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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下社科类的期刊~像（社会科学前沿）这样的期刊~看下里面的别人的论题是怎么样的~结合自己的写作主题去命名
当代大学生的时尚追求调查研究中国大学生的交往方式研究当代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研究当代大学生的健康意识研究当代大学生的性道德意识研究当代大学生责任意识研究社会转型期大学生感恩意识的实证研究大学生的信用状况研究助学贷款与个人信用制度建立研究大学生诚信认知及行为的调查与思考大学生考试诚信的社会学研究走向信用时代——对影响大学生信用观的重要因素的研究当代大学生阅读状况研究大学生打工现状及其社会问题大学生兼职状况调查研究大众传媒对大学生道德认知的影响研究高校贫困生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参与研究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研究大学生“英语热”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校园乡亲：大学中的老乡群体研究大学生留学决策与社会阐释大学考研决策与社会阐释中西文化交流中当代大学生生命价值观境况研究大学中的社会分层现状研究大学班级文化研究大学生专业认同研究大学生自主创业研究大学生就业质量研究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社会支持网分析当代大学生的就业取向和家庭背景的相关研究就业政策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研究大学生消费行为研究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研究大学毕业生社会适应大学生自杀现象的社会学分析传统与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大学生如何兼职当代大学生毕业后关于考研教育大论文下载中心
这篇企业与社会方面的文章可以吗？企业 社会责任以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 同时,主动承担起推动 社会进步、关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扶助社会弱势群体 、参与社区发展、保障职工权益,履行对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公共事业的责任为内容,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的发展,已成为 全球不可遏止的一种发展趋势。在企业社会责任实施过程中,企业如何摒弃传统公司法“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影响,从企业经营的长远利益出发,树立 起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以人为本、加强内部管理,积极主动地投身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中,显得尤其的重要。而国家 如 何通过立法的完善与政策的鼓励,创造良好的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的 氛围,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创造 良好的外部环境,营造公平、公正、诚信、和谐的市场秩序,在全社会形成尊重、支持企业社会责 任的局面,使更多的企业自愿、主动地参与到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之中,也是企业社会责任实施的一项重要内容。论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企业社 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 时,以履行国家规定法律责任为底线,主动履行为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谋取一定利益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是对于传统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修正与补充,你参考下
参考一下这几选题：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及其特点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为何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佛教中国化的表现及其影响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 近代中国救国强国的思潮非常多，为什么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救国强国的梦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如何看待历史研究中的假设？没有革命，中国是否会发展得更好？“十个结合”与中国特色是什么关系？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近日，记者就读者提出的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颜晓峰，请他们对这些问题作深入解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问：在近代中国，救国强国的思潮非常多，为什么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救国强国的梦想？张海鹏：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的确，在近代中国，各种救国思潮很多。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道德救国等等，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实业家那里是十分笃信的；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等，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定市场；君主立宪、共和制度，也经过长期的辩论。国家主义、好人政府、联省自治、乡村建设等各种政治主张，有人提出，有人实践，但很快就烟消云散。最重要的思潮或者主义是两种：三民主义，社会主义。这两种思潮的传播和实施，都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20世纪初的国际国内情势下提出来的政治思想主张，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这种主张或者纲领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过孙中山的重新阐述，反映了当时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要求。基本上说，反映孙中山社会改造思想的是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思想。民生主义思想首先来自19世纪末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启发，在一定意义上还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又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孙中山在阐述他的三民主义理论时，内心中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好感。孙中山去世后，随着中国国民党的分裂，三民主义思想也被不同的政治家所篡改。篡改后的“三民主义”违背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学说，反对并屠杀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国民党、蒋介石脱离人民大众的利益，违背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终于在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大决战中彻底败北。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就在这样的大决战中被证实了。能够救中国的只能是经过大决战检验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规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经过历史实践检验过的。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历史必然性吗？