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貌似你是西安工程大学的 ？
几十年来，中国的电视批评伴随着电视实践和电视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萌芽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自觉阶段。电视批评每一个时期的进步都是同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历史条件紧密相关的。同时，每一个进步都为下一时期的进步留下经验与教训，并推进着中国电视理论的建设。一、电视批评的萌芽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后期是中国电视批评的萌芽时期。1958年5月1日晚上7时，一幅以中央广播大楼为背景，映衬着“北京电视台”台名的画面展现在电视屏幕上，新华社电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已在5月1日开始试验广播。”这天晚上播出的节目有先进生产者和农业社主任的谈话，新闻纪录影片《到农村去》、科教片《电视》以及诗朗诵和舞蹈。第一次节目播出后，没有引起人们对节目的更多评论，大家都沉浸在播出成功的喜悦中。同年9月2日转为正式播出后，每周播出4次，每次2～3小时。电视台每次坚持开播前会和播后会，对播出的节目进行分析、评论。当时党中央提出：“电视台应根据自己的特点，担负起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的任务。尽可能反映当前国家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报道社会主义的成就，宣传科学技术知识以及介绍各种优秀剧目和艺术影片，并为少年儿童准备一定数量的节目。”①这是当时的电视台的工作方针，也是评价电视节目的指导思想。播出一年后，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委会讨论北京电视台的工作，认为“一年来，电视台已摸索到一些电视宣传经验，但节目花色不多，内容单调，编、导、演、摄、播、装饰工作粗糙，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低，经常出错”。②1961年8月3日，当时的北京电视台播出了《笑的晚会》，内容全都是相声，播出后收到了100多封来信，对这个节目进行评价，表示支持，并希望以后再办。1962年1月20日，举办第二次《笑的晚会》，同样受到观众的欢迎。1962年国庆节前夕，举办了第三次《笑的晚会》，这次晚会引起了一定的争议，晚会改变以往国庆晚会的习惯做法，标新立异，着重表演，减少说唱。这次节目播出后，一位署名为“对你们的节目表示愤怒的一位观众”来信说：“国庆前夕《笑的晚会》中，大部分节目是多年来在机关、团体内部举办的小型晚会上司空见惯的、不登大雅之堂的非艺术性的、迫不得已在朋友面前耍耍活宝，以博得谅解的一笑洋相，想不到居然在国庆前夕，在参加庆典的外宾如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电视节目中播出，简直难以想象。这纯粹是以廉价的方式向小市民趣味讨好。”③这封来信反映了一些观众对电视节目相当郑重的看法。这时期，观众来信成为电视批评的一种最直观的形式。此时，一些带有对电视节目研究和探讨性质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使处于萌芽状态的电视批评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1955年10月创刊的全国性理论刊物《广播业务》到1964年底，共出版85期，先后发表了研究广播电视理论的业务文章和有关材料1456篇，其中有261篇是研究电视的文章。如《足球和足球比赛中的实况转播》、④《电视广播宣传中的几种方式方法》、⑤《电视报道的人物选择和刻画》、⑥《电视经济新闻的出路》、⑦《电视新闻不能表现过去怎么办?》、⑧《电视剧可否采用象征性的背景》、⑨《试评诗朗诵<海誓>的电视播出》、⑩《电视节目<告别山城>观后》⑾等。也有一些著名文化人参与了此时的电视批评。1959年反映青年参加建设人民大会堂等首都十大建筑的电视剧的《新的一代》在工程竣工时播出，著名剧作家田汉在《人民日报》上著文称“电视剧是文艺战线的轻骑兵”。⑿这一期间，裴玉章、康荫、许欢子、李子先等一批广播电视人针对当时的电视实践，写出了不少评介文章，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电视批评的奠基人。总的看来，萌芽阶段的电视批评还比较稚嫩，这有多方面原因。其一，电视影响太小。真正能看到电视的只是少数人，社会影响不大，因而也没有引起理论批评界的重视。其二，电视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艺术特征，因而对文艺批评的借鉴也无从谈起。其三，电视尚未出现典范节目。没有产生震撼人心达到较高审美层次能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作品，因而这一时期也就没有给理论界提供更为典型的对象。加之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电视台一度中断播出，以后恢复播出后，整个电视也就是为“文化大革命”服务，电视批评工作也就几乎中断。二、电视批评的起步阶段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是中国电视批评的起步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电视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电视节目的内容形式、数量与质量等诸多方面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和发展。丰富的电视实践为电视批评提供了研究对象，中国电视批评开始步入起步阶段，其显著标志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刊物、批评文章大大增加1978年以来，研究刊物逐渐增加，公开发行的有《北京广播学院学报》、《新闻广播电视研究》；广播电视部《广播电视战线》；电视艺术委员会《电视文艺》；天津《广播电视杂志》；浙江《大众电视》；湖北《电视月刊》；北京《电视文艺》；福建《中外电视》等。到1984年底，全国已有地方性广播电视研究刊物54种，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新闻期刊也分别辟有电视专栏。中央电视台1984年8月开始筹划《电视业务》刊物。1985年初正式创刊。这些刊物的涌现，为电视批评提供了发表阵地，使电视理论的研究成果有了载体。比如：《<丝绸之路>为中日友谊锦上添花》，⒀ 《电视新闻纪录片杂谈》、⒁ 《电视报道的可信性与权威性》、⒂《电视新闻要讲可视性》、⒃ 《论电视新闻的现场感》、⒄ 《一篇受欢迎的电视评论》、⒅ 《试论电视片创作中的情感问题》、⒆ 《谈议电视专题节目的解说词》、⒇《论童国平的电视片创作》、(21)《电视评论写作技巧》、(22)《论陈汉元的解说词创作》、(23)《用镜头说话》�(24)等等，一批具有一定理论水准的电视批评著述相继问世。