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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下我们学校的古文字学专业研究生下设是两个方向：一个是文字方向，一个是词汇方向，各有侧重。不同学校下设的方向可能不同，一定提前打听清楚。你想打听的应该就是文字方向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不是很懂，因为我是词汇方向的。我只能拿出一些备考时的材料。入门材料首推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集大成者，基本给初学者指明文字学中主要涉及的内容：形体演变，字类划分，以及字音形义之间的关系。音韵学的知识也应该要有，可以看唐作藩的《音韵学教程》。训诂学，我当时看的是张永言的《训诂学简论》，个人觉得比较有用的部分就是后面的一些训诂术语的解释和示例。了解了基本概念，就是时候去接触原始史料了，峄山石刻，三体石经类似的每个断代的经典史料肯定要看，并且模仿。目前本人正处于学习阶段，只能给出这些建议。如有问题请及时斧正。
您问的是古文字学专业书籍有哪些？种类很多 各院校的不大一样 但主干课程 用书如下：希望对您有帮助。中国古文字学通论 高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商周古文字读本 刘翔 语文出版社文字学概要 裘锡圭 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字学 唐兰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文字学导论 唐兰 齐鲁书社商周金文 陈絜 文物出版社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郭沫若 上海古籍出版社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李零 北京大学出版社郭店楚简校读记 李零 北京大学出版社郭店楚简校释 刘钊 福建人民出版社 古文字构型学 刘钊 福建人民出版社古代文史研究新探 裘锡圭 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国史纲要 翦伯赞 北京大学出版社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 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语言学史 王力 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国文字学概要 杨树达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文字学初阶 李学勤 中华书局战国铭文选 汤余惠 吉林大学出版社战国文字通论 何琳仪 江苏教育出版社殷虚卜辞综述 陈梦家 中华书局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校订 白于蓝 福建人民出版社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 姚孝遂 吉林大学出版社殷墟卜辞综类 日本 岛邦男金文编 容庚 上海古籍出版社大辞海语言学分卷 上海辞书出版社古代汉语教程 张士禄 复旦大学出版社现代汉语 胡裕树 上海教育出版社普通语言学概论 罗宾斯 申小龙 语言学纲要
研究古文字的风气是在汉代开始形成的﹐汉代人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主要有3种。一种是先秦铜器的铭文﹐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叙里说﹐各地“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西汉张敞“好古文字”﹐宣帝时美阳(今陕西扶风)出土古铜鼎﹐他曾释读其铭文﹐事见《汉书‧郊祀志 下》。一种是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的字书《史籀篇》的抄本﹐汉代人所说的籀文﹐就指《史籀篇》的字﹐其字体属于大篆﹐一种是所谓古文经﹐即秦始皇焚书时被藏匿起来的一些儒家经籍抄本﹐如汉初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汉景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得到的《尚书》﹑《礼》﹑《论语》等书。这些经籍抄本的字体既不是隶书﹐也不是小篆和籀文﹐汉代人多称之为古文。推崇古文经的经学家如许慎等人﹐认为这种字体比籀文还要早。但是据后人研究﹐所谓古文其实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指秦以东各国)的文字。汉代推崇古文经的那一派经学家﹐后人称为古文学家。另一派经学家﹐反对古文经﹐只相信世代相传的本子﹐后人称为今文学家。古文学家为了读通古文经﹐必须从文字学的角度研究古文﹐所以往往同时是文字学家。他们进行了收集古文并把古文跟当时使用的文字相对照的工作﹐有些人还进一步对汉字的构造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古今字》和《隋书‧经籍志》等著录的后汉卫敬仲(即卫宏)撰的《古文官书》等书﹐是前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书说的建立是后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属于古文经系统的《周礼》。不过据近人研究﹐把六书解释为“造字之本”﹐大概是汉代古文学家的创造。公元 1世纪末﹐许慎撰写《说文解字》﹐为古文学家对文字的研究作了出色的总结。《说文》收字的体例是“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字形以小篆为主﹐同时收入一些写法跟小篆不同的古文和籀文﹐在解释文字的时候﹐许慎依据六书理论﹐尽可能结合字形指出字的本义。所以即使按照不以小篆为古文字的传统文字学的观点来看﹐许慎的工作也是带有古文字研究的性质的。可惜许慎等古文学家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时代都比较晚。在当时虽然古铜器铭文已经受到了有些人的注意﹐但是蒐集﹑研究这种资料的风气却还没有形成﹐学者们很难加以利用。《说文》叙提到了鼎彝上的“古文”﹐但是书中所收的古文看来全都出自古文经﹐实际上只是战国时代的文字。籀文的时代也不算很早﹐而且许慎等人所看到的《史籀篇》是屡经传抄的本子﹐有些字形显然已经讹变。这些古文字以及小篆的字形往往不能反映本义。因此许慎对古文字的发展过程缺乏正确的认识﹐他对字形的解释和所指出的本义也往往不可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缺点是很难避免的。 从魏晋一直到宋初﹐古文字的研究没有很大的进展。这一时期最受重视的早于小篆的古文字﹐仍然是古文学家所说的那种古文。曹魏正始年间将古文学家传授的《尚书》和《春秋》刻石立于太学﹐每个字都用古文﹑小篆﹑隶书三体写刻。这就是所谓三体石经。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或谓在太康元年或二年﹐即280或 281)﹐在汲郡(今河南汲县)的一个被盗掘的战国后期魏国大墓里发现了大量竹简书﹐共有75卷﹐10馀万字﹐字体跟古文经相类。这就是所谓汲冢古文。这批竹书被收入官府﹐先后由荀勗﹑和峤﹑卫恒﹑束皙等人加以整理﹐写定为今文。竹书原本早已不存﹐写定之本除《穆天子传》外也都已亡佚。据史书记载﹐南北朝时也间有古文简册发现﹐但是其内容一点也没有流传下来。在从魏晋到宋初这段时期里﹐仍有人继续做蒐集古文的工作﹐而且还有人用古文刻写碑碣或伪造典籍古本。他们所用的古文﹐有的有根据﹐有的则是杜撰的。五代末宋初的郭忠恕(?～977)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古文资料编成古文的字汇﹐名为《汗简》。稍后的夏竦(985～1051)编《古文四声韵》(1044)﹐材料来源跟《汗简》基本相同﹐不过《汗简》是按部首编排的﹐夏书则是按韵编排的。这两部书虽然收入了不少杜撰的古文﹐大部分字形还是有根据的﹐是现代人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参考资料。郭﹑夏之后﹐古文之学就逐渐衰微了。在这一时期里﹐有铭文的古铜器也时有发现﹐可惜仍然没有形成蒐集﹑研究金文的风气﹐唐初在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发现了重要的先秦石刻──石鼓文。唐代人对石鼓文很重视﹐讲字体﹑书法时往往提到它。由于石鼓文的字形跟籀文比较接近﹐当时人多附会为周宣王太史籀所书。秦始皇巡行天下时所立的篆文刻石﹐在唐代也很受重视。南北朝时石经已有搨本﹔在唐代﹐秦刻石和石鼓也都有搨本流传。唐代篆文书法家李阳冰曾整理过《说文》。他根据秦刻石改了《说文》的一些篆形﹐如改(欠)为等﹐受到后人的很多批评﹐李阳冰擅改古书是不对的﹐但是他根据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文字资料纠正《说文》﹐这却是值得重视的。他解释字形也时出己见﹐虽多荒谬﹐但也间有可取之处。