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怎如下:在辜鸿铭先生所著《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有一篇名为《中国的妇女》的文章,其中对于中国女性理想进行了阐述,得出了中国女性归属于无私的“忘我教”,具有温柔、腼腆、忍耐的性格特点——并以此为荣。当时,饱经战火的中国正处于衰败之中,形象被西方极度扭曲,本书则有力的维护了中国文化的尊严,改变了部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偏见,就这一点而言,我十分钦佩辜先生,并折服于其文字的力量。但是,论及其中内容,我却无法全部接受,尤其《中国的妇女》一文,让我忍不住在此反驳。中国人的精神,首先是存在的,尽管也曾出现过危机,至少它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书中,写道,用一个词可以把典型的中国人所给你们留下的印象归纳出来,那就是“温良”。从现实生活中的细节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的“温良”精神无处不在,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正是这种品行,中国人热爱和平,尊重值得我们尊重的万物。
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精神价值的深度去开掘中国古代文论的形而上之人文蕴涵,是今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必然要求和趋势所谓精神价值,一般说来,是指人类在精神创造中体现出来的价值所在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有着丰富的精神蕴涵与价值功能中国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主体性极强的价值论文化,是从世俗人生的角度来建构文化基础的该成果所探讨的文论精神价值,主要是指通过文艺批评著述中体现出来的精神价值观念,具体而言,它包括文艺和审美活动中的精神作用,批评标准中的精神尺度,文艺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意义所在等等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其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产品,它是人们自觉地对于文艺现象的反思与总结,如果我们将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部类,其中的精神价值是一个完整体系的话,那么它所涉及的就是中国古代文论深层的精神本体问题,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所在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人生价值论,它集中体现在对伦理道德与精神信仰的重视上面“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形而上的精神价值,而形而下者则指具体运用,技术的层面则被视为器用范畴,道与器的体用关系是十分明了的越是在一些优秀的文艺理论家那里,这种意识就越是强烈在中国古代文论中,那些有形的范畴、观念,都是建构在这种价值论基础之上的观念论、技术论与价值论的浑然不分,互相渗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包括中国古代文论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价值论文化,它注重精神蕴涵的指导作用,重视人文意识的建构 文学理论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体现人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接近与窥探从方法论上来说,既有一种由文献入手的索隐与鉴赏;也有一种以中国传统的老庄玄鉴直观,得意忘言的把握,还有禅宗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会悟后者对于文学理论的精神价值的建设贡献更大从人类学意义出发的哲理思考,虽然并未言及文学现象,甚至从表面来看是反文学的,但是由于它从人生忧患的深度出发,触及文学作为人学的精神价值论,即人的存在依据,人的精神痛苦与解脱等问题,因而,它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与贡献,相对于一些微观的鉴赏与考辨,更能抓住文学理论的本质所在,即文学理论是一种形而上的人文蕴涵的承载与形而下的现象阐释的有机融合没有形而上的精神价值,这种文学理论严格说来不是文学理论,而是一种写作教材与文献整理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明显的事实便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与精神蕴涵产生直接而巨大影响的,倒是老庄与禅宗这些思想人物,他们表面看来不谈文艺,甚至是反对美文的,然而由于他们的思想触及人类文明与人性异化,以及人生自由、思想解放的深层问题,因此他们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相对于一些具体的诗格、诗法之类,要深远得多这既是无可争辨的事实,也是令人深思的问题因此,从中国古代文论所赖以产生与发展的文化土壤来说,中国古代文论就其精神价值的特点与属性,更接近于哲学文论而不是文学文论文学文论是其表层的形而下之器,而哲学文论才是其深层的灵奥哲学文论所以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是因为它涵括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即那种用深挚的人道精神与人文情怀,去看待文学活动,思考文学问题,应答文学在特定时代面临的人生问题与精神解脱的问题先秦、魏晋南北朝和明代中后期的文论,所以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特立独行,超轶俗流,盖出于这种人文思想与精神蕴涵 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的生成,是中国古代人类与天地相处,希求与自然界和谐相伴,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原始心态先民对于自然界的心态是复杂的,他们既对自然抱有亲和之情,因为自然是他们的衣食来源,同时又对自然界频发的灾难恐惧忧患,这种深层的忧患情结,是由生存的本能催发而来的从人生出发去认识对象的本质,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建构其精神价值观的支点有人将中国人的理性称作为实用理性与实践理性,其原因也是出于此天人不分,物我一体的思维,造成中国古代人的精神价值观具有浓重的泛神论的特点这种精神价值观与人们的审美心态暗合中国古代先民从很早开始,就形成将精神与现象世界杂揉一体、浑茫不分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人将精神作为宇宙间普存的始基——元气的一种形式而已,它是清气,飞扬于天,故名为精神,而人的精神意识乃是这种清气的禀赋