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是什么

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意味着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有两重战略意义：　　1、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状况，促进经济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协同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2、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以绿色创新为发展动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治理秉承现代化的生态观，要求转变发展动力，改变传统的依靠资源、资本、劳动扩张来发展经济的外生发展模式，以创新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尤其是发挥绿色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绿色创新需要从理念和路径等多方位全面着手，树立创新的绿色理念，坚持“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绿色创新可以通过开发绿色产品，引进和创造绿色技术，开拓绿色消费市场，采用绿色资源，升级绿色管理制度、构建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等方式，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发展。二、 构建以法律为基础的生态治理体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完善的法律体系可以明晰生态治理主体的权责，提高生态治理的认可度，保障生态治理体系的运行。因此，需要以生态环境产权制度为切入点，健全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污染防治、能源安全等重要领域的立法，完善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生态协同性法律。同时，还要完善监督管理体制和问责机制，引进企业、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生态治理，形成全方位、多维度的生态治理制度体系。三、不断提高生态治理能力。　　生态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生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高生态治理能力水平：　　1、要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充分发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切实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并在治理过程中引入监督机制，保证治理行为本身符合相关法律规范。　　2、要将地方政府竞争引导至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通过提高地方政府治理环境的收益支出比，引入生态政绩考核，执行地区内统一的环保标准等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各地经济发展的真实竞争力，使得生态治理成为地方政府的常规性工作，从应急转向常态，切实保障治理本身的不断进行。　　3、要不断加强绿色发展执法保障能力。一系列的生态法律，只有得到切实的执行，才能发挥有效作用，这不仅仅意味着要按照相关法律办事，而且意味着一旦出现违法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认识得到统一，法律制定完善之后，执行力就决定着治理的实际效果，因此，加强生态执法对于生态治理现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　　4、要建立综合完善的生态环境评估指标，对治理结果进行第三方评估。从治理结果来看，生态治理能力的提高必须体现为生态环境的改善，这也是对治理过程的最终检验。因此，在生态治理中要坚持结果导向思维，发挥智库第三方评估的作用。第三方评估在生态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作用，他们的参与是推动生态治理过程不断完善，生态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的重要保证。四、 促进生态治理实践与科学技术的深度融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技术就是改造自然之“器”。生态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推进生态治理领域的科学研究，利用被证实的研究成果指导治理实践，坚持一切治理从实际出发，就能防止盲目治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需要重视科学技术与生态治理融合，提升改造自然，进而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能力。能源和通信技术的革新与结合，在人类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当前，我们正处在可再生能源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新时代，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智能技术，不仅对生态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从长远来看，也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五、推进多元化主体协同共治。　　西方的经验和历史的教训证明，仅仅依靠政府进行生态治理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多元化主体参与式治理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生态治理，重点在于不断提高公民的生态意识，让公民正确把握生态治理的方向，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共识的基础上，促进多元化主体协同共治。　　生态治理中的主体包括国家、企业、公民、各类社会组织等，其中国家作为主导，制定治理的政策，保证政策的贯彻落实；同时也要引导企业、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生态治理的决策，对治理过程进行监督，对治理绩效进行客观评价。

