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历史发生学，《当代经济研究》7《资本论》第二卷的逻辑：系统发生学，《当代经济研究》1《资本论》第三卷的逻辑：现象发生学，《经济评论》1《资本论》第四卷的逻辑：认识发生学，《当代经济研究》10《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上面列举的这些，是权威的了。
《资本论》《保卫资本论》求《保卫资本论》作者荐读的文献、作品、文章保卫《资本论》参考文献（列国志数据库 供交流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出版。该著创立了所谓的“七类文献法”，用于进行指导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构建。Ⅰ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论》第1～4卷，人民出版社，2004。《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资本论》第1卷（德文一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32卷，人民出版社，19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34、47卷，人民出版社，200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剩余价值学说史》，郭大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剩余价值理论》，人民出版社，1975。《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7。《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84。《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2012。《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0。《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1999。Ⅱ国学《周易》（杨天才等译注），中华书局，2011。《国语译注》（汪济民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老子译注》（罗义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论语译注》（杨伯峻），中华书局，1980。《大学中庸译注》（王文锦），中华书局，2013。《孟子译注》（杨伯峻），中华书局，2012。《杨伯峻〈孟子译注〉商榷》（白平），中华书局，2013。《楚辞译注》（董楚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吕氏春秋译注》（张双棣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61～2014。《史记》（韩兆琦译注），中华书局，2007。《春秋繁露》（张世亮等译注），中华书局，2012。《全唐诗》（彭定求等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唐诗一万首精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唐宋词鉴赏辞典》（唐圭璋等），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李商隐诗集疏注》（叶葱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李清照全词》（刘瑜编），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红楼梦》（周书文点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熊十力选集》（景海峰编），吉林出版社，2005。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熊十力：《论六经·中国历史讲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熊十力：《原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熊十力：《新唯识论》，商务印书馆，2010。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2006。国学大师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Ⅲ历史和思想文化卜正民等：《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古伟瀛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冯天瑜：《“封建”考论》（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13。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侯家驹：《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08。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Routledge,2001）。金观涛等：《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增订本），法律出版社，2011。金观涛等：《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1。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帕特森：《马克思的幽灵——和考古学家会话》，何国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宋鸿兵：《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07。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1。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杨敬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2011。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第1～5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张一兵：《资本主义理解史》第1～6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Ⅳ政治和哲学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Martin 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by William Lovitt),New York:Harper Colophon Books,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2010。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马元德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余大章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程恩富等：《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德赛：《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江澄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戈尔巴乔夫等：《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豪斯曼：《经济学的哲学》，丁建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郝敬之：《整体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洪银兴：《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人资本及其收入的属性——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现代应用》，《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简新华等：《论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几个难题》，《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简新华：《再论“资本中性论”——答侯廷智教授的商榷》，《中国经济问题》2004年第4期。