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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诗经》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三百篇》。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约成书于春秋时期，汉代传授《诗经》的有齐（申培）、鲁（毛亨）、韩（韩婴）、毛（赵人毛苌）四家。东汉以后，齐、鲁、韩三家先后亡失，仅存《毛诗外传》。毛诗盛行于东汉以后，并流传至今。《诗经》约成书于春秋时期，到了汉代被儒家奉为经典。汉代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东汉以后，齐、鲁、韩三家先后亡失，仅存《毛诗外传》。毛诗盛行于东汉以后，并流传至今。重要的注本有《毛诗正义》、宋朱熹的《诗集传》、清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清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今人程俊英的《诗经释注》[1] 、今人余冠英的《诗经选译》等。现今流传本有三百一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后来为方便，就称作“诗三百”。孔门弟子中，子夏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他传诗。到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而如今世上只剩外传10卷。至于当今世上流传的诗经，则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的毛诗。作品来源：《诗经》的作者亦非一人，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体裁：《诗经》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时期大约五百多年的三百零五篇诗歌。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是地方民歌，有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首；“雅”主要是朝廷乐歌，分大雅和小雅，共一百零五篇；“颂”主要是宗庙乐歌，有四十首。表现手法主要是赋、比、兴。“赋”就是铺陈（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就是类比（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就是启发（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经》思想和艺术价值最高的是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伐檀》、《硕鼠》就是“风”的代表作。包含“风”“雅”“颂”和修辞手法“赋”“比”“兴”，合称《诗经》的“六义”。风、雅、颂，是诗经的体裁，也是诗经作品分类的主要依据。“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根据十五国风的名称及诗的内容可推断出诗产生于如今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等。“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朱熹《诗集传》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辞气不同，音节亦异。故而大小雅之异乃在於其内容。”“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毛诗序》中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修辞：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修辞。赋：反复铺陈。“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朱熹《诗集传》，赋即铺陈，也就是直接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比：打比方。“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朱熹《诗集传》，比即比喻、打比方，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属此类。《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兴：起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兴即烘托、衬托，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兼有了比喻、象征、烘衬等的手法，但正因“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
兴”（去声）即起兴，就是联想，触景生情，因物起兴。有引起联想，烘托渲染气氛的作用。《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 西周初年至 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 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 南陔、 白华、华黍、由康、崇伍、 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 尹吉甫采集、 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 风》、《 雅》、《 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 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 周颂》、《 鲁颂》和《 商颂》。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 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 孟子、 荀子、 墨子、 庄子、 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是的，描述正确无误！《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 西周初年至 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
