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古代文献概念包含的意义应该是包括著作。以及他人的点评流传下来的资料。
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手段、运用一定的意义表达和记录体系，记录在一定载体的有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知识。所谓文献，文，指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献，指熟悉掌故的人。
我觉得还是他的文献，他的概念包含这个意义非常广阔了，我们大家也是会得到更好的服务。
文献是指有历史意义或研究价值的图书、期刊、典章等，是科学研究和技术研究结果的最终表现形式，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媒介。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基本含义演变今天我们所说的文献，主要指有历史意义的比较主要的书面材料，广义的文献定义就成了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依据国际定义文献乃是一切情报的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文献"的概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泛指古籍外，近人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碑石、绘画等，统称为"历史文献"。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关于"文献"的定义是："文献：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在这一定义中，有两个关键词："知识"是文献的核心内容，"载体"是知识赖以保存的物质外壳，即可供记录知识的某些人工固态附着物。也就是说，除书籍、期刊等出版物外，凡载有文字的甲骨、金石、简帛、拓本、图谱乃至缩微胶片、视盘、声像资料等等，皆属文献的范畴。数千年来，我国先人创造出丰富而灿烂的各类文化硕果，主要是录存于浩如烟海的古代图书典籍之中，这些就是古典文献。而其中与某一学科直接相关的图书资料，就是该学科的文献。古典文献学的基本任务，是继承古代校雠学家的方法、经验和成就，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发掘、搜集、整理、研究这些文献，去伪存真，考镜源流，使之为各个学科、各个层次的专业工作者所了解、掌握和利用，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科学文化，进而为全人类作出贡献。作用文献在科学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表现在：（1）是科学研究和技术研究结果的最终表现形式；（2）是在空间、时间上传播情报的最佳手段；（3）是确认研究人员对某一发现或发明的优先权的基本手段；（4）是衡量研究人员创造性劳动效率的重要指标；（5）是研究人员自我表现和确认自己在科学中的地位的手段，因而是促进研究人员进行研究活动的重要激励因素；（6）是人类知识宝库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第一，文献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媒介。文献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具有可记录的内容与记录的工具、手段时）的产物，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人类认识社会与自然界的各种知识的积累、总结、贮存与提高，主要是通过文献的记录、整理、传播、研究而实现的。文献能使人类的知识突破时空的局限而传之久远。第二，文献的内容，反映了人们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知识水平；而文献的存在形式（诸如记录手段、书写材料、构成形态与传播方式等），又受当时社会科技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与制约。例如在纸发明以前，我国的古人只能在甲骨、简牍、缣帛上作记录；在雕版印刷发明以前，古人只能凭手工抄写来记录文献。然而，正是在文献的初级原始阶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才发明了纸与雕版印刷术，使文献的记录方式更为便利，传播的范围更广，速度更快。人们又从文献中汲取、利用知识贡献于社会，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文明的发展。由此可见，社会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文献的内容与形式，而文献的继承、传播与创造性的运用，又反作用于社会，成为社会向前发展的有力因素。前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的名言："书是人类进步之梯"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第三，文献是科学研究的基础。