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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建设高质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时代的迫切要求。报道称，以往的模式主要以课题申报为主，这样的方式难免会出现供需信息不对称，即地方政府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专家方并不知情，对现实问题和需求把握不准，导致成果与需求不一致，更多的理论层次的论证对于解决实际问题仍然是缺乏实用性。但是目前单一的课题申报模式已不能满足需求，应采取专题论坛模式、专家与实践部门对接实地考察模式、团队协作模式、国际合作模式等多种形式的对接，模式创新的主要目标是防止信息不对称。所以需要多领域创新促进地方智库发展，智库可以借助大数据手段发现经济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新变量，挖掘出更多的因果解释机制，为决策者提供新方案、新视角、新思路，智库建设应统筹协调，加强对数据库建设的整体部署，使各智库共享数据资源，建立大数据的信息管理系统集成。希望智库可以早日建成！
到2020年，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造就一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德才兼备、富于创新精神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建立一套治理完善、充满活力、监管有力的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标准：（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相对稳定、运作规范的实体性研究机构；（2）特色鲜明、长期关注的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3）具有一定影响的专业代表性人物和专职研究人员；（4）有保障、可持续的资金来源；（5）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6）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7）健全的治理结构及组织章程；（8）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良好条件等。
社会智库由于管理灵活、研究独立，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可以超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或地方利益，增加了政府决策的可选择性、科学性与民主性。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智库正在成为影响政府决策、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智库发展面临的困境在社会智库取得各项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社会智库发展中还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还需宏观与微观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发挥社会智库的作用。信息匮乏，获取成本较高。信息来源是中国社会智库持续发展中面临的一大难题。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2008年开始实施，但是，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统计数据与信息资源大多散落在各级政府部门的数据库中，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数据垄断”，社会智库很难从公开渠道获得。为保证拿出客观独立的研究成果，大多时候社会智库只能依托自己的团队、国内外的战略合作伙伴，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和研究获取这些重要的研究数据。建言渠道不畅，缺乏政策影响力。完善的决策咨询机制是智库能够发挥政策影响力的法律依据。比如美国法律规定，政府项目从论证开始，到投资、运作以及完成的各个阶段，都需要有不同的咨询报告。而我国，目前尚没有明确统一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政府决策中的咨询程序，政府仍然主要依靠传统的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大部分社会智库都缺乏向党委政府建言的直接渠道，这就造成社会智库参与决策的渠道不畅，从而制约了社会智库的政策影响力。资金匮乏，可持续性较差。一方面，中国尚未形成捐助智库的慈善捐赠文化。在美国，法律鼓励慈善捐款，并且对非营利组织实施免税优惠，所以，作为非营利组织的智库，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可以获取源源不断的经费，这也是美国形形色色的智库得以生存并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而在我国，不论是企业家，还是基金会，大家关注的领域大多集中在救灾、助学等方面，对智库的捐赠可谓凤毛麟角。另一方面，相较于体制内智库的优势，社会智库获得政府项目的难度较高，政府咨询方面的财政拨款也大多流向体制内智库。社会智库多元化筹资机制尚不健全，是导致中国社会智库可持续性差，难以发展壮大的重要障碍。人才匮乏，人员流动性较大。智力资本是智库的核心资本，智库需要的人才主要包括领军人才、高端智囊人才、独立研究型人才以及新型综合人才。一般来说，影响力较大的社会智库都会有一定的核心人物在起主导作用。然而，相对于政府部门或大专院校的“铁饭碗”，多数社会智库往往无法为人才提供类似体制内的各种保障，其对高级人才的吸引力大打折扣，很难留住优秀的研究人员，造成人员流动性较大。努力的方向社会智库具有创新意识强、竞争意识浓、运营机制灵活等优势，深具市场基因，是建设中国思想市场、助推大国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为更好发挥社会智库“辅弼国政”的重要作用，当前需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和加强。建立公开、可问责的信息使用机制。