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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发展现状是形态各异的，这既有内在制度结构差异的原因，又有外在的社会交往情况、自然条件不同等原因。总体上看，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很难肩负起民族地区发展的重任，单一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也是难于解决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都严重不足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的。云南省丰富的文化资源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云南省民族旅游开发已经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绩，对民族旅游进行理论思考及对云南特色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的理解是十分必要的；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路径及意义的考察以及未来发展需要注意问题的理解都是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发展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也是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该课题组按原计划完成了公开发表三篇论文及一个研究报告的任务，就研究计划中提出的“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文化差异与文化产业”及“乡村文化业发展的道路”等三个问题做出深入研究，并公开发表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紧密相关的三篇学术论文：（1）“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cssci来源期刊）2007年第6期；作者：马翀炜。（2）“‘云南十八怪’与民族文化产品开发”，载《文化遗产》2009年第3期；作者：孙信茹。（3）“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以云南省为例”，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cssci来源期刊）第6辑。作者：马翀炜、孙美璆、李德建。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 该课题认为，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能够在近年来获得较快的发展，是与云南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紧密相关的。基于此，要真正理解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问题就有必要对民族旅游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一文认为：追求自由的旅游与现代社会建构的强调控制以及牟利的旅游业之间的冲突是民族旅游中具有根本性的矛盾,民族文化符号在现代旅游中的重新编码是民族文化产生变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民族文化产品进入主流文化消费系统的意义则在于通过交往而使不同文化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文化价值的相互承认。改变现实交往活动中的不合理性的可能路径在于文化拥有者通过实践来提升自己的参与旅游业的行为能力,并参与到交往制度的修改与制定中。《“云南十八怪”与民族文化产品开发》一文以独具特色的“云南十八怪”文化现象及围绕“云南十八怪”进行的民族文化产品开发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云南十八怪”是外地人贬抑云南地方性文化的形象表达。近二十年来，“云南十八怪”以商品符号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云南十八怪”所包含的文化意蕴随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云南十八怪”文化符号效应经历的有轰动到平淡的变化过程中可以发现，地方性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有可能通过积极的参与而获得进入主流社会及主流经济活动的机会。而这些地方性文化以及以这些文化为核心价值的民族文化产品要改变其边缘性的地位，就必须努力使这些地方性文化逐步成为主流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结构性要素。《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以云南省为例》一文从大量的田野调查材料的研究入手，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得出如下认识：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现已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在依托旅游业发展、开拓市场的过程中，云南乡村文化产业化逐步探索出了如下几种路径：日常生活用品向民族工艺品转化；民族歌舞转化为民族歌舞演艺业；独特的民俗风情与优美的自然景观结合开发；传统民族艺术品转化为文化产品；传统的民居的开发利用等。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提高了村民参与市场经济的能力，而且使社区的组织结构得到了改善。乡村文化产业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报告《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在大量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点面结合的介绍。认为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在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成绩。到目前为止，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是与云南省旅游业发展紧密相关的，或者说是旅游业发展带动了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这是对这一个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其次，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探索出了多样化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在走过了村民自发性参与、政府倡导发展和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发展的20年的乡村文化业发展历程后，乡村文化产业已经探索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路径：日常生活用品向民族工艺产品的转化。云南少数民族的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因其具有较为浓厚的民族审美文化特色，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其实用功能逐步被审美功能所取代而开始转化为旅游工艺品；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将民族歌舞转化为民族歌舞演艺业；利用特有的民族民俗风情，依托优美的自然景观开发乡村旅游；对传统民族艺术进行进一步的挖掘整理，引导这些艺术品走向市场是一些地区进行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方法；利用传统文化古镇、民居发展文化旅游业也是云南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特色。第三，在乡村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渠道，培养乡土人才；第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第五，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改善了有形和无形基础设施建设。尽管云南省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态势，但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也还存在投入不足，基础较为薄弱，规模不大，单打独斗，人才不够，缺乏管理经验以及精品不多，后劲不足等诸多问题。