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1月2日资料古代 幌子 广告 民俗 行业49 views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这篇文章是多年前在图书馆读《史学月刊》时看到的,当时复印下来回家录入,一晃就快十年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可不象昨天的事么,还能看到自己骑着自行车乱逛呢。那时的我在3asian开了一个论坛,出于责任找一些这样的文章来发,便是这一篇,因论坛是繁体,所以可见这篇论文全部转成了现在的样子,当时知识浅薄得很,繁简转换时一定有很多错误。前几天写文章时正好写到幌子,便上网搜寻,却发现那个论坛早已没了影子,网上也无处可搜,后悔当初没在其他地方另发。今天查看硬盘,五六层目录下来,突然看到这样的名字,亲切之极,以前的一幕又出现在眼前。更可喜的是文前还有一段幼稚的 按语,看了不禁一笑,我是个有点怀旧的人,权把它留在这里了,其他也一仍其旧。chinaandersen案: 中国古代店铺前的幌子是极富民族特色的一种民俗文化,其源流久远,曾出现过无店不招,无店不幌的盛况。影响所及,就是在现在,民间也还留有它的影子。而且它还常常进入诗歌作为一种点缀,以招摇情性;在小说中写到它时又是极有情致的一景。<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一文,虽著眼点在”广告”二字,却也写出了幌子的大致流变,颇能使人瞭解”幌子”这一中国特有的民间文化。看到这篇论文时特别欢喜,故抽空将其录出。由於原文比较长,一时不宜录完,便以原文章节析之,分为五次发帖。为便於查考,每帖均附原文参考资料於後。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幌子广告溯源 本文录自<史学月刊>2002年第九期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杨海军(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关键字]幌子广告;图腾崇拜;行业标志;民俗文化[摘要]中国古代幌子广告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幌子广告的出现与原始人的图腾崇拜有著最直接的渊源关系。幌子广告的发展则与行商坐贾的分化不无关系。中国古代幌子广告类型众多,但概括起来,主要分为形象幌子,标志幌和文字幌三种基本类型。幌子广告具有鲜明的行业特点,是中国古代民俗文化的载体。[中图分类号]K203;G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9-0087-06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YANG Hai-jun(News &Media School,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Henan China)Key Words:sign advertisement;totem worship;industry mark;custom cultureAbstract: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 had a long Emergence of sign advertisement had direct causality to totem worshiped by primitive people,while development of sign advertisement had close connection with tradesmen Although diverse in kind,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 mainly consists of three sorts:image sign,mark sign and written word sign,Advertisement is the body carrying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and had salient industry 幌子广告是我国古代最具民族特色的广告表现形式之一。因其造型独特,形式各异且多出自民间而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幌子广告蕴含著丰富的民俗文化,在我国古代广告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幌子广告溯源幌子广告伴随著人类的信息交流活动而产生,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其表现形式逐渐多样化。人类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及与自然的抗争中开始用形体语言进行交流和沟通,用纹身艺术和佩带饰物表达喜怒哀乐和传递信息,用特殊的气味,颜色和形象进行识别,这些,都是幌子广告产生的物质基础。其中,幌子广告的出现与原始人的图腾崇拜有著最直接的渊源关系。图腾崇拜产生於母系氏族早期,其特点是人们把某一种动物或植物及某种自然现象当著氏族的亲属或祖先,或当著本氏族的保护神加以崇拜。图腾崇拜发生於人类社会的狩猎,采集时代,因此,崇拜的对象以动物占大多数。如美洲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联盟的塞纳卡部落有8个氏族,他们的图腾分别是狼,龟,海狸,熊,鹿等,各氏族还以这些动物的名字作为氏族的名称⑴。我国<诗经>中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汤”的记载⑵,说明商族的图腾是”玄鸟”,即今天所说的燕子。图腾崇拜是世界各地普遍存在著的历史现象,对於氏族来说,具有精神纽带作用,起著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利益的功效。同时,共同的信仰也有利於氏族成员形成共同的心理,风气。更为重要的是,图腾往往又是氏族的名称和标记,对外具有氏族徽号的性质,具有识别功能。这些徽号,可视为原始幌子广告的雏形。国家形成後,一些国家的国徽,族徽,王冠的图形仍使用动,植物的图案,因比较多地使用在旗帜上,也可以看作是非商品性质的幌子广告。幌子广告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中形式逐渐多样化。具体来说,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的出现与行商坐贾的分化直接关联。春秋战国时期,商人阶层开始分化为行商和坐贾。关於行商和坐贾,古籍有这样的描述:”商之为言章也,章其远近,度其有无,通四方之物,故谓之为商也;贾之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待以民来,以求其利者也。故通物为商,居卖曰贾”⑶。行商走村串寨进行交易,所使用的多为口头广告和现场演示广告。坐贾则固定在一定的场所或租用固定的店铺进行经营;为了招徕顾客,商人们开始把陈列於市的实物悬挂在货摊上或店铺上以吸引买主,这样,在实物陈列广告的基础上,演变和发展成了招牌,幌子等广告形式。关於较早的幌子广告,古籍中也多有描述,<韩非子>曾记载了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无不陷也’。”⑷(难一)这裏所提到的矛和盾实际上是幌子广告的原始形态,而实物招幌的记载在古籍中也能见到。