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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中国古代财政金融史、区域社会文化史。自2000年以来，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博士后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多个科研项目，参加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等重要项目的研究工作。独立撰写论文30余篇，独著、翻译、参编数部专著。曾获福建省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厦门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年入选福建省新世纪人才。 1、《清代台湾义冢的破坏与维护》，《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2、《厦门叶家买办——闽南买办家族的个案》，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等编：《闽南文化新探——第六届海峡两岸闽南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海峡出版发行集团鹭江出版社，2012年3月。3、《2010年明清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2期。4、《关于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的思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5、《2009年明清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6、《2008年明清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收入《中国经济史研究前沿》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1月。7、《明清福建商人的多阶层组合》，收入陈支平主编：《货殖》第四辑《商业与市场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8月。8、《明清福建商帮的性格与归宿——兼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9、《清代福建书院经费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10、《从<闽都别记>谈福州民俗》，收入赵麟斌主编：《闽台民俗新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11、《运用中西比较方法的史学力作——简评<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光明日报》（史学版），2007年12月21日。12、《历史上的原额化管理——以明万历前期营业税额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4期。13、《清代徽州赋役户名的私相授受》，《中国经济问题》2004年第5期。14、《简评<透视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的整合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15、《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水平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16、《万历矿监税使原因再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17、《也谈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划分问题》，《中国经济问题》2001年第3期。18、《明代中后期的市舶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19、《试析明万历前期的营业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20、《明代中后期的盐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闽南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2010年9月获厦门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译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9月；2007年12月获福建省第七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3、《康熙大帝VS彼得大帝》，香港三联书店，2005年6月；新星出版社，2006年1月。4、《台湾文献汇刊》（100册，参编），九州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2005年。5、《透视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的整合研究（第一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6、中国古代货币（网络版），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2003年1月。 1、明清时代泉州的港口贸易与城市变迁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6－122、明代中后期的税收制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7－13、中国传统经济政策选择过程研究，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7—124、清史《财政金融志》上，国家清史工程（主撰之一），8—75、闽南文化述论，福建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7—66、港口、城市与社会变迁——以明清泉州城市历史研究为中心，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6－107、闽南文化与闽台合作交流，福建省科技重点项目，4—38、明代中后期的农业税收与财政，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10－9