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对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策提出如下一些建议： 一是 以民族文化资源为基础，进一步挖掘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二是进一步找准乡村文化产业定位；三是加强乡村人才培养，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四是充分认识市场规律，整合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要素； 五是 采用政府授牌的方式，打造乡村文化产品品牌；六是延长产业链，联动产业资源，形成产业集群；七是以“政府引导、企业投资、村民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使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更多的动力来源。该课题研究从理论上对民族旅游、民族文化产业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思考，对民族传统文化对现实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进行了研究。并且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点面结合的调查研究，研究基本呈现了云南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该成果对于扩大文化产业研究的领域是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的。云南省民族传统文化十分丰富，传统文化正在以形态各异的方式对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是需要大量的实地考察的。这也意味着更多的经费和更多的人力投入是不可缺的。这些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只能留待今后完成。
1、，《苗学研究》（一），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2、《苗语中的汉语借词要规范化》，《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3、《谈谈汉语文的苗文翻译》，《民族工作》，1990年第2-3期合刊。4、《从江县地名谈》，《黔东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5、《苗语生态与苗文字的统一》，《黔东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6、《苗语状词在汉译苗中的运用》，《贵州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7、《反切表意文字的初步研究》，《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该文转载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3年第5期。8、《反切表意文字是汉藏语系诸语言的新一代理想文字》，1993年第1期。该文转载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3年第6期。9、《苗族传统集市在当代市场中的价值》，《贵州省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第8集，1993年12月。10、《数词与苗歌》，《苗语文集》，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11、《古驿苗寨话烧灵》，《苗学研究》（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2、《苗语地名的文化内涵发微》，《苗学研究》（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3、《对当代原始农业的再认识》，《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获贵州省第三次社科优秀成果评奖四等奖14、《民族教育困境的实质》，《怀化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15、《<苗语古音构拟>补正：以甲定点为例》，《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该文被Colby Information Center of Science and Cultures收录。16、《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实质及其操作释解》，《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该文转载于《高校文摘》，1999年第3期。17、《关于发展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思考》，《民族教育》，2001年第3期。18、《苗族交鱼纹图案象征意义剖析》，《吉首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19、《云南丘北县冬瓜寨苗族服饰纹样制作工艺调查》，尹绍亭主编《田野调查报告》（中、老、泰、越苗族/蒙人服饰制作传统技艺传承国际研习班），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文化重构犹如凤凰涅槃：论传统文化利用的难点及化解手段》，方铁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1、《历史民族学多学科整合研究规范的初步探索》，《思想战线》，2002年第1期。转载《高校文摘》2002年第2期。22、《历史民族志研究方法探讨：以〈百苗图〉整理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23、《历史人类学与相关学科对话》，周大鸣主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24、《从〈百苗图〉所载婚俗看婚姻自由》，周大鸣主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25、《启动族际制衡是落实退耕还牧政策的关键》，《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26、《论文化适应的双重性与调适取向的多样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27．《古今“杨黄”异同考》，《贵州世居民族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28、《论婚姻理论歧义性之由来》，《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29、《婚姻的理论建构与遮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77页—88页。30、《人类学理论的批判、反思与自觉》，《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 1、《民族调查通论》，贵州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40余万字），独著。2、《〈百苗图〉疏证》，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30余万字)，独著。3、《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与建构》，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28万字），合著。 1、《贵州省岑巩县注溪乡岑王村老屋基喜傩神调查报告》，台湾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1995-10-00，30万字，合著。2、《贵州省晴隆县中营镇新光村硝硐苗族庆坛调查报告》，台湾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1996-06-00，40万字，合著。3、《贵州省黎平县永从乡侗族九龙村寨调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48万字，主编及作者。 1、非经济因素对民族教育的制约作用分析，鉴定验收合格，1994-07-05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主持人。2、经济转型条件下民族地区义务教育体制的模式研究，鉴定验收合格1997-12-19贵州省教委 主持人。3、武陵山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与多元文化互动研究，湖南省社科联1999-2000，主持人。4、《百苗图》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001年，批准号：01BMZ007，李汉林主持，本人为主要参与者之一。5、全国民族村调查：侗族调查，2003年—2004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云南大学211工程建设，子项目组组长。6、苗族调查基地，2004年—2005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云南大学211工程建设，子项目组组长。7、晚清以来地方文化资源与乡村权力运作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2006年，批准号:06BMC026,主持人。
