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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新闻报》《大公报》《中央日报》
大公报啊，新青年（陈独秀创办的，名气大大的），良友（上海滩娱乐报刊）
《申报》，《新闻报》，《大公报》，《中央日报》
民国时期主流期刊有（东方日报）（中报）（申报）（中国时报）（择声）（演绎报）等等很多期刊分为不同类。
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商务印书馆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1897年在上海创办，创办人为夏瑞芳、鲍咸恩、鲍成昌、高凤池等。初为合伙经营的小型印刷工场。1901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五万元，张元济入股，并主持编译工作。1903年建立印刷所、编译所和发行所，改为中日合办，资本各十万元，引进日本先进印刷技术。翌年编印《最新国文教科书》，数月间风行全国。此后，陆续编印修身、算术、史地、英语等教科书，兴办师范讲习班、附属小学、养正幼稚园及函授学校，还出版各种中外文工具书、刊物和学术著作。1907年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建成印刷总厂和编译所新址。1909年将编译所收藏古籍善本和参考书籍的图书馆定名为涵芬楼，后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1914年初清退日股，资本增至一百五十万元，职工达七百五十人，成为国内最大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总务处、编译所、印刷总厂和东方图书馆等被日军焚毁。随后，企业得到部分恢复。抗日战争前夕，在长沙建设印刷厂，往香港和西南地区疏散存书和机器。抗战爆发后，总管理处迁到长沙，后移至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五十三年间，除了以编印教科书为主要业务外，还陆续出版了《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重要刊物，整理影印了《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古籍，还出版了严复、林纾等人翻译的著名外国小说和学术著作。全盛时期在北京、香港设有印刷分厂，先后在全国各地和新加坡、吉隆坡等八十三个地方设立分馆，在国内外颇负盛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迁址北京。1958年以后，根据国家出版方针的规定调整了出版范围。现主要编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编纂出版中外语文工具书以及研究著作、教材、普及读物等，出版《中国语文》、《方言》、《英语世界》等期刊，在读者中有良好影响和声誉。一个世纪以来，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己任，竭力继承中华文化，积极传播海外新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是“全国优秀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设有25个部门，控股一个合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在职员工260人。商务印书馆年均出版图书、音像制品等700余种。100多年来，共出版各类书刊4万余种。代表性出版物有《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故训汇纂》、《四库全书》（影印文津阁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400种）“世界名人传记”（40种）“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100种）“商务印书馆文库”(50种)及《英语世界》、《中国学术》杂志等。有不少品牌书刊相继荣获国家图书奖、国家辞书奖和国家期刊奖。 历史[编辑本段]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2月11日创立于上海，至今已走过了近110年的历程。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一百多年来，商务印书馆从最初一个小小的印刷作坊，逐步发展成为现当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和文化机构，历经沧桑、默默耕耘，人才荟萃、名家辈出，至今出版各类书刊近5万种，为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扶助学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得到几代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正如陈云同志所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 以张元济、夏瑞芳为首的老一辈出版家，平地为山、艰苦创业，为商务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早在商务创立不久就成立股份公司，并从此先后延请高梦旦、王云五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开展以出版为中心的多种经营，实力迅速壮大，编写大、中、小学等各类学校教科书，编纂《辞源》等大型工具书，译介《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学术名著，出版鲁迅、巴金、冰心、老舍等现当代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整理《四部丛刊》等重要古籍，编辑“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大型系列图书，出版《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各科杂志十数种，创办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校，制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摄电影等。极盛时期，商务有员工5000多人，在海内外设有分馆36个，各类办事机构1000多个，所出书刊占全国60%以上，创造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诸多第一，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在海内外铸造了商务印书馆的这个民族出版业最著名的品牌，成为堪与北大媲美的文化重镇。从这座文化重镇里，走出了一大批杰出人物，陈云、张元济、茅盾、陈叔通、周建人、胡愈之、王云五、郑振铎、叶圣陶、蒋梦麟、竺可祯、黄宾虹、袁翰青、陈翰伯、陈原……这些光辉的名字都写在了商务的史册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寇侵华，国难不息，商务也饱受兵燹，两度惨遭破坏，艰于维持。但是，在百般艰苦的环境下，商务坚持“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之精神，依然举起文化抗战和国家复兴之大旗，与各界人士共同努力，出书不辍，奋斗不歇。现状[编辑本段] 新中国成立后，商务积极完成公私合营改造，并1954年迁至北京，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了新的奋斗历程。1958年，全国出版社业务分工，商务承担了翻译出版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和编纂出版中外语文辞书等出版任务，逐渐形成了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世界名人传记”为代表的翻译作品，和《辞源》《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英华大词典》等为代表的中外文语文辞书为主要支柱的出版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和辞书两大支柱之外，商务人锐意进取，积极、稳妥地开拓新的出版领域，比如大力扶持出版国内学者的原创性学术研究，出版传播国内学者的一流研究成果；针对青少年和大众读者，开发素质教育读物和文化普及读物；与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合作，翻译出版哈佛商学院的畅销经管图书；成立商务印书馆世界汉语教学研究中心，旨在以学术研究带动对外汉语教材研发，把中心建成世界汉语教学精品图书的研发基地和出版基地。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宗旨，秉承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扶助学术的出版理念，商务不追风，不逐利，踏踏实实为海内外读者服务、为广大学人服务，出版规模不断扩大。