例如许慎解释“木”字说:“从﹐下象其根”﹐他则认为整个字“象木之形”。 在宋代﹐由于金石学的兴起﹐古文字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真宗咸平三年(1000)句中正等人考定乾州(今陕西乾县)所献“史信父甗”﹐这是宋人研究古铜器铭文之始。由仁宗朝到北宋末年﹐蒐集﹑著录﹑研究古铜器及其铭文的风气日盛﹐南宋时﹐关中﹑中原等发现古铜器的主要地区先后为金﹑元占据﹐蒐集新出土铜器的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但由于北宋学风的影响﹐南宋前期著录﹑研究金文的风气仍相当兴盛﹐到后期就衰落了。宋代学者在研究金文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北宋的杨元明(南仲)﹑欧阳修(1007～1072)﹑吕大临(1046～1092)﹑赵明诚(1081～1129)和南宋的薛尚功等人。宋人编了不少古铜器和铭文的著录书﹐流传至今的有吕大临《考古图》(1092)﹑宋徽宗撰的《博古图录》﹑南宋赵九成《续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1144)﹑王俅《啸堂集古录》和王厚之(复斋)《钟鼎款识》。前3种兼录器形和铭文﹐后3种单录铭文。吕大临另编有《考古图释文》﹐按韵收字﹐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汇(或谓此书为赵九成所编﹐似非)。政和年间王楚撰《钟鼎篆韵》﹐绍兴年间薛尚功撰《广钟鼎篆韵》﹐材料较吕书增多﹐但皆已亡佚(王书实际上还保存在元代杨的《增广钟鼎篆韵》里)。殷周金文是学者们最早接触到的早于籀文和古文的文字。宋代学者对金文的蒐集﹑著录和研究在古文字学史上有重要意义。他们通过较古的金文已经认识到“造书之初”象形之字“纯作画像”﹐“后世弥文﹐渐更笔划以便于书”(《考古图》 4‧26上)。《考古图释文》的序对金文形体上的某些特点(如笔划多寡﹑偏旁位置左右不一等)以及辨释金文的方法作了简明的概括﹐也很值得注意。宋人正确释出的金文﹐大都是比较容易认识的。不过他们有时也有很好的见解﹐如杨南仲释晋姜鼎铭文﹐疑“”为“旂”字﹐读为“祈”﹐就比近代古文字学名家吴大澄﹑罗振玉等人以“”为“祈”之本字的说法确切。在石刻文字方面﹐石鼓文和秦刻石在宋代都继续受到重视。南宋前期的郑樵创石鼓文为秦篆之说﹐认为石鼓是秦惠文王以后始皇以前的刻石。时代稍后的巩丰认为是秦襄公至献公时的刻石。这在石鼓文的研究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北宋时还发现了战国时秦王诅咒楚王于神的刻石﹐即所谓诅楚文﹐欧阳修(1007～1072)﹑苏轼(1037～1101)﹑董逌等人都曾加以研究。在宋人的六书研究中﹐可以看到金石学的影响。郑樵《通志‧六书略》对某些表意字字形的解释明显胜过《说文》。例如 《说文》说“止”字“象艹木出有址”﹐《六书略》则认为“象足趾”﹔《说文》说“步”字“从止﹑相背”﹐《六书略》则认为“象二趾相前后”﹔《说文》说“立”字“从大立一之上”﹐《六书略》则认为“像人立地之上”﹔《说文》说“走”字“从夭﹑止﹐夭者屈也”(从段注本)﹐《六书略》则说“夭”“像人之仰首张足而奔之形”﹐“步”﹑“立”﹑“走”等字一般都看作会意字﹐《六书略》却收在象形类里﹐郑樵对金石文字颇有研究(《通志》有《金石略》)。他能有上述那类见解﹐显然是由于受了金石文字中较古字形的启发。宋元间的戴侗作《六书故》﹐直接采用金文字形。由于金文字少﹐往往杜撰字形﹐因此受到后人的很多批评。不过戴氏说字颇有独到之处﹐这也是后人所承认的。如他认为是“星”的初文﹐“鼓”字所从的“”本象鼓形﹐就是很好的见解。 元﹑明两代是古文字研究衰落的时期﹐金石学方面值得一提的﹐只有明人蒐集﹑著录古印的工作。这项工作宋人就开始做了。但是宋元时代的古印谱大都已经亡佚﹐流传下来的如《说郛》所收的《汉晋印音图谱》﹐资料贫乏﹐用处不大。明人所编古印谱﹐如顾氏《集古印谱》(1571)﹐内容比较丰富﹐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资料。在这一时期里﹐古文字字汇继续有人编纂﹐但是所收字形大都据前人之书辗转摹录﹐没有多大参考价值。元初杨桓《六书统》﹑明代魏校《六书精蕴》等书也都想根据早于小篆的古文字来讲六书﹐这些书“杜撰字体﹐臆造偏旁”之病甚于《六书故》﹐而见解则不及《六书故》﹐不为后人所重。 进入清代以后﹐金石学和小学复兴﹐古文字研究重新得到发展。清代古文字研究的水平是逐渐提高的。清初闵齐伋作《六书通》﹐后由毕弘述整理刊行﹐这是兼采古文﹑印文和钟鼎﹑石刻文字的一部古文字字汇﹐流传很广﹐但是内容杂乱﹐摹录失形﹐水平很低。乾隆时﹐清高宗先后命梁诗正﹑王杰等人仿《博古图录》体例对内府所藏古铜器加以著录﹐编成《西清古鉴》(1751)﹑《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及《乙编》4书 (后3书稿本民国时方印行)﹐其水平尚在宋人之下。从乾﹑嘉之际开始﹐清人在古文字研究上才有明显超过前人之处。道光以后﹐重要的金石收藏家辈出﹐陈介祺(1813～1884﹐号簠斋)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收藏的古文字资料在种类﹑数量﹑质量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人。由于古文字资料的日益丰富﹐同时也由于小学﹑经学等有关学科的发达﹐古文字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到清代晚期同治﹑光绪时期达到了高峰。吴大澄(1835～1902)﹑孙让是高峰期最重要的学者。清代古文字研究的重点仍然是金文。乾隆时﹐由于朴学的兴起以及《西清古鉴》等书的编纂﹐士大夫中对金文感兴趣的人逐渐增多﹐嘉庆元年(1796)﹐钱坫刻《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专收自藏之器﹐器形﹑铭文并录。九年(1804)﹐阮元刻《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著录所收集的各家铭文﹐加以考释﹐以续《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此后出现了很多跟钱书或阮书同类的著作﹐影响较大的有吴荣光(1773～1843)《筠清馆金文》(1840)和吴式芬(1796～1856)《捃古录金文》(1895)﹐体例都是仿阮书的。清代研究金文的主要学者﹐乾嘉时期可以上举的钱坫﹑阮元为代表﹐道咸时期有徐同柏(1775～1854)﹑许瀚(1797～1867﹐字印林)等人。徐同柏著《从古堂款识学》(1886)﹐许瀚曾为吴式芬校订《捃古录金文》﹐他在金文方面的见解多见于此书。同光时期﹐金文研究出现高潮﹐主要学者有吴大澄﹑孙让﹑方濬益(?～1899)﹑刘心源(1848～1915)等人。吴大澄跟金文有关的主要著作有《说文古籀补》﹑《字说》等书。《古籀补》是古文字字汇﹐所录之字以金文为主﹐兼及石刻﹑玺印﹑货币和古陶文字﹐释字颇有出自己见者。此书一改《古文四声韵》以来按韵收字的体例﹐分别部居悉依《说文》﹐不可释和疑而不能定之字入于附录。所录之字皆据搨本慎重临摹﹐跟过去那种辗转摹录﹐字形失真的古文字字汇大不相同。后来的古文字字汇﹐在编排的体例上大都仿照吴书。孙让著《古籀拾遗》(1888)和《古籀馀论》(1929)﹐订正前人考释金文之误。方濬益著有《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1935)﹐但在他去世多年后才出版。刘心源的主要著作是《奇觚室吉金文述》(1902)。上述诸人对金文的考释有很多超过前人之处。宋代以来多把春秋战国时鸟篆之类笔划屈曲奇特的金文视为夏商文字。龚自珍(1792～1841)曾疑王复斋《钟鼎款识》著录的﹑铸有这类铭文的“董武钟”是吴越器。方濬益明确指出:“若薛录之四商钟﹑王氏所录之董武钟﹐要亦周器﹐乃当时自有此一体﹐如秦之有缪篆﹑殳书者”(《缀遗》卷首《彝器说》中)。这是一种进步。在把铭文跟古籍中有关的历史资料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方面﹐清人也超过了前人。 货币文字真正成为古文字研究的资料是从清代开始的。蒐集﹑研究古钱币的风气开始得很早。但是宋代以来研究古钱的人大都把基本上属于战国的东周时代的刀﹑布等类钱币﹐说成太昊﹑尧﹑舜等古帝王和夏商时代的东西﹐解释币文极尽穿凿附会之能事。直到乾隆时撰的《钱录》(1751)﹐仍然停留在这种水平上。古币文字的研究出现转机﹐也在乾嘉之际﹐据蔡云《癖谈》(1827)﹐钱大昕曾说过“币始战国”的话﹐嘉庆时﹐初尚龄作《吉金所见录》(1819)﹐把古刀﹑布断归春秋﹑战国。先秦古币的研究自此渐上轨道。吴大澄《古籀补》收入了不少币文﹐刘心源在《奇觚》里也考释了一些币文。乾嘉以后﹐玺印文字的研究也有相当大的进步。元明人不知古印中有早于秦代之物(明人古印谱中其实已收入不少战国印﹐但他们不明其时代)。乾隆五十二年(1787)﹐程瑶田为潘氏《看篆楼印谱》作序﹐释出战国印中的“私玺”二字﹐并说“‘玺’但用‘尔’者﹐古文省也”(《通艺录》卷八《看篆楼印谱叙》)。这是清人辨识先秦古印的先声。道光十五年( 1835 )张廷济(1768～1848)编《清仪阁古印偶存》﹐称先秦印为古文印。同﹑光间﹐陈介祺编《十锺山房印举》﹐在汉印之前列“古玺”和“周秦”印两类。按其内容﹐前者基本上是六国印﹐后者包括战国时的秦印﹑秦代印和汉初印。陈介祺本认为周秦印是周末与秦代之物﹐古玺是三代之物。