张海鹏：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不是个别现象，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换句话说，它是资本主义成熟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工人运动成熟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推动了欧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还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迟早都要发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在清朝的最后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观点已经出现在中文刊物和著述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大大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的思考；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推动，中国人进一步思考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就是说，五四运动后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考虑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已经成为历史的趋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这个历史必然性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建立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上的，是建立在由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弱小、资产阶级政党力量弱小的基础上的。而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这个政党的理论终于掌握了人民大众，掌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方向。颜晓峰：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作过精辟的阐述。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充分暴露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也充分促进了民族先进分子救亡图存的觉醒。中国封建文化不能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武器，于是就转向西方寻求强国崛起之道，形成了西方各种思潮纷纷涌入的局面。经过历史检验，这样那样的学说和观点都碰壁了、破产了，因为它们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来考察国家发展之道，应用于中国，就是只有人民起来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和人民民主国家政权，才能解决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主要矛盾的正确理论，毛泽东等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的汇合是历史的必然。历史是不能随意假设的问：有的人认为，假设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或许会发展得更好。请问专家，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假设？张海鹏：首先必须指出，后人对历史发展过程所做的随意假设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允许这种假设，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将变得毫无意义。以前就有人说过，中国如果当上300年殖民地，早就现代化了。这样的说法如同梦呓。说者至少是出于对近代中国国情的无知，也是对现代中国国情的无知。假设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暂且认为这样的假设有某种意义，中国是否会发展得更好呢？我看也不尽然。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从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事实中来求证，因为中国发展道路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看地球上类似国家的状况。首先看日本。日本在140多年前实行明治维新，走了“脱亚入欧”的发展路线，是继欧美国家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可是日本却是一个靠军国主义、靠战争、靠掠夺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国和亚洲国家吃它的苦，还需要在这里细数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占领日本后，如果不是出于冷战需要，扶植日本作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基地，日本的战后发展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再看印度。印度早于中国差不多200年成为殖民地，其独立时间和中国差不多。印度是一个大国，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国家，今天被称为“金砖四国”之一。这60年来，印度的发展状况和人民的富裕程度，是不是比中国更好呢？这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再看俄罗斯。俄罗斯是最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搞了70来年，1991年选择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罗斯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军事、经济实力均可抗衡美国，而今天的俄罗斯在综合实力上与美国却是相差甚远。亚洲的菲律宾、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拉丁美洲、非洲大陆等许多国家，走的都是资本主义道路，今天的情况如何，恐怕不需要多加引证了。环顾世界各国，相比较之下，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国家的整体发展，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对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不是更好些呢？如果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假设可以成立的话，我们也不难想象，在列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榨下，在内部四分五裂下，发展状况还会好吗？问：中国是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进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有人认为，近代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也许会发展得更好。应该如何看待这种观点？革命与社会主义以及现代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张海鹏：说到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是可以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作出合理解释的。一般来说，当旧的社会制度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革命，以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这样的障碍一旦扫除，社会就会获得大的发展。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起到了推动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美国在18世纪发动北美独立战争，取得了国家独立，才使生产力获得解放，进而在19世纪末以后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则是在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获得国家独立之后，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有人认为近代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也许会发展得更好，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10多年前，有人发表“告别革命”的说法，就提出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首先，这是一种随意的假设，假设者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证明。换句话说，你用什么材料来证明你的观点？历史不能重头来过一次，否则还可以检验一下你的观点是否有可行性。其次，任何社会的革命都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客观环境逼迫出来的。