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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 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亥革命的历史评价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林伯渠同志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 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 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 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 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一百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
安徽是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拥有淮河文化、庐州文化、皖江bai文化、徽文化四大文化圈。 安徽与江苏、上海、浙江共同构成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成为国际6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安徽的历史沿革夏商周安徽分属不同的部落（扬越、百濮）和诸侯国。西周出现了吴国、六国、舒国3个诸侯国。东周出现了越国、楚国、吴国、萧国、桐国5个诸侯国。春秋期间（前770年－476年），分属宋国、楚国、蔡国、徐国。秦代实行郡县制，境内长江以南属会稽郡、九江郡，以北分属泗水郡、砀郡、陈郡。秦末至楚汉相争期间，增置鄣郡、衡山郡、庐江郡，并为九江、西楚、衡山等诸侯国分领。西汉，安徽先后分属为淮南国、庐江国、衡山国、六安国、荆国、淮阳国、梁国。东汉，省境长江以南属扬州，以北属徐州、豫州。三国鼎立期间，分属孙吴、曹魏二国。东晋时期，淮北地区分属“五胡十六国”中的刘汉、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后燕等国，常守旧制，仍为徐、豫（含东豫）2个州分领。南北朝时期，宋、齐、梁、陈均先后收复过淮北地区，领有江南地区，并长期以江淮地区为南北纷争的战场。陈朝后期则以长江为限，江淮及以北地区分属北齐、北周。南朝后期，安徽长江以北先后分属北朝的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隋统一中国后，境内分置庐江、谯郡、汝阴、淮南、钟离、戈阳、同安、宣城、新安、历阳。唐分中国为十道，安徽分属河南道、淮南道、江南东道。五代十国时期，淮北地区先后分属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南方（含江淮、江南地区）先后分属吴国和南唐国。宋元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分属江南东路、京西北路、京东西路、淮南西路、淮南东路5个路。宋室南渡，宋金对峙，金人据有淮北，南宋据有淮南、江南。元代实行行省制，安徽先后分属江浙行省、河南江北行省、江淮行省。明朝，属南直隶，安徽分属庐州府（合肥）、凤阳府、安庆府、太平府、池州府、宁国府、徽州府、徐州府、滁州府、和州府、广德府。凤阳府为明朝的陪都明中都。清初灭南明，废南京，以南京原辖区域改设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年），分江南省为江苏（含上海）、安徽二省，安徽省（巡抚衙门驻安庆）辖庐州府（今合肥）、安庆府、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太平府、凤阳府、徐州府、广德府、和州府、滁州府。这是安徽建省之始，取安庆、徽州二府的首字而得名，简称“皖”。太平天国在安徽境内占领区建政是采取省、郡（州）、县三级管理体制，改清代的府为郡。
东莞黄旗山公园： 东莞黄旗山公园位于东莞大道和东城中路交汇处，占地面积243公顷，园内有黄旗山顶灯笼、黄旗古庙等景点古迹，及新建旗峰公园广场、门楼、旗峰湖景点、餐厅等设施。 东莞黄旗山又名祖山、主山、镇山、文笔峰、朝山。唐以前，曾是岭南第一名山。唐一后，一直是东莞人民春游、踏青、登高的圣地。明以后为东莞八景之一。明末抗清民族英雄张家玉九岁凳黄旗山顶，誓作第一流人，并一自己的生命实现这一诺言，鼓励东莞人民上进、奋发、图强，为国争光，走向时代的前列。 宋代以后，黄旗山修筑了廉泉、廉泉亭、廉泉亭寺、泉亭庵、廉泉亭水成了"神仙水"。民间传说，人民喝一口廉泉水会保持廉洁。人们游黄旗山后，都爱汲一壶泉水回家，与家人分享，以求共同富裕。同时，提倡廉洁奉公，提倡保护廉泉、发扬饮廉泉水、追求全家廉洁的好风俗。 观音庙、寺、遍及全国各地，但从宋代创建、重修、保存至今的却不多，黄旗观音古庙实属凤毛粼角值得东莞人民珍惜、保护。 黄旗山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亦是历代农民起义军进攻东莞城区的根据地。东江纵队游击队，也是先在唤起山设立据点。然后进军、解放东莞县城，使东莞县城免遭土匪的洗劫。 