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研究总第46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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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私家藏书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增刊；2、《明清藏书家印鉴平议》，《中国图书评论》1990年第6期；3、《阮元的学术地位与成就》，《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4、《阮元与编刻书籍》，《图书馆学刊》1991年第3期；5、《阮元与诂经精舍》，《浙江学刊》1991年第4期；6、《敦煌学书林新结硕果》，《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7、《从日本辑刻的〈古逸丛书〉及其文献价值》，《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8、《发掘与开拓》，《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9、《张元济与中日文化交流》，《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10、《中国古籍索引的回顾与前瞻》，《辞书研究》1994年第2期；11、《古籍分类中增设“方志部”的探讨》，《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4期；12、《古籍丛书的历史贡献与现实价值》，《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13、《阮元与学海堂》，《文史》第41辑（1996年4月）；14、《试述古汉语研究中的三重证据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3期；15、《略论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之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3期；16、《〈古逸丛书〉与中日汉籍交流》，《中国书目季刊》（台湾）第30卷第3期（1996年12月）；17、《关于古籍索引工作的若干思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18、《〈四库全书〉绢面颜色考辨》，《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19、《中国古籍丛书的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2期；20、《古籍丛书所蕴涵的中日典籍交流》，载《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7年；21、《阮元与〈十三经注疏〉》，《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22、《浅谈清代档案的价值》，《历史教学》1997年第8期；23、《〈皇清经解〉辑刻始末暨得失评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第5期；24、《阮元创设诂经精舍考略》，《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冬之卷；25、《略论〈十三经注疏〉及〈校勘记〉》，《文教资料》1997年第6期；26、《论〈经籍籑诂〉的编纂及其功过得失》，《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1期；27、《从古籍丛书看中日典籍交流》，《文献》1998年第1期；28、《二十世纪古籍索引编制概述》，《文献》1998年第2期；29、《〈四库全书〉及其存目书收录外国人著作种数考辨》，《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30、《〈宛委别藏〉考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2期；31、《中日典籍交流史研究的新进展》，《日本学刊》1998年第6期；32、《日本的汉籍索引编制概观》，《中国书目季刊》（台湾）第32卷第3期（1998年12月）；33、《试论阮元在训诂学上的贡献》，《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3期；34、《由训诂以考文化——阮元训诂学成就研究之二》，《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35、《由训诂以明义理——阮元训诂学成就研究之三》，载《’98语言论丛》，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36、《试论阮元在金石文字学领域的成就》，载《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第2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37、《清代杭州灵隐书藏及经藏考略》，《东南文化》1999年第3期；38、《关于图书馆开展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思考》，载《历史文献的开发与利用论文选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39、《杭州诂经精舍教学效应》，《杭州研究》2000年第2期；40、《对〈四库全书〉厥功至伟的清代华籍韩人金简》，《故宫文物月刊》（台湾）2001年第5期；41、《阮元与〈皇清经解〉》，《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2期；42、《关于〈支那学入门书略解〉》（日文），《日本国立福井大学教育地域科学部纪要》（2001年12月）；43、《长泽规矩也在编纂、刊刻汉文丛书方面的贡献》，《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44、《长泽规矩也与和刻本丛书》，载《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第1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45、《〈经籍籑诂〉与汉语辞书编纂》，《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2期；46、《清代私家藏书与学术发展之互动关系》，《文献》2003年第4期；47、《〈经籍籑诂〉在中国辞书编纂史上的地位》，载《汉语史学报》（第3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48、《类书与汉语词汇史研究》，《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1期；49、《国外和台港地区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概述》，《中国索引》2004年第1期；50、《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扬州史志》2004年第3期；51、《章学诚与索引学》，《书目季刊》（台湾）第38卷第3期（2004年12月）；52、《评王章涛〈阮元年谱〉》，《书品》2004年第6期；53、《〈经籍籑诂〉对现当代大型语文辞书编纂的助益与启示》，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3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4、《清代江南地区学术研究兴盛与私家藏书发达之关系初探》，《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4期；55、《试论日本所编的中国古籍索引》，《文献》2005年第2期；56、《阮元与段玉裁之恩怨探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57、《台港地区所编古籍索引综述》，《辞书研究》2005年第3期；58、《长泽规矩也〈支那学人门书略解〉之得失》，《图书馆杂志》，2005年第9期；59、《阮元与朝鲜学人交往考略》，载《中国江南与韩国文化交流》，学苑出版社，2005年；60、《欧美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概观》，《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11期；61、《中日学术交流与古汉语文字学研究》，《东北亚学刊》2005年第4期；62、《孙诒让学术思想与玉海楼藏书特色之关系》，《文献》2006年第2期；63、《中日学术交流与汉语训诂学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1期；64、《俞樾与中日韩文化交流》，《韩国釜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2月）65、《20世纪上半叶“四库学”研究综述》，《汉学研究通讯》（台湾）第25卷第2期（2006年6月）；66、《日本的汉语史研究之历史与现状——兼论中日学术交流对汉语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东华汉学》(台湾)第4期（2006年9月）；67、《阮元在中朝关系史上的若干事迹考述》，《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68、《经世致用与宏博会通——钱穆治学精神之精髓》，《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69、《日藏汉籍珍本的调查与研究》，《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6年第4期；70、《诂经精舍对19世纪浙江学术发展之重要影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71、《阮元与朝鲜学者金正喜之交往》，《扬州史志》2006年第2期；72、《日本的中文书店与汉学研究》，载《天一阁文丛》（第4辑），宁波出版社，2006年；73、《俞樾对中日文化交流之贡献》，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5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4、《从〈揅经室集〉看阮元的治学方法——以训诂学为中心》，载《汉语史学报》（第6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75、《关于古文献学的十大思考》，载《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书局，2006年。