近些年陆续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故训汇纂》及“新华”系列汉语辞书，“新时代”“精选”“牛津”“朗文”等几大系列外语辞书，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文库50种等大型原创学术著作，以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10辑400种、《蓝海战略》等哈佛经管图书150种，等等，都深受海内外亿万读者的欢迎，成为图书市场上商务代表性品牌。有100多种精品书刊相继荣获国家图书奖、国家期刊奖等省部级以上重要奖项。一直以来，商务在出版行业处于领军地位，始终有较大的影响力，目前是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辞书学会、中国版权保护协会等行业团体的副会长单位。 为了长远发展，商务在人才队伍建设、信息化建设、开拓经营领域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都下了很大力气，已经形成业内较强的竞争力，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现有正式员工275人，其中，90人拥有硕士、博士学位，97人拥有副编审以上高级职称，学术水平和专业素养较高。一批年轻人走上管理岗位，成为业务骨干，促进了管理队伍和技术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商务在出版行业内较早利用新兴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实施全面、系统的信息化建设，开发了在国内出版界领先的辞书语料库及编纂系统、门户网站、管理信息系统，正一步步实现生产、管理、销售的自动化、网络化。此外还积极开拓与出版业务相关的经营领域，目前成立并控股北京群益物业公司、北京商易华信息技术公司、北京涵芬楼书店有限公司等经营性机构，在上海、太原、长春、武汉、南京等地开设专卖店等，在多种经营上迈开了坚实的步伐。商务有着良好的国际合作关系，不仅与香港、台北、新加坡、吉隆坡等地的海外4家商务印书馆进行经常性的业务交流，而且还合资成立并控股了一家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此外，商务还与牛津大学出版社、朗文出版公司、拉鲁斯出版公司、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以及小学馆、斗山东亚出版公司等世界著名出版机构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版权贸易活跃，每年引进和输出图书200多种。 现在，商务年出图书800种左右，其中新书350种左右，重印书450种左右；此外还出版《英语世界》《汉语世界》杂志及《中国语文》《方言》等重要学术期刊20种，以及部分音像制品。据近几年开卷图书市场调查报告显示，在全国图书零售市场上，商务出版的中外语文辞书处于绝对领先地位。2005年全年出版码洋4亿元，利润超过5000万元。各项指标在全国综合性出版社中均位居前列。 可以说，经过改革开发20多年来的努力，商务印书馆现在已经成为风格比较突出、特色比较明显、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发展势头比较稳健、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拥有独特地位、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一家著名出版单位。 商务印书馆现隶属于新组建的中国出版集团，正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和出版体制创新的机遇和挑战。 商务之最[编辑本段]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在中国出版史乃至文化史上创造了诸多第一，择要列之如下：* 出版第一部语法学学术专著——《马氏文通》（1898）；* 出版第一部中英文对照排版印刷的英语教科书——《华英初阶》（1898）；* 出版大陆第一部英汉字典——《商务书馆华英字典》（1899）；* 第一个使用纸型印书（1900）；* 第一个系统地介绍西方学术论著（1902）；* 第一个使用著作权印花（1903）；* 第一个作为文化企业引进外资（1903）；* 第一个作为民间企业聘请外国专家和技师（1903）；* 第一个系统地编印出版《最新教科书》等近现代中小学教科书（1904）；* 第一个创办《东方杂志》等一系列现代意义的杂志（1904）；* 第一个采用珂罗版印刷（1907）；* 出版第一部由中国学者自己编纂的双语辞典《英华大辞典》（1908）；* 第一个采用电镀铜版印刷（1912）；* 第一个使用自动铸字机（1913）；* 第一个采用胶版彩色印刷（1915）；* 出版我国第一部以语词为主、兼及百科的大型现代语文辞书《辞源》（1915）；* 出版我国第一部专科辞典《植物学大辞典》（1917）；* 成立我国第一个中资电影机构——活动影戏部（1918）；* 生产制造我国第一部汉字打字机（1919）；* 制作我国第一部动画广告片《舒震东华文打字机》（1919）。商务印书馆对文化的贡献[编辑本段]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现在所有出版社中资格最老的出版社。它不是我国最早的出版社，在它之前还有很多，竞争中都被淘汰了。开始时它是个小印刷厂。当时正值甲午战败之后，人心思变，出版事业发展。同时代人杜亚泉说，当时“维新同志，皆以编译书报为开发中国急务，而海上各印刷业皆滥恶相沿，无可与谋者，于是咸踵于商务印书馆”。指出了商务成功的关键是讲究质量，因为办事认真，讲信用、保质量，所以南洋公学代校长兼译书院长张元济辞掉公职到这个小印刷厂主持编译工作，从此商务兼营出版。张元济进商务后，陆续进用高梦旦、杜亚泉、蒋维乔、庄俞等一批反对科举有志于维新的年轻人。他们都将富国强兵、复兴中华的希望寄托在未来一代，他们兢兢于小学、中学课本以及词书等学习用书的编写。他们的认真，使出版物获得成功，又注意经营管理，企业就站住脚并得到发展。敬业乐事的精神和注意经营管理代代相传，成为传统。它几十年服务于人民的文化需要，几十年服务于积累文化，对社会有一定贡献，所以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在1952年6月指定商务印书馆为中央一级出版机构，这在私营出版业中是仅见的。公私合营后它在党和政府直接领导下，更加兢兢业业，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努力工作。在近现代出版史上它努力为人先，开创性活动极多，影响深远。这儿罗列其什一，以见其贡献。 出版社第一个建立编辑部的是商务印书馆。中国出版事业虽然源远流长，但其文字工作都是一个人说了算，没有编辑部一说。商务印书馆初创时是印刷厂，兼出一些书，也同样没有编辑部，由创业人之一鲍咸恩先生兼做文字工作。经理夏瑞芳经常向人请教，怎样使出版业务发展，知道要有一批学者。当时与商务印书馆有业务往来的南洋公学译书院，其院长兼代校长、维新人士张元济苦于公学学监、美国人福开森事事牵肘使得无法办事。夏瑞芳与张元济在两年多的业务交往中建立了个人感情，1900年夏先资助张办《外交报》，次年夏建议张对商务投资，进而顺理成章地1902年张辞南洋公学职进商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张元济通过朋友蔡元培等聘请了一批各有专长的新派人士进商务，成立编译所。编译所的成立使商务在同业中占有绝大优势。又有高梦旦从事协调，破除文人相轻的陋习，各人发扬专长，又互相切磋，书稿质量自高于同业。商务自此继印刷后在出版上也站住了脚；同业也纷纷仿效，推动了出版业的进步。 近代小学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最早推出的。我国社会的近代形态，基础教育兴起很晚。戊戌时仅康有为《幼学通议》中提到，他是依据《礼记•学记》原则，谈不上近代教育。辛丑“新政”，清廷“令多设蒙养学堂”，同时规定“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教育目的仍是和科举衔接。有志之士进行了改变教育目的的活动，商务印书馆是重要的一环：它提供了近代基础教育第一批课本。最早是1902年6月由杜亚泉编写的《文学初阶》，共6册供3年用。它全部用儿童身边常见的浅近事物做认字课文和内容。如第一课，生字为“大小牛羊”4字，再组成：“大牛、小羊、大小、牛羊”4词作课文。八十课后出现简单句，如“牛负车、牛耕田、桃开花、竹生笋”。第三册开始穿插各科浅近知识，伦理修身，激励发愤读书学艺以振兴中国。后续各册有声光化学，中外史地人物。对道光以还割地“赔款”多有议论。这是第一本同科举教育割断而讲究国民素质教育的课本。1904年2月商务印书馆又推出小学《最新国文教科书》。这套课本由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共同编写，一反历来启蒙读本由一人写的作法。很多关于它编写认真的佳话至今流传。这本书编写认真，影响十分深远：蔡元培当时是旁观者，他叹为观止，说这本书的认真，改变了整个出版业编书草率的风气。这套课本开创了沿用至今的用楷体字排课文和每课都在一个展开面上，并附丰富的插图的作法。这套课本出版后，一直受到学生和家长、老师的欢迎。 我国第一部近代词书——《辞源》。我国的词书起源很早，但千余年来一直分为3个互不照应的体系：《尔雅》、《说文》和韵书——名物、文字和语音。而且主要环绕四书五经，脱离人们生活。《康熙字典》虽在-一定程度上将字的音、形、义结合解释，但它仅顾及字而还不懂复音词，只收列极少一部分复音词作为字(单音词)的义项无规律地安排在某个单字下；而且主要是专有名词。