将精神作为宇宙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存在加以考虑,这一思维模式明显地带有原始思维的特性然而它又有其令人深思的地方老庄与后来的思想家都看到精神价值的泛化与非主体化,在审美与文艺的自由境界中得到了活体应验所以在庄子中,精神的自由,超越主客,物我合一,大都是在具体化的寓言等形象化的譬喻中得到彰显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精神价值是建立在人们对于精神价值的特殊感受方式之上的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主张将精神活动融化在体验而非思辨之中对精神的体验化而非思辨化是同中国人将精神泛自然化的价值观念相一致的用诗性智慧的概念很能说明中国古代人融合物我、主客的体验方式,这种方式在本质上是审美的,而非思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审美和文艺视为天人之间的津梁,审美与文艺创造渗透着天人相和的体验而非静观的认识这种审美体验融情感与认知于一体,它不同于宗教而又有宗教那样的超越意识西方的哲学或者是以认知为特点,或者是以超验的宗教世界为指归,这两种境界都是以主客体的分裂为特征,西方的人生价值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与抗争之上,中国古代的美学与哲学主张将人的价值建构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之上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不需要宗教也可以解决精神信仰的问题;而西方主客体相分裂的文化依赖宗教来沟通实体世界与现象世界,人格依托宗教精神的幻射来获得统一与和谐中国传统美学具备宗教那种沟通现象与实体的功能蔡元培在近代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也是基于对中国文化特点认识之上的厚德载物,天人合一,刚健向上,逍遥独立,中国文化的这些基本精神价值,都是以体验方式而表现出来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审美的而非宗教的 与这种基于情感体验来对待精神把握的文化心理相一致的,便是中国古代文论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它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先祖将精神问题具象化而非抽象化的民族文化心理特点中国古代人从来不主张将精神与具象割裂开来看待,而是认为有与无、本与末、一与多等涉及精神本体与具体事物的范畴是对立的统一这一点从最早的“言意之辨”中可以看清楚后来的意象说与意境论大抵是在这种精神现象学基础之上,适当汲取佛教学说而建立起来的,它奠定了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立象以尽意”、“窥意象而运斤”的创作美学原则,也是中国古代文论在对待精神与具象问题时所持的基本尺度 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价值的人生化与人格化,是中国古代文论另一重要特征中华民族由于特定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所决定,其宗教精神几无,其民族精神是乐天世俗的《周易》中所说“乐天知命而不忧”,典型地道出了中国人的乐天知命,安于现状的心理因此,从这种生活观出发,他们对于精神的体认与其乐天知命而不忧的性格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会追求解脱,而不愿意在宗教精神中求得超越中国历史上,虽曾出现过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佛教精神对于士人精神与文艺精神的提升,但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来看,这只是短暂的时刻,并不代表中华民族人生观念的全部基于此种文化心理之上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观,便执著于现实人生,关注的是人格境界与审美精神的沟通这种精神价值观固然有其正面的作用,但短处亦很明显往往使文艺精神太过于世俗,因而宗教的超越精神倒是能弥补这一缺陷 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与整个中华文化精神是相一致的表现出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历史上,每当中华文化出现断裂时,作为文化传承者便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精神是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精神向前发展的动力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形成与发展来看,中国古代的文论家首先是充满人文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他们往往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来考察文学现象,回应文学与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文学思想与美学理论的中国近代文论的兴起与当时的启蒙思想相伴,它既受西方启蒙学说的影响,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价值的承传与改造,涌现出梁启超、鲁迅、王国维以及宗白华、朱光潜先生等一大批大师他们的成功实践也说明了中国古代文论生命力并没有衰竭,其精神价值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也可以经过激活而发挥其巨大作用因此,开掘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不仅要通过缜密的研究,揭示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内核,而且要依据今人建设社会主义文艺学的需要,对古代文论的精神取向作出鉴别与价值判断,去粗存精,为我所用