北京学研出版社是教育部直属的高校出版社，也是福建省唯一的一家大学出版社。我社创立于 1985 年 5 月。建社 20 年来，全社员工以不断开拓、勇于进取的精神，脚踏实地，努力奋斗，使我社的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一流的大学要有一流的大学出版社”的理念感召下，我社坚持以特色、品牌取胜的经营思想，始终贯彻党的出版方针，坚持为高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办社宗旨，争创一流业绩，为读者奉献了一大批具有很高的学术品位和文化品位的优秀图书，在学术界和出版界赢得了较高的声誉。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党中央确定的新世纪三大任务之一，事关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也是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台湾史料的研究和出版，是对台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为更好地适应两岸关系的发展形势，配合对台工作的需要，在国务院台办的直接领导下，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九州出版社积极发挥祖国大陆对台研究力量，组织、策划、出版了一系列涉台图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品牌。2004年，由九州出版社和厦门大学出版社共同策划、合作出版的国家十五重点出版项目《台湾文献汇刊》问世后，在海峡两岸和国外产生了巨大影响。舆论认为，汇刊的出版标志着大陆整理台湾文献史料的水平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印证两岸文化源流、遏制“文化台独”、加强两岸交流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韩国国家图书馆等国内外著名图书馆均收藏了此书。在组织出版汇刊过程中，我们感到在台湾文献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还有很多重要工作应该抓紧去做。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和论证，我们决定以汇刊为基础，将台湾文献史料整理研究工作延伸、细化，组织实施“台湾文献史料出版工程”。这一想法得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单位的积极呼应和大力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国务院台办领导的认可和高度评价。台办不但将其列为对台宣传重点项目，还拟报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申请为“十一五”国家重点项目，正式列入了台办宣传工作计划。初步决定报请中央成立高规格编辑出版委员会后，由台办牵头，组织新闻出版部门、档案文博单位和相关研究机构的领导、专家共同完成这一宏大工程。项目构成“台湾文献史料出版工程”由已出版的《台湾文献汇刊》（100册）及将要出版的《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100册）、《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300册）、《民间遗存台湾文献选编》（50册）、《海外遗存台湾文献汇编》（50册）五大项目构成，总规模600册。
为什么中国建铁路那么晚，自己不建，还不允许外国人建。中国第一条商用铁路——吴淞铁路建成被拆之后，20年之后，才开始大修铁路。当传统观念遭遇现代科学，只有经历了阵痛，才能体会到进步的意义。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党中央确定的新世纪三大任务之一，事关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也是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台湾史料的研究和出版，是对台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为更好地适应两岸关系的发展形势，配合对台工作的需要，在国务院台办的直接领导下，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九州出版社积极发挥祖国大陆对台研究力量，组织、策划、出版了一系列涉台图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品牌。2004年，由九州出版社和厦门大学出版社共同策划、合作出版的国家十五重点出版项目《台湾文献汇刊》问世后，在海峡两岸和国外产生了巨大影响。舆论认为，汇刊的出版标志着大陆整理台湾文献史料的水平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印证两岸文化源流、遏制“文化台独”、加强两岸交流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韩国国家图书馆等国内外著名图书馆均收藏了此书。在组织出版汇刊过程中，我们感到在台湾文献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还有很多重要工作应该抓紧去做。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和论证，我们决定以汇刊为基础，将台湾文献史料整理研究工作延伸、细化，组织实施“台湾文献史料出版工程”。这一想法得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单位的积极呼应和大力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国务院台办领导的认可和高度评价。台办不但将其列为对台宣传重点项目，还拟报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申请为“十一五”国家重点项目，正式列入了台办宣传工作计划。初步决定报请中央成立高规格编辑出版委员会后，由台办牵头，组织新闻出版部门、档案文博单位和相关研究机构的领导、专家共同完成这一宏大工程。项目构成“台湾文献史料出版工程”由已出版的《台湾文献汇刊》（100册）及将要出版的《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100册）、《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300册）、《民间遗存台湾文献选编》（50册）、《海外遗存台湾文献汇编》（50册）五大项目构成，总规模600册。
