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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到上海与父母亲重聚。1947年以同等学历考入苏州市有原中学高中部，1950年入燕京大学国文系。因家庭问题，想辍学就业，遂于1951年4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分配在数学教研室当资料员。1952年2月回到燕京大学复学。1952年9月院系调整，合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校时曾写过一些古典文学的文章发表于报刊，195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安石油学校任语文教师。?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为副博士研究生，1957年初报到，学习中国文学史。 1973年1月，从“五七干校”分配到与商务印书馆联合的中华书局第二编辑室。恢复工作后接受了“中央交办”的重印《文选》的任务。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了影印宋刻《文选》的方案，获通过。乘机把珍本尤袤刻本《李注文选》影印出来，公之于世，办了一件好事。嗣后，负责编发了大字本《李太白全集》和《杜诗详注》等书。1978年8月，在拨乱反正之后，被任命为文学编辑室副主任，独立主持工作；1980年任主任。在主管文学编辑室工作期间，几次制定了古典文学的出版规划，并参与了1982—1990年国家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拟订。1981年被任命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1983年评定编审职称，仍主管文学编辑室，并一度兼管过影印组工作。在职时，制定了古代文学总集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古小说丛刊》、《明清传奇选刊》等书的整理出版规划，策划组织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全辽文》、《金文最》、《宋诗钞》、《元诗选》、《全金元词》、《明文海》、《全清词钞》、《古本小说丛刊》及《管锥编》、《楚辞注疏长编》、《词话丛编》等书的出版。在工作中注意了总结经验，随时研究古籍整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发表了一些书评和论文，如《古籍整理浅谈》(收入《编辑理论与实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古籍新生四十年》(《瞭望》1989年40期)、《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第十二章《古籍的整理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等，已汇集为《古籍整理浅谈》一书(燕山出版社，2001年)。 1983年因病提出辞去行政职务的请求，未获批准，但减轻了一部分工作。1986年8月，获准免去副总编辑职务，仍留在总编室，协助文学编辑室工作。至1992年12月退休。1993年获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12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秦牧，原名林阿书，又名林派光、林觉夫、林顽石，(8——10)，男，祖籍澄海东里樟林。我国著名文学大师。秦牧于香港出生。3岁时随父母移居新加坡。1932年回到故乡樟林。青少年时期曾就读于新加坡端蒙学校、樟林萃英学校、汕头一中等学校。1938年春到广州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辗转于粤桂两省。1941年曾在桂林的中山中学教书，并从事写作，开始涉足文坛。历任《中华论坛》、《再生》、《中国工人》诸杂志编辑。1949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区纵队，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文教厅科长、中华书局广州编辑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主编过《广东教育与文化》、《中华通俗文库》、《作品》诸杂志。曾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暨南大学中文糸主任。历届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广东省文联执行主席，并任《四海》杂志主编。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美国，以作家身份访问过蒙古、古巴、新加坡和泰国。出版《秦牧全集》十卷。他的散文作品风格独树一帜，被誉为“散文一绝”。小说、童话、戏剧、诗歌、文艺理论等都有著作，故又被喻为“一棵繁花树”。馆藏作品：《秦牧全集》、《火种集》、《秦牧散文集》、《彩蝶树》、《秦牧儿童文学全集》、《秦牧文集》、《秦牧散文选》、《花城》、《秦牧科普作品选》、《华族与龙》、《艺海拾贝》、《哲人的爱》、《在国际飞机翼下》、《翡翠路》、《森林水滴》、《秋林红果》、《秦牧华侨题材作品选》、《秦牧论散文创作》、《访龙的家乡》、《中华散文珍藏本·秦牧卷》、《寻梦者的塑像》、《盛宴前的疯子演说》、《巨手》、《晴窗晨笔》、《愤怒的海》。
秦牧，原名林阿书，又名林派光、林觉夫、林顽石，(8——10)，男，祖籍澄海东里樟林。我国著名文学大师。 秦牧于香港出生。3岁时随父母移居新加坡。1932年回到故乡樟林。青少年时期曾就读于新加坡端蒙学校、樟林萃英学校、汕头一中等学校。1938年春到广州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辗转于粤桂两省。1941年曾在桂林的中山中学教书，并从事写作，开始涉足文坛。历任《中华论坛》、《再生》、《中国工人》诸杂志编辑。1949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区纵队，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文教厅科长、中华书局广州编辑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主编过《广东教育与文化》、《中华通俗文库》、《作品》诸杂志。曾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暨南大学中文糸主任。历届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广东省文联执行主席，并任《四海》杂志主编。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美国，以作家身份访问过蒙古、古巴、新加坡和泰国。 出版《秦牧全集》十卷。他的散文作品风格独树一帜，被誉为“散文一绝”。小说、童话、戏剧、诗歌、文艺理论等都有著作，故又被喻为“一棵繁花树”。 馆藏作品：《秦牧全集》、《火种集》、《秦牧散文集》、《彩蝶树》、《秦牧儿童文学全集》、《秦牧文集》、《秦牧散文选》、《花城》、《秦牧科普作品选》、《华族与龙》、《艺海拾贝》、《哲人的爱》、《在国际飞机翼下》、《翡翠路》、《森林水滴》、《秋林红果》、《秦牧华侨题材作品选》、《秦牧论散文创作》、《访龙的家乡》、《中华散文珍藏本·秦牧卷》、《寻梦者的塑像》、《盛宴前的疯子演说》、《巨手》、《晴窗晨笔》、《愤怒的海》。
《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2013〕14号），设立的新闻、出版、广播、电影和电视领域的国家管理部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为正部级单位，是国务院直属机构。 人民出版社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直属单位。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是副厅级 。
[编辑本段]中华书局总编辑 籍贯江苏扬中，1961年生。1983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到北京中华书局编辑部工作，历任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编审。1991年起，主持古典文学编辑室工作，历任副主任、主任。2001-200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2003年8月，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2010年5月，任中华书局总编辑。