤其对旧文学批判批过了头，连章回体都加以扫荡，他是不满的。张恨水坚持用章回体写小说，而且在《春明外史》问世后，“略引起新兴文艺家的注意。《啼笑因缘》出，简直认为是个奇迹。大家有这样一个感想，丢进了茅厕的章回小说，还有这样问世的可能吗?这时，有些前辈，颇认为我对文化运动起反动作用。而前进的青年，简直要扫除这棵花圃中的臭草，但是，我依然未加深辩”②。30年代，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已达到了艺术的高峰，而新文学家们仍然坚持以“新”“旧”、“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认定张恨水的小说创作是“旧派小说”，是文学花圃中的“臭草”，从而对他进行“围剿”，张恨水自己对于这一点也有清醒的认识，“除了‘礼拜六派’的遗留，文坛对我是围剿的”③。尽管张恨水遭到新文学派的“围剿”，但他并没有在自己坚守的通俗小说阵地上退役，他采取“未加深辩”的策略，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继续创作章回体通俗小说。同时，他还在理论上强调了章回体的艺术价值，在《总答谢》中，他说：“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可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着呢?自然，章回小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救的（挽救的当然不是我）；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明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班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他看到了章回小说的优长，同时也看到了新小说取法西洋而带来的“欧化”毛病，这种“欧化”倾向使得　　一般的普通民众无法接受，所以他要缩短新文学与普通民众间的距离，愿为普通民众服务。这是他的通俗小说观所强调的“服务对象”问题。如何为普通民众服务，张恨水认为必须要改造章回体，而他的创作实践已经作了一系列的改造章回体的工作。他说：“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的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有两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他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觅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我非大言不惭，能负这个责任……而旧章回小说，可以改良的办法，也不妨试一试。”这里就提出了用现代意识去改造旧章回体，要为他的服务对象提供“现代事物”，从而在“新派小说”和“旧章回小说”之间踏出一条改良的新路。如何改良旧章回小说，张恨水提出要采取渐进之法，“所有章回小说的老套，我是一向取逐渐淘汰手法”。在具体的改良手法上，他是“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者多。那是由于故事的构造，和文字组织便利的缘故”。这有其“恋旧”的一面。但他又认为：“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与心理的描写。有时，也特地写些小动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④。这“求新”的一面，正是他“改良”之所在。这些都在《啼笑因缘》等作品中运用过了。　　张恨水不仅从为“匹夫匹妇”服务的受众对象上肯定了章回小说的艺术价值，而且还从为“匹夫匹妇”服务的受众对象上去认识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的价值的。从他的《我写小说的道路》一文中可以看出，他是由武侠到言情发展到社会加言情再发展到历史与抗战小说，顺着这样一个发展的路子，我们首先探讨张恨水对武侠小说理论的认识。张恨水说他十三四岁时，就喜欢看武侠小说《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还编了一段武侠故事，讲给他的弟妹们听，并拿出自己仿照《七侠五义》的套子绘成的“侠客图”给他们观赏，引起他们“哈哈大笑”⑤。由对武侠小说的偏爱作为深深的文化积淀，使他在创作章回小说时，总会在言情中加一点“武侠”的影像，或在社会加言情中渗进一些“武侠”的因子。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他深深地认识到在中国下层社会，最感兴趣的“第一是武侠小说”。因此，他在40年代还写了一篇《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的论文，形成了他的武侠小说理论与创作连带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武侠小说的利弊和下层社会之所以对其感兴趣的原因，并提出了改造武侠小说的问题。张恨水认为：中国下层社会人物都有着崇尚“英雄主义”的色彩，“那完全是武侠故事所教训”的结果，武侠小说教会读者“反抗暴力，反抗贪污，并且告诉被压迫者联合一致，牺牲小我”，但是，它们教训有极大的缺憾：一是“封建思想太浓，往往让英雄变成奴才式的”，像黄天霸、白玉堂之流，“就变成了一条驯服的走狗”；二是“完全幻想，不切实际”；三是斗争方法也“有许多错误”。下层阶级喜爱武侠小说，是因为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受苦太深，“无冤可伸，无愤可平”，故将自己心中的愤懑，“托诸这幻想的武侠小说，来解除脑中的苦闷”⑥。张恨水这一理论的认识与他的小说创作是契合的。他在创作中，就是从适应市民社会需要的除恶惩暴的理想出发，去塑造充满“侠气”的人物形象的。他小说中的“侠”，多是贫民出身，多与邪恶势力对立，没有一个变成官府的“驯服的走狗”的。