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族历史与文化研究期刊投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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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布依族的研究，一直是我国西南民族研究中比较活跃的领域，近十年发表和出版的论著表明，布依族研究继续向深广方面发展。本文拟就1990年以来关于布依族研究的主要成果分专题综述于后，以展示这一问题研究的新动向。　　一、文化和宗教研究　　关于布依族文化的研究，是近十年布依族研究中兴起的热点问题之一，主要论著有：王尧主编《中华文化通志第3典——布依族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内容包括布依族的概述、语言文字、民族文学、民族艺术、科学技术、教育和体育、生活习俗、婚姻丧葬、传统节日、德行和宗教等等。杨昌儒《现代布依文化二元论》认为：现代布依文化是原始文化与封建文化的二元复合体。该文从布依社会组织结构、布依婚姻制度、布依经济生活以及语言与文字等四个方面论述了现代布依二元文化的表现形式。马启龙、王德龙《试论布依族服饰文化》一文，则从服饰与地理环境、服饰与农耕经济、服饰与图腾崇拜、服饰习俗与文化心态、服饰与审美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布依族服饰的产生、功能、意义、内容、形式等文化形态。吴承旺《布依族农耕文化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一文，认为：布依族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布依族文化的形成、变化和发展方向。布依族以稻作农耕为特色的农业文化，达到今天的文明，经历了从原始群到氏族社会——农奴时代生产方式漫长的演变过程。伍文义《贵州高原布依语反映的地名及其稻作文化》一文，分析了现今布依族地区地名的构成特点，从中指出布依族地区地名反映出浓郁的稻作文化特征。（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第3期，1993年第4期，1998年第2期）。金泰安等《汉、布依两族对饮酒认识的跨文化研究》认为：第一，布依族群体对饮酒持正面态度的人数多于汉族。第二，两族群体对饮酒认识的差异在“饮酒行为认识”和“饮酒量认识”两因子中更明显。由于饮酒认识上两族存在差异，因而导致了两族各具特色的饮酒文化背景。谷因《布依族“六月六”节探源》认为：布依族“六月六”节主要是一个祭祀性节日，它来源于古代传说六月六日为大禹生辰和祭祀禹的风俗。布依族“六月六”节祭祀社神习俗的文化内涵，都可以从古代有关禹的传说中寻觅其根源（上文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1996年第1期）。王芳礼《布依族的铜鼓文化》（《民族》1995年第8期），作者从高超的铸造工艺、用途广泛的乐器、沟通人神的灵物等方面论述了布依族铜鼓文化的特点。黎汝标《论布依族对古越稻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贵州文史丛刊》1992年第1期）一文，从布依名称与稻作文化、布依族对古越人稻作栽培技术的继承与发展、从稻作祭祀到节日文化等方面论述了这一问题。罗漫《再论布依族与上古夏、越文化的可能联系》（《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则探讨了布依族先民与东海古越人和中原夏人的文化联系。此外，论述布依族文化的论文还有：谷因《布依族崇龙文化探略》（《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罗世杰《浅谈布依族传统节日的地域特征》（《南风》1991年第4期）、马启忠等《布依族民间信仰的稻耕文化特点》、黎汝标《布依族于栏建筑与稻作文化》（上文均为《民间文学论坛》1990年第3期）、朱德普《罗平布依族历史文化琐记》（《昆明社科》1994年第4期）等文。　　关于布依族宗教的研究。主要论文有：周国茂《布依族摩教三题》一文，从摩与布摩、摩教与摩经、“殡凡经”的产生时代及其发展问题等方面论述了布依族的摩教。周国炎《布依族摩经古词研究》认为：布依族摩经是一种韵文体裁的、以口头或准书面形式在布依族祭司集团中流传的宗教经典。其中的绝大部分由祭司在丧葬仪式上吟诵，因此又称为丧葬经。该文从布依族摩经及摩经语言、摩经中的部分古词分析等方面对布依族摩经的古词进行了分析研究。伍文义《简论布依族的祭龙仪式与龙崇拜观念》认为：布依族的龙崇拜观念集中表现在传统信仰和传统祭祀礼仪之中，反映了布依族人民企盼“人与自然和谐、林茂粮丰、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古老而纯朴的感情。（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1995年第2期、2000年第3期）。吴晓秋、唐文元《盘江流域布依族丧葬中的铜鼓》（《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2期）认为：在丧葬中，布依族使用的铜鼓仿佛超凡脱俗地有了生命和灵感，亡者通过它安然离去，生者通过它得到慰藉。可见铜鼓在布依人的心目中，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器物，而是神灵的化身，具有召唤祖先，通告亡魂，传递信息的作用。