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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嫂”首创者 1994年11月6日，时任新民晚报编辑部主任的张攻非，拿到了一篇政法部记者宋铮写的探讨性报道，让他陷入了沉思。报道提出了一个打破陈规的做法:能否将“空姐”的招收年龄，从25岁提高到35－40岁？ “空姐”就意味着年轻、漂亮，换成眼角有皱纹的中年女性，这还叫窗口服务吗？在当时观念仍然保守的中国，即使是什么事都得风气之先的上海，改变传统的事也显得有点扎眼。 但是，“我看稿子瞬间的感觉，是宋铮提出了一个社会大问题。”张攻非回忆。问题提出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张攻非一时没有想清楚，在晚报早间编报最为繁忙的时间，他将稿件暂时放在一边，将其它稿件发到各版后，再回过头仔细看、凝神想。 当时，上海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中，为上海经济做出重大贡献的上海纺织业，要砸掉三分之二的纱锭，55万纺织工人中的绝大多数面临下岗。与此同时，轻工、冶金等行业的100万产业工人也要应对剧变的人生。新民晚报在11月6日前后的报纸头版上，就有《万名纺织职工进入劳务市场》《全市29万职工分流上岗》这样的报道。可是，习惯了在一个单位从一而终的人们，解不开“再就业”这个结；而约定俗成“招人就招年轻人”的企事业单位，也过不去这个坎。 “民航如果招聘纺织女工，就打开了再就业的禁区，对各行各业都有启示作用。它的社会意义太重大了。”张攻非一想到这一点，立即兴奋了，“推荐头版头条！” 这样重要的稿件，就该有个响亮的标题，“乘务员”三个字显然太过平淡了，抓不住读者们的眼球，也抓不住用人单位的心。原文中引用了国外的名词叫“空太”，可这不符合国内的称呼习惯。应该称呼什么呢？张攻非习惯性地点起一支烟，在办公室门外的走廊上踱来踱去。 他是湖南人，但从小在北京长大，北方喜欢管这个年龄的人叫“嫂子”“大嫂”——对，他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就叫“空嫂”！于是，《民航能不能招空嫂？》的标题，出现在当天的报纸上。
管继平、自幼爱好读书，尤其对传统中国文化颇为倾心。八十年代虽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工业会计专业，但九十年代初便改行从事文字工作，曾先后担任《上海纺织》编辑部主任、《上海家庭报》编辑记者、副主编，现就职于新民晚报社区版，九三学社上海市文化委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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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春燕丈夫新民晚报副总编裘义 裘义现任新民晚报副总编辑海市报业协副 复旦新闻博士高级编辑曾赴美东西研究进修；曾任复旦新闻院副院、新民晚报新闻编辑部副主任、新民周刊副主编 版、发表术论著逾百万字先获海市哲社科优秀三等奖、家教委文社科优秀二等奖、海市新闻（新闻论文奖）等奖、四川省优秀图书奖及海市优秀青教师、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等荣誉版、发表术及非术类论著逾百万 读于杭州二一9吧二高考浙江省文科状
赵超构新闻奖是中国晚报界最高奖项，每年评定一次。其前身为中国晚报新闻奖，后改为以著名老报人赵超构先生名字命名，由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组织评选。
历史悠久！ 《新民晚报》于1929年9月9日在南京创刊，原名《新民报》。 1946年5月1日，《新民报》上海社成立，发行晚刊，经理邓季惺，总主笔赵超构，总编辑程大千。 1958年4月1日《新民报》晚刊改名《新民晚报》。 1966年8月22日，《新民晚报》被迫停刊，1966年8月22日最后一天的报纸编号为7256号。 1980年5月12日，《新民晚报》复刊，一直出版至今！
1932年，冯英子进入《昆山民报》、《新昆山报》做记者，后任苏州《早报》记者兼编《大光明报》，苏州《明报》战地记者兼上海《大晚报》记者，后入上海《大公报》为战地记者。1938年，冯英子参加组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抗战期间，分别在国际新闻社、《力报》、《正中日报》、《前方日报》、《中国晨报》等报社任职，任多家报纸的总编辑。1945年，他任南京《中国日报》总编辑，《新中华日报》总经理，苏州《大江日报》社长。1949年任香港《周末报》副社长兼总编辑，香港《文汇报》总编辑。1953年，任上海《新闻日报》编委兼编辑部主任。1960年调任《新民晚报》编委，1981年任《新民晚报》副总编辑。还曾经担任过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大地文化社社长，《当代中国上海卷》副主编。是一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名记者、老报人，著名杂文家、时评家，新民晚报原副总编辑、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冯英子一生从事新闻工作，曾先后在10多家报社担任记者、编辑、总编、社长等职，1987年，冯英子被评为第一批高级记者，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8月5日，冯英子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5岁。