如“仓山”在“仓”字下：“河津”(龙门)在“津”字下，“天一星”在“一”字下。晚清复音词随着西学进入大量产生，没有一本词书搜集、解释，阅读书报常生误会。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高梦旦、陆尔奎有鉴于此，发愤编纂一部集词汇、单字、语音、释义于一书，熔旧学新知于一炉而检索方便的词书。陆、高二位于1908年开始与20多位编辑编写4年后完稿，发现词书释义中引文有因循类书而脱漏、多字——自古词书引文衍夺是常事，《康熙字典》这类问题仅影响字义的就有2600多条。他们硬是再添人全部重查原书，又花了3年时间才发排，于1915年出版。正是由于认真，后来中华书局《辞海》出版，虽后来居上，并不能压倒它，80多年经过修订，现在还在发行。 《辞源》在词书编纂上至少在3个方面具有开创性。首先收录了大量近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词汇。其次规定了这些复音词以第一字列于该单字后，便于检索。第三，单字义项严格以单音词所含意义为限，即严格以词为单位释义。第二、三两个原则至今为所有汉语和汉外词典所遵循。 世界词书销售量之最。《吉尼斯世界记录》在1980年版中说，它的这本书各种文本各年累计发行量已达到3200余万册，是世界书籍发行量之最。这个版本传到我国后就有人撰文指出它是夜郎，它的发行量远远落后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当时《新华字典》销售量已达8000万册。《新华字典》是魏建功等5位语言学家商定体例编法，由魏建功率领一批词书工作者精心编成，是以质量上乘。1970年周恩来总理又指示由北京大学文科各系、中国科科学院、商务印书馆、北京市教育系统抽调人员讲行修订，总理不仅多次具体指示，克服修订工作人员中普遍存在的怕被人说右的顾虑，还在百忙中亲自审读修改稿并作改动。当年，《新华字典》修订本全国各省市造货4000万册；以后每年分区造货量在1000一1500万册左右；至今累计发行量已在5亿册左右。这个数量在古今中外无数词书中是绝无仅有的；即使以人均占有量，世界上也没有第二本词典可望其项背。 中国第一部规范词书——《现代汉语词典》。汉语是我国的主要语言，它有许多差异严重的方言，妨碍不同地区人们的交往。历代政府除了秦始皇“书同文”统一了字的写法，读音和词义始终没有统一。新中国建立后，有了规范语言文字的条件，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也提出了这个要求。这就有了《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必须推广普通话。周恩来总理指出：“学习普通话光靠耳朵和嘴巴是不够的，学了容易忘记，必须有一套标音符号，用来编印拼音的读物和注音的字典，供学的人随时查考。”1956年2月6日周恩来签署总理命令：“为了帮助普通话的教学，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在1956年编好以确定语音规范化为目的的普通话正音字典；在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为规范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确定由编辑、排校、出版词书经验最丰富的商务印书馆担任该词典的出版任务。并决定正音字典与词典合在一起。1959年初稿完成，商务印书馆从审稿角度提出意见修改后在1960年出版“试印本”向专家征求意见。各地专家意见汇总后经过修改1965年印出“试用本”送审稿。1973年开始对“试用本”进行修订。由于“四人帮”干扰，1978年才正式出版。至此，我们国家才有了第一部规范词书。这部词典由吕叔湘、叶圣陶、丁声树、李荣等专家审读，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它的科学性无愧于促进汉语规范化的任务，出版后享有极高声誉，去年又出版了修订本；前后10多年总共出版3000万部，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选题民主之最。商务印书馆出好书，它的功夫从选题开始。1903年10月它就开始实行“编译所会议”制度，从根本上保障了出好书。一百年中，选题民主程度必有不同，但做好做差在出书上大体都获得反映。做得最好，当推1958年独立建制后和1979年重又独立建制后。当时前后两位总编辑都享有国际声誉，他们都极尊重他人，发扬学术民主。1958年独立建制时，4年前三联书店牵头已制订了一个翻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长远规划，商务接手后，总编辑仍然亲自出马，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学术界广泛征求意见，再制订出短期规划和长期规划。“文革”结束后继续这一做法，而且学科范围扩大至全部选题内容，包括中外语文和词书。不仅范围扩大，也更加细致，多一个来回：先登门征求专家意见，汇总后再请专家会议确定，称“规划会”。已进行过4次。名著都是有定评的，还有什么意见可征求?不一定!哪些应先出，哪些可晚些；哪本书请谁译最合适；用哪个版本最好；国际上有些什么动态，这些听听专家们意见不是更好吗?在这样的规划基础上确定的选题计划，绝无商业味，自然经得起检验，符合读者的需求，前几年社科书订数普遍滑坡时，商务版的名著受影响比较小，年年有1/3重印。像这样的选题民主是仅见的。 （原载《中华读书报》1997年5月7 ）香港商务印书馆[编辑本段]香港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914年，一直致力推动中国文化和教育，主要出版历史文化画册、经典著作、语言学习及语文工具书和教科书等。2007年10月22日，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举行110周年馆庆酒会。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编辑本段]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是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新加坡分馆、商务印书馆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于1993年共同投资的国内首家综合性合资出版机构。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致力于促进和加强中外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出版面向海内外的语言工具书，知识性丛书、华人学校教科书以及弘扬中华文化的书籍；经营中外文学书刊和与文教有关的声像制品（包括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印刷和销售。近年来，公司先后出版了《最新高级英汉词典》、《新编汉语教程》等精品图书和“中华文明系列”光盘以及《〈英语世界〉100期精华》、《全唐诗》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光盘等电子出版物，深受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读者的欢迎。 商务馆歌[编辑本段]千丈之松 陈原集张元济、茅盾、叶圣陶句成歌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世事白云苍狗，风涛荡激，顺潮流左右应付，稳度过滩险浪急。论传天演，木铎启路。日新无已，望如朝曙。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从今以后更艰难，努力还需再试。森森兮千丈之松，矫矫兮云中之龙。言满天下兮百龄之躬！
明清话本小说里面这样的段子很多，民国的话，至少有《清稗类钞》和《沪游杂记》。《清稗类钞》专门记载：“拆白党，上海有之，有男党，有女党。盖无业之人，结合而成团体，以诈欺取财物，男女，女男。”“拆白”二字是“拆梢”与“白食”的简语。“拆梢”即“分赃”。《沪游杂记》载：“近有以人为鸽者，如来历不明之年轻妇女，或售卖自身，或入人室。不匝月间，非卷资遁逃，即诬控拐逃，使买主人财两空。”