<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一>载:”君使服之於内,犹悬牛首於门,而卖马肉於内也。”⑸这种实物幌子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较为成型的幌子广告的出现,即表,帜,帘等,这类形式的幌子广告实际上是对实物幌子高度抽象化的结果,这种较成型的幌子广告在古籍中也有记载:”宋人有沽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⑹(外储说右上)这些记载充分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出现由陈列广告演化而来的实物幌子广告,实物幌子广告高度抽象化,不仅使实物广告的类型更加丰富多样,也使表,帜,帘等成为这一时期较为定型的幌子广告表现形式。* 该文为河南省教委社科资助项目”中外广告史研究”选题之一。参考文献:⑴摩尔根古代社会[M]三联书店,⑵林耀华,原始社会史[M]中华书局,⑶白虎通义[M]⑷韩非子[M]⑸曲彦斌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M]辽宁人民出版社,⑹新华字典[M]商务印书馆,⑺阵培爱中外广告史[M]中国物价出版社,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⑼施耐庵水浒[M]上海人民出版社,⑽翟灝通俗编[M]⑾中国风俗词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⑿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辽宁大学出版社,⒀尚洁天津的商业招幌[J]民俗研究,(4)⒁曲彦斌古今招幌[J]百科知识[J],(11)⒂余明阳,陈先红广告学[M]安徽人民出版社,⒃张则忠,古今中外广告集趣[M]中国经济出版社,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幌子”释义的衍化 本文录自<史学月刊>2002年第九期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杨海军(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幌子”释义的衍化从幌子的溯源可以看出,所谓幌子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由图腾崇拜演化而来,传达政治,文化信息的幌子广告,这类幌子主要传达的是政治或军事信息;另一种类型则是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中产生,由陈列广告演化而来的实物广告的高度抽象化且较为成型的表,帜,帘等幌子广告形式。这种类型的广告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幌子的”幌”是指帐幔,帘帷,也就是表,帜,帘的不同说法。但这种理解显然过於狭隘,没能把握住幌子广告的内涵和外延。国内也有的学者把招牌和幌子放在一起来描述,称之为招幌,并解释如下:”招幌,是’招牌’与’幌子’的复合式通称,是工商等诸行业用以宣传所经营的内容,特点,档次等招徕信息的视觉标识”⑸;有的学者则把幌子广告与招牌广告混为一谈,认为幌子就是指商店门前的一种标志物尚好理解,但说幌子是商店门前的招牌却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此,我国学者也对幌子广告与招牌广告进行了区分,如有的学者认为:”招牌最初是一种无字的布帘,以後帘上题写了店铺名号,继而又以木牌代替布帘,在木牌上题写文字,多用以指示店铺的名称和字号,可称为店标。幌子原指布幔,後被引申为酒旗的别称,并逐渐扩展为各种行业标记的专称。幌子主要表示经营的商品类别或不同的服务项目,可称为行标。”⑺这种表述指出了招牌广告与幌子广告的不同,对於我们理解幌子释义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我国学者大多数人认为实物幌子只是幌子广告的雏形,即使是抽象化的实物幌子也不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幌子的原始含义就是指布幔,是商人高悬在摊位或店铺上方的长方形布幔,作招徕顾客之用。因形状像门或窗帘,也称之为帘帷。初始有的有文字,图案,有的则无,多为青色,称为青帘。这种认识强化了幌子在特定时期内以表,帜,帘为主体的特殊形态,而忽视了幌子从原始的实物雏形到较为成熟的”酒旗”和各种类型的高度抽象化的实物幌子的演变过程。唐代饮酒之风日盛,酒店多悬挂长方形布幔,中间书写斗大的”酒”字,幌子就被引申为酒旗的别称,称为酒幌。因数量众多,渐成风气,便有了”酒旗风”之说。在中国古代文献裏,对酒幌的称谓不同,较常见的有”望子”, ”招旗”, ”引招”, ”换招”, ”拦路旗”等称呼。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裏就有”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之说。⑻(中秋)<水浒传>中也有:”当日晌午时分,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个酒店,挑著一面招旗在门前”的记载⑼。关於酒幌,有两个问题需特别说明:其一是唐宋时期酒幌普遍存在且称谓众多,这裏的酒幌主要是指酒旗,酒旗虽是这一时期酒幌的主要形式,但其他类型的酒幌也依然存在,如酒葫芦,醉仙,草帚等,在文献裏均有记载。关於草帚,<水浒传>裏有这麼一段文字:”远远地杏花深处,市梢尽头,一家挑出个草帚儿来。智深走到那裏看时,却是个傍村的小酒店。”⑼这裏的草帚,就是小酒店的招幌。其二是酒旗经过历代发展,到宋时作为幌子其表现形式虽已相当成熟,但作为其原始形态的青帘或者说是青布酒旗这种原始形态却被较好地保存下来。<水浒传>记载:”宋江……正行到一座酒楼前过,仰面看时,旁边竖著一根望竿,悬挂著一个青布酒旗子……”⑼这段文字说明,直至宋代,青帘作为酒幌依然存在。以上提到的只是名称和类型的变化,实际上,从原始的布幔出现开始,幌子广告就逐渐发展,衍化,从形式到内容都逐步走向成熟。首先是形状的变化。葫芦形,铜钱形,帽形,灯笼形,三角形,菱形,及各种实物形状的幌子广告的出现,打破了布幔特有的长方形形状,使幌子广告的表现形式日益丰富多彩。因不同形状的幌子广告均有特定的含义,代表不同商品的经营类别,因此,幌子广告逐渐成为各种行业的特殊标记。这裏需要提出的是,因幌子的类型不断增多,其形状便逐渐固定下来,有些具有鲜明行业特徵的幌子广告实际上就是店家所售商品放大或缩小的模型,有的就乾脆悬挂商品实物,前文提到的:”君使服之於内,犹悬牛首於门,而卖马肉於内也”,客观反映了以实物作幌子的事实。因此,也有人称此类幌子广告为悬物广告或实物广告。其次是制作材料的变化。制作幌子广告的材料,由最初的布质逐渐向木质,铜质,铁质,棉,绒,线,及复合材料扩展,使幌子广告制作的工艺更为复杂,外形更加美观,除了识别作用外,其装饰作用也日趋明显。在诸多制作幌子广告的材料中,木质材料使用较为广泛,许多悬挂在店铺门前,用木质材料制成,写有简单文字如”茶”,”当”或绘有简单图形的平面幌子广告往往被人们视为招牌广告或招牌广告的原始形态。