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高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杨启潾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刘永佶：《劳动主义》，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钱广华：《开放的康德哲学——重读“物自体”》，《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荣兆梓：《资本一般与公有资本》，《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0期。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李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施密特：《历史和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张伟译，重庆出版社，1993。孙中山：《三民主义》，九州出版社，2011。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孙正聿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孙正聿：《“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孙正聿：《〈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期。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吴宣恭：《从生产关系的主导因素探讨中国经济学的主线》，《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1期。吴宣恭：《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根源和解决途径》，《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1期。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当代效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杨志：《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我国公有资本的本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姚顺良：《马克思“三大社会形式”理论的原像——析望月清司对<大纲>解读的两个“贯穿”和一个拒斥》，《现代哲学》2011年第1期。俞吾金：《从康德的“理性恨”到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哲学研究》2010年第8期。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Ⅴ方法论David Harvey,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London: Verso,2010（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David Harvey,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Volume 2,London: Verso,Dincan Foley,Understanding capital: Marx’s economic theory,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Henry Green,The logic of Marx,by Terrell Carver,Oxford:Basil Blackwell,Leontief,W1938: “The Significance of Marxian Economics for Present-Day Economic 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8(1): 1-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李敏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贝洛菲尔等：《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徐素华译，东方出版社，2010。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The Beacon Press,1957）。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The Beacon Press,1957）。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等译，科学出版社，1986。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石士钧译，商务印书馆，1992。布朗等：《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丁堡骏：《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理论定位——兼与王峰明先生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凡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张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等译，格致出版社，2010。李建平：《〈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林岗：《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分析范式》，《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6期。刘炯忠：《马克思的方法论与系统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刘召峰：《〈资本论〉中的“二重性”学说探论》，《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期。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姚中秋译，新星出版社，2007（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5）。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粱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裴宏：《实体与形式对偶的劳动价值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1期。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琼·罗宾逊：《经济哲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11。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余叔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斯蒂德曼等：《价值问题的论战》，陈东威译，商务印书馆，1990。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闫月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王亚南：《〈资本论〉的方法》，《经济研究》1962年第12期。王亚南：《再论〈资本论〉的方法》，《哲学研究》1963年第3期。王峰明：《马克思经济学假设的哲学方法论辨析——以两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问题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阮仁慧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维哥德斯基：《〈剩余价值学说史〉在马克思经济学遗产中的地位》，何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吴宣恭：《“人力资本”概念悖论分析》，《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10期。谢富胜等：《人力资本理论与劳动力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8期。