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深刻认识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全面理解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积极探索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是部队思想政治建设的一件大事。　　充分认识重大意义　　军人核心价值观对军人思想道德和行为方式起着主导作用，对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具有重要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时代发展和形势任务的新要求，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保持我军性质和宗旨、促进官兵有效履行使命和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十分丰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项重要工程。我军作为党缔造和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其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军必须以党的政治理念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以党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自己的价值取向、支撑自己的理想信念。坚决响应党的号召，积极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圆满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是我军的政治责任和优良传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我军历来走在整个社会的前列。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军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军全体官兵义不容辞的重大政治责任。　　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现实需要。军事文化对一支军队来说，是重要的战斗力。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人战斗意志的精神支撑。我军作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从创建之初就确立了体现我军性质和宗旨的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这是我军具有强大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是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在新形势下，我军要有效抵御各种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蚀，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先进军事文化建设。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抓住了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对于进一步凝聚军心、鼓舞士气，强化战斗精神，有效履行使命，使我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赋予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繁重任务。确保我军有效履行历史使命，必须在提高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一核心军事能力的同时，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只有使广大官兵确立起与履行使命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才能有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和强大的精神支撑。我军广大官兵在抗击雨雪冰冻灾害、维护藏区社会稳定、支援奥运特别是伟大的抗震救灾斗争中，之所以能出色完成任务，赢得党和人民的高度赞誉，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真正打牢了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思想政治基础。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新形势下推动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必将为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提供更加有力的精神动力。　　促进官兵全面发展的迫切需要。在军队建设中确立以人为本的建军治军理念，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把推动部队建设与促进官兵全面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不断提高官兵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军事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为官兵成长进步提供良好环境和条件。在社会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尖锐复杂的新形势下，部队官兵尤其需要有正确的价值观来引领自己的人生追求，指引自己军旅生涯的正确航向。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有利于为广大官兵成长成才、提高素质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为官兵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思想道德环境，对培养造就更多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具有重要作用。　　积极探索有效途径　　价值观的培育，重在培养和激发对价值观念的认同和信仰。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不仅要使广大官兵熟记“五句话”要求，还要全面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真正确立正确的价值追求，并掌握正确的评判标准。　　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紧密联系官兵思想实际，从大家最关心、最困惑的问题入手，开展群众性讨论，大力宣传先进典型，有的放矢地释疑解惑，澄清在军人价值观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明辨价值观念、价值追求上的是非荣辱界限：忠诚于党，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的错误思潮；热爱人民，坚决抵制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影响；献身使命，防止和克服麻痹松懈、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想影响等，切实做到用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引领官兵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人生追求，使广大官兵真诚信奉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自觉将其作为理想信念来追求，作为道德情操来修养，作为行为准则来恪守。　　坚持教育引导与实践养成相结合。把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融入到部队建设的方方面面，贯穿于官兵日常工作生活的各个环节，注重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导，在军事训练中磨砺，在完成重大任务中培育，在日常管理中养成，在文体活动中催生。坚持立足本职岗位，把本职岗位作为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平台，从点滴做起，从本职工作做起，努力在军营建功立业，在工作中作出优异成绩。