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必须广泛搜集文献资料，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分析资料的种种形态，探求其内在的联系，进而作更深入的研究。如英国李约瑟教授历数十年时间撰成举世瞩目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是在占有大量中国古代科技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纵观中国医学史，凡是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的医家，无不十分重视对文献的研究。医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唐代最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历数十年，集唐以前医学文献之大成，先后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明代伟大的科学家李时珍"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家"，编纂了不朽的名著《本草纲目》，被称为"博物之通典"，据统计，其直接和间接引用的文献达900余种。他们都是研究和利用古代文献的典范。又如中医基础理论的现代研究，古代病证、治法、方药的现代研究，无一不是在搜集、整理、分析、研究古典医药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的。据上所述，文献对人类的文明、社会的进步至关重要，无论古今中外，凡从事科学研究，都需凭借有关文献。古典文献在许多学科的现代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相信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古典文献定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什么是文献 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视频等技术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一种载体，或理解为固化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知识。现在通常理解为图书、期刊等各种出版物的总和。文献是记录、积累、传播和继承知识的最有效手段，是人类社会活动中获取情报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来源，也是交流传播情报的最基本手段。正因为如此，人们把文献称为情报工作的物质基础。在国内国外，都常常可以看到有人把“文献”与“情报”，“文献学”与“情报学”等同起来，虽然这种等同未必适宜，但却反映了文献在情报活动和科学中的极为重要的地位。 区分文献类型或形式有多种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根据载体把其分为印刷型、缩微型、机读型和声像型。（1）印刷型：是文献的最基本方式，包括铅印、油印、胶印、石印等各种资料。优点查可直接、方便地阅读。（2）缩微型：是以感光材料为载体的文献，又可分为缩微胶卷和缩微平片，优点是体积小、便于保存、转移和传递。但阅读时须用阅读器。（3）计算机阅读型：是一种最新形式的载体。它主要通过编码和程序设计，把文献变成符号和机器语言，输入计算机，存储在磁带或磁盘上，阅读时，再由计算机输出，它能存储大量情报，可按任何形式组织这些情报，并能以极快的速度从中取出所需的情报。近年来出现的电子图书即属于这种类型。（4）声像型：又称直感型或视听型，是以声音和图像形式记录在载体上的文献，如唱片、录音带、录像带、科技电影、幻灯片等。 文献在科学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表现在：（1）是科学研究和技术研究结果的最终表现形式；（2）是在空间、时间上传播情报的最佳手段；（3）是确认研究人员对某一发现或发明的优先权的基本手段；（4）是衡量研究人员创造性劳动效率的重要指标；（5）是研究人员自我表现和确认自己在科学中的地位的手段，因而是促进研究人员进行研究活动的重要激励因素；（6）是人类知识宝库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根据文献内容、性质和加工情况可将文献区分为：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一次文献指以作者本人的研究成果为依据而创作的原始文献，如期刊论文、研究报告、专利说明书、会议论文等。二次文献是对一次文献进行加工整理后产生的一类方面，如书目、题录、简介、文摘等检索工具。三次文献是在一、二次文献的基础上，经过综合分析而编写出来的文献，人们常把这类文献称为“情报研究”的成果，如综述、专题述评、学科年度总结、进展报告、数据手册等。与此类似，也有把情报区分成一次情报、二次情报、三次情报的。
一般写论文检索文献是第一步，你学习文献学就可以让你很好的检索文献整理文献。我之前在汉斯出版社的公众号上看到了有关参考文献的文章，你也可以看看
