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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要素方面考虑中西文化的差异比较全面。即下文提及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技能、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模式、语言符号、人造物品、物品的式样等方面。 文化要素即文化所包含的各种基本成分。综合前述各种描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技能、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模式、语言符号、人造物品、物品的式样等都是文化的要素，举不胜举。为了便于理解和把握，社会学家把文化要素分成以下几类。1．物质要素即文化的物质部分，包括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产品，其中尤以生产工具最为重要。人类创造文化，必须通过有形的制造品表现出来，如器皿、布衣、建筑物、水坝、公园等改造自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反映了人的需要和技术发展水平，反映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因此它在各种物质要素中是起决定作用的要素。人们对时代的划分有时是以使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为标准的，如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电气时代等。人们也用使用工具的特性来表示不同的文化，如"青铜器文化"、"电气文化"等。可见工具及使用工具制造出来的物质产业是文化不可缺少的要素。2．精神要素即精神文化，包括哲学、科学、宗教、艺术以及各种思想观念，其中尤以价值观念最为重要。精神文化是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人们改造自然与社会，创造和享受文化的活动无不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指导和推动下进行的，所以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文化要素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尤其是价值观念更是文化的精髓或灵魂，是核心要素。价值观念是人们判断是非、选择行为方向和目标的标准。人们追求什么，鄙弃什么，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价值观是在社会共同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所以在一个群体或社会中，会形成大体一致的价值观，这就是群体或社会的价值。群体或社会的价值决定着这个群里或社会的特有生活式样。3．语言和象征符号要素人的交往只有借助语言和符号才能进行，一切知识的继承和传递也只有借助语言和符号才能实现。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不仅是一个工具体系，而且是一套长期养成发音的习惯。人类学家们长期考察发现，世界上大约有2800种不同的语言，其中大部分语言没有共同的词汇。所以并不是任何不同的语言都可以互相翻译的。译文不可能跟原文完全响应。这说明语言是人们观察世界（甚至是改造世界）的工具。人们用语言在自己的头脑里建造了客观的世界，所以语言不同，对世界的反映也不同。例如对颜色和味道的表达，有的语言词汇很多，可以区分许多极细微的差别，而有的语言词汇很少，区分力很低。中国人常用酸、甜、苦、辣、涩来形容味道，难道世界上所有物质就只有这五种味道吗？中文里有"你"和"您"两个词来表示第二人称，英文中就只有一个"you"，以致当中国人面对年长尊贵的美国客人说话时，很不好意思直呼"you"。其实英美人的语言中对年老位高的人表示尊敬，不是用一个词，而是用句型的不同来表达的。这就是中美之间文化的不同。符号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也是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手段，甚至比语言还运用得更广泛。符号有身体的姿势、表情、动作、声音、图形、标志等。有的符号是表征的，如国徽、军旗，有的符号是指意的，如禁止通行的符号，前者含义丰富，后者意义明确。符号的不同也是文化特色的表现。4．规范体系有些人类学家把文化归结为人的行为规范和模式，足见行为规范和模式对于文化的重要性。人们行为办事要有规矩，不同的人办不同的事，要守不同的规矩。规矩就是社会规矩，是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根据需要指定出来或衍生出来的，它是一定的价值观念的具体化，是支撑价值观念的。各种规范互相配合共同调节人们的各种社会行为，以维护社会秩序。世界各国规矩之多，差距之大，令人茫然。不懂规矩，手足无措，说明不懂规范性文化就办不成事。一个不懂宴会礼仪的人参加宴会会感到局促不安，不能顺利地交往；相反在一个普通的家庭聚会上使用正规宴会的礼仪，就令人觉得装腔作势、可笑。规范是一个群体和社会文化的外部表现，所以了解一个群体和社会的文化，首先是从认识规范开始，进而才能达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立夫经过多年的深思熟虑得出一个结论：中西文明之所以走向不同、发展不同、结果不同，根本是由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使然。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人类观察世界、处理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的不同，继而在建立思想理论、构造科学体系、创设技术系统、设定经济体制等方方面面也都不同，甚至人的脾气性格行为、价值观都有不同，最终必然导致文明的走向、发展、结果的统统不同。 举一个现今正在争论的中医为例，中医和西医正是中西两种思维方式演化出的不同学说体系。西医是科学的一种即医学，它完全是用西方的思维方式即形式逻辑构造起来并由实证方法证明的科学体系。中医确实不应该叫科学，中医处处所体现的是中国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种方式格物致知最终才形成的医道。中医无愧于真理，而且它不但能治已病，还能治未病，它完全是由中国思维方式演化出的理论体系。因此中西医是建立在两种思维方式即两种对客观认知与评价体系之上的不同的理论体系。现实当中正是因为中西医的上述不同才使其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所以也就有了今天中西医的结合即两者的相济为用。 西方的逻辑思维、实证方法演绎了西方灿烂辉煌的现代文明，这是世人所熟知并津津乐道的。但是，人们对中国传统的用以格物致知的思维方式却知之甚少，以至今日也无人把它界说认识清楚。这既是最大的悲哀，也是我们中国人面临的最具挑战的并亟待回答的大课题之一。 不能准确、全面、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的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就不可能真正知道这种思维方式的妙处、价值与局限，更不能正确评价和认识我们伟大的古代文明。我经常在问在想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诸子百家精湛、丰富、深刻的学说，竟如雨后春笋一样地突然暴发？其实仔细想来一个极重要的条件即主观条件，就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在面对并解决非常复杂深刻的客观问题时，已经变得非常地成熟了，可以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其实恰是中华民族对人类贡献的一大精神硕果，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了我们民族的方方面面，演化出了一切一切。