在他创作的武侠小说如《剑胆琴心》、《中原豪侠传》中，人物的武功，大都是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能够起到教育民众的作用。从张恨水塑造的“侠义”人物形象身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他受“传统”影响而又突破“传统”的特点。　　其次，我们考察张恨水言情小说的理论观。张恨水创作的言情小说较多，他在理论上同样提出了改造言情小说的问题。在《〈美人恩〉自序》中，他认为历来的言情小说内容不外乎三角与多角恋爱，而结局“非结婚，即生离死别而已”。但是要言情，并要完全摆脱三角与多角恋爱而又不脱离现代社会，这就比较难作了。小说的结构必须有一交错点，“言情而非多角”，又到哪里去找“交错点”呢。所以他思考、探索的结果，还是不能完全摆脱以往的“公例”，只有“于此公例中，于可闪避处力闪避之，或稍稍一新阅者耳目”⑦。这样才使《美人恩》中言情，“初不写情敌角斗之事，而其结局，一方似结婚而非结婚，一方亦似离别而非离别”。与传统的言情小说结局“非结婚，即生离死别”则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创作与理论的结合　　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改造言情小说，是在内容上将言情加武侠（如《啼笑因缘》），或言情与“社会”结合（如《春明外史》、《斯人记》等）。而在叙事形态上多是“一男数女”或“一女数男”的多角恋情，而且爱情的结局大都是悲情。仅以一篇《〈啼笑因缘〉自序》即可看出他写悲情，在悲剧艺术及悲剧的结局方面，既继承了传统又突破传统。传统文学写男女恋情，多以大团圆结局。“五四”新文学打破了“大团圆”的模式，以“不团圆”形态出现，使悲剧艺术得到长足发展。但时日一长，逐渐形成了“不团圆主义”，这对悲剧发展又造成了不利。张恨水既认识到“大团圆”的通病，又不满于“五四”以后的“不团圆主义”的盛行。因此，他在反思传统与观照现实的双项思维活动中，去建构自己的悲剧艺术世界。张恨水说：“长篇小说之团圆结局，此为中国人通病。红楼梦一出打破此例，弥觉隽永，于是近来作长篇者，又多趋于不团圆主义，其实团圆如不落窠臼，又耐人寻味，则团圆固亦无碍也。”⑧《啼笑因缘》既不是“团圆主义”，也不是“不团圆主义”，以留有“余想”的方式，显现出“一新阅者耳目”的特点。

1．《走出自然——从苏轼的山水诗看自然诗化的走向及其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10000字。 2．《对传统士大夫人格的超越——论苏轼黄州时期的思想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10000字。 3．《论苏轼岭海时期的思想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10000字。 4．《论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10000字。《金庸小说与民族文化本体的重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10000字。《苏轼、朱熹文艺观之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10000字。 《“侠客行”专栏（共十篇）》，《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6月，30000字。《“古道酣歌”（共七篇）》，《雅周末》，1996年11月，15000字。《山东作家群的道德意识》，《雅周末》，1996年12月，3000字。 《“三统”与文化保守主义》，《雅周末》，1996年10月，3000字。《〈聊斋志异〉中的道德宿命意识》，《雅周末》，1996年11月，3000字。《大俗大雅，至幻至真》，《雅周末》，1996年10月，3000字。《孔子仁学与现代人》，《中国文化报》，1998年2月，3000字。《挥之不去的文化理想——谈山东作家群的道德意识》，《中国文化报》，1998年4月，3000字。《传统事功精神的新开展》，《人文杂志》，1998年第4期，4000字。 《试论汉赋之美的本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9000字。《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中国水利报》，1998年11月，4000字。《六朝骈文的美质美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8000字。《金庸小说的文化价值》，《东方学》（韩国），1999年1月，5000字。《百年文学》，《北京晚报·世纪导刊》，1999年1月，12000字。《骈文之美辨正》，《论衡》，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20000字。《试谈中国禁毁小说的概况及禁毁因由》，《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8000字。《试论唐、宋古文运动的成因及特质》，《东方学》（韩国），1999年12月，20000字。《唐宋意识形态的嬗变与宋词繁荣的文化动因》，《中国文学的文化思考》，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3月，21000字。 《中国古代散文中“文”、“道”观念演变之考辨》，《东方学》（韩国），2000年12月，25000字。《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光明日报》，2001年4月，3200字。《论原始儒家的伦理思想对于建构普世伦理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8000字。《武打、武侠、无赖》，《人民日报》，2001年12月，1200字。《“金庸”不是神话，学术不能“随感”——对陈冲批评的回应》，《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2期，3500字。《从〈东坡易传〉看苏轼文艺思想的基本特征——兼与朱熹文艺思想相比较》，《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14600字。