1月 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在渔阳饭店召开两岸版权交流与合作座谈会。 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型历史文献《台湾文献汇刊》出版座谈会。 7月首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期间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第一届涉台图书联展。9月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来访。 第十四届中央台办运动会在怀柔红螺山庄举行。 美国华文出版协会来访。 10月厦门举办的两岸图书交易会期间承办“第三届涉台图书联展”活动。11月 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与中国书刊发行协会组织相关专业人士赴台，同台湾图书发行协进会共同举办了海峡两岸书刊发行暨物流研讨会。 全国消防日,九州出版社向公安部消防局警官培训基地捐赠图书。 九州出版社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被授予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称号。 1月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在京举行2011海峡两岸出版界联谊会。 10月海峡两岸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专题图书展圆满举办。
版社要生存要发展，在竞争愈来愈激烈的今天，创建图书品牌，参与市场竞争，显得刻不容缓。在制定和实施品牌战略的过程中，我们从出版社实际出发，努力发挥学校的学科优势，逐步培育出品牌。我们策划组建的法律、经管、广告类图书系列已在书界颇具影响，市场的回声是：厦大社的法律书全、经管书优、广告书特。 我们依据本社的出版资源，确立了我们创建品牌的思路，确立了品牌重点，经过市场检验，形成了一批品牌图书，这就是经管类、法律类和广告类。在品牌图书的出版上，我们强调专著和教材并重，专著要出版精品，教材要有规模。如经济类、管理类专著类有 葛家澍 教授的《现代西方会计理论》
北京学研出版社是教育部直属的高校出版社，也是福建省唯一的一家大学出版社。我社创立于 1985 年 5 月。建社 20 年来，全社员工以不断开拓、勇于进取的精神，脚踏实地，努力奋斗，使我社的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一流的大学要有一流的大学出版社”的理念感召下，我社坚持以特色、品牌取胜的经营思想，始终贯彻党的出版方针，坚持为高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办社宗旨，争创一流业绩，为读者奉献了一大批具有很高的学术品位和文化品位的优秀图书，在学术界和出版界赢得了较高的声誉。
厦门大学出版社是以学术出版和教育出版为主体的综合出版社，拥有图书出版、电子出版、网络出版等多项出版权，出版物涵盖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众多学科。多年来，该社共出新书近 3000多 种，其中高校教材、学术专著占 80% ，本校作者约占50% 。 学术为本，实施精品战略 1．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图书。本着弘扬学术、积累文化和传播新知的精神，为把厦门大学最优秀的科研成果通过图书的形式反映出来，在庆祝70周年校庆时编辑出版了第一辑《南强丛书》共出版了15本专著，这批专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出版后有9种书获得省级以上的奖励，成为反映科研和教学成果的一个重要窗口，成为培养师资队伍的一个重要园地。2．标志性的传世图书。第一是台湾研究图书。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是全国最早成立的专门研究台湾的学术机构，是国家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即将隆重推出的大型文献整理图书《台湾文献汇刊》，是迄今为止大陆最大型的台湾历史文献出版工程。全书100册，每册500码，16开本，涵盖了目前有关台湾的珍稀历史文献。对于这样的大型出版工程，采取了与其他出版社共同投资，共同发行，风险共担的合作出版方式。第二是东南亚与华人华侨研究图书。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是最早建立的专门研究东南亚问题和华侨问题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在海外颇具声誉。同时厦门大学由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创办，与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有着密切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最近隆重推出《吧国公堂档案丛书》，共20册。3．以策划“十五”重点图书为契机，组织了一批重量级的精品图书。有五种图书被列入“十五”国家重点图书选题规划，其数量占全省出版社之首。这些图书现实意义大，作者队伍阵容强。此外，还组织了一批数量可观的省“十五”重点图书。4．关注素质教育，组织《人文素养书系》是实施精品战略的一个重要项目。这套书系以随笔的形式，轻松的笔调，深入浅出地介绍人文知识。同时充满作者的主体感受。该书系首先推出《穿透灵魂之旅》丛书。5．大力关注独创性，原创性的系列化著作。如反映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成果的有，文学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系列研究丛书，史学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系列研究丛书，哲学的朱子学研究图书，经济学的《资本论》研究丛书，法学的国际法系列研究文库等。 发挥学科优势，实施品牌战略 1．在整个品牌格局中，将出版高质量有特色的高校教材摆在突出的位置。在品牌教材的出版上，强调要进行多层次、立体化开发，要形成规模。如经济类、管理类出了300多种教材，在这些教材中又以财会、财经为重点，在品牌教材的选题上，强调首先要全，在做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大。如法律类出了五大系列教材：经济法学、民商法学、商法学、诉讼法学、刑事法学。在品牌教材的开发上，强调要有前瞻性和战略眼光。广告专业是全国第一个创办的广告专业，上马之初，缺少教材。积极鼓励该专业的教师大胆地编写教材出版的广告学教材，经不断修订，始终保持了教材的先进性，在市场上十年畅销不衷。2．整个品牌格局中，以教材为龙头，同时也把实用图书放在重要位置，放大品牌效应。例如，管理类图书是的重要品牌之一。首先把教材做充分，同时也策划了一批面向社会市场的实用图书。如《现代实用企管书系》以其实用性及可操作性强赢得了市场认可。 整合队伍，实施人才战略 1．树立团队精神，形成合力。在策划选题时，不强调编辑的学科分工，但大体有一个组稿范围，也就是每个人都建立了自己的组稿根据地。每种图书的责任编辑则不超学科分工。现在出版社普遍实行目标责任制，如果不做好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很难形成合力。在做好具体的思想政治工作时，应采取多种形式增进编辑之间的沟通，培育团队精神，进而提高编辑部门的整体素质。2．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提高策划水平。为了加大策划力度，要求编辑对图书进行全程策划。从提出选题、物色作者、参与写作讨论、编审校进度安排、装帧印制要求，到利润成本预算、发行定位、宣传促销、督促回款等工作，都要包含在策划方案中。为提高编辑的策划水平，通过策划工作产生出效益好的图书，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如重奖双效益高的图书，以提高单种书的效益，从而鼓励编辑少编精编，减少案头工作，改变粗放式的工作型态，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介入市场。