光绪四年(1878)﹐他在致吴大澄的信中说:“……朱文铜玺﹐前人谓之秦印﹐不知是三代﹐今多见﹐亦似六国文字”(五册本《簠斋尺牍》第五册戊寅四月二十二日札)﹐对古玺时代的认识已接近实际。《古籀补》收入了一些玺文。在汉印篆文方面﹐嘉庆时就有桂馥《缪篆分韵》(1796)等字汇刊行﹐摹录印文比较谨严﹐胜于以前其他各类古文字字汇。 道光以后还发现了一些古文字资料的新品种﹐如封泥文字(即打在封泥上的印文﹐以汉代的为多)﹑古陶文字以及在清末才发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甲骨文。古陶文字首先于同﹑光间在山东临淄等地发现﹐稍后又在直隶易州(今河北易县)等地发现﹐陈介祺是第一个鉴定“三代古陶文字”(实际上大都属于战国时代)并加以收藏的人。吴大澄第一个认真研究古陶文。他曾据陈介祺藏陶的搨本写过一些考释﹐还在《古籀补》里收入了不少陶文。安阳殷墟的甲骨文(主要内容为卜辞)大约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受到古董商的注意。次年﹐王懿荣(1845～1900)鉴定为三代古文并加以收藏。殷墟甲骨文资料丰富﹐内容重要﹐时代属商代后期﹐早于大多数铜器铭文﹐其发现在古文字学史上有重大意义。王懿荣在鉴定甲骨文的次年﹐就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自杀殉国﹐所藏甲骨后归刘鹗(1857～1909)。刘鹗选拓了一部分甲骨编为《铁云藏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版。这是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刘鹗在序中已称甲骨文为“殷人刀笔文字”﹐次年﹐孙让据《藏龟》写成《契文举例》。这是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此书遗稿由甲骨学的奠基者罗振玉在1917年印行。甲骨文发现后﹐古董商欺收藏家﹐把出土地点说成汤阴。罗振玉是学者中最早打听到真实出土地点的人﹐宣统二年(1910)﹐罗振玉作《殷商贞卜文字考》﹐考定甲骨出土之地是殷都故墟﹐甲骨文是殷王朝占卜的遗物﹐把甲骨文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他当时认为殷墟只是“武乙之墟”则是错误的)。此书印行的次年﹐清王朝就覆灭了。清代金石学的发达﹐在专门研究《说文》的著作里也得到了反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字下引用金文的“勒”来作解释。桂馥本是金石学家﹐他在《说文义证》里屡次引用金石文字。王筠在《说文释例》里更是常常用金文的字形跟《说文》的字形作比较。随著古文字研究的逐渐深入﹐《说文》的一些错误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吴大澄在《古籀补》自序里指出《说文》中古文的形体跟习见的铜器铭文不合﹐怀疑他们皆“周末七国时”文字。陈介祺也有类似看法(《古籀补》陈序)。吴﹑陈二氏还都对《说文》所收的籀文的时代表示了怀疑。从《古籀补》﹑《字说》等书中关于玺文﹑币文和陶文的一些话可以看出﹐吴大澄已经认识到这些文字资料基本上都是“周末”﹑“六国”时的东西。他在《古籀补》“二”﹑“钧”两字下﹐还明确指出《说文》中这两个字的古文的字形跟六国铜器铭文相合﹐应是“六国时”文字﹐不是真正的“古文”。可见吴大澄对《说文》古文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对战国文字的研究为基础的。对《说文》篆形以及许慎讲字形和本义的错误﹐吴大澄﹑孙让等人也时常根据古文字加以指出。《古籀补》凡例第一条就说:“古器所见之字﹐有与许书字体小异者……可见古圣造字之意﹐可正小篆传写之讹。”孙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写成《名原》一书﹐从文字学角度总结自己研究甲骨﹑金文的成果。他指出文字“本于图象”﹐汉字最初“必如今所传巴比伦﹑埃及古石刻文﹐画成其物﹐全如作绩(绘)”﹐后来由于书写不便逐渐简化﹐“最后整齐之以就篆引之体”﹐才成为《说文》所载的那种文字。书中还很注意把同从一个偏旁的字放在一起来加以考察。《名原》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圈子﹐是古文字学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一部著作。 到了民国时代﹐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现代的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逐渐形成﹐古文字学也逐渐加强了科学性。民国前期古文字研究的代表学者是罗振玉和王国维。罗振玉对古文字的研究开始于清末﹐不过他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民国时代进行的。罗氏对甲骨﹑铜器﹑金文拓本﹑玺印﹑封泥等古文字资料都有丰富的收藏。他既勤于著录﹑传布各种资料﹐也勤于研究﹑著述﹐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他的著作里﹐最重要的是在《殷商贞卜文字考》的基础上写成的《殷虚书契考释》(1915)。此书在甲骨文字的考释和卜辞的通读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为甲骨学奠定了初基。王国维是在罗振玉的影响下开始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他在甲骨﹑金文和古文﹑籀文的研究上都取得了成就。在甲骨文方面﹐王国维新识之字并不是很多﹐但往往对通读卜辞有重要意义。他的主要贡献是以甲骨卜辞与典籍互证﹐进行历史﹑地理和礼制等方面的研究。他在金文方面﹐著有《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和很多单篇文章。在古文﹑籀文方面﹐著有《魏石经考》﹑《史籀篇疏证》以及《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桐乡徐氏印谱序》等文章。他认为古文是战国时东方六国的文字﹐说法比吴大澄精确﹐此说现已成为定论。至于籀文究竟是不是战国时秦国的文字﹐古文字学界尚有不同意见。罗﹑王都已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对旧的金石学有所不满。罗振玉主张把金石学改为古器物学(《云窗漫稿‧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王国维曾把前人对古铜器和铭文的研究称为“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国朝金文著录表序》)﹐还时常单独使用“古文之学”﹑“古文字之学”或“古文字学”的名称﹐可见他倾向于把金石学分为古器物学和古文字学。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客观存在的趋势。不过从罗﹑王的研究工作来看﹐他们还未能真正摆脱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
文书是指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诏诰、奏议、文告、诉状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档案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中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就“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自然也是具有档案性质的。中国现存的档案实物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自然产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记录，从未经过修改和加工，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历史原貌。档案与图书不同。由于档案具有这样的原始性和客观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实可靠。总集汇集多个作者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它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总集这种体裁的产生，则首推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晋书·挚虞传》：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日《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可惜《文章流别集》今已亡佚。