周国茂《布依族“殡亡”的社会功能》（《南风》1995年第1期）认为，其社会功能主要有：尽孝与宣泄、分痛生死、社会统协、社会伦理教育、社交和娱乐等五个方面。谷因《布依族鱼图腾崇拜溯源》（《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认为：布依族的鱼图腾崇拜遗迹，是古越人鱼图腾崇拜的延续，其源可溯至曾以鱼为图腾的夏族原始先民，这是布依族深层文化具有夏文化因子的又一例证。　　二、文学艺术研究　　关于布依族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近十年发表和出版的主要论著有：何积全、陈立浩主编《布依族文学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分为四编，主要内容有布依族的远古文学、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作者还着重介绍了布依文学产生和发展及社会历史背景、布依族文学的分类、特点和历史分期等。韦兴儒等编《布依族摩经文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则对布依族摩经文学的产生、发展、内容等进行了系统介绍。陈立浩、杨华《理想中的英雄群象图——简论布依族传说故事》一文，论述了布依族各种英雄人物的传说故事，以及他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谷因《简论布依族民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一文，则论述了布依族民间文学中成功地塑造的各种女性形象。（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2001年第2期）。刘开端《布依族谚语：智慧和精神的结晶》（《南风》1997年第4期）认为：布依族谚语以其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以及深刻的文化意蕴，表达了布依族人民的思想观念，充分体现了布依族的民族精神。谷因《布依族神话史诗〈安王和祖王〉与舜、象故事》（《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认为：这两个故事所以甚相类似，是因为本为一同源故事，而布依族历史文化来源则与古代东夷族有关，因此布依族的《安王与祖王》故事，可能是舜象兄弟故事在布依族原始文化中的遗存形式。此外，祝注先《中国少数民族诗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也有专节介绍布依族的诗歌。　　关于布依族艺术方面的研究，主要论著有：贵州民委古籍办、黔南州民委编《布依古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共776千字，内容包括布依族的造物古歌、风俗古歌、爱情叙事古歌三大部分。李云飞《布依族傩戏探秘》，从布依族丧葬活动中的哑剧《绕棺》、布依族傩戏的发展，接受外来文化后布依族傩戏的演变等方面，论述了布依族存在傩戏的事实。一丁《布依傩与布依析辨——兼谈“布依族傩戏探秘”》，则对李云飞的观点提出质疑：第一，黔西南布依族是有“傩”的，但并未发展成为“傩戏”。第二，布依戏的形成并非是由于“傩”的影响，而是由民间“八音”衍变、发展而成的民间戏曲剧种。桂梅《布依戏侗戏艺术特征探微》，该文就布依戏、侗戏这一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探究。桂梅、秦枫《布依戏纵横谈——对布依戏源流沿革的再认识》认为：布依戏产生约有近百年，原断代“三百年”之说不甚准确。（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1991年第2期、1992年第1期、第2期）。有关布依族艺术方面的研究论文还有：石尚彬《试论布依族民间说唱的艺术特色》、杨昌儒《布依族对歌文化初探》、贺又宁《布依族情歌语言的审美特征与人的审美意识》（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1999年第2期、2001年第1期）。一丁《布依族民间乐器》《布依族民歌衬腔述略》，陈荣贵、王辉祥《布依族民歌初探》（分别为《南风》1990年第4期、1992年第5期、1997年第6期）。此外，纪兰慰、邱久荣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也有专节介绍布依族的织布舞、刷把舞、铙钹舞、香花舞等。一丁还出版了一本《布依族民间音乐研究文集》（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三、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研究　　关于布依族经济发展的研究。王芳礼《略论布依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认为，加快布依族地区经济发展，应侧重抓好以下几点：一是把长远的战略发展规划与当前的具体目标结合起来。二是充分发挥布依族地区的自然优势，使之变为生产优势。