拆毁铁路，今人看来，必然是荒唐无稽之举。可清廷何以冒天下之大不韪，顶着外国的势力强行拆毁铁路，也是有原因的。曾经的三任两江总督李鸿章、刘坤一和沈葆桢都各有说辞。李鸿章认为，“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他视吴淞一带为仅次于京畿的重地，岂可拱手让人，因此李鸿章在吴淞铁路谈判中始终坚持“收回自办”。刘坤一则考虑吴淞炮台的军事地位，“虽不足以关锁长江，亦可捍卫苏、松各郡”（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沈葆桢在给好友郭嵩焘的信中流露出无奈，“铁路弟所极愿办者，无如吴淞非其地也，起卸货物，则偷漏之端，防不胜防。”（陈支平：《台湾文献汇刊》（第四册））可见，政治、军事等因素是清政府拆除吴淞铁路的重要原因。吴淞铁路虽被拆除，但中国修建铁路的汽笛已经拉响。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上海至吴淞炮台铁路再次通车，全长1公里，只不过这次是中国人自己营建的。
为什么中国建铁路那么晚，自己不建，还不允许外国人建。中国第一条商用铁路——吴淞铁路建成被拆之后，20年之后，才开始大修铁路。当传统观念遭遇现代科学，只有经历了阵痛，才能体会到进步的意义。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是台湾文海出版社于1966年10月至今陆续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历史学家沈云龙担任主编。该丛刊现已出版至三编，分别是：《近代中国史料丛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计已编成出版正编一百辑、续编一百辑、三编一百辑。该丛刊所收录的史料包括档案、奏疏、政书、笔记、日记、函牍手札电文、年谱、诗文集、经世文编、传记（碑传）等，内容广泛且丰富，对研究中国近代史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
甲午海战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本胜利，对此，李鸿章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马关与日本政府签署了这个该死的马关条约，条约要求中国除了付出大量白银作为战争赔款外，还将台湾、澎湖等岛屿割让给日本，同时日本在中国好几个地方有驻兵的权利。
孙中山是客家人。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他在公众场合曾多次提到自己是客家人。1911年广东北伐军司令姚雨平将军，谈及第一次与中山先生见面时，说先生自称是惠州客家人。1918年5月26日，孙中山在大埔县三河坝检阅粤军时，赴梅县松口拜会革命元老谢逸桥兄弟，对当地父老说，自己是客家人。孙中山(1866年—1925年)，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生于广东香山县(即中山市)翠亨村的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受到广东人民斗争传统的影响，向往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扩展资料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大多都是客家人发动的。客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文天祥、洪秀全、孙中山、廖仲恺、叶剑英等。 目前，全世界有客家人约4500万人。其中国内4000万人，国外有500万人左右。在海外的客家人分布很广，较集中的是东南亚一带，大革命时期的孙中山、新加坡的李光耀等都是客家人。我国有客家人聚居的地区共有17个省185个市县，其中客家人占95%以上的纯客县50个，客家人最为集中的地方是赣南、闽南和粤东北部。广东的客家人有2000多万，占全省总人数近30%，其中纯客县15个。在世界各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参考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共和国大使馆-客家人参考资料来源：章贡区人民政府-客家人的人文精神及代表人物参考资料来源：海南省人民政府-海南的客家人参考资料来源：央广网-孙中山是客家人 南迁始祖出自陈留
长篇大论的是傻瓜
略论学术界对孙中山祖籍 问题的争论及我们的看法 张咏梅 邹佩丛 一、孙中山祖籍问题争论简史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前，孙中山先生的祖籍问题还没有引起重视，那时在东莞孙氏与翠亨孙氏之间，不论是家谱（或族谱）文字记载，还是血缘关系认同，以及家族内部交往，都明确体现着家族源流关系。孙中山先生逝世几年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起初在东莞孙氏内部引起争议，继而在学术界出现分歧。东莞孙氏内部的争议是在东莞员头山与上沙乡之间展开的，两地孙氏都认为孙中山的先祖是由各自所在乡迁往香山（今中山）的。东莞孙氏内部的争议活动在当时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东莞县政府为澄清事实也奉命参与调查活动，至1933年2月18日，由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刘纪文、邹鲁、林翼中等组成的国民党西南委员会执行部作出结论，致函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称“总理始迁祖缔宗公确自东莞县上沙乡迁来中山县翠亨乡，至员头山乡孙姓系由赞礼公分枝，不能认为总理始迁祖”，这一结论与中山县翠亨、左?孙氏认同的源自上沙乡的情况是完全吻合的。上述结论得出之后，东莞孙氏内部的争议很快就销声匿迹了。稍后，在学术界提出反对意见的是中山大学教授罗香林先生。起初，罗香林先生也接受孙中山祖上来自东莞的说法，但他后来又修正为“孙公上代，原住紫金，后迁东莞”，至1942年罗先生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问世前后，罗先生才完全排斥东莞而推断紫金为孙中山的祖籍。该书由民国社会名流孙科、邹鲁、吴铁城、陈立夫等作序（孙中山侄孙孙满称孙科、吴铁城两序系罗香林本人自拟），又得到蒋介石、于右任、张继等题署，特别是孙科先生接受了罗著观点，因而使罗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紫金说”一提出，当时的国民党党史会成员邓慕韩、钟公任、林一厂及莫纪彭、孙镜、许师慎等就提出反对意见，维护“东莞说”，孙中山的亲属也多数对“紫金说”持否定意见。