这些刊物或就电视基础理论进行研究，或就新闻、社教、文艺、服务类节目进行探讨，表明人们对电视理性的思考进入了深层次领域，电视批评开始透露出理性的光影。如中央电视台1980年7月创办的第一个评论性专栏《观察与思考》的播出，引起理论批评界的关注，《电视作为一种审美文化》的文章认为：“《观察与思考》、《热门话题》，还有一些电视片，只要抓住了群众利益攸关的敏感话题，就惹人注目。这些片子的成功之外足以说明，社会学规律是怎样支配着观念对电视文化的需要，因此，电视节目的制作者应当自觉地运用这一规律，把最充分地发挥它的社会政治影响作为它的社会审美功能。”�(25)这一时期的电视批评表现了中国电视丰富的实践，可供研究的对象多起来了，对扩大电视对观众的影响，推动电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对奠定中国电视基础理论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各种研讨活动的开展这一时期，我国电视各类研讨得到了全面展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电视台、电视学术组织，积极组织各种选题开展学术研讨活动。特别是1983年召开的全国第11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较为系统地总结了30多年广播电视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概括了广播电视的理论和任务，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直到2000年的奋斗目标。这次会议提出了“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带动广播电视宣传的全面改革”。这一时期，全国召开的一些有影响的电视研讨活动如：1981年2月，全国电视剧编导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对《凡人小事》等一批优秀电视剧的创作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对观众加以引导的重要意义。1981年4月，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在山东青岛召开，会议针对《新闻联播》等新闻节目进行了研讨。1981年5月，全国电视“文化生活”专题座谈会在昆明举行，与会人员就文化生活节目的题材范围、表现形式等进行了研究。1982年2月，全国电视台部分专题节目讨论会在广西阳朔召开，与会代表讨论了办好政治性专题性节目以及加强电视评论的重要意义。1983年1月，全国电视剧导演艺术理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加强电视剧的研究和评介工作。1983年8月，全国电视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就对外电视宣传节目提高思想性和针对性等进行了讨论。1984年5月，全国电视文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就如何办好电视文艺节目进行了讨论。1984年12月，全国广播电视新闻改革座谈会在西安召开，会议围绕节目改革的内容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讨。1985年3月，全国电视农村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讨论如何搞好农村电视报道。1985年10月，全国提高电视剧质量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就电视新闻的基本规律、真实性等问题展开了研究。此外还有一些具有一定影响的区域性电视研讨活动。这些活动都针对电视节目中所反映的问题进行研讨，每次研讨会后，都有一批较强理论性、学术性的电视批评文章问世，这对于推动电视批评的开展和电视理论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3．电视节目的评奖活动逐步开展起来1981年，开始举行全国性的电视节目评奖活动。少儿节目从1992年起单独评选，命名为“金童奖”，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和中央电视台承办。电视剧“飞天奖”始于1981年，电视文艺“星光奖”始于1987年，1988年纳入政府奖范畴，由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和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组织。对外报道电视节目奖1992年作为国家级政府奖，由中央外宣办和原广播电视部合办。每次电视评奖活动既是对节目的评价，也是一次认真的经验总结，更是一次理论的提升。评奖本身就是一次电视文化价值的判断评价和选择的过程。评奖以后，就会有一批针对电视节目评奖的评论文章问世。在评奖过程中，大家从不同角度分析研究了作品所体现的思想性价值和艺术性价值，肯定作品成绩的一面，指出作品存在的问题。各类电视节目评奖活动的开展，促进了电视批评多种形式的发展。这一时期，我国电视刊物增多，理论性文章的不断问世，各种研讨活动和评奖活动纷纷开展起来。可以看出，电视界开始重视电视理论研究、电视批评的重要作用。三、电视批评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是中国电视批评的发展时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整个电视事业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得到了很有成效的发展。全国各省、地（市）级电视台纷纷建立，部分县（市）也建立了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到1986年时已开办了3套电视节目，丰富的电视实践急切需要电视理论、批评给予指导。电视实践的需要使电视批评得到了较好发展。其标志主要为：批评队伍扩大，学术交流活动增强电视研究机构的建立，为电视批评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为了适应电视事业的发展，1986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电视批评有了机构与组织的保障。各级电视媒体、电视教育部门都成立学会分支机构，因而由此派生出电视运行中各环节的分支机构，全国性电视评奖和学术研讨活动进入常规化状态。除在电视台系统有专门研究机构以外，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及院校也建立了相应的电视研究机构。各类电视研究机构的建立，团结了一大批有志于从事电视批评的理论工作者，使电视批评队伍迅速扩大。电视批评队伍不仅有科研部门和各类高校中的研究人员，还有来自社会学、文化学、艺术学、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文学等众多专家学者；不仅有电视宣传的管理者，而且还有电视实践的从业人员。