坚持在履行使命、完成任务中见成效，把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落实到提高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的能力上。牢固树立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的思想，积极投身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强化战斗精神，苦练打赢本领，出色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学习、带头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不断加强世界观改造，提高思想境界和人生追求，做到言教与身教相一致、真理力量与人格力量相统一，用自身的模范行动教育影响部队。　　坚持启发自觉与制度保障相结合。既注重通过深入细致的教育引导启发官兵觉悟，提高其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又注重严肃法规纪律，建立健全各种有效的制度机制。坚持舆论引导与文艺熏陶相结合，充分运用社会、军队媒体资源和部队内部各种宣传舆论阵地，不断加强正面宣传和新闻报道，营造有利于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浓厚氛围；充分发挥优秀军事文艺作品的感染、熏陶作用，积极开展文艺演唱、读书演讲等各种官兵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发挥先进军事文化建设对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独特作用。坚持典型示范与环境熏陶相结合，大力宣传我军历史上的英雄模范，不断发现培养和宣扬体现时代要求的新典型及身边的典型；加强军营政治文化环境建设，建好用好军史馆、荣誉室，通过悬挂英模画像、制作灯箱标语、叫响战斗口号等多种形式，让官兵置身其间，在耳濡目染中净化思想、陶冶情操、提升境界。　　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军队在其军事生活实践中形成的，适应阶级、政党要求的根本价值观念。军人核心价值观反映了军人对自身存在意义、价值追求的理解和把握,是军队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也是一支军队的精神旗帜。如何确立、奉行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是新时期建设现代化军队的一个重课题。　　一、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及其重要意义　　军人核心价值观是价值体系中最基础的部分，是军队履行使命的精神支柱。时代变革与社会的转型，我军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在价值观念多元的时代如何塑造主流精神；另一个是军队的使命任务有了新的拓展，要保证高标准履行好使命任务，必须在提高硬打击能力的同时，激发官兵的战斗精神，这无疑需要具有包括理想信念在内的核心价值观作支撑。　　世界绝大多数军队都有其核心价值观。美军更重视核心价值观的建设，甚至军兵种和院校都拥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例如，美国空军核心价值观是：“正直、进取、忠诚、坚毅、无畏和奉献精神”；美国海军的核心价值观是：“荣誉、勇气、奉献”。著名的西点军校是“责任、荣誉、国家”。这些核心价值观都是他们教育训练的内容，以促进官兵品格的形成和战斗精神培养。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军队也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如法国军队强调的是“纪律、忠诚、献身”，印度军队倡导的是“克制、自尊、守纪、集体精神”，等等。　　我们应从我国国情、军情和我军的性质宗旨出发，确立我军的核心价值观。当代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使命、忠诚、纪律、牺牲。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必须为“打得赢”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必须为“不变质”提供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必须为和谐军营建设提供行之有效的基本准则；必须为官兵的全面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　　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军队“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我军凝聚力、战斗力的形成。在“高度现代化的全球化时代”,“软实力”成为愈益凸显的影响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军队尤为重视军队的“软实力”建设,尤为重视军人核心价值观建设,重视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及其养成,以便在当今多元文化价值观的激荡碰撞中更好地凝聚军心,增强战斗力。　　军队履行使命需要强大的战斗精神作支撑，而战斗精神源自广大官兵心灵中坚守的核心价值观。看一下中国的文化史，军事文化是特殊一脉，这种文化已经对军队和军人的价值取向作了深度定位，比如“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价值判断，“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千年追问，都映射出军队是一个承载最大牺牲的集团，这是不可更改的价值选择和道德底线。　　二、坚定奉行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　　当代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的体系中，使命是核心，忠诚是前提，纪律是条件，牺牲是要求。　　使命。我军是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我军长期以来坚持的就是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目标为目标，并用实践证明了它的真理性。这就决定着使命意识必须是核心价值的重要内容。全军优秀士官的典型代表，海军哈尔滨舰燃气轮机班长朱桂全充分体现了军人的神圣使命。朱桂全从军19年，大胆进行技术改进，勇于改革创新，由一个“执掌装备”的普通士兵成长为成绩突出的“革新能手”，先后获得13项技术革新成果，挖掘了现有装备潜能，促进了部队战斗力建设。从新兵到五级士官，一干就是19年，他用青春和热血履行了军人的使命；谱写了一曲当代军人的奉献之歌。　　忠诚。任何国家都强调军队的忠诚，甚至把忠诚与否作为鉴别一支军队及其成员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职业素质和道德标准。基于我军的成长历史、国家的政治制度、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途径诸因素，我们长期以来所奉行的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方永刚，用生命奉行着当代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他是一名忠诚的战士！“今天我给你们上课，感觉很幸福……”方永刚的最后一句话，淹没在一片掌声中。学生们的记忆里，将永远定格这么一幕：教学楼前110级台阶的陡坡，他们的方教授竭尽全力，一步一步向上攀登……迈步之前，方永刚整了整军装。远山如黛，他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前方6个鲜红的大字上——使命——忠诚——献身。人民网网友盛赞“永刚精神”，“他是一个忠诚无畏的战士！”　　纪律。