业余从事唐代文学和敦煌文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主要论文 《王勃行年辨证》，《文史》第27辑，中华书局，1985年 《新辑唐人佚诗甄辨》，《古籍整理情况简报》第201期，1988年 《敦煌词辑校四谈》（与柴剑虹合作），《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 《试论"许浑千首湿"》，《文学遗产》1989年第1期 《敦煌本〈珠英集〉考补》，《文献》1992年第4期 《敦煌本张祜诗集二种》，《文献》1993年第2期 《孟浩然诗中的"是正字"》，《文学遗产》1993年第3期 《王重民〈补全唐诗〉二种校补》，《北京图书馆馆刊》1993年第3～4期 《敦煌学郎诗作者问题考略》，《文献》1994年第2期 《敦煌P3619唐诗写卷校录平议》，《社科纵横》（甘肃）1994年第4期 《敦煌本〈山僧歌〉缀合与S5692蝴蝶装册的还原》，《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94年 《敦煌P3597唐诗写卷辑考——兼说"白侍郎"作品的托名问题》，《文献》1995年第3期 《〈庐山远公话〉的篇尾结诗》，《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 《敦煌写本唐人诗歌重出互见综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珠英集》，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书评：《敦煌本唐集研究》（张锡厚著），《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S373诸山圣迹题咏诗钞辑考》，《敦煌文学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敦煌写本〈李峤杂咏注〉校疏》，《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诗渊〉所收唐诗误署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年第2期 《唐五代长沙窑瓷器题诗校证——以敦煌吐鲁番写本诗歌参校》，《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关於"禅门秘要诀"——敦煌释氏歌偈写本三种辑考》，《吴其昱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与荣新江合作），《唐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敦煌文学作品整理本提要》，《书品》2000年第3期 《敦煌先唐诗考》，敦煌遗书发现一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甘肃敦煌）论文，2000年7月 专著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6月出版。本书以写本叙录与作品辑校相结合的方式，对敦煌诗歌作品进行比较全面的清理。上编《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共厘定诗集、诗钞63个，诗1401首；下编《敦煌遗书诗歌散录》辑录散见於经头卷尾和僧俗杂写中的零散诗篇524首（句）。二者合计1925首（句），是迄今为止收录最全的敦煌诗歌作品集。 [编辑本段]陶瓷艺人 【姓名】：徐俊 【年代】：现代 【家乡】：江苏·宜兴 【类别】：紫砂壶艺人、陶瓷艺人、工艺师 【代表作品】：华玉壶、浪花壶、金瓜壶 等 人物简介 徐俊，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江苏省陶瓷行业学会会员，优秀中青年陶艺家。 1973年生于紫砂村制壶世家，自幼耳濡目染，工艺美术专业毕业后开始紫砂壶艺的制作和创新，得到多位名师指导，博采众长，师古而不拘于古，时有新品问世，被业内行家称为陶瓷新秀中的一匹骏马，多次参加全国性（国家级）工艺美术评比屡屡获奖。这位有潜力的陶艺家，作品入编《宜陶人》、《收藏家》、《壶魂》、《第四、五、六、七届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精品集》、《中国当代紫砂名人》、《壶论》、《宜兴紫砂》、《收藏指南》、《茶园盛世》等大型专业书籍。 个人荣誉 1995年2月 创办“紫泉坊”工作室 2001年9月 作品《祥瑞壶》入编北京《收藏家》杂志 2001年10月 参加第二届中国（天津）书法艺术节 2002年9月 《紫泉坊作品》第一辑出版 2002年10月 作品《旭茂提梁壶》、《汉云壶》、《四季如意壶》、《友栏壶》入编《泥陶人》 2002年11月 作品《友栏壶》入编《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精品集》（第四卷） 2002年11月 参加《第四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作品《友栏壶》、《鱼跃龙门壶》获铜奖 2002年11月 参加《中国华东工艺美术精品展》，作品《旭茂提梁壶》获银奖 2003年3月 参加《全国工艺礼品博览会》，作品《一品清廉壶》获银奖 2003年3月 作品《紫泉壶》、《梨形壶》、《笑樱壶》、《井栏壶》入编《壶魂》 2003年4月 《紫泉坊作品》第二辑出版 2003年10月 参加《中国首届中国陶瓷艺术展》，作品《语系列——闻啼壶》获铜奖，《朴玉壶》获铜奖，《四季如意壶》获优秀奖 2003年11月 作品《石泉壶》入编《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精品集》（第五卷） 2003年11月 参加《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作品《石泉壶》获银奖，作品《丰润壶》获优秀奖 2004年1月 参加《上海首届浦东紫砂文化博览会》，作品《古韵壶》、《竹段壶》获金奖 2004年5月 作品《旭茂提梁壶》、《莲子壶》、《掇子壶》、《秦权壶》、《井栏壶》入编《紫砂中青年英才集》 2004年7月 作品《心语壶》、《石瓢壶》、《金瓜壶》、《扁腹如意壶》入编《壶论》 2004年8月 作品《石泉壶》、《竹段壶》被南宁市博物馆收藏 2004年9月 参加《第二届中国无锡·太湖博览会暨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展》，作品《雪岩壶（红顶壶）》获银奖，《汉扁壶》获铜奖 2004年11月 作品《如意小樱壶》、《丹凤朝阳壶》、《石瓢壶》、《古韵壶》、《红顶壶》入编《茗壶赏析》 2004年11月 参加《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八风壶》获创新艺术金奖，《玉泉来珠壶》获传统艺术金奖，作品《丹凤朝阳壶》获银奖，《金瓜壶》获铜奖 2004年11月 作品《玉泉来珠壶》入编《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精品集》（第六卷） 2005年1月 作品《语系列——闻啼壶》、《红顶壶》、《丹凤朝阳壶》、《四季如意壶》、《汉扁壶》、《玉泉来珠壶》入编《中国当代紫砂艺术》 2005年4月 被江苏省郑板桥书画院特聘为艺术顾问 2005年4月 作品《鱼跃龙门壶》、《旭茂提梁壶》、《朴玉壶》、《四季如意壶》、《石泉壶》、《语系列——闻啼壶》入编《中国紫砂第一村》 2005年5月 参加《中国陶都——宜兴国际陶艺研讨会暨陶艺展》 2005年7月 作品《圆通壶》、《八风壶》、《石泉壶》、《金瓜壶》入编《宜兴紫砂图录》 2005年8月 《紫泉坊作品》第三辑出版 2005年9月 作品《清心壶》、《丰润壶》、《石瓢壶》、《如意桥顶壶》入编《收藏指南》 2005年9月 作品《圆通壶》、《石泉壶》、《石瓢壶》、《大井栏壶》入编《紫砂壶艺》 2005年11月 《紫泉坊壶艺》画册由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 [编辑本段]京剧老旦演员 徐俊，女，京剧老旦。北京市人。生于京剧梨园世家。父徐菊华，母徐菊敏。 从小受家庭艺术的熏陶，13岁考入沈阳京剧院少艺班，专工老旦兼彩旦，在学戏期间先后得到迟喜珠、哈洪斌、张筱贤先生指教，为自己的艺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3年6月参加沈阳京剧院工作，198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4月退休。曾在1987年被授予市“三八”红旗手称号；曾荣获第六届辽宁戏剧“玫瑰奖”等奖项。 多年来，主演了大量的传统剧目，如《杨门女将》、《遇皇后》、《打龙袍》、《辕门斩子》、《李逵探母》、《移花梦》、《雏凤凌空》、《锁麟囊》、《荒山泪》、《窦娥冤》、《碧玉簪》、《八珍汤》、《破洪州》、《秦香莲》、《赤桑镇》等，以及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平原作战》、《沙家浜》、《红灯记》、《龙江颂》等。在多部剧目中，她还能兼演彩旦，如《孔雀东南飞》等；他主演的现代京剧《儿女传奇》演出四百余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在中南海为中央首长专场演出时，受到领导的赞扬，1986年该剧被拍摄成戏曲艺术片在全国发行放映。20世纪90年代以来，复排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演出百余场，为沈阳京剧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做出了贡献。 表演特色 她在继承老一辈艺术家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特长的表演艺术道路。她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有一副好嗓子。演唱中她不但嗓音洪亮，而且韵味醇厚。演戏必须演人物是她的表演艺术标准。准确把握角色的内在心里。用心去刻画人物。调动一切艺术手段为剧中人物服务。多年来，演出的众多角色都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优秀品质 她对艺术事业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呕心沥血，积极探索；在退休期间，为传承培育京剧新人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她培养的学生在京剧界已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她顾全大局，为人正派，团结同志，平易近人，谦虚谨慎，艰苦朴素，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的文化艺术事业，是一位深受群众尊敬和喜爱的“德艺双馨”人民艺术家。 