据有关方面统计，这一时期经常以报刊为载体，开展电视批评的专兼职批评家近百人，其他还有大量不固定对电视节目进行分析研究的人员。他们以各自的视角关注、审视、读解电视，取得一批电视批评的可喜成果。电视批评者不仅包括职业批评家，还包括兼职批评家；不仅包括一般的观众，而且还包括一些特殊观众——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关心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重视电视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李铁映观看了中央电视台1992年奥运会转播的节目后，评价说：“转播很成功，很精彩，前方后方都搞得不错。我从电视转播中了解了很多情况并及时与前方取得联系，如提醒获金牌的运动员在升国旗、奏国歌中注意表情等。《奥运沙龙》换了一些新面孔，很好，开始一段不太熟练，后来也就好。奥运报道中的好经验可以运用到其他节目中去，如文艺、文化、体育、经济节目。”(26)《光明日报》还刊登陈俊生关于电视剧《一村之长》的评论文章，文章说：“《一村之长》从3个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敢于反映现实，触及矛盾，解决矛盾；以充分事实说明，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艺术的趣味性和深刻的思想性紧密结合。希望电视台多放一些像《一村之长》这样的好电视剧，以推动农村工作。”(27)1992年中央电视台开办了《经济信息联播》，邓小平几乎是一天不漏地观看节目。他说：“《经济信息联播》的时间虽不长，只有30分钟，但每期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信息量大，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将会起到积极作用。”邓小平还说：“播音员的播音速度太快，能否适当慢一点，以利于收看。”(28)
。欣赏戏剧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戏剧比单纯的音乐、舞蹈和美术要浅显易懂
我国传统艺术的遗产极其丰富并且辉煌。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曲、园林、建筑、雕塑、工艺美术、传统美食等等，都有几千年的积累，都有伟大的创造，都透着五千年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中国传统艺术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淳厚的艺术内涵和生动的历史痕迹，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和欣赏，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大餐”。 ��中国的传统艺术发展到今天，一些门类正在或多或少地隐退于边缘化的地位，陷入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有的门类发展前景很不明朗，有人甚至认为这些门类已失去生命力，应该送进博物馆。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形态的日趋多元和外来文化的不断撞击，在西方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价值观审美观如潮水般涌进的情况下，我国传统艺术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戏剧，无论是被誉为“国粹”的京剧，还是各地历史悠久的地方剧种，它们的市场都在日益萎缩；再例如美术，国画等纯中国传统的艺术科系，则越来越不被看重。��值得思考的是，我们为何只对国外的传统文化感兴趣？例如年轻人喜欢咖啡而不喜欢喝茶，喜欢听国外的民谣而抗拒中国戏剧，而在国外，咖啡是传统的，但照样流行，甚至连摇滚乐也是传统，但现在也依然能让年轻人狂热。国外的年轻人没有太重的前卫与传统的区分，很多时尚的东西都是由传统演变过来的。中国传统艺术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中国传统艺术缺乏深入的了解，对它们的文化精神内涵以及多方面的价值缺乏大众化的有规模的宣传，许多年轻人作为未来社会的主人，对我们的传统艺术是知之甚少，如此下去，中国广博的传统艺术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从文化欣赏的角度来说，传统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是从文化特性与保护的层面上看，传统的只能是民族的，中国的传统艺术当然只能由中国自己来保护。传统艺术的创作和发展离不开孕育她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习惯。只有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我们的心愿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向大家展示中国传统艺术的悠久、深厚、绮丽和多姿，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艺术，让这些艺术瑰宝发扬光大，流传下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戏剧，没有了中国结，没有了元宵粽子，没有了茶道，没有了国画，那样的中国还会是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吗？但是相信有了我们共同的努力，这一切就永远不可能发生。
这个格式可以上文库找，或者大胆一点跟你们科任老师拿！！
我国传统艺术的遗产极其丰富并且辉煌。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曲、园林、建筑、雕塑、工艺美术、传统美食等等，都有几千年的积累，都有伟大的创造，都透着五千年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中国传统艺术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淳厚的艺术内涵和生动的历史痕迹，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和欣赏，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大餐”。 ��中国的传统艺术发展到今天，一些门类正在或多或少地隐退于边缘化的地位，陷入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有的门类发展前景很不明朗，有人甚至认为这些门类已失去生命力，应该送进博物馆。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形态的日趋多元和外来文化的不断撞击，在西方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价值观审美观如潮水般涌进的情况下，我国传统艺术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戏剧，无论是被誉为“国粹”的京剧，还是各地历史悠久的地方剧种，它们的市场都在日益萎缩；再例如美术，国画等纯中国传统的艺术科系，则越来越不被看重。