傅斯年创办《新潮》时所谦称“妄自负荷”的历史责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动学术进步的追求。对文献学研究来说，他有关认真“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积极倡导“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借鉴“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的主张，以及所提出的“要必以科学方法为之条理，近代精神为之宰要，批评手段为之术御”的学术原则，也有积极的意义。傅斯年《故书新评》中透露出的务求其“真”的科学思想，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化洪潮中的一派清流，对于二十世纪的文献学研究，也是澄湛的来源之一。一、“真精神”与“真学者”1918年秋，傅斯年创立北京大学新潮社。1919年1月1日，傅斯年任主任编辑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问世。其文化作用，确如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所预言，“未必不可普遍国中，影响无量”（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页。），一时果然掀起了新文化的洪波。《新潮》第一卷第五号刊出鲁迅的来信。其中就傅斯年对于《狂人日记》的赞美，自谦地说，“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并且不无含蓄地申说其著说之用意，“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到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傅斯年在复信中针对“破破中国的寂寞”一语，也有一番议论。他说：“先生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实在是我们《新潮》创立的目的了。平情而论，我们正当求学的时代，知识才力都不充足，不去念书，而大叫特叫，实在对不起自己。但是现在的中国是再要寂寞没有的，别人都不肯叫，只好我们叫叫，大家叫得醒了，有人大叫就是我们的功劳。有人说我们是夜猫，其实当夜猫也是很好的；晚上别的叫声都沉静了，乐得有他叫叫，解解寂寞，况且夜猫可以叫醒了公鸡，公鸡可以叫明了天，天明就好了。”（注：《新潮》第一卷第五号，第一册第945页至第946页。）新文化运动主力们的呐喊或者叫嚷，是要唤醒中国文化的光明，中国社会的光明。但是他们谦称“妄自负荷”的历史责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动学术进步的追求。《新潮》健将们的文化理想，据傅斯年所说，“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他们又宣称：“同人等深渐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名曰‘新潮’，其义可知也。”所谓一则“真精神”，二则“真学者”，其实二者之间相互关连。甚至如果没有“真学者”的存在与努力，则“新精神”的焕发与鼓舞亦无从谈起。傅斯年说，“今日出版界之职务，莫先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他认为，“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作为对于这一认识的说明，傅斯年又写道：“不曾研诣学问之人恒味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了而后有苟且之行。又学术者深入其中，自能率意而行，不为情牵。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务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试观吾国宋明之季甚多独行之士；虽风俗堕落，政治沦胥，此若干‘阿其所好”之人终不以众浊易其常节。又观西洋'Renaissance'与'Reformation'时代，学者奋力与世界魔力战，辛苦而不辞，死之而不悔。若是者岂真好苦恶乐，夫人之情耶？彼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于是傅斯年表示：“同人不敏，窃愿鼓动学术上之兴趣。”于是学术建设方面的努力，被看作《新潮》的主要责任之一。《新潮发刊旨趣书》中特别指出，《新潮》将“特辟《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商榷读书之谊”，并且注明：“此两栏中就书籍本身之价值批评者甚少，借以讨论读书之方法者甚多。”（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页至第3页。）其中《故书新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发表了署名“孟真”的（一）《清梁玉绳之〈史记志疑〉》，（二）《宋郭茂倩之〈乐府诗集〉》，（三）《英国耶芳斯之〈科学原理〉》。此后，1919年2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二号目录后有一“附告”，宣示读者：“本号因稿件过多，《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暂缺。”然而，随后1919年3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三号这两栏依然“暂缺”。