参考文献:⑴摩尔根古代社会[M]三联书店,⑵林耀华,原始社会史[M]中华书局,⑶白虎通义[M]⑷韩非子[M]⑸曲彦斌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M]辽宁人民出版社,⑹新华字典[M]商务印书馆,⑺阵培爱中外广告史[M]中国物价出版社,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⑼施耐庵水浒[M]上海人民出版社,⑽翟灝通俗编[M]⑾中国风俗词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⑿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辽宁大学出版社,⒀尚洁天津的商业招幌[J]民俗研究,(4)⒁曲彦斌古今招幌[J]百科知识[J],(11)⒂余明阳,陈先红广告学[M]安徽人民出版社,⒃张则忠,古今中外广告集趣[M]中国经济出版社,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幌子的不同称谓及分类 本文录自<史学月刊>2002年第九期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杨海军(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幌子的不同称谓及分类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幌子有不同的称谓,古籍中也有不同的表述,如前所述,较常见的为”幌”或”招幌”,较固定的则为”表”, ”帜”, ”帘”等。其馀的称谓还有”旗”, ”标”, ”望”, ”招”, ”牌”等。幌,幌子,招幌的称谓最为常见。这种称谓何时出现,何时又为人们广泛使用而约定俗成,似乎无从考证,但人们还是对其出处进行了一番探究。清翟灝认为”幌”有可能是”望”的讹音,他指出:”按今江以北,凡市贾听悬标识,悉呼望子。讹其音,乃云幌子。”⑽(器用)有些学者指出,这种解释有些勉强,认为幌本指帷帘,人们根据酒旗形制如帘而引申称酒幌,进而泛指各种招幌,至於这种情形何时出现,人们根据明代<如梦录>中曾有”铁鞋幌”的记载,推断至少在明代已开始以幌泛指酒招之外的一般招幌子⑾。但是”幌”的用法却很早,如晋张景阳<文选•七命>有”重殿叠起,交绮对幌”的记载,唐陆龟蒙在<和初冬偶作>中也有”小炉低幌还遮掩,酒滴灰香似去年”的诗句。表。多指酒旗,或是酒旗的别称。对於这种称谓,古书也有提及,如<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就曾写道:”人有酤酒者,为器甚洁清,置表甚长,而酒酸不售。”这裏的”表”显然是指酒旗,酒幌。帜。也为酒旗的别称。如前所述,<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描述如下:”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帘,青帘,布帘,帷帘。多指酒旗,也可视为酒旗的别称,也称酒帘,酒幌。这种称谓较为固定,在古人的诗词中,多有提及。唐李中<江边吟>:”闪闪酒帘招醉客,深深绿树隐啼莺。”刘禹锡<鱼复江中>:”风樯好往贪程去,斜日青帘背酒家”等,均提到这种称谓。标。指草芥,草标,草帚。一般插在所售物品上,作为出售的标志物,由於在民间交易过程中被广泛使用,便约定俗成地成为具有特定意义的招幌。<水浒传>曾提到草标:“杨志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上市去卖。”这裏的草标就成为特定意义的招幌。望,望子,酒望,望竿等。也是酒店门前的酒旗,酒幌。如前所述,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秋>中曾描述:”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招,引招,换招。招幌的简称,因有招徕顾客之意,故称之为”招”。既可以指酒旗,也可以指能携带,可移动的有字招幌。<水浒传•供人头武二郎设祭>载:”那婆子取了招儿收拾了门户,从後头走过来。”这裏的”招儿”指的是酒店的酒幌。牌。招牌的简称。这裏的招牌,指的是书写有店名,字型大小或经营内容的字招,也称之为标志幌,既有招牌的特点,又具有幌子的功能。关於二者的区别,下文有详细敍述,这裏不再赘述。多年来,我国学者对幌子广告进行了不同的分类,由於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因此,分类方法上有较大差别,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一书中将幌子分为七种不同的类型:实物幌,模型幌,商品附属物幌,暗示幌,灯具幌,旗帘幌和文字匾牌⑿。尚洁在<天津的商业招幌>一文中将幌子分为九类:实物幌,模型幌,包装物幌,暗示幌,灯具幌,旗帘幌,文字幌,图案幌及图文并茂的幌子⒀。曲彦斌在<古今招幌>一文中将招幌分为五大类:即实物幌,模型幌,象徵幌,特定标志幌和文字幌⒁。尽管我国学者对幌子广告的分类存在著认识上的差异,但对某一类具体幌子广告的解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实物幌:一般被认为是悬挂在商店或店铺上方的实物商品,所售物品。有些稍加修饰,有些则保持商品的原貌。模型幌:这是在实物幌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较为成型的广告形式,主要是把商品实物加以放大,缩小,夸张,变形,形成较为固定的形状,这类幌子,有的夸张甚巨,有的则更加美观,精致。制作材料以木质为主,它辅以和商品相关联的其他材料。象徵幌:是模型幌高度抽象化的结果,象徵幌可分为借代性象徵幌。如酒店挂酒坛,悬酒壶等;隐喻性象徵幌。如饭店挂笊篱等;图画幌。图画内容抽象或直接反映经营的品种,类型或内容。特定标志幌:以特定的标志来代表经营的类别或经营的品种,这裏所说的特定就是指约定俗成,经营者和顾客均能理解的特定标志,如寿衣店门前逾尺高的黑靴子,理发店门前的白布帘,清真馆门前的蓝色布帘等。文字幌:在布帘,酒旗或实物,抽象的模型上书写特定文字的幌子广告。又分为单字,双字,多字文字幌。这种类型的幌子广告为数众多,如典当铺的”当”字,旅馆的”店”字,酒店的”酒”字。有的字数甚多,如<水浒传•景阳岗武松打虎>就提到景阳岗山脚下酒店的酒旗上上书”三碗不过岗”五字,更有甚者,如老北京德爱堂药房的冲天招牌上面写有”德爱堂沈家祖传七代小儿七珍丹,只此一家”,多达十馀字,创文字招幌字数较多的记录。统观以上分类及对不同类型幌子广告内容的说明。笔者认为,从幌子广告的起源及幌子广告的性质看,幌子广告可以分为传达社会生活信息的幌子广告和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由於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占据著重要地位且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因而,其表现形式也较之前一种类型的幌子广告更加丰富多彩。笔者认为,从其自身发展,演化的规律看,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可以概括为形象幌,标志幌和文字幌三大类型。参考文献:⑴摩尔根古代社会[M]三联书店,⑵林耀华,原始社会史[M]中华书局,⑶白虎通义[M]⑷韩非子[M]⑸曲彦斌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M]辽宁人民出版社,⑹新华字典[M]商务印书馆,⑺阵培爱中外广告史[M]中国物价出版社,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⑼施耐庵水浒[M]上海人民出版社,⑽翟灝通俗编[M]⑾中国风俗词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⑿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辽宁大学出版社,⒀尚洁天津的商业招幌[J]民俗研究,(4)⒁曲彦斌古今招幌[J]百科知识[J],(11)⒂余明阳,陈先红广告学[M]安徽人民出版社,⒃张则忠,古今中外广告集趣[M]中国经济出版社,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形象幌,标志幌和文字幌
