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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儒家：中国传统与全球文明》百度网盘pdf最新全集下载:链接: -lqu1jg?pwd=6rqm 提取码: 6rqm简介：本书利用大量的材料和深刻的分析，检视了16、17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开启的对于“儒”“孔夫子”等概念和形象的建构过程，以及晚清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背景下，章炳麟、胡适等学者对于“儒”的再发明。作者认为，“在历史长河中，精神价值是一股建设性的力量”，正是在耶稣会士搭建的中西方交流中，西方人现在所熟知的“孔夫子”形象被建构了出来。这种建构夹杂了对于理想“他者”的想象和误读，并在启蒙时代对西方的思想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耶稣会士们借由“儒”这一概念进行的中文写作，又或多或少与胡适等近代知识分子对于“儒”的再发明相暗合。所谓“儒”的传统正是历史上的思想家们进行发明创造（也就是本书强调的“制造”）的结果，而这些“制造”又赋予传统以新的活力。

《索象于图：明代听审插图的文化解读》（与徐忠明合作，第一作者），8万字，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寻常史料与不寻常的思考》，载《书城》2012年第3期《献疑与商榷：从“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说起——<文学作品、司法文书与法史学研究>读后》，3万字，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3期《读律生涯：清代刑部官员的职业素养》（与徐忠明合作，第一作者），3万字，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3期《怀疑与信任：清代地方官员司法权威的构建——以刘衡所著“官箴书”的吏治思想为例》，载《现代哲学》2012年第1期 《清代高层官员推动下的“官箴书”传播——以陈宏谋、丁日昌为例》，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清代皇权推动下“官箴书”的编撰与传播——以<钦颁州县事宜>为例》，载《学术研究》2011年第11期 《明清民间商业运作下的“官箴书”传播——以坊刻与书肆为视角》，7万字，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3期 《明清刑讯的文学想象：一个新文化史的考察》（与徐忠明合作，第二作者），7万字，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8．《唐明律例刑讯规定之异同》（与徐忠明合作，第二作者），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7．《南宋地方司法诉讼的动态图景》，载《中西法律传统》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6．《高级律师与英格兰法律职业共同体对构建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启示》，载《法治论坛》第12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5．《清代诉讼风气的实证分析与文化解释——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与徐忠明合作，第二作者），载《清华法学》，2007年第1期（创刊号）4．《儒家礼法思想的理想类型解读》，载苏力主编：《法律书评》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3．《<众声喧哗：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清代司法官员知识结构的考察》（与徐忠明合作，第二作者），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1．《杨乃武冤案平反的背后：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的分析》（与徐忠明合作，第二作者），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3期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余英时）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_QA 提取码：58hy书名：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作者：余英时豆瓣评分：6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年份：2012-4页数：420内容简介：《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讲述的是儒学在传统中国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但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儒家秩序开始解体了，儒学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了。这是20世纪中国儒学出现严重危机的根源所在。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儒学在现代的解体过程，并进而展望儒学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方面可能发挥的效用。所讨论的范围以政治、社会思想为限，不涉及形而上学或宇宙论，以求论旨明晰。作者简介：余英时（1930-），安徽潜山人。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1973年－1975年出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2006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授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中英文著作数十种。

