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华文化的论文

1、要有取有弃，对于优良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大力弘扬。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我们要予以摒弃。我们要弘扬的诗是正能量。2、加大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例如孔子学院，例如春晚在海外的直播，都是很好的弘扬传统文化的例子。3、要增强民族自信，并不是外来的才是好的。要想弘扬传统文化，我们首先必须要自信。

1．《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4版，7（二版）。2．《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中华书局9版，1987（二版）。3．《慧远及其佛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1版，1987（二版）。4．《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版，1991（增订本），1997（二版）。5．《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4版，1992（二版）。6．《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中华书局2版，1992（二版）。7．《华严金师子章今译》，巴蜀书社6版。8．《法藏》，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1版。9．《中国哲学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版。10．《中国佛教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版。11．《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9版。《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1～1992版。2．《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齐鲁书社1980版。3．《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第一、 二、 三卷）， 齐鲁书社1981 ～1982版。4．《中国哲学通史》（第一．二．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1995版。5．《中华的智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版。6．《世界十大宗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版（译著）。7．《中国的文化与宗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版（译著）。8．《中学生中外名著选读》（哲学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版。9．《中国文化的基本文献》（哲学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版。10．《佛藏辑要》，巴蜀书社1994版。11．《宗教箴言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版。12．《佛教大师评传丛书》（智顗、吉藏、玄奘、法藏、宗喀巴），京华出版社9版。13．《佛学精华》（三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版。14．《儒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0版。 1．《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新建设》3。2．《慧远佛教因果报应说批评》，《新建设》8─9。3．《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哲学研究》5 美国《中国的哲学研究》转载。4．《僧肇的形而上学》，《新建设》8。5．《论竺道生的佛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4。6．《论魏晋时代佛学与玄学的异同》，《哲学研究》10（合作）。7．《慧远评传》，《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齐鲁书社1980。8．《僧肇评传》，《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齐鲁书社1980。9．《论支遁的佛学思想》，《世界宗教研究》1。10．《论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哲学研究》，8（合作）。11．《梁武帝萧衍与佛教》，《世界宗教研究》4。12．《道安评传》， 《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第二卷）， 齐鲁书社1980。13．《道生评传》， 《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第二卷）， 齐鲁书社1982。14．《论隋唐佛教宗派的特点》，《中国哲学史研究》4（合作）。15．《〈华严金师子章〉评述》，《论中国哲学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16．《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中国哲学史研究》1。17．《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中国哲学史研究》2。18．《佛性评述》，《求索》4。19．