有一句话说，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大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可能发生。这时候，革命党振臂一挥，人民就会跟从，革命就会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客观环境，任何人、任何政党凭空呼唤革命，是制造不出革命来的。第三，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统治形态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不断侵略，用战争、不平等条约等多种手段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中国政府，操纵了中国经济。在这种政治和经济条件下，从晚清政府到民国政府都面临着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局面，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因而革命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历史事实。我们怎么能不顾这样的基本史实，而假设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会发展得更好些呢？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我们党提出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否可以认为，“十个结合”就是中国特色？颜晓峰：从方法论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关键在于“结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贯穿始终的一条基本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也使这一结合进入新的阶段。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了新的内容和形式。正是在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紧紧围绕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新矛盾新问题，探索结合的新对象新内涵，逐步形成和发展出“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法论的精髓是“结合”，这是由我国国情和历史发展的状况决定的。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照搬本本。因此，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与中国国情有机结合起来。表现在政治原则上，就是既不能僵化也不能西化，既不能“左”也不能右；表现在实践关系中，就是这种结合是统筹协调、把握平衡的结合。结合是不同方面、不同要素、不同取向的结合，是整合优势、产生新质的结合。这种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创造。一些原以为绝对对立的事物有效结合起来了，发挥了极大效能，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一些原以为顾此失彼、替代选择的价值在结合中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扎根于当代中国的实践土壤，同时又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是反映这三大规律的综合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寻找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得以实现的特殊形式和特殊途径。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任何一种发展道路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一成不变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需要借鉴资本主义的一些做法？如果要借鉴，应该借鉴一些什么东西？这个度如何把握？颜晓峰：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关键看其是否适合本国国情，是否促进社会发展，是否得到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当然，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封闭发展，都要在和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的有益成果中得到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对资本主义为人类文明作出的历史性创造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带来的罪恶和社会不公进行了严厉批判。借鉴什么，就是要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解放思想、为我所用，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一些思想理念和具体制度。必须指出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在交往、借鉴中不能没有原则。一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就要动摇社会主义的基础；二是要适合中国国情，不符合中国国情只能在实践中导致失败。
汗~~ 这个问题是我等能写的出来的嘛 题目这么大 不抄书都不行
其实农民工养老保险是值得一写的，最近国家出台了适用于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办法，值得参考。其他诸如大学生就业保障，医疗系统福利化改革，国际社会保障比较，都值得一写。有关资料可以看看郑功成教授，陈良瑾教授的书，人大学报什么的。注意引用数据说明问题，建议看看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
如何看待中国现在农村和城市差距悬殊的社会保障状况? 从现阶段来说，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和城镇社会保障是不相同的。农村社会保障是依托于集体、家庭、土地的一种社会保障体制。就整个农村而言，由于各地条件的差异等因素造成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从而也导致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出现很大的差异。而城镇社会保障是城市以就业为中心的、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覆盖面积较大。可见，农村和城市采取了两种不同的保障制度。 通过调查可以发现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窄、层次低、社会化程度低占总人口近70%的农民的社会保障支出仅仅占全国社会保障费的 11%，而占总人口近30%的城镇居民却占了全国社会保障费的89%。大部分农村的社会保障停留在救济的层面上，即使农村以养老、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也只是在小范围内实施，并没有普遍推行。2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管理混乱，缺乏法律保障，基金难以保值增值。 城市社会保障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实施。农村养老保障和社会救济由民政部门管理，农村医疗由地方政府和集体经济共同管理，一些地方商业保险公司也参加了农村保障，从而形成了城乡分割、政事不分、多头管理的格局，农村社会保障基金使用风险大，难以解决保值增值的问题。3 土地的保障功能日益下降。其主要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我国人多地少，而且平均每年耕地递减01~68万 hm；二是随着城市化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已经有大量的，而且还将有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征用；三是农产品投入大、产值较低，农民不仅享受不到政府补贴，而且还自己承受各种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加剧了农民的生活风险；四是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农民不能变卖土地来养老；五是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特殊体制，很难推行土地的规模经营，制约了土地的保障功能。4 家庭养老面临挑战 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使家庭养老功能大大减弱，大批年轻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加重了家庭养老的困难。2、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的原因1 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投入上相对不足首先是在资金投入上，城市与农村很不平衡。