然而，此时“紫金说”因得到“党国要人”的支持而带上了官方的色彩，因而他们的意见未能引起重视。到了60年代以后，中山大学著名孙中山研究学者谭彼岸、邱捷、林家有教授及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李伯新等同志，从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保存的文物出发，结合其它文献资料，开始全面审视孙中山的祖籍问题，并对翠亨地区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特别是民俗学调查，调查研究显示：“紫金说”证据不足，牵强附会，不足为信，而“东莞说”不仅符合孙家多数人一直坚持的观点，而且有大量的证据证实。 二 、“紫金说”的依据。 紫金说”的第一个依据是：孙中山祖祠在“公馆背。“公馆背”是罗香林先生根据1925年出版的美国人林百克所著英文版《孙逸仙传记》中关于孙中山祖祠所在地的地名“Kung Kun ”推断出的中文译名，而紫金中坝孙屋排村的《孙氏族谱》提及一处祖坟的所在地土名为“公馆背”，因此“公馆背”成为罗香林先生认定紫金孙氏与翠亨孙氏拥有源流关系的第一个依据。“紫金说”的第二个依据是：紫金孙琏昌与香山孙连昌是同一个人。紫金孙屋排村《孙氏族谱》中有谱名孙琏昌者，系十二世，而孙中山的直系先祖孙连昌，在翠亨《孙氏家谱》中也是十二世，罗香林因此把二人视为同一人。“紫金说”的第三个证据是：紫金《孙氏族谱》记载的“琏昌公，移居增城，于后未知。”而香山有个名字相近、世系相同的孙连昌，因此二人应是同一人。基于以上三个依据，罗香林便把孙琏昌视为紫金孙氏迁入香山的始祖，他解释琏昌的迁徙过程是：“惟连昌（指琏昌）公在增城，似居殖未久，即碾转迁居中山县涌口门村”，他确定孙中山祖先的迁徙路线是……?江西宁都?福建长汀?广东紫金忠坝?增城?中山县（香山县）涌口门村?翠亨村。鉴于紫金孙氏是客家人，翠亨孙氏是广府人，民系归属不同，罗先生便在没有可靠根据的情况下推断：“孙中山，实客家人与广府本地系之混血种，所居翠亨，原名菜坑，盖客家移民，初以种菜为生，故以菜坑名村也。” 三、“东莞说”的论据。 “东莞说”运用大量的口碑、文字、文物与调查资料来证明孙中山的祖籍是东莞，而不是紫金。“东莞说”的证据如下： (一)文字资料：1、原由孙中山的胞姐孙妙茜保存的翠亨《孙氏家谱》记载：“始祖、二世、三世、四世祖俱在东莞县长沙乡（即上沙乡）居住。五世祖礼赞公在东莞县迁居来涌口村居住。”2、清朝档案称孙中山是左?头人。“孙文，原字帝像，别号逸仙，改字载之，香山县蔡坑村人，现改称早埔头（即左?头）人，”左?头村（又称左?村，距翠亨村约8公里）是翠亨《孙氏家谱》所载孙中山的六世先伯祖乐千公的分居地，乐千与乐南是礼赞的长、次子，乐千的后代一直以左?头为主要居住地，而乐南的后代后来相继由涌口迁居迳仔?、翠亨村，因此，翠亨孙氏与左?孙氏是同源族亲的关系。3、左?《孙氏族谱》有源于东莞的确切记载。4、翠亨孙氏十二世祖孙连富（孙连昌之二兄）的后人孙华祥（现居檀香山）保存的族谱与翠亨《孙氏家谱》完全吻合。5、由孙中山的胞兄孙眉遗下、孙眉的长孙孙满保存的翠亨孙氏《家谱略记》简述翠亨孙氏直系先祖十至十七世考妣的生卒情况，明确表明了孙瑞英与孙连昌的传代关系。 (二)口碑资料：1、1912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与来自东莞上沙的孙姓族人同开恳亲大会，当时的主持人孙龙光在演说中称孙氏“自南雄珠玑巷迁来广东后，散居各处。”孙龙光的演说称孙氏由南雄迁入广东，而不是由福建迁入。当时的报纸曾对此作过报道。2、孙中山的胞姐孙妙茜在1931年4月26日就国民党党史会钟公任到访时说：“孙氏始祖在东莞县。至五世始迁中山县。其后于此县中曾迁徙过一二处。至十四世始住翠亨村。”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的叙述与翠亨《孙氏家谱》的记载是吻合的。3、孙妙茜的孙子杨连逢证实孙妙茜只承认东莞为祖籍，从未讲过紫金方面的事情。4、孙中山的胞兄孙眉的后人孙满、孙乾等人则一直坚持祖籍为东莞而拒绝承认紫金，他们的态度非常明确。5、东莞孙氏一直承认与左?、翠亨孙氏为源流关系，而左?、翠亨孙氏多数人不仅一直互相承认为同源族亲，而且共同承认源于东莞。 (三)实物资料：1、在翠亨附近的谭家山孙家坟场，葬有39穴坟墓，其墓碑所刻墓主名讳与《孙氏家谱》、《孙梅景等人卖田契》、《乐安堂仕合号账册》、《孙达成兄弟批耕山荒合约》所记载的孙家人名名号相吻合。而这些文物、史料证明孙中山的先祖早在明朝成化年间就已自东莞迁至香山，同时也证实了左?孙氏与翠亨孙氏是同源族亲。2、1912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与来自东莞上沙的孙姓族人开恳亲大会时留下了合影一张，上沙乡孙衍佳尚保存有其父孙同发留下的开会的传单与合照；孙中山于同月月底回翠亨后又与妻子卢慕贞、大哥孙眉、大嫂谭氏、女儿孙?、孙婉到左?与孙族叔伯在左?孙氏宗祠合影三张，这些照片是孙中山与左?和东莞上沙孙氏有宗亲关系的重要证明资料。而参加合影的左?孙氏的后代不仅知道照片中很多人的名字及相互关系，而且知道很多有关孙中山及翠亨孙氏的事情。3、清光绪年间为祝贺东莞上沙大宗祠重修，左?孙氏十八传孙俊邦、孙俊棠撰写对联制成木质堂对，悬挂于上沙宗祠大堂之内，其内容是“萃子姓于家乡木有本水有源五世箕裘开莞岭，安先灵于寝庙功念宗德念祖三房俎豆贡香山。”这表明了东莞上沙孙氏与香山左?孙氏之源流关系。4、孙科于1947年为东莞上沙车站茶亭题写“国父先代故乡”，并留有照片为证。 (四)著述资料：紫金说流行以前，史书有关孙中山的家世大都采用孙中山先祖由东莞迁居香山的观点，如1932年9月出版的国民党党史会编印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记载翠亨孙氏先祖的迁徙过程是：…浙江杭州--南雄珠玑巷--东莞员头山--上沙乡--香山涌口--左沙头--迳仔--翠亨，而1933年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一书是对《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内容进行审定从而签注意见的权威性资料，孙科先生的签注文字被全部收入。可以看出，孙科仅将“乐千又分居左沙头”改成正确的“分居左?头”，并无其它任何异议；且“左?”的“?”字与“迳仔?”的“?”字一样，都是当地地名用字，很不常用，但长期在外很少回乡因而并不谙熟家族事物的孙科却能将“左沙头”改成正确的“左?头”，这说明他对“左?”的印象很深，因为正如翠亨《孙氏家谱》所记“左?”是他的先伯祖乐千公的分居地。又如1937年出版的胡去非所撰《总理事略》一书也采用孙中山祖籍为东莞的说法，孙科不仅为该书题写书名，而且亲笔题词“《总理事略》，编订明备”。 (五)调查资料：持“东莞说”者通过对翠亨地区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特别是民俗学调查了解关于翠亨孙氏在居住、语言、妇女足型、婚姻对象等方面的特征如下： 1、翠亨村的实际生活状况表明：翠亨村是广府人居住的村落，建村历史仅有300年左右，最早开村的麦姓、冯姓、陆姓都不是客家人，因此翠亨村不是罗香林所说的“客家移民”种菜的菜坑，并且一直也没有客家人入住。过去，由于民系隔阂，翠亨地区的客家人与广府人是分村而居的，没有混居的情况。