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客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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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扩张与交往—区域历史文化简论》（合，排名1），巴蜀书社，1989年6月出版。《川东酉水土家》（合，副主编，排名3），成都出版社，1993年9月。《曲折的回归—四川酉水土家文化考察札记》（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年10月。《攀西裂谷上的生长点—攀枝花经济辐射及民族关系》（合，排名1），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年2月。《凉山─大西南开发的制高点》（合，排名1），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7月。《新世纪的挑战—四川民族地区文化变迁的田野考察和研究》（合，排名1），四川民族出版社，03。《长江上游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研究》（合，排名4），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川藏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及社会文化变迁》（合，排名1），2002年底结项，待出版。《蟹螺藏族——民族学田野调查及研究》（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长江上游四川横断山区生态移民研究》（合，排名1），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李星星论藏彝走廊》（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蟹螺藏族图录辑》（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论文：《攀枝花市盐边县少数民族经济问题研究》，《民族论丛》第七辑，1989年。《图腾演化的逻辑》，《民族论丛》第八辑，1990年。《土家火铺与干栏》，《民族论丛》第十辑，1992年。《论都市的攀枝花模式》，《民族论丛》第十一辑，1993年。《民族地区建立大工业城市的反思》（合），《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三期。《“两线一片”的开放新态势—兼论出海通道对攀西开发的意义》，《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一期。《闰盐古道》，载《巴蜀文化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土家与客家》，《四川客家研究通讯》第2辑，1999年。《酉阳龙潭镇：一个小城镇的文化遗产》，提交2000年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北京中期会议论文。《急速变迁中的凉山彝族》，提交2000年第三届国际彝学研讨会论文。《西部开发在民族地区面临的挑战》，载《走进西部》，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9月。《么些闰盐古道今昔》（合），载《玉振金声探东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6。《牦牛文化及“邛笼”新释》，《中华文化论坛》，2002增刊。《黔江地区的河川交通及商品经济的历史》，载入渡部伍、霍威编《四川的传统文化及生活技术》，日本东京庆友社，03月。《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征》，《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一期。《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征》（续），《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二期。《四川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与少数民族》，提交2003年中国西南民族学会第十二次年会论文。《藏彝走廊的地理范围及藏缅语民族先民历史活动假说》，提交2003年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谈发展民俗旅游的理念》，载平武县人民政府等编印《白马藏族文化与旅游发展研讨会论文集》，09。《论“二纵三横”的“民族走廊”格局》，《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论藏彝走廊》，载入石硕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粟（小米农业）经长江上游南传的途径与方式》，《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土家与客家》（修改本），载《四川移民与客家文化学术研讨论文集》，四川天地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藏彝走廊东部的地理态势与人文特点》，载袁晓文编《藏彝走廊东部边缘族群互动与发展——平武县各民族历史、文化、民族关系及民族政策研讨会论文集》，民族出版社，2006年3月。《藏彝走廊本波文化带概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6《南方丝路与尔苏藏族先民》，《中华文化论坛》，12增刊。《妈妈给的石头：对于藏彝走廊小族群“什巴－觉”崇拜的观察与思考》（讲演记录整理稿），载入王铭铭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0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6月。《藏彝走廊研究的启示》，提交2009昆明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论文，载入袁晓文主编《藏彝走廊：文化多样性、族际互动与发展》（上），民族出版社，2010年9月版，《从“都广之野”到“邛都之野”——略论蚕丛及古蜀族群历史变迁》，中华文化论坛，11，增刊。《藏彝走廊分区概说与分区讨论》，10，（未发表）。《彝族历史运动述略》，提交2010西昌“彝族古代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以则尔山为中心的尔苏藏族地方社会》，提交2010“中国地方社会史研究新途径”厦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鲧禹启行为辩》，提交2010汶川“大禹及华夏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文本沙漠 情感绿洲》（合），待发表于王铭铭编《中国人类学评论》，2010年12月号。《建构中国民族走廊学说的意义》，提交2010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第十五次年会论文，待发表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末期。讲演稿：《为什么研究藏彝走廊》，在2009西昌“藏彝羌走廊及西部石棺葬学术研讨会”主题发言稿。《文化的毁灭性——我的另类文化自觉》，在中央民大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学术讲座讲演稿，3。《什么是人类学田野调查》，在四川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学术讲座讲演稿，3。调研报告：《康定县瓦泽村经济调查》，《民族论丛》第六辑，1988年。《四川藏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民族论丛》第九辑，1991年。