城镇养老保险金已经基本实现了社会统筹，建立了国家、企业、个人共同负担的基金模式，而在农村仍然以家庭保障为主，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进行了改革试点外，其他保险项目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2 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没有理顺 就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来说，由于历史原因及利益驱动，在一些地方从开办养老保险以来，保险公司从没有停止与民政部门的竞争，与教育部门联合对乡村民办教师进行保险，这势必造成农村养老保险的分割局面。3 人口老化进程加快，社会养老日益艰难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医疗技术的发展，老年人口的平均寿命增长到了70岁，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1964年的08%上升到1995年的76%，到20世纪末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3亿。4 收缴保障基金的难度较大，由于城乡的经济收入差距较大，很多企业低工资招收农民工，同时还能避免福利等一系列的费用，使得保障基金收缴很难。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口中有8亿多在农村。农村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推进农村城市化，是农村社区形态向城市社区形态转化的一种过程和发展趋势，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3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采取的措施1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只有农村经济发展壮大了，农民收入增加了，才能积累更多的社会保障基金。2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替代传统的土地保障、完善农民的城镇化的进入机制，从根本上农村的社保问题。3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努力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和农村人力资源水平，以充分适应就业的需要。 4 改革农村土地转让制度应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政府应保证农民的主体地位，允许农民工自主转让土地经营权，通过实行租赁、拍卖、企业托管等形式，有效实现土地增值，使外在打工的农民摆脱土地经营的后顾之忧，使转出土地的农民工最终享有与所在城镇人口相同的社会保障待遇。别忘记给分啊
吉登斯的老年人福利主张对我国老龄化问题的启示摘要我国日趋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给经济社会带来了挑战，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已成为重要的课题。吉登斯的老年人福利主张启示我们要积极利用老年人自身的力量，推行弹性退休制度，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关键词吉登斯老龄化老年人力资源弹性退休制度一、吉登斯的老年人福利主张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化到来，福利国家面临新旧双重危机，传统的左派与右派都无法解决福利国家危机的背景下，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自己的积极福利思想。在其福利思想的框架下，他特别针对老龄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其主张的核心就是把老年人当成一种资源而不是负担，并且逐步废除固定的退休年龄。在解决老龄问题上，吉登斯认为必须发挥老年人自己的力量，要把老年人看成一种资源而不是负担。随着寿命不断延长和出生率的下降，很多学者预测老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吉登斯认为这种老龄问题是一种貌似旧风险的新风险。“在达到退休年龄时才开始发放的养老金，以及‘养老金领取者’的概念，都是福利国家的发明。但是，这些概念不仅与新的老龄化现实难以合拍，而且很明显地表现出依赖福利的色彩。它们表现出能力的丧失，而且，从这些概念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演出许多退休人士为什么感到失去自尊的原因。”“老年人必须由国家照料的期望创造了一种同样有害的依赖文化(culture of depend-ency)。”人到退休年龄便成为养老金的领取者，这种人为划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具有两个弊端：首先，老年人处于被动的接受者地位并被视为负担，而且也确实成为了负担。其次，这种做法不能区别对待不同的老年人，如有的老人身体状况好，到了退休年龄以后可以继续工作而且愿意工作，在划定了退休年龄的情况下他只能退休。而如果有的老人身体状况不行，他也必须工作到退休年龄。所以吉登斯主张要把老年人自身看做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力量，老年不应当被看成是一个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责任的阶段，这样就必须逐步废除固定的退休年龄。他还指出“规定必须到达‘有资格领退休金的年龄’才能享受养老金福利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人们应当可以自行选择使用这笔资金的时间，这不仅使他们可以在任何年龄上停止工作，而且可以为他们提供教育经费，或者在需要抚育幼儿时减少工作时间。如果个人既可以选择提早停止工作，也可以选择多工作一段时间，那么废除强制性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就将是中性的。”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影响自1999年来，我国便进入老龄社会。2006年2月中国人口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前20年将成为“快速老龄化”阶段，随后的30年为“加速老龄化”阶段，其后的50年则达到“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15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4．37亿，即每10个人中就有3个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有着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我国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大，居世界之首。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就决定着我国老龄人数的庞大。虽然计划生育使我国的人口在世界上的比例会有所下降，但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我国老龄人口仍将是庞大的。根据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21世纪下半叶中国也还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老年人口大国。第二，我国老龄化速度快。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导致出生率不断降低，底部人口萎缩，总体人口增长数量下降，老年人口比例快速上升，这使得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要快于他国。相关研究指出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其中，法国130年，瑞典85年，澳大利亚和美国79年左右，而中国只用27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第三，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未富先老。一般来讲，人口老龄化进程总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保持一致，然而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我国的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均GDP水平、城市化、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老年人福利等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距离，因此养老的负担更重。除以上三点外，还存在着地区间老龄化水平差异大等特点。我国老龄化的这些特点和发展趋势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首先，老龄化导致社会负担加大。我国目前的老年抚养比为0．11左右，即大约9个劳动年龄的人就要供养1个老年人，而根据中死亡率计算，我国2020年的老年抚养比将上升为0．