《华严宗的佛教理论构架和哲学范畴体系》，《中国哲学范畴集》，人民出版社1985。20．《魏晋南北朝佛教的演变》，《中原文物》特刊，1985。21．《试析华严宗哲学范畴体系》，《哲学研究》7。22．《华严宗哲学范畴体系简论》，日本《中外日报》18；《世界宗教研究》2。23．《试论中国佛教的特点》，《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2；《走向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山西教育出版社1。24．《佛教、佛法、佛学与佛教哲学》，《世界宗教研究》4。25．《中国佛教的特质》，《文史知识》10。26．《三度舍身的梁武帝》，《文史知识》10。27．《佛教与中国伦理》，《五台山研究》1─2。28．《佛教与中国政治》，《社会科学战线》2。29．《佛教与中国哲学》，《晋阳学刊》3。30．《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哲学研究》7，《新华文摘》10转载。31．《佛教与中国哲学的冲突与融合》，日本《中外日报》23；《世界宗教研究》1。32．《略谈华严学与五台山》，《五台山研究》1。33．《古代浙江籍佛教学者与中国文化》，《浙江学刊》8（合作）。34．《近十年来中国佛教研究概述》，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7。35．《佛教的人生哲学──兼论佛儒人生哲学之异同》， 《中国哲学史研究》1。36．《中印佛教思维方式之比较》，《哲学研究》3。37．《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世界宗教研究》3。38．《禅悟思维方式简论》，《五台山研究》1─2。39．《中国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简论》，《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1。40．《般若思维简论》，《江淮论坛》5。41．《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天津社会科学》6。42．《儒佛人生价值观之比较》，《中国社会科学》1。43．《佛教文化体系结构的核心是什么？》，香港《菩提》12。44．《论佛教文化体系结构与核心》，《佛教文化》2。45．《论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6。46．《佛教与汉地习俗》，《现代中国》1147．《中国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类型和特点》，《中国思维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48．《论佛教文化体系》,《中华文化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中华书局成立80周年纪念论文集》 , 中华书局4。49．《中国佛教哲学的历史演变》，《历史研究》3。50．《中国佛教哲学体系》，《哲学研究》10。51．《中国佛教心性论哲学范畴网络》，《中国哲学史》创刊号，1992。52．《天台宗心性论述评》，《佛学研究》第1期，1992。53．《心性论──佛教哲学与中国固有哲学的主要契合点》，《社会科学战线》1，《新华摘》3转载。54．《南北朝时代佛教三大心性论思潮》，《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北京大学出版社8。55．《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论》，《中国文化》第7期，1993,《书摘》 3。56．《中国佛教的神不灭论》，《世界宗教研究》2。57．《中国佛教文化漫述》，《中华文化》创刊号1993。58．《洪州宗心性论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59．《谈谈佛教与中国民俗》，《华夏文化》创刊号1994。60．《临济宗心性论思想述评》，《北京社会科学》2。61．《〈坛经〉心性论述评》，《哲学研究》5，《智慧的探索──中国哲学1995年》，上海出版社1996。62．《如何全面认识玄奘的形象与思想》，《玄奘研究》创刊号，1994。63．《真性与自觉──达摩、慧可、僧璨心性论》，《少林禅苑》1。64．《融合：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选择》， 《炎黄文化研究》增刊号，1994。65．《略论我国的弥勒信仰》，《佛学研究》第2期，1993。66．《华严宗心性论述评》，《中华文化论坛》4。67．《禅宗精神》，《哲学研究》3。68．《弥勒信仰在中国》，深圳大学《文化与传播》7。69．《心性论──禅宗的理论要旨》，《中国文化研究》冬季号，1995。70．《石头宗心性论思想述评》，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3卷，1995。71．《略论佛教对道教心性论思想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3。72．《〈法华经〉导读》，台湾《文化与哲学》，10。73．《禅与道》，《道家文化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6。74．《儒佛互动互补──以心性论为中心》，《炎黄文化研究》增刊号第2期，1995。75．《中国佛教伦理思想论纲》，《中国社会科学》2。76．《印度佛教心性论思想述评》，《佛学研究》第4期，1995。77．《佛教伦理中国化的方式与特色》，《哲学研究》6。78．《灵知心体说──菏泽宗心性思想略论》，《禅学研究》第2期， 11。79．《印度佛教人生理想论简说》，《长白论丛》4。80．《慧远的政教离即论》，《文史哲》5。81．《简论中国佛教的涅盘思想》，《闽南佛学院学报》2。82．《从对“如何是佛”的回答看禅宗的核心思想》，《中国文化研究》冬季号，1996。83．《中国佛教人生理想论》， 《亚文》第1、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997。84．