1、《也谈对范文程的评价》,《社会科学》(沪)1984年第4期。2、《乾隆朝蠲免钱粮问题试探》,《南开史学》1984年第2期。3、《论〈圣谕广训〉与清代孝治》,《南开史学》1988年第1期。4、《士大夫与地方社会的结合体——清代“乡绅”一词含义的考察》,《南开史学》1989年第1期。5、《清代族正制度考论》,《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89、12转载)6、《试论中国族谱的社会史资料价值》,《谱牒学研究》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版。7、《中国族谱收藏与研究简说》,《谱牒学研究》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版。8、《清代族正问题的若干辨析》,《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0、7转载)9、《清代族正问题的若干辨析》,《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0、7转载)10、《试论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与实践》,《学术界》1990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0、6转载)11、《清代的岁时节日风俗》,《南开史学》1990年第2期。12、《试论明清时期的汉族火葬风俗》,《南开史学》1991年第1期。13、《最近の中国における明清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と文化》第6号,(日本)东京大学1991年6月。14、《论清朝推行孝治的宗族制政策》,《明清史论集》第2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5、《乾隆早期廷议粮价腾贵问题探略》,《南开学报》1991年第6期。16、《元代墓祠祭祖问题研究》,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17、《元代族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12月版。18、《明清时期祠庙祭祖问题辨析》,《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19、《清代啯噜新研》,《清史论丛1993》辽宁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20、《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二)》1995、10转载)。21、《论宋代“营妓”》,《历史月刊》(台湾)1997年第1期,总第108期。22、《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1997、3)23、《清代治理“老瓜贼”问题初探》,《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24、《禳灾之俗述丛》,《历史月刊》1997年第5期,总第112期(署名萧驷)。25、《中国古代对老年的界定》,《历史月刊》1997年第6期,总第113期。美国纽约华文《世界日报》1997年6月23、24日“上下古今”版并载。26、《中国古代礼遇老年的制度》,《历史月刊》1997年第6期,总第113期。27、《中国族谱的人物传记》,《历史月刊》1997年第8期,总第115期。28、《中国地方志人物传记述评》,《历史月刊》1997年第8期,总第115期(署名萧驷)。29、《清代孝治政策述略》,《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30、《试论宋濂的宗族思想》,《东洋学研究》第四辑,韩国?东洋学研究会1998年6月版。31、《明代岁时节日生活》,《中国历史上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年10月版。32、《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8年第5期)33、《试论宋代以降的宗族之学》,《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版。34、《中国古代人日、天穿、填仓诸节新说》,《民俗研究》1999年第2期。35、《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99年第12期)36、《“虚耗”鬼的由来与禳除习俗——中国岁时节日体现的民众心态》,唐力行主编《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年10月版。37、《清代溺婴问题新探》,李中清、郭松义、定宜庄编《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38、《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4 月版。39、《罗钦顺的谱论与族论——以江西泰和及吉安为中心》,上海图书馆编《中华族谱研究——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11月版。40、《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41、《清代的文昌诞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2000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1月版。42、《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南开学报》200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5期)43、《明代福建兴化府的宗族祠庙祭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6月版。44、《宋元时期徽州建祠祭祖的形式及其变化》,《徽学》2000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45、《乾隆前期治理僧道问题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2002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7月版。46、《明代家庙述论》,冯明珠主编《文献与史学-恭贺陈捷先教授七十嵩寿论文集》,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2年7月。47、《试论明代族规的兴起》,《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9月。48、《明代溺婴问题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10月。49、《宗族与农村基层社会控制的历史和现实——考察宋以后江西宗族的发展》,肖唐镖、史天健主编《当代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50、《明代方志所见岁时节日中的女性活动》,《中国史研究》(韩国)第20辑(中国女性史 特辑号),2002年10月。