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著 黄兴涛 宋小庆/译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厶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厶,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是否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对此,我们可以用中国人实际生活中表现出的一般特徵,来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和受过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于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相反,受过教育者,特别是受过理性教育的现代欧洲人,他们是用大脑和智慧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有一种关于极乐世界的说法也同样用于对中国语言的学习∶除非你变成一个孩子,否则你就难以学会它。 其次,我们再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中国人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脑去记忆。用具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举例来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儿童时代的记忆力要强过成年后的记忆力。因为儿童就象中国人一样,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 接下来的例子,依旧是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中国人的礼貌。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厶其礼貌的本质是什厶呢?这就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徵。中国人的礼貌虽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样繁杂,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礼貌则是繁杂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外国人的抱怨。折衷礼貌或许应该被称为排练式的礼貌——如剧院排戏一样,需要死记硬背。它不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的礼貌。事实上,日本人的礼貌是一朵没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发自内心、充满了一种类似于名贵香水般奇异的芳香。 我们举的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这是由亚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厶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因为他们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象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有些幼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著那厶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中国人竟然在许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那样幼稚。这使得一些浅薄的留学中国的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厶进步。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科学方面的,诸如科学、逻辑学。实际上欧洲语言“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 象儿童一样过著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和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果说统计图表和抽象科学只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那厶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肢解生体的所谓科学,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惧并遭到了他们的抑制。 实际上,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所有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都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一样,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们也同样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马太·阿诺德就说过“中世纪的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著心灵的生活,象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阻碍,不如说她是一个永远不衰老的民族。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厶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著赤字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著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著童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厶,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 (摘自《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与《中国人的精神》——译者前言 文/黄兴涛 这里,我们翻译的是"文化怪杰"辜鸿铭的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名著,名曰《中国人的精神》,亦名《春秋大义》或《原华》。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原籍福建同安,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世家。他13岁到西方留学,先后游学于英、德、法、意等国十有一年。回国后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清末时,他曾官至外务部郎中,擢左丞。民国初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在近代,辜鸿铭乃是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文化名人。尤其以"古怪"著称于世。敬之者如林语堂誉之为"怪杰",鄙之者如胡适之称他"怪物"。他的思想在国内无甚影响,但名声却不小。长期以来,关于他的奇谈怪论和佚闻逸事,总在流传。 在一般人心目中,辜鸿铭尤其属于那种极为顽固的"封建余孽"。他捍卫君主制与纳妾制,维护辫于与"三寸金莲",已为今人所熟知。