因此孙家居住于翠亨村，证明翠亨孙氏不是客家人。如果翠亨孙氏是由紫金迁来的客家人，那么他们就不能迁入翠亨村，而只能迁入翠亨村周围的客家村，特别是有紫金人居住的客家村。 2、孙中山1924年的讲话录音及有关资料、实际情况表明：孙中山及其大嫂、姐姐、孙中山的宗亲孙社正、孙中山的外孙杨连逢以及孙中山、孙眉的后代都讲粤语（当地称为白话），不讲客家话，孙眉的后代说听不懂客家话，也没发现他们的先辈讲过客家话。客家人有“可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之说。而翠亨孙氏整族人都讲白话而不讲客家话，则证明翠亨孙氏本来就不是客家人。 3、有关史料与口碑资料表明：孙中山的母亲、二婶、嫂子、姐姐、妹妹、堂妹及其他宗亲的妇女都是缠足的，缠足是广府民系及中国绝大多数汉族妇女所热诚奉行的自然的而且绝对不能违背的积习以求高贵的标记，而“古往今来，客家妇女都是天足，看不到缠足的小脚女人。”林百克在《孙逸仙传记》中对于孙中山反对给姐姐孙妙茜缠足的故事叙述颇详，该书是用对话的形式展现孙中山与母亲辩论的情景的：“文（中山）的母亲断然地说：‘看看客家人吧！没有一个客家妇女是缠过足的，客家人不象本地人或中国人那样缠足。你想你的姐姐成为一个客家妇女还是一个中国妇女？你想她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还是成为一个外乡人？’”这段话对于孙家是否客家人的问题已经给出了极其明确的答案，而该书对于孙家其他人的描述也昭示了孙家不属客家而属广府民系的特征。因此，翠亨孙氏妇女及其女儿们缠足的事实证明翠亨孙氏不是客家人。 4、孙中山时代孙家并没有与客家人通婚的习惯，如孙中山的母亲杨氏、三婶谭氏、大嫂谭氏都来源于崖口，姐姐孙妙茜则嫁回崖口；二婶程氏来源于南?，原配卢慕贞来源于外沙，妹妹孙秋绮嫁到西江里，而翠亨、崖口、南?、外沙、西江里都是当地人居住的村落，既不是客家村，也没有客家人居住。在过去，即使是邻近乡村的客家人与广府人之间也是很少通婚的，而孙中山的亲属以及孙中山本人都与当地人即广府人结婚，而不与客家人结婚，这对过去当地人与客家人不通婚的习俗是非常有力的实证，同时也表明翠亨孙氏不是客家人。又据有关史料和孙中山、孙眉后人称：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离开家乡的孙家人与客家人结婚的仅有两例，即孙中山女儿孙婉所嫁的戴恩赛和孙中山的孙子孙治强的继室林伦可是客家人，但这两对夫妻都受过高等教育，早已走出乡居的环境，或者本来就在城市甚至国外长大，是在现代社交环境中相识并结合的。即便是这样，对于孙中山的女儿孙婉与客家人戴恩赛结婚问题，孙中山的元配卢慕贞曾持极力反对的态度，这是因为卢慕贞并未受过新式教育，且早年一直生活在乡村，因而具有较强的民系隔阂心理使然。 四、“东莞说”对“紫金说”的否定。 (一)对“紫金说”的“公馆背”的否定。持“东莞说”者经过考证证实：“Kung Kun ”是孙中山自述祖祠所在东江地区的一个地名，而孙中山自述的对象是美国人，因此，孙中山不可能把一个只有孙家人才能知道的“公馆背”的地方叙述给外国人，且“公馆背”的“背”字是不能随便省略的，此其一；其二，孙中山讲的是祖祠在东江的“Kung Kun ”，而不是祖坟在“Kung Kun ”，所以紫金孙氏的某一处祖坟在“公馆背”与孙中山自述的祖祠在“Kung Kun ”是不相吻合的，此其二；其三，紫金中坝孙屋排村从来也没有使用过“公馆”作为村名；其四，紫金孙屋排村位于珠江流域韩江支流琴江上游，至多算得上是“韩江孙屋排村”，既不能称为“东江孙屋排村”，也不能称为“东江公馆村”；其五，孙中山与外国人谈话涉及东江流域的地名时，不可能直接具体到某一个很少人知道的小土坡的名字，而应先讲县，再讲村，范围由大到小。而东莞是属于东江流域（下游）的一个县的县名，所以，“Kung Kun ”应是“Tung Kun”（东莞）之误。其六、罗香林早期的判断与“东莞说”的推断是完全吻合的，罗香林1932年在《客家研究导论》的一个注释中曾解释“Kung Kun ”“当是东莞无疑”。 (二)对孙琏昌与孙连昌是同一人的结论的否定。尽管两个人都是十二世，名字也只有有无“王”字旁之差，持“东莞说”者经过考证证实孙琏昌与孙连昌不是同一人。其理由为：1、中国人重名或近名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因此重名或近名不能作为判断孙琏昌与孙连昌是不是同一人的依据。2、紫金孙琏昌是第二房，其父名孙鼎标，而香山孙连昌系第三房，其父名孙瑞英，二人房次及其父名不一样。3、紫金《孙氏族谱》称孙“琏昌公，移居增城，于后未知。”罗香林推断孙琏昌“继于康熙中叶，再迁中山县涌口门村”。而翠亨《孙氏家谱》载孙连昌之五世先祖孙礼赞、六世先祖孙乐南早在明朝成化年间就从“东莞县迁居来涌口村（不是涌口门村，涌口门村也没有客家人）居住”，这比罗香林推断孙琏昌的迁徙活动早了150年左右。4、迳仔?孙连富（孙连昌之二兄）的后人孙华祥（现居檀香山）所保存的族谱与翠亨《孙氏家谱》的记载完全吻合，该族谱与翠亨孙氏《家谱略记》的发现都进一步证实了孙瑞英与孙连昌的传代关系。5、据考紫金孙琏昌曾参加过钟丁先抗清起义，而钟丁先起义发生在清顺治三年左右，即1646年前后，而香山孙连昌1669年才出世，因此，无论如何，紫金孙琏昌与香山孙连昌也不可能是同一人。既然二人不是同一人，那么，紫金孙氏与香山孙氏也就没有源流关系。 (三)罗香林先生关于紫金孙琏昌迁居香山的“考证”纯属推断之词，不足为信。罗香林先生对于紫金孙琏昌的迁移过程是这样猜测的：“惟连昌（指琏昌）公在增城，似居殖未久，即碾转迁居中山县涌口门村。……盖连昌（指琏昌）公之初迁增城，本属流移性质，其迫于生事，而再谋迁居中山县涌口门村。”这样的推断怎么可以作为定论呢？罗香林推断孙琏昌到了香山，而翠亨的各种文物史料与传说证实，翠亨孙氏不是由紫金的孙琏昌迁居、繁衍而来的，而是由与紫金孙氏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莞孙氏迁来的，且迁居的时间要比孙琏昌失踪早150年左右。 (四)紫金孙氏与翠亨孙氏并不因罗香林“考证”出源流关系而建立来往关系、产生族亲感情。就中国宗族传统的伦理道德而言，紫金孙氏不找寻外迁的孙琏昌及其后代是不足为怪的，而孙琏昌及其后代落足香山而没有追宗寻祖的话，那就十分不近情理了。而翠亨孙氏始终与左? 孙氏、东莞孙氏相互交往、论资排辈，难道祖籍或祖宗是可以随便承认，祖坟是可以随便拜祭的吗？非也。事实上，即使罗香林“考证”出紫金与翠亨孙氏的关系之后，除了孙科等少数孙家人承认与紫金孙氏有源流关系外，翠亨孙氏多数人始终不承认与紫金孙氏有直接的关系，也并不与紫金孙氏交往。孙中山的大哥孙眉的孙子孙满、孙乾的态度不必说了，就连孙科的长子孙治平也并没有遵循其父的观点，而是认同东莞说。不过，倒是紫金孙氏少数人以“紫金说”为依据做出了一些不可理喻的事情，这从当时的温济琴致罗香林先生的电文内容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紫金“中坝孙姓少数人，竟为地方豪劣讼棍所摆弄，举凡孙姓历代卖出产业，均指为国父先祖遗产，控之于县府司法当局，强判人以窃占国父先祖遗产之罪，致拆屋毁坟，拘押勒榨，无不令人感慨。”另外，紫金孙氏及当地政府依据罗香林先生的论断确立了“公馆村”和孙中山祖籍纪念地、纪念馆的事实，虽反映了当地各界人士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但依上所述，所立之纪念地毕竟与孙中山的家族毫无关系。 综上所述，“紫金说”的依据是不充分的，并且牵强附会。而“东莞说”不仅有大量的论据材料支撑论点，而且这些论据材料都是确凿可靠的。