谢尔盖耶维奇：《卡尔·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劳动二重性学说的方法论作用》，雎国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韩宏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许光伟：《实体与形式对偶说的逻辑不足和拓展方向——与裴宏博士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许光伟：《〈资本论〉中具有怎样的二重性学说——与刘召峰博士的几点交流》，《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6期。伊林柯夫：《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孙开焕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0。Ⅵ经济理论Coase,R1937: “The Nature of the F”Economica,4(3): 386-William Lazonick,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Shop Floor,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白暴力：《财富劳动与价值——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重构》，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Monthly Review Press,1974）。陈其人：《世界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陈其人：《李嘉图经济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陈其人：《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何新：《反主流经济学》，时事出版社，2010。胡钧：《〈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兼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3期。胡培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不可动摇》，《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3期。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崔秀红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杰弗·霍奇森（霍奇逊）：《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一种剥削理论》，于树生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盛洪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李达：《经济学大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李建德：《经济制度演进大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柳欣：《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人民出版社，2003。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卢森贝：《〈资本论〉注释》，赵木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琼·罗宾逊：《经济学论文集》，顾准译，商务印书馆，1984。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孟捷等：《金融资本与“阶级—垄断地租”——哈维对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制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第二版），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79。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沈越：《论古典经济学的市民性质——马克思市民理论再探讨》，《经济研究》2013年第5期。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判绪论》，巫宝三译，商务印书馆，1963。荣兆梓等：《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通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荣兆梓：《企业制度：平等与效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段毅才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Free Press,1985）。吴宣恭：《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范畴》，《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3期。许光伟：《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协同创造价值——关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现代化的一般思考》，《当代经济科学》2003年第2期。许光伟：《再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协同——从马克思的协作理论说起》，《制度经济学研究》2004年第1期。许光伟：《中国国有企业历史特性分析》，《经济评论》2008年第1期。许光伟：《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角度再谈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改革开放30年成功实践的理论启示》，《当代经济研究》2008年第10期。许光伟：《生产要素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建构性分析——实践逻辑域中的思考》，《经济学家》2012年第8期。许光伟：《发生学与中国经济学建构：一个引论》，《中国经济问题》2013年第2期。杨继国：《价值运行论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杨继国：《论虚拟经济的特殊“供求规律”》，《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张定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余斌：《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余斌的解说》，东方出版社，2011。张忠任：《数理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Ⅶ其他艾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第三版），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许光伟：《马克思企业理论：现代范式》，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07。《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陈叔平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伯恩斯坦文选》，殷叙彝编译，人民出版社，2008。《拉法格文选》，人民出版社，1985。《卢卡奇自传》（杜章智编），李渚青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王亚南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1989。《卫兴华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
教材部分： 国内的政治学入门，看王惠岩的《政治学原理》。 国外的有安德鲁·海伍德、迈克尔·罗斯金等。 经典著作： 古希腊时期的《理想国》（柏拉图）《政治学》（亚里士多德） 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至启蒙时期的著作,如 《君主论》
