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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他们的孩子去哪啦！都是不孝顺的人才有这样的问题。
推进农村会计管理体制改革，规范和完善农村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人员管理工作，是加强和改进全省会计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近年来，我省各级各部门按照“积极试点，稳步推进”的原则，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开拓创新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为总结试点经验，完善试点办法，进一步推动我省农村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组织开展了全省农村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摸底调查活动。从调查统计看，各级财政部门在当地政府的重视支持下，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紧紧围绕农村经济发展和财务会计管理工作的新特点，立足实际，普遍推行了“村帐乡管”、“村级财务集中核算”和“农村会计实行委派”等多种形式的会计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一、开展试点的基本情况和主要做法 从调查统计情况看，全省17市139个县、市、区（不含经济开发区）有137个县市区（曹县、博兴两县未开展）、2375个乡镇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改革试点，试点乡镇面达57%从试点的组织形式看，整个试点工作由乡镇政府、县市财政部门共同组织实施，试点乡镇大都由乡镇农村经管站为主负责日常管理工作，2375个试点乡镇中有2268个由乡镇农村经管站为主管理，占试点乡镇的5%，其余107个试点乡镇由乡镇财政所为主管理。试点工作本着“四个不变”（即村级集体资产所有权不变，使用权不变，会计核算内容不变，资金使用方向不变）、“三个不准”（即资产不准平调，不准借支挪用，不准强行代扣、垫交各种费用）的原则。财务公开实行“三统一”（统一内容、统一标准、统一时间）、账务监督实行“两审计”（日常监督审计，离任监督审计）。人员选聘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从试点的实施形式看，2375个试点乡镇主要由以下三种形式。 （一）实行村账乡管形式的试点乡镇1411个，占试点乡镇的41%主要做法是乡镇成立集中记账专门机构（村账乡管办公室）集中管理核算村级财务，各村设报账员（一般由村委会成员兼任），实行定期报账制，村日常支出实行备用金制度，所有账务由村账乡管办公室统一核算和管理。从业会计人员由乡镇政府、县级财政部门制定任职条件，统一公开考试，择优选拔任用，录用人员工资待遇由乡镇政府统筹解决。 （二）直接向村（含集体经济组织）委派会计人员的有748个乡镇，占试点乡镇的49%主要做法是乡镇政府、县市财政部门联合组织招考、选聘从业会计人员，遵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择优选拔任职会计人员，由乡镇政府发放聘书，直接委派到村任职，一般采取异地任职并定期轮换的做法。委派会计业务受乡镇政府和财政部门领导，工资福利待遇由乡镇政府统筹解决。 （三）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形式的试点乡镇有151个，占试点乡镇的36%主要做法是以乡镇财政所或乡镇农业经管站为依托，设立专门的农村财务集中记账机构，选派一定数量的专职会计人员，分设账簿，负责日常核算辖区内各村收支帐务。取消原各村会计和出纳员，改设一名报账员，定期对本村日常收支进行报账处理。日常财务管理由村民委员会和乡镇记账中心共同负责，各项财务收支签批手续由村民委员会负责，乡镇记账中心负责审核，记账中心要定期返回会计信息和公开账务。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不少县、市在推行“村账乡管”和农村会计实行委派制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如章丘市的农村会计核算实行了电算化管理、商河县规范村财乡管“十个统一”、“六步工作方法”、日照市采取“四建制”加强村级财务管理、福山区农村会计实行职业化管理等都进一步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二、试点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 实行“村帐乡管”农村会计委派等农村会计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后，进一步强化了会计工作的管理、监督职能，提高了农村财务管理，增强了财务收支的透明度，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顺了农村财务管理关系，强化了会计人员的监督职能。试点后会计人员由乡镇政府直接管理后，既解决了管账不管人的问题，又解决了农村会计由村委会控制随意撤换不稳定的局面。同时，农村会计实行直接委派或联村异地委派后，有利于会计人员严格按照法规制度，认真履行职责，有效遏制农村财务管理中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 （二）增强了农村财务公开的透明度。过去财务公开，多数是按照会计科目张榜公布，内容和数额较为笼统，群众无法真正弄清资金来源和开支去向，账务公开人又为村民委员会，难以避嫌，公开效果不够理想。试点后建立了统一规范的账务公开机制，实施账务公开人不直接涉及其经济利益，十分超脱，真正从制度上避免了村级财务“假公开”、“半公开”现象，增强了财务公开的透明度和真实度。 （三）降低了村级管理费用，减轻了农民负担。据统计全省试点的2375个乡镇，试点前从业会计人员为107245人，试点后为81349人，减少了25806人，减少幅度为1%仅此一项预计每年压缩管理费用开支1亿元左右。 （四）稳定了农村会计队伍，提高了从业人员素质。试点后从业人员的组织、人事关系，工资福利，工作业绩考核、业务学习等由乡镇政府和财政部门统一负责，不受所服务的村级组织直接干预，使会计人员的从业岗位相对稳定。同时，在选聘会计人员时，通过考试，择优选拔，提高了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也激发了会计人员学习业务的积极性，为农村财务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强化了农村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试点后由于各项财务管理制度的不断建立健全和加以贯彻执行，尤其是各项公开、透明制度的不断加强，多方面多层次监督措施的落实，进一步强化了村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和接受监督的自觉性。 三、试点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村会计人员的管理主体不合理。大多数试点乡镇农村会计接受乡镇经管站的管理，乡镇经管站为会计管理主体。乡镇经管站隶属于乡镇政府的职能部门，业务上受上级农业部门的领导，会计工作专业性、乡镇经管站会计专业性、会计职业化特点不突出，难以有效地管理会计工作。再者，与《会计法》规定“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会计工作”，不相吻合。也不利于会计人员的业务学习、继续教育以及进一步推动农村会计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和科学化。 （二）会计人员的职责权限难以把握。实行村账乡管、集中核算后，会计人员的职权上划，日常的经济核算由乡镇经管人员代理，村会计的职责范围发生了变化；而委派会计着重强调了会计人员的监督职能，委派到村的会计人员需要哪些权利，权限规定多大为宜，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把握。再者，试点后会计人员与所服务的单位各种联系不再紧密，会计人员的参谋、决策职能难以有效发挥。 （三）从业会计人员业务素质、文化水平不适应工作需要。试点后虽经考试、择优选拔，由于整个会计队伍年龄结构老化，专业技术、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又加之长期以来疏于管理，不少会计人员从未接受过正规会计专业培训，无证上岗现象也比较严重，不少从业人员还持有农业部门发放的会计证，由于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文化水平所限，已严重阻碍了农村会计工作水平，工作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四、进一步规范、完善农村会计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的建议 鉴于当前我省农村会计管体制改革试点中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全省的试点工作“要积极引导，稳步推进，不宜搞一刀切，统一模式”。当前各地可根据经济发展、社会环境等实际情况，坚持“农村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所有权、使用权、核算内容、使用方向”四不变和村民委员会参与理财的原则；以合理、依法、有效使用资金，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能为目标；确保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方向。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当地特点的运行模式进行试点。同时，根据当前试点中发现的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引导规范和完善。 （一）逐步建立多元管理主体的农村人员管理体制。将村帐乡管、农村会计集中核算办公室等农村会计核算管理组织，作为隶属乡镇政府的事业单位，由乡镇政府负责党政人事关系、工作业绩考核、工资福利待遇审定等，具体工作由乡镇经管站负责实施。会计从业资格发放审核以及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业务培训，会计核算、财务管理制度的制定、审批和监督执行，由所在地县级财政部门负责。会计工作质量接受审计机构的审计或会计中介机构的鉴定。 （二）构建“市场化的会计服务中心”模式。在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根据经济发展和农村会计服务市场的需要，引导构建市场化的农村会计服务中心。具体运作形式为县级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农村财务制度并监督其执行，会计服务中心与会计从业人员通过市场建立雇用合同关系，与会计主体单位建立服务合同关系。会计服务中心负责从业会计人员的聘任、考核、工资福利待遇等具体管理工作。所在地财政部门负责会计服务中心的资格审查、确认和从业会计人员从业资格发放、日常管理，继续教育、业务培训等工作。 （三）要逐步建立健全从业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和业务培训机制。逐步将农村会计从业人员纳入会计人员规范化的继续教育和业务培训体系，同时，要注重培训内容的针对性，时间安排与农村工作的对应性，培训知识的层次性，培训方法的灵活性等，确保从业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不断提高。 （四）逐步建立健全农村会计人员改革的配套机制。为了确保农村会计人员的稳定性，会计工作的连续性，要逐步建立健全改革的配套机制。一是要注重保障会计人员的政治、经济生活福利待遇，确保工资、奖金的来源以及各项待遇持久性的到位；二是要健全业务考核、奖惩、升迁、轮岗等管理机制；三是要在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的同时，大力支持和营造从业会计人员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良好工作氛围。
人口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和人口流动方式的改变，导致相当多的老年夫妇和独居老人固守乡村，也使养老关系中的载体与对象发生了空间分离，养老的难度增加。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经济收不高，生活质量较差。目前我县除部分留守老人享受低保外，绝大多数老年人没有养老保障。农村留守老人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和子女贴补。据了解，老人的劳动主要是种地，但因子女不在身边，许多农活要请人，成本高，收入低，很多老人农忙时都舍不得花钱请人帮忙，致使劳动强度极大。随着孝道观念的不断淡化及子女在外务工谋生压力的加大，子女贴补缺乏稳定性，农村老人的经济收入更是少得可怜，因此，老年人生活相当俭朴。2、生活缺乏照顾，孙辈抚养负担重。由于子女不在身边，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事，对农村留守老人而言都成为难题。同时，子女外出打工后，部分老人独居或配偶同居，大部分的老人与孙辈组成“隔代家庭”。还有不少留守老人的子女全部外出打工，仅留下老年父母及未成年的小孩，留守老人基本上没有子女在身边照顾。因此，老年人极害怕生病，害怕没有人照顾。很多老人都谈到“有子女在身边要安心得多，有个照应。”并且留守老人代为照顾的孙辈0—4个不等，负担极重。有的孙子年纪小，不能离身，给老人农作及家务劳动带来极大不便。3、隔代教育问题突出，心里压力较大。如果单从照顾孙辈的生活起居方面而言，只是增加老人的生活压力，增加劳动强度。但对小孩教育方面心理负担更重，主要因为农村老年人大多数识字不多，无法辅导小孩的学习，担心学习成绩差。特别是目前农村交通、通讯得到迅速改善，电视、网吧到处有，孩子在外的时间长，担心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老年人总觉得管理小孩力不从心。当孩子上中学后，由于相处时间大幅减少，孩子自控能力差，老人家庭管理鞭长莫及，这让老人极度担心却又无法监督管教。 4、家庭氛围缺失，精神生活单调。老年人口身体素质的下降和生理的自然老化，决定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并不仅仅需要经济保障，精神慰藉也同等重要。农村老年人过惯了苦日子，对物质生活往往没有过高的奢求，因此来自于子女的精神慰藉是老人身心健康所必不可少的。据调查，子女外出后，电话就成为留守老人与子女交流沟通的主要方式和精神慰藉的主要途径，除此就是子女逢年过节回乡探家。而实际上，有些老人连这样简单的基本精神慰藉都没有，有的子女一去就是多年却杳无音讯，有些老人甚至“不知子女是死是活”由于子女不在身边，农村留守老人大多过着 “出门一孤影，进门一盏灯”的寂寞生活，缺乏家庭温暖，使他们倍感孤独。