��值得思考的是，我们为何只对国外的传统文化感兴趣？例如年轻人喜欢咖啡而不喜欢喝茶，喜欢听国外的民谣而抗拒中国戏剧，而在国外，咖啡是传统的，但照样流行，甚至连摇滚乐也是传统，但现在也依然能让年轻人狂热。国外的年轻人没有太重的前卫与传统的区分，很多时尚的东西都是由传统演变过来的。中国传统艺术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中国传统艺术缺乏深入的了解，对它们的文化精神内涵以及多方面的价值缺乏大众化的有规模的宣传，许多年轻人作为未来社会的主人，对我们的传统艺术是知之甚少，如此下去，中国广博的传统艺术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从文化欣赏的角度来说，传统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是从文化特性与保护的层面上看，传统的只能是民族的，中国的传统艺术当然只能由中国自己来保护。传统艺术的创作和发展离不开孕育她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习惯。只有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我们的心愿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向大家展示中国传统艺术的悠久、深厚、绮丽和多姿，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艺术，让这些艺术瑰宝发扬光大，流传下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戏剧，没有了中国结，没有了元宵粽子，没有了茶道，没有了国画，那样的中国还会是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吗？但是相信有了我们共同的努力，这一切就永远不可能发生。
初读《雷雨》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当我一口气读完并合上最后一页时，仰头却发现天上的星星也在对我惨白地笑着，而我的心，已如夜一般黑，夜一般重。 重读《雷雨》时，吸引我的就不只是它那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情节了，而是曹禺用细腻的手法塑造出来的一个又一个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他对于这些形象的描述可谓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多一分则胖，少一分则瘦，真是恰到好处。 一、 周冲 周冲永远都是个孩子，他有着一切孩子的空想，是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人的代表。他勇于反抗封建，希望接受新的思想，并且单纯地幻想着“世界对于他来说永远都是美好的”。天真的他甚至认为连爱也是无私的，他甚至幻想能和他所爱的人——四凤永远在一起，当这一要求被拒绝之后，他又幻想和四凤一起逃离这个没有爱的家。 我觉得周冲从头到脚都是无辜的，他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最后连死也是无端端的，但是，周冲的出现，毕竟给灰暗的故事色调增添了一抹亮色。 二、繁漪 繁漪不是个平凡的人，她有着多重身份，因此，封建礼教下的她生活得好不艰难。 繁漪是忧郁的，郁积的火燃烧着她，她的眼光时常充满了一个年轻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绝望，她时常抑制着自己。她是一个受过一点儿新式教育的人，她文弱，明慧，对诗文有一定的爱好，但也有一贯的热情和力量在她心里翻腾着。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这使她能够忽然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她爱起人来像火一样热烈，恨起人来又像火一样把人烧毁，然而她的外表是沉静的，就像秋天的落叶轻轻落在你身旁。 繁漪也许是《雷雨》中塑造的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我喜欢繁漪。她是个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人，她接受了封建礼教，也勇于反抗封建礼教，但是由于封建礼教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还根深蒂固，她又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做出彻底的反抗，所以她就在接受和反抗的痛苦中苦苦挣扎，特别在“吃药”和处理与周萍的爱恨关系上。 我觉得用水来形容繁漪最合适不过了，繁漪，柔弱又坚强，像水一样，水至柔，柔肠百结，但也可水滴石穿；繁漪又是孤独的，虽然水滴石穿，可水穿后就无所谓水，因为水已没有了依靠；繁漪是可悲的，水执著得用一生来敲打石，可力尽了终生，也只能穿出一线小洞，最终也无力改变石；繁漪是可怜的，因为冰冷的水永远不会给繁漪带来爱的温暖；繁漪还是悲壮的，水滴石后即粉身碎骨，又如繁漪终究要凤凰涅磐。 三、周萍和周朴园 这是两个相似的人物，周朴园专横、自是、倔强，和一切起家立业的人物一样，在家里和下属面前都格外威严，不惜一切地剥削工人。周萍和他的相似之处在于两人的自私和自以为是，他们毫不迟疑地接受封建礼教，只不过周萍总有着昏暗的眼神，闪烁着迟疑和矛盾。他总是悔恨自己的错误，当一个新的冲动来了，他的热情与欲望就会像水一样淹没他。他那星星的理智，不过是卷在漩涡上的一段枯枝，这样，一个大错就跟着一个大错发生。他痛苦，悔恨，他羡慕一切没有顾忌而敢做坏事的人，他又羡慕一切能干一番“事业”并依循着上层人的“道德”做模范家长、模范公民的人。他佩服他的父亲，在他眼里，父亲除了有点冷酷和倔强外，是一个无暇的男子，但冷酷和倔强是他最喜欢的，因为这都是他自己没有的，他是一个软弱的人。 作者运笔的又一好处是安排了周萍父子相似的境遇，虽然对周朴园着墨不多，同样可知周朴园的卑劣之处，并由周朴园的行径揭露了资本家的罪恶本质。 四、鲁贵和鲁大海 虽然是父子，也许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缘故，二人性格截然不同。鲁大海是工人阶级的典型代表，而中国的工人阶级受着多重压迫，反抗得就异常激烈。他的性格更是倔强的，他满蓄着精力，年轻的激情和热情就像即将爆发的火山，他的反抗精神被彻底地展现出来。 而鲁贵，十分“懂事”，尤其是礼节。他又有点驮背，似乎永远都应该欠着身子向主人答应着“是”。他恪守着“下人”的规矩，眼里还闪烁着贪婪的目光，但这贪婪和周朴园的贪婪绝不相同，周朴园的贪婪是张着狮子般的血盆大口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而鲁贵的贪婪只能是市井小人的见钱眼开。 五、鲁四凤 同周冲一样，四凤是个很纯洁的孩子，可与周冲最大的不同是：四凤没有接受过教育，她不可能接受新思潮的冲击。她不会反抗，不会站出来和封建礼教反抗，因此而只能具有劳动人民的朴素的美德：善良、勤劳。 总之，四凤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孩子，却又逆来顺受，听从别人对自己的命运的安排。 六、鲁侍萍 最后才谈到侍萍，侍萍的确让我不知怎么去评价，侍萍也是个封建礼教下的牺牲品，她的生活中有太多的痛苦，又有太多的偶然。 应该说侍萍是个有骨子的人，有一定的反抗意识，但是她又对周萍有所依托，所以她的反抗不会彻底，在对待周冲和四凤的问题上，她又主动妥协，用一味地退却和忍让来成全别人，牺牲自己。 这就是《雷雨》中的全部人物，每个人都着实重重地涂了一笔灰暗的色调，于是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八个人都露出了煞白的面孔。