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王楠(中华书局编辑) 来源:《史学月刊》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方面:一,汉学论著翻译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文,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对它的翻译要求译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译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方。二,由于这项工作方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出现翻译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译、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混乱等问题。以下就我所见汉学论著翻译作品中的一些情状,尤其是审读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中译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对翻译原则和规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还原 寻根溯源是汉学论著翻译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译文难于处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汉文人名的还原。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Piao"译为"彭彪"(第193页,注2),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 又《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艾尔曼著,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倒数第1行:"储同舒(音译,Ch'uTung-Tsu)《清代中国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此处把"Ch'uTung-Tsu"误译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著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47年)一书的"瞿同祖"先生。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1998年)一书中第172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译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文页765,注9,VillageandtownlifeinChina(《中国的城乡生活》)著者为YKLeong和LKTao。此处的原著者显然是中国人名的简写,译者仅译为YKLeong(郎)。笔者作为此书的责编之一先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的英文版,著者的全名写成T'aoLiKung和LiangYu-kao。又阅读此书的《序言》得知,两人均为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学者,此书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生活。此书出版之后,T'aoLiKung回国任教,而LiangYu-kao则留在英伦。既然T'aoLiKung已回到本国,那么《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应该有其一席之地。果然T'aoLiKung即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北大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陶孟和(陶氏字以行,1888—1960年)的原名"陶履恭"的音译。查找LiangYu-kao更加困难,因为其始终旅居国外,本国很可能没有介绍他的专文。只好仍以陶氏为线索,终于在多卷本的辞书《北大人》中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另一作者LiangYu-kao的中文名为"梁宇皋"。 类似情况还有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页,文下注②:"见于君芳《Chung-fenMing-pen与禅》,载陈学霖与狄百瑞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宗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此处未译的"Chung-fenMing-pen"应为元代禅师"明本(字中峰)",英文遂写成"中峰明本"。有关资料可参考《元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行录》和《天目中峰广录》。(见《碛砂藏》589-591册;或参见《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三卷,《续藏经》2-27-4,商务印书馆,民国初年。) 同人名的还原一样,中文书刊名称的还原也需要谨慎核对。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者把"TsingHuaJournalofChineseStudies"译为《京华中国研究学刊》。在遍查材料未获后,才以其中的一篇论文为线索查知此刊应该是《清华学报》。 材料的还原。刘东先生所译《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89有文曰:"在古代,上流社会中流行一种习俗:每10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为官员们归休不视事政事的借口。而有关洗浴的中文词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涵义,‘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分别意指着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译注:此词中文出处不详,权且直译出来,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此处典故可以在《初学记》、《唐会要》卷82《休假》,尤其是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3《时序·三澣》中找到:"唐制,官吏十日一休沐,沐为沐涤,故一月有三澣。后以上澣、中澣、下澣称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像刘东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在译文中尚且出现此种搁置情况,可见史实还原之难。