第一部历史文献总集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总集，相传曾经由孔子编选。《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西周至春秋中期各地方民族及朝庙乐章共305首。《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历史著作，在历史、文学和语言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世界上最早的传记文学是《史记》、中国最早的旅游地理文学是《山海经》中国最早的叙事长诗是《孔雀东南飞》中国最早的诗文选集是《昭明文选》、中国最早文言志人小说是《世说新语》中国最早的文言志怪小说是《搜神记》

《尚书》《尚书》是中国最古的皇室文集，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西汉初存29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尚书

是孔子，这本书在历史上的名气很大，而且它分为好几部，非常的有研究意义。

历史文献学研究方法总结

主要有四个方面：1、历史文献学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确定、学科体系之建设及文献学方法等。2、历史文献学史：包括文献学产生、发展、繁荣、变化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的成就、特色等。3、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包括古代学术思想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特别是清代的成就、特色等。4、文献整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以及文献数据化等。

古文献研究的内容主要有古文献目录、古籍版本、古籍校勘、古籍辨伪、古文献辑佚。针对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法：首先是“古典文献的普查登记与学科分类方法”。古典文献学最首要的任务就是系统全面地认识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国古典文献的总体面貌，只有通过全国范围的古典文献普查登记，并对普查登记材料进行条分缕析，使之分门别类，才能掌握其数量和大致的学科类别。因此，普查登记与分类是古典文献学最基础的工作，也是最基本的方法。其次是“古典文献的编目与著录方法”。古典文献的典藏与查阅都需要目录书和目录卡片提供按图索撰的途径，而编制书本式目录和卡片式目录，既要遵循一定的编目原则，又要按照一定的著录规则，这就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由此可见，“编目与著录方法”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的重要方法之一。再者是“古典文献的鉴定与辨伪方法”。古典文献学在考辨古典文献的源流、判断某一部书或某一篇文献的价值、分析不同文献版本之间的关系时，都需要对文献的特征和内容予以鉴别，特别是对那些伪造的书籍和文献档案子以断定。