在现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非涉密信息的公开力度，消除由于体制机制障碍以及部门利益掣肘造成的“信息孤岛”现象，健全社会化的政策信息网络，逐步建立公开、透明、可问责的信息使用机制，为社会智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提升信息保障。完善政策咨询外包机制，打通政策影响力的“最后一公里”。各级政府对体制内外智库应一视同仁，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的政策咨询外包机制，为各类智库搭建公平竞争的平台，加大政府购买服务支持力度，打通社会智库研究成果抵达决策层的“最后一公里”。完善公益捐赠制度，打造“自我造血”机制。研究制定针对社会智库多层次的支持办法，完善公益捐赠制度，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捐赠资助社会智库建设。对社会智库来说，短期可在明确智库定位并对捐赠者群体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筹款战略。长远还需踏实做研究，打造智库的思想创新力，并在此基础上做好研究成果的转化与传播，为社会智库的“自我造血”机制打下坚实基础。建立“旋转门”机制，打造人才聚集平台。尽快建立社会智库与政府之间常态化的旋转门机制。可通过定期留出政府职位，让社会智库专业人士挂职锻炼。同时，也可定期派出政府官员去社会智库任职、指导工作；允许有条件的社会智库建立博士后工作站等办法，解决社会智库的高端人才难题。社会智库恰似思想领域的一群鲶鱼，是搞活思想领域的关键力量，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民营经济搞活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现在如果更多地鼓励社会智库的发展，同样可以搞活中国的政策市场，促成可持续的国家繁荣。
2015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公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该《意见》分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制度保障体系，加强组织领导6部分26条。
未来的数十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未来中国要过怎么样的坎，如何应对发展中出现的难题，出现了很多两难、三难甚至更难的问题。这就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智慧，需要在公共决策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和重要作用的智库，需要发挥智库在政府决策外，作为社会大众的罗盘，以及学术殿堂人才储备集聚的蓄水池的作用。 研究一个问题，往往要综合考虑机遇、成本和风险。现在，需求就是最大的机遇，中国智库发展进入了春天，从中央到地方，都把建设高水平、合格、一流的智库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我们大家有了一个共识：是不是拥有一个好的智库，是国家、城市、地区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但是什么是智库？什么是一流、高水平的智库？这是需要科学制订、深入研究的问题。在中国，并没有现成的答案，还需要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借鉴人类文明建设方面的成功案例。智库是一个具有专门标志、专业标志要求的公共机构。一个合格的智库，从功能上来说，它必须能给决策层提供功能建议，它必须起到对社会大众的教育，发挥罗盘或者是指南针作用。还有就是汇聚人才，它是学术殿堂，包括有多学科的人才。从社会关系来说，智库应该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相对稳定的机构决策咨询部门。从社会责任来看，智库承担着更重要的社会责任和社会道德。智库是社会的良知和理性。人有人格，国有国格，库也有库格。这是关于重大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关系到民生、社会和谐等等。 中国智库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应该有中国的特点。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阶段不同，所以各地的智库也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智库要发展，它的瓶颈、障碍、制约在哪里？我个人认为，一是定位还不够明确，体制、机制的灵活性还比较差，同时面临着资金来源不足和人才的缺乏。智库最重要的是人，靠人去研究。要有领军人才，有团队。 伴随着中国和世界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首先要继续明确智库的功能定位。我们认为，一是应当以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出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决策咨询方案。我们是一个学术殿堂，但是不能做纯学术研究。我们是要提出方案，尤其是决策执行方案，但是主要不是做短、平、快的研究。 其二，智库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途径。智库要善于从第三方的角度相对独立地、客观地思考问题，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和建议。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需要智力，需要决策咨询，需要专家们的作用。这也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三，智库是国家、地区同行之间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争取国际话语权的一个平台。国家软实力的创新来源，政策方案高端人才的储备，都离不开智库。 （王荣华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智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对中国发展来说，现在恐怕是最需要智库、最需要智库发挥作用的时候。