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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鉴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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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鉴赏论文

浅谈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摘要]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本文谈一下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关键词]道教 中国古代科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淫巧技”,向来不为社会重视,但中国却出现了“四大发明”等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科技。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影响,本文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  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  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  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  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  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  道教徒把药分成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只能治病。这是对药物学的一种分类方法。南朝陶弘景著的《本草集注》中对药物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按药物的性能和治疗功效分八十多类。  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居隐性地位,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主流的儒家文化社会不被重视,但却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詹石窗。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09(02)。  [2]黄永锋,王艺。道教思想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评介[J]世界宗教研究,2005(04)。  [3]白盾。“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198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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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直接去找下(社会科学前沿)上的文献吧

写作思路:首先可以开篇点题,直接给出文章的主旨,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观点,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进行阐述论证自己的看法,中心要明确等等。一、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意义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人类最早时期的文明。追溯中国历史,至今已有5000年文化积淀,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经过了多种字体的演变,并由此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承了下来。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不仅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引以自豪,而且要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和智慧,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地位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性的学科,也是文史类和师范类院校必开的一门课程,目的是让广大莘莘学子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的、悠久的古老文化,将这种文明与思想继承下去,影响更多的人。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广义上来讲,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汉语言文学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各种形态的文学思想皆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教、玄学等古代哲学密不可分,构成了中国最丰富的古代文化组成部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整体文化,对学习中国古汉字、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具有一定帮助。三、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建设汉语言文学是我国高校开设最早的课程之一,该专业注重学生文学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课程的开设与中国社会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90年代全民经商大潮的兴起,文坛上百花齐放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文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少,90后一代更热衷于现代西方文化,普及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势在必行。四、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方式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虽讲述的是古典文化和艺术,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但在教学过程中并不影响教师采用高新技术,开展多媒体教学,集文字、图形、视频、声音于一体的方式还原当时历史时期的场景,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学的兴趣,使学生通过影像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教育、佛学等文化。除此以外,通过实地考察和开设孔子学院,也能够更好地推广和普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学是古老而又具有系统性的一门学科,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能力,为社会培养出一批通晓中国古今文化的文坛之士。两汉时期的经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清明时期的朴学及近代民主思想等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全面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身为中华儿女感到自豪。新时代的大学生同时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任务,可利用多媒体或互联网工具,将中国悠久且古老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中外文化鉴赏论文

