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论文选题意义

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论表述 张开焱 在今天，要对传统政治论诗学进行指责自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80年代前后，理论界和批评界已对它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和否定，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理论的角度看，这种批判和否定都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但也必须看到，当时人们对政治论诗学的批判和否定，主要是情感性和经验性的，还不具有多少理论的深度。更重要的是，人们在批判传统政治论诗学模式时，也基本拒绝了所有诗学的政治维度，否定了从政治角度解释和评价文学现象的任何可能性和价值。尽管这在当时乃至现在的历史语境中，都是可以理解和有特殊原因的，但不必讳言也有偏激和片面之处。 政治论诗学在今天已声名狼藉，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与政治就毫无关系，放眼几千年的中外文学史，我们将发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无法割断也无须割断的关系。首先，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覆盖面最大、最重要、最普通而恒久的现象，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行为、心理构成、生存环境，都与政治直接或间接关联，都有政治的因素渗透其中。如果是一个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对人类生活世界有强烈关怀的作家，就不可能不关注政治，他的创作也不可能不直接或间接涉及政治，并对特定政治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其次，中外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作品都是有强烈政治意识、政治倾向、政治效果的，政治不仅没有使其贬值，反而是其创作的重要特征和价值的重要保证。又其次，就新时期的文学来说，一方面，理论界政治论诗学正受到质疑并被贬黜，而另一方面创作界从问题文学、到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文化小说的登场，都恰恰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关怀，它们不仅在客观上迎合了当时社会政治走向的需要而因此受到政治家的赞许和读者的好评，而且作家们主观上大多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评论界对这些文学现象的政治意义和效应的阐释与肯定更是不遗余力，他们的默契配合造就了一个辉煌的文学时代。即使是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先锋派小说，尽管那些作家有意无意地在作品表层极力淡化政治意识，但在评论家眼里，其政治内涵和效应仍被极度发掘和放大，认为经历了"语言之自觉"、走向"纯文学"的先锋派小说家的创作中仍然隐含着政治意识。一方面在理论上激烈批判和否定政治论诗学，另一方面在评论具体文学现象时又有意无意地采用政治视角，这种矛盾是意味深长的。它至少说明要真正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抹去政治维度，那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情。 而当代西方，在经历了本世纪上中叶以"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为主线的否定文学社会内涵和政治意义的形式诗学发展之后，到中下叶，政治论诗学再度复兴。且不说像阿尔多诺、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明确表达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弗·杰姆逊、伊格尔顿坚持从政治论角度来阐释和评价当代文化和文学现象，就是结构主义时期一些代表人物如托多罗夫，进入80年代后也大声疾呼要恢复文学与社会、道德、政治、真理的关联，并认为形式主义诗学对上述因素的忽视是致命的缺陷。而后现代时期的学人对文化和文学政治意义的重新注意已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解构主义有重要影响的福科关于话语、权力、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基本思想，新历史主义对文学、文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的高度重视，大众文化理论对当代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现象的政治意义的深入揭示，萨伊德、斯皮瓦克等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关于当代文学和文化中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意识的渗透和控制问题，以及女权主义关于人类文学和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性对女性的压抑、歪曲、控制、统治问题，都在将政治视角作为解剖和评价人类文化及文学的重要视角。可以说，在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诸多思想家关于文化和文学的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政治意识的泛化，或者说是泛政治化倾向。西方文论在经历了远离政治的行程后重新回到对政治的关注，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回到传统政治论诗学，重新让文学从属于政治，成为政治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当然不是。