1919年4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四号则有《故书新评》一栏，发表了署名“傅斯年”的两篇文章：《宋朱熹的〈诗经集传〉》，《清代学问的门径书数种》。《出版界评》依然阙如。1919年5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五号以后不再出现《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而1919年10月出刊的第二卷第一号开始开辟的《书报评论》栏目，可能即原《出版界评》的替代。自1920年9月出刊的第二卷第五号起，《书报评论》亦不再出现。不过，1922年3月出刊的第三卷第二号为“一九二○年世界名著介绍专号”，说明《出版界评》和《书报评论》的内容仍然受到重视，但是《故书新评》则永远消逝了。《故书新评》前后只有两期面世，共发表了傅斯年的五篇文章。事实上，这一主题，至少在《新潮》这一新思想的园地中，似乎并没有得到其他学者的响应。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傅斯年独树一帜，孤力支撑。《故书新评》的命运，或许也与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所说的“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的杂志停顿了”以及“我往英国去”（注：《新潮》第二卷第一号，第二册第203页。）等情形有关。而更重要的因素，可能也在于主持者本人倾重的方向。傅斯年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故书新评》栏下有这样的解释：“我们杂志的第一号里，曾有过这《故书新评》一栏。一般读者对这一栏的意见很不同：有的人很欢迎；有的人以为《新潮》里不必有他。为这缘故，我有两层意思要说明：——(1)我以为中国人读故书实在是件不急的事：因为披沙拣金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照真正囗理说起来，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问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旧书。只可惜这件事很不容易办到。一般的人对于故书，总有非常的爱情，总不肯稍须放后些。所以不得不‘因利乘便’，就读故书的方法讨论一番了。(2)我做这《故书新评》并不得就一部旧书的本身批评，只是取一部旧书来，借题发挥，讨论读故书的方法。简捷说来，不是做‘提要’，是做‘读书入门’。倘若照着一部旧书的本身仔细考察起来，我们杂志岂不要变成《旧潮》了吗？”（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第一册第691页。）事实上，傅斯年要说明的，是策划和主持《故书新评》的动机，与提倡保存国粹的学者有所不同，是要讲究“读故书的方法”，“求学问的方法”。在当时，傅斯年和他的同志们的文化态度，是“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问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旧书”。于是，对于《故书新评》的主旨，其意识的深层，其实仍然不能不顾忌所谓“《新潮》里不必有他”以及所谓“我们杂志岂不要变成《旧潮》了吗”的意见。这一现象，可以作为分析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基本文化倾向的重要轨迹。另一方面，傅斯年所谓“同人等深惭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其向往自致于“真学者”之列以及发愿为“真学者”作前驱的心志，在《故书新评》中也有集中的反映。《故书新评》五种中，四篇以中国“故书”作为评论对象，是我们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献学研究时应当注意的。（注：《故书新评》记者前言说：“学术原无所谓国别。故本所评故书，不限此土。”《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39页。然而本文所关注的范围限于中国文献研究，因而对于傅斯年《英国耶芳斯之〈科学原理〉》一文不作讨论。）二、“因其疑可见其真”《故书新评》五种中首列清梁玉绳撰《史记志疑》三十六卷。题注：“《史学丛书》本最易得。”傅斯年开篇就写道：“世之非难此书者，恒以为疑所不当疑。自我观之，与其过而信之，毋庸过而疑之。”在“与其过而信之，毋庸过而疑之”句下，特别标有着重号，用意是明显的。傅斯年又指出：“中国人之通病，在乎信所不当信，此书独能疑所不当疑。无论所疑诸端，条理毕张，即此敢于疑古之精神，已可以作范后昆矣。”对于这一观点，又有较为详切的论说。傅斯年说：“读者以吾言为过乎，则请详其说。中国学术，壅塞无过唐代。唐代所以独敝者，实缘拘泥成说，信守师法，《五经正义》之伦，‘例不破注’，直类清朝‘高兴讲章’耳。赵啖《春秋》之妄，韩李《论语》之陋，虽不可以为是，而自信之风，以启其端。宋代学术再兴，则以此精神为之本也。《老学庵笔记》云：‘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及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嗟乎，陆游、王应麟以此致憾，不解宋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所以非前人所及者，正赖不难疑经之精神，树其本也！”对于宋儒“不难疑经之精神”，傅斯年又评论说：“论《诗》至王安石，可谓斯文扫地矣。