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preliminaryaddress"作"疏意",审读译文时未查到出处。但根据文意应为"序言"的同义词,即"疏头":僧道拜忏时焚化的祝告文,上写主人姓名及拜忏缘由等。(参见《辞源》页2130;《汉语大辞典》第8册,页508)改"疏意"为"疏头"既比较符合原意,且更准确。 又此书页724,注4,把《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通典》简称为《通考》和《通典》。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四部书,应根据历史学规范简写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误导读者。 在审读《法国汉学》第四辑中有如下译文:"在上引《隋书·经籍志》中所记述的道教仪式之外,还用一种不太肯定的口气记录了一种道士们所宣称但却未必如此的箓的古代传说。(中略)虽然隋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了这个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说法,(中略)很难证实隋代的编年史学家们"《隋书》是唐代史学家编纂的,此处应改为"隋史的编纂者"或"唐代的历史学家"。同类者尚有侯旭东在《误译丛生的一部书——〈佛教征服中国〉中译本琐谈》(载《中华读书报》)文中的举例:"如原书页19‘intheHou-Hanchi,afourthcenturyhistoryoftheLaterHandynasty,'中译作‘在记载公元4世纪后汉历史的《后汉记》中,'(页29)令人啼笑皆非。按《后汉纪》(译文作‘记'误)为东晋人袁宏作,书成于四世纪,而后汉亡于三世纪初,中译应作‘在《后汉纪》——4世纪成书的关于后汉的史籍——中'"。这种常识性史料还原的错误应在译文中绝对杜绝。 对背景文化还原的难度还应在前两者之上。因为背景知识准确的掌握不仅包括对史实的确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感,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领神会,并运用自如。不止是一个词,一段话的索骥,而应把文化内涵整个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译文达到风格上的忠实与流畅。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原译为"(故宫)各大宫殿按南北向轴心排列"。这容易引起歧异。事实上,原作者不是想强调宫殿的南北对称,或者是要说明所有宫殿都是南北排列。因此译为"重要的宫殿座落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就更明了。又同书"Confuciancommentators"译作"儒家评论家"也不能算错,但"清议"一词可能比较符合传统,也更典雅。又比如称南方地区下级管事者为"teacher",译作"蒙师"不如"师爷"确切。 袁筱一等译法国马丁·莫内斯蒂埃著《人类死刑大观》(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340、341页两副插图下的注文分别为"西方军事势力代表对‘拳击手'施斩首刑"和"拳王的斩首刑(中国,1901年)。"。"boxer"在此处不应直译为"拳击手",而是专指1900年前后中国民间反侵略组织"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一词。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注72"见L·S·杨的两篇文章,收入的《汉学中的远行》(ExcursioninSinology)"。"L·S·杨"即杨联升。1"Excursion"一词本身有远行之意,但用在中国书籍和文章的名称当中,应释作"短文",又可引申来表达中文特有的文体"赋"、"策"等。如苏东坡《赤壁赋》,英国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HGiles)把它翻译成"AnExcursionBelowtheRedWall",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杏村则译为"AnExcursiontotheScorchedCliff",都使用"Excursion"表示"赋"一词。所以杨联升"ExcursioninSinology"一书或译成《汉学散策》可能更为恰当。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5和1997年由不同译者翻译了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仅从两书一些章节标题翻译文字的差异就可想象其内容的大相径庭。第5章第4节,江苏版译为"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商务版则为"儒家教育在社会学教育类型中的地位",两书所提概念绝对不属于同一学科范畴。又如第6章第12节前者译为"早期儒学的激越";后者为"早期儒学的悲歌",孰是孰非难以明确,且会令读者啼笑皆非。 当然细读所译内容,其中是有高下之分的。如江苏版译为:"同样的,一个人能否像非士人阶层那样在祖庙中享有一个祖宗牌位,也取决于其官阶。甚至连城市之神在众神中的地位都得看此一城市官员的级别而定。"(页138);商务版则译:"倒是正好反过来:一个人的官品决定着他是否能有祖庙(没读过书的人只有一个祖宗牌位),祖庙中能供多少祖先。就连万神庙里城隍的级别也取决于该城父母官的官品。" 又如,江苏版译为:"宋代的常备军,除了‘近卫军'以外,尚有由地方军队和民兵组成的两个编队,但它们一旦融合之后,便告瓦解。"(页92);商务版则译:"宋朝统治时期,除了地方军(厢军)和民兵(乡兵)这两支互相融合而衰亡了的军队以外,还有作为常备军的‘禁军'。"(页129) 再有,江苏版译为:"王安石于1086年死后被封为圣徒,受人供奉,而在12世纪,对他的供奉连同圣徒的称号统统被取消了。"(页93);商务版则译:"他(1086年)死后的封号和祭奠安排,在12世纪又被取消了。"(页131) 把"城隍"译为"城市之神","禁军"译为"近卫军","地方军队"和"民兵"不说明特指中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厢军"和"乡兵",从行文上还可勉强接受的话,那么把王安石说成是"圣徒"则甚为乖谬了。文化所囊括的内容既宽泛又细微,因此对它的还原绝非易事,非学养深厚、细心琢磨不可为之。 二.形式上的统一 讲求学术规范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与扩大学术交流领域和层面的基底。汉学论著翻译作为学术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否则就会降低其价值,甚至误导读者。 形式问题之一:在审读汉学译著时,历来把核对有关海外学者的名号与著述题目的看作是译文的关键,也是难点。目前所遵循的原则是:国外汉学家已有汉文名字,或约定俗成的中译法的应遵从;其他所有外国人名都应以通用字典,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各国人名译法辞典为据,并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号标出原文。专著或论文的题目也当如是处理。