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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选题题目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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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选题题目的区别

一个论文主题下可以有n个论文题目,就像是课题下的子课题一样,比如:以下的20个论文题目都隶属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问题的论文主题1、当代国际分工与贸易格局的分析2、国际贸易中的“碳”不平等交换理论与实证分析3、产业内贸易问题研究【可以分国别或者地区】4、当代国际贸易【包括服务贸易】的发展特征与趋势研究5、世界市场价格的变化和趋势6、对外贸易依存度及其应用研究7、贸易条件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与分析8、比较利益说的现代分析9、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分析与评价10、新贸易理论的分析与评价11、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适用性研究12、幼稚工业保护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问题研究13、贸易自由化与世界贸易体制研究14、贸易保护政策选择的理论分析15、关于日美贸易摩擦中汇率问题的思考16、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对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的启示及策略17、制度差异视角下的国际贸易摩擦分析18、服务贸易竞争力内生性因素的实证研究19、wto争端解决机制研究【包括案例分析】20、战后gatt/wto与imf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1司马迁其人2史记如何诞生3司马迁的历史学地位4史记的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5司马迁与史记对中国文人的影响

汗 毕业论文的前沿 和你的开题报告差不多 。。文献综述。。貌似我没写到这个啊。。不就是在论文的结尾 把你用到的文献都列出来么?难道是论文前面的的那一段英文?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题目的区别

1司马迁其人2史记如何诞生3司马迁的历史学地位4史记的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5司马迁与史记对中国文人的影响

司马迁 补《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2018·孝感)这部著作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东汉史学家班固评价这部著作:“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部著作是:《史记》。(2018·随州)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孕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司马迁秉笔直书,其作品《史记》成为史书的典范。(2010·恩施)叙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30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是《史记》。(2014·襄阳)司马迁所著的史学巨著是《史记》 。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而《汉书》则是班固所著。《史记》和《汉书》无论在历史观点、语言风格或体制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1)司马迁作《史记》,虽以孔子作《春秋》自许,但他却不赞成《春秋》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对於帝王贵族的罪恶,都能据实的揭露出来。他又不以成败论人,如把陈涉列入「世家」、项羽列入「本纪」,给予他们很高的历史地位。《汉书》是受诏而作的官书,其立场是为封建王朝服务,所以没有《史记》那样强烈的批判精神。(2)《史记》在语言运用上,大量吸取民间口语、谚语和歌谣,具有通俗流畅、浅易近人的特徵。而《汉书》的作者班固是东汉著名的赋家,重铺排,尚藻饰,并多用骈偶句法。史家范晔所说的「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正指出《史记》和《汉书》不同的风格。(3)《史记》参考各种史料文献,贯通和总结自有史以来至汉武帝为止数千年的历史,运用「本纪」、「世家」、「表」、「书」和「列传」五种体例组织配合起来,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汉书》是断代史,只记载西汉一代史事,其体例多继承《史记》,只是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汉书》虽不及《史记》规模宏伟,但由於时代只有二百余年,加以有《史记》作参考,故所记史事较为详尽。《史记》与《汉书》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司马迁从此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蒙挫受折坚持不懈。大概在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主持了改历工作以后就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四十二岁。至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竟被处以宫刑。此后他隐忍苟活,发愤著述,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而顽强奋斗,大约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成书。再后的情况无史料可考,据推测可能卒于武帝末年。2、《史记》体例史记》是一部通史,上起黄帝下至武帝,记述了三千年的历史发展情况。它开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体裁,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本纪”记帝王之事,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一般采用编年的写法;“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物的传记,其中还记述了国外和国内少数发展的发展历史。3、《史记》的人民性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能。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承认其合理性、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涉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对于陈涉的失败,司马迁也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对于项羽为推翻暴秦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加以讴歌,对他的暴虐和杀戮无辜则给予了批判。司马迁肯定英雄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隐约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于推动历史的促进作用。《史记》中为工商业者、医生、侠客、儒生、辩士都立了传,承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司马迁对触犯封建阶级法律的游侠是肯定的,因为象朱家、郭解那样的游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当时成为抑制豪强拯民危难的一种社会力量。记叙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司马迁也以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去衡量,李广将军获得了司马迁的赞颂,赞颂的基点就是放在他的爱兵如子上。《史记》中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如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亮节,廉颇为了赵国利益勇于改过,都获得了司马迁的热情讴歌。这些形象到今天都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4、《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1)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蚡、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蚡,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2)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如对信陵君的刻画,作者重点写了他亲迎侯生的面,通过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就是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突出信陵君谦恭下士的性格特点。4)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在《张丞相列传》中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口吃的样子写得惟妙惟肖。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第二节 班固与《汉书》一、《汉书》体例《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起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专记西汉一代的历史。他的体例基本承袭《汉书》,仅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共计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一百篇。二、《汉书》成书经过班固的父亲班彪,曾续《史记》成《史记后传》若干篇;班固于明帝永平元年(58)在父亲著作的基础上开始撰定《汉书》,五年后被人告发,以私改国史罪被捕入狱,得弟班超营救,明帝亲阅所写传记,不仅没有处分,反而供职兰台,敕令修史;至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前后经历了二十八年。一部分“志”、“表”,还是在他死后由妹班昭及马续续补完成的。三、《汉书》与《史记》的比较《汉书》以史家之笔,记录西汉一代的历史,对汉代统治集团的昏庸残暴,对上层社会的炎凉冷暖,对社会危机和民生疾苦,对有功于社会的仁人志士,均有比较客观真实的反映,其中也寄寓着作者的爱憎和批判。此是《汉书》与《史记》的相似之处。但因为班固生在专制压迫、经学统治严重的时代,又因为班固家世传统的影响和他自身性格的软弱,《汉书》的史学见解和史学精神,又不如《史记》。1、班固的时代,中央集权加强,经学统治严重,更加上汉明帝对班固的修史有了直接的干预,故《汉书》对人物事件的抑扬褒贬,常常有失于公正客观,而少有《史记》的批判锋芒。①不赞成改革:《汉书》“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晋书·张辅传》)②“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马总《意林》卷5引杨泉《物理论》)③“迁喜杂说,不顾道所可否;固贵谀伪,贱死义。”(苏洵《苏老泉先生全集》卷9)④“班固名陈胜而降为列传第一,名项籍而降为列传第二,是以成败论,二失史迁功过不相掩之笔多矣。”(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90《师友雅集》)⑤“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班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历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2、司马迁作《史记》,寄慨遥深,史识亦高;《汉书》于人于事,虽有褒贬,然少寄托,史识亦不及《史记》。顾炎武《日知录》:“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载蒯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馀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蒯最冤,伍次之,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3、《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而又有所改易,多用《史记》文字而又有所删省。其体例之改易,得失互见;其文字之删省,则往往失却司马迁的微旨与叙事的生动。《汉书》一书在体裁上承袭史记为纪传体。亦略有变更,改书为志,省去世家。全书共分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八十余万言。起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二0六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二三年),共二百三十年。虽言汉书为断代史,列传、本纪均以西汉为断限,但八表、十志则例外,如《古今人表》将古今人物分为九等,列叙其中。《百官公卿表》则溯自秦代官制,非限于西汉一朝。十志,有《礼乐》、《食货》、《地理》诸志,皆自古代开始叙述。4、《汉书》叙一代之史,取材便利,又因东汉文风,渐趋华丽,故其叙事详密谨严,文字整饬赡丽,一般说来,不如《史记》的文气流荡,富于神韵。5、《汉书》从学术和文献的角度,不独在《史记》原有的纪传中增加学术事迹,多载学术文章与经世的文章,更特设《艺文志》,讲论学术源流。把文化学术纳入史的视野,这是《汉书》的一大贡献。讲授篇目:司马迁:△《项羽本纪》、《陈涉世家》、《魏其武安候列传》、 △《李将军列传》(节)、《报任少卿书》班 固:△《苏武传》