东莞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口东岸，北接广州，南连深圳，毗邻香港。全市陆地面积2465平方公里，人口约700万。东莞有港澳台同胞70多万，海外侨胞20多万，是广东著名的侨乡。1985年撤县建市，1988年升格为地级市。 东莞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是珠江三角洲著名的“鱼米果之乡”。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国民经济保持年平均增长20%以上，2004年综合经济实力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12位、地级市第1位，并先后荣获十大“最佳中国魅力城市”和十大“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等称号。 东莞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丰富，名胜古迹众多。林则徐销烟池旧址、威远炮台、沙角炮台等鸦片战争古战场以及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可园是东莞最著名的旅游景区。近年来，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加快使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增添了无限魅力。2004年由市民评出的“东莞新八景”和“东莞文物八景”集中展现了东莞悠久的历史和恢宏的现代气派，成为中外游客和市民旅游观光和休闲度假的好去处；而绿色世界、同沙生态旅游区、黄旗山城市公园、水濂山森林公园等一大批生态旅游区的陆续建成又使东莞这座生态绿城更充满了生机，集旅游、休闲、购物于一体的大型主题购物公园华南MALL和将于2005年底建成开放的岭南风格的古典园林——粤晖园为东莞旅游更添吸引力。 东莞经济发达，交通便捷，长年商务繁忙，会展不断。酒店业发展迅猛，全市现有星级酒店88家，其中五星级13家、四星级22家、三星级28家。商务会展、休闲度假和购物娱乐是东莞旅游的三大产品，东莞的城市休闲产业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正在逐步发展。 目前，东莞正加快城市建设步伐，向着现代制造业名城、生态绿城和文化新城的目标迈进。
最好最好自己写 这样才更有意义
安庆是个好东西 我很喜欢
安徽省是清代光绪年间从江苏省分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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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就写不了了~~~1500左右给你参考一下！关于徽州我也去旅游过~~对那里的历史文化也有了解~总结如下：徽州历史档案具有民间性、具体性、真实性、典型性、系统性等五大特点。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1．民间性：徽州历史档案的最显著特点，即是其民间性。从来源上看。徽州历史档案是在民间发现的，是从徽州平民家庭中流散出来的。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比如现存的徽州赋役、官府等方面的文书、档案，都是徽州民间家庭的一些抄本占大多数。不是抄本的，也是当时历史时期保存于宗族、家庭或基层乡村组织的那一部分文书、档案。以黄册为例，按其来源，在徽州，黄册就有保存在州县的正册和保存在里甲的底册或草册。徽州州县官府都设有专门保存黄册等簿籍的架阁库，正常情况下是应该能够保存下来的。但我们目前发现流传下来的徽州黄册大多是家庭抄本和里甲草册、底册。除黄册外，徽州告示、谕令、诉讼抄本、各种誊录簿等，几乎全是各个家庭和宗族保存下来的。至于文契、账簿、租约等更是徽州民间生活的各种伴生物，都是由徽州民间平民百姓保存下来的。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从徽州历史档案的内容看，它也是以反映民间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为主，记载的绝大多数是与平民百姓休戚相关的事情。如中国社会利·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徽州历史档案中，官府文书只占5．1％，其余的均为与地主、农民、商人有密切联系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材料。反映的领域以农村经济和社会关系为主。特别是经济文书，总数加起来占7％。因此，有学者一提到徽州历史档案，就认为那只是研究徽州社会经济的新材料。这种认识虽然有些偏颇，但徽州历史档案中反映农村经济材料占绝大多数却是事实。这在我国历史档案中是十分罕见和难得的。徽州历史档案同以往发现的重大历史文化遗产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突破了以王室部衙类政治史材料为主的局限，表现出厂鲜明的民间性和经济特色，十分具体和实用。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2．具体性：形成于平民社会的徽州历史档案，没有泛泛描述，有的只是具体的、微观的记录。