重续诗学政治论维度的一个必要前提，恰恰是对传统政治论诗学进行反省和检讨，确定其得失，然后重新阐释和定位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传统政治论诗学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思想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的经济活动角度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从经济基础中去寻找文学活动的发生、展开和变化的最终根源；二是从阶级论角度定位和定义文学的政治内涵。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尽管本身还有再探讨的余地，但在今天仍有一定的解释力量，它们可能成为政治论诗学发展的理论资源。像杰姆逊的文化解释理论，仍然将"生产方式"当作解释包括文学在内的社会一切文化现象的总体框架。这就意味着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论仍然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或提供新的启示。这里关键在于理论工作者是否有过人的理论发现力、创造力和融通力。 传统政治论诗学的失误也是明显的：首先，它从(阶级和政党意义上的)政治论角度理解和解释人的全部存在和生活，将人的存在完全定位于政治的存在和政治的生活，从而抹杀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次，它从"阶级论"和"政党论"的角度定义政治，尽管抓住了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却不是全部，政治的含义远比阶级和政党丰富复杂；又其次，它只从政治的维度定位和定性文学，将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看成文学固定不变的本质和惟一属性，从而堵塞了从多种维度理解文学的可能性；最后，传统政治论诗学在如上所说的几点基础上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定位于从属关系，即文学从属于(阶级和政党的)政治，是政治的工具，这即使不是完全的错误，至少是非常片面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肯定不能用从属论和工具论来全面正确地定位、描述和评价。 从属论和工具论已遭到持续批判和否定，现在被学界普遍接受的是"平行论"--政治属于社会实践层面，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层面，它是审美的而非实践的，它们之间不是谁从属于谁的关系，而是平行的关系。在我看来，"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描述了文学与政治的某种可能关系，但都不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全面、准确描述和定位；持从属论观点的人必须注意到，许多作家和作品及其他文学现象并不都能简单地认定从属于哪个阶级、政党或政治运动，也不能固定不变地从阶级、政党、政治运动的角度考量和评价它的意义与价值；持平行论的学人也须注意到，确实有许多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听命于某个阶级、政党或政治运动，用自己的创作为之服务；更重要的是，持从属论和平行论的人都必须注意到一种让他们头疼的现象：在文学史上，同一种文学现象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很不同的意义，在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是有政治意义的，但在另一种语境中可能政治意义很单薄甚至完全没有；就政治意义而言，在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显现出这种政治意义，而在另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显现那种大不相同的政治意义；《红楼梦》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代读者在其中看到了"宫闱秘史"，晚清革命家看到了"排满"，毛泽东看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看到了儒法斗争，而今天某些学者又从中看到了"牌桌上的政治"，可以肯定，只要《红楼梦》还流传下去，就还会有读者看出大不相同的政治意义。这意味着，文学的政治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是文学作品与独特的历史语境和特定解释体系的结合生成的，只要历史语境或解释体系改变，文学作品的政治意义就会相应改变，它是一种结构性生成物，一种在特定的结构关系中被赋予或解除的功能。用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无法完满地解释这种结构性功能关系。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是太过简单的理论，它们尽管彼此对立，但其运思方式并无区别，即它们都以本质论的认知方式来思考和谈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也不可能不片面和僵板。 我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最好用"召唤-应答"模式来表述，即它们既不是从属关系，也不是平行关系，而是在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双向互渗互动的功能性关系。所谓召唤-应答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对话关系。它们中的每一方都在向另一方发出召唤，并有意无意地要求对方作出应答。而对于一方的召唤，另一方也必定要作出应答，由此形成一种对话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应答既可能是认同性的，也可能是对抗性的，还可能是偏离、逃避、漠视、超逸等等姿态；正如巴赫金对对话的界定：对话就是同意、反对、争论、驳斥。