‘视尔如翘，贻我握椒’之解，难为他说得出来。然安石不云乎，‘原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想变秀才为学究。’王氏五经说之作，正教人敢于自用，虽逾轨物无伤也。”对于宋代学术总的评价，傅斯年说：“宋儒所蔽，在于观察不肯精密，不能为客观的研究。若其疑古之处，正其所以超越汉唐处。”有清以来的疑古之风，傅斯年也有所总结。他说：“再就清代学术而论，顾炎武、阎若醵（璩），皆善于疑古者。毛奇龄辟草莱，斩荆棘，阮元推之，谅矣。降及乾嘉而有古文之学，及于嘉道而有今文之派。凡此所以造诣独深者，皆以变古为其内心所有发明，乃敢于自信，不轻信古人之效也。于是可知学术之用，始于疑而终于信，不疑无以见信。若《史记志疑》者，原非创造之才，独此过疑之精神诚哉不可没也。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一书，不伪者亦伪之；然较之伪者亦不伪之，度量相越，不可以道里计其短长也。”傅斯年所说“敢于自信，不轻信古人”，方可以有
意义大了去了。文献学可以帮助你管理文献资料，还可以进行考古研究呢！
参考文献是指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论文作者对某项著作或论文的整体进行借鉴或参考。它们不仅反映了论文的学术接受度和作者的科学态度和素质，也反映了论文本身的内涵和价值。它们还可以指导读者的进一步研究，避免重复工作，有重要的信息价值和学术价值。①体现研究者研究的基础。参考文献既可以反映论文的真实性与广泛性的研究依据，也可以反映论文的出发点。论文研究工作是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大部分的研究成果或研究工作都是对前人研究成果或研究成果的延续、深化和发展。所以，在论文中所涉及到的研究背景、原因和目的等进行的阐述，有必要对以往的工作进行评价。为读者评价论文价值和水平提供客观依据。②反应研究的差异。参考文献可以很容易地将本论文的研究成果与前人的研究成果区分开来。虽然论文的研究成果是作者自己写的，但是在解释和论证中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包括方法、观点、数据和其他资料，如果将引用部分进行标记，那么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就会非常清楚。体现了自己的研究能力、创新和价值。③尊重他人的知识成果。参考文献是前人研究成果的一种表现。引用参考文献是论文作者的权利，而记录参考文献是法律义务。引用前人的数据时应列出引用的参考文献。正确引用参考文献不仅表明论文作者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也避免了抄袭和剽窃他人的嫌疑。如果引用他人的学术观点、数据、资料、结论等，但是又不真实、准确、规范的标明出处，作者就会被认为缺乏学术道德修养，被认为是剽窃或剽窃。④体现科学态度和索引作用。在撰写论文时引用和借鉴他人的科研成果是正常的，这是任何严谨的科研人员都无法回避的。对参考文献的真实、规范的标注可以说是所有作者都应该具备的素养。这不仅表明作者尊重知识和科学的态度和素质，而且为同一研究方向的人提供了参考信息。方便检索和查找相关书籍和资料。对论文中的引文有较为详细的理解，启发了他们的思维，便于进一步的学术研究。⑤节省论文的篇幅。在论文中，作者引用或借鉴他人的方法和观点来支持他将要展开的论点。如果他把所涉及的所有内容都写下来，有时很容易使论文的内容繁琐，重点不明。正确列出所有引用的参考文献，在论文中所有表述的内容凡是已有文献作者，则不需要详细描述，只需要标注参考文献即可。这不仅精练了语言，缩短了篇幅，还可以避免陈述和材料的堆积，使论文容易满足篇幅短、内容细的要求。⑥为读者推荐一批精选文献。参考文献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些问题线索，帮助査阅原创文献，进一步研究作者引用的内容，从而验证自己的观点，解决自己的需要。
今天我们所说的文献，主要指有历史意义的比较主要的书面材料，广义的文献定义就成了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依据国际定义文献乃是一切情报的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文献的概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泛指古籍外，近人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碑石、绘画等，统称为历史文献。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关于文献的定义是：文献：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在这一定义中，有两个关键词：知识是文献的核心内容，载体是知识赖以保存的物质外壳，即可供记录知识的某些人工固态附着物。也就是说，除书籍、期刊等出版物外，凡载有文字的甲骨、金石、简帛、拓本、图谱乃至缩微胶片、视盘、声像资料等等，皆属文献的范畴。数千年来，我国先人创造出丰富而灿烂的各类文化硕果，主要是录存于浩如烟海的古代图书典籍之中，这些就是古典文献。而其中与某一学科直接相关的图书资料，就是该学科的文献。古典文献学的基本任务，是继承古代校雠学家的方法、经验和成就，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发掘、搜集、整理、研究这些文献，去伪存真，考镜源流，使之为各个学科、各个层次的专业工作者所了解、掌握和利用，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科学文化，进而为全人类作出贡献。 