例如，它对徽州大大小小家族的世系递嬗、家族教育、科举状况、土地积累、管理经营、宗祠创建、族产管理和运营、与官府和当地其他家族及农民的关系、商业活动和资产的积累等情况的记载，对徽州平民百姓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各种会社、风俗习惯等日常生活的记录，详细到每家每户，有的具体到每一个人。再如，宗族各式账簿，每天的开支、每月的开支到每年的开支，都有流水账和总账相互对应。宗族祭祀登记，更是细到每个支派和各个家庭支丁。土地管理，有的家庭收藏有每一块土地完整的文书、档案，有土地登记和赋税管理的，有税役征派的，有出租收佃和交租谷的，等等。徽州历史档案如同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村社会历史百科全书，对农村社会的各个历史领域都有所涉及。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徽州历史档案中，有许多内容如果在官方文书、档案或文献史籍中是不可能记载的。如歙县档案馆保存有一本《古松山舍风雪寒暑墨集》，记载了歙县崔氏平民道光十四年(1834)至咸丰四年(1854)每天生产生活基本情况，除自己每天的开支和活动外，还有一些民间重大活动记载，有民间教馆、冥寿、续弦、出阁、报讣、药帖、宴席等重大事务记录。通过这册文书，我们可以研究既是地主又是商人的崔氏日常生产生活轨迹，又可以弄清民间一些重大社会活动的真实情况。再如黄山市档案馆收藏有一册《复教馆记簿》，记录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至民国六年(1917)一位师塾先生的详细收支账目，内有每年学生人数、组成、束修支付、教馆活动等情况，是研究民间师垫生活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这些有关千民生活的具体记载，正好填补了官方文书、档案和正史官书之空白，成为我们具体研究中国农村平民百姓和社会发展实态的宝贵历史材料。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真实性：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使契约文书真正合法有效，其中多载有公证事项，从而在徽州历史档案中留下了许多标识其真实性的地方。如契约文书中除了受契约条件约束的双方当事人外，还有中间人的见证鉴定，而这中间人大多则是由当地很有名望的长辈耆宿、族长房长等担任。税票、契尾、推单等有里甲组织中的公正、公副、弓手、算手、书手、画手、册里等共同立约或签押。乡约合同上则有全村成年男子的署名画鉴押。商业票据中更有许多票号或商人的钤印作为防伪标志。至于诉讼案卷、布告、租簿、实征册等，都有明显的可以鉴定其真实性的地方。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徽州历史档案的真实性，决定了它是一种记载历史实态的原始文书，其记载历史的真实性超过丁任何一种史料，因此，研究它，可以印证某些史籍记载的不实或不准确。比如，在封建社会中，族长是家族的首脑。从史籍上我们了解到族长由族中生活富裕者担任，在家族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在徽州历史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出明初族长的经济状况亦有与史籍记载并不相同的情况。如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明代初期的契约中，休宁县一位叫朱胜右的，在洪武三十年(1397)订立的卖田赤契中，是作为“主盟族长”具名的。然而从建文元年(1399)订立的另一件卖田赤契中可以知道，朱胜右租佃有他人土地，是一户佃户。在地主将这块土地的一部分出卖与他人后，朱胜右又成为另一家人的佃户。这说明了明初徽州的族长并不一定由族中的富户担任，一般的自耕农即可，甚至具备佃人(并非佃仆)的身份也不影响他的威望和地位。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典型性：徽州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政策贯彻十分彻底和最为典型的地方。传统中国农村经济形式和社会意识形态在徽州的历史积淀很深，因此，徽州历史档案所反映的内容在中国农村历史社会中也最为典型。比如，徽州遗存的赋役文书、档案，如亲供册、黄册、编审册、实征底册、易知由单、串票、滚单、完纳钱粮执照等，构成完整而典型的明清赋税制度，是中国明清赋役文书档案中的典型代表。徽商档案，更是中国封建商业集团传统经营和发展的典型反映。如歙县芳坑江氏茶商档案，形成于嘉庆至清末这段时期，其时正是徽州茶商由兴盛走向衰败的时期，也正是中同传统商业由兴盛走向衰败的时期，它所反映的商业资本形式、经营方式、利润分配和消费以及其衰落的原因等，是中国这—时期传统商业的典型缩影和反映。徽州历史档案的这种典型性十分明显，以至于有些学者认为它是“中国农村社会七个世纪的历史缩影-，是研究传统中国文化不可忽缺的典型档案材料。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系统性：徽州历史档案的系统性表现在全面性、连续性上。其全面性表现在横纵两方面。横向上，徽州历史档案对农村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其种类之多，所涉范围之广，其他史料难以企及。