纪律是军队的生命，是战斗力生成的重要保证，历数古今中外的军队发展史，无不把建立和执行铁的纪律作为建军的重要原则。制定什么样的纪律，并不仅仅表现为集团的行为规范，还反映着集团的政治理念，因为向谁执行纪律，纪律维护的是哪个集团的利益，纪律要达成什么样的政治目的，在不同军队有着不同的要求。我军历来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威武之师。战斗英雄邱少云忍受大火烧身的极大痛苦，也决不暴露部队的目标，确保了部队战斗任务的完成，堪称遵守纪律的楷模。　　牺牲。相对于各个社会阶层和集团，军人的牺牲是无条件的和最为彻底的。比如，每一个社会阶层的人在面对死亡时，是否奋不顾身，更多的是道义上的倡导，而非法规和纪律的强制，军人却不同，只要是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需要，只要军令下达，明知面对的是死亡，仍然要勇于扑向死亡。军人的牺牲范围广泛，要求明确，不能回避，只能承担。某部队护士李淑君,在20多年的护理生涯中,她历经战火硝烟、“98抗洪”和抗击非典的战斗,经受住了生与死、得与失的严峻考验,以革命军人的牺牲精神和献身护理事业的高尚情怀,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护理岗位上做出了令人敬佩的成绩,曾多次荣立过战功和被评为优秀护士,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南丁格尔精神。 1988年,南疆战事吃紧。李淑君立即向院党委递交了请战书,坚决要求上前线。她给父母写了一封遗书:如果我牺牲了,请为女儿自豪。到达前沿战地救护所,看到流血牺牲的战友、受伤致残的伤员,她感到了一名军人的含义,懂得了一名战地护士的价值。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我军广大指战员，不怕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抢险救灾，谱写了奉行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凯歌。　　核心价值观对部队的影响和反馈，是一个长期过程。以“使命、忠诚、纪律、牺牲”为价值取向的政治思想和精神理念一直存在着，并处于不间断地灌注和传承之中，形成了我军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当前，要努力将核心价值观灌输到部队文化中去，使之成为军事文化乃至我军优良传统的基本构成。实践证明，一种政治和道德理念只有化为文化的构成要素时，才能产生无形但却有力的影响。要充分发挥军营特有的文化环境、文化氛围的熏陶，价值观念导引的作用；要将由系统推行的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官兵的精神诉求。在构建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努力把外部施加的影响变成每个官兵的自觉行动，让每个官兵感知核心价值观对于个人的价值的实现具有什么样的作用；要把核心价值观作为军人日常学习的基本内容。全军需上下共同努力,扎扎实实,锲而不舍,宣传、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军人核心价值观,并将之贯彻到军事、政治、后勤、装备等各项建设中,贯彻到日常战备训练、执勤、施工和生活的具体环节中,贯彻到思想政治建设、战斗精神培育、作风纪律养成和保障能力提高等各个方面,使之真正渗入官兵的内心世界,成为我军的“精”、“气”、“神”,把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提升到新的水平。

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的能力。

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在整个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两个关键词引人注目,即创新和责任创新型政府可以说是本届政府在"十三五"期间重点推动的政府治理目标创新型政府的要义就是通过政府创新来推动企业、社会和科技等领域的全面创新政府创新的要点主要是通过放权来给予企业和社会组织更多的空间,同时,政府也要进一步发挥引领和监督的功能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全面实行清单管理制度,制定国务院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扩大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等,都是对政府的简政放权,即通过减少政府的干预来增加企业和社会的活力在政府创新的基础上,通过减少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进一步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性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并推动中国经济进入质量时代,这就是李总理讲的"成就创新大业"的要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简政放权是政府创新的一个核心要义需要指出的是,简政放权并不意味着政府全面退出所有的领域,而是说政府在一些关键的领域要发挥引领和监管的功能因此,这就引入了第二个关键词--责任责任是本届政府在"十三五"期间的一个内在重要目标生态建设、保障民生和主动作为应该是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责任政府的三个重点第一个内容是美丽中国,也就是环境保护的问题由于近年来关于环境污染,特别是雾霾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所以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这一问题多次强调李总理在这个问题上坦言政府工作还远远不够,强调要"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并制定了比较明确的年度计划,例如年内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分别下降3%,重点地区细颗粒物(PM5)浓度明显下降等在这一部分的报告中,李总理用了"铁腕治理"的表述,这也反映政府在责任问题上的担当最后李总理特别强调,治理雾霾人人有责,贵在行动、成在坚持,打好蓝天保卫战,更需要全社会的不懈努力保障民生则体现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如食品药品的监管李总理强调要严而又严,把好每一道关口,因为食品安全直接涉及到人民群众的生命保障民生的另一个重点领域是安全生产,李总理使用的词是"人命关天,安全至上"报告还提出了多项关于保障民生的具体建议,例如当李总理提到一个具体建议,即在年底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的时候,引起了代表们雷动的掌声具体的民生保障措施对政府的信誉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李总理在报告中的另一个表述是"民生是为政之要",这也反映了政府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伴随着反腐败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官员开始采取不作为的方式来消极看待自己的工作职责,因此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干字当头","主动作为"因而,创新和责任分别是政府治理这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创新是政府的积极行为,通过创新激发企业和社会的活力,来推动整个国家治理向更为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而责任则帮助政府守住底线,使得人们更加信任政府李总理还特别强调政府要带头讲诚信,通过解决影响国计民生的问题,从而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在创新和责任的合力之下,国家治理现代化一定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内容摘要：“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命题隐含着政治上的一元与多元、现代与后现代的内在张力。