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20第1版官网公告

胡琴，既是现代二胡、马头琴、四胡的前身名称，亦是我国诸多民族拉弦民间乐器的总称。在我国数以千计的民族民间乐器中，胡琴类拉弦乐器，是居于首位的庞大乐器族系，在各民族、各地区广泛流传，仅在汉族中，就有皮膜类的二胡(民间亦称南胡、嗡子)、高胡(粤胡)、京胡、京二胡、坠胡、中胡、革胡及板面类的板胡、椰胡、二弦等多种胡琴；而在蒙、藏、壮、彝、傣、瑶、佤、哈尼、朝鲜等20几个少数民族中，分别以木、竹、金属、葫芦、牛角、马骨为琴筒的独弦、二弦、三弦、四弦等名称不同、形制各异的胡琴，多达50余种。绚丽多姿的多民族的胡琴，广泛地应用于民间歌舞、弦索乐、丝竹乐、吹打乐、鼓吹乐等民间器乐，以及庙堂等多种宗教音乐之中。以此可以说明，胡琴类乐器，是我国最具有代表性、最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族民间乐器。　　胡琴类乐器，不但盛传于中国各地，由于千百年来中外文化交流，亦广泛流传于东南亚一些国家，如朝鲜与韩国的奚琴；日本清乐中胡琴:携琴(似四胡)、提琴(似板胡)及三弦提琴(亦称“小弓”、“胡弓”)；越南古代木槽二弦的丐弹胡琴(相当于今日的chainhi )柬埔寨的变种三弦(toikhmer)；泰国的三弦萨乌山塞(Saw sain sai)；缅甸三弦(tro)等等。(注:(日)林谦三《东南亚乐器考》，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千百年来，胡琴类乐器一直在中国及东亚地区一些国家的音乐文化史和人民群众生活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国内外的史料中均有不同的记载，中外音乐史学家亦有诸多论述。对于胡琴类乐器的渊源、历史沿革、发展脉络，已基本清楚，但其中某些环节，尚有模糊不清、各执一说、甚至似是而非、误解和讹传的情况。由于胡琴类乐器的发展与蒙古族的乐器史有着密切关联，胡琴类乐器的重要分支马头琴、四胡又是蒙古族最有代表性的古老传统乐器，所以笔者就此谈些浅见，以期有益于关于胡琴类乐器更深入的研究。 　　1、胡琴的前身——奚琴　　胡琴的前身，可追溯到唐代的奚琴。宋·陈＠①《乐书》载:“奚琴，出于弦鼗，而形亦类焉，奚部所好之乐也。盖其制，两弦间以竹片轧之，至今民间用焉。”宋·欧阳修亦有“奚琴本出奚人乐，奚虏弹之双泪流”的诗句。由此可确认，奚琴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奚人传入中原的乐器。根据《乐书》所绘图观之，琴筒呈圆形，确似拨浪鼓，竹杆，二弦，但无千斤，琴轴设置与现代胡琴类的琴轴相反。 2、奚琴于盛唐传入中原，亦名“嵇琴” 　　奚琴是何时传入中原的，陈＠①《乐书》和欧阳修的诗句中并未予说明。我们只能根据史料分析判断。史载，奚人本属东胡族系，与契丹族“异种同类”，汉时称乌桓，元魏时“与契丹分背”，自号“库莫奚”，隋唐时期始简称“奚”。(注:见《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可见，奚琴传入中原的时间，不可能早于隋唐。另外，由于“奚”、“嵇”同音通假，故在唐朝，奚琴亦称嵇琴。这在唐·孟浩然《池亭诗》中早有所云:“竹引嵇琴入，花邀戴客过”。而孟浩然(689—740年)的创作成熟期正值盛唐时期(712—762年)，由此可知，奚琴(嵇琴)最晚也是在盛唐前就已存在了。所以，某些有关中国古代音乐史的论著中称:“胡琴类拉弦乐器，在唐为奚琴，在宋为嵇琴”。“到了南宋时期，奚琴改名为嵇琴”(注: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样的说法均欠准确。另外，关于嵇琴的由来，宋·陈元靓《事林广记》有云:“嵇琴本嵇康所制，故名嵇琴”。对于此说，诸多中国音乐史和乐器志、艺术辞典中，都有所引，但未见分析。(注: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辞典》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辞典》(民出版社，1991年)等。)而以笔者所见这恐怕是望文生义了。因为，其一，嵇康是魏晋时期音乐家，其时，除陈元靓“嵇琴本嵇康所制”之说外，无任何史籍证明嵇琴的存在；其二，嵇康生于公元224年，公元263年为司马昭所杀。在他有生之年，奚人尚属鲜卑宇文部的一支，直到公元4世纪末，才与“契丹相背”分立，“自号库莫奚”，而到隋唐时改称“奚”，那已是6世纪末、7世纪初的事了，前后相距至少有300余年。“皮之尚无，毛由何生”。