历史研究有其独特的魅力。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哲学研究止于思辨和教训，容易“徒托空言”，而历史研究因其叙述历史事实而更容易显示出“深切著明”的效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历史研究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是比较稳定的文本。它既不像实验研究那样容易受无关因素的干扰，也不像调查研究那样因缺乏资料而无话可说。而且，从历史研究的视角来看，“现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见得调查研究的对象就是现实的而历史研究的对象就一定是“过去”的。相反，一切“现代”都正在成为过去，而一切历史都可以理解为当代史。从研究的主题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或改革实践史）和学术史研究三种。而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历史的考证研究、历史的叙事研究和历史的解释研究。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其实就是历史的调查研究，可统称为历史的实证研究。一般意义上的调查是对“当下的事件”的调查，而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是对“过去的事件”的调查。历史的解释研究在面对历史事实（主要是历史文献）时，它更多地依赖于研究者个人的判断及其所选择的视角。不同的研究者总是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不同的解释，这使解释研究不可能像其他实证研究如调查研究、实验研究那样显示出“毋庸置疑”的客观性。但是，历史的解释研究在提出解释时仍然重视解释的理由和证据，以便使自己的解释令人信服。就此而言，历史的解释研究也有某种实证研究的含量而并非任意、任性地随意发挥。

研究历史文献

文献史料对历史研究有哪些作用解决方案1：文物的史料作用可证实文献之记载，校正文献之谬误，补充文献记载之缺佚。对无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文物则是研究、恢复其社会面貌的实物史料。文物的证史作用中国古代文献是中国的文化宝库。而丰富多彩的文物，对古文献记载的证实，不仅增加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可靠性与珍贵性，而且又增加了实物资料,成为文献记载的真实见证。从另一个角度讲,文物可以证明文献记载的历史将文献和文物密切结合,相互印证，对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文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相吻合者已不乏其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商代的世系。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大批甲骨文中对商王世系的记载，经考证与《史记》记载基本相符《史记·孙武吴起列传》中,记载了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并各有兵法传世的史实,《汉书·艺文志》中也作了著录。此后,《孙子兵法》不传,众说不一。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从而证明《史记》和《汉书》记载的正确，使自隋代以来的疑问和误传得以澄清。《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的玉柙(玉衣)葬制，也由河北、江苏、安徽、山东、陕西、河南、广东、北京等地出土的完整玉衣或玉衣上的玉片及所使用的金缕、银缕、铜缕等得到证实。文物的正史作用在古代，有些史籍在传抄过程中出现错误，有些在流传中缺佚，有些被统治阶级删改等，这就使文物的正史作用有了极其珍贵的价值。它的表现是校正古籍记载之谬误，订正史传，纠正错讹。在古代，金石学家以金石文字正诸史之谬误，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只限于金石，现在可利用各类文物中的资料订正文献记载。这就使文物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发挥。在地方志中对一些古迹的记载,由于时代的限制,缺乏资料，又未实地调查，往往以一些传说为据，使记载失实。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不少已得以澄清，如河北省磁县许多古，在地方志等古籍中称为“曹操七十二疑”，但经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文物资料(包括墓志)证明并非曹操七十二疑，而是北朝墓群，是东魏、北齐的皇室及王公贵族墓地。在古文献中，往往记载一些生产和生活器物的状况，这些记载又往往被认为是它们产生的时间，以导致错误。《韩非子》、《周礼》中，有关于髹漆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薄板胎漆器出现于战国中期。实际上中国漆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即出土有漆器，商代遗址和墓葬中更有多处发现。这些出土文物，都校正了《韩非子》和《周礼》的记载。文物的补史作用对无文字可考的历史提供实物资料,以研究和恢复其历史面貌；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补文字记载的缺佚，以提供比文字记载更丰富多彩的资料。中国的各种古籍，是研究不同时期历史的宝贵资料。但不可忽视的是正史和其他古籍，受阶级局限和当时条件的限制，有大量史实，特别是关于劳动生产者的史实并未被记载，使为数众多的史实失传，还有不少史籍在历史上散失不传，许多史实被湮没。同时，人类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整体，文献记载的史实，年代愈早的文献，记载的史实愈简略，甚或不予记载，这就使许许多多能说明社会各个方面的史实缺载。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彩的文物，完全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文物本身储存的信息，可以为研究不同问题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而有文字的文物,如甲骨文金文、竹木简牍、帛书、古写本、古印本、石刻等，更是直接记载了历史的不同方面，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从而使人们得以了解某些方面的真实情况。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5种秦法律文书竹简，其内容远远超过了李悝《法经》的范畴，已具备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方面的内容。湖南省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中，有5种医书，成书年代都早于《黄帝内经》，在内容上没有五行学说的痕迹，填补了中国早期医学史上的空白。文物的史料功能文物作为实物史料，其证史、正史、补史的作用是开展科学研究，发挥文物作用的第一步。在完成第一步工作之后，还要运用这些可信而翔实的资料，研究历史，促进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文物史料对专门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农业史、畜牧业史、纺织史、陶瓷史、冶金史、建筑史、交通史、天文史、雕塑史、医药史等专业史的研究，都离不开文物史料，特别是原始社会无文字记载，只有依靠文物史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文物的物质成分和所储存的信息了解的越来越清楚，可为专门史的研究和撰写提供更加详细和精确的资料。文物作为有形的物体，在绘画、雕塑等一些专门史的研究中，是十分形象生动的实物史料。它比文献资料有更加特殊的价值。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方面，文物同样具有特殊价值。在研究中只依靠文献资料，只作文字描述，不易给人一个形象概念，若增加文物史料，插图与文字配合，人们一看就清楚了。人们从古建筑、绘画、雕塑等形式上，就比较容易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古代文物可为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研究古代文物所储存的科技信息，是借鉴的重要内容。对古代文物所具有的物质形式，可在研究其科学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中国古代有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历史长河中被湮没。但运用这些技术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有些在考古工作中被发现，其中有的经整理研究，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检测，已获得了储存在文物中的科技信息，成为发展今日科学技术的借鉴，或为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文物中有大量文物本身就是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蕴藏着当时的科学信息。对这一类文物的深入研究，特别是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分析研究，会为发展今天的科学技术提供信息和资料。古代的天文文物和冶金、水利、建筑等方面的文物都程度不同的包含了古代的科学信息。在战国时期使用失蜡法铸造铜器，汉代使用土法生产球墨铸铁等，都属于这一类。借鉴与促进艺术发展文化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借鉴。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文化艺术都是在学习前人积累的知识和文化艺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书法、绘画艺术，就是在学习前人作品(许多已成为文物)、借鉴前人优点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时代风格和个人艺术风格的。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是这样，其他文化艺术也莫不如此。解决方案2：提供佐证，文献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方案3：没有文献，哪来的历史