中南民族大学，简称中南民大，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学校占地1550余亩，校舍面积100万余平米，馆藏图书697余万册，为中国“少数民族骨干计划”资格高校、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湖北省“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是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办的民族学专业性集刊，创刊于2003年。2008年3月，经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评审并报教育部批准，被确定为全国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来源（CSSCI）辑刊的86种之一
（1956-1978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由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云南省边疆工作委员会专门起草报告，正式向云南省委请示建立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机构，经云南省委批准，1956年8月8日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时任云南省边委书记的孙雨亭兼任所长，时任省边委第三副书记、省委秘书长的侯方岳任常务副所长。研究人员有范义田、张凤歧、李文初、杨毓骧、杨毓才、王均、黄超凤、傅素裴、徐志远、高滋生等。1958年省委任命云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贾敦芳为所长，侯方岳为副所长。1962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与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合并。“文革”时中辍。 在中央访问团访问云南及进行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之后，收集了一些材料，但以往调查面有限，侧重点不同，可资利用的资料有限。党和政府急需较为详细的民族调查资料，以进一步研究各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问题，为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提供依据。于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作为一项极为重大的任务与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任务最初规定为，在4-7年内基本弄清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情况，并尽可能地搜集社会历史发展的资料和深入了解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从而对各民族各方面情况作系统的研究。按计划，在1956年起的七年内，有计划地派遣调查组，完成全国所有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调查；1958年完成各少数民族概况的编写；在此基础上，编纂各民族的民族志，到1962年完成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全部工作。云南调查组分为六个调查分组：西双版纳傣族组、德宏傣族组、耿马傣族组、景颇族组（附阿昌族）、佤族组（附德昂族、布朗族）、傈僳族组，同时派出七个小组赴各地搜集资料。然后再组织力量开展对白族、彝族、普米族、纳西族、拉祜族、哈尼族等民族的调查工作。自1956——1958年，调查组编写了许多调查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云南民族调查组和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到西盟佤族自治县的六个佤族村寨进行调查，分析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形态；对独龙族的调查材料被认为“对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有很重要的意义”，怒族、傈僳等民族的调查材料“为研究原始社会如何过渡到阶级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壮、苗、布依、傣等民族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分析了其各自经济结构、阶级关系、上层建筑和其他社会现象的特点。结合田野调查，为更好地保存各少数民族社会改革前的资料，开始组织拍摄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等内容的科学纪录影片。通过第一阶段的调查，搜集到被视为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方面最主要、最典型的一些材料，为以后一个时期内许多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资料基础，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58年8月，第二阶段更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开始。在第二阶段的调查中，要求调查提纲与简史、简志的编写大纲基本统一。由于任务较紧，将更深入、全面的调查放在一边，而把力量集中在编写“民族问题三种丛书”上。“民族问题三种丛书”积累了大量资料，成为以后“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1960年冬以后，尽管还有一些补充调查，但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人员的主要注意力已经转向“民族问题三种丛书”，同时，随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的来临，经费上也出现了困难，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从总体上来说，即1964年基本告一段落。回顾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应当肯定调查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参与人数之多，调查地区之广，撰写资料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根据这次调查和文献研究，编辑出版了包括各民族自治地方概况、各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三套丛书，形成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使人们更加了解了少数民族的状况。 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结束后，一些学者转入书斋中的研究工作，同时也进行一些个人的零星田野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联合组织的《彝族简史》编写组，于1960年写出《彝族简史》初稿，1961年5月，《彝族简史》初稿送交四川成都讨论会讨论。1963年马曜、缪莺和的《从西双版纳看西周》分三期在《学术研究》上发表，比较深入地对西双版纳傣族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进行研究。在社会历史调查中发现的有些现象，成为这一时期一些民族学家注意的焦点。宋恩常等人在云南宁蒗县调查时发现的母系制材料（宋恩常：《纳西族的母系家庭》，载《民族团结》1962年8期）披露后，受到民族学研究者的重视。1962年冬至1963年春，严汝娴、刘尧汉、詹承绪、宋兆麟、王承权、周裕栋到泸沽湖周边永宁盆地的母系制遗迹进行了考察，并为找到了论证典型的母系氏族的生产生活和婚姻形态的新例证而感到欣慰。在缩短战线和精简队伍的情况下，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继续进行社会历史调查的补充调查，到1966年夏，才被迫停止。1973年秋，受中共云南省委的委托，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马曜、汪宁生、王宏道、王叔武、易问耕、夏光甫、江应梁、尤中、邹启宇等人开始编写一部云南民族历史，即《云南各族古代史略》，1975年古代史部分交稿写成，分送省委领导及有关单位领导审阅。《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于1977年6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零星的调查也时而进行，如1976年夏，中央民族学院的张公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邵望平、云南的汪宁生等同赴西双版纳对傣族的历法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素以对云南少数民族田野调查见长的宋恩常“文革”前就做了许多调查，“文革”中大部分时间用于看书，“文革”结束后整理并出版了许多以前的调查报告。 （1979-1984年）1978年，根据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关于恢复重建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的指示，开始筹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消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1979年1月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正式恢复。由省委宣传部、和省民委领导，云南民族学院主管，由副院长董子健担任所长，王叔武、汪宁生、魏德明任副所长。当时研究人员主要有宋恩常、王宏道、张凤歧、易问耕、王均、许鸿宝等人。1980年至1984年，又调入蔡家麒、高立士、杨德鋆、朱德普、傅于尧、杨均、刀世勋、王敬骝、刘光智、李和林、李子泉、和志祥、赵嘉文、王筑生、雷宏安、田敬国、邹世恒等人，并吸收从大专院校毕业的部分年轻人来所从事科研工作。1984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正式划归云南民族学院单独领导，设有民族学、民族史、语言、艺术、教育、考古、宗教、经济八个研究室。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继承了50年代以来的工作基础，继续保持以云南各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特点。中国民族学会于1980年10月成立，马曜教授担任副会长。此后在昆明、西宁、南宁、北京、四川乐山、吉林延吉、云南景洪等地分别召开了学术讨论会，黄惠焜也担任过副会长。本所汪宁生、宋恩常、蔡家麒、和少英等均是会员。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昆明工作站在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建立，主要人员有宋恩常、董绍禹和雷宏安，由宋恩常兼任站长。主要开展云南少数民族包括汉族在内的宗教文化的调查和研究，不定期以简报形式向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汇报有关科研情况。1984年，世界宗教研究所昆明工作站撤销，与本所宗教研究室合并。1981年，香港中文大学谢剑博士访问云南，在我所王均的陪同下访问调查了昆明东郊的彝族撒梅人，事后，谢剑博士写成《昆明东部的撒梅人》一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82年5月至9月，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结合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规划”的任务，派出由蔡家麒、杨毓骧、赵嘉文、和志祥组成的调查组，前往怒江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独龙族聚居地区，杨毓骧、和志祥又沿怒江上行，历经艰苦险危，到达西藏的察瓦龙、松岭和察隅等地，对独龙族、藏族、珞巴族和僜人的社会历史与文化习俗、宗教、语言等进行了实地考察。这是本所1979年恢复之后组织的第一次集体性调查，调查之后，由蔡家麒、杨毓骧分别整理出《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滇藏高原考察报告》等。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恢复后，为集中反映本所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扩大本所的社会影响，创办编辑了以下几种刊物：《民族学报》于1981年经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批准而创办，并于1981、1982、1983年以年刊形式出版公开发行了三期。该刊发表了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及本所部分专家的学术论文，《民族学报》的出版发行，在国内民族学界影响巨大，赠与国外同行也引起广泛关注。《民族学报》与中国社科院的《民族研究》属当时国内最早的民族学研究期刊。《民族调查研究》和《民族研究译丛》、《民族考古译丛》均为本所内部刊物。《民族考古译丛》1981—1983年共编了3期；《民族研究译丛》从1981年—1989年共编辑11期。《民族调查研究》从1983年下半年编辑第一期起，直至1998年被迫停刊，共编辑出版了49期，刊发了所内外大批的民族类研究文章，在社会上具有较好的影响。 （1985-1995年）20世纪80年代初期，云南省民族研究所部分专家学者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少数民族》等辞书的撰写和编写。参加了《中国各民族原始资料集成》等项目、著作的撰写。开展了以下重要的集体性学术调查活动。 1979年1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规划会议，并成立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的整理研究和“民族问题三套丛书”的修订出版工作停顿下来，原来参加调查和编写的人员，有的遭迫害，有的已经改行，资料书刊大多散失，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此，拟继续编辑、修订、出版《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编辑、修订、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办公室即云南省编辑组设于民族研究所，由宋恩常、朱德普、高立士等人具体负责参与有关工作。从1980——1989年，先后编辑、出版了《云南少数民族》、《云南简史》以及25个少数民族的简史、语言简志丛书，出版了云南8个民族自治州的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出版了涉及25个少数民族和有关尚未认定族别的族群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数十部。还出版了《云南少数民族文物》、《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资料琐编》等资料文集。1989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对丛书的编写、出版工作进行了总结，标志着此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由中国民族学会与云南省民族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全国民族学讲习班于1985年4月至6月在本所举行。这是继1983年在武汉举办首次全国民族学讲习班后再次举办，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区，22种民族的60多名学员参加了这次讲习班。担任这次讲习班教学任务的有中国民族学会会长秋浦以及林耀华、金天明、陈永龄、吴从众、李一夫、黄淑娉、何耀华、杜玉亭、李昆声、尤中、马曜、王叔武、宋恩常、黄惠焜、王敬骝、杨德鋆、蔡家麒、王筑生等专家教授。开设了《民族学》、《世界民族学概论》、《世界民族志》、《中国民族志·中国民族学概论》、《民族理论问题研究》、《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民族艺术》、《云南各族古代文化研究》、《民族学田野调查理论与方法》等共27门专题课程。云南省民族研究所还以办讲习班形式，开展民族学人才的培训工作。1984年11月至12月，举办了“云南省第一期民族调查研究讲习班”，招收的学员都是云南省各地从事民族工作的干部，开设了民族学概论和侧重云南少数民族的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课程。 、《典靖市民族志》的调研撰写1988年—1992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为完成曲靖地、市民族志的撰写组成两个调查组，傅于尧、鲁刚、雷宏安、刘刚、马世雯等人完成《曲靖市民族志》，傅于尧、雷宏安、蔡家麒、高立士、金少萍、张桥贵、白兴发、朱德普等人完成《曲靖地区民族志》。《曲靖地区民族志》于1996年7月由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 1984年，日本女学者横山广子到云南调查，由王均陪同，访问了昆明郊区彝族、路南石林的彝族撒尼人和大理的白族。1985年3月2日—9月，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山本英治（社会学）、福田一郎（民族植物学）、森山昭郎（政治学）、马场优子（文化人类学）组成的学术访问团应邀访问了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在此次学术交流中，中日双方作了如下报告：王叔武《云南少数民族概况》、王筑生《少数民族经济》、田敬国《少数民族与云南的植物》、宋恩常《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蔡家麒《中国民族学的动向》、杨德鋆《少数民族的艺术》，福田一郎《尼泊尔的植物与民族》、山本英治《社会结构研究的方法——着重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例》、森山昭郎《日本的中国研究动向》、马场优子《阿伊努族的生活与问题》等报告。根据中国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王叔武与日本东京女子大学云南研究会代表山本英治于1985年3月8日在昆明签订的《关于学术交流的协议》，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王叔武、副所长王敬骝、助教刘刚以及云南民族学院副院长黄惠焜等一行4人，应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校长隅谷三喜男先生和该校云南研究会代表山本英治教授的邀请，于1986年1月15日至27日去日本进行学术访问。