诗经》第一节《诗经》概说《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也就是黄河、长江、汉水、渭水流域的广大地区。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绝大部分已不可考。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作者如此复杂，显然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第二节《诗经》的编集《诗经》的编集，在先秦古籍中没有明确记载。历史上有广泛影响的“采诗”、“献诗”、“删诗”之说，透露了《诗经》作品来源和编定的一些消息。采诗：周代朝廷采诗、献诗以制作礼乐。班固《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动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这种采诗制度的目的是观风察政。献诗：周代公卿列士献诗、陈诗，以颂美或讽谏。《国语·召公谏弭谤》：“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公卿列士所献之诗，既有自己的创作，也有采集来的作品。附：删诗说：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东汉王充《论衡·正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其重复，正而存三百五篇”。删诗说影响很大，至今有人坚持，但多数学者认为此说不确：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鲁乐公演奏十五国风，名称顺序与今本是《诗经》相同。当时孔子仅8岁。《史记》说孔子删诗是在“自卫返鲁”之后，但《论语》中孔子不止一次提到“诗”、“诗三百”。春秋时期诸侯宴飨和出使，常赋诗言志，所赋之诗多为《诗经》。而赋诗言志之风，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孔子曾骂过“郑声淫”，“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主张“放郑声”。但现本《诗经》郑卫民歌依然很多。可见，说《诗经》由他删选而成，则是不可信的。孔子对“诗”可能作过“正乐”的工作，甚至也可能对“诗”的内容和文字有些加工整理。第三节《诗经》的分类《诗经》按风、雅、颂分为三类，“诗”最初都是乐歌，只是由于古乐失传，后人已无法了解风、雅、颂各自在音乐上的特色了。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即这些地区的地方土乐。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周颂31篇，是西周初期的诗。周颂不同于其他诗的体例，不是由数章构成，每篇只有一章。鲁颂4篇，产生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商颂5篇，大约是殷商中后期的作品。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第四节《诗经》的应用和流传一、赋诗言志：《诗经》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广泛流传，《左传》中大量记载了诸侯君臣赋诗言志的事例，他们以“诗”来酬酢应对，出使专对，以赋诗来表情达意。称引“诗”句，来讽谏劝戒，评论抒情，在上层的人际交往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吴楚交战，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春秋左传·定公五年》） 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二、四家诗：秦火以后，《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兴盛一时。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汉儒传《诗》，使《诗》经学化，固然有对《诗经》的曲解、附会，但汉代形成的诗教传统和说诗体系，不仅对《诗经》的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古代《诗经》研究简说：《诗经》的传授和研究，自汉以下，主要用于经学。经学是开始于汉代、绵延至清代的一门专攻儒家经典的学问，这门学问的宗旨，是为封建社会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建设服务，一般以“六经”注我的方式阐发学者的主观思想。《诗经》作为经学的一科，讲授和研究的主题，自然不是艺术形式而是思想内容。大致说来，汉学重“美、刺”，宋学重“义理”，清代“朴学”重“考据”。汉学：是汉、唐经学研究的主流。汉学研究《诗经》的典型著作有《毛诗序》、《毛诗郑笺》、《毛诗正义》。汉人在诗的标题下写一篇类似于题解的文字，称为毛诗序，《关雎》篇为大序，其余为小序。《诗大序》总论《诗经》，认为诗歌反映政治：“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小序》则以史解诗，以诗证史。具体指出各篇的政治背景，或因某事而美某人，因某事而刺某人。所以清人程廷祚《诗论》说：“汉儒说诗，不出美刺二端”。到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集《诗经》汉学研究之大成，全面继承了汉儒“美刺”的说法，进一步肯定了《诗经》是一部美刺时政的政治诗集。应该说《诗经》中有一部分诗是与政治有关联的，具有美刺的性质。但不加区别地说每一首诗都是美刺，就过于拘泥了。宋学：是宋、元、明经学研究的主流。宋学不满汉学只讲美刺的毛郑诗学，集中批判毛诗序。苏辙《诗集传》、郑樵《诗辨妄》、王质《诗总闻》，代表性的是朱熹的《诗集传》，废序言诗，自由讨论。跳出汉学的窠臼，而讲出了宋学的特色。宋学以理说诗，主性情、主义理。“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四书集注》）这样《诗经》有汉学家的政治教科书变成了宋学家的“理学教科书”。宋学的功劳在于指出了《诗经》中存在着大量的与“美刺”无关的民间歌谣。“凡诗之所谓风者，所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诗集传》序）宋学的弊端在于指责这些民间歌谣是“恶为可诫”的淫奔之诗。宋学还有脱离训诂、随意穿凿的毛病。清代朴学：汉学复兴，宗汉而攻宋。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毛诗传疏》推崇毛传。其宗毛攻宋的武器就是发扬汉代“汉学”重视考据的朴实学风，认真地做音韵、文字和词义的工作，所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其字也，由字而通其词，由词而通其道”。（戴震）清代朴学的贡献在于：专心的考据，对于《诗经》训诂，贡献良多。但其弊端在于：只敢拿《诗经》做往古的学问，不敢拿《诗经》作当世的鞭策，背离了复兴“汉学”“引古筹今”，用之于“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顾炎武）的初衷。