儒家思想是中国自汉以来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的要求，以此它一直作为官方哲学居于领导地位。　　儒家最早产生于春秋末年，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一个思想流派。因此我们一般所称的“儒释道三教”的“儒教”主要是指儒家思想教化而言的，决不能把儒家也看成是宗教。　　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它创自古代印度，西汉末、东汉初开始传入中国内地。　　道教则是中国土地上自生的宗教，它正式创始于东汉末年，其思想渊源则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神仙方术思想，乃至上古时代的民间巫术等。道教追求长生不死成神仙，佛教企求无生永灭、超脱生死入涅盘。　　儒家讲的是入世主义，宣扬治平之道，即所谓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重视的是现实社会的治理，而不去追求佛、道两教那样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以此儒家与佛道两教在根本理论上就发生了冲突。佛教宣扬人生一切皆苦、现实世界一切皆空的苦空二谛学说，主张勘破红尘，超脱尘世，出家修行，落发为僧，这就与儒家所宣扬的伦理纲常、忠孝之道，直接发生了矛盾。因此佛教一传入中国，就受到了儒家的抵制与排斥，佛教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中的发展进程，始终伴随着与儒家之间的斗争。儒道之间虽说也存在着根本理论上的矛盾，但道教毕竟是我国土生的宗教，它是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氛围中产生的，因此在道教教义中早就开始容纳了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从而大大地调和了儒道两者之间的思想冲突，以此在我国思想史上，儒道之间虽说有斗争，但远不如儒佛之间斗争那样激烈。　　当然儒家与佛道两教除了有矛盾之外，又有着互相影响、互相吸取、取长补短、共同发挥社会作用的一致的方面。儒家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秩序的主要工具，佛道两教则是其有力的助手与补充。前者从积极的入世主义出发来建设、治理和巩固封建社会；后者则从消极的出世主义出发来缓解社会的矛盾，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它们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共同维护着古老的中华帝国。这就决定了它们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的深刻的社会基础。　　道教大力吸收了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作为自己的教义教规。佛教则尽量把自己的教义说成是不违背儒家思想，同时也步着道教的后尘，吸取儒家的名教学说，以便使自己的思想与儒家思想相融合、相调和。而儒家学说过去一向偏重于政治伦理的说教，缺乏深邃的哲学思想。在这方面，佛道两教，尤其是佛教，具有着丰富的深刻的哲学思想，因此儒家为了丰富自己的哲学，在批评佛道两教的同时，也充分地吸取了它们中对自己有用的哲学思想资料，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宋明时期的理学，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所以我们常把理学视作为“三教合流”的产物，这确是有理由的。　　从历史上来考察，在思想领域里，儒佛斗争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而展开：　　佛教的出世主义与儒家的纲常名教之争　　佛教讲出家修行，这就与儒家名教忠君孝父之道发生了矛盾。早在佛教初传的汉代，据《理惑论》所记：“问曰：‘《孝经》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这类的指责是从儒家孝道出发的，认为佛教落发出家绝弃后嗣违背儒家孝道。　　至于佛教宣扬出家修行脱离尘世，不再致礼王者的思想，则直接与儒家的忠君之道冲突，以至在东晋时代儒佛之间引起了一场沙门应不应致敬王者的大辩论。当时庾冰、桓玄等人，力主沙门应敬王者，应遵守儒家的礼教。高僧慧远为了维护佛教的尊严与教义，则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一文，以回答桓玄等人对佛教的挑战。慧远认为佛教有在家与出家之别：“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因此不应致敬王者。然而慧远认为这并不违背儒家的忠孝之道，“如令一夫全德（即指一个人获得正果），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所以说佛教虽“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佛教与儒家之间的夷夏之争　　儒家思想是中土华夏民族自己的思想，而佛教是外来宗教，因此儒家学派指责佛教为夷狄之教，只适合于夷狄地区，而不适合于中土华夏。这一争论最早也发端于汉代。《理惑论》记载说：“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由之术，曰：‘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即指佛教），不已惑乎？”