在我国现阶段，最需要关注的还是政治现代化的问题，包括政治的程序化和制度化、多元化和一体化、代议制和官僚制等。同时，还要关注发展时序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民生、代议民主与协商民主、现代化与后现代等时序逻辑。当前中国面临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以及如何应对后现代性挑战的双重任务，平衡好这双重任务是对领导人的巨大考验。　　关键词：治理 国家治理 政治现代性 后现代性 代议制 官僚制 发展时序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焦点和亮点。过去十几年里，国际社科文献中最为流行的术语之一便是“治理”。但是相关概念进入我们党的文件还是首次。其新意有二：一是首次把“国家治理”问题提上了国家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意义重大；二是进一步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大大丰富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本文拟从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相结合的角度，针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进行若干探讨。　　　　“治理”是20世纪末开始在国际上出现的一个政治与公共管理的新术语，是相对于“统治”而言的一种政治管理的新范式。在西方语境中，“治理”意味着“去国家化”、“去中心化”，以合作替代强制。从国际政治层面看，治理主要是颠覆以现代主权国家、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强调无政府的治理，或者是后国家主义的世界秩序，淡化主权国家或者政府的作用，主张“全球治理”。从国内政治层面看，强调的是“多元共治”或“多中心治理”，国家或者政府只是“多中心”当中的一个中心，这对现代以来以国家为中心的政府模式提出了挑战。在政治制度上，主张颠覆代议民主制和理性官僚制，提出所谓的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等后现代的民主理论。　　“治理”彰显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冲突。它是西方后现代社会的概念，是试图超越西方以往的现代性。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政治现代化，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建立了民主政治中的代议制和公共行政中的官僚制。对西方而言，这些结构已经过于成熟了，需要稍微做一些“解构”。这种背景下，西方一些学者关注的问题是，作为代议制主体的选举竞争不足以充分表达民主政治的丰富内涵，人民要有更多的参与渠道；官僚制非民众所能控制，需要对此进行改造以期行政系统对人民更负责任。“治理”的概念便应运而生，其政治背景是多元共治，打破政府的垄断性。当然治理概念也用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组织针对第三世界提出的一些发展措施，这就和一般西方国家提的“治理”语境有所不同。　　在“治理”的框架中，政府不过是多元政治构架中的一元，各个治理主体之间是平等的伙伴关系，而民主、法治还是承认政府的绝对优势，只不过要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而已，所以治理的概念比民主和法治要激进得多。一直以来，国家的事就是政府说了算，现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的广泛参与要形成一个多元共治的局面。但是这在西方也没有完全做到，政府在国家事务中依然占据绝对优势，而不仅仅是多元中的一元。比如遇到金融危机，主要还是政府在“救市”，虽然西方的确更为多元，社会自治更为强大。在中国目前的时空条件下，更不可能一下子走到这一步，包括执政党在内的政府力量在整个治理结构中依然处在核心地位，这是中国与西方的“治理”在内涵上的不同之处。　　　　在我国，“国家治理”概念的提出，重点应当解决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的、而我们还没完成的那些任务，包括民主法治，完善民主代议制，树立法治的权威，建立理性官僚制度，政府依法行政，这些方面中国的路还很长。所以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在中国首先还是解决政治现代性的问题，尤其是要建构现代国家，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国家以外。在国家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形成市场、社会和公民参与的多中心“治理”局面。所以，中国面临的是两重任务，首先是把国家建设好；其次在国家建设的同时，发挥国家以外的力量参与治理。“治理”本来是侧重于后者，但是我们有特殊的国情，国家自身的建设不能没有。因此，尽管学界对于“国家治理”这个概念有争议，因为“治理”本来应当是去国家化、去中心化的，但是在中国，要实现良好的治理或者说“善治”，首先还是要解决国家自身的治理问题和现代化问题，因此提出“国家治理”的概念还是很有意义的。　　从这种语境出发，对于“国家治理”这一概念，可以分两个层次理解：一是对国家进行治理，国家是治理的对象，这里的“国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而“治理”则可以理解为多元共治，即国际上使用的governance；二是由国家进行治理，这里国家由治理的对象变成治理的主体，其含义是国家权力，与政府大体相同，而这里的“治理”则是“统治和管理”的缩写，与governance联系不大，基本上还是government的含义。因此，中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兼具“统治和管理”与“多元共治”的双重含义，本质上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紧张关系。　　　　可见，“国家治理”这个概念隐含着政治上的一元（国家中心） 与多元（多中心）、现代与后现代的内在张力。在我国现阶段，最需要关注的还是政治现代化的问题，是如何把国家（政府） 这个中心搞好的问题。　　有鉴于此，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需要政府自身的现代化，实现政府转型。政府不转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就无法起决定性作用。可以说，政府简政放权的程度有多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就有多大。当然，政府改革不完全等于简政放权。有些权力要放掉，但有些职能还要加强。当前政府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政府不该管的管得太多，而该管的却没有管好。十几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就有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他说：中国的政府是究竟太大还是太小？答案是既太大又太小，在干预经济和控制投资方面太大；但是在提供法治、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方面又太小。