《诗经》不是故事合集，而是“志”的合集，《诗经》中的诗篇很好地表达了“诗言志”的中国诗学思想，如首篇的《关雎》，就清楚地表达了“君子”思念、追求“淑女”的“志”，写得真切感人。
诗经里面并不一定都是真实故事，而且很多故事都是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只不过靠着人们的猜想。
诗经成书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
说真的，63诗经的历史还是比较多，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多吧，还是可以
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诗经》是我国的文学瑰宝，第一部诗歌总集。从汉代开始学者将它奉为经典，而此前被称作“诗”“诗三百”。它所收入的诗歌305篇，时间跨度正是西周初年(约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约前6世纪)。《诗经》分风、雅、颂三个部分。
萨尔巴斯基这人专门研究诗经，你去查查关于他的资料吧（不过网上关于他的资料很少，耐心点查）
《诗经》是我国的文学瑰宝，第一部诗歌总集。从汉代开始学者将它奉为经典，而此前被称作“诗”“诗三百”。它所收入的诗歌305篇，时间跨度正是西周初年(约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约前6世纪)。《诗经》分风、雅、颂三个部分。
中国“诗经学”的发展，从春秋彰始，有三个重要阶段，即汉唐经学、宋元义理、清代考据。 一、先秦时期。春秋时三百篇最初流传、应用和编订，孔子创始儒家诗教。他的诗教理论，以及后来战国时孟子提出的方法论、苟子创立的儒家文学（学术文化）观，奠定了后世《诗经》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汉学时期（汉至唐）。汉初《诗》成为“经”。鲁、齐、韩、毛四家传诗，反映汉学内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的郑玄的《毛诗传笺》，实现今文、古文合流，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毛诗”虽然晚出，西汉也未被立为官学，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现代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传本。不过，这四个学术中心区域在汉初的《诗》学传授，绝不只限于齐、韩、鲁、毛四家《诗》的四位始祖。《汉书·儒林传》说：“汉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这只是说申、辕、韩数人是在鲁、齐、燕等涌现出的大师级人物而已。其《诗》学也只是形成了区域性特点，并没有明确的派系之分。只有在政治力量介入之后，才使《诗》学的传播由无序进入有序状态。而《诗》学传播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就是《诗》学博士的设立。 魏晋南北朝时，汉学内部发展为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北学基本继承汉代章句之学，南学则承袭魏晋以来以玄解儒的学风。各有所师、各有所本的状况，不但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理论上的歧异，而且也使国家在科举考试中缺乏统一的标准。唐初，经学依然沿续着南北朝以来的师承关系，“师说多门”的情形显然与唐初统一思想的要求不相适应，统一南北经义和学风，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统一的当务之急。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完成了汉学各派的统一，成为《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 三、宋学时期（宋至明）。宋人为解决后期封建社会的矛盾而改造儒学，兴起自由研究、注重实证的思辨学风，对汉学《诗经》之学提出批评和诠争，压倒了汉学。朱熹的《诗集传》是宋学《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宋人训诂、考据的研究成果，又初步地注意到<诗经》的文学特点，是《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元、明是宋学的继续。《诗集传》在几百年中具有必须信从的权威地位，宋学末流僵化而空疏。到了明代后期，在《诗经》音韵学和名物考证上，才取得一些成绩。明人诗话中也有对《诗经》的文学研究。 四、新汉学时期（清代）。清人提倡复兴汉学，是以复古为解放，要求脱离宋明理学的桎梏。清初疏释《诗经》的著作宋学汉学通学，经过斗争，汉学压倒宋学。乾嘉时期的政治高压，产生了以古文经学为本的考据学派，对《诗经》的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进行了浩繁的考证。道咸以后的社会危机，又产生了今文学派，他们搜辑研究三家诗遗说，通过发挥微言大义，来宣传社会改良主义。新汉学内部又展开今文学与古文学的斗争。超出宋学、汉学以及清今文、清古文各派斗争之外的，还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独立思考派。随着中国社会迅速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化，清古文学、清今文学、宋学的残余，都在近代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冲击下一齐衰亡。 现代作为《诗》学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二十世纪前叶的《诗经》研究具有不同于之前及之后的《诗经》研究的独特之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文化更替、学术转轨，一切都处于新旧杂陈，日渐趋新的状态。早在“五四”以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就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来研究《诗经》。