这就是儒学家用夷夏之分来诘难佛教的，认为佛教是夷狄之教，决不能“用夷变夏”。　　而后刘宋朝的何承天，在反对佛教的斗争中，也援用了这一说法。他说：“中国之人，率性清和，含仁抱义，故周孔明性习之教。外国之徒，受性刚强，贪欲忿戾，故释氏严五科之戒。”（《弘明集》卷三《达性论》）这是从人性论角度，以中国与外国的民性不一，来阐说夷夏之教，即佛教与儒家教化的不同的。　　直至唐朝，韩愈仍然坚持着儒佛之间有着夷夏之大防，认为华夏人相信佛教是“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原道》）。在这点上，道教与儒家一样，也攻击佛教为夷狄之教。对于儒家和道教在这方面的攻击，佛教则以孔老即佛，佛即孔老，虽有夷夏之别而其实道一的思想来反驳之。　　佛教的宗教哲学与儒家世俗哲学之争　　佛教宣扬三世因果报应说和神不灭论等神学思想，以及一切皆空，心生万法等宗教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儒家则重视现实世界，不讲来世及三世因果报应，认为现实世界不是空幻的。　　在南北朝时期，儒佛之间曾经爆发了一场神灭与神不灭，以及有无三世因果报应的大辩论。何承天、范缜等人主张“形毙神谢”、“形质神用”，无有三世因果报应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与当时的佛教信徒宗炳、梁武帝等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论战，最后以范缜《神灭论》获得理论上的辉煌胜利而告终。　　在隋唐时期，我国佛教进入了全盛时期，产生了众多的佛教宗派，各个宗派先后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完整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这些哲学思想归结起来无非就是宣扬“一切皆空”、“万法唯识”、“心生万法”等等。然而这些哲学命题，都是中国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因此人们对它们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隋唐时期的儒学家们都没有能起来批判这些佛教思想，只是到了宋明时期儒学家才开始起来抨击佛教哲学思想。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张载、王夫之等人。其中尤以张载最为突出。他从元气本体论思想出发，指出：“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若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则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正蒙•太和》）虚无即是气存在状态，有无、隐显、神化、性命皆是一气之聚散出入，决没有脱离气而存在的虚空。以此他批评道家“有生于无”的思想是“不识有无混一之常”；批评佛教（“浮屠”）把万象（万物）当作虚空中的幻相，就是陷入以山河大地为主观幻觉的毛病。在这里张载对佛道二教的批评是深刻的，切中要害的。　　下面我们再谈一下儒家与佛、道之间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问题：　　佛、道两教对儒家思想的吸取与融合　　佛、道两教融合儒家思想以充实自己的教义，主要表现在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吸取上。比如在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刚从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当时社会对佛教了解不多，佛教信徒们往往好用中国固有的思想，如黄老学、玄学和儒家的思想来解释佛教。如对佛教的涅盘寂静和一切皆空的思想，好用黄老学与玄学的无为说和贵无说加以解释。面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则用儒家的“福善祸淫”的思想来解释；对佛教的神不灭论，用儒家典籍中的鬼神说来解释等等。佛教信徒这种用儒家的思想来解释佛教的做法，是佛教初传时期佛儒融合的一种表现。　　自隋唐开始直至宋明时期，佛教在我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建立起自己的宗派，因此自隋唐始，佛教徒也就不再用儒家的思想牵强附会地来解释佛教，而是更多地吸取儒家的思想，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来充实我国佛教的思想内容。如隋朝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中，谈到“善根发相”时说：“今略明善根发相有二种不同：一、外善根发相。所谓布施、持戒、孝顺父母、尊长、供养三宝，及诸听学等善根开发。此是外事。……二、内善根发相。所谓诸禅定法门善根开发，……。”这就把孝顺父母、尊长等儒家伦理与佛家的布施、持戒、供养三宝等同起来，一齐看成是善根的“外发相”（外部表现），从而把儒家思想纳入了佛家教义。　　到了宋明时期，随着佛学理论的逐渐衰弱，佛教思想中则更多地引进了儒家的思想。当时不论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学说，还是忠道孝道，乃至中庸之道，几乎无一不被吸收进佛教思想之中。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出世主义的佛教确实要以入世主义的儒家“三纲”为基础，离开了封建主义的三纲，佛教也就不可能在当时的中国流传。　　儒家对佛、道两教思想的吸取与融合　　儒家对佛、道两教，尤其是佛教的态度，在历史上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一般来说，在佛教初传时期，主要是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对佛教大多是采取排斥、反对的态度。