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精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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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精神价值的深度去开掘中国古代文论的形而上之人文蕴涵,是今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必然要求和趋势所谓精神价值,一般说来,是指人类在精神创造中体现出来的价值所在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有着丰富的精神蕴涵与价值功能中国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主体性极强的价值论文化,是从世俗人生的角度来建构文化基础的该成果所探讨的文论精神价值,主要是指通过文艺批评著述中体现出来的精神价值观念,具体而言,它包括文艺和审美活动中的精神作用,批评标准中的精神尺度,文艺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意义所在等等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其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产品,它是人们自觉地对于文艺现象的反思与总结,如果我们将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部类,其中的精神价值是一个完整体系的话,那么它所涉及的就是中国古代文论深层的精神本体问题,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所在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人生价值论,它集中体现在对伦理道德与精神信仰的重视上面“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形而上的精神价值,而形而下者则指具体运用,技术的层面则被视为器用范畴,道与器的体用关系是十分明了的越是在一些优秀的文艺理论家那里,这种意识就越是强烈在中国古代文论中,那些有形的范畴、观念,都是建构在这种价值论基础之上的观念论、技术论与价值论的浑然不分,互相渗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包括中国古代文论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价值论文化,它注重精神蕴涵的指导作用,重视人文意识的建构　　文学理论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体现人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接近与窥探从方法论上来说,既有一种由文献入手的索隐与鉴赏；也有一种以中国传统的老庄玄鉴直观,得意忘言的把握,还有禅宗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会悟后者对于文学理论的精神价值的建设贡献更大从人类学意义出发的哲理思考,虽然并未言及文学现象,甚至从表面来看是反文学的,但是由于它从人生忧患的深度出发,触及文学作为人学的精神价值论,即人的存在依据,人的精神痛苦与解脱等问题,因而,它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与贡献,相对于一些微观的鉴赏与考辨,更能抓住文学理论的本质所在,即文学理论是一种形而上的人文蕴涵的承载与形而下的现象阐释的有机融合没有形而上的精神价值,这种文学理论严格说来不是文学理论,而是一种写作教材与文献整理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明显的事实便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与精神蕴涵产生直接而巨大影响的,倒是老庄与禅宗这些思想人物,他们表面看来不谈文艺,甚至是反对美文的,然而由于他们的思想触及人类文明与人性异化,以及人生自由、思想解放的深层问题,因此他们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相对于一些具体的诗格、诗法之类,要深远得多这既是无可争辨的事实,也是令人深思的问题因此,从中国古代文论所赖以产生与发展的文化土壤来说,中国古代文论就其精神价值的特点与属性,更接近于哲学文论而不是文学文论文学文论是其表层的形而下之器,而哲学文论才是其深层的灵奥哲学文论所以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是因为它涵括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即那种用深挚的人道精神与人文情怀,去看待文学活动,思考文学问题,应答文学在特定时代面临的人生问题与精神解脱的问题先秦、魏晋南北朝和明代中后期的文论,所以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特立独行,超轶俗流,盖出于这种人文思想与精神蕴涵　　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的生成,是中国古代人类与天地相处,希求与自然界和谐相伴,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原始心态先民对于自然界的心态是复杂的,他们既对自然抱有亲和之情,因为自然是他们的衣食来源,同时又对自然界频发的灾难恐惧忧患,这种深层的忧患情结,是由生存的本能催发而来的从人生出发去认识对象的本质,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建构其精神价值观的支点有人将中国人的理性称作为实用理性与实践理性,其原因也是出于此天人不分,物我一体的思维,造成中国古代人的精神价值观具有浓重的泛神论的特点这种精神价值观与人们的审美心态暗合中国古代先民从很早开始,就形成将精神与现象世界杂揉一体、浑茫不分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人将精神作为宇宙间普存的始基——元气的一种形式而已,它是清气,飞扬于天,故名为精神,而人的精神意识乃是这种清气的禀赋将精神作为宇宙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存在加以考虑,这一思维模式明显地带有原始思维的特性然而它又有其令人深思的地方老庄与后来的思想家都看到精神价值的泛化与非主体化,在审美与文艺的自由境界中得到了活体应验所以在庄子中,精神的自由,超越主客,物我合一,大都是在具体化的寓言等形象化的譬喻中得到彰显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精神价值是建立在人们对于精神价值的特殊感受方式之上的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主张将精神活动融化在体验而非思辨之中对精神的体验化而非思辨化是同中国人将精神泛自然化的价值观念相一致的用诗性智慧的概念很能说明中国古代人融合物