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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2009年已经过去了，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的华诞，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阅兵仪式又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时至今日，我们中国已经走过了60年的风雨和坎坷路程。当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关注着崛起的中华民族，我们都为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名儿女而感到自豪。国庆庆典的壮观场面让每一个人难以忘怀，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大庆的日子里，天安门广场树立起56根民族团结柱，成为节日期间最为亮丽的风景之一。 60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民族地区处处呈现经济繁荣、政治安定、文化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喜人景象。经济实现历史性跨越，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民族地区社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各族群众综合素质明显提高。 60年来，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建立了一大批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各级各类人才。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成就显著。城乡基层卫生机构得到建立和健全，少数民族医疗卫生人才得到积极培养，民族医药得到重视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全面覆盖，各族群众健康素质不断提高。传统民族文化得到保护和弘扬，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充分尊重。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各民族大团结日益巩固。长期以来，党和政府一贯重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群众性创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三个离不开”思想和民族团结观念逐渐扎根千家万户。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培养选拔工作扎实推进。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日益壮大，结构不断改善，素质不断提高，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被选拔进县级以上各级领导班子，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所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社会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为核心的，是以社会主义制度和祖国统一为基础的。作为中国民族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几方面的含义： 1、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2、维护促进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也包含着民族内部的团结。3、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共同促进祖国的发展繁荣。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前提。4、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社会安定、国家昌盛和民族进步繁荣的必要条件。中国的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有着内在的联系。民族团结的原则要求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维护统一，反对一切破坏团结、分裂祖国的活动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特殊性、国际性和重要性。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治与乱，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将打乱国家的经济、政治秩序，造成国家动荡不安；民族问题关系到社会的进与退，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在矛盾、冲突、动荡和不安中进步；民族问题关系到人民的福与祸，民族问题处理得好，民族团结和睦，就会天下大定、国家大治、社会快速进步，人民安局乐业。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把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列为我国五大关系之一。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我们国家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基础，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之福，祖国分裂、民族冲突是各族人民之祸，加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三心合一心，黄土变成金”。团结是力量，团结是财富，团结是生产力，团结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基础。“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使数万同胞遇难、数百万人痛失家园，灾区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蒙受巨大损失。地震天不塌，大灾有大爱。地震发生后，全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传播着血浓于水的中华民族骨肉亲情、民族大义、文化大同、无疆大爱，全国各族人民充分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爱国主义精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这是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果，是党富民强国大政方针的生动写照，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风雨同舟的强大力量。 