。欣赏戏剧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戏剧比单纯的音乐、舞蹈和美术要浅显易懂
我国传统艺术的遗产极其丰富并且辉煌。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曲、园林、建筑、雕塑、工艺美术、传统美食等等，都有几千年的积累，都有伟大的创造，都透着五千年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中国传统艺术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淳厚的艺术内涵和生动的历史痕迹，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和欣赏，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大餐”。 ��中国的传统艺术发展到今天，一些门类正在或多或少地隐退于边缘化的地位，陷入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有的门类发展前景很不明朗，有人甚至认为这些门类已失去生命力，应该送进博物馆。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形态的日趋多元和外来文化的不断撞击，在西方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价值观审美观如潮水般涌进的情况下，我国传统艺术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戏剧，无论是被誉为“国粹”的京剧，还是各地历史悠久的地方剧种，它们的市场都在日益萎缩；再例如美术，国画等纯中国传统的艺术科系，则越来越不被看重。��值得思考的是，我们为何只对国外的传统文化感兴趣？例如年轻人喜欢咖啡而不喜欢喝茶，喜欢听国外的民谣而抗拒中国戏剧，而在国外，咖啡是传统的，但照样流行，甚至连摇滚乐也是传统，但现在也依然能让年轻人狂热。国外的年轻人没有太重的前卫与传统的区分，很多时尚的东西都是由传统演变过来的。中国传统艺术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中国传统艺术缺乏深入的了解，对它们的文化精神内涵以及多方面的价值缺乏大众化的有规模的宣传，许多年轻人作为未来社会的主人，对我们的传统艺术是知之甚少，如此下去，中国广博的传统艺术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从文化欣赏的角度来说，传统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是从文化特性与保护的层面上看，传统的只能是民族的，中国的传统艺术当然只能由中国自己来保护。传统艺术的创作和发展离不开孕育她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习惯。只有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我们的心愿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向大家展示中国传统艺术的悠久、深厚、绮丽和多姿，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艺术，让这些艺术瑰宝发扬光大，流传下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戏剧，没有了中国结，没有了元宵粽子，没有了茶道，没有了国画，那样的中国还会是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吗？但是相信有了我们共同的努力，这一切就永远不可能发生。
京剧现代戏《智取威虎山》是一部历经千锤百炼的戏剧经典作品，由上海京剧院改编创演，是至今久演不衰的当家剧目。其中光彩照人的孤胆英雄杨子荣历经几代人传颂，鲜活的英雄形象久驻人们心底。著名谭派文武老生童祥苓在剧中成功地扮演杨子荣而一举成名，享誉国内海外。他在剧中乔装改扮土匪胡彪带着《秘密联络图》只身打入惯匪坐山雕的魔窟，凭过人的胆识，睿智的机敏，取得匪首们的信任，除夕夜，与战友里应外合将土匪全歼在威虎厅里。 他在只身打入匪巢的途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以充沛的激情，高亢的声腔，激越的旋律，刀刻斧凿般地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至今传唱不衰。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北滨河公园由市文化局、电视台联合举办“京评帮票友大赛”时，一晚上有五位参赛选手登台演唱此段，各展风采，气势夺人。难怪主持人风趣地说：“好家伙，今晚上一连打了五只虎！” 这其中的深厚内涵和艺术魅力可见一斑。 伴随着一连串铿锵有力的“长锤”，引出了气势如虹地前奏。乐曲明快清晰，时而轻重有序，时而缓急有致，裹挟着一段悠扬雄浑的号声，奏出该剧的主旋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变奏曲。随后惟妙惟肖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伴奏乐如波斓起伏，层层推进，为英雄出场作足铺垫。“二黄导板”“穿林海”一出口犹如异峰凸起，先声夺人。“跨雪原”尽显含蓄深沉，“气冲”二字不失委婉细腻。此时观众在聆听演唱时或通过荧屏的展现，或通过镜头的摇曳 欣赏到茫茫雪原、密密的林海那壮观的北国风光，衬托出英雄不惧艰险、勇往直前的气概。 “霄汉”则唱得响遏行云，始终在高八度音域里延展，以京剧中特有的“擞音”演唱得干净利落而不拖泥带水，展现杨子荣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的英雄情结。每每唱到此处，演员淋漓尽致地发挥必定得到观众的“满堂彩”和雷鸣般的掌声。 接下来在弹拨乐的引导下，伴随着顿挫有力的锣镲声和恢宏交响乐，改换装束的杨子荣扬鞭催马疾驶而出，观众眼前为之一亮，英雄形象羽翼丰满地呈现在台上。矫健的骑马舞蹈生动地表现英雄驰骋在林海雪原之上，此时有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剧照，那就是杨子荣在舞台上勒马、上山、等一系列舞蹈动作后，猛然大幅度跃起，右手持鞭，左手后甩并被敞亮的大衣雪白色羊皮里遮盖，在空中劈叉大跳的同时扭头回身亮相，造型潇洒，动作漂亮，再加上杨子荣背后那挺拔的参天青松，强烈的几缕阳光 穿过密匝匝的林海斜射下来，通过镜头的仰拍，情景交融，相得益彰，倍增英雄气概。 