中国民航报社直属于中国民用航空局，是一家立足民航业，全面服务于民航从业人员和飞机乘客以及社会高端受众的综合媒体单位。中国民航报社下属媒体单位包括：《中国民航报》、《中国民航》杂志、《今日民航》杂志、中国民航网和中国民航电教中心等。2001年1月，中国民航报社与中国民航出版社联合，成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基本信息注册号：91110105MA006K5J1Q组织机构代码：MA006K5J-1法定代表人：马松伟经营状态：开业成立日期：2016-06-30营业期限：2016-06-30 至 无固定期限审核/年检日期：2017-03-22注册资本：1,273万(元)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行政区划：北京市朝阳区登记机关：朝阳分局所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周庄综合楼A座经营范围：出版《中国民航报》（报纸出版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出版《中国民航》（期刊出版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出版《今日民航》（期刊出版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音像制品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电影摄制；电影发行；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教育咨询（不含出国留学咨询及中介服务）；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计算机系统服务；技术推广服务；旅游信息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电影发行、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音像制品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电影摄制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国民用航空》现在不是核心期刊。由于2000年才创刊，之前也未曾入选过核心目录。复合影响因子：249 综合影响因子：097 主管单位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主办单位 《中国民用航空》杂志社 周期： 月刊ISSN： 1009-8739CN： 11-4604/D曾用刊名：民航经济与技术创刊时间：2000
《中国民用航空》是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主办的唯一刊物，其前身《民航经济与技术》于 1975 年创刊，是民航业内最早和发行时间最长的专业期刊。按照中央有关精神，经民航总局研究决定，并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从 2001 年 1 月起，《中国民用航空》以民航总局指导行业工作的机关刊物身份正式与读者见面。《中国民用航空》为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每月 20 日出版。《中国民用航空》为大 16 开本，每期为 80 页， 80 克 铜版纸全彩印刷。内容丰富，图文并茂。《中国民用航空》是宣传中国民航政策法规、报道行业重要工作动态、展示中国民航企业形象的重要阵地；是发布中国民航权威统计数据、进行行业前景分析的重要媒介； 是交流国际国内民航业信息、介绍民航先进管理经验和最新航空技术的窗口。《中国民用航空》分设 20 多个栏目，报道内容涵盖民航各个领域。编采人员以其长期从事民航业内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良好的敬业精神为广大业内外读者提供优秀的精神产品而竭诚努力。栏目设置《中国民用航空》面向民航，以服务于中国民航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为宗旨，力求深入民航各行业各领域，贴近广大读者。其栏目涵盖民航业各领域。主要有：航空法规、航空运输、机场、通用航空、航空工业、民航证券、财务管理、人力资源、航空安全、适航与维修、航空保障、空管、世界民航、民航资讯、企业文化、一家之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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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抗日岁月的报纸：《进步日报》、《奋斗日报》、《救国日报》、《正义报》、《救亡情报》、《复兴日报》等等；以“中”字开头的报纸：《中报》、《中央晚报》、《中国时报》、《中苏日报》、《中国画报》、《中国儿童新报》等等；地域类报纸：《金坛日报》（国民党元老于佑任题写报头》、《澄清日报》（江阴地区，由社会名流叶楚伧题写报头）、《苏北日报》、《北平评论》、《北平老百姓日报》、《上海人报》等等；专业类报纸：《晶报》（商业信息类）、《品报》（登载小说连载等文艺作品）、《铁道时报》（孙中山先生长子孙科题写报头）、《常识》（文化名人胡适题写报头》、《小孩报》、《俗文学》、《戏剧报》、《电影报》、《演艺报》、《总统府公报》。另外，军事类报纸有：《军事日报》、《华北解放军报》、《军政报》等。专用上海方言撰文的报纸《奋报》（小开版）；以淡红色粉纸印刷的《幸福报》（颜色与报名及内容吻合）、《世界画报》（铜版纸印刷）。上世纪三十年代少数报纸的报头已采用套红刊印，如《中报》、《民众日报》、《新民报》等。极少数还有彩色插页。有些报纸的文字除了汉字，还有英文、俄文、回文的，如《东方日报》，正版为汉字，背面则为英文；《实话报》（由苏军于抗日战争结束后设在我国辽东北岛的指挥部主办）报眉为俄文。另有几份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三省时发行的《满洲日日新闻》等报纸，文字为汉字、日文间有。在上述的一些早期报纸中，排版艺术令人折服。发行于民国六年的《铎声》报，头版样式新颖大胆，给读者以过目不忘的强烈的视觉冲击感。以上介绍的各类报纸，有政府办的，有机关团体办的，亦有私人营办的。 重点推介创建于我国清朝的《申报》。《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由英国商人美查等4人集资1600两白银在上海创办。上海简称“沪”，别称“申”。别称“申”的原因，是相传春秋战国时期，“上海”为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邑。美查在上海创办地方报，由此取名“申报”。有史料记载，《申报》创办初期好多年，报纸日销售量仅为600份，然而影响却十分广远。著名报人徐铸成回忆录《报海旧闻》中有记载：“《申报》几乎就是报纸的代名词，人们包东西时常说‘拿张申报纸来包包’。”《申报》从1872年创刊到1949年停刊，虽然几易其主，但总体上坚持的策略是“义利兼顾”。1881年，《申报》的发行（销售）范围已从城市拓展到乡镇，并从本埠扩展到外埠。在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扬州、宁波等地设分销处。到1888年，已经发展成为在中国影响最大、销量最大的新闻类报纸，成为中国官府、民间重要的日常读物。据悉，《申报》的办报方针是，不只为士大夫所赏，亦为工农商贾所通晓。其文字风格讲究通俗性和可读性，社会新闻和论说常常站在平民的立场，而且注重刊登议论时政的论说文。到了1897年，《申报》日销售量达到万余份。我国著名民主人士史量才1912年接办《申报》。史量才在新闻业务和管理方面作了一系列的改革，引进先进设备，注重广告业务开拓，到1915年后，《申报》刊登广告的版面大于新闻版面。1916年《申报》日售1万4千份，1917年日售2万份，1922年成为实力雄厚的大报。在《申报》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还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报人，如著名记者黄远生、邵飘萍等，都先后应聘担任《申报》的特别通信记者。《申报》作为旧中国影响最深远、销售量最大、经营时间最长的商业（企业经营）新闻报纸，是大报中的精品。时至今日，《申报》仍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当代媒体借鉴
中国自鸦片战争前夕开始定期出版的日报期刊，至辛亥革命时已广泛发行。 中国早在唐朝就开始有报纸，当时称为“进奏院状报”、“报状”、“邸报”或“杂报”，是一种由官府发行的公报。北宋起，民间开始有报纸，称为“小报”或“新闻”，但受到当时官府的查禁。明朝中叶以后，北京、南京等地获准成立民办报房，选录内阁发布的官文报，印刷成册，公开出版，称为“京报”。这些报纸除照录上谕、奏折、皇帝起居及官吏任免奖惩消息外，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没有评论、广告及其他副刊文字，不同于近代的报刊。中国近代形式的报刊诞生于鸦片战争前夕。到1911年止，共出版约五百种报刊，出版地点遍及全国各地。 外国人创办的近代报纸最先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报纸和最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近代报纸，都是外国人首先办起来的。19世纪，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出版了一百多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一半以上。外国人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是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创办人是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和米怜（1785～1822），月出一册，一些外国人相继在中国办报。1827年创办了《广州纪录报》，1833年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前者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后者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均在广州出版。其主编人德国传教士郭士立（1803～1851）、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01～1861）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中国通”。