三是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省内外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到布依族地区合作开发，大量引进外地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韦启光《布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思考》一文，从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出发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走向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布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马启忠、王德龙《布依族地区市场经济机制探讨》一文，则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布依族地区如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伍忠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布依族地区经济的思考》一文，通过对布依族地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条件的分析和制约因素的剖析，提出了如何发展布依族地区经济的若干对策。李俊峰、岑红《试论布依族传统生产性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一文，探讨了布依族生产性文化的特征和表现，并揭示了其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利弊（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1992年第4期、1994年第4期、1996年第1期、1997年第1期）。有关布依族经济发展的论著还有：张天路、陈秀英《布依族人口现代化与民族繁荣浅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敖行维《织金布依族与市场经济》、赫广义《加快劳务输出步伐，促进织金布依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两文均为《毕节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陈有升、丘桓兴《苗岭布依的民俗与旅游》（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关于布依族科学技术的研究。主要论文有：刘世彬《布依族蜡染起源初探》认为：布依族蜡染起源于古代的文身，是古代骆越族文身习俗延续、外化的产物。因而蜡染也就成了服饰的源头之一。黎汝标《布依族色织布工艺研究》认为：在布依族色织布工艺流程中，最为重要的是纺纱、练染、编排、织布等四个环节。又在《布依族天文历法探究》中认为，布依族历法的特点有：第一，布依族“多层天地观”反映了布依族人民的唯物主义思想。第二，布依族的天文谚语和歌谣，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天文思想，同时也是其天文技术的教科书。第三，布依族历法虽以“天于”纪年、纪月、纪日、纪时，但其谈法、称谓却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其内涵与外延比“天干”更为深广（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1994年第1期、1993年第3期）。巴娄、黄琳《苗、布依、仡佬族民居横向扫描》（《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3期）一文，则有专节介绍布依族民居的建筑、特点和民族特色。　　四、民族学调查和语言文字研究　　关于布依族的民族学调查研究。主要论著有：高发元主编《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布依族》（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是对罗平鲁布革乡多依村布依族村寨的全面民族学调查，内容包括布依族的历史、人口、经济、家庭婚姻、村民自治、习惯法、文化、教育、宗教、医疗卫生与科技进步等诸方面。杨南丽《八大河布依族妇女生育现状的实证研究与思考》认为：八大河布依族妇女生育重男轻女思想仍较为突出，但性别价值取向有了一定的转变，即重生男、不嫌女。该文还就八大河布依族妇女生育现状提出了四条建议。又在《少数民族农村社区文化生活与精神文明建设——以云南罗平多依村布依族调查为例》中认为：多依村布依族目前的农村社区文化不能适应村民不断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鉴于此，建议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强化基层组织的引导职责，以传统的农村家庭功能为依托，努力探索有地区特色的社区文化发展模式。朱冬《八大河布依族妇女生育观现状调查分析》，作者对罗平八大河乡布依族妇女生育现状民族学调查后认为：她们的生育观与计划生育政策有一致的地方，但也有非理性的因素（上文分别为《思想战线》1994年第4期、2001年第3期、1999年第2期）。彭雪芳《变迁中的布依村寨——贵州省册亨县巧马镇昔岩布依村寨社会调查》一文，论述了南昆铁路的修建对一个布依族村寨在语言、服饰、居住、宗教、婚姻、观念意识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和变迁。