高举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的旗帜，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爱民族团结，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民族团结，自觉捍卫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捍卫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严厉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坚决粉碎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破坏图谋。没有民族的和睦相处，就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就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就没有各民族的兴旺昌盛。只有各兄弟民族手挽手、心连心，团结一致，才能众志成城，抵抗自然灾害，应对金融危机，在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力和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五千年的磨难、五千年的磨砺，铸就了中华民族龙的精神。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历尽了五千年的沧桑，现在依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不畏惧一切困难，越是遭受苦难越是团结凝聚的民族，这是是我们中华之魂，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原动力！在危机时刻，尤其是天灾面前，一个民族最能体现其民族的精神。面临危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就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衡量尺度，那就是人及其生命。 人和生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本源问题，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有了人，就有了社会。对人及其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也就成了衡量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当危机危及他人的生命的时候，你和我作出怎样的反应也就成为你和我存在的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没有了他人，你我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四川大地震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在关切中国，中国在感动整个世界。感动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是赈灾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所写下的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一个巨大无比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 按照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贷年的概括和总结，中华民族精神可以浓缩为八个字“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正是靠着这八个字，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经历诸多灾难而能够依然顽强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繁衍、发展壮大。在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饱受苦难－－但是无论这些苦难是源自天灾，还是源自人祸。不论是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疫病传播，中华民族都处之泰然，依靠上述八个字，挺过来了。中华民族是个宅心仁厚的民族，世界上不知道多少个国家的人民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得到过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无私的帮助，我们的帮助从来就不带任何条件，是真心实意地为国外受灾受难的人们送去中国人民的关心和祝福。正是因为如此，当我们遇到这样大的灾难的时候，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同样深出了援助的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受灾的人民和受灾的地方，对此，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人民是满怀感激之情的。人在难处见真情，只有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见证出真正的朋友，烈火炼真金、也检验着国家间的情谊。这场大灾难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场大灾中，有多少无名的英雄；在这次大灾中，我们向一切以给人民谋利益为最高目标的好总理、向奋斗在抗灾第一线的解放军指战员致敬！向千千万万在这次地震灾难中的无名英雄致敬！向我们的无畏的灾区各族人民的不怕困难、积极互救、自救的群众致敬！在几千年的历史沧桑中，我国各民族发展了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维护祖国统一，始终是中华儿女的神圣职责。 祖国统一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前提。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强盛的民族，必然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四分五裂，断难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一盘散沙，绝无希望跻身世界先进民族行列。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期，无一不是国家统一的时期。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都是在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情况下出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宽广而美好的前景。 祖国统一是各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国家的统一，为各民族发展进步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密切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极大地推动了各民族的发展进步。新中国成立以来，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少数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交流更加频繁，相互学习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祖国统一是各民族幸福生活的不竭源泉。祖国是各民族安身立命之所在，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祖国好比母亲，为各民族提供衣食之需，使他们免受冻馁之苦；为各民族遮风挡雨，使他们免遭风刀霜剑的伤害。祖国统一是各民族之福，祖国分裂是各民族之祸。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使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巨大跨越，各族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的政治图谋，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制造民族分裂、危害祖国统一。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共同奋斗，祖国完全统一就一定能够实现。