当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随着章回小说的精采纷呈，我们的古代文明的一切方面就全部发展到了极致。 比较中西两种思维方式，可知两者各执一端，各有短长，其不同恰是相反相成，故能相互比较、相互对照、相互启发，以至于相辅相成、相济为用，这是中国与西方各自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因而是人类的两大瑰宝。立夫敢于大胆断言，这两种思维方式将共存共济、和而不同地发展下去，直到人类不再存在的那一天。 一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今天我们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取得了初步的成就，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我们痛感还是少了什么，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对我们自己传统的思维方式与古代文明重新加以审视，由此我们有希望、有条件比西方人较早地把握这两大法宝，去迎接、去拼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 由此立夫写了《二十一世纪必将是中华民族的世纪而且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和《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以及演化出的古代文化为什么必将发生最伟大的维新》，以期抛砖引玉，聆教大家。
内容摘要：中国当代的主流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导向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正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人本精神、科学精神、自由与平等为主流的西方文化，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中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将从分析中西文化的现状出发，论述这一分析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意义。关键词：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现状；比较；现实意
中西审美差异及原因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是两种不同思想文化体系的美学。他们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各有其不同发展史,中西美学是最为古老、最具特色而至今最有影响和活力的两大美学理论体系。以孔子和老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美学是经验美学、伦理美学和社会美学。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美学是理性美学、宗教美学和心理美学。中西方在审美方式上、审美心理上和审美理想上存在着种种差异。一、在审美方式上中国古代在审美思维方式上是实用理性,“贵悟不贵解”②主张审美主体要进入“悟”的心理状态去体验美和创造美,要求审美主体在“心与物会”、“神与象交”、“情与景合”的浑然统一中,去体悟宇宙万物的生命意蕴和美的性质。因此,主体在审美观照中,只注重事物内在的规律性和一致性,对阴晴晦明、风霜雨雪、月落乌啼、水流花谢等种种自然现象,都不采取细致分析的态度,而是以心灵去冥和自然,畅我神思。西方古代在审美方式上是思辨理性,“贵解不贵悟”,强调理解、思辩,主张审美主体要注重理性自身的逻辑性、严密性和完整性。二、在审美心理上中国审美心理偏重于情感和理智的统一,偏重于内容的和谐。中国儒家美学将美看作是美和善的和谐结合,就是要在审美活动中用来束缚情感,从而将审美情感纳入特定的伦理轨道,让情在理智的约束下有限的活动,从而使先天的情感欲求符合后天的伦理规范。西方审美心理偏重于心灵与理智的统一,偏重于形式的和谐。西方传统美学将美看作是真与善的和谐统一,强调在审美活动中,要用灵魂束缚肉体,用理性压抑感情,认为“最高的美不是感官所感觉到的,而是要靠心灵才能见出的”。中国在审美体验中,往往以理节情,注重向内心和向无限的超越:渴望从有限中发现无限,所以中国人喜欢登高远眺,喜欢极目抒怀,强调澄怀观道,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西方更讲人的天才禀赋,而中国更重积学修身。中国讲“养气”,重“虚静”,协调内心,不致过度激烈。中国审美体验的最高范畴是“畅神”、“悦志悦神”,更重视内在美的人格修养。西方最高的美是上帝,是神,更重视非理性的外在美。三、在审美理想上中西方在审美理想上都以“和谐”为美的最高理想,然而不同的是:中国人对儒家的“中和之美”表示认同,从而侧重审美主体的心理属性；西方人对柏拉图的超验的和谐理想表示认同,从而侧重审美对象的物理属性。其实,无论在中国的心理结构还是在西方的物理结构的背后,都还隐藏着深刻的思想内容,这就是中国的“人人之和”和西方的“人神之和”。中国受孔孟儒家思想的影响,历来把协调人心、稳定社会看成是审美活动的最高理想。西方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影响,强调只有当灵魂受到宗教的洗涤与净化之后,才可能透过物体和谐直观上帝的和谐,从而在精神上与上帝融为一体,这种最高的审美理想,就是人与神的和谐统一。在中国与西方审美文化剧烈碰撞之际,审美意识彼此相互融通之时,进行中西审美差异的比较,进而探索中西方人格的差异,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的美学思想体系,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反思自身,从而建立起既符合经验传统,又具有现代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中西审美差异产生的原因产生中西审美差异的原因要从中西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及审美理想的发展演变来看。儒、道思想集中代表了汉文化不同于世界其它民族文化的基本特质。儒家美学的中心概念即是“中和之美”，强调以文权体制为中心的宇宙间的一切的普遍和谐，“中和”的宇宙是一个以现实政治和人伦社会为中心的整体和谐的宇宙，它作为儒家文化的理想是美的极致。儒家美学的最大贡献是为中国文人提供了一种普遍关怀一切存在的心灵，正是这种心灵决定了中国诗画中的那种“提神太虚”“散点透视”的空间构造和它的宇宙感，人生感。道家所尊崇的是天地万物的自然而然的生成之道。道家美学的贡献是为中国艺术提供了一种审美的境界，它的基本特征是“虚静”和“空灵”。庄子主张把自我同化于自然整体，最高的艺术境界是同于自然的一片无我而又充实的虚灵，一种“淡然无及而众美从之”的境界。在西方美学中，希腊文明向西方艺术提供了一种以神圣的形式为中心概念的美学价值，基督教文明则向西方艺术提供了一种以光和色彩为特征的美学价值，二者相互渗透和彼此共同构成西方美术在美术风格上的总体面貌。
去图书馆找本关于旅游文化的书选择性地分段摘要自己写一下，希望你文笔好点可以写旅游文化差异可以写饮食文化差异可以写礼仪文化差异分点，分段，条理清晰即可选3-5个国家做分析就OK了