特别是独居老人感到有时候心里话没处诉说，有时间没法打发，很可能出现抑郁症状，觉得生活没有意思。随着年龄的增高，留守老人行动越来越不方便，他们与外界的接触也相应地越来越少。除了看电视、聊天，老人基本上没有别的消遣方式，精神生活异常单调。5、医疗难问题突出，健康保障丞待加强。在调查中发现，农村留守老人常年患病的比率高达70%以上，许多人是多病缠身。由于子女务工带来的收入提高，加之新农合的实施，留守老人就医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留守老人也只是对于一般的小病可以治疗，普遍存在“生不起病、拿不起药”的情况。而且老年人发病往往具有突然性，家中无人或抢救不及时，可能会错过治疗时机，导致严重后果。对农村留守老人来说，“小病抗，大病拖”，已成了一种潜意识。农村留守老人除了存在上述这些主要问题外，留守老人家庭很容易成为盗贼的目标；而缺少青壮年男子在家中，也很容易沦为弱势群体，造成利益受损。三、对策与建议综上所述，劳动力外流引起的家庭结构、居住距离的变化直接和间接地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功能，导致老年人的代际支持特别是经济和情感支持的减少，同时引起了隔代家庭的增加，加重留守老人的劳动、生活、精神以及抚养孙辈的负担。因此，为了适应这些变化，社会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一）坚持政策导向，着力构建良好环境。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和谐发展，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亦如此。政策导向体现了一个价值观的导向问题。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应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站在人性化的角度，从提高生活质量、稳定家庭关系的角度出发，立足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乡村、和谐家庭，审视和对待农村留守老人问题。在经济布局上应尽可能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近就业，大力发展本地经济，充分发挥本地非农产业务工成本低以及打工、务农可以兼顾的优势，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这既缓解了农忙时节和农村公益事业劳动力短缺的矛盾，又可以缓解“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无人照管等社会问题。（二）坚持制度支撑，健全保障体系。一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慈善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农村社会救助和农村社会福利投入，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积极争取上级放宽条件，扩大农村低保比例，力争把符合条件的农村留守老人纳入低保范围，从经济上保证留守老年人达到基本生活水平。二是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逐步由家庭养老方式向社会养老方式过渡。三是加大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做好宣传工作，扩大覆盖面，特别是力争把留守老人全部纳入新合疗范畴。如果财力允许，可以在中央、省财政补贴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切实地解决农民特别是留守老人“就医难、费用高”的问题。四是要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化制度，给予进城农民工以市民待遇。在居住权、劳动保障权、子女教育权、医疗、福利等各方面给予农民工和城市市民同等待遇，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彻底实现外出务工农民的身份和职业转变，促使农民工由“单飞式”转移向“挪窝式”转移，实现由暂时性转移向永久性转移方式的转变，尽可能减少留守老人的数量，让尽可能多的外出务工农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同时，各级应共同协调努力，妥善安排城市外来人员的子女上学问题，降低外来人员在城市生活的门槛和限制，从而减轻老人因为子女外出而产生的隔代照料负担。(三）坚持创新方式，夯实经济供养基础。 1、多方争取资金。农村老人（包括留守老人）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家庭关系和农村大局作出了积极重大的贡献，全社会都应当自觉承担他们的养老扶助责任。要坚持舆论宣传引导、政策推动、制度促进等方式，引导多方各界出钱出力，参与解决农村老人特别是留守老人养老资金问题，形成家庭、企业、社会、个人、政府等多方共同出力、踊跃分担的局面，确保妥善安排留守老人问题资金需要。 2、发展农村地方经济，加强社区经济“养老”的支持力度。社区是老年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社会支持过程的展演平台。社区对农民养老的经济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一点要以雄厚的集体经济为基础。村组应从各自的资源（并非仅指自然资源）状况出发，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村办企业和集体经济。是那些不能下地从事重体力劳动及经济来源较少、较单一的留守老人们就可以发挥自己所长，在村办企业中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使老年人学会“自我保障”，为“老有所为”创造条件，增强老人们的自信心，提高老人的社会地位，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提高物质保障。 3、增加农业创收，增强子女支付养老费用的能力。政府应立足于实际，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积极地探索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提高科学技术在农业收益中的贡献率。大力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加快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农民发家致富创造条件，提高农民收入，为养老奠定经济基础。 4、倡导男女平等地位，解决嫁女不养老问题。儿子和女儿在赡养老人、继承遗产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纠正只有儿子才能养老的错误观念，适当明确女儿在养老中的责任与义务。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外嫁的女儿基本上不负担养老，但女儿的居住距离通常小于外出的儿子（一般女儿嫁在本县而儿子是在县外务工），更便于提供经济和情感支持，因而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四）坚持各方联动，营造社会养老氛围。针对留守老人的家庭照顾，要加大宣传强化子女对老人照顾的责任和义务，教育引导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充分履行自己在照料、教育子女方面的责任，切实减轻留守老人照看孙辈的负担。1、巩固家庭养老模式。家庭养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仍然扮演和发挥养老的重要角色和作用。要继续采取多种方式，稳定家庭养老关系，完善家庭养老模式，使其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养老的重要方式。 2、构架集中供养体系。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的发展，留守孤寡老人的增多，集中供养已成为农村养老发展的方向，因此构建健全的集中养老体系成为各地方迫切需要探索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县已经有了一定的探索。如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心敬老院，可集中供养500人，同时，配合各乡镇敬老院，目前已基本能解决我县农村孤寡留守老人养老问题。这样既可缓解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又可增加新的就业途径和岗位，还可以把一部分外出人员留在本地，实现多方得利共赢。3、重视农村基层社团组织的助老作用。通过老年人协会等社团组织加快建立志愿者队伍，实现与留守老人的互助。鼓励农村中的中青年人、健康的低龄老人、邻居等都可作为志愿者，在志愿者与需要照料的留守老人、留守老人的外流子女之间建立长期的联系，形成社会助老养老的良好氛围。（五）坚持畅通渠道，搭建精神慰藉平台。电话是留守老人与子女联系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留守老人精神慰藉的主要途径，除此就是子女逢年过节回乡探家。目前，我县电话普及率有所提高，农村大多数都是无线电话。但是这些还是完全不够的，社会、家庭都应当给予老人更多的关怀。1、积极推进农村通讯建设。农村通讯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快农村电话的普及，为留守老人与外出子女之间的联系搭建平台，满足老人的精神需求。积极联系协调电信、移动、联通等通讯部门，开发创建适合留守老人的资费服务产品，便于老人们沟通。2、加强活动场所建设。支持村委会集体建设，并充分发挥农村老年协会和老年活动室的作用。各级政府对此应当加大支持力度，加大投入，以保障其正常开展活动。老年协会作为农村基层社团组织，应该组织起老人开展一些适合老年人的文艺活动、身体锻炼、育儿讲座等，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大力发挥村委会在解决留守老人养老问题重要作用，村委会可以充分整合利用闲置资产、闲置土地改建、扩建托老所，建立农村的公共事业服务阵地，为有托管需求留守老人困难人群提供托管服务。根据现有条件，可对乡村小学校等实现多功能开发，开办形式多样的留守老人活动中心、娱乐室。3、不断加强孝道宣传。教育外出务工人员尊重父母，时时与父母保持联系，大事与老人商量，尊重老人的意见；按时给老人寄钱送物；让老人无后顾之忧。“常回家看看”，记得挂念家庭，时常打电话回家了解父母的生活状况及身体状况，更好地敬老爱老。4、引导留守老人自我调节。要充分发挥农村留守老人自身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让他们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如可以引导他们积极参加村里的文化活动，参与邻里纠纷调节，担任村组经济发展参谋等，帮助村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把自己融入到社会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留守老人逐步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从而更新观念，树立现代生活理念，充分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
推进农村会计管理体制改革，规范和完善农村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人员管理工作，是加强和改进全省会计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近年来，我省各级各部门按照“积极试点，稳步推进”的原则，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开拓创新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为总结试点经验，完善试点办法，进一步推动我省农村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组织开展了全省农村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摸底调查活动。从调查统计看，各级财政部门在当地政府的重视支持下，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紧紧围绕农村经济发展和财务会计管理工作的新特点，立足实际，普遍推行了“村帐乡管”、“村级财务集中核算”和“农村会计实行委派”等多种形式的会计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一、开展试点的基本情况和主要做法 从调查统计情况看，全省17市139个县、市、区（不含经济开发区）有137个县市区（曹县、博兴两县未开展）、2375个乡镇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改革试点，试点乡镇面达57%从试点的组织形式看，整个试点工作由乡镇政府、县市财政部门共同组织实施，试点乡镇大都由乡镇农村经管站为主负责日常管理工作，2375个试点乡镇中有2268个由乡镇农村经管站为主管理，占试点乡镇的5%，其余107个试点乡镇由乡镇财政所为主管理。试点工作本着“四个不变”（即村级集体资产所有权不变，使用权不变，会计核算内容不变，资金使用方向不变）、“三个不准”（即资产不准平调，不准借支挪用，不准强行代扣、垫交各种费用）的原则。财务公开实行“三统一”（统一内容、统一标准、统一时间）、账务监督实行“两审计”（日常监督审计，离任监督审计）。人员选聘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从试点的实施形式看，2375个试点乡镇主要由以下三种形式。 （一）实行村账乡管形式的试点乡镇1411个，占试点乡镇的41%主要做法是乡镇成立集中记账专门机构（村账乡管办公室）集中管理核算村级财务，各村设报账员（一般由村委会成员兼任），实行定期报账制，村日常支出实行备用金制度，所有账务由村账乡管办公室统一核算和管理。从业会计人员由乡镇政府、县级财政部门制定任职条件，统一公开考试，择优选拔任用，录用人员工资待遇由乡镇政府统筹解决。 （二）直接向村（含集体经济组织）委派会计人员的有748个乡镇，占试点乡镇的49%主要做法是乡镇政府、县市财政部门联合组织招考、选聘从业会计人员，遵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择优选拔任职会计人员，由乡镇政府发放聘书，直接委派到村任职，一般采取异地任职并定期轮换的做法。委派会计业务受乡镇政府和财政部门领导，工资福利待遇由乡镇政府统筹解决。 （三）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形式的试点乡镇有151个，占试点乡镇的36%主要做法是以乡镇财政所或乡镇农业经管站为依托，设立专门的农村财务集中记账机构，选派一定数量的专职会计人员，分设账簿，负责日常核算辖区内各村收支帐务。