之后，佛教在中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人们对佛教的思想有了较深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儒学家们逐步地改变了以前的态度，除继续指责佛教出家落发舍弃君父的出世主义思想之外，又开始对佛教思想，主要是它的哲学思想（心性之学）加以吸收，以充实与发展儒家的宇宙本体论哲学。　　在历史上较早提出融合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儒学家，是隋朝的王通。他提出了“三教归一”说，认为周公孔子之教是最高最好的教化，但当时的儒家已经衰弱，产生了弊端，而佛教又是外来的宗教，不适于中国的需要，老庄道教所宣扬的“至德之世”，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融合三教为一教。但王通对如何实现“三教归一”，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做法。其实三教是不可能归成一教的，它们三者各有自己的互相对立的思想。我们一般所说的“三教合一”，也只是指三教互相吸取、取长补短而已，决不是指要取消三教合为一教。　　到唐朝，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明确地指出了佛教的思想有与儒家思想相一致的地方，是不应加以指责的，柳宗元说：“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道异。”（《送僧浩初序》）以此说明自己所以“好佛”的原因。这就为后来儒学家出入佛教，大量地吸取佛教思想开了先河。　　而后的儒学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家，不少都是出入佛教的。他们对佛教的态度，除仍然坚持反对出世主义外，往往又都不同程度地吸取其哲学思想。例如程朱理学曾吸取了佛教华严宗的理事无碍相融说。《二程遗书》记载说：“问：‘某尝读华严经，第一真空绝相观，第二事理无碍观，第三事事无碍观。譬如镜灯之类，包含万象，无有穷尽。此理如何？’曰：‘只为释氏要周遍，一言以蔽之，不过万理归于一理也。’又问：‘未知所以破它处。’曰：‘亦未得道他不是。’”（《遗书》卷十八）理事无碍与事事无碍，就是万理归于一理，一理而万理。这就与程朱理学的“理一分殊”思想的提出不无关系，所以程颐肯定了佛教华严宗的这些哲学命题。正由于宋明理学大量地吸取了佛教的思想，从而大大地丰富了自己哲学宇宙论学说，建立了新儒学哲学体系。　　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不仅吸取了佛教的思想，而且也还吸取了道教的思想。例如曾被朱熹推崇为道学（即理学）开创者的周数颐哲学，就是继承与发展五代宋初道士陈抟的《无极图》思想而来。周敦颐改造了《无极图》，写出了《太极图说》一书，阐发了无极、太极、性命、主静等学说。所有这些思想，为而后的二程朱熹所继承与发展，建立起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新儒学思想体系。我们可以这样说，宋明理学中的程朱理学较多地吸取了道教的思想，而陆王心学则较多地吸取了佛教禅宗的思想。就整个宋明理学而言，乃是儒佛道三者合流的产物。（文/ 许抗生）

（一）、佛教初传时的三教关系 三教关系，应以三教皆具而形成关系为标志，所以完整意义上的三教关系，理应从佛教初传开始算起。 佛教：佛教的传入，现在学界已大体确定为东汉初年（汉明帝永平年中）。在汉代佛教刚传入时，大家都看作是黄老道术的一种，这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道家思想密切相关，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理解佛教，便把它当作是黄老道术的一种。具体表现，则是把佛陀看作神仙，可以飞行变化，把佛教追求的最终境界“涅盘”，等同于老子的“无为”，而对“轮回”转生，则理解为灵魂不死。灵魂不死，这原本不是佛教的思想，可在当时，人们就是这样去理解轮回，认为只有灵魂不死，才有轮回转世。这反映了佛教初传时的真实状况，同时也牵涉到与儒家、道家、以及中国传统观念的融合与贯通，在佛教初传之时，这层关系已经表现了出来。 这还可从《弁子理惑论》中见其端倪，此文是现留存下来最早反映佛教在中士初传状况的一篇文章，作者回述自己从学习儒道而最终转而锐志于佛法，并遭到世人的种种责难，于是他根据自己对佛教的理解，一一作了回答。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则是儒家、道家、尤其是道教对佛教的不同看法，以及佛教对中土予其的不同评价所做出的回应。日本人撰写有关三教的书，都把《弁子理惑论》定为中国三教关系的开端。 儒家：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儒家对佛教的态度，从一开始就以攻击与排斥为主。这也可以看作是上千年三教关系中，正统儒家对佛教的基本态度。哪怕是到宋明理学，正统的儒家对佛教的思想大加吸收，但在其表面上，居儒学中主导地位的，仍是对佛教的拒绝与排斥。当然，这也不排除另有一些儒家学者，因受佛教较深的影响，会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三教融合、三教一体的思想。但在儒家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总是对佛教加以排斥与批评。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对佛教出家、修行方式的批评，因为这与中国传统的孝道、和忠君孝亲的伦理精神相互违背，所以一开始就被儒家认为违理背德。佛教的出家人，作为方外之人，抛家舍亲，看上去即不忠又不孝。 在后来的发展中，儒家又与道家、道教站在捍卫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上来反对与排斥佛教。从《弁子理惑论》中也可以看到不少相关的资料。儒家一向以华厦正统自居，自先秦始，儒学中就有所谓的华夷之辨，其中涉及中原文化与狄夷文化之间的关系。到佛教传入之后，这华夷之辨的问题就更加突显了出来。 道教：在佛教初传时期，道教对佛教的态度看起来并不明显，这方面的资料也比较少。