写作思路：首先提出跨文化交流的意义，提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写到跨文化交流的解决办法与做法。跨文化交际是指将跨文化、商务、交际三个要素结合在一起, 进而演变成一个全新的文化领域。在当前的商务活动中, 跨文化交际通常包括跨文化的商务交际礼仪及商务人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等, 其中商务人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直接会影响到国际商务活动的开展, 面对的当前在国际商务中存在的跨文化交际问题需要国家有针对性的培养商务人员的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 保障商务活动的顺利开展。1、 跨文化交际在国际商务中的重要性国际商务是指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各种贸易交流的总和,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以及国际市场的不断完善, 国际商务活动的开展在促进世界范围内经济共同发展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国际商务活动的开展给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人们都提供了交流平台, 这种跨文化交流在实施过程中又进一步的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发展, 使其现代企业能够突破国内市场的桎梏, 继而在国际市场的舞台上大显身手, 实现自身企业的规模化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同时, 现代企业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也需要从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出发, 全面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为国际商务活动的开展奠定基础。国际商务跨文化交际问题与解决建议2、 在国际商务中存在的跨文化交际问题2。1、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差异问题。在国际商务的跨文化交际中, 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就是交际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 其中语言是国家文化的代表, 也是文化得以继续传承的重要载体, 其在跨文化交际中还承担着实现人们交流的重要功能, 可以说, 国际商务中的任何一项活动得到开展都需要语言作为依托, 同样, 语言的差异存在的交际问题也是当前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的最重要的问题。以中文和英文为例, 虽然在国际商务中翻译可以为交易双方提供方便, 但是中文的表达往往会比较委婉, 翻译并不能就中文所表达出的内涵意义进行分析, 相反的英文就会比较直接简单, 这就使得双方在交流过程中往往只会了解字面意思, 容易使双方对彼此表达的意思产生误解, 从而影响跨文化商务交际的顺利进行。2。2、 跨文化交际中的思维方式差异问题。思维方式是人们看待事物的角度、方式和方法的总和, 决定着人们思考问题的根本方法, 而在国际商务的跨文化交际中, 思维方式往往会直接影响交易者的行为方式。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较大, 其思维方式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主要是以形象思维为主体, 注重综合思维, 尤其喜欢迂回的方式, 而西方国家会比较注重分析思维, 偏向理性、逻辑和实证, 因而东方思维会偏向模糊, 西方则是偏向精确, 以上思维方式的差异会使得国际商务的开展存在交易上的阻碍。2。3、 跨文化交际中的价值观念差异问题。价值观念的不同会影响人们对同一商品的价值判断, 这也是影响国际商务活动的重要因素, 而且价值观念的不同使得交易双方极易在针对商品价值的制定以及合同的签订上出现分歧, 影响下一步的商务合作。2。4 、跨文化交际中的习俗差异问题。风俗习惯的差异不仅存在于各国之间, 同一国中也会因风俗习惯产生争议。而在国家上午中的跨文化交际中, 风俗习惯的不同极有可能会引发交易矛盾, 影响商务活动的开展, 不利于跨文化交际的顺利开展。3、 解决国际商务跨文化交际问题的建议在国际商务中, 各国之间由于政治背景、文化背景、经济背景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跨文化交际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尤其是现代企业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就必须要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商务人员的跨文化交际是国际商务活动开展得基础, 因而需要企业有针对性的培养商务人员的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 保障企业的国际商务活动顺利开展。3。1 、培养商务人员对不同国家文化的理解能力。国际商务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无一例外都是因为国家所具备的不同文化, 因而在对上午人员的培养过程中首先就是要培养其对不同国家文化的理解能力, 使其能够理解并接受不同国家文化的差异。因而在培养过程中需要商务人员对不同的文化现象、模式及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有一定的观察力和理解力, 要求商务人员能熟练掌握不同国家的生活习俗、思维模式及社会价值观等。以便商务人员在国家商务的跨文化交际中能够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其文化背景适当的调节交际方法, 从而从实际出发去分析并解决问题。3。2、 提高商务人员对跨文化交际问题的解决能力。当出现跨文化交际问题时, 如果能够及时有效的解决问题也有可能力挽狂澜、扭转战局, 因而还需要提高商务人员对跨文化交际问题的解决能力。这就需要商务人员具有较好的应变能力, 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妥协、竞争、回避等方法, 审时度势, 确保际商务跨文化交际能顺利的进行, 促进商务合作和交易。结语：综上所述, 跨文化交际是当前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得重要手段, 在国际商务中所出现得跨文化交际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商务活动的开展, 不利于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共同发展, 因此我国现代企业需要认清形势, 加大投入, 有针对性的提高商务人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以便促进国际商务的顺利开展, 实现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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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都沾沾自喜于日本人学习了中国，因此，推论日本的发展是学中国的。但从制度的角度看，日本在明治以前绝不是同中国相似，而是更相似于西方的贵族政治，这是日本西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中国极大的科举制未到日本，就是极明显的例证。但是，从文化的角度看，日本又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本不同于中国，其思想具有杂拌性，而缺乏逻辑上的一致性，日本没有坐标轴式的思想核心，相比之下，欧美的基督教、中东的伊斯兰教、中国的儒学都在相应国家占据着思想核心的位置。日本的思想，包括了国学、神道、本土化的佛学和儒学，以及被改造了的欧美思想。佛学和儒学，都成了辅翼“皇运”的得力助手。中国儒学中华夷之辨的民族情绪、等级礼教的专制观念，都成为日本的武器。 明治时的伊藤博文，在引进君主立宪制时，确定以天皇为国家权力中心，视为“现人神”，并以此为“国体”建立日本的思想核心，为儒学服务于天皇打下了基础。明治以后，儒学和军人结合，武士道成了全体国民的理想。《军人敕谕》的发起人山县有朋和起草人西周，都具有深厚的儒学思想（西周甚至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夫”）。