所以，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总集，应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别集指汇集某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别集”这个词出现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早在东汉就出现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别集开始盛行，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唐宋以后就更加繁荣，出版的别集相当之多。类书是我国古代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排列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查阅的工具书。类书，“以杂见称”为其特点。所收内容往往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举凡人间的学问，世上的知识，以类相从，无所不收，是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古典文献。政书是辑录文献中的典章制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以便查考的工具书。简言之,政书就是专门记载历代或一代典章制度的专书。涉及的内容范围很广，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天文、地理、文学、艺术都包罗在内。 最早创制政书这种体裁的是唐代的刘秩,他收录了大量典章制度资料,编成《政典》，该书于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末编成。政书按其收录典章制度的时代范围,可分为两大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古今”的,即所谓“九通”十通”。一类是断代性质的,即所谓“会要”和“会典”。丛书又称丛刻，丛刊，丛编，汇刻，合刻，是编辑根据一定的目的,汇刻有关的著作并冠以总名的一种著作集。丛书所收的著作，多的有几千种，少的只有寥寥数种。对丛书来说,这些被收入的著作，称为丛书的子目。以“丛书”命名的图书,最早的是唐朝陆龟蒙的《笠泽从书》，但该书不是汇刻群书的丛书只是作者的诗赋杂文集。真正的汇刻丛书始于五代冯道倡议校刻的《九经》（又称《监本九经》），这是类编丛书汇编丛书,一般变为以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俞鼎孙、俞经辑抄的《儒学警语》为最早。该书汇辑了有关“举子之事业,人事之劝惩”的七种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丛书。丛书种类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科性两大类《中国丛书综录》分为“汇编”和“类编”。“汇编”下分杂纂、辑佚、郡邑、独撰五目,“类编”下分经、史、子、集四目。笔记指中国古代著作者随记录的短篇文献，并将这些短篇文献汇集成册出版的图书，也叫笔谈，或随笔。笔记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笔记起始于先秦，魏晋南北朝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的志怪体笔记较多，例如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和干宝的《搜神记》。南朝的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轶事笔记的代表作。到了唐朝，笔记便“演志怪为传奇，变轶事为杂录”，例如《酉阳杂俎》。宋元以后，笔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数量猛增，题材扩大。表谱指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制的反映时间和历史概念的表册性参考工具书、是历表、年表等历史表谱的总称。 表谱能帮助人们考查和换算不同历法，年，月，日，能使读者系统地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展和演变的情况，有助于对中外历史进行横向比较研究。表谱分为年表和表谱两种。地方志是指记述某一个行政区域的自然和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图书，也称方志。这种书的内容非常广泛，一般包括行政建制、沿革、疆域、山川、津梁、名胜、资源、物产、天文、气候、灾害、人物、文化、教育、科技、体育、民族、民俗等各个方面，反映了不同阶段的社会历史生活状况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中国的地方志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周礼·春官》一书记载，周代曾经设有“外史”这一职务，负责“掌四方之志”。方志导源于我国古代记载地理知识的《山海经》和《尚书·禹贡》等。 1、书名与作者①古书多无书名古人著书，或叙事抒情，或论辩说理，都是动情于中，而形于言，往往是先写作而后命题，并不是先命题而后写作。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曾指示陆贾为他写一部历史故事书，陆贾写了二十篇，刘邦看了很高兴，认为书中故事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话，所以起名为《新语》。由此可知，陆贾在写作前并未拟定书名。古书不题书名，是常有的。现在所知的古书之名，大多数是后人追加的。②关于古书的命名：以著作开头二字为书名者。如汉代史游所著识字课本《急就篇》，开篇云：“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就是用“急就”二字作为书名。公羊传校本以作者姓氏或称号为书名者。如春秋三传：《左氏传》，左丘明撰；《公羊传》，公羊高撰；《谷梁传》，谷梁喜撰。 以概括内容命名者。如春秋时鲁国史书称《春秋》，就是以一年四季的春秋二字来概括一年，用以表示为一种按年纪事的编年史。以寓意命名者。如韩非子的《五蠹》、《孤愤》、《说难》等篇,屈原的《离骚》。先秦典籍，往往不提作者姓名，一部《诗经》，三百余篇中除极少数可以考见作者姓名外，绝大部分是无名氏的作品。先秦诸子著作，题为某子，但并非他们自己的手笔，不少是出于门生、弟子、宾客及其子孙后代之手。汉代以后，典籍作者署名逐渐增多，而标法不一，或标姓名，或标字号，或名号同时标出，或用自号而不用名，或带作者籍贯、官衔职务等等，如南宋词人张炎，号玉田，原籍天水，他的词集《山中白云》题为“西秦（指天水）玉田生张炎叔夏”。又如《资治通鉴》标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朝散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候、食邑一千八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奉敕编集。”2、古书篇名与序传古书篇题列于正文之后古人编书的体例，常与后人不同。小篇及章的目录，一般都放在一篇或一章之末。例如《荀子》书中有一《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每一赋的末了都把所赋的物名说出，并把这物名重叠一遍，这种重叠，决不是多余的重复。这礼、知、云、蚕、箴五个字，就是这五篇赋的题目，而且都题写在每篇之末。长沙马王堆汉墓土的帛书《老子》卷前4种佚书，题目都是在一篇或一章之后的。把古书目录放在卷首，大概都是雕版印刷术盛行以后的事，书籍应用日广，篇题置于全书之末，翻检不便，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古书序传常置全书之末了解一部书的内容主旨、篇目体例以及成书经过等,最好先读它的序文。古书往往有序文(统称为序传)。《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就是典型的序传，它总结作者自己的世系,叙述著书的经过,考证学术源流，还给每篇的述作大意逐篇作了提要。现代编印的书籍,序文均列于卷首，而古书的序传，则均列于一书之末。例如上列《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又《淮南子》的《要略》，《汉书》的《叙传》，许慎的《说文解字叙》，梁刘勰《文心雕龙》的《序志》等。3、古代“篇”与“卷”的含义古代文献的著录，都以篇、卷为计，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开始就已如此。木简中国古代用竹、木简写书，编简成策（册），通常一策就是一编（篇）。故称之为“篇”。在竹、木简盛行的同时，也用缣帛写书，并以“卷”计。因此，对于“篇”“卷”两个词语的解释，一般认为：“篇”批量竹简、简册，后来用以指有首有尾完整的文章，也用来指称成著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作《孟子》七篇”。