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形成，在学界，过去认为两者时间差不多，都大约在东汉末年。现在学界认为佛教的初传入可以提前到东汉初年，也有人认为道教的形成，若以《太平经》为标志，当形成于两汉之际。《太平经》中，包含有对“不孝父母，不娶妻无后、乞食”的批评。但这是否就是对佛教的批评？实难轻下定论。 从现有的资料上看，佛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宗教，而道教在初创阶段，是很需要向佛教学习借鉴的。至于外来的佛教，想在中华大地上生根，也有一种需要寻求同道的愿望。洪老师认为，尽管《老子化胡经》是佛道之争的产物，但它所利用的“老子化胡说”，其说初起时，却可能有调和佛道的意味。这一论点是有说服力的，因为佛道相争，至少得到佛道的发展都具有相当规模、并为其宗教利益不得不争时才可能发生，而它们初起时，是不太可能争得起来的。 儒佛关系：在儒家排斥佛教，而道教对佛教的态度还不明朗的情况下，外来的佛教，在进入中国之后，对儒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根据现有的资料看，佛教对儒家则基本上是以调和与妥协为主，甚至采取积极迎合的态度。这种态度，也贯穿着后来历史上儒佛关系的全过程。即便是后来宋明理学在学佛的时候同时又大力辟佛，佛教也还是基本上不改其对儒家所采取的妥协态度。只有在某些时候，佛教势力壮大了，佛教内部有一些高僧，对儒家思想提出批评，甚至认为佛教的思想高于儒家。但这也只在隋唐五代佛教鼎盛的那一阵子，宋之后这种调子就很少了。更多强调的是各自有各自不同的领域，提倡大家一起共存互荣。 这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本根，是被统治者所确定的文化主体，也一直是中国封建文化所需要的，外来的佛教，当然要力图让自己与儒教相妥协；其二，从佛教角度而言，由于所关注的问题不同，佛教的思想并没有与儒学思想构成相互矛盾敌对之处，而且佛教也一直是种和平忍让的宗教。 调和妥协的方法和途径表现在很多地方。例如译经，佛教在译经时会把一些不符合儒家伦理的东西给去除掉，甚至有的地方还对经文做出相应的改变。另外，对那些来自于儒家对佛教服饰制度、出家制度的批评，佛教也从多方面做出了回应，比方说，佛教强调了自己所具有的社会教化功能，所以，要从大的方面上看，而不要只在形式上过于苛求，所谓“苟有大德，不拘于小”。另外，佛教也强调了方外之人与世俗之人的区别，出家人为了求道而摆脱世俗，这本身对世俗就是一个榜样，不应再用世俗的伦理道德去苟求于他。关于“夷夏之辨”，在《弁子理惑论》及《弘明集》中可以看到，有一些回应还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如：尧舜禹这些圣人，未必出自中原，而且也地域划分的相对性，所谓中原，所谓夷夏，本来都是相对的。 佛道关系：佛教对道教的态度，学术界现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对道教有一个利用的过程，但也有对其某些主张的批判。利用者，则主要体现在其初传时，对一些东西未必分得很细，道教作为道术之一，而佛教自己也被世人理解为道术，佛教并不就把道教当作一个重要的批评对象。 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佛教传入以后，就开始有一种把道教与道家做出区分的趋向。老庄道家的哲学，其对无为境界的追求，其对逍遥境界的追求，可以用来格义比附于佛教，所以可引道家为同道。但同时又对道教所采取的某些主张加以批评，比如对道教一些特有的修炼方式，在《弁子理惑论》中可以看到，它不仅对道教的辟谷等等道术进行了批评，而且对所谓神仙不死之术加以否定。弁子说自己也读过道家诸经，修过道术，拜过师父，以求长生不死，结果拜的师父三个，各自号称700岁、500岁、300岁，拜了不到三年，他们全死掉了，所以这不可信，自己最后改学了佛法。 现在我们说《弁子理惑论》这本书的出现，可能在东汉末年，也可能在三国初年，这虽有争议，却至少表明，在东汉末年或是三国初年那一时期，佛教对道教的辟谷与长生之术就有了批评。当然这与佛教自身的理论有关，佛教讲诸法无常、因缘聚合、成住败灭，而道教徒偏要讲长生不死、与道合一。这一方面虽是理论上的探讨，却也牵涉到彼此修行方法的不同。 三教一致论：另外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弁子理惑论》中出现了最早的“三教一致”的观点。由此可见，三教一致论，最迟在三国初年已经被提出。根据现有的资料，最早的三教一致论出现在《弁子理惑论》中，可见是由佛教徒站在佛教的立场上提出来的。但这里要注意的是，同样是讲三教一致，它却可以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来提出，也可以为了不同的目的。比如，这里最早由佛教徒提出的，他主要是为了与儒道缓和关系，希望佛教在中土得以立足。而后来，一些儒生也提出三教融合论与三教一致论，他们强调的，则是对佛家的东西要善加吸收，而不要简单排斥，在这过程中，他们更多的还是为了张显自己本家的学说和本家的学问。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们都主张了三教一致和三教融合，就认为他们都是一样的。 关于三教一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比方说，他们都强调三教圣人没什么不同，成圣、成仙、成佛，根本上都是一致的。另外，三教在思想上、理论上也是可以会通的，他们在强调三教一致时，往往还会利用中国语言中“道”这个概念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可变性。所以儒家、佛教、道教他们往往会讲，佛道，是佛之道，道教，说的本来就是道，而儒道，则是孔孟儒家之道，他们都可以把思想在“道”这一基点上统一起来。这正好反映了“道”这个概念，本身容量很大。 最早提出的三教一致论，主要是强调其有利于社会教化，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并有利于封建宗法制的巩固和加强。这种三教合一的观念，后来在儒家、佛教、道教三家内部，就不断有人这样提出。这也为三教后来在隋唐时期的鼎足而立，奠定了思想的基础，并为后来不断有人提出完善这种三教合一的思想开启先河。