十几年过去了，他对中国政府存在的病症，现在看来这个穴点得依然非常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现在政府依然面临大量的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的状况。因此，现在政府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进行合理的职能定位，把该管的管好，把不该管的坚决放掉。　　然而，光有政府治理的改善，还不是国家治理。改进政府治理只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第一个层面。从“统治”到“治理”的一字之差，最基本的差异在于，统治的主体一定是源于国家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即政府，也可以是市场、社会和公民。传统的“统治”是国家或政府一个中心发挥关键作用，而“治理”则是多中心的，国家或政府只是治理的一个中心，市场经济体系和公司企业是第二个中心，以非政府组织为主的社会组织是第三个中心，而公民及其直接参与则是第四个中心。这么多中心连接在一起就是一个理想的治理结构。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不仅要改革政府，而且要让市场、社会和公民发挥重要功能。　　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我国实际上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是形成国家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公民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治理结构，尽管这些主体的作用不是等量齐观的，政府总体上起着更为主要的作用；第二，是改善政府治理，深化政府改革，前面主要讲的是这个问题，其“政府”的含义是狭义的；第三，从广义的“政府”含义上说，也要形成一个合理的治理结构。从广义来说，政府治理不仅仅是行政机构，而是包括党、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在内的治理结构。除此之外，还要包括纪委、法院、检察院三套机构，严格说是七套机构。当然，主要是其中的四套班子应当形成一个好的治理体系。如何把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的统治结构，改变为党委执政、人大议政、政府行政、政协参政的治理结构，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为艰巨的任务。　　毋庸置疑，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说明目前我国的治理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要求。首先，现代化的政治是程序政治，而非人格化的政治，但在中国，人格化的政治结构起更大的作用，这是我国治理现代化所面对的最重要问题。现代政治更讲究程序，但是中国则更重实体。政治学和法学有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民主里有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中国人的政治习惯更偏重前者，我们做过很多民调，一般的老百姓对民主的定义是：“民主就是政府给老百姓做实事做好事”，解决民生就是民主。民主更体现所谓的“为民”内容。林肯曾经把民主定义为“民有” （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 （for the people）。中国人侧重于民享，政府为老百姓做事就叫民主。这属于实体性的东西，是结果性的东西。简言之，更多人把“民主”定义为“民生”，政府为老百姓做主，核心的理念是“为民”。这其实是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上丰厚的“民本”思想。中国比较缺乏by the people的政治理念，by 就凸显了程序性，你要经过人民认可，通过一个程序执政。中国传统则是可以不经过人民，就像一个家长自然地就对孩子负责。其实在传统政治里，“家长制”不是坏概念。家长会很好地照顾孩子，一心一意地保护孩子。但是家长为孩子好，是不需要给孩子发言权的，不需要所谓的“程序”。我让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让你喝什么你就喝什么。传统中国有一对很典型的政治概念，“父母官”和“子民”，这里其实反映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要求，当官的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爱老百姓。这是实体性的政治要求，老百姓并没有参与权。中国实际缺的就是老百姓的政治参与和程序正义、程序民主。我们传统政治缺这些，现在从政治文化角度讲这点还是比较弱。通过民调可以发现，人民还是着重要求政府为人民服务，对选举竞争、分权制衡等并不是很关心。党和政府也更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其实都反映了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但是怎么依靠人民、通过人民来执政，我们做的还是比较欠缺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民主和专制的区别就是程序政治的区别。专制不要太多的程序，因为几个人或者一个人说了算；民主则需要集众人之意志，众人之意志怎么能够形成？用卢梭的话来讲，“公意”怎么形成？或者“众意”怎么形成？如果没有一套制度和程序，那么到底听谁的呢？这就要有一套程序和规则，把众人的意志集中起来。不以一两个人的政治意志为主。如何聚合多数人的政治意志，就一定需要程序，所以民主政治一定是程序政治，专制政治则不需要太多的程序，或者可以简化程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建立程序和制度。　　克服国家治理的碎片化状态　　我国国家治理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看起来国家权力很大，但实际上是碎片化状态，正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所说，中国实际上就是“支离破碎的权威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该整合的没有整合，该制约的没有制约。这就形成了部门主义、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尾大不掉，以及“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的现象。　　这种政治权威碎片化的情况确实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公共服务领域，大家感受得非常强烈，都是地方和部门出政策，让人感到阻碍重重，非常不方便。有的舆论就指出，这种地域和部门的隔断，甚至让人们怀疑中国是否是一个单一制国家。所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令人吃惊地27次提到“统一”，这还没有把“统一战线”等“统一”的字眼算进去，仅仅意指中央统一管理、统一权威、统一市场等含义上的“统一”，超过了众人瞩目的“治理”一词所出现的24次。这就说明中央在关注国家治理的多元化的同时，也在关注一体化的问题，着力解决公共事务的碎片化。多元化和一体化并不矛盾，是国家治理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我们要统一市场，统一政令，统一司法，只有这些方面统一了，我们才可能讲均等化。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是大国，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基本的国情。资源短缺，发展不平衡，因此要统一政令也很难。