所以“嵇琴本嵇康所制”之说，是难以成立的。　　3、宋代嵇琴的高度发展和马尾胡琴的产生　　奚琴虽然是唐代传入中原，但当时并未得到重视，却是到了宋代才广泛流传，无论宫廷还是民间，均盛行演奏嵇琴。对此宋史料中多有记载。如宋《都城记胜》云:“瓦社中的细乐常用箫、管、蓁、嵇琴、方响之类合奏”。《乐书》亦云:“至今民间用焉”。由此，宋代出现了技艺精湛的演奏琴师，沈括《梦溪笔谈》云:“熙宁中，宫宴。教坊伶人徐衍奏嵇琴，方进酒而一弦绝，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终其曲。”足见徐衍演奏技巧的高超程度。 　　奚琴在中原发展为嵇琴的同时，在北方广袤的草原上也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对此，虽然未有确切史料可查，但唐宋时期，是北方草原众多少数民族频繁更迭、不断分化交融时期，其中奚族就已逐渐分化，并分别与契丹、女真、蒙、汉各族融和，奚人代表性乐器奚琴也自然会为草原各少数民族、甚至中原汉族所接受并广泛流传。宋·沈括在《梦溪笔谈》记载了他赴fū＠②延(今延安)督军防御西夏时，曾“制凯歌数十首，令士兵歌之”。其中第三首曰:“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寄书。”可见，到了宋朝，奚琴早已在西北草原演化成先进于中原竹擦嵇琴的弓擦马尾胡琴了。 　　沈括作歌是宋元丰五年(1082年)，而晚其20年后成书晋宫的陈＠①的200卷巨著《乐书》中，却未见马尾胡琴的记载。 此事颇令中外民族音乐学家和史学家费解。“不无使人迷惑”(注:(日)林谦三《东南亚乐器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其实，此事也非“不可解”，在此以笔者拙见，探讨一、二。其一，马尾胡琴虽然在西北方草原产生和流传，甚至传入宋驻边的军队中，但尚未传到中原。须知，在古代，一件乐器的传播是非常困难和漫长的。以曲项琵琶为例，据史料记载，约在公元350年前后，就由波斯通过印度传入了中国北方， 而传到南方的时间却是200多年以后，直到公元551年才见著文字记载(注: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古代一件乐器传播速度如此之慢，陈＠①对于马尾胡琴无从得知，亦是自然和可能的；其二，陈＠①的200卷《乐书》巨著，确实功不可没， 但由于他是一个十足的复古主义者，保守狭隘和陈腐落后的音乐观，使他反对音乐史的新因素、新观念(如音阶中的变音和二度音等)，特别反对民间音乐、少数民族和外域音乐。(注: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由此也可推想，陈＠①或许知道马尾胡琴的存在，但他是否不屑一顾、视而不见或听而不闻，也未可知。所以，在他的《乐书》中只字未提马尾胡琴，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论陈＠①是“无从得知”，还是“不屑一顾”，宋《乐书》中未有马尾胡琴的记载，确是千古遗憾。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只是从《梦溪笔谈》中了解到宋末年间西夏产生了马尾胡琴，却无法得知其确切形制。由此造成对马尾胡琴形制的不同推测，一般史料中，多是对其形制避而不谈，或不加分析地自然认为是嵇琴式的筒形胡琴，与嵇琴的区别只是竹片擦弦和马尾弓擦弦的区别。唯独在《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辞典》的“马头琴”条目中云:“马头琴”，又称“胡兀尔”、“胡琴”、“马尾胡琴……”，但又言之无据。当然，笔者亦倾向于认为“马尾胡琴”可能就是“潮兀尔”(马头琴的前身)。因为在沈括作歌的公元1082年宋末和辽王朝时期，蒙古族已在北方草原迅速崛起，并于1206年以武力统一了蒙古高原，建立了蒙古帝国，其间，胡琴——潮兀尔与胡兀尔，早已普遍使用于祭祀和征战中(注:《内蒙古历史概要》中云:“十二、十三世纪时……祭祀时奏忽忽尔”(即胡琴)。)。但宋代马尾胡琴之形制究竟如何，仍有待继续探讨和考证。4、奚琴在北方的流传与演变 　　奚琴在中原演变为嵇琴、在西北草原演变为马尾胡琴之后，约于宋末(即高丽睿宗时代)也传入东北牡丹江镜泊湖、东镜城和高丽国其它地区，逐渐为朝鲜族所喜爱，乃至成为我国延边朝鲜族和朝鲜半岛人民最有代表性的乐器之一。明代朝鲜的《乐书轨范》载:“奚琴，以黜檀花木(刮青皮)，或鸟竹、海竹马尾弦，用松脂轧之。”由此可知，至少于明代，奚琴在朝鲜已是木擦和弓擦并存的两种形制乐器了。