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在治外法权保护下，继续在中国办报。先后创办了《遐迩贯珍》（1853，香港）、《六合丛谈》（1857，上海）、《万国公报》（1868，上海）、《中西闻见录》（1872，北京）、North China Daily News（1850，上海，中文名《字林西报》）、The Peking Tientsin Times（1894，天津，中文名《京津泰晤士报》）及《申报》（1872，上海）、《新闻报》（1893，上海）、《顺天时报》（1901，北京）等一大批中外文报刊。其中，《万国公报》由英国传教士林乐知（1836～1907）主编，是广学会的会报。 《字林西报》由奚安门（？～1856）等主编，有“英国官报”之称，出版达一百零一年，是在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外文报纸。《顺天时报》由中岛真雄主办，是日本外务省的喉舌。《申报》由英国人美查（生卒年不详）创办，《新闻报》长期由美国人福开森（1866～1945）主持，都是“学了中国人口气”办给中国人看的外商中文日报。这两家报纸后来为中国人接办，其中，《申报》出版了七十八年，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一批近代报纸 19世纪50年代起，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办报。1858年在香港创办了《中外新报》，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伍廷芳曾经参加过它的编辑工作。这以后，陆续创办的有《羊城采新实录》（1872，广州）、《昭文新报》（1873，汉口）、《循环日报》（1874，香港）、《汇报》（1874，上海）、《述报》（1884，广州）等。以《循环日报》、《汇报》、《述报》这三家最有影响。《循环日报》是一份大型日报。它的创办人王韬，曾经游历过英、法、德、日等国，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较多了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报刊政论家。他为《循环日报》所写的《变法》、《尚简》等文章，提倡学习西方，宣传政治改革，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和后来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当中，有很大影响。《汇报》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参加创办的，曾经和外国人所办的中文报纸进行过激烈的笔战。《述报》创刊于中法战争时期，对刘永福所部黑旗军抗击法军和香港人民抵制法国殖民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而进行的罢工、罢市活动，都作过详细报道，支持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 1895年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办报，鼓吹变法。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刊的《中外纪闻》、1896年1月12日在上海创刊的《强学报》，分别由梁启超、徐勤担任主编，隶属于强学会，在强学会被封以后，相继停刊。 之后，梁启超等人继续筹备办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出版的一份主要的机关报，旬刊，每期出二十余页，三四万字一册，由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任总主笔。在梁启超主持下，《时务报》先后出版了六十九期，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之将强》等一大批鼓吹变法的政论文章，最多时日销达一万七千份，成为当时国内最受欢迎的一份报纸。和《时务报》相配合，资产阶级改良派还在全国其他地方创办了近八十种鼓吹变法的报纸。主要有1897年2月在澳门创刊的《知新报》、4月在长沙创刊的《湘学报》、10月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1898年2月在长沙创办的《湘报》等。其中，《国闻报》由严复主编，以在副刊《国闻汇编》上译载了宣传进化论思想的《天演论》蜚声于时。 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报纸全部停刊，梁启超等人开始在国外办报。从1898到1904年，他们在日本、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温哥华等地创办了十几家报纸，以1898年、1902年在日本横滨相继创刊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最负盛名。梁启超以任公、哀时客等笔名在《清议报》和创刊初期的《新民丛报》上所写的鼓吹新民、赞美少年中国和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思潮的文章，曾经风靡一时，得到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赞同。1904年以后，康梁等又恢复在国内办报。他们所办的《时报》（1904，上海）和英敛之所办的《大公报》（1902，天津）、彭翼仲所办的《京话日报》（1904，北京）等报刊都进行过立宪保皇的宣传。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开始革命活动时起就十分注意办报。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他们在国内外一共创办了近一百二十种报刊。通过这些报刊，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动员群众起来革命，对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 1894年兴中会刚刚在檀香山成立，就利用早已创刊的当地华侨报纸《隆记报》，作为自己的讲坛。1900年1月孙中山特派陈少白到香港创办《中国日报》，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正式机关报。此外，1900～1905年，革命派还在国内外创办了一批报刊，进行民主革命宣传。国外的主要集中于日本，著名的有《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等，编辑人员多数是革命的留日学生。鲁迅最早的一批革命文学作品就是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国内的主要集中在上海，以《苏报》、《国民日报》、《警钟日报》等最有影响。1903年6月《苏报》因发表激烈革命文字被封，章炳麟、邹容被捕，史称《苏报》案。 1905年11月26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它是新成立的同盟会的总机关报。在孙中山领导下，《民报》和其他革命派报刊一道，同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保皇派报刊展开了激烈的笔战，扩大了革命影响。 之后，革命派的办报活动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发展。新加坡、缅甸、暹罗、澳洲、菲律宾、美国、加拿大、秘鲁等地，及国内除西藏、青海、甘肃、宁夏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地区，都办有革命派的报刊。以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女报》（1907，秋瑾主编）、《神州日报》（1907，于右任、杨笃生主编）、《民呼日报》（1909）、《民吁日报》（1909）、《民立报》（1910，于右任、宋教仁等主编），在北京出版的《帝国日报》（1909，宁调元等主编）、《国风日报》（1911，白逾桓主编），在广州出版的《可报》（1911，朱执信等主编），在汉口出版的《大江报》（1911，詹大悲主编）等报刊，影响最大。 革命派报刊关于民主革命的宣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孙中山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 拒俄运动和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的报刊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在上海、江苏等十八个省市和日本东京等地的留学生中爆发。《江苏》、《浙江潮》、《苏报》、《中国白话报》等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进行舆论声援。1903年12月15日，以蔡元培为首的一部分革命爱国人士，在上海创办的《俄事警闻》日报，是这次运动中创刊的一份以拒俄为中心内容的爱国报纸。它发表了大量有关沙俄侵占中国东北领土拒不撤军的“警闻”，并发表了《俄祸》、《告学生》、《告军人》等评论文章，和其他爱国报刊紧密配合，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俄，反对侵略。 