对话的前提是对对方存在独立性的确认，对话双方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又是我是我、你是你的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从属论所可概括，又不是平行论所可表述的，它是一种双向互动互渗的关系。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召唤应答关系。文学的政治性，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对特定政治召唤的应答关系中生成的，或者说被赋予的功能，只要这种语境改变，这种功能就会改变或被取消。 从政治对文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政治作为统治关系是社会最重要、最广泛、最有影响、最具有覆盖性和渗透性的因素，总是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发出认同性召唤，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世界；另一方面，文学总要自觉不自觉地对政治的召唤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应答，或者认同，或者抵制，或者逃逸，或者漠视，等等。 从文学对政治的角度看，文学也在对政治发出召唤；文学召唤的立足点是对政治的审美超越；文学有一个精神制高点，那就是熔铸了社会理想的审美理想。文学总是从审美理想的高度来观照政治和评判政治，因此，它不仅可能对某些政治生活、政治集团、制度、设施、观念和心理作出认同性判断，更可能对它作出否定性判断，即使这些政治构成因素从具体历史进程来看是必要和有进步意义的。文学对政治的召唤，是从熔铸了社会理想的审美理想的高度发出的召唤，这种召唤要求政治从对现实的肯定和自我的陶醉转向对自我的检讨、批判、否定和对理想的追求。对文学的这种召唤，政治也要直接或间接地作出应答，这种应答自然可以是认同性的，但也可以是对抗性的，否定性的，也可以漠视无睹。不管怎样的反应，都是一种应答行为，因此，都与文学在客观上发生了某种联系。 因此，文学与政治是在一种双向召唤-应答关系中互动互渗的。在确认这一点的前提下，我们要特别强调政治对文学的主导性召唤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政治就其对人类社会的覆盖面、影响力、渗透力和重要性而言，是文学远远无法与之相比的。政治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必定会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方式和手段，文学自然也可能成为这种手段。只不过文学活动者可能意识到，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在政治的先在性召唤下，文学的任何应答都具有政治性或泛政治色彩；因为，政治作为召唤者，既预定了其认同者，也预定了其反对者，还预定了其疏离者、逃逸者以及无动于衷者。对政治召唤的任何应答都在政治的预定之中，都被赋予了政治性或泛政治性。

理论意义是指能够通过理论论证得出的，来自于理论，还能应用于理论。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不同在于含义不同、作用对象不同。1、含义不同：理论意义是指能够通过理论论证得出的，来自于理论，还能应用于理论。现实意义是指符合时代特点和形势要求，理论和实践意义兼而有之。2、作用对象不同：理论意义主要作用是精神性的。现实意义主要作用是物质性。扩展资料：毕业论文的题材十分广泛，社会生活、经济建设、科学文化事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问题，都可以成为论文的题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为实践服务。因此科学研究的选题首先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注意选题的实用价值，选择具有现实意义的题目。所谓论文的实用价值，就是指我们选的题目，应是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为干百万人所关心的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这类问题反映着一定历史时期和阶段社会生活的重点和热点，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的。我们运用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对其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很有意义的。这不仅能使自己所学的书本知识得到一次实际的运用，而且能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现实意义的题目大致有三个来源：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急需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从 1919 年的“ 五四”运动至 1949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期“。 五四”运动后学术界虽有“ 近代文学”这一概念, 但于近代文学的时限却是模糊不清。1921 年, 沈雁冰( 茅盾) 著有《 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 注《: 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约 13000 字, 与刘贞晦的《 中国文学变迁史》合为一册, 名为《 中国文学变迁史》) 。1921 年 12 月出版, 大约此书是最早提出“ 近代文学”这一概念的。但该书不是专讲中国文学的, 这里只是借用“ 近代文学”这一概念。) , 于是“ 近代文学”这一概念, 逐渐为学术界使用。后则有陈衍的《 近代诗钞》( 1923) 、严伟等人的《 近代诗选》、钱仲联的《 近代诗评》( 1926) 、钱歌川的《 近代文学之特征》( 1934) 等。但以上论著中的“ 近代文学”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近代文学, 究竟是指什么时期的文学?众说不一。