随着伴奏乐嘎然而止，只见英雄手一挥，传来一声清脆的鞭响，马的嘶鸣裹挟着锣响引出一句“回龙”。“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拖腔顿挫简洁，直抒胸臆。“原板”中“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中的“海”字唱得委婉含蓄，真情流露。“哪怕是火海刀山也扑上前！”唱得斩钉截铁，掷地有声，表现出英雄为了人民为了党甘愿赴汤蹈火的决心。 “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中的“恨”字稍有力度连带着“得”字唱得清新别致，引发出英雄为民剿匪的迫切希望。此句中间的过门及“散板”“迎来春色”后的伴奏交响乐如烘云托月般地奏出孱孱溪水声,仿佛将人们带进春光明媚、流水淙淙的美妙意境,让人心驰神往。“换人间”则从“人”字开始音调逐级上升，直至归韵到“间”字时拖长凸起，高亢悠扬，彰显英雄对美好世界的无限向往。 后半段的“西皮快板”可谓是声腔创作者对京剧声乐一大贡献，大段唱腔里由“二黄转西皮”是打破以往的程式化，独巨匠心的声腔革新，以节奏紧凑的“西皮快板”表现主人公坚定的剿匪信念。“党”字拉长但不拖沓，突出党的重要性。 “给我智慧给我胆，千难万险只等闲，围剿匪先把土匪扮，似尖刀插进威虎山。誓把坐山雕，埋葬在山涧，壮志撼山岳，雄心震深渊。待等到与战友会师百鸡宴，捣匪巢定教它”，这速度极快的68个字似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清脆入耳，字字铿锵有力，传递着英雄人物内心激荡的情绪，听来动人心弦。“地覆天翻！”则唱散，节拍自由地拖长，起伏跌宕一气呵成而达到高潮，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英雄的壮志情怀。 这段从童祥苓那慷慨激昂、高低自如的首唱到几十年后流派纷呈、名家荟萃 的今天，各名家对这段经典唱段都赋予不同的神韵。我品味过当红杨派老生于魁智的宽厚酣畅、隽永质朴；领略着余派名家耿其昌的委婉细腻、激越悠扬；也欣赏过“海派”著名老生关栋天那清朗高亢、潇洒飘逸。各自的韵味，不同的神采都使我如醉如痴，百听不厌，从而领略京剧那博大精深的深刻内涵与无穷魅力。不仅丰富和陶冶了我的文化生活，也增强了弘扬民族艺术，让国粹薪火相传的信心。
初读《雷雨》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当我一口气读完并合上最后一页时，仰头却发现天上的星星也在对我惨白地笑着，而我的心，已如夜一般黑，夜一般重。 重读《雷雨》时，吸引我的就不只是它那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情节了，而是曹禺用细腻的手法塑造出来的一个又一个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他对于这些形象的描述可谓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多一分则胖，少一分则瘦，真是恰到好处。 一、 周冲 周冲永远都是个孩子，他有着一切孩子的空想，是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人的代表。他勇于反抗封建，希望接受新的思想，并且单纯地幻想着“世界对于他来说永远都是美好的”。天真的他甚至认为连爱也是无私的，他甚至幻想能和他所爱的人——四凤永远在一起，当这一要求被拒绝之后，他又幻想和四凤一起逃离这个没有爱的家。 我觉得周冲从头到脚都是无辜的，他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最后连死也是无端端的，但是，周冲的出现，毕竟给灰暗的故事色调增添了一抹亮色。 二、繁漪 繁漪不是个平凡的人，她有着多重身份，因此，封建礼教下的她生活得好不艰难。 繁漪是忧郁的，郁积的火燃烧着她，她的眼光时常充满了一个年轻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绝望，她时常抑制着自己。她是一个受过一点儿新式教育的人，她文弱，明慧，对诗文有一定的爱好，但也有一贯的热情和力量在她心里翻腾着。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这使她能够忽然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她爱起人来像火一样热烈，恨起人来又像火一样把人烧毁，然而她的外表是沉静的，就像秋天的落叶轻轻落在你身旁。 繁漪也许是《雷雨》中塑造的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我喜欢繁漪。她是个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人，她接受了封建礼教，也勇于反抗封建礼教，但是由于封建礼教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还根深蒂固，她又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做出彻底的反抗，所以她就在接受和反抗的痛苦中苦苦挣扎，特别在“吃药”和处理与周萍的爱恨关系上。 我觉得用水来形容繁漪最合适不过了，繁漪，柔弱又坚强，像水一样，水至柔，柔肠百结，但也可水滴石穿；繁漪又是孤独的，虽然水滴石穿，可水穿后就无所谓水，因为水已没有了依靠；繁漪是可悲的，水执著得用一生来敲打石，可力尽了终生，也只能穿出一线小洞，最终也无力改变石；繁漪是可怜的，因为冰冷的水永远不会给繁漪带来爱的温暖；繁漪还是悲壮的，水滴石后即粉身碎骨，又如繁漪终究要凤凰涅磐。 三、周萍和周朴园 这是两个相似的人物，周朴园专横、自是、倔强，和一切起家立业的人物一样，在家里和下属面前都格外威严，不惜一切地剥削工人。周萍和他的相似之处在于两人的自私和自以为是，他们毫不迟疑地接受封建礼教，只不过周萍总有着昏暗的眼神，闪烁着迟疑和矛盾。他总是悔恨自己的错误，当一个新的冲动来了，他的热情与欲望就会像水一样淹没他。他那星星的理智，不过是卷在漩涡上的一段枯枝，这样，一个大错就跟着一个大错发生。他痛苦，悔恨，他羡慕一切没有顾忌而敢做坏事的人，他又羡慕一切能干一番“事业”并依循着上层人的“道德”做模范家长、模范公民的人。他佩服他的父亲，在他眼里，父亲除了有点冷酷和倔强外，是一个无暇的男子，但冷酷和倔强是他最喜欢的，因为这都是他自己没有的，他是一个软弱的人。 作者运笔的又一好处是安排了周萍父子相似的境遇，虽然对周朴园着墨不多，同样可知周朴园的卑劣之处，并由周朴园的行径揭露了资本家的罪恶本质。 四、鲁贵和鲁大海 虽然是父子，也许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缘故，二人性格截然不同。鲁大海是工人阶级的典型代表，而中国的工人阶级受着多重压迫，反抗得就异常激烈。他的性格更是倔强的，他满蓄着精力，年轻的激情和热情就像即将爆发的火山，他的反抗精神被彻底地展现出来。 而鲁贵，十分“懂事”，尤其是礼节。他又有点驮背，似乎永远都应该欠着身子向主人答应着“是”。