比较，首先足一个时间概念－切文献都是各种知识的记录。时间就好似一个链条，它以“现在”为线索．前于此时谓之“过去”，后乎此音谓之“将来”：时间即历史，过去时间中产生的文献叫历史文献；现在即当今的文献叫当代文献。而“现在”，这个时间链条，是极不稳定且稍纵即逝的。当文献学家着手对某种当代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时候，它实际已经成为历史的存在物。所以本书使用的“历史文献”的时间概念。从属于的文献都是历史文献”的命题，在收罗文献时、尽可能予延至现在，从古代至建国以来的五十年，均沦述之。其次，从学科体系来看，广义历史学包括自然界的变迁以及最初人类会活动发展的过程。内容涵盖十分广泛，广义的历史文献。它包括世界上的一切著作，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文学专指人类社会史，即所谓狭义历史学。历史学典籍则指古代各个阶段分类分录中的史部典籍，以及现代文。史、哲、经等分类中的文学著作、任何目录分类，都是相对的。因此，史部以外各部其实多属于史学文献，古今学考早有论说。章学诚《报孙渊如书》称．“承询《史籍考》事、取多用宏，包经而兼子集，不特如所询地理之类已也。”可见串氏所著《史籍考＞，已不限于四部分类的史部典籍；章氏又有”六经皆史”的论题、这是指《六经》皆为史料。早在两千年前．司马迁作《史记》，就以《六经》为史料。他提出了“颁协《六经》异传，整齐自家杂语”的命题，广泛取材。但是，如果把四部典籍都视为历史文献．则是广义历史文献，它与一切文献没合区别，而失之于混淆；如果固守史部类日，必又失之于偏狭c“混而合之则不清．拘而守之则已隘”(章学诚：烛考释例女)，即所谓“过犹不及”，太广大狭都是弊病。本书考察的历史文献，以狭义的支部典籍为主体，而概述广义的四部文献，别择其中的历史学史料文献．主次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