在40余年的艺术生涯中，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她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和人民的艺术事业鞠躬尽瘁，奋斗不息，是一位献身于党的文化艺术事业的忠诚战士。 生平 为国家一级演员徐俊同志。2008年在北京逝世，享年60岁。 出生：1950年2月，农历庚寅年 逝世：2008年7月31日，农历戊子年六月廿九日，3时 [编辑本段]安徽省立友谊医院急诊科主任 个人简介 徐 俊 男，副主任医师 安徽省立友谊医院急诊科主任，1983年毕业于蚌埠医学院医学系本科，毕业后从事骨科临床工作13年，1993年又在省骨科专业进修班学习一年。 特长 在诊治骨科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症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掌握各种外伤、急危重病例的抢救技术，擅长四肢骨折、脊柱骨折内固定、髋关节置换等各类骨科手术。《脊柱骨折椎弓根螺丝钉内固定导针运用体会》等论文在国家级医学杂志发表。 [编辑本段]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副研究员 个人简介 上海中医学院推拿专业毕业，留校执教至今。师承沈国权等教授，从事推拿功法手法的教、研、医工作。近年来，开展了推拿防治老年性骨骼肌衰弱的临床与基础系列研究。参与或负责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上海市教委等各级多项课题，获上海市科学技术成果。任全国推拿学会推拿功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上海中医药学会推拿学会干事。 特长 擅用中医推拿传统手法结合功法治疗颈、肩、腰、腿等部筋伤，以及慢性疲劳综合证等多种机体失衡性病症，并积极采用传统推拿功法进行常见病、多发病的康复养生指导。 [编辑本段]上海市数字娱乐在线CEO 个人简介 徐 俊 男，高级网络管理员，江苏常州金坛人，1987出生，从事网络管理员工作5年，2008年又在上海和陈斌创建上海数字娱乐在线（网络点卡销售平台）。 特长 在网络管理,网络销售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陆费逵，字伯鸿，1886年生于陕西汉中一个官宦家庭。从小就由其母教授经书。因此旧学功底较为深厚。 戊戌变法后，陆费逵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新学传播运动。1906年春，日知会正式成立，陆费逵任评议员。同年秋，他辞去书店职务，与张人杰(张静江)、冯特民共同接办汉口《楚报》，并担任主笔。不久因作文反对粤汉铁路借款密约，忤逆潮广总督张之洞，又论五大臣出洋被炸事，揭示伪立宪无济于事，受到查封。1907年1月，湖北军警封闭日知会，逮捕刘静庵等人，陆费逵逃过搜捕，只身逃往上海，在昌明书店上海支店任经理兼编辑。此后他即走上了教育、文化救国之路。 当年冬天，陆费逵改任上海文明书局襄理。其间，他常与商务印书馆的代表高梦旦一起出席上海书业公会的活动。当时陆费逵年仅2l岁，但他面对高梦旦等出版界前辈，常常侃侃而谈。高梦旦虽说见多识广，但陆费逵这样的青年才俊并非随处可见。他向张元济推荐陆氏，张对陆的才干也是大为赏识。 1908年，在高梦旦重金聘请下，陆费逵转入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第二年，他晋升为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高梦旦想使陆费逵对商务印书谊更加忠诚，不仅在待遇上对他备极优厚，更将自已的侄女许配给他为妻。 当过教师，又主编过有关期刊，陆费逵对教育理论颇有研究。他曾在《教育杂志》上连续撰文，宣传教育救国论，认为“教育得道，则其国强盛”，主张缩短教学年限，减少课时和注意实利教育，对旧教育制度提出过一些中肯的改革意见；并主张大力推广新式教科书。同时，他还建议整理汉字，主张简化汉字。1910年中国教育会在北京成立，他曾为该会起草章程。这时他不再侈谈“革命”，但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仍极为倾心。 19l1年秋天武昌起义发生时，还未满26岁的陆费逵深信革命必成，适逢商务印书馆资金周转不灵，营业一时萎缩，陆费逵认为这是他实现个人抱负的天赐良机，便乘机与同人沈知方、戴克敦、陈恭协等发行所职员秘密计划，筹集资会2．5万元，计划另创书局。与此同时，他约聘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解聘和留所编辑人员，暗中编写新教科书。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即脱离商务印书馆，另行开辟了一方新的天地。二 1912年1月，陆费逵与沈知方等合伙创设中华书局，他任局长，沈任副局长，戴克敦任编辑长，沈颐任小学部主任，姚汉章(作霖)任中学师范部主任。中华书局的成立，是我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产生，是辛亥革命的直接产物。 陆费逵脱离商务而自立门户，用当时价值标准来看，他的举动很对不起商务诸君如张元济和高梦旦，而且，他离开商务时，带走了一大批编辑、出版人才，对当时的商务，不啻是雪上加霜。但如果考虑到多年前市场竞争的惨烈、民族资本发展的艰难，就会觉陆费逵的行为也是无可厚非的。 中华书局一成立，就立即对商务印书馆发起挑战，并将矛头直接对准其势力范围——教科书营业。陆费逵的准备工作极其出色：早在商务印书馆时期，他就积累了一套编辑、印刷、发行的经验，并对商务印书馆内部工作流程甚为了解。1912年春节开学前，他们编的《中华新教科书》已经印成，初小国文第一册以临时政府制定的五色国旗作书本封面，使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上的黄龙旗黯然失色。其内容更是丰富，先后陆续出版小学课本44种，中学和师范课本27种，包括其中大量的新制教科书，还有很著名的《大学用书》。 商务印书馆原有的教科书本是适应袁世凯（本站注：此处似误，应为“满清”。袁世凯称帝是在1915年的事，在中华书局成立初期的1912年，商务印书馆原有教科书是不可能适应袁世凯帝制时代而出版的。）帝制时代的，这时要一下子改变内容，实在是难以转舵。商务印书馆战线长，影响大，在迅速赶超潮流上很难比得上新兴企业。而中华书局却轻装上阵，它的中、小学教科书一问世，立刻以强劲无比的动作，几乎独占了当时国内教科书市场。从此，中华书局与称雄多年的商务印书馆在书业竞争中成为劲敌，这种“双雄会”的局面持续多年。这时，陆费逵年仅26岁，可谓年轻气盛，不可一世。 陆费逵是一位热心教育事业、深具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资本家，至少在早期是这样(前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言)。在他主编的《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和《中华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课文中，就有“我国旗，分五色，红黄蓝白黑，我等爱中华”等爱国和民主共和的思想内容，比之旧的教科书，还在歌颂清朝的什么“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等气味陈腐、不忍卒读的内容来，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心胸为之一爽。三 因发行教科书，中华书局赢得了厚利，至1916年已有分支局40处，职工总计千余人；同年建成印刷分厂和5层大楼的总店。各省凡商务有分馆的，中华也必有分局。所不同者，商务的分馆都由总馆派人前往经营，事事听总馆指挥；中华因资本远不如商务雄厚，故与当地士绅合资开设分局，分利于人，这也易于在地方上开展业务，并保持较持久的竞争力。到1917年上半年，中华书局的营业额已超过100万元，设备上也有很大进步。 当时国内教科书市场的竞争极其激烈，发展到利用政治力量的程度。当时北京政府内阁常有变动，每次教育总长更替，商务和中华都设法跑“公关”，走上层路线。在范源濂任教育总长时．由于他曾经担任过中华书局的编辑所长，所以自然是中华占上风；而在和商务关系较深的汤尔和等人任总长时，商务又反过来占了上风。 在中华书局初占上风之后，商务印书馆不甘落后，新编一套《共和国教科书》，同时将以前的那套教科书加以修改重编，开始恢复中国“书界至尊”的荣光。 商务和中华的竞争长达十多年，直到沈知方另创的世界书局以及大东、开明、北新书局加入教科书竞争时，才改变了两家对峙的局面。 中华书局设有出版部，但只是一个偏重事务的机构。关于编辑方面的出书计划等多由编辑所和总经理主持。中华编辑所成立于民国初年，首任所长为范源濂，前后主事4年。其后，戴克敦继任所长9年，陆费逵兼任5年，出版家舒新城自1932年起任所长。 范源濂(1875—1927)，字静生，湖南湘阴人。曾历任民国赵秉钧、段祺瑞、靳云鹏内阁多届教育总长和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是清末民初教育界大有影响的人物。他与蔡元培关系极好，在上海曾与蔡合组中华职业教育社，陆费逵也曾参与其事。蔡元培进京入长北大也是他的主张。1913年1月，他因对袁世凯和赵内阁的所作所为有所不满，从教育总长任上挂冠而去，前往上海，不久即被求贤若渴的陆费逵聘为编辑所首任所长。在文教领域，范氏威望素著，交游广阔，这对当时高级人才紧缺的中华书局来说，可说是如虎添翼。任职期间，他在陆费逵的通力支持下，聘请老朋友梁启超、王宠惠至中华编辑所，编辑中学、师范新教科书。编辑队伍庞大齐整，实力雄厚。当然，如果详细审视，中华书局编辑的数量和业务水平，比之商务印书馆尚有不小差距，但在视野的开阔、气魄的宏大上，中华书局毫不逊于老对手商务印书馆。 陆费逵又与各地绅商协议合作，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设立中华书局分局。1914年10月，陆费逵任上海书业商会主席。