王叔武所长等去到了日本的东京、京都、大阪，参观访问了东京女子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早稻田大学、北方语言研究所、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东京历史博物馆、藤井斋成会有邻馆、NHK（日本国家广播电视台）东京总部和京都放送局、大阪放送局，会见了日本社会学关系者、日中留学协会有关人员，与有关单位和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此后，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与国外交往不断。1990—1991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接待了来访的美、日、德、泰等国和台湾及其他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十余批，先后举办了两次国际交流学术报告会和一次国际学术交流座谈会，即1991年初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petermetoaif 教授主讲《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变化和成就》，1991年6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Freddamon教授主讲《区域模式的研究和库拉交易圈》，1990年7月与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福田一郎、毛里和子教授举行中日合作考察“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学术座谈会。1992年，本所王均、刘光智等参加云南民族学院学术代表团访问了日本。 民族研究所的中青年学者在民族文化、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社会学、民族心理学、民族经济学、影视民族学、民族学系现代化、民族教育学、民族宗教、民族语言、跨境民族研究等学术领域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这些新学科的开辟崛起，很好地推动了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使本所成为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是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办的民族学专业性集刊，创刊于2003年。2008年3月，经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评审并报教育部批准，被确定为全国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来源（CSSCI）辑刊的86种之一
当前我国的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于一个艰难的爬坡阶段,农民、农业和农村仍然是我国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一定要特别注重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农村建设,这一地区农村与其他地区农村相比,基础更弱、条件更差,也更为贫穷落后。所以,更需要全社会的关注。 在边疆多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村文化起着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因此,高度重视对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研究,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就成为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课题和现实课题。本研究以“边疆多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立论,分八个部分对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问题进行研究。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的六章分别分析了边疆多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背景,阐述了边疆多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理论,概括了边疆多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探讨了边疆多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论证了边疆多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容,最后着重对边疆多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途径及构想进行了探索。 本文以我国边疆多民族地区农村出现了“文化塌陷”问题为切入点,以能代表中国边疆多民族地区典型特点的云南省为例,力求以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立足边疆多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实际,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采取问卷法、田野调查法收集资料,突出边疆多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从国家文化战略与文化安全的高度,分六个部分对边疆多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进行研究： 从国际和周边环境看,加强边疆多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能够为这些地区的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基础条件,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边疆地区安全,也能更好的保存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同时,注重边疆多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建设,可以较好的解决由于我们长期坚持的经济发展优先战略,从而导致的边疆多民族地区文化萎缩和周边国家不断强化的文化渗透和影响,由此形成的“文化塌陷”问题。因此,建设社会主义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强边疆多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建设。 边疆多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和义为指导,以人为本为目标,充分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同时,还必须弄清楚边疆多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的内涵、主要内容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建设理论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发展理论以及其他优秀的文化理论中,为边疆多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寻找理论支撑。 边疆多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四位一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把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与新农村的新经济、新政治、新社会建设统一起来思考与布局。边疆多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最根本的是能够为农村小康社会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同时,可以在国家文化安全的层面上促进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有利于提升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 从现实情况看,由于长期重经济轻文化、重城市轻农村、重内地轻边疆,边疆多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面临许多的问题,无论是体制机制、财政投入、公共文化服务,还是人才培养、文化设施建设等等方面均难如人意,由此导致了文化建设主体缺乏,边疆地区“文化塌陷”等问题。所以,必须认真分析,更好地加以解决,由此推动边疆多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发展。 只有弄清边疆多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容,才能使农村文化建设具有针对性。一般而言,应当结合边疆多民族地区实际,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以及对农村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保护与开发等方面入手,才能有效的进行农村文化建设。 要搞好边疆多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结合各地实际,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构以及多民族地区和谐文化建设、农村文化体制与机制创新等方面切入。通过强化领导责仟、注重多元投入体制建设、广泛开展各类农村文化活动、推动农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推动边疆多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发展。特别是要有针对性的制定有利于边疆多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相关特殊文化政策,才能有效地促进其文化的良性发展。