17，根据低死亡率计算，我国2020年的老年抚养比将上升为0．19。届时，个人、企业、社会都面临沉重的养老负担。其次，老龄化会带来劳动力相对不足。虽然目前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但随着人口高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消失，老龄人口的增多，必将引起生产人口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的减少，从而带来劳动人口的相对不足。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加重，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又必然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障碍，而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又会使解决老龄化问题更加困难。总之老龄化问题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何应对老龄化是我国重要的课题。三、吉登斯老年人福利主张对我国老龄化问题的启示吉登斯的老年人福利主张告诉我们要会运用老年人自身来解决老龄化问题，要将他们视为人力资源，要尊重他们的权利和意愿，而要做到这些改革退休制度是必须的选择。我国现行退休政策源于20世纪50年代。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60周岁，女性干部55周岁，女性工人50周岁，对特殊工种职工退休又放宽五年期限。从事井下、高温、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退休年龄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因病或非因工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退休年龄为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这一法定退休年龄的制定依据主要是根据我国建国初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当时的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只有50多岁，而现在我国的社会经济格局已发生很大变化，人均寿命也提高到了72岁。从而我们可以看出现行的退休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弊端：首先，退休年龄偏低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众所周知的是劳动者知识层次越高，所耗用的成本越高，而且参加工作的时间会略迟。而在我国，目前只有少部分专家学者可以推迟退休外，大部分人的退休年龄是偏低的，尤其是女性，这就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当“人口红利”过后，劳动力资源减少的时候这种情况的影响会更大。其次，造成社会负担过重，老龄人的过早退休必然加重养老保险支付的负担，同时也加重社会医疗，保健服务等方面的负担，在我国目前养老保险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家庭的养老负担就会更重。最后，固定的退休年龄不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和权利的充分体现。现行的退休年龄没有体现老年人自身的意愿，有的老年人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不愿退休但必须退休，甚至因此患上退休综合症，有的老年人身体状况差，不愿继续工作，却不能提前退休，或者提前退休则面临退休待遇的减少。另外男女退休年龄上的不平等，也会造成一些消极影响。因此综合上述因素的考虑，面对人口老龄化我们应该调动老年人的力量，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一）实行弹性退休制目前我国政府正有准备提高退休年龄意向，但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持反对意见的很多。他们认为推迟退休年龄对于目前我国国情来说不合适，因为推迟退休年龄会加重当前年轻人就业困难，对于身体状况不好的老年人和工作比较辛苦的老年人来说不公平等等，可以说意见很难得到大致的统一。既然提高退休年龄争议很大，那么实行弹性退休制会是个比较好的选择。当然就我国目前国情来说不能跟吉登斯所讲的那样完全取消退休年龄的规定，我们可以实行符合我国国情的弹性退休制。就我国而言过早的退休必然会加重各方面的负担，因此可以在最低工作年限（根据不同情况设定）的基础上实施自愿选择的弹性退休制。同时还可以根据退休年龄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待遇水平,这样就可以做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鼓励人们推迟退休年龄。具体的做法可以是这样：女性选取55岁作为最低退休年龄，在55周岁至65周岁之间，她们可以任意选择何时退休。男性可选择60岁作为最低退休年龄，在60周岁至65周岁之间，他们可以任意选择何时退休。当然根据行业的区别可以再继续细分。事实上弹性退休制度已经成为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政策主张，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二）采取其它各种手段充分发挥老年人自身的作用积极培育和发展老年人自己的组织，如老年人协会、各种兴趣爱好组织、互帮互助组织等；鼓励健康低龄的老年人再就业，如设立专门的机构帮助老年人才就业，积极搭建老年人信息平台等；鼓励老年人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如当环保志愿者等。同时完善老年人社会参与和再就业权利方面的法律规定。通过以上各种措施既可以有效地避免退休给老年人带来的孤独与失落等消极情绪，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又可以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让他们自立、自主、共同劳动，互相帮助。总之，要利用多种手段调动老年人的积极性和活动性，让他们在体验自身价值的同时减轻社会负担。注释：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的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周战超．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2007（1）．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懂得党和国家有关社会保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较牢固地掌握有关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具有一定实践能力的高级、复合型专业人才。
其实农民工养老保险是值得一写的，最近国家出台了适用于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办法，值得参考。其他诸如大学生就业保障，医疗系统福利化改革，国际社会保障比较，都值得一写。有关资料可以看看郑功成教授，陈良瑾教授的书，人大学报什么的。注意引用数据说明问题，建议看看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
论社会保障缴款的性质 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困境与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各地区社会保障资源条件利用程度分析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筹资模式选择 金融危机对就业与社会保障的联动影响及其策略
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此论文资料，可以参考） 一、引言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2亿老年人口和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 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8，甚至于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63到2000年的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88岁上升到2050年的20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0，1987年又回升到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3左右，高的高到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岁，女性为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4岁，女性为4岁，男女合计为9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9岁，其中男性为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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