中国传统民敔中衬词的功能采析以江西赣南客家民歌为例衬词在中国传统民歌中广泛运用。据《辞海》“衬词”的释义:“在曲调规定的字数定额以外，句中的字叫‘衬字’。一般只用于补足语或描摹情态,在歌唱中不占‘重拍子’,不能用于句末或停顿处，字数并无规定。北曲用衬词较多”。“它们^衬词〗是歌曲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表现歌曲的思想感情和音乐结构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音乐辞典》。赣南客家民歌是流于赣州十八县市地区中客家人所唱的民歌，因客家人迁徙等历史以及赣南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等原因,客家民歌至今依然保持了它的活态性。在江西赣南客家民歌中，衬词运用极其广泛，衬词包括三种类型：一种是在主题歌词间由单个字(常常是语气词)形成的衬字；另一种是由一个完整的词汇〖如称呼、事物名称等〗形成衬词；第三种是由一个完整的句子组成具有独立意义的衬句。但是在赣南，衬字、衬词与衬句均概称衬词,笔者也指代其概称。衬词在赣南客家传统民歌用途广泛，几乎每一首民歌都有衬词。以《赣南民歌集成》中辑录的15首兴国山歌为例，每首皆有衬词出现。在其中所辑录的12首灯歌中,也全部出现相关衬词。在客家民歌中，衬词不仅有像“哎呀叽”一样出现在句首的衬词，也有像“里格”“介支个”等出现在句中的衬词，甚至在句末曲末也常用“嗬喂”等衬词。衬词是赣南客家传统民歌歌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赣南客家民歌中,每首民歌所使用的衬词均有它的缘由，不同的衬词具有不同的功能。一、增强歌曲的连贯性在客家民歌演唱中，由于即兴场合较多，词曲不能固定一致,歌唱者在演唱(特别是山歌〉的用词上为了使前后的连贯,上下句的平衡上经常会使用衬词。这也是各地民歌歌词中的所出现的衬词所具有的共同的特点之一。当歌手的唱词唱到个别句字数与前后不平衡，落差太大不符合大众的审美习惯时，常常会用若干相应的衬词来使歌曲上下句过渡自然，情感表逝顿畅。正如赣南客家歌手中流传的“唱词不够衬词凑”一样，这时所用的衬词，其实就是替代唱词而使各句式达到平衡自然。如：花灯词安远合头民歜歌词第一句就属此种情况,主体歌词为五字一句的“锣子花灯来”，显然这与其后的三个七字一句的主体歌词不相协调。假若将五字一句的歌词配上花灯的固有曲调时也显得突兀，避免这种突兀感，此处必须添加衬词才能与固有曲调进行配合。加上拟声性衬词“叮叮”后就形成七字句，增加了歌词的平衡感及连贯性。二、逭染歌曲的感情色彩客家民歌多姿多彩，既有温婉抒情的风格，也有诙谐幽默的风格；既有悲切忧郁的风格,也有欢快热烈的风格。歌手在为了使所表达感情更加浓烈，也会加上衬词,增加歌曲的表现力。所采用的衬词为平日常见的，或在在生活中提炼的。这些衬词在使用上都要与欹曲的风格情绪相吻合，如：在欢快热烈时常用“啊……喂”,悲戚时常用“唉”带叹息式的语词,喜悦时用“流三索”等。如下这首产生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的民歌就颇具玩味。
D 试题分析：该同学参考的文献涉及：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繁荣，这些是我国处理民族关系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故D说法正确；题目内容没有涉及宗教，故A明显与题意不符；BC不能全面概括参考文献的内容，与题意不符。
没有问题的撒，，这个挺好做的，，我就会
D 试题分析：该同学参考的文献涉及：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繁荣，这些是我国处理民族关系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故D说法正确；题目内容没有涉及宗教，故A明显与题意不符；BC不能全面概括参考文献的内容，与题意不符。
**，男，蒙古族，1960年出生，中共党员，**县塔哈其乡的乡长。泽尔克太是一位开拓意识强，敢想敢干，脚踏实地的干部。他曾经担任过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和硕县驻乌办事处主任、支油办主任等职。1996年4月，在塔哈其乡第十二届人代会上当选为该乡第八任乡长，无论是在什么岗位上，他都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善于团结同志而著称。曾多次受到自治区、自治州和县委、县人民政府的表彰奖励。1998年在巴州第五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荣获民族团结先进个人荣誉称号，1999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 舍小家为大家 上下求索只为民 泽尔克太同志是一位 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干部，与养育他的这方热土和各族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担任乡长以后，泽尔克太同志把全乡一万多各族群众的信任和重托化作精神动力，全身心投入到带领各族农牧民脱贫致富的工作中。为了早日实现乡人代会提出的“稳粮增棉、发展大棚、赶着牛羊奔小康”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各项奋斗目标，泽尔克太同志把自己完全“浸”到了田间地头，他认为：土地是农民的第一生命线，不了解土地就等于不了解农民。为此，每天他早出晚归，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足迹遍及全乡农业生产的各个角落，在较短的时间内走遍了村村组组，对全乡2万亩耕地情况了如指掌，并在农业生产中适时提出农业种植产业化结构合理的可行性计划，为逐年增加农牧民收入探索出了一条捷径。每一户农牧民家留下了他不倦的身影，每一块条田留下了他勤奋敬业、为各族群众排忧解难的足迹。他常常放弃了休息日，虽然离家只有十几公里，但他一两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家中的一切全交给了爱人。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泽尔克太同志不仅掌握了塔哈其乡农牧业生产状况，而且与各族农牧民成了知心朋友，特别是在防洪抢险，兴修水利上为各族农牧民兄弟所称道。 1996年7月，刚任职三个月的泽尔克太同志就遇到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肆虐的洪水冲毁了丰收在望的庄稼、冲塌了大量民房，为了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泽乡长连续五天五夜不休息，战斗在抗洪第一线，与大家一起疏洪水、筑堤坝。