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经过六十年发展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现在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发展难题。在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关系，地区发展，城乡关系，政府和市场、企业的角色定位以及体制建设方面的问题，都需要智库做出回应。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智库发挥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咨询中发挥作用，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趋势。 “智库”这个词，是最近这几年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在国外，实质上很早就在关心、关注智库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对中国来讲，智库受到重视，是最近这几年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的难题和发展的瓶颈，其重要性才日益凸显的。 上海社科院是地方社会科学院，在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研究机构。上海社科院在比较早的时候实质上是学术性的研究单位，是专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研究单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社科院这样的机构也面临着功能转变，到底怎么样发挥作用，怎么样定位，也就是说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如何更好发挥地方社科院这一特殊研究机构的作用，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实际上，上海社科院与高校，与政府研究部门，与其他的社会研究机构有很多不同。上海社科院由此率先提出把这样一种研究机构转型成为智库，成为党和政府的一个思想库、智囊团。 过去几年中，我们围绕这样的目标做了很多智库方面的研究工作。比如，在一些重大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包括“十一五”发展规划、上海发展战略、“四个中心”建设、长三角、以及综合配套改革、国家发展战略、国际关系等一些重大的国际经济、社会热点问题方面，我们都充分发挥了专家、学者的作用。 （权衡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 建立全球定位的智库 近年来，智库的工作重心改变了，政策决策者也改变了。智库和政策决策者都需要改善他们的工作。现在智库面临的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不仅仅涉及的国家很多。在上个世纪的中期，总共只有45个国家，现在有193个，接下来可能会有200多个国家。另外，非政府的参与者、企业，还有民间组织，以及我描述为非常有能力的个人，比如说比尔·盖茨，他们对世界政治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要去分析、跟踪所有这些个体的发展。国家、政府、学界不再能垄断信息了。这意味着还有其他人，能够去挑战国家包括机构的地位。他们也可以建立垄断地位，而且能够影响到他们国家的公众。我觉得这是智库必须意识到的非常重要的发展。全球化使贸易、金融、技术、信息在全球相互交叉，而且使地球变得更小、更分散。信息不仅仅越来越分散，而且越来越多，对于智库来说，这也是非常大的挑战。我们要去分析哪些信息可靠，哪些不可靠，哪些信息是最好的、质量是最高的。 世界上最好的智库，要知道最好的信息来源在哪里，如何分析高质量的信息，使信息能体现它们的价值。不仅要为正确的人群提供正确的信息，而且要以正确的方式让政策制定人员更好地消化和理解。在美国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政策分析者只能花半个小时来看分析资料，他们要迅速知道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而且哪些信息是可靠的。智库有责任承担这个任务。 另外一个变化是智库所发挥的作用。历史数据显示，世界上主要智库建立的时间，都有一个重要的相关性。那就是，国内和国外危机出现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智库。 从1920年到1980年，我称之为智库的革命性时期。当时有一些广泛的趋势，美国国内、国际都建立了很多智库，在整个北美、欧洲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智库的建立跟一战、大萧条、冷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国内和国际的智库，他们关注的都是国家利益。 我预期未来智库发展最快的是在中国或者是印度。现在有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我觉得对于智库来说，必须去识别这些趋势，并且尽早地去识别，然后提供预期。因为现在已经出现了我所说的政策的海啸，它们会突然出现，而且影响会非常大。经济危机是非常重要的例子。而且它们会发生得更加频繁，影响破坏力会更大，这使智库的存在更有必要。我们需要更多深入的观点，因为我们现在还并不非常了解这些灾难性的事件。全球化的发展使它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影响范围也会越来越广。有了智库之后，政策决策者的压力就减轻了。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压力，也是智库面临的最大一个压力，就是如何知道未来发生什么，然后告诉公众。整个国家的智者，现在不能够给别人这些信息，尤其是自己还不能确定时就说出来，可能造成一些不可想象的后果。 （詹姆斯·麦甘 作者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麦甘协会主席） 智库竞争力的内涵 智库的竞争力，更多是借鉴经济学的概念，包括企业竞争、国家竞争、产业竞争等等。我们认为，竞争概念对中国智库有特殊的意义。竞争力的演变基础，一是资源论，一个智库如果具有竞争力，必须要有独特的资源，包括经济投入、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你要具有这些强大资源，才是有竞争力的。 二是系统论。智库对整个社会系统发挥影响、发挥作用的途径，从系统角度来看，更多体现于智库依托于整个外部的系统，国家之间、系统之间的比较。