《军人敕谕》渗透了儒学的观念，其内容在“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的前提下，提出军人精神的五条标准，即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朴。对忠节的阐释如“军人以尽忠报国为本分，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对礼仪的阐释如“须知下级奉上级之命，实为直接奉朕命之义。为不暇者，其长官所命，纵有不合情理之处，亦不得有失恭敬奉戴之节”；等等。敕谕称五条标准是“天地之公道，人伦之常经”。归结为一点，就是诚心，“心诚则无不成”。与《军人敕谕》类似，天皇侍讲元田永孚1879年起草的《教学大旨》强调：“教育之要，在于明仁义礼孝”；“徒以洋风是竞，恐将招致不明君臣父子之大义亦不可测”；“是故自今以往，应基于祖宗训典，专一于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使人人崇尚诚实品行”。1890年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将儒学融入“国体精华”，同时又强调全民武士化，“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辅翼天壤无穷之皇运”。1880年成立的斯文学会以及1918年在斯文学会基础上重组的斯文会，均把儒学与军国主义结合起来。斯文会会则第一条就是：“本会的目的是以儒道为主阐明东亚学术、翼赞明治天皇教育敕语之趣旨，发扬我国体之精华。”“兼及宣扬兴亚理念以扶翼八□纟肱一宇之皇谟”。而儒学中原有的自由、民本思想则被抛弃，甚至孟子都被排斥。中国儒学的“以孝为本”演变成日本儒学的“以忠为本”。研究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流变，能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国儒学。 明治时期，日本走上学习西方的道路，以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为代表，但入欧恰恰体现了它的亚洲性，以亚洲为本使它又走上了“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之路。与中国不同的是，明治以后的日本，极推崇军人。1899年，梁启超在东京上野，恰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和老兵退役，“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大率每一兵多者十余标，少者亦四五标。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之者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与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朝廷以此为荣途，民间以此为习惯”（《饮冰室自由书．祈战死》）。1904年秋瑾在横滨，也看到了与梁启超类似且更为狂烈的镜头。其后到二战时期，无不是举国若狂，同梁启超看到的日本“征清”、秋瑾看到的日本“征露”（露西亚，俄罗斯的日译）无任何差异。在陷入中国泥沼、对华战争已倍感疲倦的日本国民那里，又因为对英美开展而精神振奋，热血沸腾，包括左派也支持战争。战后又因为保留了天皇制度而没有（也不能）反思战争责任。日本政府在70年代以来所做的谢罪和反省，都是出于“为了和他国交往而不得不道歉”（日本学人语）的动机不纯态度，在回避之中，日本人保持了和平态度但完全继承了以前的帝国性。而帝国性的存在是十分危险的，90年代，日本开始放弃和平主义，军国主义由泥沼下的冬眠变为惊蛰后的蛙鸣——日本的军国主义从来就没有死亡，所以也就无所谓复活。一本“日本人是去参战，还是逃避战争？”的漫画，在年轻人中销售几十万册。从文化上剖析，有助于把握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及其民族性。 另外，日本人具有极大的两面性，其文化文雅而暴躁，赏花落泪而杀人不眨眼。这也是研究日本问题必须注意的。
文化差异那就差得远。
中国和日本在教育上差异性很大，日本在二战后能够迅速崛起，与他们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对比两国儿童教育观，既能进一步了解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也能在研究中给中国的儿童教育提供指导性的建议。笔者将从中日家庭教育观念以及学校教育方式两方面来进行论述中日教育文化的差异。以此分析中日教育模式下所教育成果的差异。一、中日家庭教育观念的差异价值取向每个中国家庭中的孩子都曾听到过这样的话：“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在中国人口多而资源相对有限的社会，只有不断完善自我才可以有一日得以出人头地。因此，中国众多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以及令孩子通过快人一步的超前学习达到脱颖而出的目的。从而出现了每到周末各大补习班都人满为患。院子中越发见不到孩子们的身影，窗台的台灯亮至深夜也越来越平常。日本家庭教育理念中更注重于礼仪和素质教育，父母更关心孩子在学校中是否开心，是否能够融入学校的环境。相比于地位、金钱，团队意识在日本人的心中的地位尤为重要。因此，父母对孩子们的教育更多的投入在如何融入班级，融入小团队。他们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个人在团队中的表现。因此，中国的“个人本位”教育理念与日本的“他人本位”观念的差异导致中日教育方式的不同，根本原因由于中国目前仍处在发展中，人口基数大而就业岗位相对较少导致竞争相对激烈。并且教育水平的落后导致中国优质教育资源非常稀少，也迫使如今许多中国家长不得不以抹杀儿童童年玩耍的权利而进行高压的精英教育。日本相较于中国教育水平非常发达且平均，小学中学不存在重点之分，师资力量的平均化也使得学生能更好的拥有相同的教育资源，从而减少其竞争压力。因此，不同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教育思想，所以导致了孩子整体发展中的不同表现。教育方式中国和日本，同属于东方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讲究以家庭为基础，因此在教育模式上以家庭为主。但是中国家庭教育更多提及孩子树立远大的志向，却忽视了孩子相关品性的教育，过度放纵、宠溺孩子使得如今高分低能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反观日本，日本家庭更侧重于教育孩子意志磨练方面，从小就被教导要服从、忍耐、自省。日本幼儿园的传统之一便是冬日裸跑，以此锻炼孩子们的意志及身体。中国家长则更多的对此现象表示无法接受，中国以防止为主，预防感冒、害怕冻伤因此对孩童的保护做的无微不至，却让其失去了抵御寒风的能力；日本以适应为主，无论是天气还是社会环境，都强调适应大环境，适应社会，以此完善自我。在教育方式中，日本的教育方式显然更加适合增加孩子们身体抵抗力以及离开家庭后适应新环境的能力。 教育观念在中国，家长更习惯于使用：“乖、听话、有爱、有礼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等，这些词汇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家中要听父母的话，对待长辈要有礼貌，但是如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却在很多家庭中很少见到，过度的溺爱以及传统礼教的实施不力导致中国的孩子对于自己独立性人格以及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有所欠缺。在日本，“不妨碍他人”是为人处事的主旋律，这使得在日本社会中个体更具有责任感，自己份内的工作必须自己完成，不会给他人添麻烦。但是相应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日本老人无人赡养以及年轻人不堪重负而轻生的现象无减反增。