取消原各村会计和出纳员，改设一名报账员，定期对本村日常收支进行报账处理。日常财务管理由村民委员会和乡镇记账中心共同负责，各项财务收支签批手续由村民委员会负责，乡镇记账中心负责审核，记账中心要定期返回会计信息和公开账务。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不少县、市在推行“村账乡管”和农村会计实行委派制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如章丘市的农村会计核算实行了电算化管理、商河县规范村财乡管“十个统一”、“六步工作方法”、日照市采取“四建制”加强村级财务管理、福山区农村会计实行职业化管理等都进一步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二、试点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 实行“村帐乡管”农村会计委派等农村会计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后，进一步强化了会计工作的管理、监督职能，提高了农村财务管理，增强了财务收支的透明度，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顺了农村财务管理关系，强化了会计人员的监督职能。试点后会计人员由乡镇政府直接管理后，既解决了管账不管人的问题，又解决了农村会计由村委会控制随意撤换不稳定的局面。同时，农村会计实行直接委派或联村异地委派后，有利于会计人员严格按照法规制度，认真履行职责，有效遏制农村财务管理中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 （二）增强了农村财务公开的透明度。过去财务公开，多数是按照会计科目张榜公布，内容和数额较为笼统，群众无法真正弄清资金来源和开支去向，账务公开人又为村民委员会，难以避嫌，公开效果不够理想。试点后建立了统一规范的账务公开机制，实施账务公开人不直接涉及其经济利益，十分超脱，真正从制度上避免了村级财务“假公开”、“半公开”现象，增强了财务公开的透明度和真实度。 （三）降低了村级管理费用，减轻了农民负担。据统计全省试点的2375个乡镇，试点前从业会计人员为107245人，试点后为81349人，减少了25806人，减少幅度为1%仅此一项预计每年压缩管理费用开支1亿元左右。 （四）稳定了农村会计队伍，提高了从业人员素质。试点后从业人员的组织、人事关系，工资福利，工作业绩考核、业务学习等由乡镇政府和财政部门统一负责，不受所服务的村级组织直接干预，使会计人员的从业岗位相对稳定。同时，在选聘会计人员时，通过考试，择优选拔，提高了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也激发了会计人员学习业务的积极性，为农村财务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强化了农村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试点后由于各项财务管理制度的不断建立健全和加以贯彻执行，尤其是各项公开、透明制度的不断加强，多方面多层次监督措施的落实，进一步强化了村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和接受监督的自觉性。 三、试点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村会计人员的管理主体不合理。大多数试点乡镇农村会计接受乡镇经管站的管理，乡镇经管站为会计管理主体。乡镇经管站隶属于乡镇政府的职能部门，业务上受上级农业部门的领导，会计工作专业性、乡镇经管站会计专业性、会计职业化特点不突出，难以有效地管理会计工作。再者，与《会计法》规定“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会计工作”，不相吻合。也不利于会计人员的业务学习、继续教育以及进一步推动农村会计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和科学化。 （二）会计人员的职责权限难以把握。实行村账乡管、集中核算后，会计人员的职权上划，日常的经济核算由乡镇经管人员代理，村会计的职责范围发生了变化；而委派会计着重强调了会计人员的监督职能，委派到村的会计人员需要哪些权利，权限规定多大为宜，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把握。再者，试点后会计人员与所服务的单位各种联系不再紧密，会计人员的参谋、决策职能难以有效发挥。 （三）从业会计人员业务素质、文化水平不适应工作需要。试点后虽经考试、择优选拔，由于整个会计队伍年龄结构老化，专业技术、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又加之长期以来疏于管理，不少会计人员从未接受过正规会计专业培训，无证上岗现象也比较严重，不少从业人员还持有农业部门发放的会计证，由于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文化水平所限，已严重阻碍了农村会计工作水平，工作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四、进一步规范、完善农村会计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的建议 鉴于当前我省农村会计管体制改革试点中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全省的试点工作“要积极引导，稳步推进，不宜搞一刀切，统一模式”。当前各地可根据经济发展、社会环境等实际情况，坚持“农村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所有权、使用权、核算内容、使用方向”四不变和村民委员会参与理财的原则；以合理、依法、有效使用资金，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能为目标；确保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方向。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当地特点的运行模式进行试点。同时，根据当前试点中发现的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引导规范和完善。 （一）逐步建立多元管理主体的农村人员管理体制。将村帐乡管、农村会计集中核算办公室等农村会计核算管理组织，作为隶属乡镇政府的事业单位，由乡镇政府负责党政人事关系、工作业绩考核、工资福利待遇审定等，具体工作由乡镇经管站负责实施。会计从业资格发放审核以及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业务培训，会计核算、财务管理制度的制定、审批和监督执行，由所在地县级财政部门负责。会计工作质量接受审计机构的审计或会计中介机构的鉴定。 （二）构建“市场化的会计服务中心”模式。在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根据经济发展和农村会计服务市场的需要，引导构建市场化的农村会计服务中心。具体运作形式为县级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农村财务制度并监督其执行，会计服务中心与会计从业人员通过市场建立雇用合同关系，与会计主体单位建立服务合同关系。会计服务中心负责从业会计人员的聘任、考核、工资福利待遇等具体管理工作。所在地财政部门负责会计服务中心的资格审查、确认和从业会计人员从业资格发放、日常管理，继续教育、业务培训等工作。 （三）要逐步建立健全从业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和业务培训机制。逐步将农村会计从业人员纳入会计人员规范化的继续教育和业务培训体系，同时，要注重培训内容的针对性，时间安排与农村工作的对应性，培训知识的层次性，培训方法的灵活性等，确保从业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不断提高。 （四）逐步建立健全农村会计人员改革的配套机制。为了确保农村会计人员的稳定性，会计工作的连续性，要逐步建立健全改革的配套机制。一是要注重保障会计人员的政治、经济生活福利待遇，确保工资、奖金的来源以及各项待遇持久性的到位；二是要健全业务考核、奖惩、升迁、轮岗等管理机制；三是要在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的同时，大力支持和营造从业会计人员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良好工作氛围。
论农村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设 作者：卢明威 内容提要： 历史传统与教育因素导致农民缺乏法律意识，不能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如何为农民提供法律援助事关大局。现有农村社会组织无法满足农民的法律需要，造成机构制度性缺失。从成本效益看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将其作为农村法律援助机构是较为切实可行的方案。 关键词： 农村法治 法律援助 乡镇司法所 由于历史原因，农民的身份问题、贫困问题、公平问题、政治参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虽然是中国改革的试验起点，但到今天，在基础设施、人口素质、经济建设等方面等问题已经凸现，无法满足国家法治与现代化的需要。从上世纪末开始，“三农”问题就已成为政府高层的“心病”。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见仁见智，但农村制度建设尤其是法治建设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它是农村各方面建设的基础，并决定了农村发展可持续性和依法治国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本文拟从农村社会法治状况及各种组织对农民权利的影响论述农民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与完善。 一．农民法律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影响农村法治建设的因素可以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方面。内在因素是农民的法律意识，它是农民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对广大农民而言，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他们能否以法律支配自己的日常行为，能否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外在因素则指社会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农问题时是否依法办事，能否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及其对农民心理的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旦形成就有传承作用，而法律意识的内在因素有历史传统、法制教育等。 首先，在农村历史传统中，农民行为的指导思想是“礼治”多于“法治”，并深深影响着农民的法律意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j中国传统社会中充满着王权至上、权大于法，伦理至上、情大于法的与现代法治相矛盾的礼法观，强调德礼教化而忽视法治，强调家庭团体而忽视个人权益。“宗法制度在两重意义上塑造了中国农民的法律心理：一是它通过血缘连结的人情，把国家法律的强制、习惯法的自然约束和道德法庭的社会监督有机地统一为一体，使用权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国家正式法律；二是在宗法制度的面纱下面，农民自动解除了作为独立个体即自由民的可能，从而从根本上剥夺了农民以个体名义争讼的自主性。”k习惯中农民之间一旦发生冲突或纠纷，往往是请声望较高的长者以人情、礼俗来调解和缓和从而保持秩序的稳定，其注重的是互相忍让而不是追求明辨是非。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地区，这种意识仍决定着农民解决纠纷的方式。 其次，法制教育对农民的传统法律思想产生了一定冲击。自1986年开始，我国全民普法已历经“一五”、“二五”、“三五”三个阶段17年时间。第一阶段以公民的法律启蒙为主，对农民而言填补了法律常识的空白。不可否认，普法教育在提高社会整体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方面有了明显的效果，广大民众普遍承认了法律在国家和社会中应有的崇高地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观念深入人心，也对广大农民重情礼轻法纪的传统法律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由于缺乏对受众的细分和浓厚的行政主导性，使得普法效果在农村大打折扣。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几年前在某地进行基层司法调查时看到一本发给或是要求农民购买的，由该省司法厅编印的“农村普法读本”。读本汇编的第一部法律是《宪法》，第二部竟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l普法成了一些公职人员必须完成的表面文章。即使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山东“从总体上看，普法教育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在普法教育中强调普法重点的多，强调普法教育的少，普法布置多检查落实少，形式单调缺乏吸引力。特别是对某些偏远农村来说，普法教育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有些地区甚至从没有开展过。”m对农民真正有意义的普法活动应该是第一阶段，然而受限于农民文化程度瓶颈，缺乏对农民法律需求的分析，尤其是上述一些走过场的行为影响了普法效果。 二．农民权利保护机构的制度性缺失 对农民权利产生影响的农村社会组织有乡镇政府、村委会和村民调解委员会等。 从历史角度看，解放前农村处于相对封闭独立的境地，血缘性与地域性相互结合使宗族保持了对农民的相对强大的控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甚至公社化手段有力冲击了农村的基本组织和控制手段，国家权力得以渗透到农村基层，但这种冲击是以行政权力扩大化来进行，农民对这种国家政权与农民之间关系是基于对强力行政权的服慑而非内心的需要和自觉认同。更为消极的是文革期间砸烂公、检、法等极端左侧行为使农民加深了权大于法的观念。