具体来说，它重点涉及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土地制度、政治制度、商业经营、文化、宗族、教育、风俗、人口、社会关系等方面，系统性很强。纵向上，具有连续性。所谓连续性，是指现存的徽州历史档案在历史年代上的长期性和连续不断。现已收藏的徽州历史档案，若论抄件，最早的是黄山市档案馆收藏的五代十同时期的南唐保大：年(945)渝祭文书，若论原件，最早年代的足黟县档案馆收藏的南宋嘉泰元年(1201)家祭龙简，最晚年代是民国三十八年(1949)，时间连续跨度达千年，这在我国目前已发现的地方历史文书档案中是绝无仅有的。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如果把徽州历史档案分类别、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各种门类上，徽州历史档案都保持着长期的连续性。徽州土地买卖契约，最早年代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南宋嘉定八年(1215)《祁门县吴拱卖山地契》抄白，最晚的是民国三十八年。其中有些土地的档案，从开垦到管理、买卖到过户、税契到赋粮，每一笔都注册清楚，历经十几个王朝而无一疏漏。诉讼档案，据我们所知较早的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明代宣德八年(1433)民事诉讼案件形成的状纸，最晚的有延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的诉讼文书。有关赋役档案较早的有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元代泰定三年(1326年)祁门县谢智甫析税文书，最晚的亦有民国三十八年(1949)的文书。徽州宗族档案，最早的是黄山市档案馆收藏的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保大三年(945)谕祭文书，最晚的是民国三十八年的。年代就像一条线索，把徽州历史档案紧紧相连，真实地记录了徽州长达千年的历史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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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写，但真的很懒动笔
论日本从中国影响下的脱离——从蕞尔东夷到世界强国 常常会觉得历史事实与人们的理解相去太远，人们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虽然那不一定是事实，种种的错误迭加起来，使得对历史的评价越来越困难，历史学家在很多时候知道事实是怎样，但历史学家却又不能把正确的事实直接告诉大众，即使是可以，大众恐怕也不会接受正确的理念，人们更愿意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这点在看待日本的问题上更为突出，一个基本的认识是国人普遍认为在传统的东亚关系中，日本像朝鲜、琉球、越南一样只是中国的附属国，实际上，这种说法只不过是国人天朝美梦中的梦呓而已，日本的心思远比国人想的要开阔。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这种不平等与近代列强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又有所不同，在文化上，所谓的“华夷之辨”将中国之外的民族视为劣等的民族，在经济上，用“朝贡贸易”来显示中国对“蛮夷”的恩惠，在政治上，用“宗藩关系”来明确中国对四夷的优势。而日本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实是难以划分，日本形成统一国家的时候大约是在4世纪后期到5世纪前期，在统一前，日本列岛上分布的各个小部落向中国进贡的不在少数，大的部落联盟也间或有之（如倭奴国、邪马台国），即使是在统一初期，日本也在向中国不断进贡，南朝时记载的讃、珍、济、兴、武五位国王向中国要求爵位封号的事情即是明证。只是日本的自主意识在这时已经初现端倪，中国的附属国一般会要求互市、内附、册封如是种种，但日本在一开始与中国交往便主动要求对朝鲜半岛南部的控制权，中国方面不满足其要求之后，日本锲而不舍地继续要求，而当希望破灭后，日本便果断地断绝了对中国的朝贡。国人普遍地认为日本使中国的附属国很大原因就在这里，谁也无法否认在国家统一的初期，日本向中国朝贡，再深刻地分析的话，恐怕说这是日本出于利益需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也未尝不可。当日本再次与中国交往时，日本已经开始走一种平等的路线，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样的国书引起了皇帝极大的不悦。之后尽管日本在白村江之战中被唐军击败，日本仍然没有臣服中国的意思，这种铮铮铁骨在东亚各国中无疑是个异类。元朝两次入侵日本失败，更加增强了日本的独立性。