如法国汉学家KristoferMSchipper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分别被译为"席佩尔"、"史波儿"、"施博尔"。在参加了一次Schipper在京举办的讲座中,我才知道他的正式中文名字是"施舟人"。又比如《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以擅长中国语言学和历史学闻名、撰写过《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中华书局,1999年)的蒲立本先生(EdwinGeorgePulleyblank)译作"普利布兰克"。《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一书的著者Schafer被翻译为"谢弗",其实他有中文名字,叫"薛爱华"。 或者过分强调译名的精确度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不同于西方表音字母文字的一种音、形、义相结合的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都有固定的含义,通假和转注则有特别的规定。就算在阅读姓氏名称时,出现同音异形的字,也会被认为是指示不同的人物或事物。使用此种与西文截然不同文字的中国人在阅读时也养成了更重视识别文字字形而不是读音的习惯。而且长期以来汉语对外来词的消融力是古今一贯的,并形成了以意译为主或意译与音译杂糅的翻译规律。2这种意译法的使用更加强调字符形态与音读对应的确定性和准确度。所以译者采用了不同译名来反映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就会误导读者,即翻译时差之毫厘,理解时必然谬以千里。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译者把日本学者林友春的论著译为"《元明时期的学堂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而且出版地未译出。但核对了日文原著才知,其名当为《元明时代的书院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东京国土社出版。同样的错误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第222页也出现了。日本中国学者及其论述往往夹杂中文或者全部使用中文,这既为译者提供了方便,又增加了工作量,因为稍稍疏忽就可能因未查检而出现译文不准确的情况。 形式问题之二:对史料翻译形式的规范化处理是衡量译者学术水准的标尺。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之中译本则较好地体现了形式统一、内容充实的原则。文中所有涉及中文史料的地方,译者都先根据外文把原著者对这段史料的理解文字忠实译出;再把原始的中文史料附见于后,并改变字体,用括号括出以示区别。例如:此书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8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樊迟请求学农,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农民。'他又请求学园艺,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园艺。'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这本来可以认为是对传统技术人员的谦虚态度,然而不幸的是: 樊迟走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一个眼界狭窄的人!如果一个君主或官长喜好良好的习俗、正义和真诚,人民就会背负着他们的孩子从各地都来归附他。这样,他还需要知道怎样去务农吗?'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又如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也采取类似的格式。随举一例: "礼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这一事实:人是生来就有欲望的,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人就必定要追求它们。当这种追求进行得没有限度或分寸时,必定会发生争执。随着混乱就出现了耗竭。古代的君主憎恨这种混乱,就把礼和正当性加以法典化而设立必要的限制,于是欲望就会得到调剂而他们的追求也就得到了满足。他们以这种方式使得欲望不会被事物无限扩大,而事物也不会因欲望无度所耗竭。从而这两者可以互相配合而共同滋长。礼就是从这里来的。(《荀子集解·礼论第十九》第一章)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第十九》第一章]"(第13页) 全书均沿用此格式的意义有二:其一对中国古文的解释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国内也并没有任何称得上是绝对权威的译注,学者们的新知灼见往往正基于对文本的深入解读。因此国外学者对原始材料的重译,既兴许是误读也很可能是变换角度,用有别于传统的思维方式重新阐释原典,不容忽视或省译。其二附之原始材料及出处则更方便了读者,使读者对原著的水平有直接的对比和判断而省却了检索的麻烦。当然这也是使译者更能吃透原文,忠实原著的必要手段和过程。 形式问题之三:上文所提到的江苏人民版和商务版的所译韦伯《儒教与道教》的两部译著,前者未附任何参考文献目录和索引,后者则附有译名表,这在使用价值上有明显差别。 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1年和1998年出版了法国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的中译本。商务本把法文原书的脚注和书末索引全部翻译过来,而青海本在增加《著者参考书目》的同时写道:"本书作者格鲁塞在编写其书过程中曾参考了大量西欧出版的史学著作与有关东方学的论文,为了说明资料的出处,他在各页注脚内简略地提到著作的书名与页码。我们认为这种注脚对汉文译本的读者是多余的,首先那些资料是很难找到的,其次在印刷上也有许多困难。"(第589页)青海本的译者魏英帮先生亲聆过格鲁塞教授讲授的《远东史》,所以增补的《著者参考书目》肯定极具价值,但参照商务本就可得知被青海本省略的原书脚注的学术含量仍旧丰富,因此决不"多余"。如此情况还在青海出版社1998年根据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译著的《东方的文明》一书中出现,脚注一律未译,这总与此书较好的文字翻译质量不相匹配,并且无法让读者得知其书使用材料的来龙去脉。 因此不光为查找、检索的便利,各种文后注释和书末附录更进一步展示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动态。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附之《缩略语表》、《1800年以前的中文书籍》、《1800年以后的中文和日文书籍及论文》、《西文书籍和论文》以及包括人名、论著和主题词等多类词条的《索引》,此内容不亚于一部国外有关中国古代科技的研究史,甚至更可说是内容广泛、涉及诸多领域的中国学研究概述,值得后人仿效。 再有,如果把译者经验的不断累积看作是汉学论著翻译水平整体提高的前提条件,那么后附文献参考目录和索引实际上就是这种积累的明晰体现。