文献在科学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表现在：（1）是科学研究和技术研究结果的最终表现形式；（2）是在空间、时间上传播情报的最佳手段；（3）是确认研究人员对某一发现或发明的优先权的基本手段；（4）是衡量研究人员创造性劳动效率的重要指标；（5）是研究人员自我表现和确认自己在科学中的地位的手段，因而是促进研究人员进行研究活动的重要激励因素；（6）是人类知识宝库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第一，文献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媒介。文献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具有可记录的内容与记录的工具、手段时）的产物，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人类认识社会与自然界的各种知识的积累、总结、贮存与提高，主要是通过文献的记录、整理、传播、研究而实现的。文献能使人类的知识突破时空的局限而传之久远。第二，文献的内容，反映了人们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知识水平；而文献的存在形式（诸如记录手段、书写材料、构成形态与传播方式等），又受当时社会科技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与制约。例如在纸发明以前，我国的古人只能在甲骨、简牍、缣帛上作记录；在雕版印刷发明以前，古人只能凭手工抄写来记录文献。然而，正是在文献的初级原始阶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才发明了纸与雕版印刷术，使文献的记录方式更为便利，传播的范围更广，速度更快。人们又从文献中汲取、利用知识贡献于社会，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文明的发展。由此可见，社会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文献的内容与形式，而文献的继承、传播与创造性的运用，又反作用于社会，成为社会向前发展的有力因素。前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的名言：书是人类进步之梯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第三，文献是科学研究的基础。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必须广泛搜集文献资料，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分析资料的种种形态，探求其内在的联系，进而作更深入的研究。如英国李约瑟教授历数十年时间撰成举世瞩目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是在占有大量中国古代科技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纵观中国医学史，凡是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的医家，无不十分重视对文献的研究。医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唐代最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历数十年，集唐以前医学文献之大成，先后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明代伟大的科学家李时珍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家，编纂了不朽的名著《本草纲目》，被称为博物之通典，据统计，其直接和间接引用的文献达900余种。他们都是研究和利用古代文献的典范。又如中医基础理论的现代研究，古代病证、治法、方药的现代研究，无一不是在搜集、整理、分析、研究古典医药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的。据上所述，文献对人类的文明、社会的进步至关重要，无论古今中外，凡从事科学研究，都需凭借有关文献。古典文献在许多学科的现代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相信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古典文献定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根据载体不同最主要的是根据载体把其分为印刷型、缩微型、机读型和声像型。（1）印刷型：是文献的最基本方式，包括铅印、油印、胶印、石印等各种资料。优点查可直接、方便地阅读。（2）缩微型：是以感光材料为载体的文献，又可分为缩微胶卷和缩微平片，优点是体积小、便于保存、转移和传递。但阅读时须用阅读器。（3）计算机阅读型：是一种最新形式的载体。它主要通过编码和程序设计，把文献变成符号和机器语言，输入计算机，存储在磁带或磁盘上，阅读时，再由计算机输出，它能存储大量情报，可按任何形式组织这些情报，并能以极快的速度从中取出所需的情报。出现的电子图书即属于这种类型。