《四川藏区的林业问题及政策要求》，同上。《调整四川藏区政策的意见》，同上。《关于调整四川藏区政策的研究报告》（合），内部发表，1991年。《西南山地民族迁移问题—关于高山彝族下迁的建议》，《理论文稿》，1992年第3、4期。《川滇边“纳日”人族称问题的由来与现状》，《民族研究动态》，1994年第一期。《西昌黄联客家社区调查》，载入《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四川人民出版社，03。《盐边大村纳恒人考察》，载入杨尚孔、白郎主编《四川纳西族与纳文化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12月。《木洛瓦的命运——一个失落在即的历史空间》，待发表。民族志：《木里、盐源、巴塘等地纳西族的历史与现状》，《四川民族史志》，1993年第三期。省志民族志《四川土家族》，省志民族志《四川傈僳族》，纪念文章：《纪念吾师李绍明先生》，西部广播电视读城杂志，09，总第224期。《为中国民族学贡献一生的李绍明老师》，当代史资料，《纪念李绍明先生》(合作)，China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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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杂志社，是中国作家协会旗下的大型文学刊物，它和《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小说选刊》同属国家级文学刊物。 作为一个搞文学的作者，一生能在这几个刊物上发表一篇，都是最大的愿望，在省里，比方宁夏、银川，能在中国作家发一篇，市里就给你记一等功！啊，你想想，当时，在越战时期，在战场上，丢胳臂、断腿，才记个三等功。 所以，在这几个刊物上发东西也就成了我的理想。 有一年，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玛拉沁夫，（蒙古族）阎刚、艾克拜尔（维吾尔族、民族文学主编）还有《中国作家》主编龙世辉先生，（龙世辉是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编辑。）等来宁夏开笔会。张贤亮派我负责他们日常接待的工作。会议期间，龙世辉和艾克拜尔，见我出身歌舞团，气质不错，是个北京知青，还会写小说，就说，以后，有机会到北京来工作。我知道这这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没往心里去，但还是挺高兴的，毕竟是人家挺欣赏你嘛。 可是，在我的心里还是种下了一颗种子：去《中国作家》当编辑。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那时，我已经停职留薪，下海到广东珠海出版社旗下的珠海杂志当编辑了。社长成平对我不错，分给我一间小房，工资也不低，当时，每月都开400多块钱的企业股票。我干了不到一年，已经存下3000多块了。（当时万元户就算有钱的了） 人啊，不信命不行。什么叫命？时也，命也。 在某一时空，发生的某种事情，那就是你命里注定的。 那一天，下午两点多，我准备到电信局去报请一部电话，刚刚走到珠海文联大厦，习惯地一抬头，刚好我要看的那扇窗子探出一颗头来，那颗头叫道叫道，“都沛你来的刚好，你的长途！”我立马就上楼了，抄起电话，里面传来我二女儿咪咪的声音：“爸，妈住院了，让你回来。”我二话没说，放下电话，扔给主编一句话：“我回宁夏了！”就走了。 我这一走，命运就朝着另一个方向走了，我本来可以调到珠海工作，也能分到一套房子，这一回宁夏，啥都没了。人家不能总等我，想进珠海出版社的挤破头。 我老婆得的是一种怪病，光发烧，找不出病因。我们先在银川最好的医院看，没用，又转院到北京住在同仁医院。我老婆的主治大夫告诉我，世界上，有百分之五的发烧病人是永远找不到原因的，医生治病也是治病救不了命。 为了维持我在北京的基本生活费用，我写了一封信给中华文学基金会，寻求救助，给我一个打工挣钱的机会。信发出不久，就接到一个叫赵文革的小姐打来的电话，他让我到基金会面谈。赵文革是个20几岁的美女，他告诉我，她之所以帮我，主要是因为我是北京知青，在农村受了那么多苦，最后连病都看不起……我被留在新组建的经济类杂志《环球企业家》。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富于同情的美女的爸爸，竟是给毛主席、周恩来，当过警卫长的“大内高手”我认识她时她父亲正给万里当警卫长。这我才明白为什么基金会的人都挺尊敬她，就连基金会的头头都比较尊重她的意见。所以，我的事才办得那么顺利。 我一直在医院守着我老婆九个月，有很长时间都没上过班，编辑部的领导有意见，就和我谈话，让我注意点影响。可是我没有办法，只能每天跑医院。就在这时候，我接到北京人事局的电话，说让我赶紧回宁夏办理知青回北京手续，不办，恐怕日后就没机会了。办理回京手续，首先就要有接收单位，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让编辑部接收我，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也不好意思去找赵文革帮忙，咋办，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基金会的主管部门，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请求他们接收我。 出乎我意料的是，也可以说我根本想象不到的是：办公厅的主管竟一口答应。并在我没有办调动的情况下，就给我办了正式工作证，主任说：“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你和你老婆都离婚几年了，她病了，你还这么照顾她，不容易，哎，你们知青真不容易，好好照顾家里，照顾孩子吧，手续以后补办……”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就这样我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正式工作人员。 我回到基金会，我的《环球企业家》杂志副主编正好找我，他正式通知我，我被炒了。我忙掏出工作证给他看，说我已经正式调进中国作家协会，基金会没有权利开除我。他惊异地审视着那证件，良久才说：“你正式调进来了？那，那，就另当别论了……可是，你是知道的基金会是自负盈亏的单位……你不上班，就没有工资……” 我经常坐在老婆的病床边发呆，没有了工资，吃啥？孩子要上学，拿什么交学费？老婆要看病，要缴费，没钱，没钱，也没有生钱之路，我经常盼望着我速死，至少和老婆一同死，死了，就解脱了，可是死了孩子怎么办？ 卖文为生！忽然我想到这样一个主意，正好我手头还有一个中篇小说在手里。卖给谁？我忽然想到《中国作家》那里有我敬佩的龙世辉先生，还有高洪波主编。（龙世辉已去世） 我见到高洪波，他第一句话就是“爱人好些了吗？” 我知道这又是赵文革做的事，现在，全作协都知道我的英雄“事迹”。我说“我求你帮个忙，我揭不开锅了，基金会不给发工资了，我来卖稿子。” 高洪波拿着稿子翻了几翻，说，“你的调动关系办好了吗？”“办好了。”高洪波又说，“发一篇稿子能顶几天，不如这样吧，你愿不愿意到《中国作家》来？”“愿意！”“好，那你就调过来，不过这里暂时不缺编辑，你先干广告发行，以后再当编辑”“行1”“那你必须7天到位，因为7天后，我就在作协组联部上班了，我就管不了这里的事了。” 第四天，我就在《中国作家》上班了，（因为是本系统调动所以很快）我终于调入《中国作家》，在我山穷水尽的时候，我又有工资了，我生命的血管里，又涌动了活力！是《中国作家》救了我，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为《中国作家》而工作。…… 哎！苦尽甘来！一切都是贵人的相助，命运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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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研究听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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