中国智库，依托于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社会环境、历史传统。我们知道，智库发挥作用，与一国的政治体制是相关的，权力越分散的政治体系，智库发挥作用的空间越大。这是基于系统观竞争力的认识。 基于此，我们对智库的竞争力内涵做了界定。一个智库的竞争力至少有三层次的内涵。 一、智库要有竞争力，必须要有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分三个方面：1、新概念、新观点的提出。一些新概念的导入，往往是智库最先提出来，慢慢发展成社会发展和整个政策制定的先导，包括中国发展过程中提出来的和平发展，这种概念其雏形往往都是学者的理念。国际上“软实力”的概念，就是来自于智库。通过智库的引领，使社会媒体、社会大众形成一种共识，能够知道未来发展的方向，这是智库创新的一个体现。2、发现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根本前提是发现问题。智库作为介于政府、大众和学者之间的一个结构，它具有比较有利的地位。3、解决问题。智库提供最直接的方案，能在解决问题的思路方面提供一些独特的观点。 二、智库的影响力。智库重要的作用是发挥政策制定的影响。实际上它还可以通过另外的渠道，通过对社会公众的影响，以及对所属机构的影响来发挥作用。智库影响分三个层次：1、对社会掌控者、决策者的影响。这是对核心成分有影响，影响到政策、决策的目标导向、方案设定、方案筛选以及政策引导和评价。2、对社会精英层的影响。比如提出一些新的理论体系。3、对社会公众的影响。一是通过新闻媒体引导社会舆论，一是直接面对公众，把握公众思潮，从而形成对社会主流发展意识的引导。 三、智库国际化程度。三十年改革开放，一直在推动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实际上，智库国际化也是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方面。它有三个层面：1、中国智库的国际化。2、智库研究活动的国际化。我们要参加国际交流合作，包括请国际知名专家来国内智库做交流。3、国际话语权。既然参与了国际学术交流，那么在国际智库课题设定中，怎么掌控话题，怎么形成话题的主导权，从而能对国际规则产生影响，这是智库竞争力的又一种体现。 对于智库竞争力进行全球排名有一定难度，因为各国智库千差万别，各个领域智库发挥的作用不一样，怎么评测很难界定。有理论的难点，也有现实的难点。理论的难点是智库一些新的思想很难追根溯源。一个新的思想到底是谁提出来的，很难界定。另外，政策的形成结果需要漫长的过程，观点不断融合才能形成最后的政策，很难说智库在这过程中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难以量化。另外，竞争力到底是指综合竞争力还是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往往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而智库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智库没有规模很难做强，但是有大的规模也不一定能做强。核心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之间怎么平衡，是我们面临的困惑。 （李安方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智库是怎样炼成的2001年，Marshall Bouton担任了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主席。这是一家研究对外政策的智库，但却不在首都华盛顿。Bouton任职的时候，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他们有一个传统项目，每两年一次的关于全球政策的民意调查，但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少了。Bouton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打一场翻身仗。他不想撤退，而是想要出击。他要让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不再成为一个地区性的智库，而是全国性的智库。这就需要大胆而缜密的规划。Bouton的策略是选择那些既和地区利益有关，又有全国影响力的研究题目：比如食品政策，因为芝加哥是美国中部的粮仓；又比如穆斯林移民政策，在芝加哥所处的美国中西部地区，穆斯林移民的比例急剧攀升。重新定位之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很快就如枯木逢春，在五年之内，他们的经费从480万美元提高到了730万美元，会员增加了49%，参加他们的年会的嘉宾人数增长了50%。智库也需要战略。对于一个智库而言，首要的任务是确定自己的定位。你要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领域，要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角度。正如蓝海战略的提出者金伟灿（W Chan Kim）和勒妮·莫博涅（Renée Mauborgne）所说的那样，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开竞争。智库和企业一样，也要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Niche）。各种智库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兰德研究所依靠军方的雄厚支持，可以潜心于深入的技术性研究。传统基金会明确地自我标榜是一家“保守主义”的智库，引来了无数铁杆支持者。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简称MPI）坚持“把一壶水烧开”，只专注于和移民有关的政策研究。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不满足于只做美国的智库，他们要在全球建立自己的影响力，担当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互相沟通的桥梁。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更是特立独行，他们做的是民意调查，只摆事实，不讲道理，他们自称是“事实库”（fact tank）。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鲍尔森卸职之后，自己搞了个研究对外投资的智库，他的志向是建“Do tank”。智库被称为“思想的掮客”，主要的宗旨是为了影响决策。