这种“不妨碍他人”的思想也体现在不妨碍子女的生活，子女不用照顾老人，因此老人晚年的生活幸福保障力度不足。因此，教育观念的不同是不同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互相取长补短，方能有所改善。二、学校教育方式的差异评价体系在中国，评价一个学生的好坏主要由其学业成绩的高低来评判。只要小孩子学的好，不管干什么都可以认为是对的。因此，这也导致了在一些中小学校中，分数高的同学可以肆意歧视分低的同学而不受到他人的指点的现象，也导致了新年过节倘若成绩不理想便无法面对亲朋好友的自卑感。在这个过程中，会使一些学生的心态开始扭曲，渐渐打下“只要成绩好就可以获得圆满的人生” 的人生观。然而在日本，学校评判一个学生的好坏更多的是看其对于集体的融入程度以及通识教育。他们在幼儿园阶段没有课本，只有绘本。学校的教学计划中，完全没有数学、英语等课程，因此日本的小孩子在幼儿园中没有那么多的压力，更多的能令他们真正的玩起来，通过玩耍教会他们融入集体，学会微笑，学会说谢谢。不同的评价体系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不同的。中国填鸭式教育培养了非常多的高技术人才，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拥有着不凡的学术能力，但是他们的社交能力以及为人处事能力相比于日本青年则逊色许多，这也导致了许多高校中存在着只会自己搞学术研究而不会与他人合作的现实，制约着中国科技水平的提升。日本教育的评价方式使得其学生拥有更好的为人处事的能力，但是专业性却不如中国人。他们依赖于集体的力量而非个人，因此在集体的努力下，往往面对诸多困难时拥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更有利的推动社会的发展。教育实用性许多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在学校中学了很多知识，如今步入社会后能用上的知识寥寥无几。以军训为例，中国 儿童接受的都是最简单的站军姿、队形之类的训练， 整个军训的时间也不长。而日本儿童的军训方式却不一样，不光没有家长的全程陪同，而且在军训内容上也和部队正规军训一样。比如日本儿童模拟战争时人员受伤的抢救场面，两个儿童全身军装用担架抬着伤员，一个女孩子模仿医务人员进行抢救治疗，而且是在雪天进行。可以看出日本儿童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更注重实用性，并非像中国一样注重形式。他们在校期间每 一项活动及课程的设置都有明确的目的，都能对儿童的健康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更早对于相关能力的培养与投入也使得日本人在步入社会后更加适应。
日本文化就是华夏－汉族文化的分支。但还有很大区别，主要原因是：1，日本的文化主要是六朝、唐朝、宋朝、明朝时期从传播过去的，再经过他们自己消化吸收，自然有所变动。2，中国在宋朝、明朝灭亡的时候，受到异族统治，文化遭受重大毁灭（尤其是满洲清国的文字狱），丧失了大部分文化，因此，现在的中国，没有保留多少传统文化。而中国人长期当亡国奴，因此，人的本性也改变了，称为了一盘散沙。3，中国的地理位置非常好，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因此有绝对的优势。而日本则地理位置不好，资源贫乏，因此有绝对的劣势。注意，我用的是绝对，而非相对。因此，多数日本人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做事认真；而多数中国人没有危机意识，做事得过且过中日文化在于本质上中国文化是包容却有脉络和原则的，而这个原则是理性和道义的；日本文化只是善于模仿却有另一种狭隘的固执情节在里面，他们首先是神道文化的根底和中国文化儒学昌明天道自然佛家大智慧的平等清净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化是人为本敬天爱地自立立人的文化是，日本的文化是有一定固执和偏见情绪的文化，缺乏包容，有表象而无精神实质的传承，喜欢走捷径有大贪心嗔恨心，所以造就一定文化思想上的痴．比如禅宗在日本被搞的不伦不类，他们还自己觉得傻不错呢？可以外行，打扳子狮子吼什么的表象容易，提到具体实质就完全背道了．日本文化的根脉在他们的神道文化上，学习中国文化是形似而非究竟理地．至于这位先生的奇异观点，好象是说中国文化善于同化，所以亡国也没什么被日本占了也未必不好，此言甚是浅见．一个恶劣的学生是不可能学到老师精华的思想和行动的．元朝没有清朝也是一半，他们运气好遇到康熙雍正乾隆这样重视文化善于运用文化思想作政治手段的皇帝罢了，文化衰落国家的兴盛是假向经不得实际历练的；一二百年的盛衰弹指一瞬算什么，大家要仔细研究中国文化目光的长远和发心立地的不同处．中国文化的衰落就在宋明清这三代上，朱熹是有很大过失的，真正的儒学基本上毁在他手下。19世纪中叶以前的日本，在西方观察家的眼中如同当时的中国一样，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沉睡国家，这是因为日本早在公元六、七世纪就拜中国为师，派出不少“谴隋使”和“谴唐使”全面学习中华文化，以至于几乎全部传承了中国的文化，英国人卢瑟夫·阿尔科克评价说：“日本实在是一个充满反常与逆说的国家”,这与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几乎是大同小异。继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1853年，美国人的“黑船”（军舰）也敲开了日本幕府封闭达218年的国门，日本也同样紧随中国面临着被西方列强宰割的命运。此时，虽然中、日两国的国门被打开，但西方列强自身也面临着不少困难，他们对东亚国家的侵略和瓜分尚未准备妥当，也就是说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就其外部环境来说，中、日两国都有成为东亚强国的机会。然而， 中国保守的落后文化观念左右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洋务运动”并没有触及到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而日本的维新派则及时抓住机遇，选择了决定性的“倒幕”，使日本“冲出了最危险的关口”（井上清《日本近代史》）。在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过程中，明治天皇率领文武百官向神明宣誓的《五条誓文》中，有一条为“求知识于世界”，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科学文化成了日本的纲领性国策。著名学者黄仁宇说：“日本民族注重自然，不沉湎于抽象观念，日本人经常在技术工作中体现出精研独到的能力，以及人与人之间易于协调的特点。”一个事例很能说明这一问题，1543年，一艘葡萄牙的商船在日本的一个岛上失事，船上的船员以上千两黄金的价格卖给当地首领一支火枪，葡萄牙人欣喜若狂。但是，日本人很快学会了制造火枪并且加以了改进，到17世纪初，火枪的价格已经降到了每支2两黄金。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人性格特征的著作《菊与刀》中，形容日本人的个性是一种菊花般的雅致、内敛和刀剑般的刚烈、坚韧的矛盾性格，这种性格以及“大和民族”本身多民族的构成体系，使日本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但是，却更能清晰地把握文化的走向。大和民族历来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不仅在科技领域，而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领域，也都以善于学习先进民族的长处而著称与世。著名经济历史学家G·C·阿伦说：“日本不是突然（1868年后）获得如此影响西方世界的能量与无休止的野心，从它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日本人有迅速吸收消化新观点与新方法的才能，更重要的是有训练有素并不断大胆实践的组织能力。”