在他的带领下，全乡形成了上下一致，奋力抗洪的感人场面。洪水过后，安置灾民，组织灾民进行生产自救，又是急待解决的问题，于是他及时组织、安排灾民抓紧夏播的救助。复播完毕，他又组织村民进行修复水利设施，重建家园工作。入冬前，重建家园工作圆满结束，19户灾民喜迁新居，灾民安全越冬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那次洪水灾害给塔哈其造成上千万元的损失，痛定思痛，泽乡长从中得到了启示，提出了“365天、364天防洪，只留一天抗洪”的口号。1996年冬天，塔哈其乡村一片繁忙景象，泽乡长带领全乡干部、村民冒着寒冷的北风修筑防洪坝17公里，修复水毁工程14处，修复引水渠12公里，保证来年农牧业生产。抗洪救灾是一次让人惊心动魄的考验，泽乡长经受住了考验，实现了在党旗下“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入党誓言，泽尔克太同志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心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赢得了人心，他就是用这种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农民，以辛勤耕耘这片故土的实际行动为保卫家乡、建设家园谱写了一首通俗歌曲。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作为一乡之长，泽尔克太同志深知肩上的责任。塔哈其乡是一个农业大乡，又是严重缺水、易旱，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乡。为改变旱情他同领导班子其他战员一起经多方考察论证，提出了修建全防渗灌溉引水工程的设想，这一设想如果实现，水的利用率可以提高90%，可 新增灌溉面积15000亩，每年可节约水费70万元，五年即可节省出一条修渠的资金，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十分显著。但这项工程需投资360万元。为尽快把这条造福塔哈其乡各族群众的引水工程付诸实施，他与乡党委书记一起，一面做好宣传动员工作，一面跑项目、跑资金、跑机械。为完成9公里干渠的挖方任务，他与西北石油管道局协商使西北石油管道局无偿承担了7万方的挖方工程，节约资金45万元。修筑浆砌石需大量水泥，凭着深厚的军地情谊，他到驻 军89800部队后勤部水泥厂联系赊销水泥2600吨，保证了工程如期进行。由于宣传动员工作做的比较好，塔哈其乡的各族群众积极投入到拉运砂石料的工作中，泽尔克太 更是奔波在工程第一线，饿了吃一口自带的干粮，渴了掬一捧施工的凉水，累了坐在工地上休息一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家看到泽乡长为了塔哈其父老乡亲的事，不辞辛苦，日夜操劳，个个感动不已，主动请求为兴修水利设施出义务工，在泽乡长的动员组织下，仅用三天时间就完成了克尔古提堵洪坝的艰巨工程，既扼制了肆虐的洪水，又保证了引水畅通。待9公里水渠完工，泽乡长不仅晒得黝黑，而且瘦了一大圈，如果不认识他的人见了他决不会与乡长划等号。经过全乡上下的共同努力，在2002年春小麦灌溉之前终于开闸放水，望着那清澈的渠水湍急而下，大家欢呼雀跃，一个个 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泽乡长更是感慨万千。 改变传统的耕作方式，引导农民进行科学科田，使农牧业生产由粗放型向集约化方向发展，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是泽尔克太同志担任乡长的第一个设想。为了尽快掌握农业科学技术，他甘当小 学生，在提高汉语水平的基础上，捧起了厚厚的农业技术书籍，不懂的就向农业技术员请教，他硬是靠自己刻苦钻研的精神，使自己由一个 农业技术的门外汉成为一个标准技术员。在工作中他发现，一些维吾尔族农民在科学种田上总是落后于汉族农民，他就动员汉族农民与维吾尔族农民结成科技互助对子，走共同进步，共同致富的路子，通过一对一互帮互助活动，不仅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了解，也促进了先进种植技术在少数民族农民中推广应用。泽尔克太认为在一个多民族地区，仅会本民族语言是不够的，掌握多种语言，不仅便于工作，更能与其他民族同志交流感情。为此他在熟练掌握汉语以后，又开始学习维吾尔族语言，在工作中他注意潜心观察维吾尔语的发言及语法特点，不懂就向维吾尔族请教，经过多年的努力，泽乡长不仅能熟练 地与维吾尔族群众交谈，而且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党的有关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 泽尔克太是一个善于思考、勇于实践的开拓者，当和硕县引进山东寿光日光型冬暖式果菜大棚技术以后，泽尔克太同志认为这项产业可以充分利用塔哈其乡丰富的水土光热资源成为加快脱贫致富步伐的新型产业，而且是变秋冬为春夏，利用农民冬闲时间增加收入的好途径。投入2万元，用近两年时间兴建的391座大棚现已成为乡级经济增长的新支点，成为各族农牧民脱贫致富的“聚宝盒”。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保护生态平衡，植树种草美化家园又成为泽尔克太同志工作的重点，他在想：怎样才能大面积绿化荒滩，又加快全乡百姓增收致富进程？经过集思广益、深思熟虑，在9公里干渠沿线开荒5000亩，广植防护林，大规模栽植杏树，分片承包给私人管理，如今，这片杏树林已发展成为该乡的生态经济林基地，不久的将来，它就可以成为塔哈其乡一项支柱产业。泽尔克太同志这种“眼中只有土地，心中只有群众，办事只为大家，不为小家”的无私奉献精神，集中反映了扎根在基层，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新一代基层干部的高贵品质和良好的道德风范。 狠抓民族团结 猛促经济发展 泽尔克太认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三者之间存在相互融合，相互依赖，共同促进的关系。 在塔哈其176平方公里的热土上，居住着汉、维、蒙、回等9个民族，并且与空军86456部队、农二师26团相毗邻，民族关系与军民关系相辅相成，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友邻单位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塔哈其乡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干部，乡政府的“一把手”，泽尔克太同志始终把团结和稳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内要抓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外要抓军、兵、地共建，操作中在硬件上加大投入，在软件上注重实效，使塔哈其乡的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多年来，该乡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始终名列前茅，连续三年获得双文明建设综合奖，1998年被命名为自治区级文明单位，建成了巴州地区第一个电话村，这些成绩的取得都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 为丰富农牧民群众文化生活，用社会主义文化占领农村文化阵地，他多方筹措资金，动员各方力量，兴建乡村文化站(室)，目前，已形成乡有文化站、村有文化室，电视入户率达90%、有线电视入户率达70%。