司马迁与史记的论文选题的区别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卒于公元前90年,56岁终。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民国,鲁迅)。司马迁是西汉夏阳龙门人。夏阳(今陕西韩城南),县名,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郎中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捕下狱,做了中书令。他按照汉朝法令的规定出钱赎罪,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55岁那年最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8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又作《报任安书》,记述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发愤修史的抱负。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记》有本纪十二,列传七十,此外还有世家三十、表十、书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五千六 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史事。 西汉司马迁(公元前145--约前87?),字子长,他的《史记》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它记叙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计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共103篇,五十多万字。 司马迁具有进步的历史观和对社会现实公正的批判精神。他的进步思想在《史记》中从四个方面得以体现: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对汉代最高统治集团的揭露和讽刺;反映了广大人民对封建暴政的反抗;热情赞扬和肯定了一系列下层人物;描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司马迁与史记的论文题目的区别

史记:传记体资治通鉴:编年体

史记和汉书的作者不同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二、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凤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三、 发愤著 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1、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史记是主要是记述历史事件,在记述完一个事件后有作者本人的评论资治通鉴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借鉴历史经验教训,为当时统治者提供借鉴

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选题题目

身残史官励志铸史家巨作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作者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编辑本段]【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编辑本段]【最激动人心的思想】 表现进步的民族观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编辑本段]【创作态度】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编辑本段]【内容体例】 内容结构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文章内容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编辑本段]【全书篇目】 本纪

我给你点提示吧,司马迁是在被汉武帝阉割之后写了史记的,这件事给司马迁的打击一直伴随他死去,在司马迁被阉割之后,他重新认识了这个世界,重新认识了人性的本质,重新认识了生命的价值。这便是他的主旨。

我建议你研究《〈史记〉中反映的司马迁的儒家思想》。这个题目很好写,容易出东西。我以前也想过要研究来着,只是时间没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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