1914年到1916年间，他拉拢唐绍仪、王正廷、范源濂、梁启超等宦海名流、学界巨子为中华书局董事，将中华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这反映了陆费逵的深谋远虑，在出版经营上的确有过人之处。 在用人方面，陆费逵能够做到人尽其才。他让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杂志，并出版《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和《中华妇女界》等刊物，名闻全国，被称为“八大杂志”。 在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多种杂志中。以1915年创刊、梁启超任主任撰述的《大中华》和1933年创刊的《新中华》影响较大。前者在政治上虽偏于保守，但在鼓吹开明、伸张正义方面毫不逊色，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和北洋军阀统治的腐败，多有所抨击；后者在政治上倾向进步，主张抗击侵略和推进民主，因此更受欢迎，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为它撰稿。这些以不同读者为对象的杂志，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丰富社会精神生活、促进学术研究等方面，都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同时通过这些杂志，也使读者、作者与书局的联系趋于密切。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中华书局在编印各种教科书的同时，很注意出版少年儿童读物。1914年创办《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1922年又出版了《小朋友画报》。在多种少儿读物中，以《小朋友》内容最为丰富，也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好评和重视。 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书籍，在中华书局的出版物中也占了相当比重。例如，1918年出版的马君武译卢梭《民约论》，1920年开始出版的《新文化丛书》和1930年开始出版的《社会科学丛书》等等，都堪称经典之作。1921年出版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这种书籍在它的出版物中比重极小，但是对于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一定作用。这里面，都凝聚着陆费逵的心血，更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进步出版家的深邃眼光和博大的包容心。 在文学艺术方面，中华书局在1922年出版了我国最早的新体诗刊《诗》，1936年出版了张闻天的《青春的梦》，李颉人的《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1939年又出版了他的《大波》。在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方面，先后出版过田汉翻译的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郭沫若翻译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在美术方面，1932年出版的《齐白石画册》《徐悲鸿画集》、刘海粟的《世界名画集》，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陆费逵还自办印刷所，添购机器，新设总厂分店，增设发行所，盘入文明书局与民立图书公司，一时间营业极是发达，年赢利额超过100万元。到1916年为止，印刷厂拥有大小机器数百台，分店近20处，这时，中华书局成了国内第二家华资大书局。除商务印书馆外，无出其右者。四 1916年，中华书局迁入新落成的发行所。第二年，陆费逵想再招股140万元，合成200万元，以同商务相等，但事与愿违，只筹到100万元，不够运用；加上副经理沈知方远走高飞，效仿陆费逵当年的举动，另创世界书局，成为出版界的一支劲旅，以致中华书局资金搁浅。陆费逵不得已，竟然考虑与老对手商务印书馆协议归并。当时，中华出盘给商务的草约已成，后经王文濡(字均卿)等人努力，得到常州大资本家吴镜渊(有伦)投以巨资，才得以取消草约。同年12月，中华书局改组董事会，由吴镜渊派俞仲还为驻局董事，吴自为常务董事；陆费逵却被董事会卸去局长职务，责成司理局务。 1919年到1921年，中华书局经过扩充设备，营业重获发展，陆费逵又担任了总经理。在他主持下，增刊《解放与改造》《学衡》《少年中国学刊》《中华书商月报》等杂志，又于青岛、九江、梧州、兰州、香港等地增设分局。1926年，中华书局资本增至200万元。1929年，陆费逵在上海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教育文具、仪器，经营范围日益扩大。此时，中华书局在国内仍属于一流的出版大企业，但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差距却拉大了。 1930年，孔祥熙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陆费逵为取得孔系支持，迎孔人中华书局任董事长。此后，中华书局逐渐扩大经营规模，拓展业务范围，开始大规模承印国民党有价证券及小额钞票，成为国民政府的有力“助手”。它在上海澳门路建筑新厂，扩充印刷所。在总公司的统一管理下，设有编辑、事务、营业、印刷4个所，并设有藏书60余万册的图书馆。1926年起，开办中华书局函授学校。1932年，商务印书馆因上海“一二八”事变遭受巨创，中华书局乘机填补空白，营业更加发展。1934年在九龙新建最新设备厂一座，这样中华书局就拥有两个印刷厂。无论是印刷设备，还是技术条件，中华书局不仅在全国，就是在东亚地区，也是首屈一指。 1937年春，中华书局资产扩充为400万元，年出版书籍1000余种，营业额约千万元，全国各大、中城市及香港、新加坡设分局40余所，沪港两厂职工共达4000人，是当时国内少有的、规模巨大的出版企业。 中华书局在校印和影印古籍以及编辑出版各种工具书方面，也作出了相当的成绩。1921年，在陆费逵主持下，开始排印聚珍仿宋版《四部备要》(5集)。第一集出版之后，陆费逵于1924年lO月为之撰写了《校印四部备要缘起》。这是一套内容比较完备、方便适用的大型古籍丛书。从1934年开始，又影印《古今图书集成》，此书分800册。陆费逵在《影印古今图书集成缘起》中称它为“洋洋大观之中国百科全书”。 中华书局还出版过不少综合性和专业性的工具书。其中比较重要、流传较广、使用价值较大的有1915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1919年出版的《实用大字典》，1915年开始编辑、1936年出版的《辞海》，1937年出版的《外交大辞典》《经济学大辞典》，1940年出版的《中外地名辞典》等大部头书籍。这些工具书虽然不无缺陷，但是它们都曾起到应有的作用，有的至今仍然具备相当参考价值。 陆费逵随着中华书局的发展而声名愈著，历任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中法大药房董事等职。 1936年，陆费逵在上海创办保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1937年夏，他参加蒋介石在庐山召集的谈话会。在抗日战争期间，还连任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五 陆费逵精明强干，秉性刚毅。在经营上，他惯于独揽大权，办事果断，有超人的魄力。他担任中华书局局长、总经理，还曾兼编译所所长及发行所所长等职。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像他这样具备全面的领导才干和高超的办事能力的人才，的确罕见。他虽然掌握出版大权，但在出版的图书中，“总编”、“主编”一栏却很少挂他的名。与一般成功的企业家相仿，他善于用人，并且信任不疑。 在中华书局创办和发展过程中，陆费逵聘请、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相当出色的经营管理和编辑业务人才。除了他自身外，这些人中比较著名的有戴克敦、陈寅、姚汉章、沈颐、丁辅之、吴镜渊、范源濂、高时显、舒新城、张相等等。他们或者是出版家兼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或者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或者是有才干的经营管理人，日后都为中国的民族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中华书局上海总厂和编辑所停工，陆费逵将大部职工遣散，而将部分机器运至九龙扩充印刷厂，将总局迁至昆明。陆费逵也由上海迁居九龙，主持香港分局的营业。上海剩余部分机件由吴叔同经管。1939年以美商永宁公司名义维持营业。 1941年7月9日，陆费逵病逝于九龙寓所，终年55岁。遗著有《教育文存》(5卷)、《实业家之修养》《国民之修养》《青年修养杂谈》、《妇女问题杂谈》和教科书多种。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中华书局 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的出版机构之一。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初系合资经营，资本二万五千元，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1913年设编辑所，陆续编辑出版《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童子界》等杂志和大型汉语工具书《中华大字典》。