因此，“东莞说”得到孙中山研究界和孙中山的多数亲属后裔的认可，而“紫金说”则基本上已被孙中山研究界排斥与否定。请看如下一些事实：1、一位著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在1986年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闭幕式上发言指出：“有的论文，根据大量文献、文物和访问材料，进行了细密的考证，指出孙中山的祖籍是广东东莞，而不是罗香林先生所说的广东紫金，得到许多学者的赞许。”2、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实正误》把“东莞说”定为正，而把“紫金说”定为误。3、1996年在翠亨举行孙中山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由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翠亨小组与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研究室合编的《酸豆》第三期曾分发给与会专家、学者人手一册，该期刊登有主张“东莞说”的文章，结果到会的孙中山研究专家、学者包括最权威人士都没有提出任何疑义。4、同样是在去年11月，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宋庆龄纪念地联谊活动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某专家明确表示承认“东莞说”，否定“紫金说”。5、台湾研究界对“紫金说”也早已有所动摇，如某学者很早就提出“国父是客家人吗？”的疑问，并引述有关资料论证孙中山不可能是客家人的论点；又有学者例举罗香林论点不能成立之理由，并提出“国父家族历史尚待考证”的问题。又如1985年台湾国民党史政机构第三次重版《国父年谱》，虽仍采用“紫金说”，但却加了一条注释，注释开头说：“关于先生家世源流，学者之间颇有争议，先生家属之间，意见亦不一致。”注释最后称：“本谱暂依罗香林前说，并继续研究考订，容有确论，再行补正。”6、大陆孙中山研究界则较多地采用“东莞说”，如1991年出版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和1994年出版的《孙中山辞典》这两部权威著作都采用“东莞说”。如此看来，罗香林先生的《国父家世源流考》在台湾的可靠性已发生动摇，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而大陆的孙中山研究界及孙中山多数亲属后裔则已将其否定，因此，笔者在此提请非孙中山研究界和社会其他人士，对孙中山的祖籍问题要有科学的分析与正确的判断，不要盲目接受和坚持“紫金说”。
★闽台文化研究·古代福建沿海居民的海神信仰 闽台文化研究·古代福建沿海居民的海神信仰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航海交通发达，沿海居民信仰的海神除天妃外，还有临水夫人、龙神、拿公、陈文龙、苏臣等。祭祀海神的活动也是多方面的。古代福建沿海居民的海神信仰，随着福建人民的海上活动传遍了世界各地。但那不是单纯的民间信仰的传播。事实上，在世界各地人民接受了古代福建海神信仰的同时，他们也继承发扬了福建人民与大自然抗争的顽强拼搏精神。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漫长的海岸线占全国第二。明人顾炎武说过，“海者闽人之田也”。据考，福建自从有了人类活动就与海洋结下了不解之缘。航海行船，福建海上交通的发展，促进了福建沿海居民海神信仰的活动。在航海过程中，人们供奉的海神以天妃为主。天妃又称天后、天母、天上圣母，福建和台湾俗称妈祖。天妃姓林，名默娘，福建莆田湄洲人，生于北宋建隆年间，终身未嫁。初以巫祝为事，受乡人崇敬。由于湄洲岛人多从事航海造船业，海上航行，危险重重，因此人们常常乞求神灵保佑。林默娘死后，便被当地的人民供奉起来，当做航海的保护神。由于封建统治者对海上贸易的重视，赐以封号，故天妃的名号便传扬开来。福建一地航海供奉天妃之事在历史上有诸多的记载，例如，“飞航万里，风涛叵测；玺书郑重，一行数百人之生，厥系匪轻。爰顺舆情，用闽人故事，祷于天妃之神；且官舫上方为祠事之。舟中人朝夕拜礼必虔，真若悬命于神者。”就是明代嘉靖年间从福州渡海使琉球的陈侃对航海时供奉天妃的描述。福建历史上关于天妃信仰的描述，举不胜举，仅举以上文字，以概其余。但就古代福建海神信仰而言，除天妃信仰外还有其它的海神信仰。如“临水夫人”也是人们所敬仰的海神。临水夫人，俗名陈靖姑，福州下渡人。传说生于唐代，后被人尊为“扶胎救产，保赤佑童”的女神。但她又同时掌管江河，为闽江流域的船民所崇仰。明代嘉靖年间，高澄出使琉球，使团成员多数为闽人。当海上遇险时，众人求救于天妃诸神。后经天妃降箕，说：“吾已遣临水夫人为君管舟矣，勿惧!勿惧!”回到福州后，高澄偶然在福州水部门外发现了临水夫人祠，忙请教祠中道士。道士曰：“神乃天妃之妹也。生有神异，不婚而证果水仙，故祠于此。”又曰：“神面上若有汗珠，即知其从海上救人还也。”①闽人崇拜龙可以追溯到先秦。据《说苑·奉使》记载，当时的土著为了避免水怪的伤害，在身上刻画上蛟龙的形象。汉代以后，随着中原汉族南迁入闽，龙演变为龙王，逐渐人格化。龙王不但能主宰雨赐，而且还会兴风作浪，故百姓十分敬畏它。航海者遇到惊涛骇浪，往往以为是海龙王作怪，便举行各种祭祀仪式，祈求龙王慈悲，给个方便。若遇到“海波顿裂，深黑不可测”，便认为是海龙王的缘故，则要举行特殊的仪式，加以禳解。如万历年间长乐人谢杰使琉球后，在《琉球录撮要补遗》中写道：“方舟之将至夷也，忽海波顿裂，深黑不可测。役之老成者曰：此龙神迎诏也。顷之，涎涌如白塔，高可数十丈。涎尽处，突起白虹，直至天表，且不翅千余丈。如是者三，有若鼎足，然虹尽处结成黑云，大可盈亩，须臾广。众请发牌止之，正使以为幻。人心汹汹惧甚，啧有烦言。余以安众心为请，始勉为书‘诏敕在船，龙神免朝’八字，牌一发，即云散于天，涎归于海。”②在古代福建沿海居民信仰的海神中，还有一位神叫拿公。据传，“拿公者，云福建拿口人。尝行贾，卧舟中，闻神语曰：‘某日将行毒于某处。’公谨伺之。至期，果见一人抛毒物水中。公投水收取之，尽食之，遂卒。以是面作靛色，后为土神。……后以功封‘护国天下兵马司协佑尊王’。海船必奉之者，以海上多礁雾，专藉神力导引云。……闽人云：公实卜姓，以业拿舟。为神，故称拿公。”清嘉庆十三年，侯官人齐鲲被封为正使出使琉球，齐鲲自福州出发，与其同行的使团航海人员主要是福建人。回国后齐鲲在他的《续琉球国志略》一书中又向世人介绍了另一位的航海保护神——尚书陈文龙。其渡海时共有二船，天妃与拿公神像供奉在头号船，尚书神像在二号船，其记曰：“同日，二号船遇暴亦然，文武员弁虔叩尚书神像前，乃免于厄。”又据同书载：“尚书陈姓，名文龙，福建兴化人。宋咸淳四年，廷对第一，官参知事，知兴化军为贼所执，不屈死。明时显灵，护救封舟，封水部尚书，立庙闽省南关外。”可见，陈文龙也是当时福建人民所崇奉的海神之一。清同治五年，闽县赵新使琉球。在这一次的渡海册封中，赵新等人除了供奉天妃、拿公、尚书等神明外，还供奉了苏臣神像。查赵新所撰之《续琉球国志略》可知，“神苏姓名碧云，系福建同安县人。生于明季天启年间，读书乐道，不求仕进。晚年移居海岛，洞悉海道情形，海船均蒙指引平安。殁后，于海面屡著灵异，兵商各船，均祀香火。每岁闽省巡洋，偶遭危险，一经吁祷，俱获安全。”概而言之，古代福建的海神信仰是多种的。除天妃以外，临水夫人、龙神、拿公、陈文龙、苏臣诸神都担负着“慈航普渡”的庇护任务。