覃敏笑《布依族社会传统文化及其变迁——以普定县为考察个案》认为，该县布依族社会传统文化变迁在以下几个方面：农业稻作文化的传统及变化，手工业及其文化特征，商业及其发展变迁，教育、大学及变化，服饰文化及变迁，居住文化及其变化，婚姻关系及其变化，节日文化、宗教信仰及丧葬习俗等等（上文为《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1999年第3期）。高登荣《一个布依族社区中的文化变迁与保留》（《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认为：云南罗平县八大河村布依族的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正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变迁。然而，变迁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内涵的全部丧失，在八大河村布依族的传统文化仍然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发挥作用，新旧文化特质并存，是现今八大河村布依族文化的特点。有关布依族民族学调查的论文还有：伍文义《浅谈布依族古代狩猎习俗：平塘县上莫乡专业猎户的个案分析》（《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关于布依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主要论文有：黄伟《试探布依族语言的文化价值》，该文从现行的布依语口语材料出发来透视布依语的文化现象，如历史进程、稻作文化、民俗事象，以及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等。伍文义《布依语与泰国语的语音比较研究》认为：泰语与中国布依语的语音构造特点是两者的元音系统都发展得很好，元音数量很多、辅音很少。该文还就泰语与布依语的对应关系及其语音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论述（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1999年第1期）。吴启禄《论布依语动词虚化》认为：布依语中，有一些常用动词，在日常口语和某些语言环境中常有虚化的现象，这是布依语动词的重要特点之一。又在《布依语若干难句、特殊句析疑》中认为：布依语中的难句、特殊句，如果能从语言学知识上予以解释清楚，会对布依语语法的发展史提供某些线索。该文还试析了十个例句（分别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1998年第1期）。论述布依族语言的论文还有：曹广衢《布依语指示代词的弱化用法和语法功能上的特点》、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布依文试验推行调查总结》（上文为《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1996年第1期）。黄伟《望谟县布依语地名琐谈》（《地名知识》1991年第1期）等文。　　五、综合性研究和其他方面研究　　关于综合性研究，其主要论著有：王伟等著《布依族》（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是一本民族知识丛书，内容包括布依族的族源、经济、人口分布、生活习俗、民族风情、文学艺术、革命斗争等。自贵州布依学会编《布依学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本有关布依族的论文集后，以后又先后出版了多集论文集，主要有：贵州布依学会等编《布依学研究之二》，该书主要收录有关布依族经济问题的研究，以及历史、语言、民俗文化及医学方面的文章48篇。贵州布依学会、黔西南州民委编《布依学研究之三》，该书是有关布依族“南笼起义”的专题论文集。贵州布依学会、安顺地区民委编《布依学研究之四》，该书收录了有关布依族的教育、族源、行政管理，以及经济、人口、旅游、法制建设等方面的论文41篇。贵州布依学会、六盘水市民委编《布依学研究之五》，该书收录了有关布依族的现实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以及布依族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论文56篇，贵州布依学会、中共毕节地委统战部编《布依学研究之六》，该书是一本有关布依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文化研究的论文集（上书分别为《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1993年版、1995年版、1997年版、1998年版）。此外，云南省罗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罗平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主要内容包括了布依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分布、医疗卫生等等。　　关于布依族其他方面研究。主要论文有：王国勇《布依族传统议榔组织对当今乡村建设的意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认为：布依族传统议榔组织在组织管理、决策中的民主、平等思想；“做官要为百姓苦”的公仆意识；生产、管理中的求是务实精神；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政治精神；“人间祖国亲”的政治认同等都对现在的村民委员会建设有着极大的参考借鉴价值。