1915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自办印刷所，增设发行所；翌年资本增至一百六十万元，职工达千余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成为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1917年，因资金周转不灵，几至停业。经多方设法，营业重获发展。此后，除编印出版教科书和各种图书杂志外，还于1929年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教学文具仪器；1932年扩充印刷所，1933年在九龙新建印刷分厂，1935年在上海澳门路建成印刷总厂，购置先进印刷设备，既印本版图书，也承印地图、邮票、香烟壳子以及政府的有价证券、钞票、公债券等。到1937年春，资本扩充至四百万元，在全国各地和香港、新加坡开设四十余个分局，年营业额约一千万元，进入全盛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陆费逵赴香港，成立驻港办事处，掌握全局重要事务；上海方面由常务董事舒新城等主持日常事务，设在公共租界的印刷总厂以“美商永宁公司”的名义维持营业。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在九龙病逝。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领导核心内迁，在重庆设立总管理处。此间，仍然印制教科书，编辑出版各种图书杂志。抗战胜利后，总管理处迁回上海，印制教科书的业务虽迅速恢复，但图书杂志出版业务逐渐陷入困境。从创立至1949年的三十七年间，先后编印出版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辞海》、《饮冰室合集》等重要书籍，卢梭《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物种原始》等重要译著，以及几十种杂志，在学术界颇有声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5月，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迁至北京，同时在上海留有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历经20年时间，组织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相继编辑出版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全唐诗》、《全宋词》、《古本小说丛刊》、《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册府元龟》、《清实录》、《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大藏经》等一大批古代文史哲经典文献。陆续推出的重点丛书如“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华史学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选刊”、“理学丛书”、“学术笔记丛刊”、“古逸丛书三编”、“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本典籍。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陈垣、王力、钱钟书等著名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学术集刊、文史类期刊《文史》、《文学遗产》、《书品》等，在学术界、读书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近年来，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方面，中华书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先后出版了《左传译文》、《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庄子今注今译》、白话《资治通鉴》、白话《续资治通鉴》、《通鉴故事百篇》、《新编千家诗》、简体横排本《二十四史》、简体横排增订本《全唐诗》、《全宋词》，以及1981年创刊的《文史知识》、1998年复刊《中华活页文选》（成人版、高中版、初中版、小学版）等，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尽一份力。在传统学术和古籍整理方面，中华书局拥有雄厚的人才资源，已故著名专家学者如陈乃乾、徐调孚、宋云彬、杨伯峻、马宗霍、金灿然、赵守俨等，在中华书局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巨大的作用。现有工作人员中，高级职称占27%，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20人，绝大多数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其中周振甫、李侃、傅璇琮、程毅中等先生在古籍整理及学术研究上均卓有建树。中华书局以她一流的作者、一流的编辑出版人才和高质量的出版物享誉海内外，是最能代表中国古籍、学术著作出版水准的出版社。
1912年1月建局之初，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发表于1912年1月25日的《中华书局宣言书》中称：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意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同月，中华书局创刊《中华教育界》。1912年陆费逵在《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一文中写道：“教育宗旨，以养成‘人’为第一义。而人之能为人否，实以能否自立为断。所谓自立者无他，有生活之智识，谋生之技能，而能自食其力，不仰给予人是也。欲达此目的，非采实利主义为方针不可。”“实利主义教育的兴起，在于要使实业的需要真正成为整个教育的中心，以谋求整个中国教育从宏观到微观的以实际为标尺的改造。”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周其厚博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除此之外，陆费逵等人还大力提倡乡村教育，职业教育、妇女教育、儿童教育等。”在1921年的《我国书业之大概》一文中，陆费逵对中西方民众读书习惯的差别分析如下：“（中国）国民智识太浅，舍此等（如《三国演义》）小说书外，他书不能阅耳。此刻欲补救此弊，有二途：一，普及教育，增加人民智识。二，发行代替小说的科学或文学书，以便人民购阅。”
周密 （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又号四水潜夫、弁阳老人、华不注山人,南宋文学家。祖籍济南，流寓吴兴（今浙江湖州）。宋德右间为义乌县（今年内属浙江）令。入元不仕。著有《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癸辛杂识》、《志雅堂要杂钞》等杂著数十种。善书画音律，能诗，尤好藏弃校书。其词远祖清真，近法姜夔，风格清雅秀润，与吴文英并称“二窗”，词集名《频洲渔笛谱》、《草窗词》。中国宋元间文学家。字公谨，号草窗，又号苹洲、四水潜夫等。原籍济南，后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曾任义乌令等职，宋亡不仕。其词讲究格律，文字精美，词风与吴文英（梦窗）齐名，并称“二窗”。为宋末格律词派的代表作家。早期多惆怅之作，如〔木兰花慢〕《西湖十景》，韵美声谐，中期以后转为忧伤凄楚，多抒发思国怀乡之情 ，如〔拜星月慢〕“腻叶阴清”、〔秋霁〕“重到西泠”、〔玉京秋〕“烟水阔”、〔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等。他善自度曲，也有过分追求形式美的倾向。著述颇丰。《齐东野语》可补史传阙文，《武林旧事》掌故见闻广博。另有《癸辛杂识》、《浩然斋雅谈》。词集《苹洲渔笛谱》，入《强邨丛书》。《草窗词》2卷。又编有南宋词集《绝妙好词》，辑132家作品，有《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排印本。 宋词·周密词集 --------------------------------------------------------------------------------观潮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方其远处海门，仅如银线：继而渐进，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杨诚斋诗云“海涌银为郭，江横玉系腰”者是也。每岁京尹出浙江亭教阅水军，艨艟数百，分列两岸；既而尽奔腾分合五阵之势，并有乘骑弄旗标枪舞刀于水面者，如履平地。倏尔黄烟四起，人物略不相睹，水爆轰震，声如崩山。烟消波静，则一舸无迹，仅有“敌船”为火所焚，随波而逝。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副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其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江干上下十余里间，珠翠罗琦溢目，车马塞途，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而僦赁看幕，虽席地不容间也。