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和相继而来的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在广州、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爆发。香港的《有所谓报》、《世界公益报》，上海的《女子世界》，北京的《京话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等，都积极投入运动。为了加强宣传，一些资产阶级爱国人士还特地创办了《保工报》和《美禁华工拒约报》等两家报纸，进行鼓吹。前者1905年7月20日创刊于上海，人镜学社主办，韵琴主编；后者同年8月21日创刊于广州，拒约社主办，黄晦闻主编。它们从创刊起，就集中力量进行抵制美货的宣传，对正在进行中的这场群众性的爱国运动，起了一定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新创办的科技、文学和文摘性期刊中国最早的科技刊物，是1876年在上海创刊的《格致汇编》（月刊，英文名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主编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39～1928）。这是一份以介绍声光化电等科学知识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性刊物。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为了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股学习最新科学技术知识的热潮。一大批以介绍这方面知识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性刊物陆续问世，其中主要的有，专门介绍农学知识的《农学报》（1897）、专门介绍数理化知识的《新学报》（1897）、《格致新报》（1898）、《普通学报》（1901）、《中外算报》（1902），以及专门介绍地质地理知识的《地学杂志》（1910）等。除《地学杂志》在北京出版外，其余都在上海出版，以《农学报》出版的时间为最长。这些刊物为国内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当时能够得到的最新科学知识。 文学期刊也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申报》主办的《瀛寰琐记》（1872）、《四溟琐记》（1875）、《寰宇琐记》（1876）等三个月刊是其中最早的一批。90年代以后，以上海为中心，创办了一大批文学期刊，累计在五十种以上。著名的有李伯元主办的《世界繁华报》（1896）、《游戏报》（1897）、《绣像小说》（1903）、吴趼人主办的《采风报》（1898）、陈去病主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等。梁启超在东京创办的《新小说》出版后，也送到上海发行。这些刊物以小说、戏曲、诗词、散文为主要内容。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等著名长篇小说，都是在这些刊物上首先和读者见面的。 文摘性的期刊，以1897年在上海创刊的《萃报》为最早，稍后创刊的这类刊物还有《选报》（1902，上海）、《东方杂志》（1904，上海）等。后者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初为月刊，后改半月刊，徐珂等主编。先后出版四十四年，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期刊之一。 新型官报的出版与报律的制订 19世纪末，清朝政府因旧式邸报从未公开出版，内容又只限于常程文书，适应不了新形势的需要，故开始创办新型官报。 最早出现的新型官报，是1896年在北京创刊的《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这两份官报由当时主管官书局的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管理。出版了很短的一个时期，即停。1906年以后，为了推行预备立宪和抵制革命宣传，清朝当局又在北京和各省省会陆续办起一大批新型官报。其中，属于中央一级的有考察政治馆主办的《政治官报》（后改为《内阁官报》），属于各部主办的有《商务官报》、《学务官报》，属于地方各级军政机关主办的有《北洋官报》、《南洋官报》、《安徽官报》、《湖北官报》、《四川官报》等。总数在三十种以上。除上谕和常程官文书外，这些官报还普遍设有“要闻”、“要电”、“实业”等栏目，以吸引读者，但并不受欢迎，必须官库补贴，才能得以维持。与此同时，清朝政府还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等有关报纸出版的法令，对民办报纸进行限制。在1898至1911年的十三年内，全国有五十三家报纸遭到摧残，占当时报刊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被查封的三十家，被勒令暂时停刊的十四家，其余的分别遭到传讯、罚款等处分，使整个报刊出版事业蒙受了严重损失。 （方汉奇） 民国报刊民国成立后，与一时的资产阶级民主相联系，出现过短暂的报刊兴旺时期，全国有报刊五百多家。北京为政治中心，故独占五分之一。1913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专制统治确立，先后公布《报纸条例》、《出版法》，进步报刊备受摧残，进步报人横遭迫害，全国报纸剧减为一百三十九种，多数政治态度保守，言论了无新意，销售额一般也不大，有一点积极意义的变化是报刊分家，报纸开始采用现代通行大张式样。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报纸除商办的《申报》、《新闻报》外，主要有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等；较为著名的杂志有章士钊主编的《甲寅》（1914），国民党创办的《国民》（1913）等。作为半殖民地的特征之一，外国在华所办报纸在政治上有相当影响，如英文《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等。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揭开新文化运动序幕，也开始了中国报刊发展的新阶段。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各派忙于争权夺利，无形中放松了对报刊的控制。进步力量的成长，更使部分报刊成为北洋军阀的对立面，打破了一潭死水的舆论界现状。五四运动时期，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杂志为主导，进步报刊鼓吹科学与民主，抨击封建专制，对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业务上，此时的报刊普遍改用白话文，报纸注重新闻特性，副刊改革卓有成效，编排更为科学活泼。之后，报刊获得较大发展，1926年全国报刊已有六百二十八种。商办《申报》、《新闻报》发行量超过十万份，1926年9月《大公报》复刊，在张季鸾主持下，很快成为最有影响的全国性大报之一。北伐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都很注重宣传，南方报刊言论活跃。但北洋军阀为了维持统治，镇压进步报刊，1926年，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先后遇难，北方舆论界一片沉闷。 1927年后，国民党逐步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沪宁一带成为全国报刊的中心，上海一地报纸超过五十家，全国日发行量五万份以上的报纸全部集中在上海。1936年全国报刊一千七百六十三家，小报和晚报比20年代有了较大发展，但其中不无低级无聊之类。国民党政府力图建立新闻垄断，以《中央日报》为中心，党营报刊扩展到了全国。对进步报刊则通过各种法规条例限制扼杀，其手段从禁发查封直到破坏暗杀。即便是颇著声名的资产阶级报纸《申报》，其主持人史量才也因“九·一八”事变后政治态度的某些变化而在1934年11月遭暗杀。然而，进步报刊仍在重重压力下成长。在红军革命根据地内，报刊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左翼文艺界主办的杂志《萌芽》、《文学月刊》等此家被封，别家即出，影响颇大。“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报刊蓬勃兴起，全国不下千余种，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发行量达到了创记录的十五万份。 抗日战争开始后，全国报刊受到很大破坏，大批报刊迁往后方出版，重庆成为战时报刊的中心。抗战初期，国民党新闻控制有所松动，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得以在国统区出版。1939年后，新闻控制再度趋紧，私营报纸只占国统区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这时，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根据地都有了报纸。