赵一君《布依族第一位有史可考的教育家——莫一俦》（《民族教育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明清两代由于比较重视贵州的民族教育，因此，涌现出一批少数民族人才，在教育方面，尤以布依族莫一俦最为突出。该文着重介绍了莫一俦对贵州民族教育的贡献。伍文义《简论布依族地区学校教育的产生及发展》（《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一文，则论述了布依族地区学校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及其对布依族发展的重要作用。龙平久《浅释布依族建筑的精神寓意》（《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一文，从传说的宇宙自然观对住宅建筑的影响、宗教观念与建筑群落的室内空间结构及其功用等方面论述了布依族建筑的精神寓意。黎汝标、梁朝文《布依地区类型分析》（《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6期）认为：布依族地区记录了布依族先民繁衍的遗迹，再现了布依族某些习俗的由来及其信仰。同时，它又是具有很强的科学性。陈立浩《论布依族的风物传说》认为：有关布依族风物的传说，一是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二是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和鲜明的传奇性。韦启光《布依族的民族精神》认为：布依族具有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有高度重视人的作用的人本主义精神。民主、平等思想。求是务实精神。重视群体协和的贵和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等等。雷广正、伍文义《布依族爱国人士王海平述评》认为：王海平从一个爱国民主人士成长为一个革命者，是我党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光辉胜利。王鸣明《浅谈布依族神话和民间故事中的哲学思想》一文，对布依族神话和民间故事中的具体体现出的自然观道德观、进行了分析，从中可窥布依族哲学思想之一斑（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1995年第3期、1997年第3期、2001年第4期）。黄争流《布依族妇女服饰与审美》（《南风》1990年第2期）一文，从服饰格局与气候特征、服饰颜色与年龄、花纹图案与审美情趣等三方面，论述了贞丰布依族服饰不同的格局，色彩图案及其所反映的妇女的审美情趣。有关布依族其他方面的研究论文还有：杨宗丽《从布依族的良风美俗看其伦理道德观》（《道德与文明》1990年第3期）、韦正江《试论布依族的道德观》（《南风》1991年第4期）、颜勇《论“南笼起义”历史背景经验教训及意义》（《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吴承旺《从自然崇拜到生态意识：浅谈布依族的生存智慧》（《理论与当代》1997年第8期）、周国炎《“越、濮、僚、夷、仲”与现代布依族称关系试析》（《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罗漫《布依族族名、族源与文化丛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等文。关于布依族族源的研究，由于有的同志已作了综述，因此本文就未作涉及，见谷因《布依族族源研究综述》（《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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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依族历史 　　　　我国的布依族主要聚居于黔南、黔西南两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及安顺市和贵阳市，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铜仁地区、遵义市、毕节地区、六盘水市及云南的罗平、四川的宁南、会理等地也有分布。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布依族人口数为2971460。使用布依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与壮语有密切的关系。壮语北部方言和望漠、册亨、独山、安龙、兴义等县的布依语基本相同。布依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没有文字，一直用汉文，建国以后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方案。　　　　布依族的先民，一般被认为是由“百越”的一支发展而来。布依族自称“布依”、“布雅伊”、“布仲”、“布饶”、“布曼”，这可能是古代“僚”、“蛮”、“仲家”、“蛮僚”、“俚僚”、“夷僚”称谓的来源。从民族语言、古称、自称及地理分布考察，布依族与壮族有同源的关系。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布依族、壮族都称为“俚僚”、“蛮僚”或“夷僚”，五代以后，布依族称“仲家”、宋代壮族称为“僮”。