“卷”指写在缣帛上的卷子，后用以指全书的一部分，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凡书，唐以前皆为卷轴，盖今所谓一卷，即古之一轴。” 校雠是简册时代校书的一个环节，刘向所下的定义是：“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曰雠”。所谓“校雠”就是今天校勘中的对校，也即版本校。由于那时简册笨重，这一工作通常由两个人来完成。而今天的校勘含义较“校雠”宽泛了很多，除对校外，还包括本校、它校和理校等方法。校勘与校对的区别：校对是出版的一个环节，它的唯一任务就是：保障出版物和原稿绝对一致。因此，校对基本上是一项机械性工作。有时为保障正确率，校对者甚至从文章末尾倒着校，使校对者读不成句子，以保证一个字一个标点的与原稿进行核对。校对虽然也是“对”，也是“核查”，很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的校勘，但校对是单向的，必须忠实于原稿，因此，与作为学术工作的校勘有明显的不同。 1、校勘有助于古籍整理：古籍整理主要包括校勘、标点、注释、翻译、汇编等九个方面的工作。校勘除了本身就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外，还是其他八项古籍整理工作的先导。因为，这八项工作都需要有一个文字正确无误的底本。如果不先做好校勘工作而以误本为底本，从而误解误释，不仅劳而无功，甚至得不偿失。2、校勘有助于古籍研究：对于某种古籍进行研究，首先应该有一个正确无误的底本。3、校勘有助于疏通文字词义：（1）祛疑。看到文字错误难以疏通之处，谬妄者往往穿凿附会，望文生义，哄了自己也误了别人。（2）显真。有些文字虽是错的，但意义没有太大的变化。碰到这种情况，校勘同样必要。（3）明微。有些语词的含义，看上去简单易懂，而真要弄懂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4）欣赏。文字作品中，往往一字之差，就会影响到作品的韵味，埋没作者经营的苦心。
1、古典文献著载体形式主要有竹简、帛、纸张（莎草纸、宣纸、羊皮纸）。竹简体积较大，加工较难，文献信息密度小。帛，成本较高，因此使用较少。纸张是用得最多的了，纸张的优点是成本低，书写方便，信息密度较高，但是寿命有限，容易遭虫蛀、受潮等。2、总集的种类通代文学作品总集如《文选》断代文学作品总集如《唐文粹》《宋文鉴》诗歌总集《玉台新咏》专辑散文《古文观止》文学作品集《花间集》差不多了吧
读书报告格式及范文 2010年05月05日 一 读书报告有没有一定的格式 对初写读书报告的同学来说，学校会有一般的格式要求，让其有所遵循。一般地，只要有书名、有作者，其他可集中读后感来写。最浪费笔墨的是内容概要，惟一的作用是，让别人知道你看过这本书。 二 写读书报告的第一步 写读书报告的第一步是一面看书一面写，不论有甚么感想、疑问和见解，都随即把它们写下来。 如果书是自己的，可以直接写在书上；如果书不是自己的，可以准备一本读书札记簿，写在本子上。书看完了，把自己写下来的那些感受浏览一次，就会发现几个重点可以发挥的。把这几个重点列出来，有时间的话，把书有选择地再看一遍，为你想论述的重点，找寻更多的资料或例证。 有需要时，还可以再找其他有关的书籍来补充你的论点。这样，你阅读的收获会丰富得多，你写的读书报告也有分量得多。 三 不止读一本书 要把一本书的读书报告写好，除了对这本书要有较透彻的了解之外，还要对作者、对作者所处的时代，对这本书写作的背景有所了解。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能同时找到其他有关的书来看，包括： 作者的传记； 作者其他作品； 别人对这本书的研究； 其他作者的回顾或有关著作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有条件或需要这样做，但能够这样做，写出来的读书报告一定扎实得多，丰厚得多。 四 赞与弹 初学写读书报告，大多拜倒在作品之前，大大夸奖一番。赞与弹都需要见地，公式化的赞美之词：内容丰富，描写细腻，刻划入微，感人肺腑，文章全是废话。 赞要赞到作品的节骨眼上，最好是这本书独有的、最突出的优点。 弹当然比赞更难，因为写读书报告的人学养往往逊于作者，要能指出一本书的缺点，而又能言之成理，使人信服，实在并非易事。但不容易并不表示不可以这样做，如果做得到，这篇既指出优点又指出缺点，当然是持手的做法，可是很容易变成一种公式，四平八稳的结果是不汤不水。 因此赞不容易，弹更难，又赞又弹也不简单。 五 点与面 读书报告可以对一本书全面论述，全面的结果很容易流于浮面，样样都谈到了，但只是泛泛之论，倒不如抓住你最有感受、最有心得的几点来谈。因为你谈得集中、深入，自然能给读者比较深刻的印象。 六 不要引用太多 好的读书报告应以写报告人自己的意见为主要内容，原文可以作为举例加以引述，但不宜太多。引述其他人对这本书的看法也要适可而止，不要连篇累牍的抄。否则看过之后，只觉得大部分是别人的唾余。写读书报告的只是一个人云亦云的抄录者。 ●如何撰写读书心得报告 一、前言 读书报告是读完书后的心得报告。并不是东抄一句，西抄一句，而是必须把握书中要点，再以自己的话句重加组织所整理出来的文章。 它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 1、要读书 没读书，信口开河，言之无物，不能称为读书报告。 2、要有心得 心得，批评，意见整理，创见。 因此，读书心得报告就是读完一本或相关的几本书后，经过整理思考而写下的感想。撰写的过程分成下列各步骤： →选定项目 →研拟初步大纲 →收集资料 →整理资料 →拟定详细大纲 →撰写报告 二、读书报告的类型 1、感发型：个人的直觉，以表明对该书的印象与感受。 2、论述型：析论该书之内容旨趣、结构、技巧、并评鉴其价值、地位影响。 3、撷摘型：摘引书中若干具有代表性之片段，夹叙夹议，籍以表彰该书之精神特质。 4、比较型：将该书与同类著作作一比较，衡量其得失优劣。 5、源流型：评价该书所涉及学科之渊源流变，然后具体剖析该书在学术范围之创获贡献。 以上类型可随需要交互使用，不必拘泥。 三、写作前的准备 (一)培养适当的读书方法与技术 1、先做纲要笔记。 2、将原书的序言、导论、目次先看一遍，然后分章节将要点记下。 3、如有批评或心得应随时记下。 4、重新综览笔记，然后将全书的内容大意，扼要而有系统的介绍并加以评论。 (二)选择阅读的书籍 读书报告格式及范文 (3): 2、学生自订； 3、老师指定范围，学生自订。 (三)确立写作的内容与范围 1、基本认知 读书 心得的内容，一般可分为客观描述与主观批评。 客观描述的重点在於所描述的书及其作者，如该书的- - 读书报告格式及范文 (3)- 2、学生自订； 3、老师指定范围，学生自订。 (三)确立写作的内容与范围 1、基本认知 读书心得的内容，一般可分为客观描述与主观批评。 客观描述的重点在於所描述的书及其作者，如该书的主题、大纲、范围以及依据该书对作者写作技巧所下的评语。 主观批评的重点则在於写读书心得者本身，即你对该书的反应与评价；对其主题的看法与认识。 务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2、写作的重点内容 （1）引言：关於书籍本书、作者、或书中议题加以概述。 （2）纵向之历史性回顾：对此问题的前人研究的回顾与其存在的优劣点。 （3）横向之生活经验：可以与书籍内容相启发的。 （4）个人感思：谈你的个人心得，阐述你的主题，对前人的褒贬等。 （5）结论：分析前人与你的研究后，提出几个问题，以及未来值得研究的方向。 3、写作的范围 （1）相关书讯：关於所阅读书籍的一些相关讯息，至少二百字。 （2）内容摘录：摘录书中有意义之文字，一百字以上，三百字以内，务需注明摘录文字出处之页码。 （3）个人观点：此部份即为分享文章的主要内容，需至少一千字。 （4）讨论议题：针对书籍内容至少提出一个相关的讨论议题。 4、注意事项 （1）读书心得报告的写法与传统作文的写法，在笔调上的不同，笔锋不一定要带感情。 （2）重要内容要在文章中显示撰写者的知识、逻辑与分析，个人感思需能使读者信服。 （3）以平实的方式叙述，少用“！”与“？”。 （4）写读书心得不一定是要写“书评”式的读书心得 。 (四)收集、参阅有关该书的任何其它资料 四、读书报告的写作规格 1、书目 将选读之书名、作者、出版处所、年月、版次，分项填写於题目左方（参见自校规定）。 2、全书提要 可经由书前序文、绪言或书后跋、后记等，写作该书之缘由、时代背景，书之结构重点，逐一介绍。（勿超过全文三分之一） （1）重点介绍作者及著书之时代背景。 （2）全书之题旨大意。 3、心得评论 （1）感发：说明该书之精神与特色 （2）论述 （3）批判 4、结语 （1）提出问题 （2）表达期许 （3）归纳主要意见 5、附注 引用资料，应注明出处，不可掠人之美。 6、参考书目 写作报告中，曾参阅哪些书籍、杂志、或其他资料，均应于报告后列出书名、作者。 五、力争做到 架构井然有序，层次条理清晰。 行文简洁明了，造句畅达易读。 批评态度客观，立论要讲证据。 恳切发掘疑问，培养洞视创见。 ● 由此，读书心得报告的格式，一般有下列几项： 一、书名 二、著者 三、出版社 四、页数 五、内容概要 六、读后心得 七、评语 八、附注 ●以下就这格式，介绍一篇读书心得报告做为范例： 一、书名：苦涩的成长 二、著者：朱炎 三、出版社：民国七十三年19版／台北市／尔雅出版社 四、页数：141 五、内容大意： 这本书包括十篇文章，可称为给青年的十封信，十个主题，每个都有对象。 首篇「爱」，阐释爱的作用，同时辨明时下对爱的曲解以及赢得真爱之道。 次篇「青春」，从描述误解青春的特质中，勉励青年应有刻苦耐劳，独立自主又淳朴谦虚气质，进而体认出一个人的价值，在於他对人类社会的实际贡献。 