在沦陷区，日伪控制主办了一批汉奸报刊，有北平《新民报》、南京《中华日报》、《和平日报》。上海租界内则有爱国志士办的抗日报纸，最著名者为《文汇报》，虽遭日伪打击迫害，仍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战胜利后，报刊又曾兴盛一时。1947年国统区登记报纸一千七百八十一家，发行二百万份，达到民国时期最高峰。然而这一时期的报刊为国民党所垄断，不用说反对内战的《文汇报》等被禁，《申报》、《新闻报》亦为国民党接收，舆论界成为国民党反共的一统天下。进步报刊无法立足，不少迁往香港出版。与此同时，人民新闻事业在根据地内有了重大发展，一批大型日报先后创刊，为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报刊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未褪去几千年的古典气质，现代风情又在十里洋场的上场演绎，一切事物不乏精致又充满新鲜味道。各色传奇人物也在民国时期轮流登场，在这段乱世岁月里，演绎了一场绝代风华、曲折离奇的不朽传奇故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一本演绎着近百年古典与现代美学的杂志，于1926年2月15日走进了中国百姓的生活，这本杂志叫做《良友》，它在上海这座极具魅力沿海城市的文化推力下，形成了“海内外凡有华人之地，无不以一睹《良友》为快”的盛景。《良友》的巨大影响力《良友》诞生于春寒料峭的上世纪20年代，当年这本杂志创刊号的封面，就是有着电影皇后之称的胡蝶，她是那个年代里上海滩最具魅力的女性。自从这本画报在1926年2月诞生以来，直到1945年10月停刊，她就像一位诞生于上海新思想潮流中的女性，伴随着风雨飘摇的民国，走过了将近20年的时间。据资料显示，《良友》总计出刊174期，每期销量都高于4万余份，这让《良友》成为了近代上海乃至整个民国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在当时，有人这样描述《良友》画报的畅销：“《良友》无人不读：主妇、现代女性、工人、巡捕、老头子、掌柜先生、戏院的顾客、茶室里的茶客、学生、小学生；《良友》无所不在：在茶几、在厨房、在梳妆台、在收音机旁、在旅行唱片机上、在公园里……”在这份画报中，人们能够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女性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也能看到近代中国又有着怎样的社会风貌，文化艺术，她像一本中国年间的老照片画册，记录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普通大众的生活所需，女性服饰、文化、思想的变革。《良友》并没有只对当时的中国人展示着近代民国的社会变迁，当年世界广为流传这样一则评论：“ 《良友》一册在手，学者专家不觉得浅薄，村夫妇孺也不嫌弃高深”，诞生于上海的《良友》，以其百科式大画报的丰富内容销往世界五大洲。据说当年凡是有华侨居住的地方，总能够看到《良友》的身影；有些国外图书馆，也通过收藏《良友》的方式，作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良友》对女性魅力的诠释“《良友》的封面，从创刊开始，一直以年轻闺秀或著名女演员、电影明星、女体育家等的肖像作封面的。”既然《良友》能够赢得遍天下的美誉，那么这本杂志在风靡上海滩的同时，究竟有怎样不为现代人所知的魅力呢？这本画报在创办之际，上海已经开始弥漫着摩登元素的气息，人们将摩登生活作为一种社会时尚，加之五四运动的成功，让上海的女性运动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良友》创刊之时，女性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尤其是在上海这个极为容易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地区，女性解放运动更是深入人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登场的《良友》，选取了一个独特的女性摄影视角，将民国时代的女性魅力完美、准确地诠释在世人面前。《良友》为数不多的男性封面在这本画报书刊近20年的时间里，除了少数几个星期的画报封面与抗日战争有关以外，《良友》总共174期的画报封面，其中有161张封面，以当时的女电影明星、名媛、女学生、歌舞表演者的照片，作为画报的封面女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虽说已经迎来了女性思想解放潮流，但是在大众的传统观念中，女子仍然不得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否则这类女性就会被归于“不正经”女性的行列之中。《良友》封面女郎的出现，给这种传统禁锢思想猛烈一击。因为出现在这些画报上的女郎，她们可以是德才兼备的名媛，也可以是朝气蓬勃的女学生，更可以是接受过良好教育，活跃在各大社交场合的明星。从这个时候起，女子不必再做“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名媛小姐，他们不必遵守封建社会中那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礼数。在画报女郎的影响下，许多年轻女子不再将抛头露面，打扮精致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当作是一种耻辱，她们更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像胡蝶、陈云裳当红女演员一样，成为新时代女性的一员。可以说，《良友》的出现，让民国时期的女性认识到，现代女性形象不应是居于传统闺阁，只懂得相夫教子的女性；现代女性的新形象，应当穿着得体、打扮精致，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私人公共空间。就这样，这本画报杂志帮助上海女性打破了原有的女性封闭状态，让她们开始建立起现代社会标准下的都市新女性形象。《良友》对服饰文化的影响“《良友》百分之九十多的封面都是都市时髦女郎、贵妇人或电影女明星照片，而封面之后占据显著位置的……《良友》后来政治报道对象有所扩大甚或转变，但那仍然是由一种时尚意识所决定的……政治报道之后，就是更具时尚气味的比如世界风俗写实、旅行游散记、中外体育、中外电影、名人婚宴、明星行踪乃至都市日常生活指南等，这些内容实际上和政治报道一起构成了《良友》独特的时尚报道体系。”《良友》不仅改变了民国时期女性的精神世界，她也对近代女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就表示现在，上海女性穿着服饰的改变上面。中国封建社会深受儒学、理学的思想禁锢，尤其是理学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将女性的穿衣打扮都限制在了一个极其具有约束力的框架之中。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女性应当恪守礼仪，她们的衣领必须紧扣起来，长裙必须拖地，女性一旦将肌肤袒露在外边，就表示这个人是不被社会所容，丧失了“妇道”之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即便经历了思想解放潮流，女性仍然不乏旧时代的穿着者。《良友》率先打破了这一禁锢，在这本画报的杂志中，妇女们穿上了轻薄贴身的旗袍，再搭配一件长马甲与短衫，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旗袍就此诞生。在《良友》发行初期，旗袍的长度仍然长至脚踝；然而到了30年代初期，旗袍的长度已经允许女性裸露出整个小腿；到30年代中期，以前宽松直线型的旗袍，其裁剪方式改为可以展现女性身体曲线的收腰旗袍，起跑两侧的衩也越开越高，这让女性若隐若现的大腿更加具有魅力。从画报旗袍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上海近代女性逐步摆脱了封建时期的传统穿衣模式，这与他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有着莫大联系。除了旗袍以外，这本画报中经常刊登一些外国的西洋礼服，还有更加突破传统观念的游泳、骑马等女性的运动服装。为了让中国女性与世界时尚接轨，《良友》也会不定期地刊登一些纽约、巴黎、伦敦这些有着世界时尚中心之称的服装时尚发布会。欧美服装的流行元素、时尚潮流悄然传入中国，中国女性也开始尝试黑色的小礼帽，更加凸显身材，简单又美观的夏季时装。《良友》对女性物质生活的改变其次，《良友》对于上海女性的影响，还表现在这一时期上海美容护肤品的繁荣上。旧时代的女性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性，已经拥有可以到社会各界工作社交的机会。当一个人融入到社会圈子中去的时候，她必然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外貌，尤其是对于自古以来就有爱美之心的女性而言，外貌上的打扮、改变，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在这样的心理召唤下，画报中开始出现教女性如何对自己的头发、眼睛、嘴唇、指甲进行创造的广告。当然，有些专注于美容护肤品的商人，也开始向《良友》投放广告，据资料统计，这本画报中关于美容护肤品的广告占有极大比重。各类新型美容护肤品纷纷登场，旁氏白玉霜、三花牌香品都成为了上海女性排着长队积极抢购的女性必备护肤品。美容广告投放量最大的当属1931年的迪安公司，这家公司以自家美容商品为题，在《良友》画报上推出了10种系列产品，从女性所用的美容水、面香粉、胭脂、画眉笔，再到护手霜都有所涉及，从这些广告就可以看出，这个年代里女性美容产品得到了丰富发展，女性对于自己外貌的注重也更上一层楼。《良友》对女性精神生活的改变《良友》画报创始人伍联德最后，再来谈谈《良友》给当时上海的女性，所带来精神生活上的改变。自从上海对外开阜后，这座城市成为了西方舶来品和西方文化的巨大输入口，商业经济的繁荣，讲西方社会独特的生活方式传入了上海。《良友》兴起的时间，正值上海电影业繁荣发展的时间段，所以这份画报中的重要内容，就以当时国内外著名影星的新闻有关。由于与电影相关的新闻颇多，看电影也逐渐成为了近代女性的一种娱乐消遣方式。除此之外，《良友》还与上海多家照相馆合作，刊登一些充满时尚、写实的摄影照片，所以在那个年代里，如果哪位女性拥有一张在上海照相馆拍的照片，是最值得大肆标榜、炫耀的事情。《良友》这本旧时杂志，在悄无声息间改变了上海女性的生活，解放了她们的思想，也成为了民国年间近代女性生活的记录者和呈现者。