做研究的人很多，但大部分是在高校里。高校的研究是为了把科学前沿进一步向前推进，智库的研究是跟在后面捡麦穗的。做智库研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但需要多面手。要会做研究，知道怎么用理论和数据得出可信的分析，还要能把复杂的思想用简明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既要讲得领导听得懂，也能讲得普通百姓听得懂。不仅要弄明白是啥，还要弄明白该怎么办，有什么高招。不仅要把“一方面”、“另一方面”都摆出来，还要敢于在不同的情景中做出判断：禽流感会不会大规模爆发？欧洲债务危机会不会传导到中国？油价会涨还是会跌？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有不少学者能做高深的学问，就是写不了政策报告，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知识的诅咒”：他知道得太多了，不知道该突出哪些要点、忽略哪些细节。官员用的语言和学者用的语言不是一个体系，有经验的政策研究者得学会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中跳进跳出。对于智库来说，想要影响政策决策，大体是在议题的提出、寻找不同的政策方案、推动提案的通过这三个阶段。研究型的智库大多会集中关注第一个阶段。比如在朝鲜战争的时候，兰德智库只告诉美国政府，中国会出兵朝鲜，至于怎么决策，那是政府自己的事情。大多数智库还会服务到第二个阶段，即要拿出不同的政策方案，供决策者选择。有个别和政府关系格外紧密的智库会热衷于在第三个阶段发挥作用。比如在小布什总统期间，当美国成立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简称 DHS）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新部门该干啥。传统基金会马上行动起来，写报告、开研讨会、四处游说，对国土安全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仅仅是亦步亦趋地跟在政府屁股后面的智库是不可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的。很多长期问题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准备，更不可能给智库布置具体的研究任务。一流的智库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前瞻性的问题，事先准备好政策建议，早早地赶到前面，搬个小板凳，在政府要路过的地方等着。布鲁金斯基金会讲到，他们的学者大概会用60%的时间做长期的战略研究， 40%的时间做应急课题。这样做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谁也不知道未来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一定会有失败的可能。这是一种“对智力的风险投资”。有活力的智库，都会对失败的研究抱有更多的宽容。智库不仅要面向政府，还要影响公众。智库和高校不一样，并不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为考核标准，它们鼓励自己的研究人员在报纸上当撰稿人、上电视、参加各种公共论坛，发出自己的声音。布鲁金斯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等智库都鼓励自己的学者写书，不是那种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而是能用平实的语言把一项政策的来龙去脉讲得头头是道的通俗读物。在互联网时代，智库们也学会了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推广自己的观点。和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的成本更低、传播面更广，而且能够形成互动。当然，互联网也会极大地降低每个人发表意见的门槛，这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能够把自己的观点和网民的吐槽区分开的，最终是靠智库的信誉，这种信誉归根到底来自于扎扎实实的研究。一般来说，智库的规模都不大。当然也有非常大的，比如布鲁金斯基金会每年的预算大约在8000万美元以上。有的智库规模小的令人吃惊。地处布鲁塞尔的Bruegel，这两年异军突出，超过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跃居全球经济政策类智库第一名。Bruegel的研究人员不过10人，其中还有兼职的。大多数规模较小的智库，都得学会灵活地运用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等机制，把自己建成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智库的竞争力不在于单独一个、两个一流的学者，而是一个充满战斗力的团队。小而精干的智库之所以有竞争力，还因为他们像培养科研骨干一样培养行政和后勤人员，有一套标准化、流程化的工作方案，有各种各样的科研管理创新。这些科研人员背后的无名英雄，很多都是藏龙卧虎。Bruegel的媒体联系负责人原来曾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地记者。比做研究更令人头疼的事情是筹资。智库的资金来源，一是靠基金会的支持，二是靠大大小小的捐款，当然也有课题经费和公司、个人的馈赠。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智库更容易收取捐款，比如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主要依靠捐款。他们的捐款人数众多，就跟收党费一样。相对保持政治中立的智库则主要靠基金会和课题的支持。为什么筹资难，不是难在要钱，而是难在说服更多的人，你的事业也是他们的事业，你要做的事情也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募捐不是仅仅筹集资金，而是汇集志同道合的力量。一个优秀的智库，一定是有灵魂、有感召力的。离开了这种灵魂，智库也就没有了生气。所以说，智库的战略不是学得来的，智库的战略镌刻在它的DNA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体现着它的战略。【作者注】本文取材于Andrew Selee，What Should Think Tanks Do? A Strategic Guide to Policy Impac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威尔逊中心墨西哥研究所的高级顾问。