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财政体制改革是政改的核心问题要从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和预算开支开始,构建公开、透明、民主和法治的政府财政预算制度。法治民主的核心和骨架是“预算民主”。原来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民主政治,其核心是税收问题,是民主预算问题,或简单说来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以及政府财政支出要受到民选代表的实质性审议和制约问题。如果我们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一个明确的宪政目标,而仅仅把政治民主化进程想象为只是在形式上采取一些西方国家通行的“普选制”,这将不能保持我们国家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的长期增长。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以下仅供讨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自己看吧。核心工作，我认为就是生死存亡，大问题，一个企业的问题，是服务社会，服务地球，可持续发展，一个人的问题，是财物，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这是战略问题。日常问题，对于核心工作，个人认为可以忽略，因为重要的问题解决了，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谁能没有问题？小的问题，那相对论了，全是问题，我们有必要管这些，那不是坐立不安了？我觉得核心工作，这个重要，解决了重点问题，其余的问题慢慢来说，谁能没有问题？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放一放再说，凉了都不要紧，问题是，重点问题，核心问题在哪里。所有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人心，人心坏了，说什么都没用，尤其是自己的心坏了，那什么也承受不住，脆弱，崩溃，没有正能量，没有信心了，所以人心问题，最重要，人首先要乐观，然后要智慧，不然悲观智慧那越来越惨，总要有些正能量，人才越来越有干劲。对于一个人来说，核心问题，我认为财产问题，这个最重要，所以你要有租房，住房，你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是你的事情，那是次要问题，财产得到安全了，才谈别的事情，财产都不安全，没有安身之所，其余一切免谈，人没家，如同企业没有厂，没有生产之地，只有一个人到处跑，所以我也认为一个人必要租房，买房，或者住宿舍，不论怎么样，财产问题要解决，只要问题解决了，不管什么办法都是好办法，这是我的理念。

“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行为。在国家与财政之间，存在着同生死、共存亡的密切联系。历史发展到今天，没有任何财政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也没有任何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不是财政。由国家所代表的双重身份（即政治权力行使者和国有生产资料所有者）及其双重职能（即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所决定，国家所进行的财政活动局限于两大领域之内:一是提供国家从事行政事务所需要的财力，并且提供社会公众不能有效提供的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的产品或服务，两者实际上共同构成了西方财政理论中所指的“公共产品”；二是对国家自身所拥有的经营性财产——国有资本进行宏观价值管理并参与收益分配。前者称为“公共财政”，后者则称为“国有资本财政”，二者之间在活动目的、运作方式和收支内容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由国家这个共同的财政主体所决定，它们有时又融合于一体，表现出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事实上，公共财政古已有之，财政的“公共性”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从国家和财政的起源和形成上看，财政一开始就是在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集团的分配活动，并且服务于该集团的利益，集团的“集体性”或“公共性”首先赋予了财政区别于财务的“私人性”。更为根本的还在于，国家在建立政权以后，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必然要介入社会经济领域，参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一方面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提供社会公众所不愿提供、无力提供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而由于这些活动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公共需要的，因此，服从于这类活动需要的财政行为就天然具有了“公共性”。在任何社会形态下，国家都拥有一定数量的资源和财产，即国有资产。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国家或者直接参与经营管理，或者参与间接管理和收益分配活动。不过，国家参与其中一些或全部国有资产的运营，有时并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而是为了提供私人无法有效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弥补私人经济活动的不足，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这种财政活动仍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比如，古今中外由国家或政府组织的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就属于这一类。但在此之外，国家对另外一些国有资产进行直接或间接管理，以及参与其中的收益分配活动，则是以盈利为首要目的的。国家的这种财政活动领域事实上是私人企业也愿意进入、且能够有效运作的领域；同时这种财政活动在运作方式和作用机制上与私人财务活动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我们称之为“国有资本财政”，以表明其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为目的。应当指出，如果说财政的“公共性”是财政的一般属性的话，那么财政的“盈利性”则只是财政的特殊属性。换句话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公共财政”是国家或政府行为的天然组成部分，“国有资本财政”则并没有在各种社会形态下都存在。比如，西方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模式（或类型）只是单一的“公共财政”，而几乎不存在“国有资本财政”。此外，“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作为理论上的划分，其在社会经济实践中的界限有时还不是十分明晰，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国有经济进行着全面的介入和控制，当时不仅国家财政与国有（营）企业财务没有明确的区分，而且财政的“公共性”也消融于财政的“盈利性”之中，“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融为一体，既要满足全社会的公共需要，又要试图达到国有资产经营上的保值和增值。以财政在分配依据、活动范围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差别为标准，“国家分配论”把财政区分为“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两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财政作为一个整体在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上所显现的各种特征，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区分历史上由于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不同而采用的不同的财政类型。但是，从财政本质上看，任何财政活动都反映了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的分配关系。一般地，财政本质体现着“国家分配论”的核心和灵魂，而公共财政和国有资本财政则都反映着财政活动这一现象及其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因此，“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所反映的分别是本质层次和现象层次上的问题，“国家分配论”中也涵盖着公共财政所反映的基本内容，二者之间从根本上说并不相互排斥。