《太白》 生活书店发行 1934-1935 文学刊物。设短论、速写、漫谈、科学小品、读书记、风俗志、杂考、文选等栏目。《旅行杂志 》 中国旅行社（上海） 1927-1954 该刊以提倡旅游、服务旅游为宗旨，撰稿人均为民国时期享誉文坛的新闻界、小说界乃至政界的重要人物，文章内容多以旅游散文、随笔为主，且文笔隽永，可读性很强，配发的图片全为铜版印制，很清晰。《国民杂志》 国民杂志社 1941《国民杂志》是一份创办于1941年1月（北平）的大型综合性刊物。以时事、政治、文艺为主要内容，兼有科学常识、历史地理、风土人情方面的版面。《边疆人文》 国立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 1947《地理学报》中国地理学会 1938 1940-41 1944 1946 1948参考 民国期刊目录
《杂志民国》：微言大义中的时代缩影 文/范典 单看书封，一时分不清是读“杂志民国”还是“民国杂志”，因为竖体分两列，按当今人的视点顺序应为后者，可一看书脊，才知真正的书名是《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这样安排当然有其妙处，后者兼具了呈现时代的意图，以大众所共识的载体来一展时代风华，立意上更为宽广，而作者有意凭“杂志”来呈现“民国”这个时代，从其小标题中即可见示。 作者的野心是有了，但标题里隐含着“虚”——何谓“杂志”？按现代人眼光，它应是一种收罗社会万象并定期出版的具有商业价值的刊物，源于17世纪初的法国，“杂志”这个词便来自法语，即“仓库”之意。但这个“志”在汉语中另含“记录”的意思，“杂志”即“杂记”。作者之“虚”在于自知无力驾驭那般庞大的时代，只取其八样刊物显然有些羸弱单薄之态。 其所撷取的八样，可谓经典中的精挑细选，有些至今仍有人耳熟能详，比如《新青年》、《新月》、《生活》、《良友》，对于“民国”这样一个改朝换代、内忧外患、群贤毕集的时代，刊物的兴起及其发扬光大，都与当时知识分子的命运汲汲相关。他们所能承载的使命，即让民众有更清晰的辨识能力和团结一致的向心力。要让这八本杂志撑起一个时代的风云还真难为了作者。 正如序言里小标题所言：方寸之间大乾坤，“杂志”相较于专著、文集等出版物，更具时效性，浓缩和记录的是“当下的历史”，但唯一遗憾的是，发表和体现的论言思想也仅代表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时局动摇中或坚持或更改自己的政治信仰，针贬时弊和针锋相对时甚至产生“兄弟阋于墙”、“同派之争”的情形，如周氏兄弟在《语丝》杂志上的言论交恶，同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却产生立场上（激进运动和理智爱国）的分歧，然而面对国耻国难又同仇敌忾、共御其侮，之于这种被历史遗忘的小细节，作者深以客观的触角。正如他在序言中暗示：历史“可以以胜利者高高在上的姿态，任意臧否人物和阉割真相”，为了还原“真相”，书中不唯将创刊历程作了详尽描述，并体现老板们、主编们、撰稿者们与刊物一同沉浮的命运，令人欣喜的是，纵向铺就的是一条历史壕堑，却横之以数不尽的风流人物，像鲁迅、陈独秀、周作人、林语堂、胡适、梁实秋、徐志摩……都相继登场，命运周折和轶事纷呈将他们的身影剪贴于书中，亦多处引用他们的言论为其思想辩实，只可惜作者笔墨到处，也仅遗漏稍纵即逝的观点，在抒怀达意上不能尽兴。 在八本极具代表性的刊物背后，凝聚了知识分子们的精诚与心血，他们多从西洋留学归国，对共产主义充满天真的梦想，当西方理论无法正确指引改革之道，他们不免分庭抗礼，刊物的应运而生成就了他们思想牴牾，也导致他们在政治趋势下身不由己的暴露弊病，刊物同样陷入水深火热的政治交锋当中，违背了当初创刊的初衷，也直接走向了衰亡。无论人还是刊物皆命履同辙，引人唏嘘。 反观如今市场上的琳琅杂志，多为时尚、拜物、消费，纷杂之余少了利于国民思想递进的自由言论者，一是时代趋然，经济浪潮下的享乐主义占领首席；二是“独立”意识的瓦解，已导致价值核心体系的崩塌，知识精英们一方面追溯传统文化符号并加以利用，一方面又对西方价值体系表现出既崇拜又抵制的矛盾心理，已然失去了自我意识。此书虽未明确表示作者的愤慨之意，却在对八本杂志丝分缕析的表陈和评述中暗示了这层意义，可谓对现代社会亦起着警示的作用。 如果单纯为了怀旧，不如看一部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国难当头，人人自危之时，却有人勇于反省、反驳、抗争，民国作为最靠近新中国的一个时代，其斑驳芜杂、腥风血雨和政治动荡的乱世战场，却注定“乱世出英雄”，才子佳人们不再柔弱于一躯之力，而蹈之以热血、赴之以生命。作者之所以“内热外虚”，是不能尽一己之晓畅理论，不能全史据以启世。出书聊表其长期以来的“杂志癖”，也感同身受前人办刊之苦乐，但杂志里的“微言”能否撑起时代的“大义”，却要仁者见仁了。 ——已载于《新京报》
诞生于抗日岁月的报纸：《进步日报》、《奋斗日报》、《救国日报》、《正义报》、《救亡情报》、《复兴日报》等等；以“中”字开头的报纸：《中报》、《中央晚报》、《中国时报》、《中苏日报》、《中国画报》、《中国儿童新报》等等；地域类报纸：《金坛日报》（国民党元老于佑任题写报头》、《澄清日报》（江阴地区，由社会名流叶楚伧题写报头）、《苏北日报》、《北平评论》、《北平老百姓日报》、《上海人报》等等；专业类报纸：《晶报》（商业信息类）、《品报》（登载小说连载等文艺作品）、《铁道时报》（孙中山先生长子孙科题写报头）、《常识》（文化名人胡适题写报头》、《小孩报》、《俗文学》、《戏剧报》、《电影报》、《演艺报》、《总统府公报》。另外，军事类报纸有：《军事日报》、《华北解放军报》、《军政报》等。专用上海方言撰文的报纸《奋报》（小开版）；以淡红色粉纸印刷的《幸福报》（颜色与报名及内容吻合）、《世界画报》（铜版纸印刷）。上世纪三十年代少数报纸的报头已采用套红刊印，如《中报》、《民众日报》、《新民报》等。极少数还有彩色插页。有些报纸的文字除了汉字，还有英文、俄文、回文的，如《东方日报》，正版为汉字，背面则为英文；《实话报》（由苏军于抗日战争结束后设在我国辽东北岛的指挥部主办）报眉为俄文。另有几份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三省时发行的《满洲日日新闻》等报纸，文字为汉字、日文间有。在上述的一些早期报纸中，排版艺术令人折服。发行于民国六年的《铎声》报，头版样式新颖大胆，给读者以过目不忘的强烈的视觉冲击感。以上介绍的各类报纸，有政府办的，有机关团体办的，亦有私人营办的。 重点推介创建于我国清朝的《申报》。《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由英国商人美查等4人集资1600两白银在上海创办。上海简称“沪”，别称“申”。别称“申”的原因，是相传春秋战国时期，“上海”为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邑。美查在上海创办地方报，由此取名“申报”。有史料记载，《申报》创办初期好多年，报纸日销售量仅为600份，然而影响却十分广远。著名报人徐铸成回忆录《报海旧闻》中有记载：“《申报》几乎就是报纸的代名词，人们包东西时常说‘拿张申报纸来包包’。”《申报》从1872年创刊到1949年停刊，虽然几易其主，但总体上坚持的策略是“义利兼顾”。1881年，《申报》的发行（销售）范围已从城市拓展到乡镇，并从本埠扩展到外埠。在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扬州、宁波等地设分销处。到1888年，已经发展成为在中国影响最大、销量最大的新闻类报纸，成为中国官府、民间重要的日常读物。据悉，《申报》的办报方针是，不只为士大夫所赏，亦为工农商贾所通晓。其文字风格讲究通俗性和可读性，社会新闻和论说常常站在平民的立场，而且注重刊登议论时政的论说文。到了1897年，《申报》日销售量达到万余份。我国著名民主人士史量才1912年接办《申报》。史量才在新闻业务和管理方面作了一系列的改革，引进先进设备，注重广告业务开拓，到1915年后，《申报》刊登广告的版面大于新闻版面。1916年《申报》日售1万4千份，1917年日售2万份，1922年成为实力雄厚的大报。在《申报》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还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报人，如著名记者黄远生、邵飘萍等，都先后应聘担任《申报》的特别通信记者。《申报》作为旧中国影响最深远、销售量最大、经营时间最长的商业（企业经营）新闻报纸，是大报中的精品。时至今日，《申报》仍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当代媒体借鉴
《申报》，《新闻报》，《大公报》，《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