《从中国佛教净土思想的演变看传统与现代的转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6。85．《道佛互动互补──以心性论为中心》，《炎黄文化研究》1996。86．《中国佛教的宇宙结构论》，《宗教学研究》1。87．《印度佛教本体论简述》，《哲学研究》988．《中国佛教本无说的兴起与终结》，《中国文化研究》冬季号，1997。89．《中国佛教的气本原说和道体说》，《宗教学研究》4。90．《中国佛教“理”思想的拓展与演进》，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5卷，1998。91．《〈法华经〉与一念三千》，日本《中外日报》25；《世界宗教研究》2。92．《略论中国佛教的佛身观》，《五台山研究》2。93．《华严宗的现象圆融论》，《文史哲》5。94．《中国佛教的过去与未来──为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而作》，《中国宗教》4。95．《天台宗的现象即本质论──“诸法即实相论”述评》，《浙江社会科学》6。96．《镇澄对僧肇〈物不迁论〉的批评》，《哲学研究》11。97．《从中国固有本体论的特色看中国佛教本体论的形成》，《佛学研究》第7期，1998。98．《从地论师与摄论师的心识本原之辨到天台、华严心本说的阐发》，《人海灯》4。99．《中国佛教的心论》，《天心与人心──中西艺术与体验》，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100．《中国佛教心本原说的创立与发展》，《文史》1999第2辑，中华书局。101．《汉晋禅法略述》，《闽南佛学院学报》1102．《禅、禅定、禅悟》，《中国文化研究》秋季号1999。103．《从达摩到慧能：禅法的演变》，《正法研究》1999创刊号，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104．《论南顿北渐》，《世界宗教研究》1。105．《印度佛教真理观略论》，《人海灯》1。106．《儒佛以心性论为中心的互动互补》，《中国哲学史》2。107．《围绕佛教真理观的一场历史性论争──佛教三论系与成论系在二谛问题上的歧异》,《哲学研究》6108．《南北朝禅学》，《宗教学研究》2。109．《如来禅与祖师禅》，《中国社会科学》5 1．《论我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和自然科学家的联盟》，《光明日报》212．《贾思勰的朴素唯物主义真理观》，《哲学研究》43．《评“四人帮”在中国哲学史方法上的实用主义》，《中国哲学史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94．《我国古代对立统一规律思想简论》，《哲学研究》105．《法制、是非、宗教──读刘禹锡〈天论〉》，《光明日报》206．《论我国古代唯物主义者的真理观》，《教学与研究》37．《再论墨子“三表”说的性质问题》，《教学与研究》18．《汉代经学与魏晋玄学》，《哲学研究》39．《略论汉代经学衰亡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哲学》第3辑，198010．《桓谭评传》，《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2卷），齐鲁书社198011．《中国哲学史中的佛学影响》，《百科知识》512．《评唯心主义在社会史上的作用》，《人民日报》1713．《评唯心主义在社会史上的作用》，《中国哲学史研究》114．《王充的战斗精神》，《人民日报》2215．《〈白虎通义〉与封建等级制》，《学术月刊》416．《中国古代哲学的性情范畴》，《中国哲学史研究》117．《关于魏晋玄学的范畴、主题和分期》，《文史哲》418．《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历史观的合理因素》，《中国哲学史研究》219．《中国古代形神论二题》，《天府新论》620．《中国古代唯心主义者历史观的基本错误和合理因素》，《中国哲学史研究》121．《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哲学》，《自修大学》122．《隋唐时代的哲学》，《自修大学》223．《欲与理》，《哲学范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024．《儒学与佛学》，《文史知识》625．《儒家人生哲学简论》，《百科知识》626．《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论》，《人与自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7．《早期儒家人格观及其现代意义》，《南京社会科学》228．《弘扬陈亮的精粹思想──在全国首届陈亮学术讨论会上的主题发言》，《中国哲学史》129．《儒道的人格价值观及其会通》， 《长白论丛》2 ，《新华文摘》7转载30．《传统人生价值观与现代化》，《人民日报海外报》531．《儒道佛人生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中国哲学史》(1─2)199632．《中国哲学与唯物辩证思想》，《教学与研究》 6 ，《新华文摘》2转载33．《先秦哲学：中国古代睿智之光》，《高校理论战线》1036．《先秦哲学与人类生存智慧》，《光明日报》19，《教育报》20，《新华文摘》6转载37．《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价值观》，《光明日报》22，《新华文摘》 1。 1．《读〈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哲学研究》22．《对中国佛教思想的研究与批判》，《人民日报》293．《文贵深沉──再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日报》84．《良好的开端──介绍〈中国哲学史研究〉创刊号》，《光明日报》55．《第一部中国哲学范畴史──评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人民日报》216．《一部有学术生命力的著作──再评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史研究》37．