而据《乐学轨范》的绘图来看，奚琴是竹杆、弓擦、琴轴反置，有了千斤，而且琴筒也不再是拨浪鼓似的扁圆鼓形而改为长筒形，即比较接近现代胡琴类乐器了。(见图2) 　　诚然，奚琴在北方草原上的继续发展并非只是朝鲜奚琴，在北方其他少数民族中，亦有其不同的变体。如《清史稿》一○一卷载:“奚琴，刳桐为体，二弦，龙首，方柄，糟长与柄等。背圆中凹，凿空纳弦，绾以两轴，左右各一。以木系马尾八十茎轧之。”清《皇朝礼乐图式》卷九中有其绘图(见图3)。此种瓢状音箱形制奚琴， 容易使人误解为是马头琴的前身——“潮兀尔”(注:赵双虎《蒙古族四胡二题》，载于《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实则只是形似而已。“潮兀尔”同时在《皇朝礼乐图式》卷九中绘有琴图(见图4)。 但此种奚琴，其后未流传下来，很可能是由于与潮兀尔过于近似而合二为一，或被潮兀尔取代而淘汰了。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筒形奚琴这一古老乐器，至今仍在流传于我国北方蒙古族(内蒙古东部及辽宁、黑龙江等蒙古族居住区)、朝鲜族(延边)民间之中，而且仍保持其古老母体的“音色柔和、纤细”、音域不宽的特点(注:《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辞典·奚琴》， 民族出版社， 1991年，第505页。)，蒙古族称其为奚胡或胡乎。更有趣味的是，至今福建南音中的二弦，其筒形、反装琴轴，与古老的奚琴十分相似(注:《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页。)。　　　　需要说明的是“胡琴”这一称谓，并非始于元代，早在唐代就已有之。不过在唐代，胡琴是泛指我国少数民族和西域传入我国的乐器，即胡人乐器之意。其时，一般多是指弹拨乐器，如琵琶、胡雷等。由此，使得国外民族音乐学家误认为胡琴在唐代就是琵琶的别名(注:(日)林谦三《东南亚乐器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对此笔者将在另文中专述。

根据教育局规定，已经没有明确一本、二本的概念。内蒙古艺术学院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是教育部于2015年批准设立的本科类高等艺术学校。是内蒙古自治区独立设置的本科高等艺术学府。学校前身是创建于1957年的内蒙古艺术学校；1987年3月，国家教委批准，内蒙古艺术学校并入内蒙古大学，成立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2015年4月，教育部批准，在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基础上独立设置内蒙古艺术学院。院系概况：学校设有8个教学单位，1所附属中等艺术学校；学科专业设置以艺术学门类为主，涵盖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5个一级学科，文化产业管理1个二级学科，24个本科专业（含专业方向）。学科建设：据2018年11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拥有3个一级学科学术学位硕士授权点、8个专业领域的艺术硕士（MFA）专业学位授权点。硕士专业学位授权领域：音乐、舞蹈、戏曲、美术、艺术设计、艺术系理论等。一级学科硕士授予点：音乐与舞蹈学、美术学、艺术学理论。内蒙古艺术学院的专业有：法学、保险学、国际商务、土地资源管理、工商管理、财政学、税收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汉语言文学、英语、资产评估、物流管理、知识产权等专业。食宿条件：学院要求学生全部在校内住宿，宿舍由学院统一安排。实行公寓化管理， 6-12人一室，独立卫生间，另外寝室内配有衣柜和学习桌，并且宿舍预留有宽带接口。宿舍楼设有洗衣间、晾衣间，校园内还设有超市、浴室、理发店、书店、水果店。