他这本书主要采访的是美国的智库，较少涉及其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智库。中国的智库建设和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本文的介绍仅供参考和批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日前，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邀请业界专家围绕如何更好地发挥智库在决策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研讨。现将与会代表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对策的发言简要归纳如下。 深化智库功能认识 过去，人们更多地认为智库功能只是为政府提供决策服务。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王元明确指出，从整个社会发展历史来看，智库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带领社会未来发展的、主流的和先进的思想和精神。对于未来先进性和主流思想的阐述，尽管可能是多元的，也可能是矛盾的，但总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对于智库这个非常重要的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应当给予更多的重视。 培育思想品市场 智库是产生思想品、产生智慧的人才库。现在“库”很多，“智”的质量不高，库里边的生产品、思想品也不够。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要引导一部分官方、半官方智库去行政化，变成第三方独立智库。使之在深入研究和持续性研究基础上发表独立见解，逐步走向市场，并且在向决策层和市场需求者提供思想品方面，形成平等的智库竞争机制。谁的思想品有影响力，谁的观点和建设性意见或战略设计对国家战略、国家决策、国家政策及其社会作出的贡献大，谁就应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晓晶认为，智库是思想库。良好的思想市场环境是智库得以生存、发展，孕育独立精神的土壤。在这个思想的市场上，应该有大量的、多样化的思想产品。在开放的环境下，大家独立发表自己的意见，才能集中大量的思想资源，激发思想产品不断产生。 王元也指出，在诸多因素中，决策行政机制对智库的影响更为深刻。决策行政机制决定了思想市场的规模、供给渠道和市场的多样性。没有决策的需求，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多样化、大规模的、严肃的思想市场。 创新智库运管机制 良好的智库运行管理机制是建设新型智库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涉及智库的科研和人员的管理、成果发布等方面。对此，陈文玲主张应借鉴发达国家智库运行管理经验，引进他们的制度设计，消化吸收再创新，由一个部门负责设计、转化为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在顶层设计中，应给智库参与决策的机会，只有了解国家需要什么，才能提供出适应需求的智库产品。此外，智库还要建立转化机制，要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报告、重要论文和有影响力的著作等，拓宽转化的方法和路径，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为决策服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葛延风也强调，要推进智库发展，必须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其中包括待遇水平、发展机会、平等自由的研究氛围和环境、研究视野、成果发布渠道等，综合运用各种激励措施，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当然，也需要建立必要的约束机制，规范行为。 重视战略研究 根据我国智库研究现状，国务院参事室刘燕华认为，国外很多知名智库都投入大量的资金研究中国发展战略，如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等等，并得出了很多具有政策指导意义的结论。反观国内，我们有翔实的资料，很好的科研积累，但更注重研究技术，对战略研究却不那么重视。事实上，战略失误才是最大的失误。我们应当建设一流的智库，为一流科学家提供充足的资金，让他们创造思想，营销思想，并且把思想转换为政策。 陈文玲也指出，美国有2000多个智库，研究实力非常强。这些智库就一些专题已经连续研究多年，对一些重大问题都有非常强大的战略储备，甚至深入到具体实施环节、谈判重点，等等。我国智库在竞争力、战略设计能力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如何专门针对国际重大战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如何打破部门分割，在国家层面进行跨领域的综合战略研究。这是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强调练好智库内功 练好内功也是建设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然要求。智库内功包括智库人员的研究能力、智库的产品质量和种类、支撑智库产品生产的数据和知识基础及设施的建设等方面。对此，葛延风指出，目前，有些智库的研究成果质量不高，主要是一些成果缺乏足够的理论和实践依据，行文八股化，而且常常把重点放在过于宏观的改革方向、原则等方面，在具体方案设计尤其是操作性政策设计方面则很不够。这和研究习惯、表达方式有关，但更大程度上表现出智库的整体研究尤其是操作性整体研究的能力不足。因此，必须着力提升研究能力，强化理论和实践以及国内外经验的结合，突出操作性政策研究，强化比较分析和政策评估。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赵志耘则强调，中国智库面临很多问题，如外部环境问题、运行机制、管理制度等。但更为关键的是智库首先需要明确自己为谁提供产品，应当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提供的产品是不是政策决策层所需要的，质量是不是值得信赖。赵志耘还进一步指出，智库的产品总体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参鉴类的研究报告，核心是梳理总结国外的经验做法和对中国的启示。第二类是分析类的研究报告，分析类的研究报告首先要把事实说清楚，其次要把问题分析清楚。第三类是政策类的研究报告。政策类的研究报告需要满足服务对象的特定需求。首先要了解政策制定和适应的环境；其次要合理合法，在合理合法的框架下满足决策者的政策需求；再次要清楚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可能性分析不够，不掌握政策执行可能产生的后果，就可能产生误导和偏失。 王元认为，我国官方智库承担了很多短期的政策研究任务，这些任务使得中国智库对于政策的延续演化、实际的观察、问题的把握等方面有了持续的积累。但问题是，中国官方智库并没有就此建立一个很持续的数据基础，没有建立相应的研究范式。因此，他强调中国智库需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和知识支持基础，将过多经验性研究转向更为科学的规范研究。