从现实的一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治的强大惯性至今使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农问题时仍更多依靠行政权力来解决而不是在这过程中强调依照法律处理问题，它留给农民的印象是权力的强大而不是法律的神圣：广西南宁市所属农村生产基本实现了小机械化，是广西农村较为发达的地区。今年3月，城北区一乡村部分村民以围墙圈地企图继承其地主祖父解放前所有的土地。处理该事件的乡司法员和另一工作人员因与该部分村民有亲戚关系，初期偏袒其主张。但现已取得使用权和其他交通严重受阻的其他村民不服，认为解放后这些土地已经处理，使用权已变更，强行拆除围墙导致发生群架的剧烈冲突，乡政府最后不得不强令拆除围墙，恢复原状。对法律的无知要求继承地主土地的主张固然荒唐，反映了部分农民极低的法律意识，但乡政府在处理事件中的反复使我们看到提高乡镇基层工作人员法律素质与提高农民意识同样紧迫。其实我国法律对这类问题已有明确规定，适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问题的批复和《民法通则》关于财产权和相邻权的规定就可得到解决。但乡政府工作人员并未明示其决定的法律依据，当事人只知政府的决定不得不服从，却无从知悉法理依据。n在一份对山东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中有66%的人认为我国目前是权大于法。o现实中一些基层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机关公职人员法律意识淡泊，甚至曲解法律、知法枉法，造成农村法治氛围严重不足，农民缺乏法律信仰，遇事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习惯。 在涉及农民权益维护的社会组织中，村委会是一个特殊的主体，一方面它是农民自己选举，代表着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基层政权组织，客观上肩负着一些诸如计划生育、税费征收、秩序维护等责任。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乡政村治后行政权力在农村受到压缩，村委会的一些权力让渡给了分散的家庭，不再是过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全能调控型组织，权力与经济控制能力的下降导致权威的丧失。在经济贫困地区，村委会没有多少剩余索取权，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进入村委会，致使基层组织涣散，机构不健全，干部大量流失，后继乏人，甚至有的村组织名存实亡。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村集体拥有相对丰富的财产，村委会有一定的管理职权，也就有较多的剩余索取权，在村委会选举中候选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出现操纵选举的非正常现象。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村委会正处于由原来以集体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政权组织过渡到村民自治组织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法律不健全、规范不到位，社会体制与农民之间的纽带发生断裂，国家法律、方针政策难以得到贯彻执行。农村基层组织的弱化一方面导致宗族势力复苏，一方面使村委会失去保护农民利益的功能，在被某些利益集团控制后可能成为危害农民利益的新威胁。 宗族势力由同血缘的同姓家庭扩展而成，建立在血缘认同基础上。改革开放前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宗族利益一般并不重要。但如今农民在经营上不再依赖集体组织和基层政权，宗族成员间的相互依靠重新变得重要，导致宗族势力日益膨胀。广东湛江市公安局在调查中发现，不少乡镇基层能够当村委会主任或村长的，其家族大、兄弟多是一个重要原因。如雷州市沈塘村捐花村，族头族老鼓动、威逼村民选举“烂仔”当村长，成为该村黑恶势力的操纵者。p在宗族势力的影响下，村民之间因祖坟、山林、土地权限之间的纠纷不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是诉诸武力。宗族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往往是农民冲突不经法律途径解决，发生大规模械斗的地方。广东省湛江市自改革开放至1987年，共发生宗族械斗1300多次，吴川市仅2000年1月至高无8月共发生群体性冲突39起。q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村委会选举受到宗族势力的影响，但在村委会选举规则进入乡村社会后，宗族力量对选举的影响并非都是负面影响，它可以成为村委会选举法的动员力量，在参与选举中摒弃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方式，并在选举博弈中形成竞争、妥协、宽容等民主品格，同时村委会授权来源的改变使村委会干部由眼睛向上变成向下，使村委会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已任。 在当前情况下，乡镇政府以行政手段解决农民纠纷，村委会正处于转型时期，选举中的一些问题使其尚未成为新的保护机制。如果国家不能杜绝基层政权行政执法中伤农坑农问题，不能及时为农民纠纷提供法律帮助必然会影响法律在农村社会中权威的树立。 习惯上农民纠纷的传统解决途径是村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现行《宪法》第111条、《民事诉讼法》第16条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中有相关规定。村民调解委员会根据法律、政策和社会公德，通过说服、教育、疏导等方法化解了许多民间纠纷。但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其缺陷也非常明显。一是调解委员会委员缺乏法律知识，二是因基层法院履行各种审判职能，工作繁重，几个乡镇才设一个派出法庭，很难对散落农村中的调解组织进行指导，造成调解主要以一般的公序良俗作为指导而非以法律为依据，缺乏统一的标准，往往达成协议后一方反悔难以执行，造成调解组织的威信降低。甚至在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建立过调委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纠纷出现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农民越来越重视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益冲突加剧，可调解性下降。尤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号的指引下，村委会、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对农民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果说农民之间的利益纷争可以通过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等传统途径来解决，而当行政性质的权力介入纠纷时，这些传统途径就会变得无能为力：村委会、乡镇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资源如土地、山林、池塘水库、集体企业的承包权的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开发对农村土地的征用、拆迁中对农民权利的侵害等。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农民或因缺乏法律知识无法寻求帮助，或因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无法得到应有的帮助而处于被动地位。在失去了维护农民利益的农民协会后，如今的村委会、调解委员会无法肩负起保护农民利益的重任。何况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对贫者弱者所负有的一种责任，民间机构往往因经费、人员、机制等因素而力不从心，在为农民提供法律救济方面存在机构缺失的制度性问题，为社会秩序的动荡留下了隐患，以下事例可见一斑：2002年11月29日，广西防城港市政府以“保证港口至防城航道畅通，减少港池淤积”为由，通告责令全部一千多养殖户在2002年12月20日前将防城入口到江山一带浅海养殖设施全部自行拆除。这些养殖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使用该海域，都有持有海域使用证，其海产以三年为一周期，大部分都是在2000年先后投养，尚需一年到收获期，而该市已无其他浅滩可以移殖，此时拆除损失巨大。同年12月9日养殖户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知不予受理，12月12日又递交《关于要求延期拆除西湾养殖设施的报告》 ，请示政府体察困难待该批海产品收成后再自行拆除，但市政府置之不理。12月25日政府组织300多民工，两百多公检法和其他政府部门人员强行拆除养殖设施，导致全体养殖户到市政府门前请愿，又被公安人员驱赶。为此，众多养殖户通过各种渠道申诉上访。市政府在拆除部分设施后却又停止了拆除行动，在设施已被拆除的养殖户中有的损失将近四十万元，东拼西凑借贷而来的财产毁于一旦。被拆的怨声载道，未被拆的暗自庆幸，可见行政行为的随意性对农民利益，对政府形象，对法律尊严的巨大损害。r回顾整个事件，且不论政府的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养殖户在法律上的孤立无援显而易见。由于缺乏组织，他们没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由于缺乏法律知识，他们不知行政复议应向市政府的上一级即自治区政府提起；由于海域争议案件是复议前置，不经复议他们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更没有法律援助机构给予任何帮助。这种现象促使我们对农民法律援助的机制进行检讨。 三．对现存法律援助制度的反思及机构选择 法律援助定位于为那些由于经济状况贫困，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而不能进行诉讼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公民或法人提供法律帮助，使其权利得以实现的一种法律制度。在我国现行法律中，为了保证贫者和弱者能够行使诉讼权利，《民事诉讼法》第107条规定了诉讼费用的缓、减、免。《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法院可以或应当为当事人指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几种情形。除此以外的民商事、行政案件都没有有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在涉农利益案件日益增多而农民法律意识未得到显著提高时，现有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如果农民没有法定的可寻求较低费用或免费法律帮助的渠道，就不能切实保障农民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无法实现农村法治的目标。因此，建立农民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法治社会要求政府必须承担的国家义务。 作为法律援助机构应具备一些必备条件：有完善的组织机构，有较高法律知识水平的工作人员，有一定的经费保障。纵观我国各种组织，满足上述条件的机构并不少，有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人大和政府的法制工作部门、司法厅局、律师事务所和法科大学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等。但由于它们各自的性质或地位、布局、运行机制、辐射力等因素，作为农村的法律援助都存在不足。 在当代中国社会，在县这一级，公检法司都有自己的延伸，有比较完备的体系，但到了乡这一级就有了一些变化。s在乡一级许多机关只有少数的派出机构。况且，法院作为一种裁判机构它的特点是地位中立，对双方当事人都要保持适当距离。如果由法院来充当法律援助机构，会造成法官先为当事人从法律上设计一个较为安全的诉讼安排然后再行裁判的印象，从法理上看这是不当甚至应该禁止的，也与法官的司法职业道德相冲突。检察院因为工作职责的规定，乡一级没有检察系统的工作人员，即使设立检察所也是为了调查、监督的方便。总体上检察院和公安系统工作人员主要职责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与农村大量的日常纠纷的司法解决关系不大。换言之，检察院与公安系统的工作内容主要涉及治安和刑事案件，而大量的农民权益冲突已超出了这一范围，检察、公安机关显然不适合作为农民的法律援助机构。 至于各级人大和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大都设立在县级以上，也是远乡村，无法提供及时的法律帮助。由于律师事务所的营利性质，农民往往无法或是不愿支付律师费用，要求一种营利机构长期法定地负担起公益性质的工作也不切实际。而法科大学中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从性质上最适合承担这一任务，但这些机构往往都地处大中城市，布局和经费问题使其无法肩负起为广大农村提供法律援助的重任。 在几乎所有政府部门中，最适宜担任农民法援机构的就是乡镇司法所。 四．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规范法律援助运行 司法所是设置于乡镇人民政府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是县司法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司法助理员则是基层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他们是中国司法行政机关的神经末稍。在我国农村，大部分的乡镇不是设立了司法所就是在乡镇政府中设置了司法助理员这一职务，他们在乡镇政府和县司法局的指导下工作，主要负责调解委员会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工作范围从解决打架斗殴到山林地界纠纷和离婚调解等。可以说乡村司法所覆盖面广，根扎农村，熟悉农民经常面临的法律问题，而且可以作出较快的反应，能够避免矛盾的激化，最适合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早在1995年2月，时任司法部部长的肖扬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的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途径和办法，给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帮助。