为解决维吾尔族农牧民收看维语节目难的实际问题，筹集10000余元资金开通了维语频道，丰富了1400多名维吾尔族群众的文化生活，泽尔克太十分重视驻军兵地共建关系，在他的努力下，先后与空军86456部队、马兰汽车36团、农二师26团建立了共建关系，各基层站所、村民委员会也与驻军部队、农垦团场的连队建立了共建对子，在共建中，军兵地各方在经济建设中互相支持，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互相促进，有力地促进了部队的战斗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全面进步，保持了社会政治稳定。 近年来，由于发展绿色温室大棚产业，从山东、河北、甘肃等地来和硕种菜的4000多民工大多在塔哈其乡从事蔬菜种植，这不仅给塔哈其乡的社会治安带来了困难，也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巨大压力。作为主抓稳定工作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他使出浑身解数，下大力气抓好这两项工作，每逢节假日或日常检查，他常常与派出所、计生办的同志一起检查流动人口，只要是计生办或派出所提出的困难，他总是想方设法予以解决，从而保证了经济建设不受影响、不受干扰。几年来，塔哈其乡未发现超计划生育现象和重大扰乱社会治安现象。 泽尔克太认为，加强民族团结是促使全乡各族人民脱贫致富，达到共同富裕的可行办法。随着农村奔小康进程的加快，部分少数民族农牧民因缺乏劳动力或未成年子女诸多因素，从致富奔小康的队伍中掉队，为使这部分人尽快脱贫致富，他采取科技扶贫、文化扶贫、劳动扶贫、建房扶贫、实物扶贫等措施，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古农布湖村孤儿焦杰，失去双亲后生活无依无靠，连赖以遮风挡雨的住所都没有，泽乡长知道后，很关心他，先拿出自己的工资帮他买来日常生活用品，又安排乡民政办、古农布湖村村委会筹集资金给他建成砖木结构房屋42平方米，并亲自开导他：要学会自立、自尊、自爱，做社会有用之人。在泽乡长的鼓励下，焦杰开始自谋出路，打工挣钱，有一定积蓄后又买几只羊，慢慢发展现已脱贫致富。 在塔哈其乡民族团结的进程中，泽尔克太为其树立了一块醒目的里程碑，做着“平凡但伟大，伟大却平凡”的工作，围绕民族团结这一民心工程，泽乡长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他没有说过什么豪言壮语，而是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影响着周围的同志，使民族团结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与他一起工作共过事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泽尔克太平易近人、关心各族群众疾苦，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好公仆。 经过几年的发展，现在塔哈其乡的农牧民手中有一定的积累，又开始向新目标迈进，怎样实现新的目标？这是摆在泽乡长面前的又一重大课题。在2001年12月召开的塔哈其乡第十一次党代会和第十四届人代会上，塔哈其乡提出了“一四一”发展战略，围绕一个市场，建设四个基地，加强一个产业，即：形成农产品加工贮藏销售为龙头的市场体系；一万亩“两草”(麻黄草、甘草)基地，一万亩瓜菜基地，一万亩杏树基地，一万亩葡萄基地，实现畜牧业产业化，走出一条以果、菜、草为主的特色、高效农业的路子。实现工农业总产值6720万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5100元，年均增长2%。这是塔哈其乡今后三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目前已进入具体落实过程中，泽尔克太继续忘我地耕耘在塔哈其乡的每一块土地上，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全乡各族人民群众能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而努力奋斗着。参考资料：
《秦腔》《狼图腾》《暴风骤雨》《可爱的的祖国》（方志敏著）……
民族主义论文包含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民族主义相关论文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价值观念、民族信仰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只有加强意识形态整合，/html/Nation
一、前言《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 不仅篇幅宏大, 情节离奇,而且其故事内容中蕴含的文化信息丰富博杂。如果从探讨阅读《西游记》的文学角度来看,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西游记》,会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正如吴圣叹先生所说:“人们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加以引伸而获得启发固然未尝不可, 若从日常的人情世态的角度从中吸取启示性, 也可说取不之尽。” 我们离开文学角度，从管理学立场来看《西游记》,同样从中可以有不同收益。例如,把唐僧师徒看作是一个团队, 把西天取经看作是一个项目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是困难重重的，而这个团队的四位成员的性格又是迥异的。但他们最终实现了目标，取得了成功。唐僧师徒取经的成功之路对我们如今的团队建设及所体现出来的“团队精神”仍富启示意义。综观全书，唐僧师徒取经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呢? 他们又是如何战胜困难的呢？本文参考对《西游记》研究、评论的各文献，对《西游记》的研究、评价及团队精神做些适当的文献综述。二、基本内容《西游记》是一部深蕴儒、佛、道文化精髓的古典小说。书中通过对取经过程的描写和孙悟空形象的塑造，体现了追求人性自由和人格尊严，礼赞奋斗抗争和渴望智慧力量的精神文化指向,从而使作品在打上其赖以产生的时代特征的同时，透射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某种共同的生活意念和欲望，具有精神文化教科书的艺术特征和永久生命。吴金梅在《<西游记>的人生智慧》中写到：《西游记》可以说是叙述了一个对自己从事的事业执著追求的榜样；作为一部神话小说，《西游记》又从侧面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对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种种美好愿望的希冀与憧憬。但姚衡在《〈西游记〉是一部悲剧小说》是这样评论的：明代李挚只认为《西游记》在游戏中暗传密谛。清代评论家认为它只是一部“参禅论道”的奇书。就连大学者胡适也认为：《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有趣滑稽的小说，神话小说，并没什么意思。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也有论述，如：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云：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都喜欢看!……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对此也表示赞同。那《西游记》有没其文化价值、思想性或现实意义呢？李安纲在《关于《西游记》的七大发现——在淮安2002年吴承恩《西游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提到：《西游记》不是鲁迅、胡适等人所说的是什么神魔小说、童话小说、神话小说、讽刺小说、滑稽小说，而是世界文学史上惟一的一部东方传统文化的自觉载体，是文化小说。