《试论“三苏”蜀学的思想特征》，《福建论坛》，2002年第3期，11000字。《苏轼的山水诗与自然诗化的走向》，《文学前沿》（第五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12000字。 《试谈金庸小说对于建构民族文学的启示》，《2000年北京金庸小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21000字。《再答陈冲》，《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6期，3500字。《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情本论思想》，《福建论坛》，2004年第2期，7000字。《〈东坡易传〉与苏轼的文艺观》，《中国第十二届苏轼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8月，15000字。 《古人苏、辛词百则评阐释》，《中国苏轼研究》（第一辑），学苑出版社，2004年8月,13000字。《武侠小说与文学雅俗之分的文化机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05年7月复印，5000字。《东坡易传与传统事功精神》，《中国苏轼研究》（第二辑），学苑出版社，2005年7月，9000字。《诗词“文化欣赏”举隅》，《惠州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11年第4期复印，7900字。《“发愤以抒情”到“诗是穷人物”——屈原、苏轼诗学精神内在联系之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第5期，10000字。《〈毗陵易传〉的思想理论特征》，《苏东坡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1月。11000字。《苏轼诗文悲剧意识的特质》，《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6500字。《论化时间为空间的诗词之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7月，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11年第7期复印，7000字。《“向死而生”:先秦儒道哲学立论方式辨正——兼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比较》，《中国人大学报》，2012年3月，14700字。 《孔子思想中的“自足性”》，《光明日报》，2012年7月，3000字。《文化视野下的诗词之美》，《紫光阁》，2013年第5期，7000字。《金庸小说的悲剧意识》，《中华文化论坛》，2013年第4期，6500字。主要专著1、《隐士与解脱》，作家出版社，1996年12月，12万字。2、《陆游诗选注》，大连出版社，1997年1月，30万字。3、《苏轼词选注》，大连出版社，1998年1月，27万字。4、《古道酣歌》，海天出版社，1998年12月，13万字。5、《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50万字。(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7万字。) 6、《文学与文化的张力》，学林出版社，2002年5月，5万字。7、《中国古代文学史（唐宋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32万字，获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优秀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8、《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学苑出版社，2003年5月，47万字，获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修订版，学苑出版社，2004年4月,6万字） 9、《唐诗宋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8万字。（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8万字。)10、《国学之光——近代国学大师论著选读》，冷成金、沈广斌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37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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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物质和精神夹缝中的陈奂生——《陈奂生上城》解读之一高晓声的小说《陈奂生上城》里的主人公陈奂生，是一个处在物质和精神的夹缝当中，在这个夹缝中奋力挣扎、努力追求的人物形象。下面就此谈几点个人的看法。一小说一开始，我们的主人公便面临着物质和精神都十分贫乏的尴尬处境。首先从物质方面来看，他虽然“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却为了要买一顶帽子徒步三十里到城里去卖油绳。只有卖了用自家的原料，自己动手做成的六斤油绳，赚到三元钱后，才能满足他的这一愿望。而在此之前，他因常年负债，一直背着“漏斗户主”的十分难听的称呼。其次从精神方面来看，他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不仅因为他一直背负着“漏斗户主”的称呼，而且因为他有个他自己认为的“对着别人，往往默默无言”的短处。为了后面这一点，“他总觉得比别人矮一头”。因此，他此番上城，可以说是肩负着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双重使命，带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追求而来的。