少 年 游帘消宝篆卷宫罗。蜂蝶扑飞梭。一样东风，燕梁莺院，那处春多。晓妆日日随香辇，多在牡丹坡。花深深处，柳阴阴处，一片笙歌。闻 鹊 喜天水碧。染就一江秋色。鳌载雪山龙起蛰。快风吹海立。数点烟鬟青滴。一杼霞绡红湿。白鸟明边帆影直。隔江闻夜笛。鹧 鸪 天燕子时时度翠帘。柳寒犹未褪香悬。落花门巷家家雨，新火楼台处处烟。情默默，恨厌厌。东风吹动画秋千。拆桐开尽莺声老，无奈春何只醉眠。解 语 花 晴丝买蝶，暖蜜酣蜂，重檐卷春寂寂。雨萼烟梢，压阑干、花雨染衣红湿。金鞍误约，空极目、天涯草色。阆苑玉箫人去后，惟有莺知得。 余寒犹掩翠户，梁燕乍归，芳信末端的。浅薄东风，莫因循、轻把杏钿狼藉。尘侵锦瑟。残日绿窗春梦窄。睡起折花无意绪，斜倚秋千立。拜星月慢 腻叶阴清，孤花香冷，迤逦芳洲春换。薄酒孤吟，怅相如游倦。想人在、絮幕香帘凝望，误认几许，烟樯风幔。芳草天涯，负华堂双燕。 记箫声、淡月梨花院。砑笺红、谩写东风怨。一夜落月啼鹃，唤四桥吟缆。荡归心、已过江南岸。清宵梦、远逐飞花乱。几千万缕垂杨，翦春愁不断。一 萼 红 步深幽。正云黄天淡，雪意未全休。鉴曲寒沙，茂林烟草，俯仰千古悠悠。岁华晚、漂零渐远，谁念我、同载五湖舟。蹬古松斜，崖阴苔老，一片清愁。 回首天涯归梦，几魂飞西浦，泪洒东州。故国山川，故园心眼，还似王粲登楼。最怜他、秦鬟妆镜，好江山、何事此时游。为唤狂吟老监，共赋销忧。献 仙 音 松雪飘寒，岭云吹冻，红破数椒春浅。衬舞台荒，浣妆池冷，凄凉市朝轻换。叹花与人凋谢，依依岁华晚。 共凄黯。问东风、几番吹梦，应惯识当年，翠屏金辇。一片古今愁，但废绿、平烟空远。无语消魂，对斜阳、衰草泪满。又西冷残笛，低送数声春怨。长亭怨慢 记千竹、万荷深处。绿净池台，翠凉亭宇。醉墨题香，闲箫横玉尽吟趣。胜流星聚。知几诵、燕台句。零落碧云空，叹转眼、岁华如许。 凝伫。望涓涓一水，梦到隔花窗户。十年旧事，尽消得、庾郎愁赋。燕楼鹤表半飘零，算惟有、盟鸥堪语。谩倚遍河桥，一片凉云吹雨。大 圣 乐 娇绿迷云，倦红颦晓，嫩晴芳树。渐午阴、帘影移香，燕语梦回，千点碧桃吹雨。冷落锦宫人归后，记前度兰桡停翠浦。凭阑久，谩凝相凤翘，慵听金缕。 留春问谁最苦。奈花自无言莺自语。对画楼残照，东风吹远，天涯何许。怕折露条愁轻别，更烟暝长亭啼杜宇。垂杨晚，但罗袖、暗沾飞絮。探 芳 讯 步晴昼。向水院维舟，津亭唤酒。叹刘郎重到，依依谩怀旧，东风空结丁香怨，花与人俱瘦。甚凄凉，暗草沿池，冷苔侵甃。 桥外晚风骤。正香雪随波，浅烟迷岫。废苑尘梁，如今燕来否。翠云零落空堤冷，往事休回首。最消魂，一片斜阳恋柳。高 阳 台 照野旌旗，朝天车马，平沙万里天低。宝带金章，尊前茸帽风攲。秦关汴水经行地，想登临、都付新诗。纵英游，叠鼓清笳，骏马名姬。 酒酣应对燕山雪，正冰河月冻，晓陇云飞。投老残年，江南谁念方回？东风渐绿西湖岸，雁已还、人未南归。最关情，折尽梅花，难寄相思。 小雨分江，残寒迷浦，春容浅入蒹葭。雪霁空城，燕归何处人家。梦魂欲渡苍茫去，怕梦轻、还被愁遮。感流年，夜汐东还，冷照西斜。 萋萋望极王孙草，认云中烟树，鸥外春沙。白发青山，可怜相对苍华。归鸿自趁潮回去，笑倦游、犹是天涯。问东风，先到垂杨，后到梅花。瑶 华 朱钿宝袂，天上飞琼，比人间春别。江南江北，曾未见、漫拟梨云梅雪。淮山春晚，问谁识、芳心高洁？消几番、花落花开，老了玉关豪杰。 金壶剪送琼枝，看一骑红尘，得度瑶阙。韶华正好，应自喜、初识长安蜂蝶。杜郎老矣，想旧事、花须能说。记少年、一梦扬州，二十四桥明月。玉 京 秋 烟水阔，高林弄残照，晚蜩凄切。碧砧度韵，银床飘叶。衣湿桐阴露冷，采凉花时赋秋雪。叹轻别，一襟幽事，砌虫能说。 客思吟商还怯，怨歌长、琼壶暗缺。翠扇恩疏，红衣香褪，翻成消歇。玉骨西风，恨最恨、闲却新凉时节。楚箫咽，谁寄西楼淡月。曲 游 春 禁苑东风外，扬暖丝晴絮，春思如织。燕约莺期，恼芳情偏在，翠深红隙。漠漠香尘隔，沸十里、乱丝丛笛。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 柳陌，新烟凝碧。映帘底宫眉，堤上游勒。轻暝笼寒，怕梨云梦冷，杳香愁幂。歌管酬寒食，奈蝶怨、良宵岑寂。正满湖、碎月摇花，怎生去得？花 犯 楚江湄，湘娥再见，无言洒清泪，淡然春意。空独倚东风，芳思谁寄？凌波路冷无际。香云随步起，漫记得、汉宫仙掌，亭亭明月底。 冰丝写怨更多情，骚人恨，枉赋芳兰幽芷。春思远，谁叹赏国香风味？相将共、岁寒伴侣，小窗静，沉烟熏翠被。幽梦觉、涓涓清露，一枝灯影里。另：周密，1923年生，邓州市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和犯罪学教授。曾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监狱法》起草小组的咨询工作。1998年被英国高级法学研究会推选为终身荣誉研究员和伦敦大学国际共同法律公报中国顾问编辑。2000年获得美国世界名人科学院颁发的《世界名人勋章》和英国CLDOEC奖品盾牌等。出版专著、主编及合著书籍近30部，在国内外发表论文、译文70余篇。他的学术思想主要有： 关于刑法思想。主要有三点：一为犯罪的概念。他认为犯罪是一切危害社会的、具有行为人主观意识的，应当受到刑罚惩处的违反刑法的行为。二为犯罪构成的理论，应包括动态的定量分析达到静态的定性分析，以认定犯罪。三为认定犯罪的操作进程，可从社会行为的六性即客观性、及物性、危害性、主观意识性、违法性、应受惩罚性着手逐一进行审查分析，以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关于中国刑法史学思想。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犯罪观认为：犯罪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现象，绝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提高，社会上出现了私有财产和人们思想伴生出私有观念，犯罪现象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但当社会发展到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和人们思想觉悟极大提高，世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犯罪这种社会现象就必须会自然消亡。二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历史规律的，治理社会和国家的方略也是有章可循的。我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是经由五个不同阶段，依次嬗变至今的。其方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一阶段是原始社会末期实行的是以刑弼教的德治；第二阶段是奴隶制社会实际的是法不成文的礼治；第三阶段是封建制社会实行的是寓礼于刑的法治；第四阶段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实行的是西形、中质的刑治；第五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法、人结合的法制。 关于犯罪学思想。他认为，犯罪学以研究犯罪产生的根源和原因为核心，故而有称其为犯罪原因学，但社会主义犯罪学不仅以犯罪原因的研究为限，而要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切实有效的各种对策，防患于未然，实现社会大治；犯罪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产生的根源和原因尤为复杂，它是由多层次、多方面、多渠道、多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 关于刑事诉讼法学思想。他认为，刑事诉讼法学所追逐的中心目的是司法公正、公平保护当事人双方的正当权利。刑事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故应重视对其诉讼权利的保护；而刑事被害人则处于诉因的被害地位。前者是加害人，后者则是被害人。两者相比较，对于被害人则应给予更多的保护和关注。然而在立法、司法，乃至刑诉法学的研究中则情况相反，现行刑诉法虽有改进，但仍不尽如人意。� 关于刑事证据学思想。他认为，在立法、司法和科学研究上没有给予旁证以应有的法律地位和注意，不利于刑事侦查、预审、批捕，起诉和审判。因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取得，往往是很不容易的，而旁证只要给予足够的注意是“俯拾即是”的。我国《唐律》和英国刑诉法都有此明确规定，应当补缺，以防止被告人的无证不供。
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元月，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由陆费逵（伯鸿）先生在上海创办。建局之初，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以编辑出版各类教科书为主，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推行新式教育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建局不久，中华书局的出版事业得到迅猛发展，在国内出版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中华书局云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及社会名流，如梁启超、于右任、范源濂、马君武、田汉、张闻天、潘汉年、徐志摩、钱歌川、陈伯吹、张相、舒新城等，并陆续出版了《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颇有影响的书籍，编辑出版了《大中华》、《新中华》、《学衡》、《中华学生界》、《中华小说界》、《小朋友》、《中华故事》等20余种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从建局到1949年，中华书局共出书5800余种，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重要古籍、少儿读物等多种门类。