师资队伍：据2018年11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拥有教职工近600人，其中有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1人，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1人，国家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1人，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1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人才1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3人，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4人，自治区“杰出人才”奖获得者1人，自治区文学艺术突出贡献奖获得者3人，入选自治区“新世纪321人才工程”一层次人选4人，自治区“草原英才”人选6人，自治区“草原英才”创新团队带头人4人，自治区级“四个一批”人才1人，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1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1人，内蒙古舞蹈家协会主席1人，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1人，内蒙古美术家协会主席1人，自治区教学名师2人等。教学建设：据2018年11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拥有国家级精品课程1门，国家级特色品牌专业1个，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1门；自治区级精品课程6门，自治区级品牌专业10个，自治区重点建设学科1个，自治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先后建立了“内蒙古蒙古族青年合唱艺术人才培养基地”、“内蒙古动漫产业研发与人才培养基地”、“内蒙古皮革艺术产业化项目示范基地”、“自治区高校民族艺术研究基地”、民族艺术教学与研究基地、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与传承基地”等。科研成就：据2018年11月学校官网显示，该校音乐学院教师出版学术专著64部，作品专集28盘，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1000余篇，创作作品146首，成功举办“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九届年会”“第三届全国旋律学研讨会”“中国呼麦暨蒙古族多声音乐研讨会”等大型学术研讨会数次，获批省级以上科研项目30余项；曾获世界合唱比赛、国际呼麦比赛、国家“金钟奖”、“金芦笙”、“神州唱响”及自治区各类比赛金、银、铜奖励430余项。据2018年11月学校官网显示，该校舞蹈学院教师创作、学生表演的许多舞蹈作品先后在中国舞蹈“荷花奖”、“桃李杯”等国家级舞蹈大赛中获奖，并多次荣获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艺术创作“萨日纳“奖等。从1999年至2018年，舞蹈学院师生参加重大演出实践与文化交流上百场次，其中包括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双拥晚会、联欢晚会；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内蒙古电视台（蒙、汉语）春节晚会；历届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文化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昭君节”等大型演出。据2018年11月学校官网显示，该校影视戏剧学院共成功举办了八届戏剧·朗诵节，演出剧目49余场。二人台原创轻喜剧《太春发财》受邀成为上海·中国校园戏剧节展演剧目，主演学生张恒获“戏剧之星”的荣誉称号；原创儿童剧《阳光少年七彩梦》受宣传部委托在全区巡演；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孙伟以作品《嘎达梅林》获第十一届齐越朗诵节“金奖”和“齐越奖”。据2018年11月学校官网显示，该校美术学院教师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科研创作项目70余项，出版学术著作、个人作品集等近50部，在国家级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获得“全国美术作品展”“北京国际美术作品双年展”等国家级奖项近20人次，获省部级奖项300人次，在海外举办个人展览10余人次，一批优秀的作品被国外美术机构收藏。