今年要把这项工作正式提上议程，充分论证，抓紧制定可行方案使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尽快建立起来。”11从成本效益角度看，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设立在乡镇司法所之内，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是切实可行的。 一方面农民迫切需要法制宣传，只要工作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农民都会乐意接受；另一方面，从党政部门来说也需要司法所做好参谋以实现依法治乡和依法治村。一些乡镇领导也认识到司法所就象农村卫生院那样不可缺少，一个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一个缓解了农民对法律援助的迫切需要。一些地方司法所定下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目标，客观上为农民提供了法律援助。因此把乡镇司法所建设成农民法律援助机构和现实与需要相符合。 但是把乡镇司法所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显然加大了司法所的工作负担，必须加强建设力度。一是要得到党政领导的重视，一是要提高队伍的素质。现实中有的乡镇司法员是兼职从事，专职司法助理员中很多以工代干、以农代干，缺乏人员编制，文化程度偏低，形成成分多元化、管理多重化、待遇多样化，对开展基层法律援助工作非常不利。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就要积极推进乡镇司法所的建设。 首先，要加强司法所的组织建设。乡镇司法所要发挥作用必须要身份合法，机构的立户和列编问题是关键。机构列入乡镇政府管理系列有利于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乡镇工作规划，促使乡镇领导将其作为一项工作职责，有利于理顺管理指导和改善办公条件及工作经费的解决，同时便于在法援工作中协调各个部门。其次，要加大对乡镇司法所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培训，提高全心全意的整体水平和业务能力，通过吸收法律专业毕业生等途径来壮大法援队伍。最后，要明确乡镇司法所有关法律援助的职责和制度建设。司法所作为政府机构系列之一，其本职工作是指导村民调解委员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法制宣传及刑释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如果将其作为法援机构，它要负责免费为农民提供法律咨询，提供能最大限度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解决方案，及作为农民的代理人进行维权行动。这就必须处理好与现存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与律师在城市提供法律服务相对应，乡镇司法服务所主要在农村为农民进行服务。到1997年底，全国已经建立了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近3万5千多个（其中至少3万2千个是乡镇所），法律工作者近11万5千人（其中有10万多人是乡镇法律工作者）12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的工作性质与律师相类似，独立于政府机构，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但在许多乡镇，法律服务机构就在司法所下设立,人员也多有交差。如果不能理顺法援机构与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农民在寻求法律援助时很可能被以各种理由推到法律服务所进行有偿服务，法律援助就会有名无实，司法所就变成法律服务机构的“掮客”。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首先要明确法律服务所的独立性，要求其与司法所进行“脱钩”；同时制定完善的制度，对于符合援助条件的不得推诿，也不得要求农民到法律服务所寻求帮助，进行援助工作的定岗、定人、定责、定目标，建立工作责任制和监督投诉机制。 其次，要明确法律援助的范围和程序。范围应包括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只要农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都有可以寻求法律援助。程序上要先由农民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放宽援助条件；有的人担心法律援助成为所有人的免费午餐导致无理缠讼，其实农村中先富起来的农民为了得到更优质的法律服务会选择聘请律师等方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能因为这一担心而使大部分农民支付较高的维权成本或失去维权机会。 一般而言，如果不涉及行政权力，乡镇司法所援助机构可以完成农民的法律要求，但当行政权不当运作侵害农民权益时，乡镇司法所出于行政级别和当事人一方的地位，就不再适合作为援助机构。这时应建立某种制度要求律师介入。司法所作为援助机构的便利之处是其上级主管部门县司法局负责对律师的管理。按刑法和律师法的规定，司法局、法院有权指派律师承担一定的法律援助任务。通过制定相关条例要求基层司法所在发现法律援助涉及行政机关时，应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请求指派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任务，使当事人得到更优质的服务。 五．结语 农村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将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性安排，使所有人无论贫者弱者都得到平等的司法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加速农村发展和依法治国的伟大目标。
大学生当村官
论农村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设 作者：卢明威 内容提要： 历史传统与教育因素导致农民缺乏法律意识，不能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如何为农民提供法律援助事关大局。现有农村社会组织无法满足农民的法律需要，造成机构制度性缺失。从成本效益看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将其作为农村法律援助机构是较为切实可行的方案。 关键词： 农村法治 法律援助 乡镇司法所 由于历史原因，农民的身份问题、贫困问题、公平问题、政治参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虽然是中国改革的试验起点，但到今天，在基础设施、人口素质、经济建设等方面等问题已经凸现，无法满足国家法治与现代化的需要。从上世纪末开始，“三农”问题就已成为政府高层的“心病”。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见仁见智，但农村制度建设尤其是法治建设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它是农村各方面建设的基础，并决定了农村发展可持续性和依法治国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本文拟从农村社会法治状况及各种组织对农民权利的影响论述农民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与完善。 一．农民法律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影响农村法治建设的因素可以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方面。内在因素是农民的法律意识，它是农民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对广大农民而言，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他们能否以法律支配自己的日常行为，能否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外在因素则指社会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农问题时是否依法办事，能否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及其对农民心理的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旦形成就有传承作用，而法律意识的内在因素有历史传统、法制教育等。 首先，在农村历史传统中，农民行为的指导思想是“礼治”多于“法治”，并深深影响着农民的法律意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j中国传统社会中充满着王权至上、权大于法，伦理至上、情大于法的与现代法治相矛盾的礼法观，强调德礼教化而忽视法治，强调家庭团体而忽视个人权益。“宗法制度在两重意义上塑造了中国农民的法律心理：一是它通过血缘连结的人情，把国家法律的强制、习惯法的自然约束和道德法庭的社会监督有机地统一为一体，使用权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国家正式法律；二是在宗法制度的面纱下面，农民自动解除了作为独立个体即自由民的可能，从而从根本上剥夺了农民以个体名义争讼的自主性。”k习惯中农民之间一旦发生冲突或纠纷，往往是请声望较高的长者以人情、礼俗来调解和缓和从而保持秩序的稳定，其注重的是互相忍让而不是追求明辨是非。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地区，这种意识仍决定着农民解决纠纷的方式。 其次，法制教育对农民的传统法律思想产生了一定冲击。自1986年开始，我国全民普法已历经“一五”、“二五”、“三五”三个阶段17年时间。第一阶段以公民的法律启蒙为主，对农民而言填补了法律常识的空白。不可否认，普法教育在提高社会整体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方面有了明显的效果，广大民众普遍承认了法律在国家和社会中应有的崇高地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观念深入人心，也对广大农民重情礼轻法纪的传统法律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由于缺乏对受众的细分和浓厚的行政主导性，使得普法效果在农村大打折扣。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几年前在某地进行基层司法调查时看到一本发给或是要求农民购买的，由该省司法厅编印的“农村普法读本”。读本汇编的第一部法律是《宪法》，第二部竟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l普法成了一些公职人员必须完成的表面文章。即使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山东“从总体上看，普法教育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在普法教育中强调普法重点的多，强调普法教育的少，普法布置多检查落实少，形式单调缺乏吸引力。特别是对某些偏远农村来说，普法教育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有些地区甚至从没有开展过。”m对农民真正有意义的普法活动应该是第一阶段，然而受限于农民文化程度瓶颈，缺乏对农民法律需求的分析，尤其是上述一些走过场的行为影响了普法效果。 二．农民权利保护机构的制度性缺失 对农民权利产生影响的农村社会组织有乡镇政府、村委会和村民调解委员会等。 从历史角度看，解放前农村处于相对封闭独立的境地，血缘性与地域性相互结合使宗族保持了对农民的相对强大的控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甚至公社化手段有力冲击了农村的基本组织和控制手段，国家权力得以渗透到农村基层，但这种冲击是以行政权力扩大化来进行，农民对这种国家政权与农民之间关系是基于对强力行政权的服慑而非内心的需要和自觉认同。更为消极的是文革期间砸烂公、检、法等极端左侧行为使农民加深了权大于法的观念。从现实的一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治的强大惯性至今使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农问题时仍更多依靠行政权力来解决而不是在这过程中强调依照法律处理问题，它留给农民的印象是权力的强大而不是法律的神圣：广西南宁市所属农村生产基本实现了小机械化，是广西农村较为发达的地区。今年3月，城北区一乡村部分村民以围墙圈地企图继承其地主祖父解放前所有的土地。处理该事件的乡司法员和另一工作人员因与该部分村民有亲戚关系，初期偏袒其主张。但现已取得使用权和其他交通严重受阻的其他村民不服，认为解放后这些土地已经处理，使用权已变更，强行拆除围墙导致发生群架的剧烈冲突，乡政府最后不得不强令拆除围墙，恢复原状。对法律的无知要求继承地主土地的主张固然荒唐，反映了部分农民极低的法律意识，但乡政府在处理事件中的反复使我们看到提高乡镇基层工作人员法律素质与提高农民意识同样紧迫。其实我国法律对这类问题已有明确规定，适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问题的批复和《民法通则》关于财产权和相邻权的规定就可得到解决。但乡政府工作人员并未明示其决定的法律依据，当事人只知政府的决定不得不服从，却无从知悉法理依据。n在一份对山东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中有66%的人认为我国目前是权大于法。o现实中一些基层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机关公职人员法律意识淡泊，甚至曲解法律、知法枉法，造成农村法治氛围严重不足，农民缺乏法律信仰，遇事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习惯。 在涉及农民权益维护的社会组织中，村委会是一个特殊的主体，一方面它是农民自己选举，代表着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基层政权组织，客观上肩负着一些诸如计划生育、税费征收、秩序维护等责任。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乡政村治后行政权力在农村受到压缩，村委会的一些权力让渡给了分散的家庭，不再是过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全能调控型组织，权力与经济控制能力的下降导致权威的丧失。