在全国各地设立了50多个分支局，1000多家分销处还在，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相继设立分局，业务遍及全国并海外发展。是当时中国仅有的几家大型综合出版企业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5月，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迁至北京，同时在上海留有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历经20年时间，组织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相继编辑出版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全唐诗》、《全宋词》、《古本小说丛刊》、《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册府元龟》、《清实录》、《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大藏经》等一大批古代文史哲经典文献。陆续推出的重点丛书如“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华史学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选刊”、“理学丛书”、“学术笔记丛刊”、“古逸丛书三编”、“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本典籍。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陈垣、王力、钱钟书等著名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学术集刊、文史类期刊《文史》、《文学遗产》、《书品》等，在学术界、读书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近年来，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方面，中华书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先后出版了《左传译文》、《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庄子今注今译》、白话《资治通鉴》、白话《续资治通鉴》、《通鉴故事百篇》、《新编千家诗》、简体横排本《二十四史》、简体横排增订本《全唐诗》、《全宋词》，以及1981年创刊的《文史知识》、1998年复刊《中华活页文选》（成人版、高中版、初中版、小学版）等，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尽一份力。在传统学术和古籍整理方面，中华书局拥有雄厚的人才资源，已故著名专家学者如陈乃乾、徐调孚、宋云彬、杨伯峻、马宗霍、金灿然、赵守俨等，在中华书局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巨大的作用。现有工作人员中，高级职称占27%，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20人，绝大多数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其中周振甫、李侃、傅璇琮、程毅中等先生在古籍整理及学术研究上均卓有建树。中华书局以她一流的作者、一流的编辑出版人才和高质量的出版物享誉海内外，是最能代表中国古籍、学术著作出版水准的出版社。21世纪，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在汉语的世界化方面，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方面，中华书局将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中华书局 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的出版机构之一。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初系合资经营，资本二万五千元，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1913年设编辑所，陆续编辑出版《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童子界》等杂志和大型汉语工具书《中华大字典》。1915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自办印刷所，增设发行所；翌年资本增至一百六十万元，职工达千余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成为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1917年，因资金周转不灵，几至停业。经多方设法，营业重获发展。此后，除编印出版教科书和各种图书杂志外，还于1929年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教学文具仪器；1932年扩充印刷所，1933年在九龙新建印刷分厂，1935年在上海澳门路建成印刷总厂，购置先进印刷设备，既印本版图书，也承印地图、邮票、香烟壳子以及政府的有价证券、钞票、公债券等。到1937年春，资本扩充至四百万元，在全国各地和香港、新加坡开设四十余个分局，年营业额约一千万元，进入全盛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陆费逵赴香港，成立驻港办事处，掌握全局重要事务；上海方面由常务董事舒新城等主持日常事务，设在公共租界的印刷总厂以“美商永宁公司”的名义维持营业。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在九龙病逝。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领导核心内迁，在重庆设立总管理处。此间，仍然印制教科书，编辑出版各种图书杂志。抗战胜利后，总管理处迁回上海，印制教科书的业务虽迅速恢复，但图书杂志出版业务逐渐陷入困境。从创立至1949年的三十七年间，先后编印出版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辞海》、《饮冰室合集》等重要书籍，卢梭《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物种原始》等重要译著，以及几十种杂志，在学术界颇有声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5月，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迁至北京，同时在上海留有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历经20年时间，组织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相继编辑出版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全唐诗》、《全宋词》、《古本小说丛刊》、《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册府元龟》、《清实录》、《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大藏经》等一大批古代文史哲经典文献。陆续推出的重点丛书如“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华史学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选刊”、“理学丛书”、“学术笔记丛刊”、“古逸丛书三编”、“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本典籍。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陈垣、王力、钱钟书等著名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学术集刊、文史类期刊《文史》、《文学遗产》、《书品》等，在学术界、读书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近年来，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方面，中华书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先后出版了《左传译文》、《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庄子今注今译》、白话《资治通鉴》、白话《续资治通鉴》、《通鉴故事百篇》、《新编千家诗》、简体横排本《二十四史》、简体横排增订本《全唐诗》、《全宋词》，以及1981年创刊的《文史知识》、1998年复刊《中华活页文选》（成人版、高中版、初中版、小学版）等，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尽一份力。在传统学术和古籍整理方面，中华书局拥有雄厚的人才资源，已故著名专家学者如陈乃乾、徐调孚、宋云彬、杨伯峻、马宗霍、金灿然、赵守俨等，在中华书局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巨大的作用。现有工作人员中，高级职称占27%，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20人，绝大多数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其中周振甫、李侃、傅璇琮、程毅中等先生在古籍整理及学术研究上均卓有建树。中华书局以她一流的作者、一流的编辑出版人才和高质量的出版物享誉海内外，是最能代表中国古籍、学术著作出版水准的出版社。