在《诗经》研究领域中，研究主体方面既有传统旧式学者如章太炎、吴闿生、林义光等，又有接受过现代教育，学贯中西，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新式学者，如胡适、闻一多。在研究成果方面，传统学者在经学思想的支配下，延续着传统的传注笺疏之学，并取得一定成就，以吴闿生的《诗义会通》和林义光的《诗经通解》为代表。虽是经学研究的继续，但其中颇有通达之举，这些举动暗合了现代《诗经》的研究原则，是新旧杂陈研究局面的一种表现。 新式学者以现代研究理念为指导，在新研究模式下取得的学术成果，是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主流，代表了当时《诗经》研究所能达到的水平。胡适是现代《诗经》研究的开山人，顾颉刚的《<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朱自清的《赋比兴说》、朱东润的《诗心论发凡》、闻一多的《歌与诗》等现代学者的著作，以其系统、条理、缜密的特性远胜传统《诗》学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闻一多，他在研究《诗经》的丰富著作中提出许多新颖的见解，把民俗学的方法、文学分析的方法和考据的方法结合起来，揭示《诗经》的内容和艺术性，并且创始了《诗经》新训诘学。民国《诗经》研究处于新旧学术范式交替的特殊时期，决定了其学术思维必然存在绝对、片面的一面。急于推倒传统经学研究模式，打开《诗经》研究的新局面，使这代学人多注目于传统《诗经》研究的种种不足，尤其排斥正统《诗》学观点。这种认识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但其缺陷与不足也是毫无疑问的。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妨碍研究的客观公正和继续深入。 郭沫若是《诗经》今译的创始者，并且提出一个把《诗经》运用于古代史研究的科学研究体系。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广泛利用《诗》、《书》、《易》及甲骨文、金文等历史文献资料开始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1945年出版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对前期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并修正了部分论点，确切地建立了关于西周奴隶社会的学说。两书普遍征引《诗经》作为论证。1952年出版的《奴隶制时代》收辑建国后的研究论文，书中许多文章论及《诗经》，尤其是《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和《简单地谈谈诗经》，对《诗经》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作出全面的评价。二十世纪对《诗经》的文学研究完全超越了单一的训诂、疏解、感悟和鉴赏的传统研究模式，无论在观念和方法上，还是从深度、广度上都有重大的突破。在掌握文学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基础上的现代的文学阐释，注意使实证性、感悟性与理论性相结合，在作品内容与历史环境、形象与认识、形式与内容、感情与思想的统一中展开分析，从而透过作品表面，挖掘其深刻内涵，并从时代思想和文化精神予以观照；在艺术上，注意总结其塑造艺术形象、创造诗歌意境的方法，揭示其艺术创作个性、风格特征和具体的表现手段以及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 从以上筒略的发展轮廓可以看到，两千余年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关于《诗经》的性质、时代、编订、体制、传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二、对于各篇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三、对于其中史料的研究；四、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的考证研究以及校勘、辑侠等研究资料的研究。在这四个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从孔子到当代，都应该给予科学的总结，批判继承。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代表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创作，其中描写爱情的篇幅占了很大比重。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之一，《诗经》中的爱情诗，热烈而浪漫，清纯而自然，是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碰撞。后世的很多爱情诗，浮艳而做作，在文学价值上远远不及《诗经》。 《诗经》中描述的事情跨越时间很大，达五百多年，因此我们分析时也要看到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其爱情诗所具有的不同特点。整体来说，周代婚姻恋爱的习俗是一个由开放到保守的过程。 周初，礼教初设，古风犹存，青年男女恋爱尚少禁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 《郑风 溱洧》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一篇。诗写的是郑国阴历三月上旬己日男女聚会之事。阳春三月，大地回暖，艳阳高照，鲜花遍地，众多男女齐集溱水、洧水岸边临水祓禊，祈求美满婚姻。一对情侣手持香草，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感受着春天的气息，享受着爱情的甜蜜。他们边走边相互调笑，并互赠芍药以定情。这首诗如一首欢畅流动的乐曲，天真纯朴，烂漫自由。按封建卫道士的观点，《溱洧》通篇“皆为惑男之语”，实乃“淫声”，然以今天的眼光客观地看，这种未经礼教桎梏的、道学家口中的所谓“淫”，恰恰是自然的人性，是一种活泼生命的体现，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天地精神的遵从。它标志着和谐、自由、平等，散发着愉快与天真的气息。 《周南 关雎》这首诗作者热情地表达了自己对一位窈窕美丽、贤淑敦厚的采荇女子的热恋和追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表达了对与她相伴相随的仰慕与渴望，感情单纯而真挚，悠悠的欣喜，淡淡的哀伤，展现了男女之情的率真与灵动。 