据2018年11月学校官网显示，该校新媒体学院师生在CSSCI及核心期刊发表论文62篇，科研教学获省部级以上奖22项；主持和参与包括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以上项目26项；学生100余部动画短片、插画、影视广告、网页设计在国内外各类动漫大赛中获奖及展映。其中，2005年，首届动画专业毕业生作品《巴特尔的约会》获中国动画学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动画成就奖”。据2018年11月学校官网显示，该校文化艺术管理学院教师获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自治区社科重点招标课题2项，自治区人民政府决策咨询课题1项，自治区社科规划类项目8项，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1项。

01、“禾库剪纸与踏虎凿花的差异性初探”，《装饰》，2014年第11期；02、“凤凰苗族祭祀法器的基本类型与社会功能”，《装饰》，2014年第1期；03、“中原地区丧葬纸扎的类型与工艺”，《装饰》，2013年第4期；04、“凤凰纸扎及其民俗意味”，《装饰》，2012年第4期；05、“马王堆文物所见轪侯家族的日常生活与时尚”，《装饰》，2011年第3期；06、“当‘小清新’遭遇‘大时代’”，《美术观察》，2013年第12期；07、“高校的缺位和民间的坚守：十年工艺美术研究反思”，《美术观察》，2013年第11期；08、“艺术古籍的选编和译介应心存敬畏”，《美术观察》，2013年第3期；09、“异地迁建与消失的文化‘场’”，《美术观察》，2012年第12期；10、“文字错误与编者责任意识的缺失”，《美术观察》，2010年第8期；11、“设计为人：一个中国设计的基本命题”，《美术观察》，2010年第3期；12、“‘受伤’的《中国美术史》：以对马王堆汉墓出土美术品的叙述为例”，《美术观察》，2010年第2期；13、“坚守中国‘人’的底线：谈当代中国美术评价体系的构建”，《美术观察》，2009年第1期；14、“由‘亲亲’及‘爱人’：兼谈二十四孝与民间艺术的伦理图式”，《美术观察》，2008年第5期；15、“不应缺席的设计理论研究”，《美术观察》，2008年第2期；16、“关于设计历史研究的三点思考”，《美术与设计》，2010年第4期；17、“从马王堆《导引图》看中国传统体育与艺术精神”，《美术与设计》，2008年第4期；18、“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中线条情感语言刍议”，《艺术评论》，2007年第7期；19、“马王堆漆器纹饰构成法则再探”，《中国美术馆》，2014年第5期；20、“苗族银饰的文化渊源及美学意蕴”，《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4年第5期；21、“旅游开发与少数民族手工艺生态的破坏”，《艺术生活》，2014年第6期；22、“凤凰苗族银饰的流变特征”，《艺海》，2013年第9期；23、“凤凰古城银饰旅游产品市场调查”，《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24、“德榜苗族银饰锻制技艺的现状调查”，《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25、“马王堆装饰艺术造形特征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26、“传统古籍版式设计美学三题”，《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27、“马王堆漆器纹饰构成法则初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28、“国画程式浅谈”，《艺术研究》，2008年第2期；29、“飞天的美学意蕴”，《艺术探索》，2007年第2期；30、“设计历史研究的三点思考”，发表于“上海设计与中国现代设计史写作学术研讨会”，收入《设计学研究2012》，人民出版社2012年；31、“马王堆装饰艺术色彩特征探微”，发表于“首届全国设计学青年论坛”，收入《设计学论坛》第1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32、“屠隆《考槃馀事》初考”，收入《东吴文化遗产》第4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