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极端保守的人物,竟然精通英德法等近十门语言,在西方世界和近代日本曾享有广泛影响,这一事实,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普遍和足够的重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近代西方,特别是本世纪前二十余年间,论名头之响,声誉之隆,都没有一个中国学人可与辜鸿铭相提并论。 俄国的托尔斯泰与辜氏通信,讨论抵御现代物质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问题,公开支持他的文化保守事业;法国的罗曼·罗兰说他"在西方是很为有名的";英国的毛姆曾专程拜访他,称他是"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和"声高望重的哲学家",承认他"在关心于抽象方面的东西的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瑞典的勃兰兑斯赞扬他是'卓著的中国学者"、"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印度的泰戈尔曾与之交流思想并合影留念;甘地则称他是一个"可敬的中国人"。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辜鸿铭的影响大得不可思议。不仅大学里有人组织"辜鸿铭研究会",成立"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还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口,这种情况下,曾令当时留德的中国学生惊疑莫名而又激动不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也曾一度掀起一个不大不小的"辜鸿铭热",并且此前的20年代,辜氏还应邀在日本讲学三年(1924-1927)。 这种在海外激起的广泛反响,无疑包含着许多复杂具体的历史原因。但它起码表明,辜氏此人及其文化思想确有值得研究之处。 事实上,辜鸿铭"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的文化之谜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近代文化史问题。深人地研究和剖析这一问题,将有助于人们更透彻地把握近代中西文化关系,更好地理解那个中西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时代。 辜鸿铭去世距今已近七十年了。每当我阅读其论著的时候,都强烈感到,对于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怪人,过去将其作为一个顽固可笑的反面人物一味加以党病和嘲弄的态度,是过于简单化了。 其实,辜氏并非是一个完全无功于近代文化和中华民族之人。他偏激、保守乃至于落后的文化思想中仍有可取之处。如对中西文明的比较认识,对西方近代文明弊端的揭露和批评,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明某些特点的揭示就是如此,它们对那个时代乃至今天深人认识中西文明问题,实不乏启发意义。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辜鸿铭也做了一些积极工作。独立完整地向西方翻译儒家经典,便堪称中国人中的首创。即使是那些鼓吹儒家文化的外文著作,对于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也未尝没有积极价值。诚然,在这一过程中,他从顽固保守的立场出发,向西方不适当地宣扬和维护了本国文明中的一些糟粕,但文化问题十分复杂,往往糟粕与精华互现、长处与短处相连,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民族可能具有不同的价值,产生不同的效应,难以简单分别。儒家文明作为举世公认的古老而有价值的中国传统文明主体,情况更是如此。在近代,中国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面临着摆脱封建文明包袱,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的历史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儒家文明较多地显示出消极的一面;而对于逐渐进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世界来说,它却能显现出某种帮助西方反省现时文明之弊,启发人们寻求精神新境的文明价值。辜氏的思想在一战时期及其战后初期的西方发生相当影响,就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他对西方战后文明的重建与发展是有过某种贡献的。 此外,晚清以来,辜氏从爱国爱传统的立场出发,不懈地抨击来自西方的政治压迫、文化侵略和民族歧视,对维护国家权益和民族尊严,也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在那个时代,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真正有勇气有能力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十分罕见。虽然在评价他这方面的活动时,我们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但总体说来,我们应给予其充分的肯定。 与此相关,辜氏那颗火热的中国心,那份自尊自重的情感,也有可敬可钦之处。与那些一履洋上便觉带回仙气,认定"西方月亮也比中国圆",从而忘掉根本,以身为中国人为耻的洋奴相比,实在是难能可贵。只可惜,他的这种自尊自重,与他那种保守的文化认识紧密相关,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可悲而又可叹的民族自大,甚至落到不惜为本民族护短的境地。这种不健全的有害的文化心态,不能不说是辜鸿铭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当然,如何认识和评价辜鸿铭及其思想,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共识的达成,尚有赖于研究的深人。遗憾的是,目前有不少人无法对此发表意见,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见到辜氏用外文写的大量原著。实际上,学术界对辜鸿铭及其相关问题之所以研究不足,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辜氏一生的主要著作多用英文写成,如《尊王篇》(又称《总督衙门论文集》)、《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忡国牛津运动故事》、《中国人的精神》等等。此外,还有以德文和日文保存下来的著作,如《呐喊》、《辜鸿铭讲演集》。 在辜氏的所有著作中,最有影响、较能反映他思想风貌的作品,是《中国人的精神》,国内学者较为熟悉的名字为《春秋大义》(原书封面上所题的中文名)。其英文书名为:The Sprit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1915年由"北京每日新闻社"首版,1922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重版。