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关系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佛三教各自的地位都比较巩固和壮大，所以三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就进一步激化，这构成了这一时期三教关系的突出特色。三教关系一再引起争论，所以关于三教关系的讨论，在当时就已经比较激烈了。三教一词并非现在才有，它在南朝时就已经被广泛使用。三教之“教”，并不如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代表宗教之“教”，其原初语义，实质所指的是一种教化、教义与教说，而三教，指的就是儒佛道三家。 儒佛道三教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这是三教关系全面展开的时期，也是三教争论全面展开、三教融合全面加深的时期。这个时期三教争论和融合的头绪也特别地多，涉及的问题也非常广，出现的论著也非常多。许多重大的事件，特别是帝王直接参与并组织的专门讨论三教关系的活动也特别之多。而且，在这一时期帝王的三教政策还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帝王的三教政策有很多的浮动、变化，这都跟当时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 佛教：这个时期的佛教，通过与魏晋玄学的交融，而全面进入了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不仅跻身于中国哲学思想领域，而且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随之而来的，则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道两家的冲突也就不断地加深与激化。佛教随着势力的壮大和某些帝王的崇信，造成这个时期佛教与儒道的争论涉及到了很多方面的问题，不仅仅是信仰，有时还牵涉到政治与经济上的诸多问题。 从政治上看，中国社会由统一走向了分裂，南北出现了很多割据的政权。这些割据政权出于自己政治统治的需要，对儒佛道就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和宗教文化政策。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北方不少少数民族的统治，其本身与汉族就有一种异族统治文化与汉族宗教文化差异的成分。比方说，作为外来统治者，他要来统治汉民族，就要利用汉民族传统的文化与宗教，所以往往到最后会选择儒家。但也有另一种情况的出现，比方说作为中国佛教第一次被官方认可的时代：后赵的石勒、石虎时代，作为统治者，他是异族的，是少数民族，他当时表态自己为什么支持佛教，因为有人排佛，认为佛是戎神，他则回答说：我自己就是胡人，当然信胡神，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在这个时期，出了很多对佛教加以支持和利用的统治者，比如东晋时期一直到宋齐梁陈各个朝代，帝王大部份都非常崇信佛教。其时，宋文帝的一句话足以道出其底蕴，他说道：如果举国之士，全来信佛，人人为善，那么国家就可以安享太平，而他则可以舒服安逸地坐稳他的帝座。这句话说明，帝王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佛教确实有它特殊的教化功能。而帝王，也往往是从这一个角度，看到了佛教的作用，并因而推崇佛教。 到了梁代，梁武帝更是对佛教推崇有加，他曾经作《舍道归佛文》，并三次舍身入佛，他在位四十八年，几可谓以佛化治国。他对佛教确实做出了很多事情，佛教界历代都把他看作是一个护法的皇帝。关于梁武帝，历朝历代的评价都不一样。批评他的人，觉得他迷信佛教，最后连国家都丢掉了，信佛误国。但也有人认为，梁代立国，梁武帝即使不信佛教，而信了儒教、道教，他也会把国家丢掉，他的灭亡有它必然的因素，不能说就因为佛教。但值得注意的是，梁武帝在对待三教关系，有其独到见地，对儒佛道三家也都有研究。作为皇帝，他注过很多儒家经典，也参加过佛经的译经活动，还会亲自登台讲经说法。 这个时期有两次重大的灭佛事件，一次是北魏太武帝的灭佛（公元446年），另一次是北周周武帝的灭佛（公元574及577年），两次都有它们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同时也与佛道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有道士在里面活动，也都有帝王个人的好恶。但灭佛之后不久，佛教又迅速得以恢复并大规模发展，这也说明宗教的发展，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所以对待宗教问题，不能简单地以行政的手段来进行处理，一个皇帝以个人的好恶毁寺灭佛，但换了一个皇帝，佛教却又迅速得以复兴。 儒学：从思想上看，两汉神学化的经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衰落了。这时期突出的文化特征是：玄学盛行，佛教发展，道教成熟。前代儒学独尊、经学盛行，则让位于这种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局面。这也使得一些统治者、思想家、和文人学士对这些不同的思想文化资源产生不同的思考，得出不同的判断，做出不同的取舍。这里面就出现了很多复杂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儒佛道三教的关系，已与汉代大不一样，儒学独尊的局面，让位于儒佛道三教并存共进的局面。虽然三家彼此存在着争论，但还是在矛盾冲突中共同存在，共同发展。 在儒佛道三教并存的情况下，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如何看待这个时期儒学的社会地位？汉武帝以来，儒学一直是封建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官方化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导。