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丛报》共发表各类文章共1378篇,其中涉及中国的文章占90%。作为主编的裨治文试图将有关中国的大量的信息传向西方,使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在马可·波罗、利玛窦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一步。和其他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传教士一样,裨治文在华30年,他认真学习汉文,潜心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悉心研究。从封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从统治阶级的法典到秘密社会的教规;从孔孟之道、儒家学术到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下层社会流行的歇后语;从古典名著到民间传说,《中国丛报》都作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有助于西方世界了解中国,起到了“开文学之路,除两地之坑堑”的作用。《中国丛报》发行20年,发表有关中国地理与地区划分的文章63篇,关于中国政治和政府的文章81篇,论述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文章33篇,介绍中国科学技术的文章27篇,评介中国语言文学的文章93篇,介绍中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文章60篇,介绍中国交通运输的文章26篇,中外关系类396篇,还有一些介绍中国自然气候、风土人情、宗教迷信等文章。所有这些约占整个文章的90%,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问题报道。作为《中国丛报》主要撰稿人,裨治文共撰写文章350余篇,卫三畏114篇,马礼逊91篇,马儒翰85篇,郭士立51篇,使《中国丛报》成为基督教来华传教士向海外宣传中国的重要阵地。《中国丛报》文章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介绍中国国情为主,另一种是时事报道与评论性文章。鸦片战争前,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情形不太熟悉的情况下,有关中国的报道不免有失实之处,如《广东记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说广州有座长5940尺、宽104尺的大桥;中国的山与山之间有成千上万的桥,中国南部某古城即有12000座桥。这种过分的夸张,在《中国丛报》上很少出现。裨治文等人的“办刊态度相当严谨,有一种学者的风度,在创刊词中即表明此种态度。他们对当时人的贡献是真实的报道,自然会发生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