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毛泽东最早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文章1、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2、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敌人;3、资产阶级分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又有软弱性、妥协性;4、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最接近的朋友，农民是最可靠的同盟军;5、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中共领导农民运动的伟大纲领1、肯定农民的作用及党领导农民革命的重要性;2、论述了建立农民革命领导权和农民革命武装的必要性;3、分析了富农、中农、贫农三个阶层，认为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4、相信群众、依赖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考研政治经典文献(一)的相关内容小编就说到这里了，更多关于考研报名入口，报名时间，考研成绩查询，报名费用，考研准考证打印入口及时间等问题，小编会及时更新。希望各位考生都能进入自己的理想院校。大家一定要坚持备考。
资本论
莱斯特学派与批判政治经济学 章戈浩 莱斯特学派，与伯明翰学派（文化学派）在媒体、文化研究中双峰并立，加上格拉斯哥媒体研究小组则分别代表了传播学中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三支不同力量。他们甚至一度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派，而被当作政治经济学理所当然的代表。然而，作为莱斯特学派的主要人物，无论是默多克还是戈尔丁，他们都不愿以莱斯特学派自居，而倾向于自称批判政治经济学。从莫斯可对莱斯特学派主要人物所做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当初研究中心成立 的宗旨只是为了回应1961年内政部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关心，协助评估电视对此问题的影响。虽然他（指哈洛伦）承认政治经济研究的重要性，但其主要兴趣仍在批判社会学的研究上。” “戈尔丁总结说，比起理查德霍尔所领导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实在谈不上有所谓的莱斯特政治经济学派，它甚至比不上杰伊 布卢姆勒和丹尼斯 麦奎尔在里兹大学所形成的政治传播学研究学派。为建构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模型，一群个体研究者结合在一起制定了一个制度化的研究计划，他们包括默多克、戈尔丁、菲力普 艾略特以及一些零散加入的学者。” 。在日后克兰对莱斯特学派作出的批评时，默多克与戈尔丁也借此得以加以反驳。 戈尔丁曾在曼彻斯特学习社会学并获伦敦大学校外学位，此后他也在埃塞克斯大学求学。戈尔丁于1990年被拉夫堡大学任命为社会系主任。默多克早年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过经济学与社会学。他于60年代曾在苏塞克斯撰写过一篇关于精英艺术市场在纽约崛起与在巴黎衰落的论文。此后，由于研究兴趣转向大众文化与青年文化，他转入了莱斯特大学，并在该校从事了近二十年的文化与传播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研究。默多克现任教拉夫堡大学。他的主要学术兴趣包括文化社会学与文化政治经济学。他也是挪威伯格大学大众传播学院客座教授。他的主要学术著作包括，媒体工业机制。 默多克与戈尔丁如果不是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设定了其研究的议题，至少也是为欧洲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开拓的研究领域。他们几乎涉及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同时也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代表队”参与了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以及其他传播研究学派的论争。在1973年，默多克与戈尔丁在《社会主义文摘》上发表《呼唤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 一文，此文后来被认为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宣言性与纲领性文字。戈尔丁的主要作品包括《税收与再现》 、《超越文化帝国主义》 、《问题中的文化研究》 两人合作编撰了《媒体政治经济学》 、《研究传播》 1970年，哈洛伦与默多克就英国媒体对1968年伦敦反对越战大游行所做的“歪曲”报道做了一项专题研究，出版了批判学派的经曲之作——《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个个案研究》 。哈洛伦等人针对此事的报道展开研究，得出一系列令人深思的结论。比如，他们指出，在传媒日趋垄断的时代，所谓民主社会的多元信息渠道正日益趋向非民主化。“事实上，商业竞争非但没有给媒体内容带来繁荣和多样，反而经常使它们呈现出千篇一律的面孔，其标新立异的也只能在类似的媒体诠释和观众预期的框架中进行。……极其不公正的报道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在缺乏其他说法的情况下，观众根本无法判断其真实性和全面性。” 哈洛伦与默多克的研究认为，“自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出现了以赢利为目的的廉价商业报纸，并逐步取代了过去的政党报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业报纸为了赢利而必须取悦尽可能多的读者，因此故意避免鲜明的政治立场，标榜价值中立和客观报道。久而久之，所谓的不加任何主观价值判断的事实报道，即缺乏背景介绍的硬新闻便成了报纸的主角。电视新闻不但继承报纸新闻这一实践规范，更将它推到极致，与电视作为视觉听觉媒体的技术特点相适应。突发事件成了新闻报道的主要对象，事实的过程往往被忽略了。就27日的大游行而言，记者们等待的突发事件就是这一过程中为数极少的暴力冲突事件，是视觉上刺激和精彩的镜头和照片，而不是事件的全部过程及其社会意义。” 《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个个案研究》无论是对于媒体研究与文化研究还是默多克以及莱斯特学派都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作品。这一研究采用了传统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通过量化和非量化的取样途径，剖析了英国的报刊和电视因受其行业自身利益和逻辑的局限而对学生反对越战游行示威报道的失实和歪曲。这项研究使得莱斯特大学传媒研究中心声名鹊起，成为英国媒体与文化研究继伯明翰大学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之后的又一理论重镇。此后，该中心相继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媒体的研究，包括传媒与教育、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以及自然环境保护等之间的关系。莱斯特学派对70年代初兴起的青少年大众文化（popular youth culture）的调查，与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一道成为了早期文化研究的经典。与以往经验主义的传媒效果研究不同，此研究把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学生以及他们与传媒的关系置于大的社会语境和过程中，进行经验调查和分析。 默多克和戈尔丁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用于传播和媒体的研究。他们理论的一个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没有解决大众媒体的作用，没有认识到大众媒体在使得财富、权力的不平等对于被剥削者显得是必然的。统治阶级获取了对知识、信息和社会形象传播的控制权，因此他们要通过大众媒体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带来这种利益的社会制度。因此默多克和戈尔丁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媒体在传播知识、信息是从研究大众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着手的。默多克和戈尔丁一直坚持，大众传媒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它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自然遵循20世纪资本的运作规律，即集中和垄断。他们通过追踪记录传媒公司之间的吞并联合，分析传播媒体的垄断趋势。同时，默多克和戈尔丁也强调，传媒产品，包括各类信息、文化娱乐和意识形态，与一般性生产与生活用品相比，具有其特殊性。这些软性产品，对消费者及受众的思想和精神文化生活能够产生深刻和广泛的影响，更可以形成公众舆论，干预社会的政治和文化过程。 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中，谈到所有权与控制权时通常是以“所有权分散论”与“管理革命论”来为媒体控制者作出解脱。