在经济贫困地区，村委会没有多少剩余索取权，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进入村委会，致使基层组织涣散，机构不健全，干部大量流失，后继乏人，甚至有的村组织名存实亡。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村集体拥有相对丰富的财产，村委会有一定的管理职权，也就有较多的剩余索取权，在村委会选举中候选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出现操纵选举的非正常现象。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村委会正处于由原来以集体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政权组织过渡到村民自治组织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法律不健全、规范不到位，社会体制与农民之间的纽带发生断裂，国家法律、方针政策难以得到贯彻执行。农村基层组织的弱化一方面导致宗族势力复苏，一方面使村委会失去保护农民利益的功能，在被某些利益集团控制后可能成为危害农民利益的新威胁。 宗族势力由同血缘的同姓家庭扩展而成，建立在血缘认同基础上。改革开放前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宗族利益一般并不重要。但如今农民在经营上不再依赖集体组织和基层政权，宗族成员间的相互依靠重新变得重要，导致宗族势力日益膨胀。广东湛江市公安局在调查中发现，不少乡镇基层能够当村委会主任或村长的，其家族大、兄弟多是一个重要原因。如雷州市沈塘村捐花村，族头族老鼓动、威逼村民选举“烂仔”当村长，成为该村黑恶势力的操纵者。p在宗族势力的影响下，村民之间因祖坟、山林、土地权限之间的纠纷不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是诉诸武力。宗族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往往是农民冲突不经法律途径解决，发生大规模械斗的地方。广东省湛江市自改革开放至1987年，共发生宗族械斗1300多次，吴川市仅2000年1月至高无8月共发生群体性冲突39起。q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村委会选举受到宗族势力的影响，但在村委会选举规则进入乡村社会后，宗族力量对选举的影响并非都是负面影响，它可以成为村委会选举法的动员力量，在参与选举中摒弃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方式，并在选举博弈中形成竞争、妥协、宽容等民主品格，同时村委会授权来源的改变使村委会干部由眼睛向上变成向下，使村委会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已任。 在当前情况下，乡镇政府以行政手段解决农民纠纷，村委会正处于转型时期，选举中的一些问题使其尚未成为新的保护机制。如果国家不能杜绝基层政权行政执法中伤农坑农问题，不能及时为农民纠纷提供法律帮助必然会影响法律在农村社会中权威的树立。 习惯上农民纠纷的传统解决途径是村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现行《宪法》第111条、《民事诉讼法》第16条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中有相关规定。村民调解委员会根据法律、政策和社会公德，通过说服、教育、疏导等方法化解了许多民间纠纷。但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其缺陷也非常明显。一是调解委员会委员缺乏法律知识，二是因基层法院履行各种审判职能，工作繁重，几个乡镇才设一个派出法庭，很难对散落农村中的调解组织进行指导，造成调解主要以一般的公序良俗作为指导而非以法律为依据，缺乏统一的标准，往往达成协议后一方反悔难以执行，造成调解组织的威信降低。甚至在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建立过调委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纠纷出现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农民越来越重视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益冲突加剧，可调解性下降。尤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号的指引下，村委会、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对农民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果说农民之间的利益纷争可以通过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等传统途径来解决，而当行政性质的权力介入纠纷时，这些传统途径就会变得无能为力：村委会、乡镇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资源如土地、山林、池塘水库、集体企业的承包权的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开发对农村土地的征用、拆迁中对农民权利的侵害等。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农民或因缺乏法律知识无法寻求帮助，或因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无法得到应有的帮助而处于被动地位。在失去了维护农民利益的农民协会后，如今的村委会、调解委员会无法肩负起保护农民利益的重任。何况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对贫者弱者所负有的一种责任，民间机构往往因经费、人员、机制等因素而力不从心，在为农民提供法律救济方面存在机构缺失的制度性问题，为社会秩序的动荡留下了隐患，以下事例可见一斑：2002年11月29日，广西防城港市政府以“保证港口至防城航道畅通，减少港池淤积”为由，通告责令全部一千多养殖户在2002年12月20日前将防城入口到江山一带浅海养殖设施全部自行拆除。这些养殖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使用该海域，都有持有海域使用证，其海产以三年为一周期，大部分都是在2000年先后投养，尚需一年到收获期，而该市已无其他浅滩可以移殖，此时拆除损失巨大。同年12月9日养殖户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知不予受理，12月12日又递交《关于要求延期拆除西湾养殖设施的报告》 ，请示政府体察困难待该批海产品收成后再自行拆除，但市政府置之不理。12月25日政府组织300多民工，两百多公检法和其他政府部门人员强行拆除养殖设施，导致全体养殖户到市政府门前请愿，又被公安人员驱赶。为此，众多养殖户通过各种渠道申诉上访。市政府在拆除部分设施后却又停止了拆除行动，在设施已被拆除的养殖户中有的损失将近四十万元，东拼西凑借贷而来的财产毁于一旦。被拆的怨声载道，未被拆的暗自庆幸，可见行政行为的随意性对农民利益，对政府形象，对法律尊严的巨大损害。r回顾整个事件，且不论政府的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养殖户在法律上的孤立无援显而易见。由于缺乏组织，他们没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由于缺乏法律知识，他们不知行政复议应向市政府的上一级即自治区政府提起；由于海域争议案件是复议前置，不经复议他们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更没有法律援助机构给予任何帮助。这种现象促使我们对农民法律援助的机制进行检讨。 三．对现存法律援助制度的反思及机构选择 法律援助定位于为那些由于经济状况贫困，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而不能进行诉讼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公民或法人提供法律帮助，使其权利得以实现的一种法律制度。在我国现行法律中，为了保证贫者和弱者能够行使诉讼权利，《民事诉讼法》第107条规定了诉讼费用的缓、减、免。《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法院可以或应当为当事人指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几种情形。除此以外的民商事、行政案件都没有有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在涉农利益案件日益增多而农民法律意识未得到显著提高时，现有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如果农民没有法定的可寻求较低费用或免费法律帮助的渠道，就不能切实保障农民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无法实现农村法治的目标。因此，建立农民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法治社会要求政府必须承担的国家义务。 作为法律援助机构应具备一些必备条件：有完善的组织机构，有较高法律知识水平的工作人员，有一定的经费保障。纵观我国各种组织，满足上述条件的机构并不少，有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人大和政府的法制工作部门、司法厅局、律师事务所和法科大学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等。但由于它们各自的性质或地位、布局、运行机制、辐射力等因素，作为农村的法律援助都存在不足。 在当代中国社会，在县这一级，公检法司都有自己的延伸，有比较完备的体系，但到了乡这一级就有了一些变化。s在乡一级许多机关只有少数的派出机构。况且，法院作为一种裁判机构它的特点是地位中立，对双方当事人都要保持适当距离。如果由法院来充当法律援助机构，会造成法官先为当事人从法律上设计一个较为安全的诉讼安排然后再行裁判的印象，从法理上看这是不当甚至应该禁止的，也与法官的司法职业道德相冲突。检察院因为工作职责的规定，乡一级没有检察系统的工作人员，即使设立检察所也是为了调查、监督的方便。总体上检察院和公安系统工作人员主要职责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与农村大量的日常纠纷的司法解决关系不大。换言之，检察院与公安系统的工作内容主要涉及治安和刑事案件，而大量的农民权益冲突已超出了这一范围，检察、公安机关显然不适合作为农民的法律援助机构。 至于各级人大和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大都设立在县级以上，也是远乡村，无法提供及时的法律帮助。由于律师事务所的营利性质，农民往往无法或是不愿支付律师费用，要求一种营利机构长期法定地负担起公益性质的工作也不切实际。而法科大学中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从性质上最适合承担这一任务，但这些机构往往都地处大中城市，布局和经费问题使其无法肩负起为广大农村提供法律援助的重任。 在几乎所有政府部门中，最适宜担任农民法援机构的就是乡镇司法所。 四．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规范法律援助运行 司法所是设置于乡镇人民政府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是县司法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司法助理员则是基层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他们是中国司法行政机关的神经末稍。在我国农村，大部分的乡镇不是设立了司法所就是在乡镇政府中设置了司法助理员这一职务，他们在乡镇政府和县司法局的指导下工作，主要负责调解委员会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工作范围从解决打架斗殴到山林地界纠纷和离婚调解等。可以说乡村司法所覆盖面广，根扎农村，熟悉农民经常面临的法律问题，而且可以作出较快的反应，能够避免矛盾的激化，最适合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早在1995年2月，时任司法部部长的肖扬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的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途径和办法，给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帮助。今年要把这项工作正式提上议程，充分论证，抓紧制定可行方案使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尽快建立起来。”11从成本效益角度看，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设立在乡镇司法所之内，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是切实可行的。 一方面农民迫切需要法制宣传，只要工作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农民都会乐意接受；另一方面，从党政部门来说也需要司法所做好参谋以实现依法治乡和依法治村。一些乡镇领导也认识到司法所就象农村卫生院那样不可缺少，一个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一个缓解了农民对法律援助的迫切需要。一些地方司法所定下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目标，客观上为农民提供了法律援助。因此把乡镇司法所建设成农民法律援助机构和现实与需要相符合。 但是把乡镇司法所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显然加大了司法所的工作负担，必须加强建设力度。一是要得到党政领导的重视，一是要提高队伍的素质。现实中有的乡镇司法员是兼职从事，专职司法助理员中很多以工代干、以农代干，缺乏人员编制，文化程度偏低，形成成分多元化、管理多重化、待遇多样化，对开展基层法律援助工作非常不利。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就要积极推进乡镇司法所的建设。 首先，要加强司法所的组织建设。乡镇司法所要发挥作用必须要身份合法，机构的立户和列编问题是关键。机构列入乡镇政府管理系列有利于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乡镇工作规划，促使乡镇领导将其作为一项工作职责，有利于理顺管理指导和改善办公条件及工作经费的解决，同时便于在法援工作中协调各个部门。