日本这种独立性在一个不平等的外交体系中显示的不屈的精神确实值得赞扬，这种精神的来源，可说是由日本的地理位置、民族性格、外交政策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日本旁边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使得日本并不能发挥出强大的国际影响，日本确实试图像中国一样建立自己的“小中华体系”，将琉球、朝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这种企图也暴露了日本对中国无法摆脱的模仿，即便是这种“小中华体系”存在，日本仍然笼罩在中国的阴影之中。当然，不唯日本，在传统东亚国际关系中，中国一向有着不可动摇的优势。日本处于亚洲的最东端，与大陆的联系颇为松散，中国的影响并不能像在朝鲜半岛那样深远，但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仍然不能忽略。日本一方面不断地向中国学习，另一方面一直努力地使自己能够超越中国，丰臣秀吉、德川光国、本居宣长，这些人无论是军人还是政客，还是文人，都在朝着超越中国的目标努力。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丰臣秀吉是失败的，他狂妄的计划现在显得十分可笑，但是，很难讲这场战争的胜负，正如《明史》所言，（壬辰战争）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若不是丰臣秀吉暴病身亡，朝鲜局势实属难言。对于朝鲜、越南，中国在其领土上或者曾统治一时，或者曾获得赫赫武功，但在日本没有，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件十分值得骄傲的事情。在进入江户幕府之后，在日本思想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重要的莫过于国学的兴起。国学是指由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尤其是贺茂真渊所开创，并由本居宣长加以完成的一连串的思想系列。国学的发展过程亦是日本思想界对儒教尤其是朱子学的扬弃的过程。可以说，国学家们在思想界完成了丰臣秀吉想在军事上完成的梦想，即摆脱对中国的崇拜，将日本塑造成一个理想的神道国家。本居宣长认为，儒教的“天命观”只是臣下夺君上之位的“邪智奸术”，而在日本“虽经万代，君臣无异其位”，且日本原本是安宁幸福的，只是因为中国的鬼蜮伎俩传入才使得日本变得堕落。国学的发展显示了日本谋求思想独立的强大意愿，但这种意愿在传统的东亚社会中注定要碰壁，正如政治上日本要模仿中国建立“小中华”体系一样，日本国学的发展虽然是对儒学的猛烈抨击，但其所用的理论均受到儒教思想的强烈影响，即国学家们是在用儒教的理论来批判儒教。也许给国学家们足够的时间，他们可以最终发展出一套属于日本的理论以摆脱儒教的制约，但历史并没有给日本这种选择。1853年，培里以武力强迫日本开港，这是日本走进近代的第一步。但之前日本国内兰学的兴起，向强国学习的优良传统，清政府的前车之鉴，这些都成了日本顺利完成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有利因素。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击败中国，这是东亚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东亚世界的领导力量不再是几千年来的中国，日本成了亚洲复兴的担纲者，这一点在日俄战争后变得更加确凿无疑。但这时的日本却并没有积极地担当东亚领导人的角色，日本变得越来越像一个西方国家。脱亚论在日本的泛滥将日本与东亚对立了起来，日本成了列强俱乐部的一员，其强国地位的建立过程亦是向周围国家发动侵略的过程。而无论是脱亚还是入亚，体现的只是日本在某个阶段的政策倾向，其历史传统、地理位置、文化特征、人口构成种种因素都决定了日本毕竟是一个亚洲国家。这种与亚洲的联系的客观性也影响着日本政策的制定，日本的民众愿意接受东亚领导者这一角色，政府在这个角色的掩护下可以更加方便地侵略邻国、欺国民。“大东亚共荣圈”正是这种心态的实际产物，日本从此踏入歧途。在这个过程中，恐怕东亚传统的“华夷之辨”的思想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华夷之辨”塑造了一个华夷二元对立的传统东亚，“华”是优秀的，“夷”是劣等的，“华”接受“夷”众星捧月般地贡奉，“华”为“夷”纲。日本在大量摄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这种二元对立的“华夷之辨”的思想也大量摄入，但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甘心居于一个劣等民族的地位，既然不想做“夷”，那就只能做“华”了。不能否认的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的这段时间是日本在国际上的“黄金时期”，传统的国际社会中，日本的影响只能在中国的阴影下发挥，是以以往东亚的国际交流中日本积极建立小中华体系、数度入侵朝鲜颇有点东施效颦的味道，而二战前的日本则是真正有了与其“雄心壮志”相称的实力。日本误入法西斯歧途，也不能不说和日本传统中的自我优越感有着深刻的联系，日本文化常常体现出一种自民族主义。日本是一个神道国家，日本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此类观念一方面使得日本能够自强不息，绝不甘居人下，另一方面也使得日本将其他民族看做是异质的，是敌对的，是劣等的。