此时，正值世界工业革命的黄金时期，一种工业经济时代的新文化正在逐渐形成，而在日本人眼中一直被视为东亚庞然大物的中华帝国，竟然被劳师远征的小股英军轻而易举地击败，这使日本人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然而，直接促使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并将目标转向了新的学习对象，宣布“脱亚入欧”的真正原因，是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即“华而不实，缺乏雄心壮志，注重虚名，漠视实效。” 以至于在北洋海军即将全军覆没之际，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在给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劝降信中说：“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致也。”当时，慈禧皇太后一天的生活费用是4万两白银，实际价值可以购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的费用可以购买一艘超级主力舰艇。当年击沉中国“致远”号的日本“吉野”号军舰，就是清政府在德国汉诺威船厂订购的，因为后续的海军军费被挪用，无钱支付，才被日本买走。所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我们被人家打垮的，而是我们自己首先就已经垮掉了，因为一个贪图自己享乐的小朝廷是不会顾忌国家的利益与民众的疾苦的。惊醒过来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中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三大国策，开始了追赶西方的急行军。日本惊人的学习和复制能力此时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明治维新”后仅8年即1876年，日本的“黑船”就撬开了朝鲜市场；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日本又在中国得到了大笔赔款；10年后，日本又打败了强大的俄国。而中国人则一直固守着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认为中国的根本体制和文化是最优秀的，只要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学过来就行。所以，对西方社会的一切变化视而不见，因而一败再败，最终成为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对象。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境遇虽然让人感到同情和愤怒，但是，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也着实让人感到困惑。马克思就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对中国表示出一种不解：“一个人口几乎占世界1/3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的。”其实，中国的悲哀早在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谋害以后就已经开始了，而元朝初期血腥的屠戮政策更是注定了中国民族精神的彻底消亡。“数字化之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文化的自身力量越强（无论是国家的、制度的、代际的还是其他类型的文化），它就越不可能孵化出创新精神。习以为常并根深蒂固的观念、广为流传的规范以及各种行为标准都是产生新想法的敌人。任何以和谐以及均衡为骄傲的社会，几乎不可能诱发另类思想。”一个体系的和谐是自然达成的，而创新与协调的基础才是和谐中最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创新的价值之所在啊。从1298年马可·波罗在狱中撰写《马可·波罗行记》开始，到1687年柏应理、殷铎泽等四位神父编译的《孔夫子：中国哲学家》在西方的出版之前，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是无比崇拜和向往的。但是，当伏尔泰等启蒙主义者将中国奉为一种浪漫理想并达到极端的时候，很快一种否定力量开始强大起来。1736年，尼古拉·布朗杰在其《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一书中就已经指出，中国人固步自封，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施行的是一种古老、僵化、衰落、残暴的专制制度，随后，西方人用他们特有的审视眼光和标准，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了严肃的剖析。所以，西方人对中国的入侵在很大缘由上，是基于对中国文化本质的认识和对中国专制制度弊病的了解。但是，日本在近代发展中的表现却与中国的表现恰恰相反，他们提倡“中学为用、西学为体”，虚心学习西方的文化结构和科学教育体系，然后再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进行改造。可以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除了对中国亦步亦趋以外，几乎是与世隔绝的，而日本的发展模式也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但是，从日本所采取的战略来看无疑是成功的。[u]研究近代日本发展的规律，我们发现日本一直是把欧美作为合作伙伴，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把世界作为自己的市场；而中国长期以来则一直是以大国心态自居，始终是把欧美作为竞争对手，把日本作为合作伙伴（从来没有把日本作为竞争对手），把自己的市场当成世界来开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最终的结果表现明显不同，中国一直在发展中国家长期徘徊，日本则早已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u]当然，日本人的这种创新从本质上来说，并非全是源于自己的创新，而是说它采纳和仿效他人的创新更加快速有效，这种区别来源于对商业文明本质的理解与核心体系的建立。中、日之间的这种发展变化，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人一直将中国的文化引以为荣，要迫使中国人接受西方的文化实在是一件极其丢“面子”的事情，甚至至今希望振兴所谓的“国学”的观点仍然大有市场，因而，有人始终不能单纯理解西方文化的广度与深度。然而，正是日本这样惊人的变化彻底动摇了中国人的自信，终于迫使中国人认识到变革的重要性，这个社会再不变革真是不行了，于是，中国社会近代变革的历史终于拉开了帷幕。从日本的发展历程来看，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变求变”，拥有快速变化的发展能力，而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取得经济奇迹的关键，就是因为私营企业很好地把握了“以变求变”的精髓，所以呈现出非常卓越的表现。尤其是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日本企业不但能迅速地汲取欧美企业的管理精华，而且，更能结合自身的特点加以发挥创造，所以，日本制造的产品反而比欧美更具有独特的优势。日本战略之所以成功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从一个封建国家一跃成为了一个“后工业化国家”，可以说日本是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学习的成功典范，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和中日两国之间历史的纠葛，我们一直没有真正研究和承认日本的这种范例。中日两国之间的差别还体现在教育制度上：中国人的战略失误和落后意识集中体现为至今没有建立起与世界同步发展的、先进的教育制度上。19世纪末的史密斯曾评价当时中国的教育说：“中国的教育根本无法使接受教育者在能够理解和能够运用的意义上掌握一门学科。”，事实也的确说明至今中国的教育仍然没有更大的长进，因为100多年过去了，从1901年第一个诺贝尔奖颁发截止到2004年，在672位获奖者中至今中国学者仍然是一个零的记录。美国著名的日本研究专家赖肖尔总结说：“事实上对日本社会影响最大、使日本获得成长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教育制度。”早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教育就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国家相差无几，此后，更是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仅明治时期的第一个年代，就从23个国家请来了2400多个外国人教授西方的组织管理与生产方法。