其次，要加大对乡镇司法所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培训，提高全心全意的整体水平和业务能力，通过吸收法律专业毕业生等途径来壮大法援队伍。最后，要明确乡镇司法所有关法律援助的职责和制度建设。司法所作为政府机构系列之一，其本职工作是指导村民调解委员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法制宣传及刑释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如果将其作为法援机构，它要负责免费为农民提供法律咨询，提供能最大限度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解决方案，及作为农民的代理人进行维权行动。这就必须处理好与现存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与律师在城市提供法律服务相对应，乡镇司法服务所主要在农村为农民进行服务。到1997年底，全国已经建立了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近3万5千多个（其中至少3万2千个是乡镇所），法律工作者近11万5千人（其中有10万多人是乡镇法律工作者）12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的工作性质与律师相类似，独立于政府机构，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但在许多乡镇，法律服务机构就在司法所下设立,人员也多有交差。如果不能理顺法援机构与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农民在寻求法律援助时很可能被以各种理由推到法律服务所进行有偿服务，法律援助就会有名无实，司法所就变成法律服务机构的“掮客”。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首先要明确法律服务所的独立性，要求其与司法所进行“脱钩”；同时制定完善的制度，对于符合援助条件的不得推诿，也不得要求农民到法律服务所寻求帮助，进行援助工作的定岗、定人、定责、定目标，建立工作责任制和监督投诉机制。 其次，要明确法律援助的范围和程序。范围应包括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只要农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都有可以寻求法律援助。程序上要先由农民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放宽援助条件；有的人担心法律援助成为所有人的免费午餐导致无理缠讼，其实农村中先富起来的农民为了得到更优质的法律服务会选择聘请律师等方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能因为这一担心而使大部分农民支付较高的维权成本或失去维权机会。 一般而言，如果不涉及行政权力，乡镇司法所援助机构可以完成农民的法律要求，但当行政权不当运作侵害农民权益时，乡镇司法所出于行政级别和当事人一方的地位，就不再适合作为援助机构。这时应建立某种制度要求律师介入。司法所作为援助机构的便利之处是其上级主管部门县司法局负责对律师的管理。按刑法和律师法的规定，司法局、法院有权指派律师承担一定的法律援助任务。通过制定相关条例要求基层司法所在发现法律援助涉及行政机关时，应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请求指派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任务，使当事人得到更优质的服务。 五．结语 农村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将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性安排，使所有人无论贫者弱者都得到平等的司法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加速农村发展和依法治国的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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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您好，通常论文都由标题、摘要、正文、参考文献等四部分构成 标题要求直接、具体、醒目、简明扼要。标题应是整个论文总体内容的体现，要用词恰当，力求简短，能反映出论文的内容。 摘要要说明研究的目的、方法、成果和结论，要突出论文的新见解，语言精炼。提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即不阅读论文的全文，就能获得必要的信息。要便于检索。中文摘要200字左右。 正文是毕业论文的核心内容，包括绪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正文不要车轱辘话来回说，一句话表达准确即可，尤其不要多次出现主观感受性话语，类似于感受性的需要不可以作为论文的论据。绪论要明确、具体地提出所论述课题，本论主要阐述自己的观点及其论据，结论要写论证的结果，做到首尾一贯，同时要写对课题研究的展望，提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或可能解决的途径等。 参考文献即撰写论文过程中研读的一些文章或资料，要选择主要的列在文后。 做好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重新审视文献/更新文献。决定你的受众： 1）这是什么类型的文章：研究论文，回顾类论文，教程。 2）想要投稿什么类的期刊。 3）读者是谁：本科生，专业研究者，还有总是要面对的审稿人。 更多8条
“封面”样式 编号 xxxxxx大学 毕 业 论 文 课题名称 学生姓名 学 号 专 业 班 级 指导教师 2004 年 月 “目录”样式 Reflection on Chomsky’s Idealization of Language I Introduction II Demonstration A Language as a concrete system of signs, has its own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xt of Language is a The conventionalization of B Language as a social institution, is born with It develops and interacts with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Language evolves hand in hand with the Influences from the society upon 1) Macrolinguistic perceptive 2) Microlinguistic perceptive Influences from language upon society 1) 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society 2) Social factors and linguistic research III Conclusion “英、中文摘要、关键词”样式 Abstrac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Chomsky’s methodology of idealization in linguistic Although the idealization in physical research from which Chomsky’s idealization deprives can still keep natural laws’ validity, the author points out Chomsky’s idealization is not The key point lies in the exclusion of social factors in his Then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the reason why Chomsky’s exclusion of social factors is not accessible from two aspects: (1) Language is a concrete system of (2)Language is a social Only in the context of society are these features significant and integrate, can language bear its form and forward its development and keep up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Therefore instead of “being idealized” out of linguistic research, social factors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base of the Otherwise the object of the research will be totally changed and the research itself will be As for what factors can be temporarily idealized without changing language’s fundamental features? This is a question worth our further study in the 摘要：本文从Chomsky在语言学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理想化模式入手，认为Chomsky为了使研究变得简单，便将与语言关系紧密的社会因素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这是一种不可取的理想模式。接下来本文从两个主要方面阐述了理想化模式不可取的原因：一是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只有在社会的环境下才能具有完整的意义。二是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无论是它的产生还是发展过程，都在不断地和社会发生着相互作用。故而只要是研究语言学，我们就不能将社会因素“理想化”。至于什么因素可以暂时不予考虑，这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 理想化，符号系统，社会结构，语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
法国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理念及其启示 法国现代园林景观的设计理念 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在一个充满变数的社会，在一个追求个性的时代，就整个行业而言，任何单一化的、片面强调某一方面的设计理念或设计方法，最终都将遭到社会的抛弃。但就个体而言，面对激烈的竞争，每一个设计师又不得不追求个性化、专门化的工作方式。因此，就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而言，我们只能“就人论人，就事论事”，绝不能以偏概全，用几句口号来概括现代园林景观的整体设计理念。对于同样的理念，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即使同一个人，当他面对不同的场地或项目时，也可能会提出不同的设计理念来。此外，随着现代园林景观从业人员构成的日趋复杂，各种设计理念层出不穷，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主流设计师的理论与实践，而不要片面地追随“先锋”、“前卫”的设计理论，或者只留意那些具有很强视觉冲击力的作品。 总的来说，法国现代园林景观的设计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注重场地的设计理念 尊重场地、因地制宜，寻求与场地和周边环境密切联系、形成整体的设计理念，已成为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基本原则。风景园林师的作用并非在于刻意创新，更多的在于发现，在于用专业的眼光去观察、去认识场地原有的特性，发现它积极的方面并加以引导。其中，发现与认识的过程也是设计的过程。因此说，最好的设计看上去就像没有经过设计一样，只是对场地景观资源的充分发掘、利用而已。这就要求设计师在对场地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概括出场地的最大特性，以此作为设计的基本出发点。就像“潜能布朗”所说的，每一个场地都有巨大的潜能，要善于发现场地的灵魂。 2 注重空间的设计理念 园林景观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一些景观元素构成的实体，一是由实体构成的空间。实体比较容易受到关注，而空间往往容易被忽略。尤其是我们目前的设计方法，常常只注重那些硬质实体景物，对软质实体景物相对忽视，对空间的形态、外延，以及邻里空间的联系等等注重不够，形成各种堆砌景物的设计方法。因此，注重空间结构和景观格局的塑造，强调空间胜于实体的设计理念，针对视觉空间领域进行整体设计的方法，对我们来说显得尤其重要。老子在《道德经》中的第十一章说：“……故有之以有利，无之以为用。”也就是说，实体“有”之所以给人带来物质功利，是因为空虚处“无”起着重要的配合作用。 3 注重时效的设计理念 园林景观设计与建筑设计最大的区别在于，园林景观是随季节和时间变化的，是有生命的，是处在不断地生长、运动、变化之中的。因此，设计师提出将运动中的花园作为自然持久的作品。所以风景园林师必须认真研究时间性和时效性因素，注重园林景观随时间变化的效果，以塑造随时间延续而可以更新的、稳定的园林景观。一个园林景观作品的诞生，就像一个婴儿出世一样，他本身的生长、变化过程就能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愉悦和满足。不要期望园林景观作品一次完成、一步到位，那样将会失去很多乐趣。 4 注重地域景观的再现 所谓“地域性”景观，就是指一个地区自然景观与历史文脉的总和，包括它的气候条件、地形地貌、水文地质、动植物资源以及历史、文化资源和人们的各种活动、行为方式等等。我们所看到的景物或景观类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与其周围区域的发展演变相联系的。园林景观设计应针对大到一个区域、小到场地周围的景观类型和人文条件，营建具有当地特色的园林景观类型和满足当地人们活动需求的空间场所。 5 注重简约的设计理念 “少即是多”，简约并不是简单，相反却是对本质的深度挖掘和坦诚表现。高度概括设计方法和惜墨如金的表现手段，是简约设计理念的基本要求。