但在魏晋南北朝几百年间，儒家却找不到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大儒，找不到一个大的儒家学派，也找不到几部儒家重要的代表性著作。那么，怎么来看待这个时期的儒学？ 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在这一时期，是佛教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也有人认为，仍然应认为是儒学占主导地位。但实际上，从它实际发挥作用的角度来讲，儒学仍然被认为是文化正统，具有正宗的地位，是官方思想唯一的意识形态。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其一，是儒学的基本思想，居其核心的基本内容，是它对封建伦理名教的重视，而这些东西，是最适合封建社会需要的，也是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真正的有力工具，这些东西，由于当时社会宗法性的结构并没有改变，所以儒家的这一套东西，实际上还在默默地依着惯性，发挥着它的主导作用；其二，我们还可以看到，儒学始终是国学，它始终是官方教育的法定内容。佛教与道教，尽管在社会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进入国家教育领域及机构。就是在社会上，一般人所尊奉的社会道德规范，也仍然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主，这就可以看出，在当时，儒家还是起着实际上的主导作用。 在这个过程当中，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也在探讨着儒家、佛家、道家三家不同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它们所发挥的不同作用。所以这时期的帝王政策经常会有变动，一会儿有人崇佛，一会儿有人崇道。到了北周的时候，周武帝（三武一宗）在总结了以往统治者的经验与教训以后，则明确表示了回到以儒学为主的统治态度，强调儒佛道三教要以儒学为主。所以经历了以前众多帝王左右摇摆之后，他最后明确宣布：三教当以儒为先，以道为次，以佛为末。 现在学界有一个看法，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与思想家对儒家正统地位的重新认定，而这也为隋唐时期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奠定了基础。当然，这种选择，有它的社会必然性，这已不是哪一个帝王、或是思想家、哲学家个人的好恶，而是对整个社会发展，对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的要求所做出的一个选择。 道教：这时的道教，则成功地由原来民间化的道教，向上层化、贵族化、神仙化的道教转化，甚至从民间转向了官方。比较而言，作为儒家，从汉武帝以来，就一直是一种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而道教完成其由民间向官方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被纳入了官方意识形态之中，成为统治的辅助工具，其突出的如北魏太武帝对道教的利用，以及他对南、北天师道的改革。 这个时期，统治者对道教，往往采取的是限制与重视并重的政策。道教从民间起家，最初与民间起义往往有牵扯不断的联系，所以统治者大多采取禁止的态度。但是在民间流传的东西要禁止是很难的，往往禁而不止，还会死灰复燃，所以最后干脆就改变为扶植利用的方式，拉拢一部分人，并促使它改造自身而走上上层贵族化的道路。统治者对道教的利用，大大促进了这个时期道教的改造与发展。 当然，这个时期道教与封建王权也有矛盾冲突，就有一些统治者因崇信佛教而贬低道教。比如北魏孝明帝，就是崇佛抑道的典型代表。另外还有一些统治者由于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与道教发生矛盾，排斥道教，比如北齐时的文宣帝，在沙汰佛教时，也沙汰了道教。 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个时期的道教及其改革，由于它比较自觉地迎合帝王政治统治的需要，拥护王权，同时它又始终以儒家为自己的同盟军，以中华文化的传承自居，这样既能够排斥佛教，又能够得到帝王的认同。当然，道教的势力从总体上看，却不如佛教，所以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来说，对王权政治，以及对儒学的正统地位，并没有构成很严重的危胁。故而总体上，道教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压制与打击。 佛道关系：这个时期，佛道冲突，是一个非常令人注目的现象，但与此同时我们应注意到，佛道之间强调融合的观点也有不少。比如上面提到的道士张融，他有一部作品《门律》，是一部类似于家训式的著作，里面专门有一章，其标题就是《通源二道》，论证佛与道的一致性。另外南宋时有一道士写了《正一论》，也主要宣扬佛与道的一致，其中论证，佛道都为了求那根本的“一”，就是“道”，后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才分出了所谓的三教。 讲到佛道之争，我们得注意到，虽然这个时期佛教、道教的势力都增加了，但道教的力量却会相对薄一点，然而它却依有一种传统宗教、传统文化的优势，所以也就对佛教毫不忍让，展开的冲突与矛盾显得比较多。这个时期有几本佛道之争重要的著作，其一是宋末道士顾欢所作的《夷夏论》，从夷夏之辨的角度来讨论佛道关系，一方面他似乎在调和两家，称佛者道也，道者佛也，佛道可以同源同道，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华夏民族是一个文明的民族，儒道对之最为适合，而佛教则更适合夷狄之帮，因为夷狄之人比较野蛮粗俗，所以佛教讲的天堂、地狱可以威胁他们，而我们是礼仪之帮，所以我们有儒有道就够了。另外，还有一个南齐末年的道士，假托张融之名，作了一个《三破论》，对佛教批评得相当尖锐，认为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从修身、齐家、治国三个方面，对外来的佛教展开全面的批评。