1929 年, 陈子展著《 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上海中华书局) ,他在书中说“: 所谓近代究竟从何时说起? 我想来想去, 才决定 断自‘ 戊戌维新运动’时候( 一八九八) 说起”;陈独秀曾主张“ 元明剧本, 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 陈独秀:《 文 学 革 命 论》《, 新 青年》2 卷 6 号( 1917 年 2 月) , 第 2 页。) ; 郑振铎则谓“ 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 公元一五二二年) , 而终止于五四运动之前( 民国七年, 公元一九一八年) ”( 注:《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四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828 页) 。1958 年他写《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时, 又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五期:即上古期、古代期、中世期、近代期、现代期。郑先生把近代期明确定为“ 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 ( 公元 1840———1918年) ”, 钱基博撰《 现代中国文学史》, 似又把“ 现代”视为“ 近代”, 总之, 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前, 近代文学始终未形成一个明确的科学概念。尽管如此, 从“ 五四”到 1949 年, 近代文学研究工作仍取得了很大成绩: 即论述了近代文学范围内的主要作家作品、社团流派及其文学现象, 奠定了近代文学的研究基础。在这 方面 成绩 尤 为 突出 的 是 鲁迅、胡适、郑振铎、阿英、陈子展诸前辈学者。较早论述近代文学的是胡适的《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此文是为纪念《 申报》五十周年而作, 它所论述的范围也就只能是 1872—1922 的五十年, 但这五十年恰恰正是中国近代文学最繁荣的时期。《 申报》创刊于 1872年, 19 世纪的七十年代正是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萌生期, 随着近代维新思想的发展, 文学也逐渐发生变革,而后又兴起以梁启超为旗手的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 包括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 直到“ 五四”前后, 这是近代文学最具近代性的一段。胡适写此著并无意于总结近代文学, 但在客观上却为近代文学描画了一个轮廓, 如果说他为近代文学研究建构了一个叙述框架, 似乎也不为过分。诚然, 胡适的文学史观从总体上来讲, 仍存有以文言、白话来作为区别、判断文学是“ 死”是“ 活”的根本缺陷, 但他毕竟是一个具有卓识的学者,他在具体考察作家作品时并非因其用的是文言而一笔抹煞。在《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 除对仍用旧体诗创作的黄遵宪、金和和新文体作家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给予较公允的批评外, 典型的例子是对古文学三大家严复、林纾、章太炎的评说。当日的中国学者总想西洋的枪炮固然利害, 但文艺哲理自然远不如我 们这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了。严复与林纾的大功劳在于补救这两个大缺陷。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胡适对严复、林纾的总体评价与定位, 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认同。胡适于二人译著的具体分析更值得我们玩味。比如他说“: 严复用古文译书, 正如前清官僚戴着红顶子演说, 很能抬高译书的身价。因为当时知识界尽管在语言功能的认识上存有差别, 但在语言的价值观上是共同的: 即认为语言有雅俗和层次高低之分, 用文言写成的古文被人视为“ 高文典册”; 而白话则是对妇孺农氓启蒙和宣传的工具。如果严复不是用古文翻译《 天演论》,那么桐城派大家吴汝纶是绝不会为它写序并赞为“ 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在“ 五四”之后不久, 这篇长文的出现, 对于近代文学研究确实有奠基的意义。当然, 胡适的此文也是有缺点的,最明显的还是前面已提到的, 他以白话、文言来区分“ 活文学”“、 死文学”的文学史观。于此鲁迅在称赞此文的同时亦有提醒“: 但白话的生长, 总当以《 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 若夫以前文豪之偶用白话人诗文者, 看起来总觉得和运用‘ 僻典’有同等之精神也。”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经过近百年的风风雨雨, 终于走完了本世纪的最后一程。本世纪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虽不平衡, 其中第二阶段还有长达十余年的一段空白, 但总的说来, 这段文学史的研究由无到有、由弱到强, 今天终于在海峡两岸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研究力量和独立学科研究格局的研究阵容。特别是本世纪的最后二十年, 近代文学研究发展更加迅速, 并取得较大的成绩, 以专著的数量而言, 这二十年是前六十年的五倍, 其学术水平也较前有很大提高。尽管如此, 对近代文学的挖掘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特别是近代文学当中的一些提法和一些思想家的前瞻性的思考,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成无疑具有推动性的作用。把这些历史材料全面而详尽地整理出来, 就成了当下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有更好的学术作品陆续面世。

文学是一个时代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