李安纲的观点不同于鲁迅、胡适等人所说的是神魔小说、童话小说、神话小说、讽刺小说或是滑稽小说，而把它上升到“文化的自觉载体”层面，也非“文化作品”。这是李安纲对《西游记》文化价值的极大肯定。历史上的一切精神产品，不论是绘画还是雕塑，戏剧还是小说，也不论它属于西方还是东方，都是各国和该时代文化信息饿载体。例如，《荷马史诗》就反映了古希腊人神杂居的观念，《牛虻》、《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小说则形象地反映了近代以来欧洲民族民众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在古代中国，小到一首诗、一篇赋，大到一部传奇、一部长篇小说，也无不负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如白居易讽刺谕诗表现了儒家仁政思想，《岳阳楼记》表现了儒者先忧后乐意识，《赤壁赋》反映了道家人生观等；长篇小说中，《三过演义》的正统思想，《水浒传》的忠义思想，《红楼梦》的补天思想等十分鲜明。都具有其存在的文化价值。其实不难看出《西游记》具有它本身的文化价值。黄卉在他的《论〈西游记〉的文化内涵》中提到：《西游记》作为文人创作神魔小说，与古代的中国神化和外国神化相比，其神话思想是字句的，而不是朦胧的；是系统的，而不是零散的；是文学，而不是神话的；因而，通过小说的神话外衣，挖掘其蕴涵的文化意义。黄卉先生还通过三个层面解读其文化意义，其中包括：灵魂自救和人格修炼；桀骜不逊的个性自由精神和以造福人类为目的不畏艰险的追求探索精神；个性的整合和重塑。除了鲜明的文化价值，《西游记》也具有其独特的思想价值，赵梅英在她的《〈西游记〉思想性的再认识》一文说到：思想性是文学的灵魂，它往往以一定的体裁为载体，通过任务的形象、性格以及复杂情节表现出来。作品的思想性，饱含着作者对时间、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是作者的时间观、人生观的具体体现。作者吴承恩善于通过故事描写任务表现思想。他具有哲人的敏锐目光，站在更高的角度，运用超常的思维，观察自然看待社会。他的《西游记》与以往文学作品有所不同，第一他不过多地渲染阶级性、政治性。他对人与自然一般只用善恶来评判。第二他所反映的思想，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阶级、一个时代、一个宗教的思想。他所研究的对象包括整个人类及自然界，进而来评判人、评判自然的善恶、美丑。第三不手时间的限制。《西游记》所描写的空间范围（上自天宫仙境，中至人间诸国，下及阴曹地府乃至诸海龙宫）和时间概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如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五行山下被压五百年等。他运用神话小说这一特殊体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老反映他多自然、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发展历史独到的认识和理解，可以说，《西游记》这部不朽之者是作者使馆、人生观的表露，是一部罕见的社会学杰作。那国外的怎样看待《西游记》的呢？我们拿个简单的例子，他们是这样理解《西游记》的，在刘文静《他们这样解释〈西游记〉》中时候这样描述的：瑞士一所乡中学，一个老师正在上外国文学，有个学生请老师介绍一下中国的《西游记》，老师是这样解释的：故事说的是一个中国的和尚去西方旅游的经历。他骑着一匹白色的马，带着一个叫沙僧的仆人。为了打发旅途的寂寞，他还带了一只宠物猴和一头宠物猪上路。一路上，这个和尚路过许多高山，渡过名叫火焰山的火山口，艳遇过一个只有女孩的女儿国。据说他带的猴子本领很大，一路上替他扫除许多障碍，其实不过是一只蝎子、两只蜈蚣、五只黄鼠狼、七只蜘蛛等而已，大的动物哟一头牛、两只狮子和三头狼。猴子还有一些让人不解的行为，比如一发火就烧东西，一路上烧了几个洞、一棵树，还有几个漂亮的宫殿，还围着一堆百骨打了很多遍才罢手。和尚带的宠物猪看去起来没什么作用，只是充当旅途的解闷工具罢了，据说它一口气吃了四只西瓜，把和尚、仆人、猴子的一份都吃了，还说它调戏了七只蜘蛛，被蜘蛛们狠咬了一口。那个仆人却没什么用，整天担着一副破行李，任听摆布。和尚花了十三年才到 印度，寻了一些印度佛经，像得了宝贝一样凯旋回国了。学生们听罢非常惊讶：一是想不到中国人这么热衷冒险；二是想不到一千前中国人就喜欢宠物猪了。这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有趣的故事、或者只是一个笑谈，也可以把它当作另外一个角度思考。不过从今天的视角看，也会品得一些浓香来。以管理学的角度，《西游记》中的团队是完美的，他们在一个不利的条件下，战胜困难和妖魔，无处不体现着“团队精神”。所谓团队精神，简单来说就是大局意识、协作精神和服务精神的集中体现。团队精神的基础是尊重个人的兴趣和成就。核心是协同合作，最高境界是全体成员的向心力、凝聚力，反映的是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统一，并进而保证组织的高效率运转。团队精神的形成并不要求团队成员牺牲自我，相反，挥洒个性、表现特长保证了成员共同完成任务目标，而明确的协作意愿和协作方式则产生了真正的内心动力。李慧波在《团队精神》中说：“一个人靠一种精神力量生存和发展。一家企业也是如此，无数人的个人精神，会融合成一种共同的团队精神：这便是一家企业兴旺的开始。”这是一种哲学，一种企业哲学。从管理学的角度入手来研究《西游记》，是一个比较新的且比较热门的方向。唐僧师徒取经的成功，无处不弥漫“团队精神”。这里，我参考历来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结合自身的一些思考，对《西游记》中所体现的团队精神进行了一些整理归纳：（一）目标明确，永不言败的精神。团队的成功必须有个明确诱人的目标，西游团队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去西天取真经，但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同时唐僧给西天取经制定的战略决策是50年不变,100年不动摇。（《西游管理搭配》，官游著）（二）以人为本，用人所长，有效组建团队。有个目标，目标的现实要有有能力的人去执行。所以团队成功的关键还要有人的参与，以人为本。尚水利在《团队精神:感受团队精神的力量=合力》中提到：企业强大竞争力的根源不仅仅在于其员工个人能力的卓越，还在于其员工整体“团体合力”的强大，更在于那种弥漫于企业中的无处不在的“团队精神”。为什么是这四个人,少一个行不行?恐怕不行,少任何一个人,是否能完成去西天取经的伟大使命都要打个问号。那四个同一类型的人行不行?也不行。从他们的个性角度分析，弥漫着无处不在的“团队精神”。唐僧：团队中最受尊敬最核心的人物。事业心极强，信念极为坚定，而且异常执着。唐僧的目标只有一个：排除万难，到达西天，拜见佛祖，求取真经。无论遇见什么艰难险阻妖魔鬼怪，信心决不动摇。他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区域经理角色。作为统管一方的“封疆大吏”，绝对应该有这种不畏艰难的精神，其精神面貌影响着整个团队的士气。困难只是暂时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孙悟空：绝对是团队中的骨干。取经路上降妖伏魔的基本上都是交给他的，只要他出马，没什么事能难带他。本领高强，神通广大。同时是一位人际大户，渠道广泛，资源丰富。但个别情况下有急躁情绪，不服管教。猪八戒：好吃懒做，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没什么大本事，不过日常工作完成的也还不错，比如降妖、挑挑担，调节团队气氛。也可以说是团队中的一个活宝。沙僧：非常忠诚的成员。任劳任怨，甘愿奉献，不计个人得失，只顾埋头做事。（三）积极沟通，有效解决冲突。刘仁民在《关注团队精神》上说：沟通是团队精神的黏合剂。《西游记》中存在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唐僧和他的大徒弟孙悟空身上，但是同过有效积极的沟通，师徒四人和好如初，同心协力，赶奔西天。