我们也可以看到，来自于佛教徒对这三破论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值得注意的是刘勰的《灭惑论》，对其中逐条进行批评，有些批评还是很有说服力的，比如人们说梁武帝信了佛教，国家就破国了，他说佛教传入之前也有很多国家灭亡了，所以不能把国家灭亡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佛教，同样佛教传入以后，也有一些朝代是很兴盛的，所以不能只举灭亡的朝代而不举兴盛的朝代。 这个时期佛教徒对道教的攻击，有两点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一是继续把道家与道教作了区分，利用道家来攻击道教。这个时期就有人明确提出，现代的道士，开始于张陵，乃是鬼道，不关老子。把道家与道教区分的同时，就对老庄之道加以肯定，而把道教斥为鬼道、鬼法、妖法。这一点，在三教关系中非常重要，因为这正好又从反面促使道教在这个时期的自我改造，促使其从理论上完善自己，剔除那一些粗俗的成份。这体现出了历史的辩证法，从反面对它的批判与攻击，却反而正面促使了它自身的改革、完善、与发展。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佛教徒对道教的攻击，往往给道教带上一顶帽子，叫做：“挟道作乱”，指责道教常常组织叛逆。而历史上道教自民间而起，道教也确实多次被民间起义所利用，这情况一直到东晋时期还有，这样就被佛教徒拿来作为攻击道教的话柄。批评道教“犯上作乱”，这本身包含有想利用政治力量来限制或者打击道教的倾向和要求。所以我们说，这个时期的佛道之争，往往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宗教冲突，有时甚至表现出一种政治斗争的倾向。只是在客观上，这也有助于道教剔除它的原始性，剔除它与民间起义相结合的民间性，并促使它加快完成贵族化、上层化的过程。 这就体现出冲突与促进之间的矛盾，促进之后，又会在更高程度上展开新的冲突。这也折射出儒佛道三教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确实是交互进行，相互促进的。 儒佛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儒佛之争的一个重大事件，是范缜等人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佛教展开的全面批评。范缜《神灭论》的提出是有一相当大的历史背景的，当时不少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对外来的佛教，从社会经济、王道政治、伦理纲常、哲学思想等等诸多方面，都展开不少批评。其中有些批评还有说理的成份，有些批评则纯属谩骂，比如：随心所欲地解释佛，说佛是什么，佛者戾也，释种不行忠孝仁义，贪诈甚者号为佛。这就不是一般的讨论，而是一种恶意谩骂。 在这个时期，儒佛之争有很多问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除“神灭神不灭”之争外，还有因果报应之争、佛法与名教之辨、夷夏之辨，这些都是当时讨论比较激烈的问题。这些讨论，从现有的资料上看，理论上的讨论在南方展开得比较多，而采取比较多的谩骂及实践上的打击，则在北方比较多。北方好武功，理论上的讨论比较少，而东晋之后学风南移，文化学术也以南方为兴盛。同样一些讨论，如南方会讨论“沙门敬不敬王者”，而北方则一味地崇敬帝王，甚至称帝王就是当世的如来，拜帝王如拜佛。这里就表现出了南北的差别。 三教一致论：上面讲到帝王的政治文化政策，对儒佛道三教的发展及其关系的演变，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儒佛道三教能够并存，并能够从不同角度得到帝王的一些支持和扶植，所以三家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三教一致论也有了新的进展。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自身中，都有一些代表人物站出来呼吁三教一致。佛教徒中，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晋宋之际的宗炳，其在《明佛论（神不灭论）》中强调，儒佛道三教的圣人都是劝人为善的。道教徒中也有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比如南齐时的张融，专门对儒佛道三教的关系作出论述，认为三教根本上是一致的，之所以出现差别，是出于人们对它们的不同看法而已。历史上留下一个说法，据说张融临死时，左手拿着一部孝经和老子，右手拿着一部《小品》与《法华经》，表示他至死，仍然坚持三教一致与三教并重。儒家中间也有一些代表人物，站起来呼吁三教是一致的，比如东晋时的孙绰，他在《喻道论》中认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帝王中主张三教一致论，最有名的则如梁武帝，他提倡“三教同源说”，不过，其中却有一种把儒与道说成来源于佛教的倾向。他在舍身入佛的《文诏》中，把释伽牟尼与孔子、老子说成是师徒关系，认为孔子、老子都是释伽佛的弟子，所以他曾经把佛教比作天上的月亮，而把儒和道则比作天上的星星。进一步研究我们也发现，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很可能来源于当时的一部伪经：《清静法性经》，此经现已亡迭，但北周时期道安所写的《二教论》曾经引述其论，里面讲到佛陀派了三个弟子到东土来传法，而孔子、老子都是他派来的弟子。梁武帝之说可能受此影响。另外，现在随着研究，大家也都倾向于认为，这其实是一种佛道之争的产物，因为当时道教也曾经提出过三教同源说，认为儒佛道都同源于道教。比如西晋王浮所著的《老子化胡经》，里面提出，孔子问礼于老子，而老子又西行出关化胡，为佛陀之师，所以老子是孔子、佛陀之师。由此可见，同是三教同源之说，也有各自站在各自立场，抬高自己的现象。 另外，在这个时期，在强调三教一致的同时，我们注?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