他恪守着“下人”的规矩，眼里还闪烁着贪婪的目光，但这贪婪和周朴园的贪婪绝不相同，周朴园的贪婪是张着狮子般的血盆大口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而鲁贵的贪婪只能是市井小人的见钱眼开。 五、鲁四凤 同周冲一样，四凤是个很纯洁的孩子，可与周冲最大的不同是：四凤没有接受过教育，她不可能接受新思潮的冲击。她不会反抗，不会站出来和封建礼教反抗，因此而只能具有劳动人民的朴素的美德：善良、勤劳。 总之，四凤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孩子，却又逆来顺受，听从别人对自己的命运的安排。 六、鲁侍萍 最后才谈到侍萍，侍萍的确让我不知怎么去评价，侍萍也是个封建礼教下的牺牲品，她的生活中有太多的痛苦，又有太多的偶然。 应该说侍萍是个有骨子的人，有一定的反抗意识，但是她又对周萍有所依托，所以她的反抗不会彻底，在对待周冲和四凤的问题上，她又主动妥协，用一味地退却和忍让来成全别人，牺牲自己。 这就是《雷雨》中的全部人物，每个人都着实重重地涂了一笔灰暗的色调，于是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八个人都露出了煞白的面孔。
如果符合，记得采纳 歌剧鉴赏论文歌剧世界真的非常迷人，不经意涉足于歌剧的殿堂，似乎流连忘返。在课上欣赏歌剧的时候，会不知不觉忘却时间的流逝，会把自己的人生与其联系起来进行深切的思索，让自己置身于那巧妙的情节，美妙的歌声中。不过，不管歌剧演绎的故事有多么的感人，演员的歌声有多么的动听，最终还是要通过音乐的桥梁才能走过去，走入这迷人的世界。听音乐，需要文化。这文化，不是指学校里学的数理化，也不是语文课上对文章的分析，英语课上对语法现象的认识。而是对人生意义的领悟，对社会这本大书的细细品味。在不同人的眼睛里，人生的意义是不同的，对生活认识的程度是不同的，所以，对一部歌剧作品，或者也包括交响曲、甚至是一首短小的乐曲，再扩大一点，对一首诗、一部小说来说，主观感受和品出来的味道也各不相同。 那些歌剧名家，莫扎特、威尔第、罗西尼、贝利尼、唐尼采蒂、瓦格纳等等,名家举不胜举,名作数不胜数。他们被誉为开创者，鼻祖，先驱……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创作出了许多伟大的歌剧,也同时展现了时代的气息。他们不仅仅是用音符,更是用心在创作，用灵魂在解读,挥洒出自己的思想，对人生的追求，对命运的感悟。 歌剧是一门综合的艺术，没有雄厚的文学修养做基础，就无从产生歌剧的音乐。我觉得歌剧作为艺术的一部分，是全世界共通的，但是由于各个地域各个时期文化发展特点的不同，所形成的歌剧这种艺术形式会有所差别。无论是是在歌剧的样式、民族特点还是美学观念上都体现了歌剧与文化相辅相承的特点。 例如，从歌剧样式上：叙事歌剧大体于18世纪产生于英国。歌剧芭蕾是18世纪法国歌剧的特定样式，大多产生于17-18世纪法国歌剧创建和发展早期。1855年在巴黎首次创建了滑稽剧院，出现了滑稽歌剧的样式。半正歌剧产生于意大利新古典主义时期，要比滑稽悲剧晚许多年。喜歌剧在法国1714年出现于集市舞台上，大体从1750年起，法国喜歌剧盛行了整整一个世纪。再从民族特点上看：在轻喜歌剧的样式方面，尽管法国、西班牙、德国与奥地利均采用舞蹈音乐，构成了边歌边舞的欢快场面，但由于国家和民族文化不同，舞蹈方式和音乐表现也很不一样。法国轻喜歌剧中经常采用小步舞曲,是因为小步舞曲是典型的法国宫廷舞曲，起源于法国路易十四宫廷，在法国歌剧鼻祖吕里的作品中经常使用。而奥地利与德国轻喜歌剧却大多是以华尔兹为基本素材写成的。至于西班牙的“萨苏艾拉”，则是西班牙所特有的带有歌舞式音乐伴奏的民间戏剧形式，大约在16世纪至17世纪产生于马德里附近的萨苏艾拉宫。但是好像在同一个时间段里，歌剧的发展不是很明显。比如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浪漫主义题材的歌剧中，每一部的情节都很相似，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大都不会有太多的差别。尽管可能音乐很好听，堪称经典，但是从题材和想要表现的思想理念上雷同，我想这是歌剧今后要发展改进的地方，在音乐创作的同时要提高戏剧表现的能力，有新意的情节会起大很大的作用。在歌剧中歌手所扮演的角色依照所要表现的人物性格和感情分为：男低音、男中音、男高音、女低音、次女高音以及女高音。女高音也可细分为花腔女高音和抒情女高音等不同种类。歌剧通常由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序曲、间奏曲、舞蹈场面等组成，有时也用说白和朗诵。早在古希腊的戏剧中，就有合唱队的伴唱，有些朗诵甚至也以歌唱的形式出现。上面所说的音乐形式和演唱形式是一点点由人们创造发展而来的，但形成时期已经和现在有一段时间了，说明人们在创新这方面没有更高的追求，只是继续沿用以前的模式。谁能保证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不会被渐渐的消磨掉，不会被时代的脚步甩掉，所以要开辟一条属于本世纪歌剧路线，让歌剧文化能继续传承下去。
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 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思考20世纪中国戏剧编剧的基本观念，有一个现象是不能不提及的，那就是编剧的思想出发点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流，尤其是经由这种合流，昭示了戏剧这种一直行走在中心与边缘之间、既因其文学的价值而得到充分肯定，又因其娱乐的价值备受歧视的特殊艺术样式全面融入主流社会，更值得思考。这一重大变化，其发端与其说在王国维，还不如说在梁启超。正是梁启超将中国艺术与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诉求转化为现代形态的启蒙理念，开启了将传统艺术与具有现代性的民主政治思想融为一体的先河。如同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梁启超倡导的“小说革命”所包含的“戏曲改良”运动以及此后的新文化运动，曾经直接影响了汪笑侬等人的京剧创作以及四川“川剧改良公会”等为主流社会所认同的戏剧行业组织的成立，这样的影响在20世纪初的十多年里渐次波及到各大中城市，所谓“戏曲改良”或者“改良戏曲”，也因之成为20世纪初中国戏剧领域最重要的关键词和最令人关注的声音。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仅仅是从更新戏剧表现内容的角度推动戏曲改良的，但它还隐含了更多的意义。它打破了长期以来主流文化界与戏剧艺人之间的隔膜状态，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打破了清中叶以来由“花雅之争”肇始的文人与底层艺人分离、文人的戏剧观念与艺人的戏剧演出实践分离而刻意地形成的二元格局，从一个特殊角度在戏剧领域为文人与艺人的价值观找到了一个交集。因此，当梁启超强调要以他所说的包含戏剧在内的“小说”推动“群治”时，固然是受到西方民主思潮的影响，但就中国的特殊语境而言，也可以视为一代文人通过对戏剧功能的社会学重新阐释，努力打破文人与艺人在戏剧领域的隔绝状态的一种尝试。