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发展现状是形态各异的，这既有内在制度结构差异的原因，又有外在的社会交往情况、自然条件不同等原因。总体上看，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很难肩负起民族地区发展的重任，单一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也是难于解决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都严重不足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的。云南省丰富的文化资源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云南省民族旅游开发已经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绩，对民族旅游进行理论思考及对云南特色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的理解是十分必要的；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路径及意义的考察以及未来发展需要注意问题的理解都是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发展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也是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该课题组按原计划完成了公开发表三篇论文及一个研究报告的任务，就研究计划中提出的“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文化差异与文化产业”及“乡村文化业发展的道路”等三个问题做出深入研究，并公开发表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紧密相关的三篇学术论文：（1）“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cssci来源期刊）2007年第6期；作者：马翀炜。（2）“‘云南十八怪’与民族文化产品开发”，载《文化遗产》2009年第3期；作者：孙信茹。（3）“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以云南省为例”，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cssci来源期刊）第6辑。作者：马翀炜、孙美璆、李德建。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 该课题认为，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能够在近年来获得较快的发展，是与云南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紧密相关的。基于此，要真正理解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问题就有必要对民族旅游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一文认为：追求自由的旅游与现代社会建构的强调控制以及牟利的旅游业之间的冲突是民族旅游中具有根本性的矛盾,民族文化符号在现代旅游中的重新编码是民族文化产生变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民族文化产品进入主流文化消费系统的意义则在于通过交往而使不同文化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文化价值的相互承认。改变现实交往活动中的不合理性的可能路径在于文化拥有者通过实践来提升自己的参与旅游业的行为能力,并参与到交往制度的修改与制定中。《“云南十八怪”与民族文化产品开发》一文以独具特色的“云南十八怪”文化现象及围绕“云南十八怪”进行的民族文化产品开发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云南十八怪”是外地人贬抑云南地方性文化的形象表达。近二十年来，“云南十八怪”以商品符号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云南十八怪”所包含的文化意蕴随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云南十八怪”文化符号效应经历的有轰动到平淡的变化过程中可以发现，地方性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有可能通过积极的参与而获得进入主流社会及主流经济活动的机会。而这些地方性文化以及以这些文化为核心价值的民族文化产品要改变其边缘性的地位，就必须努力使这些地方性文化逐步成为主流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结构性要素。《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以云南省为例》一文从大量的田野调查材料的研究入手，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得出如下认识：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现已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在依托旅游业发展、开拓市场的过程中，云南乡村文化产业化逐步探索出了如下几种路径：日常生活用品向民族工艺品转化；民族歌舞转化为民族歌舞演艺业；独特的民俗风情与优美的自然景观结合开发；传统民族艺术品转化为文化产品；传统的民居的开发利用等。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提高了村民参与市场经济的能力，而且使社区的组织结构得到了改善。乡村文化产业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报告《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在大量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点面结合的介绍。认为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在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成绩。到目前为止，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是与云南省旅游业发展紧密相关的，或者说是旅游业发展带动了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这是对这一个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其次，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探索出了多样化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在走过了村民自发性参与、政府倡导发展和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发展的20年的乡村文化业发展历程后，乡村文化产业已经探索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路径：日常生活用品向民族工艺产品的转化。云南少数民族的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因其具有较为浓厚的民族审美文化特色，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其实用功能逐步被审美功能所取代而开始转化为旅游工艺品；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将民族歌舞转化为民族歌舞演艺业；利用特有的民族民俗风情，依托优美的自然景观开发乡村旅游；对传统民族艺术进行进一步的挖掘整理，引导这些艺术品走向市场是一些地区进行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方法；利用传统文化古镇、民居发展文化旅游业也是云南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特色。