因为附录往往包含了众多学术信息,译者对它的翻译经常需要查阅国内外大量资料。几种同类书籍参考目录和索引的汇集甚至可以说是这一学科领域权威材料的总编。这种全面的搜集再加上谨慎的译法,就为后人在翻译学术著作时提供了最详实、准确的参考文献,而且在译作方法上、对译著的规范化处理上都有所借鉴。更重要的是它避免了重复劳动,有益于汉学论著翻译质量和水平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如法国学者戴仁著,耿升先生翻译的《法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附有法国中国学者译名对照表,就为审读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法国汉学》第四辑的译稿提供了类似工具书的作用。而在此人名表上进行增订和补充,则有关法国汉学从早期发展到最新概况,并涉及诸多学科的完整资料就全部提纲携领的凸显出来了。因此对汉学著作的附录不仅不能随意删除,且应在格式上继续规范化。 三使汉学论著翻译规范化的其他辅助手段 多译本的互相参照是翻译界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它不仅能为揣摩原著提供多角度、深层次的见解,而且还能改正原著的错误和译文中的误译。如审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我曾用此书的日文本(晃洋书屋,1989年)进行核对,补译和改正了原著和译稿地图中的一些问题。比如《长江上游图》漏"自流井"之名;页248图中有两处"长沙",据日文本改一处为"重庆";图35"赵家渡"误写为"赵家府",又补译"石笥场"一地;图34补译"邛州"一名等等。又如:译者把eclectic(折衷的)误识为electric(电力的),我是翻看日文本时才偶然发现并改正过来的。 参考其他语种的相关资料也会有意外的收获。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稿中,许多地方志方面的材料无法还原成原有的文言形式,因为原作者引用的史料大多来自国外图书馆保存的中国方志;还有一些则因反复转引却未注原书书目而无法查找。尤其是第二编第五章《市镇和水道》,其中引文都从英文转译。但我发现此章的大量材料都转引自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专著和论文,因此从西嶋定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文学部,1966年;此书有中译本)查知注10文字引自万历《嘉定县志》卷19《文苑》载万历二十三年王锡爵《永折漕粮碑记》。从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亚纪书房,1974年)知注25出自《吴中水利全书》卷14《章疏》;注26出自《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上》。以及由载《东洋学报》的川胜守《明末清初江南的圩长》,日本《史学杂志》的大山正昭的《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专论江南三角洲》,《东洋史研究》的山口迪子《清代漕运与船商》等等文章都查到了相关材料的出处。试举一例,原译稿译自英文为:"若不带货,勿雇小船。可自东栅口乘小舟赴嘉善,复由此登棉纱船去松江,向无一人欲乘大船者。"查知应出自日本尊经阁水库藏之《水陆路程》卷7《苏松二府至各处水》,原文曰:"无货勿雇小船。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又搭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由此自知在从事汉学论著翻译和译文审读中少不了对其他语种资料的翻检之工。 为保证与国外中国学领域的快捷对话和进一步提高汉学论著翻译作品的质量,学界亟待及时编写和出版相关领域能展示最新研究动态的工具书。而目前有关书籍却少而陈旧,不太能满足译者的需要。如现有的海外中国学手册仅有《国外藏学研究概况》、《俄苏中国学手册》、《日本的中国学家》、《美国中国学手册》等。而且除了《美国中国学手册》在90年增订过以外,其他都截止在70-80年代初。有时为找寻一个学者的名字或一篇文章的译法要把近年来所有有关汉学论著翻译的论著和书刊全部检索一遍,这与翻译本身发展的速度极不合拍,这也使译者处于一种孤军奋战的境地。因而学界急需解决的是旧有工具书的定时增订和新种类、多用途、更广泛的工具书的编纂。3甚至尽快用计算机网络代替纸本工具书,以提高信息更新的速度和检索效率。4 另外,由于前些年海外学人所用中国的资料大多来自港台,因此对这两地学界的学术情况应给予一定的重视。在国家图书馆可查的台湾书目文献限于近代和解放以前,1949年以后的出版物仅借到王世庆主编的,美国亚洲学会台湾研究资料专刊之一《台湾研究中文书目(史地之部)》(台湾环球书社1976年)一书。其他目录则散见于年鉴或分类学科的论文索引中。近十年内的最新著述目录仍无处获知。在查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的港台人名、作品时,几乎是借一种刊物仅能核对一条材料。如查出"张谷城"编写的《新竹丛志》(新竹市:新竹丛志编辑委员会印行,1952年),非"张古城";毕庆昌等编《新竹新志》(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不是"毕青长";《鹿港开港史》载《台湾文献》第19卷第1期(1968年)著者不是"王世清",而是"张炳楠"都是无工具书可依。而且书中仍有一些音译无法还原。 总之,汉学论著翻译的规范化和精确度是与编写便利、及时、全面、准确的工具书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合作才能使汉学研究与世界充分接轨。 高质量的汉学译作的推出还要求译与校的努力和协作。 《从理学到朴学》第226把"柳诒徵"误排为"柳诒征"。而且书中所有涉及清人"方东树"的地方都印为"方东澍"。 《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从撰写到翻译都堪称精品,但在排印和校对是却把近十处提到著名的日本僧人"圆仁"都误作"园仁";第44页,《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印成《入唐求法巡行记》;第54页,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印成"《四书》集注"。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中《〈柳毅传〉及其类同故事》一篇注14(第255页),把编写《唐大诏令集》的"宋敏求",误印为"宋敏秋";注55(第257页),叶德辉《双梅景暗丛书》排成《双梅景暗业书》;注57(第258页)撰写《唐会要》的王溥,印成"王蒲"。由于审核的疏忽使译作白璧微瑕是非常遗憾的事,也只能俟再版时弥补了。 四.翻译与研究的统一 不言而喻,优秀的翻译著作应达到翻译与研究的完美结合。因为译者如果是某一领域的专家,那么他翻译这一领域中的外国著作就会在占有材料和了解新的学术动态方面胜人一筹,得以与原著者并驾齐驱,甚至可以作高屋建瓴的评判。如陈裕菁在翻译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4年)的《序言》中写到:"纪元十二年夏,日长无俚,汇全文译之。参稽考订,几忘溽热。既成,觉尚有余蕴,因不揣简陋,发箧陈书,妄
国家历史文史精华不建议看杂志,杂志毕竟是一种快餐式的东西,营养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