试论城市规划要点 引言城市规划的定义 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战略、建设城市的纲领、管理城市的依据。如何打造一个城市的风貌、建设一个和谐、生动、合理的空间体系，是现在规划建设中十分热门的话题。城市规划必须注重个性特征，城市个性是一个城市的特色，是独特魅力之所在，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千城一面、似曾相识的城市越来越多，城市的个性特色已湮没在程式化的钢筋混凝土之中，失去了城市的特色和魅力。 城市个性化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打好“文化牌”，彰显文化特征是十分重要的课题。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无论是历史文化名城罗马、威尼斯，还是现代国际大都市巴黎、纽约、芝加哥，座座堪称文化艺术宫殿、建筑博物馆，处处折射出城市的文化，走进这些城市，就仿佛走进了他们的历史。因此，在城市规划中必须处理好建设与继承的关系，在发展中传承历史文化。否则，城市一旦失去历史陈迹，犹如人失去鲜明的个性，得到的利益是暂时的，而遗憾却是永远的。 由于城市所处的空间地理位置、地形条件、气象条件和自然环境的不同，构成了不同的城市环境空间形态，提供了每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环境空间特性。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充分认识该城市的山、水、林和风景名胜等自然景观要素，发掘、保护、利用、开发、改造自然环境空间特色，在共性中找出个性，围绕个性建设特色城市。与此同时也要注重生态的和谐与持续发展的战略。 规划与人文精神 城市规划的人文精神是在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会议第四次会议发表的《雅典宪章》中提出的，里面提出的城市功能分区原则影响了现代城市规划将近半个世纪。这种功能主义的原则，一方面向古典建筑学派提出挑战，使城市规划、建筑开始从古典的放射、圆形广场一类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功能主义又使城市规划、建筑逐渐陷入机械主义，它刻板地分区肢解了城市的有机结构，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多方面联系，破坏了城市的地方特性，其结果是使城市形态单调、布局混乱、建筑雷同。尤其是功利主义的影响，城市空间因最大限度的商业性开发，破坏了城市生态环境，污水、废气、噪声、交通事故等给城市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此城市在抛弃了人文精神的同时，便从“文明中最伟大的创造”变成了“文明中最大的破坏”，也给人类带来了生存危机。 20世纪60年代，重新关注城市的历史文脉、地域文化和人们的生活，城市规划中的人文理念开始复苏。与此同时，国际规划、建筑界人士开展了“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研究，并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城市人民”。这表明，城市人文精神将得到完全意义上的复兴与再生，人文因素将是21世纪城市文明的灵魂。 人文因素在中国的造城运动中是历史悠久的。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就是中国城市运动中的代表作之一，彰显出皇权的气势和霸气。现代的城市建设也需要这种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在继承与发扬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为城市打造一种文化的底蕴。 1建筑是人文精神的表现 1990年6月2日，国际建筑师协会第十七次大会发表了《蒙特利尔宣言》。其开头一行是：“建筑是人文的表现，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形象。”世界建筑史表明，人类的建筑活动不仅是一项物质生产活动，而且还是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一座城市的魅力，多数是由于建筑艺术的魅力营造出来的。建筑是时代的象征。希腊雅典卫城建于公元前5世纪，其中有世界著名的保护神雅典娜帕提农神庙。卫城建筑群是雅典这个黄金般的古典时期的纪念碑，是雅典全面繁荣昌盛的见证。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建筑主要是国家性的大型建筑，有些是专为荣耀路易十四或他的政权。这个时期建造的卢浮宫东立面、旺道姆广场、凡尔赛宫及园林，都体现了路易十四“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风格”。建筑语言常常是民族的语言，是凝固的民族精神，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著名美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中国银行香港大楼，他以“中文的构思、英文的设计”，使这幢大楼渗透着深刻的人文含义：塔身，象征着雨后春笋；风格，体现了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精神；楼的外表面，展示出宝石图案。有学者说，巴黎人民很大程度上是巴黎的建筑语言场教养、熏陶和塑造出来的。维也纳的建筑群及人文环境，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音乐大师；德国的一批具有艺术特色建筑群和浓郁人文精神的城市，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哲学家、科学家、音乐家。城市的建筑具有强大的人文精神功能，一座有个性和人文魅力建筑的城市能提示城市的广大居民，提升这座城市的文明素质，使这座城市有自信心、活力和发展的推动力。