第三篇「火凤凰」，系以火凤凰的行径为喻，勉青年要有理想，要有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 第四篇「挫折」，以「衣衫的领子、袖子最易磨损」之巧喻，勉青年要有面对挫折，不畏挑战的勇气，并体认领导人物，注定要比别人承受更大的挫折。 第五篇「孤独」，简介离群索居以独立思考的生活方法，鼓励能不畏寂寞，进而领略孤独的况味，以及学习多单独思考问题。 第六篇「怨尤」，说明报怨之害，便是自动地放弃了自己生存的权利与否定自己生命的意义，勉人行事宜务实，切忌好高骛远。 第七篇「蛊惑」，勉青年由自持、制欲、去私、不惑使自己清醒之后，进而慎思明辨，知保留自己文化的特质与优良传统，进而培养有为光明远景献身的气概。 第八篇「孝道」，阐明践行孝道，最重要的就是帮助年长的父母、祖父母适应这个变迁的社会，让他们由阴暗的角落里走进阳光，享受现代生活的乐趣。 第九篇「生活的艺术」，说明生活本是一种需要勇气与魄力的大艺术，并且唯有从生活的简化中，才能使心灵苏活，提高生活的境界。 末篇「人类的母亲」，阐释女性的尊严乃人性尊严的基石，肯定人性必须有尊严，就得从尊重女性人格做起，尽力维护女性尊严。 书末还有朱炎先生写作年表，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从前吃苦，现在有成就而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人，其阅历足可为青年之导师。 六、读后心得： 朱炎先生是一个从前吃过苦，现在有成就的人，他的丰富阅历使他能穿过人生重叠的层面，看得深，看得远，有智慧。他在备尝生长的痛苦，又把痛苦转化为喜悦之后，用心写一本小书，一本形体小而价值大的书。他费尽苦心，辛苦写成，成果是甜美的。在这个纷纷用悲观来表示深度的时代，他这本书从深处发掘乐观，在这个用偏激表示造诣的时代，他这本书完备而中和，更显得难能可贵。他在走完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长途之后，伫足回头，看看后面的人走得怎么样，鼓励能好好的走。这一份奉献，令我敬佩也使我感动。 这十篇文章虽各自独立，但脉络相通，浑然如一，像一条山脉十座山峰，根本上，他提供人生在世的一种观点，一种哲学。没有哲学和没有面包同样令人活不下去。他从上游解决人生问题，正本清源。这种建设工作，可以使医生、警察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忙碌。这十篇文章，一方面探讨了人生潜藏於内的幽微，一方面勾勒了人生形之於外的峥嵘，同时也给理想的中国青年摹出风貌典型。人在青年时期辛苦寻觅的东西，大半都在这本书里。 七、评语： 朱炎先生是一位热爱学问而有学问，热爱真理而认识真理，热爱青年而了解青年，热爱人生而能奉献自己，不但是一个卓越的散文家，更是一个把墨水变成热血的人。他的笔是一座桥，从他的内心到读者内心，交流互通，如响斯应。 推销钢琴的广告有一句话：「学琴的孩子不会学坏」，意思是说音乐能净化人的心灵，提高人的境界，使人发现并追求较完美的模式。我也要说，熟读朱炎教授这本书的人也不会学坏，因为他不会走错路。 中国多一本这样的书，就可以少一座监狱。 八、附注：本书六十七年初版，时著者年四十二岁。 另外，除了封面要写校名、自拟的题目、专业、学号、姓名、读书时间之外，正文第一行要居中写上自拟的题目，且字数不超过20，允许有副标题。
在读过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之后,把获得的感受、体会以及受到的教育、启迪等写下来,写成的文章就叫“读后感”读后感怎么写?读后感的基本思路如下：(1)简述原文有关内容如所读书、文的篇名、作者、写作年代,以及原书或原文的内容概要写这部分内容是为了交代感想从何而来,并为后文的议论作好铺垫这部分一定要突出一个“简”字,决不能大段大段地叙述所读书、文的具体内容,而是要简述与感想有直接关系的部分,略去与感想无关的东西(2)亮明基本观点选择感受最深的一点,用一个简洁的句子明确表述出来这样的句子可称为“观点句”这个观点句表述的,就是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观点句”在文中的位置是可以灵活的,可以在篇首,也可以在篇末或篇中初学写作的同学,最好采用开门见山的方法,把观点写在篇首(3)围绕基本观点摆事实讲道理这部分就是议论文的本论部分,是对基本观点（即中心论点）的阐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证明观点的正确性,使论点更加突出、更有说服力这个过程应注意的是,所摆事实、所讲道理都必须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基本观点服务(4)围绕基本观点联系实际一篇好的读后感应当有时代气息,有真情实感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善于联系实际这“实际”可以是个人的思想、言行、经历,也可以是某种社会现象联系实际时也应当注意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观点服务,而不能盲目联系、前后脱节以上四点是写读后感的基本思路,但是这思路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善于灵活掌握
《蒙古语言文学》杂志，不但是自治区成立后第一种关于蒙古语言文学学术期刊，也是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语言学术理论期刊。到目前，《蒙古语言文学》已出版195期，发表学术论文2700篇，2000万字。其中，用蒙古语文撰写的文章占95%，从英、俄、日、汉等文字翻译的文章占5%。《蒙古语言文学》杂志创刊50年来，积极宣传中国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在促进蒙古语言文字的学术和规范，以及中国国内的蒙古语言基础语音、标准音的制定，新名词研究和普及，蒙古语地名规范化，蒙古语古籍的搜集整理等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新创刊的《中国蒙古学》杂志将在原有基础上，保持以往的风格，同时全面反映世界蒙古学的发展趋势，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蒙古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
《古文献学四讲》（黄永年）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w 提取码：y8dx书名：古文献学四讲作者：黄永年豆瓣评分：6出版社：鹭江出版社出版年份：2003-9页数：329内容简介：本书辑录黄永年教授撰写的讲稿，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四个部分。其中的《目录学》不是图书馆编目之学，而是对我国的古籍作适当介绍，使学习者对我国古籍有个大概的了解。《碑刻学》保留原有旧貌，以文言文书写。本书是“名师讲义”丛书中的一本。作者简介：黄永年，江苏江阴人，1925年10月14日出生，1950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历任上海及西安交通大学助教讲师，，1981年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1982年任教授，2001年退休。现仍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曾任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黄永年是海内外知名的史学家、古文献学家、版本目录专家。所撰论文已汇编有《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文史存稿》，论文改写成札记有《树新义室笔谈》，其余文字汇编有《学苑零拾》、《学苑与书林》，专著有《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教材已成书者有《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古文献学四讲》、《古籍版本学》、《子部要籍概述》、《史部要籍概述》，整理古籍具创见者有《类编长安志》、《西游证道书》。