【世纪末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论文摘要： 自70 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关键词： 中国建筑史 现状 对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群来说，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年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亦不例外。自70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在这些方法论的影响下，青年学术导向着眼于对建筑历史的宏观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胆的诠释和推论，希冀启迪现实，预见未来，而不甘于传统的考据与实证式的“做学问”。一批才华横溢，西学中用，推古论今的佳作就此涌现出来。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科学看来，正如任何历史理论研究一样，建筑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应是解决某种问题，引发某种思考，或提供某种借鉴。而如果没有较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学术素养，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模式”等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多雷电而少雨露。因为推论仓促，于史无补；思辩高寒，于世无缘。这些看法对青年学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建筑哲理的“论”偏多，尽管其中层次高下悬殊，而对建筑史的探究则少人问津，至于对建筑现实的评论更是少的可怜。这里先撇开“论”，从“史”的一方面来说，应该承认，哲学方法论层次上对逻辑实证的批判与具体问题研究上对实证方法的否定从来不是一回事，建筑历史研究上的“先锋派”是很难担当的。确实，10余年来以这些“新方法论”、“新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这是否说明，方法论本身虽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对待方法论的时代却应该结束了。然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机还不在于此。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例即可说明。首先，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倚重于扎实的实物及文献资料功底，有时甚至还会借助于音韵、训诂等旧国学考证方法。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尤其对于不少青年学者来说，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在这方面显得薄弱。其次，“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奉献式研究局面已难维持。而造就信息共享的当代研究条件却为期尚远。再加上社会乃至有关机构对建筑史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经费来源的枯竭等。使这门学问愈来愈显冷僻、萎缩，且后继乏人。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绩裴然，令人振奋。如傅熹年先生对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构图与象征的研究。杨鸿勋先生对古代著名建筑的复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学术梯队分别进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关系系列研究，汪宁生先生对古代明堂的文化人类学分析，龙庆忠先生及其学术梯队的古建筑防灾系列研究，陆元鼎先生、黄汉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对华南一些典型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曹汛先生对古建命题的缜密考证，张良皋先生对华夏建筑亚文化圈的推论，萧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对风水内涵的发掘诠释，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当然还应特别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陈志华先生等所进行的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等。凡此种种，举不一一，都对中国建筑史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即将付梓的五卷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史》将全面反映近年来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建筑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建筑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时空发展序列，其历史价值以及对后世、对现实以至对未来的影响。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际、通古今之变”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筑史的要旨。当然还可以加上“辨中外之异同”等。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仍存在两大方面。一是史的方面，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近 l0余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如大汉口原始社会建筑群遗址和广汉上古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郑州邙山早期城市遗址对版筑技术的上移。歧山周原遗址对造砖技术的推前，始皇陵遗址对陵寝制度的佐证，唐九成宫建筑布局和型制的发现，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为补充和部分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应该指出的是，未来的中国建筑史或应更多地渗入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研究经验。