（四）恩威并施，重视情感管理。者方面这种体现唐僧对孙悟空的管理上，一方面他对孙悟空施恩，另一方面又给他加压，这样恩威并用，才算对孙悟空实现有效的管理。史韶华在《〈西游记〉的用人之道》中说：唐僧虽无缚鸡之力，却能调动三个脾气、秉性各不相同的徒弟，披荆斩棘，一路向西天行进，当然不仅仅是靠“紧箍咒”。关怀每个徒弟，让他们各展所长、各司其职，用“师徒情”凝聚人也是一个“制胜法宝”。（五）居安思危，完善团队。一步成功，并不代表永远的成功。即使经历八十难，没有经历八十一难，也取不了真经。而正是经历一系列的困难，唐僧师徒经过种种磨难的考验。不断的战胜困难，在战胜苦难中，完善团队。一个完善的团队才能更好的体现“团队精神”，更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一个团队需要拧在一起，产生1+1〉2的作用，而通过九九八十一难，唐僧师徒形成具有超强战斗力的团队，而他们的组合也终于产生了1+1〉2的化学效应。唐三藏等把佛经送还大唐首都长安，真身又返回灵山。三藏被封为旃檀功德佛，悟空被封为斗战胜佛，八戒受封净坛使者，沙僧受封金身罗汉，白龙马加升为八部天龙，各归本位，共享极乐。三、结论和总结再次借用吴圣叹先生的话:“人们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加以引伸而获得启发固然未尝不可, 若从日常的人情世态的角度从中吸取启示性, 也可说取不之尽。”探讨阅读《西游记》不管从文学角度来看还是管理学的角度来看,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西游记》,会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而它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思想性及现实意义是不容质疑的，它是中国文化的槐宝。
隋朝建立不久，分兵挺进岭南，实现岭南统一。在广西，隋继承前朝的民族政策，团结少数民族首领，暂时稳定了政局。接替隋朝的唐王朝，承袭隋代政策，除了派官掌管广西各地军政事务以外，还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羁糜州，委任各族首领参加统治，实行间接统治的政策。唐朝在广西相继实行府兵制与募兵制。赋税征收未采取均田制，后期同样征夏、秋两税，后来减半征税。唐中后期，少数民族人民起义接连不断，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西原少数民族大起义。广西在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楚国与南汉长期争夺，各地区战乱不已，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民苦不堪言。隋王朝对广西的统治，基本上继承西汉以来的民族政策，一方面直接派遭汉族官员到各州县治所加强统治；另一方面还任用当地民族首领，管理少数民族聚居的广大地区。如原高凉郡太守冯宝，“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是当时左右岭南局势的少数民族首领。隋灭陈时，冯宝已死，其妻洗氏颇有政治远见，她率领部众归顺隋朝。隋文帝即封她为南康郡夫人，利用她在岭南各民族中的威望，加强对广西和其他岭南各少数民族的统治。开皇年间，番禺人王仲宣反隋，将韦洸围困于广州城内。隋派裴矩巡抚岭南，冼夫人派其孙冯盎帅师，击败王仲宣，解广州围。冼夫人还亲自“被甲，乘介马，张锦伞，领教骑，卫诏使装矩巡抚诸州”。其后，“苍梧首领陈坦、冈州冯岑翁、梁化邓马头、藤州李光略、罗州庞靖等皆来参谒”，装矩分别任命他们为刺史、县令，管理本族部落。为嘉奖冼夫人，朝廷追赠其夫冯宝为广州总管，谥谯国公，册封洗夫人为“谯国夫人”，并让她拥有选任长史以下属官和调度六州兵马权力。其时，“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诸但僚多有亡叛”。洗夫人列举赵讷罪状上告朝廷，得到隋文帝的肯定，并委派她招慰各族。夫人遂“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上意，谕诸但僚，所至皆降”。冼夫人对于安定岭南政局，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她去世时，朝廷溢称她为“诚敬夫人”。隋代朝廷派到广西的一些汉族官员，也注意团结少数民族首领，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开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派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他在广西任职5年间，大施恩信，取得各族首领的拥戴。当时钦州少数民族首领宁猛力，“与陈后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贵相”，据有南海。隋平陈后，文帝任命宁猛力为安州（后改钦州，治今钦州北）刺史。但他骄锯自大，不肯到桂州拜谒总管。令狐熙到任后，亲笔函请他前来相叙，以示友好结交。其时，宁猛力老母患病，令狐熙即令人前去送药。猛力深受感动，随即到总管府求见，从此归附隋朝。宁猛力死后，其子宁长真继任钦州刺史。仁寿中，侯莫、陈颖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时，继续执行令狐黑的政策，因而“民夷悦服，溪洞生越多来归附”。经过隋朝一番治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有所发展，有些地区“列为郡县，同之齐人”。可见，隋朝继承汉以来任用各族首领的政策，不仅稳定了广西和岭南其他各地的政局，而且促进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进一步的融合。隋代时期，广西地区和中原比较，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还是落后的。中原地区此时期推行的均田制，广西尚未实行。至于隋代广西是否实行过府兵制，目前尚无确凿的资料记载。但隋代广西在个别重要的州县治所，已实行屯兵。《粤西文载》卷一四记载：“歌罗城（在今苍梧县）在治西南六十里，隋开皇李贤筑以屯兵。”隋朝在广西非州县治所地方筑城驻兵，这种状况是很少的。关于赋税的征收，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大体上采用四种办法：一是由各地首领进贡土特产；二是根据各地物产，临时征收军需物资；三是各州县以土产为赋，交纳实物；四是对未编入州县户籍的“浮浪人”，按各人情况酌量交纳，数额未定。隋朝末年，由于赋税徭役繁重，特别是为出兵高丽而进行的大征调，给全国人民带来无比深重的灾难，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终于爆发了翟让、窦建德等人领导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义宁二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贵族宇文化及缴杀，隋朝灭亡。同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了唐朝，改元武德，仍以长安为国都。广西地区从此为唐朝统辖。