必看的书有文献学讲义，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文献学概要，中国目录学史，中国伪书综，古籍辨伪学，古文学学导论，读书杂志，中国文学学史，中国目录学等，接入门的书籍是需要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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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治安《经部要籍概述》黄永年《史部要籍概述》黄永年《子部要籍概述》曾枣庄《集部要籍概述》骈宇骞《简帛文献概述》赵国璋等《文史工具书概述》赵国璋、潘树广《文献学辞典》最后不要忘了各种史书的《经籍志》《艺文志》以及各种经典的目录学书籍，如“私家目录双璧”、《四库全书总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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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是指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诏诰、奏议、文告、诉状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档案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中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就“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自然也是具有档案性质的。中国现存的档案实物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自然产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记录，从未经过修改和加工，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历史原貌。档案与图书不同。由于档案具有这样的原始性和客观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实可靠。总集汇集多个作者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它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总集这种体裁的产生，则首推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晋书·挚虞传》：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日《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可惜《文章流别集》今已亡佚。所以，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总集，应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别集指汇集某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别集”这个词出现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早在东汉就出现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别集开始盛行，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唐宋以后就更加繁荣，出版的别集相当之多。类书是我国古代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排列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查阅的工具书。类书，“以杂见称”为其特点。所收内容往往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举凡人间的学问，世上的知识，以类相从，无所不收，是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古典文献。政书是辑录文献中的典章制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以便查考的工具书。简言之,政书就是专门记载历代或一代典章制度的专书。涉及的内容范围很广，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天文、地理、文学、艺术都包罗在内。 最早创制政书这种体裁的是唐代的刘秩,他收录了大量典章制度资料,编成《政典》，该书于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末编成。政书按其收录典章制度的时代范围,可分为两大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古今”的,即所谓“九通”十通”。一类是断代性质的,即所谓“会要”和“会典”。丛书又称丛刻，丛刊，丛编，汇刻，合刻，是编辑根据一定的目的,汇刻有关的著作并冠以总名的一种著作集。丛书所收的著作，多的有几千种，少的只有寥寥数种。对丛书来说,这些被收入的著作，称为丛书的子目。以“丛书”命名的图书,最早的是唐朝陆龟蒙的《笠泽从书》，但该书不是汇刻群书的丛书只是作者的诗赋杂文集。真正的汇刻丛书始于五代冯道倡议校刻的《九经》（又称《监本九经》），这是类编丛书汇编丛书,一般变为以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俞鼎孙、俞经辑抄的《儒学警语》为最早。该书汇辑了有关“举子之事业,人事之劝惩”的七种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丛书。丛书种类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科性两大类《中国丛书综录》分为“汇编”和“类编”。“汇编”下分杂纂、辑佚、郡邑、独撰五目,“类编”下分经、史、子、集四目。笔记指中国古代著作者随记录的短篇文献，并将这些短篇文献汇集成册出版的图书，也叫笔谈，或随笔。笔记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笔记起始于先秦，魏晋南北朝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的志怪体笔记较多，例如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和干宝的《搜神记》。南朝的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轶事笔记的代表作。到了唐朝，笔记便“演志怪为传奇，变轶事为杂录”，例如《酉阳杂俎》。宋元以后，笔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数量猛增，题材扩大。表谱指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制的反映时间和历史概念的表册性参考工具书、是历表、年表等历史表谱的总称。 表谱能帮助人们考查和换算不同历法，年，月，日，能使读者系统地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展和演变的情况，有助于对中外历史进行横向比较研究。表谱分为年表和表谱两种。地方志是指记述某一个行政区域的自然和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图书，也称方志。这种书的内容非常广泛，一般包括行政建制、沿革、疆域、山川、津梁、名胜、资源、物产、天文、气候、灾害、人物、文化、教育、科技、体育、民族、民俗等各个方面，反映了不同阶段的社会历史生活状况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中国的地方志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周礼·春官》一书记载，周代曾经设有“外史”这一职务，负责“掌四方之志”。方志导源于我国古代记载地理知识的《山海经》和《尚书·禹贡》等。 1、书名与作者①古书多无书名古人著书，或叙事抒情，或论辩说理，都是动情于中，而形于言，往往是先写作而后命题，并不是先命题而后写作。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曾指示陆贾为他写一部历史故事书，陆贾写了二十篇，刘邦看了很高兴，认为书中故事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话，所以起名为《新语》。由此可知，陆贾在写作前并未拟定书名。古书不题书名，是常有的。现在所知的古书之名，大多数是后人追加的。②关于古书的命名：以著作开头二字为书名者。如汉代史游所著识字课本《急就篇》，开篇云：“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就是用“急就”二字作为书名。公羊传校本以作者姓氏或称号为书名者。如春秋三传：《左氏传》，左丘明撰；《公羊传》，公羊高撰；《谷梁传》，谷梁喜撰。 以概括内容命名者。如春秋时鲁国史书称《春秋》，就是以一年四季的春秋二字来概括一年，用以表示为一种按年纪事的编年史。以寓意命名者。如韩非子的《五蠹》、《孤愤》、《说难》等篇,屈原的《离骚》。先秦典籍，往往不提作者姓名，一部《诗经》，三百余篇中除极少数可以考见作者姓名外，绝大部分是无名氏的作品。先秦诸子著作，题为某子，但并非他们自己的手笔，不少是出于门生、弟子、宾客及其子孙后代之手。汉代以后，典籍作者署名逐渐增多，而标法不一，或标姓名，或标字号，或名号同时标出，或用自号而不用名，或带作者籍贯、官衔职务等等，如南宋词人张炎，号玉田，原籍天水，他的词集《山中白云》题为“西秦（指天水）玉田生张炎叔夏”。