智慧城市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是顺应实势，可以方便人们的生活，期待希望我的回答可以帮到你
杭州是全国最易居住的好地方。人们不仅在乎它风景优美，更在乎它的吃、住、行、医疗都非常方便，教育、养老也有保障。杭州真是个人间天堂。 前段时间我身份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我的姑爷爷、姑奶奶由于在出国去做大使，所以20年没来杭州了，今年退休了才来杭州看我奶奶。这次来杭，他非常开心。他跟我讲：20年前他来杭州，从南京乘坐八、九小时的火车才到火车站，下车后又用了近1小时才到凯旋路奶奶家，来一趟杭州比他出国还难啊。我听了了简直难以置信。 休息天我和爸爸陪他去看电影，妈妈打开手机订了票。外出时姑爷爷他主动提出要骑骑杭州的自行车，不开车减少污染。于是我们来到自行车停车亭，只需刷一下市民卡便打开车锁，跨上车很快到了目的地，找到还车点再刷一下卡还了车。到了影院我还问爸爸：“电影票买好了吗？”爸爸说：“别急呀！”我们来到一台机子前，只见爸爸输入了一串数字，妈妈说这是订票的号码，这时电影票立即就打印出来，不需要去排队买票了。 看完电影接近中午了，爸爸对姑奶奶说：“我请你们外婆家吃饭吧！”客人们都不想去，我也不乐意去。我说：“太麻烦了，双休日人多要排队、又要等。算了吧，还是回去吃奶奶烧的菜。”可爸爸说：“我早就订好了，到了就可以享用了！”这时姑爷爷问：“又是手机上订的吗？”“是啊！”爸爸说：“现在我们杭州是智慧城市，坐在家里你想要什么，只要打开网络什么事都可以办，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客人听后赞叹不已。 客人要回家了，爸爸又通过网络给他们订好了火车票，还预约好出租车，准时来接他们去火车东站。最后我的姑爷爷说：“杭州真是太好了，我要来杭州买房，在杭州安度晚年。”我高兴地说：“欢迎你，杭州欢迎你！” 智慧城市、美丽杭州吸引着多少人啊！
（1）①实践具有主观能动性。莆田市人大常委会就智慧城市建设展开课题调研，体现了实践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2分）②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发展的动力。莆田市人大常委会通过调研获得了认识，发现了新问题，推动了认识的深化。（2分）③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莆田市人大常会通过调研获得了正确认识，能推动莆田市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2分）（2）①系统优化的方法要求我们用综合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事物。②要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性，立足整体，从全局的视角出发，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③要注意遵循系统内部结构的有序性，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要明确分工、协调作战。④要注意系统内部结构的优化趋向，对整个架构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种参与力量、各种正面的促进因素和负面的限制因素进行统筹考虑和设计。（每点3分，答出任意3点即可）（3）①宏观调控能有效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政府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避免建设的盲目性。②财政具有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政府加大投入，促进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能为智慧城市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③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还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广泛聚合社会各方力量，共同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该观点只看到了宏观调控的作用，忽视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是不合理的。（每点3分，共9分。如考生从其他角度作答，言之有理均可酌情给分） 试题分析：（1）此问的答题范围为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结合材料主要从两个方面回答。一是实践的角度，展开课题调研，体现了实践的主观能动性；二是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从两个方面回答即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结合材料逐点分析即可。（2）此问的答题范围非常明确，即系统优化的原理和方法论要求，结合材料分析即可，注意系统优化的方法论要求要从四个角度去把握，即用综合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事物；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性；注意遵循系统内部结构的有序性和注意系统内部结构的优化趋向。（3）对于评析类的题目，首先要作出判断，题目说法是否科学、合理，不仅要对其不合理的地方给出理由，而且也要对其合理的地方给出理论支撑。回答此问主要分为两个方面，政府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加大投入有利于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这时其合理的一面；但并不一定就能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这时题中不合理的一面，分别给出解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