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面向社会，接触实践，是使建筑历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机。如乡土建筑的研究，不仅是对民居资料的调查，也不仅是对人文景观的记录，而且应该是在乡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对一些曾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中国传统聚居方式进行保护性改造的对策研究。这一任务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担当。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乡村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准备。再如文物建筑的保护及其技术研究，国外许多建筑院系都设有建筑保护专业 （preservation），笔者曾在科伦坡参加“国际纪念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届大会，亲眼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其历史建筑具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保护措施中技术含量很高，研究相当深入。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学家和建筑史专家来完成。而且不仅是保护文物建筑本身，随着城乡改造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地段人文景观的保护性改造与开发利用课题亦会愈来愈多，是改造项目一揽子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因而想到我国的一流建筑院系亦应设置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以便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和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提供基地。这一领域应引入电脑辅助研究，建立历史建筑数据、图像库等，以配合维修、复原及保护性设计。 此外，还有对建筑文化和现实建筑创作关系的讨论，这也是未来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一大领域。一些建筑文化理论常用“三段式”，先释何为“文化”，再论何为“建筑文化”。最后再谈及一点建筑。其实建筑自古就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史留下烙印最集中、最深刻的东西。建筑文化的讨论应从建筑本身谈开去，然后向其他相关文化领域延展与交织，并且形成关于社会、文化，与空间、建筑间相互关系的评论及批评氛围。应该指出，建筑历史和建筑文化研究与现实创作脱节的最明显表征之一，就是近几年来北京高层建筑上泛滥的“小亭子”。建筑学界由于对大半个世纪的传统与创新之争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总结与升华，缺乏城市空间及其历史理论的多元批评和价值判断；城市设计控制作用的滞后，对使传统建筑语言转译为现代建筑语言的迷茫，从而导致修辞手法上的平庸与退化；以及决策方面在城市景观历史意识与现代观念上的误解和误导，从而提出对古今生硬“嫁接”的强制性要求等。都使现在的“高层十小亭子”形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如旧“民族形式”概念的回光返照，但又远不及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几次复古思潮及其作品来的明亮。这显然也涉及今后一个重要的历史理论研究课题——城市景观脉络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是一个“古都风貌”如何保留的问题。中国建筑史研究如能从一个角度对此有所贡献将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需要顾后而瞻前，领会整体而又深谙一隅，在总结古今建筑意匠的同时，并对形成新的城乡景观脉络关系进行探索。笔者认为，这是未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论文天下
我只知道区别 中国建筑中具有审美价值的特征形式和风格。自先秦至19世纪中叶以前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独立的体系，2000多年间风格变化不大，通称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外国建筑，特别是西方建筑的大量输入，中国建筑与世界建筑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交流，建筑风格发生了急剧变化，通称为中国近现代建筑艺术。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在封建社会中发展成熟，它以汉族木结构建筑为主体,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优秀建筑,是世界上延续历史最长、分布地域最广、风格非常显明的一个独特的艺术体系。中国古代建筑对于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古代建筑有直接影响，17世纪以后，也对欧洲产生过影响。 艺术特征 和欧洲古代建筑艺术比较，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有3个最基本的特征: ①审美价值与政治伦理价值的统一。艺术价值高的建筑，也同时发挥着维系、加强社会政治伦理制度和思想意识的作用。 ②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表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建筑艺术的一切构成因素，如尺度、节奏、构图、形式、性格、风格等，都是从当代人的审美心理出发，为人所能欣赏和理解，没有大起大落、怪异诡谲、不可理解的形象。 ③总体性、综合性很强。古代优秀的建筑作品，几乎都是动员了当时可能构成建筑艺术的一切因素和手法综合而成的一个整体形象，从总体环境到单座房屋，从外部序列到内部空间，从色彩装饰到附属艺术，每一个部分都不是可有可无的，抽掉了其中一项，也就损害了整体效果。 这些基本特征具体表现为： 重视环境整体经营 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就有了建筑环境整体经营的观念。《周礼》中关于野、都、鄙、乡、闾、里、邑、丘、甸等的规划制度，虽然未必全都成为事实，但至少说明当时已有了系统规划的大区域规划构思。《管子·乘马》主张，“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说明城市选址必须考虑环境关系。中国的堪舆学说起源很早，除去迷信的外衣，绝大多数是讲求环境与建筑的关系。古代城市都注重将城市本体与周围环境统一经营。秦咸阳北包北坂，中贯渭水，南抵南山，最盛时东西达到二三百里，是一个超级尺度的城市环境。长安（今陕西西安）、洛阳（北魏）、建康（今江苏南京）、北京（明清）等著名都城，其经营范围也都远远超过城墙以内；即使一般的府、州、县城，也将郊区包容在城市的整体环境中统一布局。重要的风景名胜，如五岳五镇、佛道名山、邑郊园林等，也都把 环境经营放在首位；帝王陵区，更是着重风水地理，这些地方的建筑大多是靠环境来显示其艺术的魅力
建筑被誉为石头的音乐（也有凝固的音乐）。而中国古建筑以木质为主，西方以石质为主。同时，中国古建遵循礼仪，装饰华美复杂，多为平房，高度较低，占地广阔，以榫卯连接；西方古建则相反。根据以上要点立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