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来，传媒研究中对媒体制作（media production）的关注逐渐增加，不少研究将焦点放在媒体从业人员的具体实践过程，强调他们相对独立的实际操作权。在1982出版的《大企业与传播产业的控制》 一文中，默多克通过对英国八家主要私营电视台所作的所有权及控制现状的调查，针对“所有权分散权”与“管理革命论”作了分析。他认为，所有权分散论不过是用表面现象掩蔽了问题的实质。当今包括传播媒体在内的资本主义企业几乎都采用了股份制，这种情况造成了企业所有权分散。事实上，小股东所持的股票只是零星少数，他们在股东大会上并无发言权，真正控制企业的还是少数拥有大宗股票的大股东。大股东凭借自己的势力支配着多数的小股东。所有权的表面分散并没有减弱资本家对企业的控制权，反而强化了这种权力。对于管理革命论，默多克借用了马克思早年对股份公司中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的趋势的预见。马克思实际上在著作中谈到了在股份公司的发展中，不拥有股份的管理阶层将取代资本家走上管理岗位，资本家会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但这并不表示资本家同时失去了有效控制权。通过董事会等机构，资本家紧紧地控制着企业，虽然他们不再从事企业的日常管理。默多克指出，资方的拥有权与媒体从业人员相对独立的操作权，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中，都应该加以区分对待。因此他将这两种权力分别称为allocative power与operational power。默多克与戈尔丁的这种思路被有学者称为“行动/权力”理论，他们不同于同样对所有权关注的“结构/决定”，后者“着重于分析检视企业主在机会受限的情况下，文化与经济环境的影响力有多大。” 而默多克与戈尔丁的研究则侧重于企业是什么人控制的问题上，不论个人团休是控制管理该组织的权力中心。他们旨在说明权力中心的管理者的意志来管理企业的未来走向。 默多克还通过对美国电视连续剧的考察，谈到了广告对传播内容的影响。他通过对美国电视连续剧历史的考察发现，在二战后曾出现了不少描写下层人民和工人阶级生活的电视剧。这种节目深受观众欢迎，却触怒了广告商。广告商认为这种电视威胁了他们追求的社会形式。因而，广告大力扶助以上流社会生活为主的电视剧以及娱乐性的充满色情凶杀内容。因此，他认为媒体的收入大部分来自广告商而不是一般观众，因而对传播内容起决定作用的是广告商而不是受众，资本以广告的形式有力而且有效地对传播内容进行了干涉。这些思想显然与后文将提及的乔姆斯基的宣传模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戈尔丁也在他1979的研究中指出，经济资源的分配对报纸产业在意识形态上的多样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英国受到右翼报刊的控制，其原因就是为了打入国内和国际市场而付了昂贵的代价，面缺少换成别的刊物就会有能力获得的广告收入。 所有制的诸种形式与组织之、报刊内容与右翼政治派别的控制之间存在着联系。他们认为，如果能表明大众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集中在一个统治阶级手中，那么也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媒体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他们正是通过他们的经验研究证实这一点，大众传播产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集中在相对较小的经济和金融强势集团手中，因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的经典论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被他们加以论证。 尽管默多克与戈尔丁与法兰克福学派同属批判阵营，但是默多克和戈尔丁对法兰克福学派的部分观点和方法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过分夸大了文化形式的自律性，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大众文化的物质生产与生产在各种包含着生产的经济关系的影响。虽然他们对于文化产业持着和阿尔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池者类似的想法：大众媒体所传播的意识形态把资本主义社会结合起来，保证统治阶级的主导地位。不过他们并不认为大众媒体完全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传达工具和发泄渠道，成为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洗脑”的工具。他们将大众媒体产品和大众媒体所有权、控制权的关系，大众媒体与阶级权力的关系当作经过协调的间接的关系。他们指出机构确实在使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合法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它们同那一秩序的关系却是复杂和多变的。 在发表于1973年的《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体》一文中默多克即提出要认识和理解散这一新的消费制度----包括形象和符号体系，“我们不能只把它当成一种人们可以随意控制和掌握的象征体系，我们还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物质的工业体系。一时我们把文化工业看成实实在在的工业， 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文化形式主义多样性的日益削弱。在受众和消费者展示创造性的同时， 我们看到的是媒体所有权的晶趋垄断、文化生产的日益商业化，以及公共领域的逐渐削弱。” “我们在认识到期大众和消费者富有创造力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他们的的创造力所受的制约他们只能在文化工业提供素材的前提下显示和表达自己的创造力。这样，关键的总是就成了谁来规定象征领域的议事日程？在什么样的先决条件下开展这引起议事日程？回答诸如此类总是我们就不得不将看作是一个工业休系，受到某些特殊形式的权力的制约。” 如果我们想认识和了解人们为什么会有各式各样的文化生活和进行这样那亲的文化消费，我们应该从一些赤裸裸的物质事实出发，例如他们拥有多少财产和金钱，他们从事的职业是什么，有多少可支配的闲暇时间，家里的活动空间有多大工，等等。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都看成决定文化消费的物质因素，在此之后，我们才需要引入其他种种因素。实际上，经济地位和物质状况只能人们的消费规定一个边界线，而不能界线以内具体如何从事文化活动和文化消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戈尔丁与默多克开始从事的一系列关于媒体效果的研究。这组研究受到了另一位政治经济学者克兰的批评。克兰认为他们两人从原有的立场向后退缩。 戈尔丁的研究着重在于英国小报对津贴领取者的态度 。戈尔丁研究了70年代中期的英国媒体发现，在一个福利国家中存在着事实上的贫实问题，而媒体在报导这些时，从对贫穷问题的报导转向了穷人犯罪问题的报导。这种被戈尔丁称为scrougerphobia在80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时开始消退。 1991年， 戈尔丁与默多克在<文化、传播与政治经济>一文中，还曾引用奥本海默的资料以分析 阶级分化对传播的影响。他们证实，英国的收入差距在加大，收入最高的男性从业者收长增长幅度比最低的高出42%。戈尔丁还指出一个颇有意味的事实，收入与是否拥有电话、电视、家用电脑等现代传播硬件息息相关，而收入是界定阶级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 近年来，默多克与戈尔丁十分关注数字技术对传播业的影响，并就数字鸿沟等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探。传播政治经济学一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定义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消费)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学科。它强调政治及经济力量对传播活动的影响。二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起源背景 1 报业，电子媒介及电信业从家族企业向20世纪产业界的主要产业的转变。这种转变导致全球媒介的深层集中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使传媒的市场化运作成为一种不可阻止的潮流。