在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横行的特殊环境下，对外侵略也就成了历史的选择。另外，这时期的日本尽管强大，但其思想明显没有摆脱传统主义的影响。其炮制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和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何其相似，“小中华”体系已经不算什么了，日本要塑造一个“大日本”体系！那么这场战争的发动一方面是勃兴的法西斯主义的推动，另一方面，恐怕是日本在向丰臣秀吉“致敬”吧，日本人的心底依然有一个“使四百州尽化我俗”的美梦。在明治维新到二战战败的这段时间里，日本虽然奉行帝国主义政策并最终战败，但依然不得不承认，大和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能够保证这个国家在国际活动中维持大国的尊严。同样，这段时期也是一个过渡时期，是中国影响日本的最后的时期，在战败之后，美国在日本取代了传统中国所占的地位。现代化兴起之后，传统中国就全面衰落了，这种衰落同样发生在日本，在过渡时期里，还可以看到传统中国对日本的残余影响，但在二战以后的日子里，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和日本都没有直接的交流。二战的失败迫使日本以一种激烈而惨痛的方式来反思自己，重建自己。站在距离二战结束后已近七十年的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对日本的独立与复兴拥有一份信心。如果说传统的日本生活在中国的阴影之下，那么当今日本则是生活在美国的阴影之下，日本第一次开国是伴随着中国的衰落，第二次开国则伴随着美国的强大，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开国”则要伴随着美国的衰落了。这个过程从日本经济腾飞开始算起的话到现在也有六十年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但日本的独立意识是深深植根于其民族灵魂深处的一种意识，可断言如今，已成为经济巨人的日本必不会甘心做一个政治上的侏儒。其实，日本向来有向强国学习的传统，这也对日本的文化属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日本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东西文化的一种杂交文化，但也有学者认为日本对于不同的文化只是机械地吸收，不同的文化在日本精神世界内部只是转换了空间配置而已。假如真的像后者所说，那么将来有一天，中国再次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的时候，也许日本又会反过头来靠近中国呢。就中国国内来说，再继续沉浸在天朝美梦的幻想中早已是不合时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以全新的思维建立一种全新的国际交往模式。日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从很早起就一心要从中国的影响下独立了。而就日本来说，脱亚论已成陈迹，日本必须重新考虑其在亚洲的位置。就像日本走过的摆脱中国的道路一样，现在的日本也必须努力去摆脱美国的影响，当然这条道路最好不要再发生战争。历史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对于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外交模式，现在已经完全不适用了，这些故旧的糟粕，放置它们的最好的地方就是故纸堆了。也只有中日两大强国坦诚相待，以一种健康的心态去看待历史，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开创未来，东亚的伟大复兴才可以成为现实。主要参考书目[1] 王晓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2] 汪向荣、汪皓：《中世纪的中日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3] 韩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4] 韩东育：《东亚的心胸》，《读书》2008年第8期。[5] 黄枝连：《天朝礼制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6] 黄遵宪：《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7] （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8] （日）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9] （日）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王子今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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