就拿公共服务均等化来说，一些发达城市曾经考虑过给外来流动人口均等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但还是担心出现“洼地效应”，最后难以承受。所以这个现实压力———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对于决策者而言是个现实难题。事实上，现阶段中国也很难完全做到各方面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在于，现实做不到，但是口号喊得却很响亮，把人的胃口吊得很高。这就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挫折感。邓小平搞改革比较聪明的地方，就是先给出明确的心理预期，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经济发展水平上去了，国力提高了，再带动大家一起富起来。这个心理预期，大家都清楚。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说的太多，实际做的又太少，成了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产生了强烈的反差。不仅是公共服务，而且民主政治也是这样，比如我们经常讲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即“四个民主”，这比发达国家还要高得多。西方国家实际上只做到了“一个半”：民主选举算是基本做到了，民主监督做到了半个，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则基本没有做到也无法做到，所以他们把民主的底线定义为选举竞争，非常贴近现实。包括“协商民主”，虽然也是少数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但在发达国家主要还是停留在概念和小范围试验阶段，主流民主理论和实践依然是以选举竞争为主的代议民主，“协商民主”是西方也不敢轻易做的。我们的民主概念已经进入后现代了，但实际政治程序还没解决现代性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梳理民主与民生的时序逻辑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理清发展时序，加强顶层设计，拿出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一步一步加以实现，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把容易做的先做，最难的放在最后。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缺乏理性的设计，这样下去很危险。　　一个大的战略性问题，是我们现在十分关注民生问题，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民主。那么，民生和民主，首先要解决哪一个？理论上我们先不说，先从经验上看，有没有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就能先解决好民生的？政治学总结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概括为“三步走”。第一步是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打破封建诸侯割据，将权力集中到国王手中，建立专制主义国家，形成所谓的国家主权。我们国家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完成第一步。目前实际上还没有彻底解决碎片化问题，该统一的还没有统一。碎片化不意味着民主。民主意味着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意味着能建立强政府，令不行禁不止不是民主，无政府主义也不是民主。我们过去有误解，认为民主会削弱国家能力，其实恰恰相反，民主意味着国家能力的增强，成功的民主国家必然是有着强大的国家能力，整合性非常强。西方首先通过王权专制， 亦即专制主义（absolutism），把国家权力统一起来，英国是都铎王朝，法国则是波旁王朝完成这个过程。统一的权力形成之后，就面临着如何解决君主专制的问题，以及集中的权力要得到更广泛认可的问题和新兴资产阶级参政的问题，这就是民主化问题。这就是1640年英国革命开始，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要解决的问题，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仍然是西方各国政治发展首要的问题。到了二战之后，民生的问题成为了主要问题。民主政治确立之后，照样有贫富差距拉大，人民教育医疗乃至吃饭问题，这会反过来造成民主政治的不稳定。所以二战后福利国家兴起了，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成为核心问题。　　　　　　所以，改革的时候一定要把顺序搞清楚，先把原因层面的问题解决掉，然后再处理后果的问题。先有因再有果。我们往往是原因还没有解决，却集中精力去谋求相应的结果。所以，现实是因果关系和逻辑顺序颠倒了，缺少一个政治框架设计。　　从西方议会产生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观察集权与民主、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张力与关系。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召开全国性的会议，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从英国议会、美国国会，到中国的人代会、党代会，都是如此。什么时候台湾当局派代表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我们国家就完全统一了。能召开全国性的会议是中央有权威的标志。著名的法国三级会议是腓力四世在1302年首次召开的，其目的是解决由于向教会增税而与教皇的冲突，这次会议使得腓力四世得到了民众的支持，结果是王权的加强和教会实力的削弱。而且西方最早的议会都是旨在商讨税收问题，可见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密切。政治问题不解决，合理的经济分配也很难解决。议会虽然是国王集权的产物，但对国王也起到制约的作用。统一的王权一旦巩固，议会对国王来说就没有必要而且成为累赘，因此从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六的专制主义时期，三级会议从1614到1789年中断了175年。到1789年路易十六为解决财政困难不得不重开三级会议时，就点燃了火药桶，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英国，专制君主查理一世先是停掉议会十多年，到1640年查理一世为了解决税收纠纷和财政困难迫不得已又重开议会时，即触发了革命。所以国王开会是国家统一的象征，同时也把现代民主带了进来。议会体现了王权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博弈，内含着政治和经济的复杂关系，英法革命都肇始于国王重开议会解决财政危机，集权和民主都与议会有关。　　　　　除了代议制以外，还有理性的官僚制，这也被认为是现代政治治理的基本工具。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无法做到把政务官和事务官加以区分，首先是因为中国没有politician 和bureaucrat两个系统，也就是所谓的“政客”与“官僚”的分别，其实这两个词汇都是中性词，但翻译成汉语颇有贬义。西方的政务官是选举产生，有任期的。事务官是考试录用，终身任职，通过功绩和年资晋升。我们国家干部的身份都是一样的，选举与非选举官员之间没有清晰界限，终身制与任期制之间的界限也不清晰，更没有政治中立不中立之说。我们和西方政治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所有的官员都被认为是“官僚”，而西方仅指那些通过考试录用、终身任职的文官。　　近些年来在中国政治研究和讨论中，借用后现代的视角批评现代政治治理颇为流行，与之相仿的是，对传统政治价值理念和治理方式的热捧又很多。