于是一些政治经济学家便开始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领域,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 大众消费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政治经济学家研究价值认识的整个过程因为在这种大众消费经济的强烈刺激下,媒介就必须要充分考虑受众的需求，满足受众的口味，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商品有着广阔的市场场景，在激烈的媒介市场的竞争中有自己的位置。3 国家通过角色的扩张，成为传播的生产者，行销者，消费者以及监控者,于是,国家制度与传播制度之间是什么关系也开始成为了政治经济学者开始关心的问题。4 商业与国家力量的壮大，引发了政治经济研究对媒介帝国主义的议题进行辩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分析模式当中做更具体的阐述)三 学术代表人物(加拿大)达拉斯 斯密塞:受众商品论作为这个领域的开创人，斯密塞以“受众商品论”著名于传播学界。(美国)赫伯特席勒:传播:信息与政治经济他被誉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在世界上反响甚大，在这本书中,他建立了传播、信息与政治经济的理论联系。(英国)格雷厄姆。默多克与戈尔丁:媒体所有权和控制权默多克和戈尔丁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用于传播和媒体的研究。因此默多克和戈尔丁是从研究大众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着手的。四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模式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本身也暗示着政治经济学者对传播研究的两大逻辑：政治的与经济的。政治逻辑即权力逻辑,就是让经济决策的权力逐渐落入少数集团和个人的手中。而经济逻辑即生产的逻辑，它不可避免地支配全球的经济活动。依照这种政治和经济的思路，莫斯可就提出了研究传播的三个切入点：商品化、空间化与结构化，这就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最为核心的内容。 商品化:商品化是把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 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商品化就是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那么,在传播领域当中,商品化也就是指媒介通过提供文化产品获得广告从而得到利润的过程。比如说新闻咨讯，影视剧，电视记录片，娱乐节目,这些产品首先是具有一种使用价值吧,受众可以从中获得信息，收获知识，满足感官刺激等等,但政治经济学者认为,这并不是媒介的最终目标,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受众收看或者阅读这些产品来获得广告寻求利润。这就是传播的商品化过程,而针对这个过程,不同的学者又提出了四个不同的商品形式。媒体内容的商品化:套用经典的马克思式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来进行分析，那么媒体内容的商品化过程是这样的：比如说一家报社,它的传播内容就是这样商品化的:报纸记者作为赚取工资的被雇佣者，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他们的撰稿能力）。而资本控制了印刷机、办公室之类的生产工具，将若干个记者的劳动力转化成为新闻稿组合成一整套的产品，也就是一份报纸,拿到市场上销售。销售成功后，资本家得到利润，并将部分利润用于支付工资，扩大再生产。最后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媒体内容就成功的实现了商品化的过程。但这还只是媒体内容商品化的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媒体运用广告来完成整个传播活动的商品化过程这是著名的传播学者加汉姆和斯密塞所提出来的一个研究方向,他们认为在研究媒体内容商品化的时候,不能仅仅强调产品的意义,因为强调产品的意义就是强调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媒介产品本身生产的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产品嘛,如果只是看到这个方面的话，就没有充分的将大众媒介当成经济实体来研究,所以必须看到媒体内容的商品化也包括了广告媒介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由此,斯密塞又提出了受众商品的概念。受众的商品化: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斯密塞提出来的“受众商品论”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另具一格。他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将这种情况比作提供免费午餐的小酒店20世纪出售啤酒的小店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免费午餐”,而这种“免费午餐”是用以吸引顾客登门饮酒的。而大众媒体就像免费午餐一样，比如说电视台,它提供的“免费午餐”是喜剧、音乐、新闻、游戏和戏剧，目的是引诱受众来到生产现场——电视机前收看广告，我们看广告是要付出时间的吧，而电视台正是将受众的这种时间或者称劳动卖给了广告商来获得价值，所以按照斯密塞的这个观点，受众实际上就是媒介的劳工，受众将自己的时间交给了媒介公司，媒介公司将免费的节目作为受众的报酬，同时受众又为媒介公司创造了剩余价值。因此斯密塞将受众劳动作为大众媒体的主要商品。毫无疑问，这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具体运用。控制论的商品化：另一种对商品化的考察被称为控制论的商品化。这种由米汉提出的观点，虽然相对于受众商品的讨论并不是研究的热门。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在现在的电子媒介日益发达的情况下,应该还是有它的理论价值的,而且加拿大学者莫斯可对此评价很高。这个研究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媒介生产的商品不是信息，也不是受众，而是收视率。米汉指出，广播电视生产的商品，并不是实际的受众（所谓受众的人头数），而只是关于受众的信息（观众的多少、类别的构成、使用媒介的形态）。媒介与广告客户之间的交易，是通过收听收视率行业进行的商品交换，而由这种交换过程产生的商品，是收听收视率这种信息性、资料性商品，而不是有形的商品。传播劳动的商品化：劳动商品化,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哲学观点,政治经济学者利用这个观点发现了两种与传播研究有关的过程:第一,传播系统和传播技术的应用扩展了所有的劳动商品化的过程,其中包括传播产业的劳动商品化,第二,就象政治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个双重的过程,劳动是在生产货物商品和劳务商品的过程中被商品化的。商品化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切入点，但不是唯一的切入点，莫斯可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另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空间化,也就是说传播领域正在朝着空间化的趋势发展,那么什么是空间化呢？空间化:传播业中企业权力的制度延伸相信大家都知道默多克新闻集团吧,今年的4月9日,他实现了其长达20年之久的卫星电视网覆盖全球的梦想。标志事件就是美国休斯电子公司同意以66亿美元的股票及现金价格将其麾下的直接电视公司出售给了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而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最开始鲁伯特默多克只是澳大利亚一份发行不到10万份的报业公司的老板，现在一跃成为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综合性传媒公司之一，集团资产市值超过310亿美元，那么,他是怎样由一家报业公司扩张成为一家综合性传媒公司的呢?实际上它的发展过程就是空间化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比如1985年收购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这就是空间化的一种形式,我们把它叫做横向集中,就是指一家媒体公司购买另一家媒体公司的主要股份，这其中既有传统媒体行业购买新媒体，就象当年的默多克作为一家报业公司收购电影公司那样,也包括媒体企业涉足非媒体行业,象美国无线电公司购买一家出租汽车公司一样。而除了横向集中,还有纵向集中 纵向集中则是指相同产业生产线上的多家公司的集中,打个最本土化的比方，例如湖南电视台最初作为一家电视台发展到今天的湖南广电集团，就是旗下合并了多家媒体和相关产业的公司，总资产达30几个亿。这种企业规模与企业集中的空间化发展趋势已经成为了现当代媒体行业发展的主要特征。