第三，在乡村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渠道，培养乡土人才；第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第五，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改善了有形和无形基础设施建设。尽管云南省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态势，但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也还存在投入不足，基础较为薄弱，规模不大，单打独斗，人才不够，缺乏管理经验以及精品不多，后劲不足等诸多问题。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对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策提出如下一些建议： 一是 以民族文化资源为基础，进一步挖掘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二是进一步找准乡村文化产业定位；三是加强乡村人才培养，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四是充分认识市场规律，整合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要素； 五是 采用政府授牌的方式，打造乡村文化产品品牌；六是延长产业链，联动产业资源，形成产业集群；七是以“政府引导、企业投资、村民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使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更多的动力来源。该课题研究从理论上对民族旅游、民族文化产业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思考，对民族传统文化对现实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进行了研究。并且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点面结合的调查研究，研究基本呈现了云南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该成果对于扩大文化产业研究的领域是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的。云南省民族传统文化十分丰富，传统文化正在以形态各异的方式对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是需要大量的实地考察的。这也意味着更多的经费和更多的人力投入是不可缺的。这些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只能留待今后完成。
2010年5月27日，主持由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新疆屯垦与文化研究院联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共同举办的“人口移动与文化”国际研讨会，做题为“移民社区与文化建构——灵明堂拱北研究”的学术报告。2010年5月7日，参加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科大卫主持的教资会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开幕式暨“历史人类学——目标与路径”学术论坛。2010年4月28-29日，参加西南民族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宗教、民族与社会研讨会”，做题为“中国民族宗教研究与解释人类学——费孝通、格尔茨学术思想再考”的大会发言。2010年4月9日，在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做学术讲座：再谈写文化。2010年3月13-14日，参与组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宗教人类学的回顾与前瞻——首届宗教人类学学术论坛”，做题为“灵明堂拱北调查”的学术报告。2010年3月8-9日，参加日本名古屋大学“少数群体的现状与共生话语”国际学术研讨会，做题为“唐汪川——中国临夏多民族社区的文化共生”的学术报告。2010年3月1日，在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做学术讲座：文化资源与民族关系——文化融合路径的人类学考察。2010年2月25日，参加日本中央大学政策文化综合研究所项目“欧亚大陆与日本”学术研讨会，做题为“中国的‘民族走廊’与少数民族宗教研究”的学术报告。2010年1月9-10日，参加在海南三亚召开的中组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民族学导论》教材编写”学术研讨会，从自身研究和教学实践出发对导论相关内容的调整及修改提出了意见和建议。2009年12月28日，在中山大学做学术讲座：中国与世界——自他理解的人类学基础。2009年12月25-26日，参加中国中东学会2009年年会，做题为“国际问题研究中的社会学人类学思考”的学术报告。2009年12月22日，参加2009年中山大学青年教师授课大赛决赛评审工作，担任评审委员。2009年12月2日，参加2009年中山大学青年教师授课大赛复赛评审工作，担任双语教学组评审委员。2009年11月28-29日，参加《开放时代》20周年庆祝会暨第七届开放时代论坛，做题为“日本的海外研究——思考与借鉴”的学术报告。2009年11月25-27日，参加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人类学系、历史学系联合举办的“东亚近代学术概念的形成和知识空间”学术研讨会，做题为“回族群体建构的多样途径——史实与现实再考”的学术报告。2009年10月27-28日，参加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举办的“The First East Asian Anthropologists Academic Seminar: Soci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of East Asia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做题为“Tradition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Eas Asian: Japan, Korea and China”的学术报告。2009年9月24日，在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做学术讲座：中国民族宗教研究的学术架构——民族学人类学的思考。2009年9月11-13日，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参加由Hang Seng Centre for Cognitive Studies (directed by Stephen Laurence)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culture and the mind: Folk Psychology, Folk Epistemology,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与来自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几十位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进行学术交流。2009年7月27-31日，赴云南大学参加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分别做“宗教民族志的中国经验及若干问题探析”（高丙忠分会“用汉语重写民族志”）、“图像资料与人类学研究——本土经验及若干现象初探”（邓启耀分会“庄学本摄影百年纪念”）和“Comments on Some Papers on Asian Migrants: Cases and Policy Issues in Vietnam, Korea, Japan and North America”（DHaines' Session Studies on Asian Migrants）等三个学术报告及评述。2009年5月22-23日，参加新疆师范大学新疆与中亚跨境民族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一届西北边疆跨境民族学术研讨会”，做题为“中亚跨境民族群体建构中的中国情结——从哈萨克斯坦东干人说起”的学术报告。2009年5月18-19日，在新疆塔里木大学做学术讲座：民族宗教研究理论与方法、文化人类学与边疆和谐社会构建。2009年5月9日，担任中山大学举办的“中华全国日语演讲大赛华南赛区预赛”评委。2008年12月12-15日，赴日本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参加亚洲人类学理论研讨会，宣读论文“Linking Chinese Anthropology in East Asia: A Comparative Study on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Cases”。