隋朝建立不久，分兵挺进岭南，实现岭南统一。在广西，隋继承前朝的民族政策，团结少数民族首领，暂时稳定了政局。接替隋朝的唐王朝，承袭隋代政策，除了派官掌管广西各地军政事务以外，还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羁糜州，委任各族首领参加统治，实行间接统治的政策。唐朝在广西相继实行府兵制与募兵制。赋税征收未采取均田制，后期同样征夏、秋两税，后来减半征税。唐中后期，少数民族人民起义接连不断，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西原少数民族大起义。广西在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楚国与南汉长期争夺，各地区战乱不已，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民苦不堪言。隋王朝对广西的统治，基本上继承西汉以来的民族政策，一方面直接派遭汉族官员到各州县治所加强统治；另一方面还任用当地民族首领，管理少数民族聚居的广大地区。如原高凉郡太守冯宝，“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是当时左右岭南局势的少数民族首领。隋灭陈时，冯宝已死，其妻洗氏颇有政治远见，她率领部众归顺隋朝。隋文帝即封她为南康郡夫人，利用她在岭南各民族中的威望，加强对广西和其他岭南各少数民族的统治。开皇年间，番禺人王仲宣反隋，将韦洸围困于广州城内。隋派裴矩巡抚岭南，冼夫人派其孙冯盎帅师，击败王仲宣，解广州围。冼夫人还亲自“被甲，乘介马，张锦伞，领教骑，卫诏使装矩巡抚诸州”。其后，“苍梧首领陈坦、冈州冯岑翁、梁化邓马头、藤州李光略、罗州庞靖等皆来参谒”，装矩分别任命他们为刺史、县令，管理本族部落。为嘉奖冼夫人，朝廷追赠其夫冯宝为广州总管，谥谯国公，册封洗夫人为“谯国夫人”，并让她拥有选任长史以下属官和调度六州兵马权力。其时，“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诸但僚多有亡叛”。洗夫人列举赵讷罪状上告朝廷，得到隋文帝的肯定，并委派她招慰各族。夫人遂“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上意，谕诸但僚，所至皆降”。冼夫人对于安定岭南政局，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她去世时，朝廷溢称她为“诚敬夫人”。隋代朝廷派到广西的一些汉族官员，也注意团结少数民族首领，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开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派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他在广西任职5年间，大施恩信，取得各族首领的拥戴。当时钦州少数民族首领宁猛力，“与陈后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贵相”，据有南海。隋平陈后，文帝任命宁猛力为安州（后改钦州，治今钦州北）刺史。但他骄锯自大，不肯到桂州拜谒总管。令狐熙到任后，亲笔函请他前来相叙，以示友好结交。其时，宁猛力老母患病，令狐熙即令人前去送药。猛力深受感动，随即到总管府求见，从此归附隋朝。宁猛力死后，其子宁长真继任钦州刺史。仁寿中，侯莫、陈颖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时，继续执行令狐黑的政策，因而“民夷悦服，溪洞生越多来归附”。经过隋朝一番治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有所发展，有些地区“列为郡县，同之齐人”。可见，隋朝继承汉以来任用各族首领的政策，不仅稳定了广西和岭南其他各地的政局，而且促进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进一步的融合。隋代时期，广西地区和中原比较，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还是落后的。中原地区此时期推行的均田制，广西尚未实行。至于隋代广西是否实行过府兵制，目前尚无确凿的资料记载。但隋代广西在个别重要的州县治所，已实行屯兵。《粤西文载》卷一四记载：“歌罗城（在今苍梧县）在治西南六十里，隋开皇李贤筑以屯兵。”隋朝在广西非州县治所地方筑城驻兵，这种状况是很少的。关于赋税的征收，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大体上采用四种办法：一是由各地首领进贡土特产；二是根据各地物产，临时征收军需物资；三是各州县以土产为赋，交纳实物；四是对未编入州县户籍的“浮浪人”，按各人情况酌量交纳，数额未定。隋朝末年，由于赋税徭役繁重，特别是为出兵高丽而进行的大征调，给全国人民带来无比深重的灾难，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终于爆发了翟让、窦建德等人领导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义宁二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贵族宇文化及缴杀，隋朝灭亡。同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了唐朝，改元武德，仍以长安为国都。广西地区从此为唐朝统辖。
魏晋南北朝以来，各民族之间接触频繁，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治上的隔阂与偏见日渐缓和。隋初文帝以汉族为主体联合鲜卑等族建立了封建王朝，当时他意识到立国的物质基础还相当脆弱，政治统治亟待巩固，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虽然自北周统一中国以来有所加强，而且形势上南北矛盾已不复存在，但是一些民族之间长期遗留下来的隔阂和争端事实上不可能一朝止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和平安定的国内环境来巩固统治，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帝便根据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民族政策。具体说来有三种：一、对突厥采取“离强合弱”、恩威并用的民族政策；二、对西域、吐谷浑采取以和为主的民族政策；三、对东北东胡族、长江流域丘陵山区獠狸诸族和关中以北的稽胡采取“以德御之”的怀抚政策。一、对突厥采取“离强合弱”、恩威并用的民族政策开皇元年，文帝为了统一的需要，针对敌我双方的实际，改变了此前周齐统治者对突厥委曲求全的失败主义的民族政策，代之以离强合弱、恩威并用的民族政策。当时隋王朝经济初步得到了恢复，“省徭薄赋，国用有余”，而突厥主要是依靠军事力量的征服，其内部非常复杂，极不稳定，“部落之下，千种万类，仇敌怨偶”，同时天灾严重，“去岁四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基于此，文帝对突厥的侵扰积极反击，582年沙钵略可汗与营州刺史高室宁合谋，在千金公主的怂恿下大举入侵中原，文帝命杨弘、豆卢责力、高颖等分遣迎击，在白沙(今呼和浩特一带)大败突厥兵，沙钵略战败逃亡，突厥内部从此便分裂为东西两部，力量大大消弱，沙钵略不得已向隋称臣。不久，文帝采取了长孙晟的建议，利用突厥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进一步消弱其势力，从此突厥内部哄乱更甚，势力日衰。隋初文帝对突厥进行的一些战争适应了隋王朝巩固政治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它是防御、自卫性的，不是对突厥进行野蛮的侵略和破坏。即使在用兵的情况下，文帝也力求使民族矛盾降低到最大限度之内，在伐突厥诏中文帝告诫：“诸将今行，义兼含育，有降者纳，有违者死。”对突厥的上层分子采取“服而赦之”的宽大政策，并对降附者进行册封，沙钵略可汗战败请降，文帝许之，并给以衣食车服，并且改封沙钵略之妻为大义公主。后来双方“立约以沙碛与隋为界，自是岁时贡献不绝。”沙钵略可汗卒，文帝又派长孙晟“持节拜其弟处罗侯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虞闾为叶护可汗”，封沙钵略第七子为安国公。对于穷途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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