简约的设计理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设计方法的简约，要求对设计对象进行认真研究、分析，从而抓住其关键性因素，减少细枝末节过多的纠缠，以求少走弯路，以最小的改变取得最大的成效，即事半功倍；二是表现手法的简约，要求简明和概括，以最少的元素、景物，表现景观最主要的特征；三是设计目标的简约，要求充分了解并顺应场地的文脉、肌理、特性，尽量减少对原有景观的人为干扰，也就是“最小干预”的原则。简约的理念实际上是要求有的放矢，反对闭门造车的设计方法。 6 注重生态的设计理念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保护生态环境的呼声日益高涨，以及在近邻德国的影响之下，法国风景园林师逐渐开始注重生态理念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运用。关于生态，有几点需要进一步阐述。首先，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不是光靠风景园林师就能够解决的，园林景观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态理念，更多的是呼吁政府、公众的关注生态环境，更多的是表明一种姿态；其次，风景园林师提出的生态理念与生态学家、环保组织提出的生态理念还有一定的差别，他们所关注的内容虽有着一定的交叉和融合，但根本上却具有不同的层面，否则社会就不需要风景园林行业了；最后，如若完全从生态原理出发，设计师往往会陷于极端而难以被社会接纳。 法国风景园林师并没有天天把“生态”挂在嘴边，呼喊各种“生态”口号，而是努力把生态理念落实在一些具体的设计方法上。生态学的本意，是要求风景园林师要更多地了解生物，认识到所有生物互相依赖的生存方式，将各个生物的生存环境彼此连接在一起。这实际上要求我们具有整体的意识，小心谨慎地对待生物、环境，反对孤立的、盲目的整治行为。不能把生态理念简单地理解为大量种树、提高绿量。此外，生态学原理要求我们尊重自然，以自然为师，研究自然的演变规律；要顺应自然，减少盲目的人工改造环境，减低园林景观的养护管理成本；要根据区域的自然环境特点，营建园林景观类型，避免对原有环境的彻底破坏；要尊重场地中的其他生物的需求；要保护和利用好自然资源，减少能源消耗等等。因此，荒地、原野、废墟、渗水、再生、节能、野生植物、废物利用等等，构成园林景观生态设计理念中的关键词汇。 7 对立统一的设计理念 自然与人工，是贯穿整个园林景观发展史中的对立统一体，是“以人为本”，还是“以自然为本”，是改造自然，还是顺应自然，既是某种园林景观形式、风格、类型的衡量准则，也是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因地制宜，根据场地状况和使用要求来决定的，不能片面地加以肯定或否定。一般来说，在城市环境中，应较多地考虑到人工与自然结合，考虑到自然的人工性手法，而随着离城市环境的远去，自然的作用在逐渐增强。 园林景观设计实际上反映出设计者对自然的认识、理解，并通过设计手段加以表现。在各种园林景观形式中，自然始终是设计的源泉。风景园林师对自然的认识、理解的程度，如何处理自然与人工的关系，是其设计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8 注重科学的设计理念 园林景观设计是一门涉及面广、错综复杂的边缘性学科，与多门学科交叉并受到它们的影响，如生物学、生态学、土壤学、植物学、美学等等。因此，风景园林师应采取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充分研究和了解各个学科特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强调科学的设计方法。 但是，园林景观设计又是统筹和综合的技艺，任何一门单一的学科都取代不了园林景观设计。因此，就某一个项目而言，我们可以重点突出某一学科的特点，但是就整体而言，片面追求某一方面特性并不可取。在一个复杂而充满变动的社会，单一性的景观设计趋向是难以为继的。现在这种不分场地、不分环境的强调绿廊、湿地的做法，实际是对生态学的误解，是在破坏生态环境，也造成园林景观的单一性和趋同性，最终必将像国际建筑那样遭到抛弃。 9 注重个性的设计理念 在一个越来越强调个性发展和个人价值的社会，个性体验、个人理解和个人情感的投入，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也是园林景观设计多样性和丰富性的保证。注重个性的设计理念，并非鼓励个人刚愎自负或脱离实际的闭门造车，而是强调个人对自然、对社会、对生态、对艺术、对历史等等的独特理解、在旅行中的独特体验、以及个性化的设计表现手法，强调个人对园林景观内涵与本质的独特认识。 对中国现代园林景观发展的启示 近10年来，中国的园林景观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面对开放度越来越高的中国市场，面对各行各业、尤其是境外设计师的激烈竞争，中国的风景园林师如何提高行业的门槛，并确立自身在行业发展中的地位？如何抵御外来文化的全面入侵与占领，并在全球化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何在研究借鉴西方先进理念与设计方法的同时，加深对本土园林景观文化内涵的研究与认识，营造既符合“全球一体化”趋势、又具有本国地域性文化特色的现代园林景观，避免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完全丧失自我，以致被世界文化所淘汰，是每一个中国风景园林从业人员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课题。 大量的园林景观建设项目和低劣的设计施工水准，造成中国现代园林景观整体行业欣欣向荣，设计作品却粗制滥造的矛盾局面，长此以往，将严重阻碍园林景观行业的健康发展。学习、研究西方现代园林景观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的设计理念，对推动中国现代园林景观的发展，无疑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然而，无论是学习西方经验，还是继承中国传统，都应以科学、严谨、全面的治学态度，注重其内涵与本质的研究，反对各种形式的断章取义、惟我所用。因此，法国现代园林景观的发展历程与设计理念，对我们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 1 规范行业管理，完善竞争机制 只有在一个规范有序、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才会有好的从业人员和好的作品出现。在国外严肃的设计师看来，中国还没有形成出“作品”、出“精品”的氛围；在国内设计师眼中，缺乏公平竞争机制、混乱无序的市场也不利于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因此，走规范化、市场化之路，完善竞争机制，是中国现代园林景观行业得以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 2 深入理论研究，反对形式主义 应加强对东、西方园林景观历史与文化内涵的研究，尤其是要深入研究其理论、理念，力求抓住园林景观本质性的内容，反对各种不求甚解的简单抄袭和形式主义风气。当中国人还在表面化地研究老子的学说时，外国同行则将其奉为研究空间理论的鼻祖，深度挖掘其理论的精华和实质。我们的园林设计不应一提到中国本土文化，就是仿古建筑，就是风水图形，就是金木水火土、阴阳八卦等等；一提到西方文化，就是欧式建筑、机械的平面构成，就是各种图案、色块，就是各种“风格”、“风情”等等。要提倡脚踏实地的研究作风，反对不求甚解的商业炒作。 3 借鉴西方方法，研究本土问题 学习、研究西方现代园林景观，首先要了解西方园林景观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要了解其历史背景、文化内涵，以及适用的范围、场所。不能盲目照搬，表面化地将各种各样的风格特征都弄到自己的花园里来。我们应注重借鉴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并借此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要注重在观念上的学习和研究，反对粗浅的模仿和抄袭。 4 提倡未雨绸缪，杜绝急功近利 尽管目前我们的园林景观市场表面上看来是一片“欣欣向荣”，热火朝天，但是，我们应该扪心自问，经过近10年的发展，我们的园林景观行业给我们、给后人留下哪些东西？现在看来，留下来更多的是遗憾，是若干年后人们不齿于面对的园林景观垃圾，是对园林景观资源与文化的糟蹋和破坏。如此急功近利、东拼西凑下去，中国的园林景观行业将走向没落，甚至遭到全人类的唾弃。 结语 大篇幅的比较和研究，最终目的都是希望从中得到一些启示，通过踏实的工作在我国出现一些好的园林景观作品。到底何谓好的园林景观作品？一个好的作品，是不能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应该从场地中“生长”出来的。正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一方“水土”出一方景观。许多有识之士，许多境外严肃的设计师，都在强调对中国现代园林景观的本土化研究，都在探索营建具有“地域性”文化特征的园林景观之路。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风景园林师的作用就像园丁一样，要充分了解自己脚下的这片热土，要精心选育适合这片“水土”的种子，并加以精耕细作、悉心呵护，使其健康成长。 －－－－－－－－－－－－－－－－－－－－－－－－－－ 广泛浏览，确定题目 相关论文寻找，数量十几到二十篇。 研读，每篇概括总结，将要点纳为己用 将所有论文要点归纳总结，凑自己的论文。
这个有点难，动漫控表示无能无力~~
村委会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能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在民主的实现形式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代议制的间接民主，由选民通过投票选举产生国家权力机关，再由它们代表选民来行使国家权力。有人把这种民主称为选举民主或票决民主。但代议制的选举民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选民只能通过投票来决定谁代表他们行使国家权力，而不可能自己直接参与国家权力的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力实际上就是隔几年参加一次选举投票。法国思想家卢梭两百多年前对这一类民主曾作过这样的评述：“英国人民自认为是自由；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各利益集团在竞选中利用金钱操纵选举，进一步放大了代议制选举民主的这种问题和缺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当然我国的主要民主形式是选举民主。另外，我国有长期形成的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这种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是有机结合的。我国的协商民主主要通过两条渠道来进行：一是政党之间的协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经常就国家重大问题直接与参政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协商对话，据统计，1990年至2010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近300次。二是政协会议的协商。此外，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进入人大、政府、政协和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也是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目前，全国各级政府和司法部门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约有2万人，31个省区市政府基本上都有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担任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或助理[2]。同时，各级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还聘请党外人士担任特约监察员、检察员、审计员等。这已成为发挥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作用的一项重要举措和制度安排。如审计署组织特约审计员直接参与中央预算执行、三峡库区移民资金、世界银行贷款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等重大项目的审计和工作和调研。2010年4月20日至25日，全国政协常委与上海市政协组成联合调研组，以“中国2010上海世博会的公共外交”为主题，对上海世博会的筹备工作，特别是对外宣传和对外交往工作开展了专题调研。2010年深圳市委书记、市长首次领办政协提案，首次组织7个大型调查组督办重点提案，使政治协商落到了实处[3]。根据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明确要求，现我们已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的必经程序，这进一步推进了我国两种民主形式的结合，使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建立在充分政治协商的基础上，从程序上实现了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与基本政治制度的成功对接，不但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拓展了民主的社会基础，而且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提高了决策水平，从根本上克服了单纯实行选举民主所难以避免的缺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民主政治发展是否正确，关键是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对照这三条，在我国三十年的民主政治建设中，政局稳定，社会安定，民族团结，正确处理好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经济走上了高速平稳发展的轨道。按照十七大和去年“七一”讲话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战略部署，只要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不懈努力，扎实推进，就一定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