（4）声像型：又称直感型或视听型，是以声音和图像形式记录在载体上的文献，如唱片、录音带、录像带、科技电影、幻灯片等。根据不同出版形式及内容根据不同出版形式及内容，可以分为：图书、连续性出版物、特种文献。（1）图书：凡篇幅达到48页以上并构成一个书目单元的文献称为图书。（2）连续性出版物：包含期刊（其中含有核心期刊）、报纸、年度出版物。（3）特种文献：专利文献、标准文献、学位论文、科技报告、会议文献、政府出版物、档案资料、产品资料。根据文献内容、性质和加工情况根据文献内容、性质和加工情况可将文献区分为：零次文献、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1）零次文献是指未经加工出版的手稿、数据原始记录等文件。（2）一次文献指以作者本人的研究成果为依据而创作的文献，如期刊论文、研究报告、专利说明书、会议论文等。一次文献包括图书、剪刊、会议文献、学位论文、专利文献、政府出刊物、产品样本、科技报告、标准文献、档案等。图书的范围很广，它包括名著、一般性专著、教科书、科普通俗读物、资料性工具书等。名著是指一个时代、一个学科、一个流派最具有影响的权威著作。如法国丹纳的《艺术哲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专著是就某一学科、某一专门问题的系统、全面、深入的论述，内容专深，大多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教科书是专业性书籍，具有严格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性。科普读物是面向广大群众的以普及科学知识为宗旨的通俗读物，有初、中、高级之分，文字浅显，但最新信息含量较低。报纸属于连续出刊物，它是以刊登新闻和评论为主的定期连续出刊物。如《文汇报》、《中国教育报》等。期刊是定期或不定期的连续出刊物，有周刊、月刊、双月刊、季刊等。它可分为学术理论性期刊、情报性期刊、技术性期刊、事业性期刊和普及性期刊。常见的期刊有三类。一类是杂志。一类是汇报、集刊、丛刊、汇刊及高校的学报。还有一类是文摘及复印资料。资料性工具书有手册、词（辞）典、百科全书、年鉴等。手册往往汇集了经常需要参考的某一专业或某一方面最常用的文献资料。如《药物手册》、《摄影手册》。词（辞）典是汇集字词，按一定方式编排，并逐一予以解释的工具书。如《辞海》、《哲学大辞典》、《化学化工词典》、《中国美术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艺术家辞典》等。百科全书是论述人类一切门类或某一门类只是的完备的工具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综合性百科全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等。另一类是专业性百科全书，如《世界美术百科全书》、《教育百科全书》等。年鉴是逐年编辑出版的，概述一年中发生的重要事件、学科进展与各项统计资料的工具书。年鉴的种类很多，有综合性年鉴，也有专业性年鉴。如《中国百科年鉴》属于综合性年鉴，《教育年鉴》和《哲学年鉴》是属于专业性年鉴。（3）二次文献是对一次文献进行加工整理后产生的一类方面，如书目、题录、简介、文摘等检索工具。书目是统计和反映某一时期内全国出版的图书、期刊及其他文献的目录资料。如《全国总书目》、《全国新书目》、《中国出版年鉴》等工具书。索引是将书籍或报刊中的内容或项目摘记下来，编成简括的书目，按一定顺序排列，并注明出处。《全国报刊索引》（月刊）就是一部统计和反映某一时期全国出版的报刊的杂志。该索引可分为自然科学技术版（科技版）和哲学社会科学版（哲社版）。检索性文摘是把一定范围内的文献进行浓缩，简明扼要地摘述其主要内容，著录文献的标题、著者、出处，并按一定方向编排的检索工具。如《化学文摘》、《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等。三次文献是在一、二次文献的基础上，经过综合分析而编写出来的文献，人们常把这类文献称为“情报研究”的成果，如综述、专题述评、学科年度总结、进展报告、数据手册等。与此类似，也有把情报区分成一次情报、二次情报、三次情报的。文献也可以做为人名存在。 随着人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记载其内容的文献数量随之增加的宏观社会现象。一般认为，非科技文献每30～50年增加1倍,科技文献每10年左右增加1倍。如1960～1970年,在数学、物理学、机械工程、航空与宇航工程、生物学和生理学等领域的文献，大致都增长1倍。文献学家FJ科尔和NB伊尔斯(1917)、 美以美大学图书馆馆员F赖德(1944)、科学学家普赖斯(1961)等,对此进行过研究,普赖斯探求出“指数增长规律”,绘制了文献数量随时间增长的曲线(如图),并最先注意到科学文献增长与时间成指数函数关系。其数学表达式为：（式1）式中F(t)表示时刻t的文献量；t 为时间(以年为单位)；α为条件常数，即统计的初始时刻的文献量；b为时间常数；e为自然对数的底，等于718…。这一规律虽能正确反映过去历史年代文献增长的情况，但存在着不能据以预测未来科学文献增长趋势的局限。苏联科学学家B纳里莫夫等人又提出了科学文献按逻辑曲线增长的理论。其数学表达式为：（式2）式中K为至某一时刻，文献增长的最大值。亦即，文献增长存在不可逾越的极限，这显然也不合乎实际。逻辑曲线虽然在对科学文献增长所作的统计研究上取得一定成功，但它仍然有上述局限性。ΑИ米哈依洛夫等人在进行的大量统计研究中，发现了直线增长模式：式中F(t)表示t年的文献累积数；b为文献增长率；α为当t=0的文献累积量(理论值)。这种规律适应于未来一定时期内科技文献的增长特点。总之,文献增长大体可描述为4 个阶段,即缓慢增长的初始阶段、指数增长阶段、线性增长阶段和缓慢增长阶段。但不同学科、同一学科的不同分支、或各学科在不同时期内，文献增长并非都符合同一模式。通过对文献增长问题的研究，可以揭示文献系统的动态规律，为馆藏建设、情报服务等管理决策提供定量依据；又能确定文献数量与科学增长指标间的定量关系，判断和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情况，并进而探索整个科学的发展规律。它能否较好地应用于预测，尚待进一步研究，特别要注意统计工作的严密性和描述的精确性。