首先，他必须卖完油绳，赚到三元钱，买来帽子，以满足自己“物质”上的需要。其次，他还要通过这次上城，来增长自己的见识，更希望“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回来“讲给大家听听”，以改变自己在别人眼里的“漏斗户主”和闷嘴葫芦的不良印象。作者作这样的安排，其用意就在于为后面主人公的活动限定了范围，让主人公的心一头牵着物质，一头挂着精神。让主人公在由物质和精神组成的无形的“夹缝”中左冲右突，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干。二然而，要在这无形的夹缝中闯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我们的主人公还是个刚入此道的嫩角儿，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身上普遍具有的小农经济意识的作怪。所以我们的主人公在夹缝中刚开始闯荡，便着着实实地摔了一个大跟头。由于分不清物质和精神的孰先孰后，掂不出物质和精神这两者的孰轻孰重，使他为了追求精神上的享受而耽误了物质上的努力。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陈奂生此番上城，首先应该卖掉油绳，买来帽子，然后再去办其他的事。或许我们的主人公太注重精神方面的享受了，以至在物质和精神的天平上，他的选择明显的向精神方面倾斜。本来他到达城里的时间才“下午六点不到”，假如抓紧时间做生意，解决物质方面的问题的话，他不仅可以卖完油绳赚到钱，而且可以买到帽子戴起来。然而他太注重精神方面的满足了。他并没有忙着做生意，而是“先就着茶摊，出一分钱买了杯热茶，啃了随身带着当晚餐的几块僵饼，填饱了肚子”，这本没什么，民以食为天，吃饱了饭做起生意来也有劲。但他还要“向火车站走去。一路游街看店，遇上百货公司，就弯进去侦察有没有他想买的帽子，要多少价钱”，以至当他走过三片店，终于找到了一种满意的帽子时，才记起还没有卖油绳，根本就没有钱用来买帽子。要是等卖了油绳再来买帽子，商店早就打烊了。我们的主人公肯定要为他错误的选择付出代价。尽管他还是赶在夜里十点半以后将油绳卖完了，却为此损失了三角钱。而且由于没有及时买来帽子戴上而受了冻，竟生起病来。更为严重的是，他今夜回不了家，城里又没有亲眷，住店又舍不得花钱，只好拖着病体，到火车站侯车室里找一张椅子躺下。就这样，他为了一时的“精神”上的享受，在夹缝的“物质”的这面墙壁上，被死死地挡住了。三陈奂生是不幸的，不幸在于他为了精神上的享受，却要付出物质上的以至肉体上的代价。然而，他又是幸运的，幸运在于他虽然没有得到物质上的满足，还把自己弄出病来了，却意外地碰上了县委书记吴楚，为此获得了精神上的更大的满足。可谓是“因祸得福”。就在陈奂生在火车站候车室的椅子上昏睡不久，县委书记要到省里去开会，吉普车送他到了火车站，由于时间尚早，他就到候车室转转，这一来就发现了陈奂生。由于他曾经在陈奂生所在的生产队里蹲过点，也在陈奂生的家里吃过饭，所以一下子就把他认出来了。当他叫醒陈奂生，并且了解到他的如此这般的情况后，马上亲自陪着陈奂生，让驾驶员开车送陈奂生去了一家诊所，看了病，服了药，又送他住进了一家招待所的单人房间。这着实让我们的主人公感激涕零。陈奂生虽然没有买来帽子，没有获得物质上的享受，而且因此闹起了病，却意外地碰到了县委书记，并且得到了吴书记的大力关照。要是可以把这当作一个“奇遇”的话，那么，他正是陈奂生此番上城所刻意要寻找的精神上的寄托。想不到“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事情，竟然“得来全不费功夫”。看来，我们的主人公飞黄腾达、冲出物质和精神构成的夹缝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四可是，这毕竟只是陈奂生一相情愿。当他从精神享受的美梦中清醒过来时，当他第二天早上起来想要离开招待所时，却碰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物质方面的问题：这住招待所的费用要自己掏腰包，而且贵得出奇——要五元钱！也就是说，不仅昨天卖油绳的钱要全付进去，而且还要再搭上两元。这样一来，帽子是不能再买了。想起自己一个农业社员，一天挣的工分只值七角钱，这在招待所这么一睡，把自己七天的辛苦费全部睡进去还不够，都够买两顶帽子的钱了。想到这里，陈奂生就像突然从天上掉到了地面。直怪自己没有先卖了油绳买顶帽子，以至要在城里住这一夜，花掉五元的冤枉钱。我们的主人公到底还是没有冲出由物质和精神构成的夹缝。当他借助精神享受的力量试图冲出夹缝时，却被“物质”的这面墙壁狠狠地反弹了回来。五在蒙受了五元钱的经济损失（至少陈奂生是这么认为的）之后，陈奂生首先面临着一个回去怎么向老婆交账的问题。这就迫使他对两天来自己的行为作出反省。从物质的角度来看，他是损失了五元钱。但是，从精神的角度来看，这五元钱还是花得值得的。“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这样一来，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给大家讲讲了。“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想到这里，“他精神陡增，顿时好象高大了许多”，“愉快地划着快步，像一阵清风荡到了家门……”这虽然有点阿Q式的“精神胜利”，但它却把我们的主人公从沮丧的氛围中解脱了出来。如果凭着这一点，就认为陈奂生已经冲出了由物质和精神这两面墙壁组成的夹缝，那就大错特错了。尽管回到家里以后，“陈奂生的身份显著提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友好得多”，“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情来，比以前有劲多了。”但这只能说明他精神状态上的改变，如果他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穷的命运，不能尽快地富裕起来，那么这种建立在空洞基础之上的如海市蜃楼般的精神状态，必将像肥皂泡那样一个个破灭。他只能永远生活在物质和精神组成的夹缝中。陈奂生是如此，中国的其他农民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