除此之外,跨国经营企业与全球化是另一种新型的空间化的趋势,尤其是全球化,已经成为了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我们可以看到少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控制和垄断着当今世界的信息生产和流通,他们通过赢得技术上的优势,今天已经成为了地球上最发达的信息社会,美国控制着世界上的电影和电视节目,还有象西方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权威的新闻机构,象BBC这些电视台,还有各大通讯社,很多关于世界新闻都是从这里传播出去的,包括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国际新闻,很多也都是购买的他们的新闻资源,而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它意味着在信息和传播上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意味着受控制和受支配的地位。因此,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有学者就提出了要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新世界传播秩序”的强烈呼声。结构化:强调社会能动力量和社会变革结构化应该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最难理解的内容,莫斯可是从社会阶级,性别,种族,社会运动和霸权这几个方面来分析结构化的。他强调的主要是一种社会变革对于传播活动的影响。 首先,从阶级而言,传播政治经济学家的社会阶级研究主要揭示的是阶级权力的重要意义阶级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中形成的,可以由他们的财产和收入来衡量其经济地位,进而判断社会地位,比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而在社会中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强大力量改变传播活动。比如他们可以改变传播政策等等,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还讨论了传播资源享用权的分配关系。他们指出,传播资源在不同的阶级其享用权是不一样的。如网络传播就需要一定经济基础的人参与,而经济地位低的人在这一方面获得的资源就较少,于是形成差距,一种传播等级的差异。而就性别而言,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的主要是一种女性被忽视的结构转变,这个在我们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如长沙电视女性频道的诞生在媒体传播过程中,女性往往被忽视,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女权主义运动的出现等等一些因素的作用,人们发现女性其实也是传播领域当中一个需要重视的群体,所以女性频道的开辟便是对原有的女性不被关注的一种旧结构旧传统的颠覆。另外性别对于结构化的影响还表现在女性在媒介组织中的权力掌握问题和政策决定过程的参与权问题等等这些方面。另外种族分化在传播业中也造成了享有权的不平等,比如在美国黑人和白人享有传播资源的不平等。我们可以看到,社会阶级，性别和种族共同构成了整个传播结构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认为要了解结构化过程,还必须关注到社会运动这个因素,因为有些社会运动正推动着社会阶级\性别和种族发生着社会变革,从而影响到传播活动。如女权主义运动,黑人权利运动等等,而有些社会运动则围绕着媒介生产与媒介政策本身进行,他们也影响着传播活动。例如,录象带的盗版,电脑黑客,他们就是向传播工具控制权的集中化发起的挑战,还有围绕我们前面提到的"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而组织的运动,就是直接针对传媒生产与分配的不平等状况所做出的国际性的努力。这些都表明社会运动正在影响着人类的传播活动。我们最后再来看霸权,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霸权不是一种强制意义上的霸权,而是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上,具体表现在人们广泛接受的一系列实际观念当中,比如:市场是生产型经济的支柱,投票选举是实行民主的主要手段,喝牛奶可以补钙等等,这就是一种霸权,霸权（包括话语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他深刻的影响着传播活动的内容同时又通过传播在社会中制造霸权,但霸权不是不可攻克的,就象我们刚说的喝牛奶可以补钙这个已经被大部分人们认可的观念现在不是也正在被我们的林博士所否定吗?而且正在通过传播媒介逐渐的影响到更多的人。建立新的霸权可以把"非主流"的东西变成"主流",从而实现一种传播领域的新秩序和新结构。总之,我们可以看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化其实是对旧结构的颠覆和一种新结构的建立,实现传播资源享用权的合理分配和平衡。
谢词第1章 导论上编 传播政治经济学根论第2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第3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下编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反思与更新第4章 商品化第5章 空间化第6章 结构化第7章 挑战边界：文化研究与政策研究参考书目译后记
以下所列书目基本上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著名高校政治学必读书目(参考书目) 《理想国》柏拉图 商务印书馆 《政治学》亚里士多德 商务印书馆 《利维坦》霍布斯 商务印书馆 《政府论》（下）洛克 商务印书馆 《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 商务印书馆 《社会契约论》卢梭 商务印书馆 《联邦党人文集》汉密尔顿等 商务印书馆 《法国革命论》柏克 商务印书馆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贡斯当 商务印书馆 《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 商务印书馆 《论自由》密尔 商务印书馆 《代议制政府》[英]JS密尔著 商务印书馆 《法哲学原理》黑格尔 商务印书馆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韦伯 商务印书馆 《自由秩序原理》 哈耶克 三联书店 《正义论》罗尔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欧洲政治思想史》[意大利]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自由主义》李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 陕西人民出版社 《当代欧洲政治思想》[意大利]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政治哲学史》（上、下）[美] 约翰•施特劳斯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政治学说史》（上、下）[美] 萨拜因 商务印书馆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主流》李小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比较现代化》[美]西里尔•E•布莱克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美]道格拉斯•C•诺思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美]塞缪尔•亨廷顿 三联出版社 《国家兴衰探源》[美]曼库尔•奥尔森 商务印书馆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 [美]戴维•伊斯顿 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政治体系》 戴维•伊斯顿 商务印书馆 1993 《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美]加里布埃尔•阿尔蒙德•小鲍威尔商务印书馆 《现代政治分析》[美]罗伯特达尔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公民文化——五国政治态度与民主》[美]加里布埃尔•阿尔蒙德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当代政治理论》[德]克劳斯•冯•柏伊姆 商务印书馆 1990年版 《政治社会学》[美]安东尼•奥罗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政治学手册》（上、下）[美]格林斯坦和波尔斯比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政治人》[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集体行动的逻辑》[美]曼瑟尔•奥尔森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上海三联书店