A类： 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商务印务馆、三联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古籍出版社 B类： 其他国家及出版社、各部委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C类: 高校出版社、省级及其他出版社
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元月，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由陆费逵（伯鸿）先生在上海创办。建局之初，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以编辑出版各类教科书为主，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推行新式教育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建局不久，中华书局的出版事业得到迅猛发展，在国内出版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中华书局云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及社会名流，如梁启超、于右任、范源濂、马君武、田汉、张闻天、潘汉年、徐志摩、钱歌川、陈伯吹、张相、舒新城等，并陆续出版了《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颇有影响的书籍，编辑出版了《大中华》、《新中华》、《学衡》、《中华学生界》、《中华小说界》、《小朋友》、《中华故事》等20余种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从建局到1949年，中华书局共出书5800余种，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重要古籍、少儿读物等多种门类。在全国各地设立了50多个分支局，1000多家分销处还在，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相继设立分局，业务遍及全国并海外发展。是当时中国仅有的几家大型综合出版企业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5月，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迁至北京，同时在上海留有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历经20年时间，组织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相继编辑出版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全唐诗》、《全宋词》、《古本小说丛刊》、《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册府元龟》、《清实录》、《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大藏经》等一大批古代文史哲经典文献。陆续推出的重点丛书如“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华史学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选刊”、“理学丛书”、“学术笔记丛刊”、“古逸丛书三编”、“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本典籍。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陈垣、王力、钱钟书等著名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学术集刊、文史类期刊《文史》、《文学遗产》、《书品》等，在学术界、读书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近年来，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方面，中华书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先后出版了《左传译文》、《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庄子今注今译》、白话《资治通鉴》、白话《续资治通鉴》、《通鉴故事百篇》、《新编千家诗》、简体横排本《二十四史》、简体横排增订本《全唐诗》、《全宋词》，以及1981年创刊的《文史知识》、1998年复刊《中华活页文选》（成人版、高中版、初中版、小学版）等，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尽一份力。 在传统学术和古籍整理方面，中华书局拥有雄厚的人才资源，已故著名专家学者如陈乃乾、徐调孚、宋云彬、杨伯峻、马宗霍、金灿然、赵守俨等，在中华书局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巨大的作用。现有工作人员中，高级职称占27%，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20人，绝大多数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其中周振甫、李侃、傅璇琮、程毅中等先生在古籍整理及学术研究上均卓有建树。中华书局以她一流的作者、一流的编辑出版人才和高质量的出版物享誉海内外，是最能代表中国古籍、学术著作出版水准的出版社。 21世纪，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在汉语的世界化方面，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方面，中华书局将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厅级。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设立的新闻、出版、广播、电影和电视领域的国家管理部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为正部级单位，是国务院直属机构。人民出版社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直属单位。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是厅级。就目前来说，真正敢说国家级出版社的只有中国出版集团下辖的几家出版社，如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东方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社等等。
籍贯江苏扬中。1983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到北京中华书局编辑部工作，历任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编审。1991年起，主持古典文学编辑室工作，历任副主任、主任。2001-200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2003年8月，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2010年3月29日起，任中华书局总编辑。业余从事唐代文学和敦煌文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2012年07月任中华书局党委书记 总经理。
李侃，1945年参加革命，历任本溪市民主青年联合会主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科长、办公室副主任。1957年任高等教育出版社副秘书主任。1958年8月调中华书局，先后任编辑室副主任、副总编辑。 李侃1958年7月进入中华书局，同时也开始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其充分利用“业余”时间，有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各种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论文和学术动态，也留心阅读。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国内报刊上已发表了一百几十篇文章。 1983年12月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担负的社会工作主要有，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孙中山研究学会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分编委及清史(下)卷主编、《中国史学年鉴》主编、《真理的追求》杂志兼任主编。 于2010年7月1日18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