参考文献的目的和意义是可以反映论文作者的科学态度和论文具有真实、广泛的科学依据也反映出该论文的起点和深度。
文献检索的意义 文献检索是利用文献获取知识、信息的基本手段。无论对读书治学和宏观决策的需要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1·文献检索是读书治学的基本功。文献检索技能是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求学还是在工作期间，都需要进行各种智能的培养和训练。掌握了文献检索方法如同有了打开知识宝库的金钥匙、泛舟书海的指南，它有助于指引读书治学门径，正如清代学者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所指出的：“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注本，事倍功半。”“得门而入，事半功倍。”可见掌握一定的文献检索知识——目录学知识的重要性。《荀子·劝学篇》云：“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从文献检索角度来说，所谓“硅步”和“细流”就是文献检索技能及对检索工具书刊的鉴别、利用知识的积累。对在校大学生来说，正是接受这种技能训练的黄金时代。 2·文献检索是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科学研究首先是从课题调研掌握资料起步的。文献检索有助于掌握本课题研究的进展动态，开拓思路、避免重复劳动，把研究水平提到新的高度。科研成果的评估与鉴定，也需要通过文献检索——资料的查新活动，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特别是在社会科学文献检索系统尚不完备的条件下，文献检索能力的高低，往往影响着科研成果的价值。 3·文献检索是科学决策的先导。信息化时代的经济管理、政治控制、艺术创造乃至心理状态的演变等，均受到各种社会信息的影响。适时掌握有关信息才能实现有效的管理。因此说，文献检索是进行科 学决策的先行工作。 邓小平同志“开发信息资源，为四化建设服务”的题词，不仅深刻地揭示了信息是宏观决策的重要智力资源，也指出开发信息资源的目的。从信息开发手段来说，也是对文献检索意义的高度概括。 总之，文献检索能力是从事物质文明生产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智能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经济实力的差距，归根结底是国民吸收社会信息能力上的差距。而文献检索能力正是衡量吞吐社会信息能力的一个重要标识。
能举出本册课本上出现的重要事例、人物、文献二个以上；按要求对自己写出的二个人物、事件、文献给出恰当的评价。具体答案。
以史为鉴，可以少走弯路，可以取长补短，可以知得失，可以约束自己。
了解历史，使文本具有说服力
比较,首先足一个时间概念 －切文献都是各种知识的记录时间就好似一个链条,它以“现在”为线索．前于此时谓之“过去”,后乎此音谓之“将来”：时间即历史,过去时间中产生的文献叫历史文献；现在即当今的文献叫当代文献而“现在”,这个时间链条,是极不稳定且稍纵即逝的当文献学家着手对某种当代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时候,它实际已经成为历史的存在物所以本书使用的“历史文献”的时间概念从属于的文献都是历史文献”的命题,在收罗文献时、尽可能予延至现在,从古代至建国以来的五十年,均沦述之 其次,从学科体系来看,广义历史学包括自然界的变迁以及最初人类会活动发展的过程内容涵盖十分广泛,广义的历史文献它包括世界上的一切著作,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文学专指人类社会史,即所谓狭义历史学历史学典籍则指古代各个阶段分类分录中的史部典籍,以及现代文史、哲、经等分类中的文学著作、任何目录分类,都是相对的因此,史部以外各部其实多属于史学文献,古今学考早有论说章学诚《报孙渊如书》称．“承询《史籍考》事、取多用宏,包经而兼子集,不特如所询地理之类已也”可见串氏所著《史籍考＞,已不限于四部分类的史部典籍；章氏又有”六经皆史”的论题、这是指《六经》皆为史料早在两千年前．司马迁作《史记》,就以《六经》为史料他提出了“颁协《六经》异传,整齐自家杂语”的命题,广泛取材但是,如果把四部典籍都视为历史文献．则是广义历史文献,它与一切文献没合区别,而失之于混淆；如果固守史部类日,必又失之于偏狭c“混而合之则不清．拘而守之则已隘”(章学诚：烛考释例女),即所谓“过犹不及”,太广大狭都是弊病本书考察的历史文献,以狭义的支部典籍为主体,而概述广义的四部文献,别择其中的历史学史料文献．主次分明 中国历史文献的积累,有三个方面的重要途径一是官府档案文书的积存,二是历史撰述的日增,三是史书以外的各种撰述的发展
我当代当中的很多的现代汉语研究生很有价值的我们把这些价值放到我们的古代文学当中去的话就能看出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