它是由"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妇女"等篇章组成的系列论文集。其中,"中国人的精神"为其核心,故全书以此命名。至于辜氏又称其为《春秋大义》,则是因为在该书中,他强调了孔子在《春秋》里所包含的"尊王攘夷"和"名分"等儒教经义的缘故。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的主旨,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鼓吹儒家文明救西论。它是一战前后(即五四时期)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东方文化思潮的代表作之一。比之同类著作,如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要早四五年。 该书出版后,立即在西方、特别是在德国引起轰动效应,各种报刊杂志纷纷摘录和译载,成为"臧否议论之的"。很快,奥卡·AH施密茨就翻译出版了德文译本(1916年),以后又有了意大利著名史学家、作家、反法西斯斗士费雷罗作序的法文译本。日本在二战时期,由鱼返善雄正式翻译出版了日文本。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在西方的影响也曾反馈到国内。1918年,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从日本《东亚之光》译载一篇题为《中西文明之评判》的文章,介绍辜氏此书及其他著作在海外的反响,导致《新青年》实际主编陈独秀的一再"质问",从而使业已存在于两杂志之间的东西文化论争达到白热化程度。《新青年》派对辜氏复辟论性质的揭示和谴责虽然义正辞严,但他们对辜氏文化思想几近全盘否定、缺乏分析的态度,却不尽客观和公正。事实上,无论是杜亚泉,还是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当时都并未认真阅读过此书全部,往往像李大钊所自认的那样,只览其"导言纲目"而已。这当然无助于了解辜氏思想的全貌。 在此,我并不想对辜氏此书作全面的评价,只想简略谈谈自己译后的两点感想。 首先,我觉得辜氏的确不愧是个聪明绝顶之人,他这部书算得上是中国学者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不应忽视的早期成果。比如,书中对儒教和西方宗教的有关比较和分析,从信仰物、基本教义到传教所在、认识根源乃至社会政治影响等可谓有点有面,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了当时的较高水平。如果我们撇开其终极价值判断,不以辞害意,还可以说他的有关见解不乏敏锐和精彩之点。如他指出中国人没有个人生活,只有社会伦理生活;儒教不是宗教,却能代替宗教感化人,扮演宗教的角色;"在欧洲,政治成为了一门科学,而在中国自有孔教以来,政治则成为一种宗?quot;,西方的宗教与哲学两相分离,造成西方人理智与情感的冲突,等等。这些观点,有的曾受到西方学者极力推崇,有的则为日后的中国学者大加发挥。其中不少,现在看来或不免已成常识,但在当时,则不能不说是颇有见地。 书中还有一些看法未必十分浑融妥切,但却有新颖奇特、启人深思之效,值得再三玩味。比如,他认为中国传统妇女具有西方各民族难以企及的"端庄"、"温柔"和"幽闲"三大特征,其典型是"观世音",西方则是完全不同类、不可亲的"玛利亚";又如认为中华民族具有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四大特征,尤其是灵敏程度无以复加。而西方各主要民族则不是缺此,就是缺彼,都不如中国人一应俱全,因此,他们自然无法了解高妙的中国人及其文明。平心而论,这些见解恐怕还是多少反映了中西民族性的某些微妙方面。 其次,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该书中对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揭示"、关于中国文化道德精神价值的阐述,也很有意义。这方面思想更深人精微的发展,是由日后的"东方文化派"和现代儒家们完成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辜鸿铭算得上是他们思想的前驱先路。他的有关思想不仅已相当"成熟",而且别具特色。有些议论还让人颇感奇妙、回味无穷。你瞧,他用毛笔来喻示所谓中国心灵生活与精神文化的智慧,说得多么形象: "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不容易精确,但一旦掌握了它,就能得心应手,作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早在本世纪初30年代,已有人开始注意研究辜氏思想与日后"东方文化派"人物之间的思想关系。如"全盘西化派"的急先锋陈序经,就曾专门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与辜氏此书"仔细考研",并表示:"疑心梁先生是受过辜先生影响不少。……辜先生的思想既如彼,梁先生的中心思想又如此,这是一个很好的巧合?quot;的确,在辜鸿铭的思想中,与"东方文化派"和日后的新儒家存在着不少相似或相通的地方,这是我们在阅读此书时应格外注意的方面(参见拙著《文化怪杰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在国内始终没有出版过完整的中译本。五四时期,有个名叫陈曾谷的先生翻译过此书,但未见行世,只见其发表过部分文言译文(《亚洲学术杂志》l-4期�6嗄昀矗�谟泄卣庖皇逼诶�费芯康穆壑�校�耸橐才急惶峒埃��蠖嘤镅刹幌辍S械纳踔涟咽ξ魑拿髦�琅小纺瞧�樯艽耸樵谖鞣椒聪斓奈恼路⒈淼哪甏�?918年),误认为此书发表的年代,从而将其错误地视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扑"之作,其实,该书首版时,《新青年》杂志尚未创刊。这样,该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只能留下一个形象的记忆,如同辜氏那条传奇般的小辫子一样,不过成为他顽固守旧的生动象征罢了。至于说到内容,则大多不得其详。 1987年夏,经龚书锋教授指点,我曾与学友宋小庆合作译完了此书。1991年,我又发表《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及其世界影响》一文(载《文史杂志》该年第4期),专门对此书加以介绍。去年,海南出版社表示希望推出《辜鸿铭文集》并先行出版此书译本。于是,我们欣然检出旧日译稿,加以润色,即成此编。为了便于读者更全面深人地了解此书及其辜氏其人,我们还特意加了一些附录,既包括此书其他文种译本的序言,也有辜氏本人此书以外的重要篇什。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其中,《美国人的心态》、《民主与战争》系朱信明翻译;《什么是民主》、《东西文明异同论》系姚传德翻译;《中国人的精神》德译本序言为杨百成翻译,日译本序言为宋军翻译;法文本序言为张德钊和范俊军翻译。在书中所涉及的其他文字的翻译方面,还得到了好友于殿利的鼎力相助,特此一并致谢。 由于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中经常夹杂着多种文字,尽管多方请教,仍恐转译有不妥当之处,因此,我们非常欢迎海内外朋友批评指正。 黄兴涛 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199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