其实很多的比如1、陈岳的《国际政治学概论》 2、刘德斌的《国际关系史》 3、倪世雄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4、王浦勋的《政治学基础》 李景治的《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王恩浦的《政治地理学》等等。
1、《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美国政治学家肯尼斯·米诺格的《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用自己的思维语言向我们讲述了他对政治的看法。政治越来越被泛化和误解，如果什么都是政治，那么就是什么都不是政治了。2、《政治科学》《政治科学》作者是迈克尔·罗斯金，该书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方法，而不刻意兜售任何单一的理论、概念框架或范式”，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分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在认可美国民主体制的同时，更一针见血地批判了美国现实政治的弊端。3、《领袖论》《领袖论》是美国著名哲学社会科学家伯恩斯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伯恩斯运用丰富的资料，以开阔的视野，以新的方法和从新的角度，对世界东西方各国的领袖人物和领导行为进行了“跨文化、跨时代”的理论概括和实证描述，特别是在运用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知识研究领袖和领袖集团方面提出了许多深刻、独到的见解，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启发性和新颖性。
在附件里，请注意查收
EWE
茅盾在《子夜》中还创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他们各自的思想面貌、精神状态都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深刻印记。屠维岳是吴荪甫手下得力的鹰犬。正象作者着意渲染吴荪甫的才干和魄力一样，他也用不少笔墨渲染了屠维岳的“机警、镇定、胆量”。吴荪甫不能改变自己的失败命运，屠维岳的阴谋诡计也终于破坏不了排山倒海的工人运动。越伯韬是美帝国主义所拳养的买办金融资本家，是半殖民地的特有产物。他凭借蒋介石的法西斯政权的力量，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有压倒吴荪甫的优势。他不仅操纵了上海的公债投机市场，而且还一手扼住了民族工业的咽喉。他狡狯、阴狠而剽悍，玩弄女性，荒淫无耻。作品虽然对这个人物的政治社会关系揭示得还不够充分，但从篇幅不算很多的描写中，已经淋漓尽致地刻划与暴露了他的流氓本性。冯云卿是在土地革命风暴下逃亡上海的“吃田地的土蜘蛛”。他把农民的血汗拿来换取大都会里的“寓公”生活，同时在公债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通过他用自己女儿作“美人计”的一幕丑剧，作品一方面尖锐地揭示了走向灭亡路上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无耻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突出地刻划了赵伯韬的卑鄙的形象。冯云卿的活动所占篇幅虽然不多，但却是全书不可缺少的部分。此外，如卖身权门、依靠资本家钱袋过活的李玉亭、范博文等一类所谓的“教授”、“诗人”，也都写得各具有特色。作者曾说，他打算把一九三 年的“新儒林外史”“连锁到现在本书的总结构之内”，这个打算虽然没有全部实现，但从李玉亭、范博文等人物身上也多少显示了当时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堕落、空虚的精神面貌。 茅盾特别擅长刻划人物的心理状态。他不是对它们作静止的和孤立的分析和描写，而是在时代生活的激流里，在尖锐的矛盾和冲突里来时行细致、深入的刻绘。他让吴荪甫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让他不断处在胜利和失败的起伏的波澜里，时而兴奋，时而忧虑，时而指挥若定，时而急躁不安。这样，吴荪甫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就毫发毕露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杜竹斋的唯利是图的性格，在公债市场的决战阶段显得分外清楚。李玉亭两面讨好的豪门清客的心里，在吴、赵两家明争暗斗最为紧张的时候暴露得格外分明。茅盾还在很多地方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来渲染气氛，衬托人物情绪的变化，借以鲜明地显示人物的性格。他决不是为写景而写景，他写景即所以写人。有时是因情取景，有时是借景写情，情景交融，文无虚笔。 《子夜》的语言具有简洁、细腻、生动的特点。它没有过度欧化的语言，偶尔运用古代成语，也是恰到好处，趣味盎然。人物的语言和叙述者的语言，都能随故事和人物的性格发展变化而具有不同特色，使读者能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 《子夜》的艺术结构是宏伟而谨严的。全书共十九章，一、二两章交待人物，揭示线索；此后十七章，一环扣紧一环，头绪繁多而又有条不紊，各有描写重点而又共同服从于全书的中心。第四章写双桥镇农民起义，虽然这条线索没有得到继续发展，对全书说来使人略有游离的感觉，但它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面貌，显示了吴荪甫与农村封建经济的密切关系和他对农民起义的势不两立的态度，仍然是全书的一个重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组成部分。贯串全书的主线是吴荪甫和赵伯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与此同时，又或实写，或虚写，处处显示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最后结尾处侧面带出工农红军的日益壮大，以此来对照吴荪甫失败的命运，指出了中国的真正出路所在。 《子夜》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同文学史上所有成功的作家一样，茅盾特别注意于研究人以及人和人的关系。他有广泛的社会经验，又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各种现象，揭示其重大的意义，形成作品的主题思想。《子夜》的孕育和产生正是这样的。茅盾对我国古典小说《水浒》和《儒林外史》特别喜子，又曾广泛地阅读外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对中外优秀文学遗产，他都能经过咀嚼，消化而加以吸收，取精用宏，“消化了旧艺术品的精髓而创造出新的手法”。这也是《子夜》获得成功的重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原因之一。 对于工农群众运动的描写，在《子夜》中不能算是成功的地方；特别是描写工人罢工斗争，缺点更为明显。作者用了很大篇幅来描写这方面的斗争，一方面是想展示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吴荪甫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这种描写来批判当时“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但是因为正面形象过于单薄无力，不能显示出革命者英勇斗争的精神，所以作者的创作企图未能圆满地实现。作者后来曾经指出产生这方面缺点的原因：“这一部小说写的是三个方面：买办金融资本家，反动的工业资本家，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三者之中，前两者是直接观察了其人与其事的，后一者则仅凭‘第二手’的材料，——即身与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这样的题材的来源，就使得这部小说的描写买办金融资本家和反动的工业资本家的部分比较生动真实，而描写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部分则差的多了。” 《子夜》的产生，正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反革命文化“围剿”中迈步前进的时候，它显示了左翼文学阵营的战斗实绩，从创作上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学是一种不可战胜的、最有发展前途的力量。
自学哲学一有一本大众哲学，如何做学哲学的笔记心得？那你就自己细心的，每一个节目，每个章节都要做好呗，要不然你咋整啊？每个那啥都要做，自己自学成才吗？不有那句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