确实，就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识到戏剧艺术的现实功用的基础上，艺人在戏剧领域的自然存在状态不复存在了，至少在那些开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城市里，文人的戏剧与艺术观念挟新文化运动的时代风潮越来越明显地在戏剧领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当然，即使新文化运动对戏剧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响主要是社会学的而非艺术学的，因为其影响的主要方面，基本上只及于促使戏剧与社会变革之间呈现更密切的关联。如果要从艺术的层面考虑，那么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主要领导人和拥戴者们，仍然坚守他们业已形成的审美趣味，这就使这一时期文化人对戏剧艺术的影响变得相当复杂，一方面，固然有像汪笑侬这样的致力于变革的京剧界领军人物，他以及和他同时代的一大批京剧艺人尝试着寻求中国戏剧传统之外的新颖题材，而他们之大量利用欧洲近代历史题材编演时装新戏，显然是着眼于强化戏剧的社会改造功能，“采泰西史事，描写新戏，以耸动国人危亡之惧，起爱国之念”；[1]另一方面，就像作为新文化运动风潮之组成部分的四川“戏曲改良公会”的取向那样，它在成立之初就将赵熙高度古典化、很可能比当时流行于四川境内的所有戏剧演出都更接近于文人趣味的《情探》标举为戏剧改良的范本，以“改良川剧”之名向全川推广，足以说明这场社会运动中戏剧变异之实质。《情探》确实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川剧舞台上最受推崇的剧目，但事实上，我们从唱词华丽典雅、情感丰沛细腻的《情探》中很难找到它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如果说它在戏剧领域真正能起到什么作用，那就是它用组织化的形式使文人的戏剧创作得以成功地占据了戏剧舞台的中心位置，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文人们在戏剧价值取向上对艺人的强势地位，为其他编剧树立了一个极好的范本。至于晚清以来诸多新进知识分子的传奇杂剧创作，虽因报刊等现代传播手段的迅速发达而得以广泛流传，但因其主要只停留于案头，且读者的主体也只是极少数新潮文人，对一般编剧的影响，基本上可存而不论。 因此，采用欧西题材的创作，并不意味着编剧理论与观念的任何重要变化；更何况在新文化运动影响所能直接到达的范围内，文人介入舞台剧创作的结果，给这个行业带来的影响相当有限。真正重要的影响正如赵熙的创作所示，包括后来为梅兰芳等京剧名流编戏的罗瘿公、齐如山等人，他们在新文化运动提升了戏剧整体上的社会地位之后，成为帮助艺人们在精神上进入社会上层的桥梁。他们的作用，远远不限于单纯地传授知识与文化以丰富艺人们的学养，更关键的作用在于以其在纯粹艺术的层面上贴近艺人的实际行动，使得文人与艺人二元分离的格局逐渐趋于消弭。诚然，新文化运动对戏剧领域的影响还包括更丰富的内涵，比如说它促使各地陆续成立了一些颇具现代色彩的戏剧团体。艺人作为一个利益群体结成自己的组织，这里出现的变化是意味深长的。尽管作为戏剧行业整体利益代言人的行会组织，至迟到明代就已经在一些商业较发达的城市内存在，这些新出现的戏剧行业组织仍然因其组织化程度更高而颇引人注目。但无论是北京的梨园公会，天津的正乐育化社，虽然不再是纯粹的行会，但它的功能，仍与行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虽然各地建立了许多以适应时代发展与社会变迁为诉求的戏剧表演团体，但无论是广东的志士班，陕西的易俗社和山东的易俗新剧社等等，虽然其演剧每每以“新”相号召，但是在戏剧观念层面上，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戏剧的基本特征。就如欧阳予倩1919年创办南通伶工学校，1923年在广东创办戏剧研究所，以及20世纪中叶颇负盛名的夏声剧校和中华戏曲专科学校，都不足以导致戏剧的形式与内涵产生质的变化。因而，我们所看到的在20世纪上半叶的戏剧界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演剧形式与剧作，并不是与新文化运动相关的那些创作，在这个时期，如评剧的成兆才、川剧的黄吉安、京剧的翁偶虹等重要的剧作家的创作在舞台上风靡一时，左右着他们的编剧理论与观念，虽然完全不同于杂剧传奇的基本路向，但是仍然大致吻合于明清以来的地方戏传统。这些基本上迎合了普通观众以及颇受普通观众爱戴的知名艺人的趣味的剧作，包括秦腔的孙仁玉、李桐轩和范紫东等人与传统戏似远实近的作品，虽然在题材与主题方面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令传统戏的编剧理论、观念与技巧出现真正深刻的变异。甚至连汪笑侬、欧阳予倩等看起来得新文化运动风气之先的艺人，他们的创作，尤其是欧阳予倩的“红楼戏”，与其说比起以往的舞台演剧体现了更多的现代性内涵，还不如说显示出更大程度上的文人化趋向。 如果我们着眼于一般媒体的言论，尤其是关注戏剧的少数知识分子的倡言，20世纪上半叶戏剧理论与观念的变化不可谓不大，然而除了为戏剧创作增添了诸多当代与域外题材以外，从整体上看，戏剧领域的价值体系的变化，恰好可以用梅兰芳后来一度坚持的“移步不换形”来形容；这也是那些放言改革的剧作家和演员在当时的戏剧领域里真正的作为甚少，远远比不上为演员以及营业性的戏班写剧本的编剧以及主要演出传统剧目的著名演员的主要原因。比起后者，他们的冲击总显得只波及到戏剧的外围，而一般观众通过票房收益[的高低得以表达的审美趣味，仍然对编剧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但1949年以后，情况却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戏剧表演团体的体制改革，或者说由于所有剧团在经过严格的登记制度以后，都渐渐成为国家直接或间接所有的、至少是受到政府控制的表演团体，这一变化的结果，是所有剧团在安排演出剧目时，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政府的直接指导与管控而不再由剧团根据票房的情况自行决定，从而使一般观众表达其审美取向的通道受到堵塞；同时，政府内少数掌握有话语权的部门负责人以及被政府所认可的戏剧专家的影响力，因之被无限放大，他们由此能够随意地左右着全国上下所有剧团的上演剧目。50年代初从政府到剧团都十分清楚地知道 “上演剧目贫乏”现象必然会导致艺人生活困难，尤其是当我们看到这种现象是如此经常且普遍地出现时，我们不难从中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除非政府愿意正视剧团的经营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剧团的演出收益很少得到剧团以及它的主管部门重视。而这决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层面的考量，它显示出政府对剧团的影响已经大到怎样的程度，这也间接地昭示了政府以及主流知识分子对戏剧创作的影响力。这里所说的影响，远远超出意识形态的层面。
。欣赏戏剧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戏剧比单纯的音乐、舞蹈和美术要浅显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