《卫风 木瓜》，“投我予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表达了远古时候青年男女自由相会，集体相会、自由恋爱的美好，女子把香美的瓜果投给集会上的意中人，男子则解下自己身上的佩玉等作为定情物回赠给心中的姑娘。这首诗带有明显的男女欢会色彩，一是互赠定情物，表示相互爱慕，一是邀歌对唱，借以表白心迹。 《召南 有梅》是少女在采梅子时的动情歌唱，吐露出珍惜青春、渴求爱情的热切心声； 《卫风 淇奥》这首诗以一位女子的口吻，赞美了一个男子的容貌、才情、胸襟以及诙谐风趣，进而表达了对该男子的绵绵爱慕与不尽幽怀。 《邶风 静女》描写男女幽会：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一个男子在城之一隅等待情人，心情竟至急躁而搔首徘徊。情人既来，并以彤管、茅荑相赠，他珍惜玩摩，爱不释手，并不是这礼物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美人所赠，主人公的感情表现得细腻真挚。虽然都是通过男子表现对于爱情的甜蜜与酸涩，但是也可以从侧面看出当时女子对于爱情同样是有着美好期盼的。 自由恋爱渐渐受到家庭等各方面的束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迫使许多人不能与心上人结为爱侣，其中失落与心酸，谁能道尽说完！ 《郑风 将仲子》里的这位女主人公害怕的也正是这些礼教。“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对于仲子的爱和父母、诸兄及国人之言成为少女心中纠缠不清的矛盾，一边是自己所爱的人，另一边是自己的父母兄弟，怎么办呢？几多愁苦，几多矛盾，少女的心事又怎能说清呢？ 《鄘风 柏舟》, “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这个女子如此顽强地追求婚姻爱情自由，宁肯以死殉情，呼母喊天的激烈情感，表现出她在爱情受到阻挠时的极端痛苦和要求自主婚姻的强烈愿望。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女性追求恋爱自由、自由婚姻的迫切愿望。 又很多诗细腻地描写出思念情人的忧郁苦闷心理。如《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诗中女子怀念远方的爱人，在采卷耳时心里想的都是他，以致采了许久那个箩筐都没填满。又如《郑风 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这里面就含有对情人的埋怨与不满。还有《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情人不理会她，使她寝食难安。《郑风 风雨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写的则是见到情人时的欣喜心情，可见思念之深之切！ 《秦风 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中写的是单相思，对于所爱的人，可望而不可即，几多愁苦，几多思念！ 思念妻子或丈夫的诗也是情深意切，于朴实的语言中透露出那种深厚缠绵的感情。 《邶风 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位出征在外的男子对自己心上人的日夜思念：他想起他们花前月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想起如今生离死别、天涯孤苦，岂能不泪眼朦胧、肝肠寸断？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卫风 伯兮》写了一位女子自从丈夫别后，无心梳洗，思念之心日日萦绕期间，苦不堪言。“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也许为国征战是英勇豪迈的，可是人生的天涯孤苦和生离死别，总是让有情的人们感到撕心裂肺的痛。 《诗经》中也有不少是祝贺新婚女子的，如《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首诗轻快活泼，诗人热情地赞美新娘，并祝她婚后生活幸福。 《诗经》中对美好爱情是歌颂向往的，而对始乱终弃持批判态度，并对受害者予深深的同情。《卫风•氓》这首诗是弃妇自述不幸的诗作，诗中首先以甜蜜的语气叙述了他们的相恋、嫁娶以及初婚的美好生活，然后又以悲凉的语气，叙述了年华的逝褪以及丈夫的变心和丈夫对她的粗暴相向，一种含辛茹苦、人生不幸的感叹以及对青春少年甜美生活的不尽留恋，弥漫在了诗的词句中——而古时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妇女生活的不幸，亦由此可见一斑。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还有《谷风》，“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在危难时期，相依相靠，但在安乐时候，却将她抛弃。 《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其爱情诗更是体现那个时代人民的情感生活，其实其思想内涵从现代的眼光看来仍具有很大的艺术价值。好的事物总是经得时代考验的，千年过去之后，《诗经》仍然以其非凡的魅力感染着人们。 参考文献：《诗经》吴兆基 长城出版社2002 《诗经讲义稿》傅斯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诗经国风今译》蓝菊荪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诗经今注》高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诗经》中较为重要的农事诗有：《豳风·七月》、《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周颂》中的《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 像《七月》这样直接反映周人农业生产生活的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诗经》农事诗中最优秀的作品。此诗是风诗中最长的一篇，共8章88句，380字。叙述了农夫一年间的艰苦劳动过程和他们的生活情况。他们种田、养蚕、纺织、染缯、酿酒、打猎、凿冰、修筑宫室，而劳动成果大部分为贵族所占有，自己无衣无褐，吃苦菜，烧恶木，住陋室，严冬时节，填地洞，熏老鼠，塞窗隙，涂门缝，以御寒风。全诗以时令为序，顺应农事活动的季节性，把风俗景物和农夫生活结合起来，全面深刻、生动逼真地反映了西周农人的生活状况。诗中客观反映出农夫生活和贵族生活的悬殊差别，在对当时农业生产、农夫生活的平铺直叙中抒发了哀怨和不满，千百年后的读者，不仅能了解到当时的农业生产和农夫的生活状况，而且能真切感受到他们的不幸和痛苦。
诗经中的爱情诗很多都是表现君臣理想的，并非纯粹浅显意义上的男女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