《在民盟中央召开的中年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发言－－发挥中坚和桥梁作用》，《群言》68．《佛教与中国文化》（访谈录），《光明日报》6。119．《佛教与中国社会》（访谈录），《社会科学评论》1210．《在五台山研究会首届学术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五台山研究》211．《中国宗教古迹一览·序》，《哈尔滨地图出版社》912．《把握自我，勤奋开拓－－治学漫谈》，《文史哲》4，《学者谈艺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13．《积极投身于开创当代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书院学报》第1期，114．《禅者的思考·序》，中国青年出版社1015．《中国宗教十年》，香港《法言》9，《世界宗教研究》216．《了解、改造、创新 ──张岱年、丁守和、方立天谈传统文化》， 《光明日报》 217．《积极开展宗教学研究》，《中国文化书院学报》第2期，118．《向读者推荐十本人文科学的书籍》，《中国图书评论》519．《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学术月刊》120．《历史的回响──评“太虚诞生一百周年国际会议”》，香港《法言》421．《超凡世界·序》，中国文史出版社622．《我与佛教研究》，《文史知识》723．《澳门文化起儒风》，《澳门日报》、《华侨报》3024．《重德、自强、宽容、爱国》（访谈录），《天津日报》2325．《刚健自强──谈中华民族精神》，天津《学术信息》第6期，199126．《民族精神的界定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哲学研究》5，《新华摘》7转载27．《〈文化：宗教与人系列论丛〉总序》，吉林文史出版社428．《深刻的反思科学的总结──评〈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光明日报》2129．《国情、开发、创新》，《中华文化论坛》创刊号，130．《孙中山文化观述评》，《学术研究》131．《中国传统文化的寻踪与阐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6（合作）32．《佛学研究的现代化与佛教中国化》，《瞭望》7─833．《宝岛台湾归来话佛教》，《法音》534．《宝岛台湾归来话佛教》（二），《法音》935．《佛藏辑要·序》，巴蜀书社1994（合作）36．《佛门大师评传丛书·序》，京华出版社937．《使人类向善，使世界光明──〈佛门大师评传丛书〉之缘起》，《佛教文化》138．《人生真相与生命意义的探求──〈禅心人〉序》团结出版社539．《一部富有开创性的力作──江灿腾〈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95 ─1995）》，《法音》7（合作）40．《宗教与未来社会》，《21世纪中国战略大策划，大国方略》，红旗出版社941．《宗教·生活·文化》（访谈录），《哲学动态》1042．《人文科学课题中的应有之义──重视开展宗教研究》，《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643．《不立文字，见性成佛》（访谈录），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644．《祝贺〈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出版》，《世界宗教研究》145．《〈张岱年全集〉五人谈》（之一），《光明日报》2646．《对当今世界宗教发展趋势的看法》，《中国宗教》247．《认真研究中国道教文化──〈中国道教史〉笔谈》， 《光明日报》948．《在普陀山佛学院的讲话》（摘要），中国佛教协会《研究动态》149．《宗教美学的新开拓》，《中国高等教育》450．《北大魂》，《青春的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451．《宗教与宗教学》，《慧泉》252．《融合互补：未来的文化走向》，《中华文化论坛》353．《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切入点是什么？》，《人民论坛》654． 《中国佛教2000 年──谈中国佛教的发展》（访谈录）， 《科学时报》2855．《跬步记述》，《哲人忆往》，中国青年出版社156．《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审美意识──在大型画册〈传世画藏〉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华读书报》257．《石峻与中国哲学研究》，《光明日报》18（合作）58．《深切怀念周叔迦先生》，《佛教文化》459．《“元神不灭论”：愚弄人的邪说》，《人民日报》1060．《我和中国佛学及哲学研究》，《学林春秋》三编上册第197─214页，朝华出版社1261．《宣扬‘世界末日’就是反人类》，《高校理论战线》2。62．《我和中国佛学研究》，《佛学研究》8，1999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63．《弘法利生：当代佛教的主旋律──“佛教在21世纪的使命”演讲比赛评述》《法音》5。64．《我与中国佛学》，《世界宗教文化》265． 《一代觉者， 百世师范──深切悼念赵朴老》， 《佛教文化》3\4。66．《我与中国佛学及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4。67．《〈佛教与儒、道的冲突与融合──以汉魏两晋时期为中心〉序》，《中国哲学史》3。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1、要有取有弃，对于优良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大力弘扬。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我们要予以摒弃。我们要弘扬的诗是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