我、主客的体验方式,这种方式在本质上是审美的,而非思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审美和文艺视为天人之间的津梁,审美与文艺创造渗透着天人相和的体验而非静观的认识这种审美体验融情感与认知于一体,它不同于宗教而又有宗教那样的超越意识西方的哲学或者是以认知为特点,或者是以超验的宗教世界为指归,这两种境界都是以主客体的分裂为特征,西方的人生价值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与抗争之上,中国古代的美学与哲学主张将人的价值建构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之上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不需要宗教也可以解决精神信仰的问题；而西方主客体相分裂的文化依赖宗教来沟通实体世界与现象世界,人格依托宗教精神的幻射来获得统一与和谐中国传统美学具备宗教那种沟通现象与实体的功能蔡元培在近代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也是基于对中国文化特点认识之上的厚德载物,天人合一,刚健向上,逍遥独立,中国文化的这些基本精神价值,都是以体验方式而表现出来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审美的而非宗教的　　与这种基于情感体验来对待精神把握的文化心理相一致的,便是中国古代文论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它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先祖将精神问题具象化而非抽象化的民族文化心理特点中国古代人从来不主张将精神与具象割裂开来看待,而是认为有与无、本与末、一与多等涉及精神本体与具体事物的范畴是对立的统一这一点从最早的“言意之辨”中可以看清楚后来的意象说与意境论大抵是在这种精神现象学基础之上,适当汲取佛教学说而建立起来的,它奠定了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立象以尽意”、“窥意象而运斤”的创作美学原则,也是中国古代文论在对待精神与具象问题时所持的基本尺度　　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价值的人生化与人格化,是中国古代文论另一重要特征中华民族由于特定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所决定,其宗教精神几无,其民族精神是乐天世俗的《周易》中所说“乐天知命而不忧”,典型地道出了中国人的乐天知命,安于现状的心理因此,从这种生活观出发,他们对于精神的体认与其乐天知命而不忧的性格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会追求解脱,而不愿意在宗教精神中求得超越中国历史上,虽曾出现过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佛教精神对于士人精神与文艺精神的提升,但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来看,这只是短暂的时刻,并不代表中华民族人生观念的全部基于此种文化心理之上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观,便执著于现实人生,关注的是人格境界与审美精神的沟通这种精神价值观固然有其正面的作用,但短处亦很明显往往使文艺精神太过于世俗,因而宗教的超越精神倒是能弥补这一缺陷　　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与整个中华文化精神是相一致的表现出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历史上,每当中华文化出现断裂时,作为文化传承者便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精神是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精神向前发展的动力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形成与发展来看,中国古代的文论家首先是充满人文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他们往往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来考察文学现象,回应文学与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文学思想与美学理论的中国近代文论的兴起与当时的启蒙思想相伴,它既受西方启蒙学说的影响,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价值的承传与改造,涌现出梁启超、鲁迅、王国维以及宗白华、朱光潜先生等一大批大师他们的成功实践也说明了中国古代文论生命力并没有衰竭,其精神价值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也可以经过激活而发挥其巨大作用因此,开掘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不仅要通过缜密的研究,揭示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内核,而且要依据今人建设社会主义文艺学的需要,对古代文论的精神取向作出鉴别与价值判断,去粗存精,为我所用

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　　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　　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　　〔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　　〔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　　〔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　　〔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　　〔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　　〔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　　〔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　　〔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　　〔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　　〔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　　〔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