公共财政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依法促进公平分配，调控宏观经济，合理配置市场资源，做好国有资产管理，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所谓公共财政，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公共财政主要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弥补“市场失效”缺陷。公共财政的历史使命，在于它支持、促进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有市场经济体制，必有公共财政，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交替推动，共同前进，是一种紧紧捆在一起的双边互动的关系。只有真正推行公共财政，才能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目录 [隐藏]1 特征2 存在问题3 对策4 建议5 相关词条6 参考资料公共财政-特征 公共财政具有以下特征：公共财政 以弥补市场失灵为行为准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但也存在市场自身无法解决或解决得不好的公共问题。比如，宏观经济波动问题、垄断问题、外部性问题等。解决这些问题，政府是首要的“责任人”。政府解决公共问题，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需要以公共政策为手段。而公共财政的制定和执行，又以公共资源为基础和后盾。公共财政既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执行公共政策的保障手段。相对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大包大揽的生产建设型财政而言，公共财政只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职责范围，凡不属于或不能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公共财政原则上不介入；而市场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项，公共财政原则上就必须介入。 公平性。公共财政政策要一视同仁。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公平竞争，体现在财政上就是必须实行一视同仁的财政政策，为社会成员和市场主体提供平等的财政条件。不管其经济成分，不管其性别、种族、职业、出身、信仰、文化程度乃至国籍，只要守法经营，依法纳税，政府就不能歧视，财政政策上也不应区别对待。不能针对不同的社会集团、阶层、个人以及不同的经济成分，制定不同的财税法律和制度。 非市场营利性，又称公益性。公共财政只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己任，追求公益目标，一般不直接从事市场活动和追逐利润。如果公共财政追逐利润目标，它就有可能凭借其拥有的特殊政治权力凌驾于其他经济主体之上，就有可能运用自己的特权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影响公平竞争，直接干扰乃至破坏经济的正常运行，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打乱市场与政府分工的基本规则；财政资金也会因用于牟取利润项目而使公共需要领域投入不足。公共财政的收入，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筹措资金；公共财政的支出，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不能以赢利为目标。 法制性。公共财政要把公共管理的原则贯穿于财政工作的始终，以法制为基础，管理要规范和透明。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活动必须在法律法规的约束规范下进行；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法规形式，依靠法律法规的强制保障手段，社会公众得以真正决定、约束、规范和监督政府的财政活动，确保其符合公众的根本利益。具体而言，获得财政收入的方式、数量和财政支出的去向、规模等理财行为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不能想收什么就收什么，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或者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要依法理财，依法行政。 公共财政-存在问题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需要建立公共财政。虽然中国的公共财政管理已具雏形，但受计划型财政管理模式的影响，仍存在许多问题，突出表现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公共财政 财政供给“越位”和“缺位”并存。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供养范围过大，包揽过多，特别是对应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延伸和干预过多，大大超出了政府职能范围和财力承受水平。相反，应由政府承担的一些社会公共需要和事务却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障，推给市场竞争主体去承担。突出的问题有：巨额的国有企业亏损补贴。除政策性亏损补贴外，国家财政实际上承担了大量的经营性亏损补贴，成为国家财政沉重的负担。过长的事业单位供给战线。一些不属于公共物品范围，可以由企业及个人举办，完全能够商业化经营的事业单位，仍然由国家掌握，财政供给经费。行政经费膨胀。这与政府机构的臃肿、人浮于事及效率低下相一致。科技、教育投入不足。从绝对数量看，改革开放后，科教投入确有较大增加，但从占财政支出的相对比例分析，近两年还出现下降的趋势，而且财政科教支出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也是居于后列。财政供给方面的上述问题，与政府职能的界定与转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府职能界定不清，活动范围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财政支出格局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是非常困难的。 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近年来，中国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的情况下，将财政支出逐步向重点领域倾斜，特别是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财政预算的约束力逐步下降，财政资金远远不能满足重点支出的需要，教育、科技、农业等发展领域的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提高的速度较为缓慢。