“仲”与“僮”仍然是同音异写。后来由于长期分居，经济文化生活及风俗习惯产生了差异，便逐步形成了布依与壮两个民族。也有人认为布依族是由“百濮”的一支发展而来；还有人认为战国晚期到西汉的“夜郎”国与今日的布依族有渊源关系，因为夜郎辖地的中心地带在今盘江(古称豚水)流域，而盘江地区历来是布依族的聚居区。　　　　布依族地区出土的两汉时期文物，如青铜犁、锄和铁制锄、锸、铲等适用于稻田耕作的农具及稻田模型，与《史记》所记夜郎之民“椎髻、耕田、有邑聚”的情形互相印证，说明布依族是一个古老的种植水稻的农业民族。汉王朝对古夜郎的开拓和封建郡县制度的确立，历魏、晋、南北朝，大姓势力日益强大，阶级分化日益加深，封建领主经济逐步形成。唐代，中原王朝在布依族地区设置了一些羁縻州县，以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刺史，世袭其地。五代时，增设了“八蕃”土司。宋朝继续推行“羁縻政策”，分别授予当地首领以刺史、司阶、司戈、将军等职衔，分别划归四川路、湖南路和广南西路节制。元代置罗甸宣慰司(安顺地区属其地)、顺元路军民安抚司(贵阳地区)、都匀军民府(黔南州部分县属其地)、于矢部万户所(兴义地区)及泗城州军民府(黔南州部分县属其地)等。　　　　明朝和清朝初期，土司制度更加完备，土司和土官占有领地内全部田土，将属民世世代代束缚领地上(但不能任意杀戮和买卖属民)。土官对属民实行以劳役地租为主的剥削，同时进行残酷的超经济剥削，其名目达十余种之多。与此同时，明廷还在布依族地区推行“卫所屯田制度”，置营田使，经管“军屯”和“民屯”，后来，这些地区首先转化为封建地主经济。从明末到清初，随着布依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境内的属民也日益发生两极分化，人口大量增加，开始出现了租佃和买卖田土的现象。土司和土官不得不承认领地内这种已经存在的田土买卖和租佃的合法性，并同意和褒奖开荒垦殖(新垦殖的田土也可买卖)，以维持属民的生计。随着田土买卖的发展，有的土目、头人也日益贫困，将私田和粮田转售于汉人。布依族地区部分富裕的土官、把事及少数占有较多田地的属民，还有汉族地主和高利贷者形成了新的地主阶级，实物地租也逐步取代劳役地租。雍正五年(1727)，清王朝采取的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政策，客观上确立和发展了布依族地区的封建地主经济，加速了领主经济的崩溃，土司制度也随之消亡。　　　　布依族的支系（亚族）　　　　布依族与壮族操同一种语言，风俗习惯一致，而布依族和壮族的分界线是以广西与贵州的省界为标准的，显然布依族和壮族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法定族称。近年来国内有许多布依族和壮族的网民将两者合称为“僚人”或“僚族”。布依族大约有1万人口，而壮族大约有1700多万人口，两者加起来超过2千万人口。“僚人”广泛分布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及云南省东南部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等地方。另外，越南的岱-侬族与广西的壮族南部方言人群几乎没有实质的差别，可以看作是壮族南部方言人群在越南北部的延伸。壮族、布依族、岱-侬族总人口大约为2200多万人。　　　　“僚人”内部还存在几个支系（亚族）：　　　　贵州布依：主要分布在贵州省南部地区，与广西西北部壮族（也自称布依）基本同质。　　　　广西壮族北部方言群：分布在广西西部、中部的右江、邕江以北地区。　　　　广西壮族南部方言群：分布在广西西部、中部的右江、邕江以南地区。　　　　云南侬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东南部，语言文化接近广西壮族南部方言群。　　　　云南沙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东南部，语言文化接近广西壮族北部方言群以及贵州布依族。　　　　云南土僚：主要分布在云南省东南部，与侬、沙杂居，语言文化上有别于一般壮族的特征。

布依族历史：出土文物布依族先民一般认为是由“百越”的一支发展而来，上古时就生活在今贵州地区。建国后在平坝县、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威宁草海等地区发现40余种“有段石斧”及“几何印纹陶”等新石器时代的越人文化即是力证，时间是自殷商至战国初期。春秋战国时期据《华阳国志》记载，南盘江、北盘江、江水河流域是布依族先民濮越人的发祥地。红水河古称牂牁江，春秋时以江名国。《贵州古代志》考其国境包括今乌江以南延展到两广大部分地。战国时牂牁国衰，其北部夜郎，以至西汉末年，分布在这一地域的布依族先民，是古夜郎国的主体民族之一，仍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汉唐时期东汉至两晋南朝，布依族被称为“僚”。唐、宋、元时期则为“番”、“番蛮”、“西谢蛮”、“南谢蛮”等。隋唐时期，封建领主经济兴起，王朝始给布依族首领封号，实行羁縻政策。明清时期自明、清迄建国前称“仲家”、“仲苗”、“仲家苗”、“夷族”等。同时在本民族内部，复又有很多互称。如望谟县称彼此为“濮拉”，县境内的各区之间的布依族又称彼此为“濮洛”、“濮榜议”,贞丰县称册亨县的布依族为“濮央”，册亨县和罗甸县称望谟县的布依族为“濮曼”等等。建国后1953年经本民族共同商议，一致同意以本民族的自称为族称，统称为“布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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