对此要有所警惕。如果借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反、合的框架来分析，前现代传统社会如果是“正”，现代就是“反”，后现代就是“合”，确实有些方面看似回归了传统，但不是简单回到过去。这个回归是在“反”的基础上回归，而不是抛开“反”的回归。我们现在没有经过“反”，而希望走向“合”，这事实上只能往回走。　　以“民主”来论，古代的民主确实是直接民主，但出现了多数人的暴政和效率低下等问题，产生了很多弊端。所以现代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代议政治的精英民主。西方进入后现代社会，一些人觉得代议民主还不过瘾，人民的参与还不够，又开始向“人民的统治”或某种程度的直接民主形式回归，但是这种回归是在代议制基础上的回归。西方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我们姑且翻译为“协商民主”，主流理论最多认为这是在“代议制”基础上的“协商”，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采用协商民主的方式，绝大部分问题还是要通过代议政治的过程来解决。协商民主充其量是对代议民主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再讲“法治”，有人批评西方的法治有些走过头了，既没有人情味，也把官员都给捆死了，一点灵活性都没有。在西方国家，确实也有人主张“松绑”，因为法治太严苛了，把政府“五花大绑”起来，国家缺乏能动性，政治领袖行动的空间很小，经常被批评无能。所以有人主张给政府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但这对于中国则不行，我们的问题是掌权者有太大的灵活性，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这一关还没有过去，必须要通过法治来限制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说我们依旧处于“反”的过程，政治现代化的过程远没有完成，还谈不上对传统的回归问题。　　　　　代议制和官僚制的一个很重要的后果是建立了责任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要对人民负责，仅仅是被选举出来的政务官对人民负责。谁授权，对谁负责，这是政治运作的基本原理。你是民选官员，你就要对人民负责，然后你任命的官员，就对你负责。官僚系统对政务官负责，内阁对行政首长负责，行政首长对人民负责或者通过议会间接对人民负责。我们经常强调干部要对人民负责，从严格的政治学理论的角度说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如果每个公务员都对人民负责，那么谁对行政首长负责？谁还能对下发号施令呢？我们的责任体系不清楚，从上到下都要求每个公务员对人民负责，最后到底谁负责反而成了问题。实际的情况则基本上是都对上负责，因为你的权力是上级给的，谁授权向谁负责，这是基本的政治规律。为什么干部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根本就在于权力不是人民给的，同时也要明确不是所有官员的权力都应该是人民给的。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蕴含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巨大张力。中国社会目前的情况很复杂，同时具有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特征。虽然总体上是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但也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强大挑战。在政治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对政治的现代性又提出了质疑，作为政治现代性最重要标志的代议制和官僚制也受到批评。因此，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遇到了全球化的冲击，在现代性建构还没完成的时候，过早卷入后现代的潮流。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政治思潮和现实运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存在直接民主压过代议民主的倾向，公民直接介入政策制定成为潮流。其中典型案例之一就是PX项目中的“邻避主义”现象。现在各地只要是建PX项目基本上都建不成，而日本和韩国趁着中国上不了这类项目大量地上PX项目。这里面一个很大的悖论就是，我们被西方说成是“独裁国家”，一个“独裁国家”上不了PX项目，而那些民主国家可以上PX项目，这不是怪事吗？说到底，是民主的制度不同，我们在代议民主还没有健全的时候，过多地卷入了非制度化的参与民主。　　第二，具有共识主义代替多数主义的趋势，使决策陷入低效和困境。表面看，“共识决”优于“多数决”，因为它体现全体成员的意志，似乎更“民主”。问题是，“共识决”代价很高，难以操作，不大可行，这是现代民主制度一般不采取“共识决”的主要原因。协商民主就是主张用共识主义代替多数主义，这在西方是左翼，而在中国却是主流。而且，“共识决”表面上很民主，实际上否定了多数人的权利，因为极少数人的否决就可以导致政策流产。中国目前已经逐步陷入到因少数人反对而政策无法实施的困境。　　第三，网络参与、网络民主风起云涌。西方的网络主要用于娱乐，而中国过多用于参政。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对于网络对民主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不少人为网络民主欢欣鼓舞时，他却指出：新媒体有可能造成一个分裂的传播世界，互联网上的“群体极化”和极端主义也更容易发生，危及西方社会的民主体制。尤其在我国当下，互联网的“放大效应”使少数派貌似享有普遍的“民意”，进而转化为“多数人的暴政”，使网络民粹主义和多数人的暴政相互助长。相形之下，西方发达国家对网络民主更为谨慎，而中国更为乐观；国内学术界更为谨慎，而政府和社会公众更为乐观。这种反差本身，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第四，NGO、NPO声名鹊起。应该说，相比于上述几方面，NGO、NPO的兴起更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它们怎样嵌入现行体制却悬而未决。在西方，历史上就有公民社会的存在，可以说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但大量的NGO、NPO出现并成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是后现代现象，而且NGO、NPO这一概念本身是后现代才出现的。西方大量的NGO、NPO是嵌入其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构不成反体制力量。中国则不然，其现实政治冲击不容小视。第五，政治传播特别是互联网传播主导民意，“信息轰炸”和“信息欺”大行其道，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甚至操纵民意。现代平面媒体的作用在中国比在西方下降得更快。　　　总之，中国现在面临双重任务。第一重任务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即建构政治的现代性，实现政治现代化，包括建立现代的代议制和官僚制，其核心是实现现代的民主与法治。第二重任务是如何应对后现代性的挑战，怎么引导和释放互联网冲击的压力、公民直接参政的压力、NGO和NPO大量涌现的压力、社会多元共治的压力等等。应该说上述第一重任务还是主要的，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第二重任务也无法回避，虽然它过早地到来了。如何平衡这双重任务，对于中国领导人是巨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