相反，大量的资金（包括预算外资金）却被用于竞争性生产建设和行政管理开支等非重点领域，导致财政对国家重点支出项目难以实施更加有力的资金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的发生。 政府收入机制不规范。突出表现是税收的费化和收费的“越位”问题严重。这种税收“缺位”和收费“越位”并存的现象必将直接导致收费规模的扩张和政府收入机制的混乱。同时，也将严重影响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保障来源。从产生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分析，主要有：社会公共权力缺乏制约，众多公共权力机构直接介入分配领域。突出的问题是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屡禁不止。财政的职能被肢解，国家财政不能统管政府收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与财政部门职责划分不清，如物价部门可以核准行政部门收费等。 财政分配秩序不规范。目前，在财政分配中，仍存在将一部分财政资金切块分给主管部门，由主管部门自主安排使用的问题。与此同时，不少主管部门还设立了各种收费和基金，拥有大量预算外资金。这种分配方式的结果，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财政分配秩序。 财政预算管理不科学。现行的预算管理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在预算分配过程中，预算指标到位率低，执行中追加频繁，往往造成年度的实际支出数高于年初预算数；预算分配，特别是转移支出和专项支出缺乏可靠的科学依据，人为因素较多，随意性较大；预算年度的起始日期先于人大审批日期，造成预算审批通过前就已经开始执行，形成预算审批的法律空档以及预算约束的缺位；法与法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以法压法”的现象严重，如教育、科学、农业等方面的法律和卫生、计划生育、环境保护、文化宣传等方面的规章，都对财政支出作了限定性的规定，要求某项支出增长必须高于财政收入或支出的增长等，而《预算法》却又要求在安排预算时要量入为出、以收定支、统筹兼顾。法律、法规的不统一性与不一致性弱化了法律、法规的约束性，造成了预算管理的不规范；预算编制方法上欠科学性和合理性，不能真实反映实际情况，没有统一政府收支，大量财政性资金在预算体外循环。国家财政实际上没有能力通盘掌握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规模、结构及效益，难以履行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职责。 公共财政-对策 财政资金应突出公共性特征，逐步退出经营性与竞争性领域。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公共财政起基础性作用。凡是市场办得了、办得好的，就不应由政府承担。但长期以来，财政职能的“越位”与“缺位”并存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一方面财政干了许多应该由市场配置去解决的事情，由于广泛介入了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对国有企业供应资金，弥补亏损，审批财务收支计划和决算，妨碍了企业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地位的形成和确立；另一方面，那些本来应该由政府去做、通过履行财政职能去实现的一些事情，反而因为财力“缺位”而没有能力做到或做得不好。今后财政资金必须逐步退出应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转到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方面来，逐步提高财政对政权建设、教育文化、科学事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公共需要的保障能力。 科学界定和规范财政资金的供给范围。规范财政资金供给范围，是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提高财政保障能力和支出效率的基础和前提。在具体实施中，重点是解决财政供养人口过多、对一些经营性的事业单位包揽过多、不合理的补贴和投资过多问题。当前，主要应该是紧紧抓住机构改革的有利时机，做好定编定岗工作，清理超编人员，控制人员经费，有效遏制行政经费过快增长的势头。通过转变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逐步减少直至取消财政对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投资，集中财力，保障政权建设和科技、教育、社保、农业、生态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出需要。 逐步建立规范的政府收入保障体系。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应根据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划分和对它们各自保障方式的不同，对现行的税费收入体系进行合理调整和定位，逐步建立以税收为主、收费为辅的政府收入机制。一是将现有收费中一些不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不再体现政府职能的可以按照市场机制运作的收费方式，逐步推向市场，依法经营和纳税。比如勘察设计收费、咨询服务收费、各种公证收费等；二是根据纯公共产品由税收提供保障的观点，取消现有收费中用于提供纯公共产品、具有税收特征的收费，代之以税，即进行费改税。如农村的乡统筹和村提留、交通部门的各项收费等；三是保留现行收费中那些用于提供受益面确定、体现受益性原则比较明显的准公共产品的收费，并进行了合理规范。通过税收与收费的科学“归位”，不断提高公共财政的保障能力。 公共财政-建议公共财政积极推进公共财政的管理手段。这是公共财政顺利推行的重要保证。政府采购制度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加强公共支出管理的基本手段，是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重要内容，实践证明，这项制度也是现阶段有效节约财政开支的最直接的办法。近年来，中国各地都不程度地开展了政府采购试点工作，效果十分明显。今后，应逐步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各类办公用品、设备工程、公共设施、大型会议及有关劳务等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向社会购买，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还应积极探索“零基预算”等适应公共财政要求的管理手段和办法，以不断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充分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不断强化财政宏观管理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部门，为充分发挥好公共财政稳定经济、调节分配、维持市场公平竞争的职能，应把主要精力放到研究和把握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关系全局、带有战略性的大事上来。因此，在职能转变中，财政应逐步减少直接管理，学会用制度法规来实施间接管理，学会运用宏观经济手段管理微观事务。基于这种认识，今后财政宏观管理的重点应该是：拟定和执行财政、税收发展战略、方针政策、中长期规划、改革方案及其他有关政策；参与制定各项宏观经济政策；提出运用财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和综合平衡社会财力的建议；拟定和执行国家与企业的分配政策；监督财税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执行；提出加强财政管理的政策建议；加强对财政经济形势的跟踪分析和政策研究，提高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