1936～1947年间，陈翰伯先后在西安《西京民报》、《西北文化日报》、成都《新民报》、全民通讯社、重庆《时事新报》、《文汇周报》、重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担任过编辑、总编辑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进入重庆《新民报》，任副总编辑，主持晚刊。1946年赴上海，任《联合晚报》总编辑。 他的公开身份是记者、编辑，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他需要做的是尽最大可能在报纸上登载政府不愿意登载的消息，撰写社论、时评，婉转地策略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不可能不暴露左派的面目，因而时时刻刻处在危险之中。 1936年，陈翰伯到西安，在张学良出资创办的《西京民报》担任总编辑，该报的宗旨是宣传东北军复土返乡、团结抗日思想。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该报快速、真实地记录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向人民大众通告了事件真相。右图是一份珍藏在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的珍贵文物，这份《西京民报》的出版时间为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即1936年12月13日）。其头版头条刊登的是“张杨对蒋实行兵谏”一文，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张杨抗日的主张。头版还配有署名为“文伯”的文章“伟大的‘双十二’”，文章高度评价了张杨兵谏的历史意义。 1939年夏天，陈翰伯进入成都全民通讯社工作。这个通讯社是抗战开始不久，周恩来和民主人士沈钧儒和李济深商量，由李公朴出面办的通讯社，方针是不仅报道正面战场的消息，也能把敌后的战斗报道出去。敌后寄来的通讯，也就是从八路军新四军那里寄来的，改写一下，印发给各报登载。1941年，在成都发生了“抢米事件”。因为大后方通货膨胀，米价高涨，发生了少数身处绝境的老百姓抢米的事。不料国民党特务机关异想天开，他们雇了几十个流氓，让这些人在四个城门口的米市上同时划口袋抢米，动用宣传工具造谣说“共产党暴动了”，然后大肆逮捕，把地下党两位领导人罗世文和车耀先都抓了进去，把新闻界的一位编辑朱亚帆也抓去枪杀了。在这种白色恐怖气氛下，陈翰伯四处奔走，把事件真相告诉了许多在成都的外国朋友，还把事件经过写了详细的报道，由通讯社负责人译成英文，托人带去昆明，打算交给合众社的记者发到国外去。不料这篇稿子在飞机场被特务检查出来，送信人和全民通讯社负责人都被抓了，一直关到日本投降之后。他们没有供出陈翰伯，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陈翰伯1942年任重庆《时事新报》编辑部主任；1945年任重庆《新民晚报》副总编辑。他在孔祥熙主办的《时事新报》当主任期间，有记者写了篇延安归来的反共新闻稿，他只把写风土人情的那些文字给发表了，“精华”部分则全部删掉。当国共双方签下“双十协定”、重庆谈判即将圆满结束之时，山城发生一起意外事件:八路军办事处秘书李少石乘坐的黑色轿车，在撞伤路边的国军士兵后，继续往前开，带队的班长一怒之下，端起步枪，就扣动了扳机。李少石的突然遇难，中共方面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政治暗杀。当晚，周恩来赶到医院，十分悲切地说:“二十年前廖仲恺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犹历历在目，不料二十年后，他的爱婿又遭凶杀。”在宣传基调上，《新民报》与中共方面保持了高度一致。副总编辑陈翰伯接到记者发回的新闻稿，在并未核实的情况下，大笔一挥，就写下这样一行谴责性的标题:“墨迹未干，特务行凶”，比《新华日报》的标题《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同志突遭暗杀》更有力。由于陈翰伯在一系列的新闻报道中与国民党唱反调，《新民报》老板陈铭德生怕他再惹祸，连累到报馆生存，就好不容易买到一张重庆至上海的飞机票，将他礼送出境了。 1946年3月陈翰伯到了上海，由党的上级负责人潘梓年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办一份以非党面目出现的、群众性的报纸，要尽可能灰色，争取长期出版下去。这份报纸就叫《联合晚报》。周恩来指示说：“在上海这个地方，由我党直接经办的报纸仅此一家，一定要注意斗争策略，要千万坚持下去，能多办一天就是一天。”陈翰伯绞尽脑汁，采用各种保护色来掩盖这张报纸的真面目，比如设法搞来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题字发表在头版，又办了五花八门的副刊，选登官方通讯社的一些稿子，自己发的新闻、通讯以至标题都一再推敲，尽量保持民间色彩。而实际上报道了大量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消息。当时，上海米价一日数涨，《联合晚报》在头版头条以《米价突破百万大关》为题作了突出报道（每石法币100万元）。第二天，上海市长吴国桢就把各报负责人叫去开记者招待会，气得大骂，说米价才95万，没有到100万。还说：“《联合晚报》是唯恐天下不乱！你们要是不愿意在上海呆着，可以回延安嘛。你们没有旅费，我吴国桢给你们掏！”其实，当吴国桢回到办公室时，米价就已经突破120万了。《联合晚报》还登过“本报四平专电”“本报徐州专电”等战况，官方正在宣传孟良崮战役辉煌战绩的时候，唯独《联合晚报》以伊索寓言的方式报道了国民党王牌军、张灵甫的74师全军覆灭的消息，气得敌人暴跳如雷。1947年春天，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京沪，延安撤退。特务经常到报社敲碎玻璃，恐吓记者。陈翰伯（总编辑）和王纪华（社长）收到署名“国魂特务驻沪办公室”的恐吓信，内容是：“查贵报近来态度大变，论调强硬，完全受了中共和少数民盟分子利用，对国民党一切施政大权肆意攻击，极尽诋毁之能事，目无法纪，谋乱造反。本团职责所在，奉命扫荡叛逆，不容坐视。为此先函警告，如执迷不悟，不变更论调，本团当以最严历之手段对付，或将对李（公朴）闻（一多）同样处置也未可知。尚有贵报一切机器生财设备，亦当玉石俱焚全部消灭，无论戒备森严，本团亦可按序实施，勿谓言之不预也！”5月24日警察终于闯进报社把报纸封掉了。6月底，地下党派姚臻和陈翰伯联系，说党中央对你们表示嘉奖，对你们受国民党压迫表示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