又如《资治通鉴》标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朝散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候、食邑一千八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奉敕编集。”2、古书篇名与序传古书篇题列于正文之后古人编书的体例，常与后人不同。小篇及章的目录，一般都放在一篇或一章之末。例如《荀子》书中有一《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每一赋的末了都把所赋的物名说出，并把这物名重叠一遍，这种重叠，决不是多余的重复。这礼、知、云、蚕、箴五个字，就是这五篇赋的题目，而且都题写在每篇之末。长沙马王堆汉墓土的帛书《老子》卷前4种佚书，题目都是在一篇或一章之后的。把古书目录放在卷首，大概都是雕版印刷术盛行以后的事，书籍应用日广，篇题置于全书之末，翻检不便，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古书序传常置全书之末了解一部书的内容主旨、篇目体例以及成书经过等,最好先读它的序文。古书往往有序文(统称为序传)。《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就是典型的序传，它总结作者自己的世系,叙述著书的经过,考证学术源流，还给每篇的述作大意逐篇作了提要。现代编印的书籍,序文均列于卷首，而古书的序传，则均列于一书之末。例如上列《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又《淮南子》的《要略》，《汉书》的《叙传》，许慎的《说文解字叙》，梁刘勰《文心雕龙》的《序志》等。3、古代“篇”与“卷”的含义古代文献的著录，都以篇、卷为计，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开始就已如此。木简中国古代用竹、木简写书，编简成策（册），通常一策就是一编（篇）。故称之为“篇”。在竹、木简盛行的同时，也用缣帛写书，并以“卷”计。因此，对于“篇”“卷”两个词语的解释，一般认为：“篇”批量竹简、简册，后来用以指有首有尾完整的文章，也用来指称成著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作《孟子》七篇”。“卷”指写在缣帛上的卷子，后用以指全书的一部分，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凡书，唐以前皆为卷轴，盖今所谓一卷，即古之一轴。” 校雠是简册时代校书的一个环节，刘向所下的定义是：“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曰雠”。所谓“校雠”就是今天校勘中的对校，也即版本校。由于那时简册笨重，这一工作通常由两个人来完成。而今天的校勘含义较“校雠”宽泛了很多，除对校外，还包括本校、它校和理校等方法。校勘与校对的区别：校对是出版的一个环节，它的唯一任务就是：保障出版物和原稿绝对一致。因此，校对基本上是一项机械性工作。有时为保障正确率，校对者甚至从文章末尾倒着校，使校对者读不成句子，以保证一个字一个标点的与原稿进行核对。校对虽然也是“对”，也是“核查”，很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的校勘，但校对是单向的，必须忠实于原稿，因此，与作为学术工作的校勘有明显的不同。 1、校勘有助于古籍整理：古籍整理主要包括校勘、标点、注释、翻译、汇编等九个方面的工作。校勘除了本身就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外，还是其他八项古籍整理工作的先导。因为，这八项工作都需要有一个文字正确无误的底本。如果不先做好校勘工作而以误本为底本，从而误解误释，不仅劳而无功，甚至得不偿失。2、校勘有助于古籍研究：对于某种古籍进行研究，首先应该有一个正确无误的底本。3、校勘有助于疏通文字词义：（1）祛疑。看到文字错误难以疏通之处，谬妄者往往穿凿附会，望文生义，哄了自己也误了别人。（2）显真。有些文字虽是错的，但意义没有太大的变化。碰到这种情况，校勘同样必要。（3）明微。有些语词的含义，看上去简单易懂，而真要弄懂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4）欣赏。文字作品中，往往一字之差，就会影响到作品的韵味，埋没作者经营的苦心。
有把锈针漫与人——学习古文献的一点体会 ---------摘自韩山书院 说实话，论坛里藏龙卧虎，谈这个话题，只会献丑，不过也是自己的浅显心得，就当是抛砖引玉吧，希望对初学者，有些许启发。学习古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选择了一条寂寞而艰难的路，具体不用我多说，所以，如果真的有强烈的兴趣，那就耐住寂寞，艰难地走，如果没有多少兴趣，还是趁早放弃。先说些我认为学习古文献的基础。首先是要有一些古籍阅读能力，通文字音韵训诂。谁也不能说自己掌握得多好，不过基本的一些，还是要懂，否则无法进行下去。学习的方法，无非多读，多看。具体说：1、会一些篆文。甲骨文之类的，太专业，就算了。但得识一些篆文，因为藏书印之类的，篆文多。方法：看《说文解字》，不能通读的话，看五百四十部首也行。2、会一些草书。许多材料，是稿本、钞本，用草书、行书写成，有些刻印的书，序跋之类的，也是行书、草书。不识一些草书，无法阅读。学习方法：找本《草书千字文》，或孙过庭《书谱》。多看。3、会一些俗字，敦煌卷子固然有很多俗字，许多世俗材料也有俗字，钞本、稿本也有俗字，许多刻印的书，也有俗字。不误俗字，有的书就读不下去。方法：《干禄字书》、《龙龛手镜》、《碑别字新编》或黄征老师的《敦煌俗字典》等。其次，要会查工具书。可以看一看《文史工具书举要》之类的，介绍文史工具书使用法，不仅要学会，更要时时用。要知道有哪些工具书，什么情况下，可以去查哪个工具书，如何去查。具体的，就不用多说了。我常常看到有些朋友，有个什么问题，到处问人，不得其解。其实只要知道有应该查什么工具书，一检便得的。再次，要知道如何找材料。我要研究一个什么问题，得需要查哪些材料，心里得有数，这需要一些目录学的知识。然后是如何去查，像清人的集子，可以看《清人别集总目》之类，上面列有馆藏，可以到处跑跑。材料又分纸质材料、电子材料。有些材料，数典、龙腾、爱如生，包括我们韩山书院，能够下载，也就免得东奔西跑。具体的古文献研究，方向很多，千差万别，但我觉得有些基础的，应该掌握。我建议大家花半年到一年时间，做一个个案研究，即研究某一个作家或学者。不宜太著名的，二、三流的就可以了，主要是锻炼自己，不求出多少成果。可以做的工作很多：生平考、家世考、交游考、著述考、某一著作的版本考……然后尝试整理其著作，涉及到版本考察、校勘、标点等。然后可以作此人的年谱，辑录其佚文佚作、辑录生平资料、辑录评论资料、辑录交流唱和的诗词……经过这一轮的尝试，应该对古籍整理有了粗略的认识。以后看到别人一篇文章，也知道从哪些角度进行评价了。具体研究的方法，因人而异，因方向而异。我很惭愧，在南师大学习六年，没有很好的学到老师的方法，只是在瞎混，不过就自己所熟悉的，举三个例子：我导师赵生群教授，研究《史记》、《春秋》，《史记》一百三十卷，加上三家注，得有二百万字左右，据赵老师讲，他前后通读过几十遍，零星查找不算，所以我们课上提一个什么问题，他基本都能背出原文来，来龙去脉很清楚。这是需要花很多工夫的。但能够做到这样，就会精熟，许多问题就会浮出来，得到解决。每再读一遍，都会发现一些新问题的。当然，不仅仅是看《史记》一书，相关的《尚书》、《春秋》、《国语》、《战国策》、《汉书》……，也自然要熟悉。这是一条路子。黄征教授，研究敦煌语言文字，简单看，就是识字，但请不要小看这识字之术，许多敦煌学研究者，有的还是很著名的敦煌文学、敦煌文字的大家恰恰缺乏这一基本能力，因此误读原卷，在错误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错得就更加离奇，这种情况以前可谓广泛，现在也不少见。所以识别敦煌俗字，看似简单，其实是一门大学问，黄征老师又将这上升为理论，著述很多。具体方法我没有尝试过，所知道的大概是，多看原卷（不是去法国、英国看敦煌卷子，是指看图版，上古等出的几套，或者实在不行，《敦煌宝藏》也可将就），对照他人录文。最好是拿着《敦煌变文校注》，边读边核对原卷，一篇一篇读，注意其校注，这样大半本读下来，一般的俗字，就都认识了。如果无法找到原卷，那看黄老师《敦煌俗字典》，也可以，不过效果不如对原卷好，没有直观印象。坚持一年，就掌握了一个大概，再去看一些学者的敦煌学研究，就会发现真的是“讹火满纸”了。江庆柏教授，清代文献研究、四库学研究。江老师可以说是我见过最勤奋的老师，近年所出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清代进士题名录》，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肯定，可见先生扎实的学风和过硬的功力。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所收几万人，一一去图书馆查找原始资料，进行详细的考证，前后看过的资料，有数万种之多，这种做学问的态度、方法，让人钦佩，值得所有研究古文献的学习。说得有点乱，以后再整理修改，希望大家也多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者谈谈自己熟悉的学者治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