显而易见，在人们的心目中，诸神的地位都是同等重要的。明清时期福建沿海居民祭祀海神的活动大凡有如下几个方面：准备谕祭祈报海神文、拜祭所经之地的天妃寺庙、造舟登舟启航的迎神送神仪式、航海途中向海神祈祷、许愿与还愿、海事完成后为海神奏请封号、题写庙记、庙额、撰写海神“灵应记”、捐资修建天妃庙宇等等。据载，通常在航海前必须准备好二道谕祭祈报海神文，这一先例是由嘉靖十三年使琉球的陈侃开创的。陈侃使琉球饱尝了海上风涛之惊恐，愈感“海神庇佑”之威德，故向朝廷题奏“为乞祠典以报神功事”，其在奏疏中写道：“臣等感其功，不敢不厚其报，……伏望圣慈悯念，下之礼部详议可否。万一其功当报，令福建布政司与祭一坛，庶天恩浩荡而幽冥有光矣。”③后礼部议复：“看得给事中陈侃等奉使海外，屡遭风涛之险，幸获保全。海神效职，不可谓无，赐之以祭礼亦有据。随移翰林院撰祭文一道，行令福建布政司备办祭物、香帛，仍委本司堂上官致祭，以答神。”④从此，册封琉球事先需准备祈报海神文，“行令福建布政司于广石海神庙备祭二坛：一举于启行之时而为之祈；一举于回还之日而为之报。使后来继今者，永著为例。免致临时惑乱，事后张皇。而神之听之，亦必有和平之庆矣。”⑤谕祭祈报海神文通常在确定册封琉球使人选后，即由礼部移文翰林院撰文。明清两代的谕祭祈报海神文内容大致相同。以下是康熙年间使琉球的谕祭海神文祈、报二道：由福建出使航海的另一重要活动是在天妃等海神庙中进香。凡所经之天妃等庙，都要上前行香。明嘉靖年间高澄与陈侃到福建准备使琉球时，有人教他们要祈祷天妃保佑，说“神司大川可以呵禁不祥也”。高澄等人信其言，“从之。凡修祀行香，必诚必敬，罔敢怠忽。”⑦清康熙年间汪楫使琉球时，“星驰赴闽，于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谕祭海神天妃于怡山院”⑧，怡山院亦称天妃宫。其他使臣谕祭天妃，一应如此。册封琉球必经之路长乐广石亦有“广石庙，庙海神天妃者也。……庙之宜，旧传自永乐内监下西洋创焉”⑨，历朝使琉球者经此必前往行香。从福建到达琉球后的使臣，亦循旧例，到琉球的天妃宫行香。琉球国有三处天妃宫，在那霸天使馆东者为下天妃宫，在久米村者为上天妃宫。还有一处在姑米山。从文献资料来看，历朝使琉球者都前往天妃宫行香。据徐葆光《中山传信录》载：使臣至琉球的第二日“先诣孔庙行香，次至天妃宫”⑩。勿庸赘言，当使臣们册封琉球经历过海上的风险之后，其对天妃等海神的信仰更加重视。例如李鼎元使琉球归来后，刚刚进入闽江口之五虎门即径往怡山院“特购羊一、豕一，致祭于天后海神”。接着使臣们尽其所能，向朝廷题奏，请赐封天妃封号，彰扬功德、灵圣等等。使琉球祭祀海神活动尤重于航海行船之中。册封舟上必设天妃堂供奉海神。“使臣登舟，必先迎请天妃，奉舵楼上，而以拿公从祀”。李鼎元使琉球时，“恭请天后行像并拿公神像登舟，祭用三跪九叩首礼。”比李鼎元稍后几年使琉球的齐鲲亦说：“国朝册封琉球，向例请天后、拿公神像供奉头号船，请尚书神像供奉二号船。”这些迎供祀奉在船上的各种海神，待封舟抵达琉球后，又“涓吉鼓乐，仪从奉迎船上天妃及拿公诸海神之位供于上天妃宫内，朔、望日行香”。当册封使们完成使命回到福建后，还需“奉安天后行像，拿公于故所”，才敢各自安歇。由上可见，明清使琉球诸使对供奉海神之事的敬重。史籍记载，历次航海都遇到风险。当数百人性命系一叶扁舟在狂风巨浪中挣扎时，束手无策的人们只能乞求海神的“保佑”。他们不外是焚香设拜，大呼神明求救，“叩首无已”，“虔心求祷，合船诵佛号不绝”。或“朝服正冠坐”，向神明许愿：神若显灵，“当为之立碑”，“当为之奏闻于上”。有时人们还“剪发设誓，求救于神”。因明清时期，福建是通琉球的法定口岸，所以出使琉球均由福建造船航海，使琉球航海中的海神信仰即为福建的海神信仰。如崇祯年间杜三策使琉球时遇到风浪，恰值舟中有人购有奇楠，价值千金。即许以奇楠“捐刻神像”，祈保平安。张学礼等使琉球危急之中，“各许愿，设簿登记” 。每当平安回返后，所许之愿需“一一修还，所谓无所负神明”。如张学礼记：“二十五日进城，至天妃庙行香。余与副使王公各出赀酬谢，如所许数，员役亦然。”有时使臣还口授檄文令书吏撰写“以檄天妃”，乞求保佑。人们也常常降箕卜王交，希冀得到神的启示。如陈侃、高澄使琉球时，有“管军叶千户，平日喜扶鸾，众人促其为之。符咒方事，天妃降箕，乃题诗于灰上曰：香风惊动海中仙，鉴尔陈、高意思专。谁遣巽神挠海舶，我施阴骘救官船。鹏程远大方驰步，麟阁勋名待汝还。四百人中多善类，好将忠孝答皇天。诗毕，复判曰：吾已遣临水夫人为君管舟矣，勿惧!勿惧”！郭汝霖使琉球时亦有“舵工陈兴珙又善降箕，乃用李君一家僮并不能字者扶之。字皆倒书曰：有命之人可施拯救，钦差心好，娘妈船都平安也”。通过这种神与人的对话，起到了稳定人心，战胜风浪的作用。此外，若遇到无风或风向不对时，也祭拜海神，祈求神助。如汪楫使琉球，“是时东风正猛，群言夏讯已过，未易开洋。”祭祀天妃后，“风声忽转，舵楼旌旗，尽皆北向。”原本需要十余天的航程，仅三昼夜就完成了。故汪楫在《使琉球杂录》中载：“彼国臣民，莫不相看咋舌。群言，自古迄今，未有神速如此者!共称圣人在上，海不扬波，则圣人在上，海可飞渡。” 经历过海上风浪后，人们对天妃等海神更加崇敬。他们除了向朝廷上奏为海神报功外，还捐资修建天妃庙，撰写天妃灵应记。郭汝霖所撰《广石庙碑记》，就历述了前几次使琉球者维修广石天妃庙一事。其曰：“成化七年，给事中董�、行人张祥使琉球新之。嘉靖十三年，给事中陈侃、行人高澄感坠板异，复新之。……余檄署篆孙通判大庆考其遗址，并材料工价，值百金，往陈、高捐俸二十四金助；余与李君如之。”迄今仍存于福州怡山院的石碑上刻：“新建天后三氏祠，册封琉球副使内阁中书舍人于宫篆光甲捐银五百两。时大清同治五年岁次丙寅仲夏勒石。”由此可见，人们不惜重金修建天妃神庙，反映了海神信仰在航海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总而言之，古代福建沿海居民海神信仰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这一信仰随着那扬起的风帆，随着那荡漾的碧波，传遍了世界各地。那不是单纯的民间信仰的传播，事实上，在世界各地人民接受了古代福建海神信仰的同时，他们已继承发扬了福建人民与大自然抗争的顽强拼博精神，这是毫无疑义的。 注释： ①高澄：《临水夫人记》，见萧崇业《使琉球录》第142页至第143页。台湾学生书局，1970年版。 ②谢杰：《琉球录撮要补遗》，见夏子阳《使琉球录》第165页，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版。③陈侃：《使琉球录》第17页，那霸市史资料篇第1卷3，昭和52年版。 ④萧崇业前揭书第199页。 ⑤萧崇业前揭书第200页。 ⑥徐葆光：《中山传信录》第200页，那霸市史资料篇第1卷3。 ⑦萧崇业前揭书第145页。 ⑧汪楫：《使琉球杂录》卷五，引自蒋维锬《妈祖文献资料》第19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年。 ⑨郭汝霖：《重编使琉球录》卷下，明嘉靖辛酉十月刊本。 ⑩徐葆光前揭书第92页。李鼎元：《使琉球记》第268页，那霸市史资料篇第1卷3。汪楫前揭书。李鼎元前揭书第235页。齐鲲：《续琉球国志略》日本冲绳县立图书馆昭和53年影印本。徐葆光前揭书第92页。李鼎元前揭书第268页。陈侃前揭书第7页。胡靖：《杜天使册封琉球真记奇观》第43页，那霸市史资料篇第1卷3。 张学礼：《使琉球记》第8页，台湾文献丛刊第292种，台湾银行1971年版。郭汝霖前揭书。张学礼前揭书第9页。郭汝霖前揭书卷上。萧崇业前揭书142页。汪楫前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