2008年12月5-6日，参加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年会，宣读论文：中国民族宗教学的理论建构及拓展。2008年11月16-19日，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参加美国人类学大会人类学理论分会，宣读论文“Linking Chinese Anthropology in East Asi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2008年9月5-6日，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参加伊斯兰研究国际研讨会，宣读论文“Representing Islam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Uyghur Sermon Poems”。2008年8月30-31日，参加贵州省文物局举办的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研讨会，参与起草“关于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与发展的意见”。2008年8月25-26日，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参加该校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联合举办的“文化与认知”研究课题组工作会议，实地观摩了伊利诺伊大学认知研究专业实验室及相关试验过程。2008年8月19-22日，赴广西大明山自然保护区参加“中国民族宗教论坛第二次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宗教文化融合研究理论方法的实践与拓展。2008年6月27日，为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物质文化研究暑期田野训练营学员做学术讲座：田野调查理论和方法。2008年5月27日，在日本庆应大学做学术讲座：广东归侨移民的过去与现在——以华侨农场为中心。2008年5月24日，在日本庆应大学东亚研究所做学术讲座：霊明堂イスラーム神秘主义教义の文化源流。2008年3月9-11日，在北京参加“东亚人类学互惠理解高级研讨会”（the 2008 Advanced Workshop on the 2008 Advanced Workshop on Reciprocal Understandings in East Asian Anthropology），做题为“中日韩三国人类学的交流互动”的发言。2007年9月至12月，在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做系列讲座：人类学中的民族志研究。2007年11月30日，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做学术讲座：人类学与宗教文化研究。2007年11月25-26日，参加日本早稻田大学举办的“中国穆斯林研究国际研讨会”，为分会评述员。2007年11月1-3日，参加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举办的“民族文化与中国文化人类学”国际学术会议，宣读论文：道教与南方山地民族——宗教文化融合的类型分析法刍议。2007年5月25日，在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做学术讲座：文化研究的认识论与实践基础。2007年3月18日，参与组织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举办的“文化自觉与人文东亚”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从“秋叶原”到“秋叶系”——街景变迁与现代日本亚文化。2006年12月25日，参加日本冈山大学举办的“东方亚洲的文化共生与地域共生”学术研讨会，做题为“维吾尔族的地域共生与群体认同——以吐鲁番和喀什为例”的大会发言。2006年12月20日，参加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举办的“中东与伊斯兰研讨会”，做题为“新疆维吾尔族的旅游与圣墓崇拜的诸相——围绕传统建构而展开的政治/宗教话语的人类学思考”的大会发言。2006年12月5日，在日本庆应大学东亚研究所做学术讲座：中国及其周边社会的父系亲族论——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开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2006年11月25-26日，主持日本中亚学会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Society, Culture and Ethnic Identity of the Uyghurs in Central Asian and Xinjiang China”，宣读论文“Islamic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an Turpan”。2006年11月10日，在东京大学做学术讲座：中国穆斯林社会研究——作为人类学方法的伊斯兰文化论。2006年11月5日，参加日本早稻田大学举办的国际研讨会“The Empowerment of Ethnic Minority Wome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为第一分会评议员。2006年10月6日，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做学术讲座：共同的命运、不同的人生——从伊斯兰知识阶层的生活经历看中国的社会变迁。2006年6月1-2日，参加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举办的“伊犁河流域的人文与水源”国际研讨会，做题为“吐鲁番的水源与农业生产”的大会发言。2006年5月13日，在日本爱知大学做学术讲座：中国的伊斯兰文化与儒教文化。2006年4月6-7日，在广西民族大学做学术讲座：中国穆斯林社会研究——作为人类学方法的伊斯兰文化论。2006年3月30日-4月1日，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做学术讲座：日本穆斯林社会与伊斯兰文化。2006年2月17-18日，参与组织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举办的“田野中的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中国伊斯兰中的亲族与地域社会。2005年11月25-26日，主持日本中亚学会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Mazar in Fergana and Xinjiang”，宣读论文“Cultural Connotation of Saint Mausoleums in the Turpan Basin: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Uyghur Islam and Folk Beliefs”。2005年11月23日，参加日本驹泽大学举办的“中国穆斯林文化研讨会”，做题为“阿图什和吐鲁番的三座圣墓调查”的大会发言。2005年4月8-17日，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做系列讲座：人类学理论与方法。2004年11月20日，参加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举办的全国民族学会议，做题为“吐鲁番市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人文环境——绿洲开发的区域性模式研究”的大会发言。2004年11月9-13日，参加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藏学工作协调会议，介绍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藏学研究与学术交流情况。2003年12月25日，参加由广东省民族研究所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联合举办的“第七届广东民族学学术研讨会”，做题为“广州回族的伊斯兰教育”的大会发言。2003年12月20-23日，参加广东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举办的“客家文化与全球化”国际研讨会，为分会评述员。2003年3月31日-4月1日，参加日本中亚学会年会，为会议评述员。2002年12月12日，在日本庆应大学做学术讲座：中国伊斯兰中的亲族与地域社会。2002年8月12日，在印度尼西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做学术讲座：日本穆斯林社会的形成及现状。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是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办的民族学专业性集刊，创刊于2003年。2008年3月，经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评审并报教育部批准，被确定为全国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来源（CSSCI）辑刊的86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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