最大差异是西方国家都想压制中国,而却不敢明目的针对中国。

二、轴心时代的变革 轴心时代是二十年代带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里提出的概念。他说,从公元前600年左右一直到公元之交的600年时间以内,在旧大陆的三个文明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批伟大的人物。三大文明就是指西方、印度和中国。而这些伟大的人物对自己的文明所产生的影响,是其后没有任何人可以望其项背的,他们基本奠定了这三种文化的精神脊梁。比如说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一直到后来的耶酥都出现在这段时间,印度的佛教创始人释迦摹尼,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全部都是出现在这个时代。所以这个时代被称为“轴心时代”。 我认为,就这个概念的提出来说,是雅斯贝尔斯的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有两个问题他没有阐述清楚。第一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近乎奇迹的情况?第二是在这个时代中西方文化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关于这两个问题,我在一本书里谈到:首先看中国,它的变革是经历了一个三步曲的过程。轴心时代来临之前的商代,中国和其他原始文明一样,都是一种亲代文化,都带有很浓郁的迷信色彩。我们最早的甲骨文就是一种专门用于占卜的宗教文字,为祭祀所用。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就是文明最早产生于寺庙之中,庙就是最早的城市中心。“尊神祀鬼”是殷商人的特点。帝是他们崇拜的最高神,帝在甲骨文里是代表一种花蕊,象征着生生不息的本根,也就是对生殖的崇拜。 周朝取代商代,不仅仅是政权的更替,更为主要是宗教的变化。周人不再相信自然神,天成为至高神,天和周人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他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神。那么他根据什么来保佑人们呢?是根据德,“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所以,周代呢就把德看作是取得天命的一个核心。而周代的“德”还不是指内心的道德,而是指外在的礼仪。“遵礼守法”是为德,“非礼枉法则无德”,所以周朝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朝代。“遵礼敬德”是周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所以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他们的精神内核的变化。 接下去是先秦的孔子孟子们所进行的儒家思想的变革。变革的最重要的就是把外在的礼仪规范转化成为一种内心的道德自觉——仁。这个变化是中国轴心时代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所以孔子一生当中都在谈一个字“仁”,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仁”是“礼”的基础,人首先要有内在之仁,才会有外在之礼。所以“礼蹦乐坏”的实质是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所以,表面上看孔子好像是一个守旧派,面对“礼蹦乐坏”感到很悲哀,而事实上他是一个革新派,他不是要恢复周礼,而是要把周礼的外在之礼建立在内心之仁的基础上。尽管对“仁”有很多种理解,我们认为最为经典的就是“仁者爱人”,就是爱人之心。后来,我们又把它进一步理解为“忠恕之道”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欲欲人,己欲达达人”啊!说到底也就是仁爱之心。 到了孟子,对此又有了系统化的解释,他认为“仁”就是“亲亲”嘛。就是每个人都爱自己的亲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推出一个社会的泛爱关系,然后,他提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之心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一个人只要去向自己本性发掘,就一定能把自己本性中的美好善良的东西发掘出来,成为一个善人和圣人。因此,只要每个人都“修身、齐家”就能“治国、平天下”,最后达到一个大同的理想世界。 这就是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完成的一个重大变革,这个变革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现世的人自我的道德修养,而不太关注外在的上帝鬼神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中国儒家把大同社会的理想最后落实到每个人的修身养性的工夫之上。 同样,西方文化在这个时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希腊文化、到罗马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它是一个超越的过程,而不是内敛的过程。到最后,中国文化强调一切从内心做起,西方文化强调一切由外在的上帝决定即上帝决定论。中世纪有一句名言:没有任何一只麻雀从树上掉下来,不是出于上帝的特殊意志。(笑)中国文化强调内心的修炼,“内盛外王,成己成物 ”,由内向外。所以,这就是中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发生的根本变化。 三、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完成了由外向内的收敛的过程以后,所有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在内心的道德上下工夫了。因此,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特别是儒家的知识分子对外在的宗教逐渐淡漠起来,他们更多是注重自己内心的道德自觉,而不是外在的上帝决定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具有人文主义的色彩,而不是神本主义。 但是,中国人对六合之外的东西是不太谈的,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儒家知识分子对鬼神一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推崇父母在世的时候尽孝,君主在世的时候尽忠,讲究的是现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道德标准,而不讲究彼岸的那些东西。其实这个思想在周公旦的时候就说的非常清楚了:“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归”,也就是说,说的是鬼神,其实是用鬼神来推行道德教化,是劝告你此生此世好好的做善事。孔子也始终对鬼神之事不感兴趣,“子不语怪力乱神”之事,“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孔子的很多话语都表明了他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一次他的一个弟子问他“人死后,有知也?无知也?”,孔子的回答可谓充分表现了他的大智慧:“吾欲言有知,又恐孝子贤孙妨生送死;吾欲言无知,又恐不孝子孙弃而不葬;至于死后有知无知,死后自知之”。(大笑)也就是说,论鬼神的目的是为了起到教化人从善的,无论多么高深玄奥的东西,都必须以现实的行为准则为落脚点,从善、积德,方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在西方,学术界称它是一种伦理文化。 西方文化主要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主,它是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它不断地超越现实,对六合之外的事情更为关注。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在此只是做一个总结。下面讲第四个问题

中国古建筑文化与鉴赏论文

岭南建筑是中国建筑艺术的一朵奇葩,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个性特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近年来,关于岭南建筑艺术特征的探索正从各个层面展开,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日益重视。本文仅就岭南建筑的界定及其人文品格作一管窥蠡测,以期抛砖引玉。 一 岭南建筑的由来与界定 1949年建国以前,直至建国后的头10年,建筑界虽偶有广东建筑的称呼,但尚无岭南建筑的提法。岭南建筑的称呼是伴随着新中国建筑的发展与广东建筑突出成就的取得而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的。建国之初,百业待兴,中国建筑迎来了大发展的良好机遇。50年代中期,当时的建筑界盛行复古主义,刮起一股“大屋顶”之风,产生了“凡建筑须盖大屋顶”的无形规定。面对滚滚而来的复古主义潮流,深受岭南文化熏陶、“敢为天下先”的广东建筑师们并未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他们在行动上表现出灵活的变通性(如由林克明先生设计1956年落成的广东科学馆、由夏昌世先生设计于1954年落成的现华南理工大学二号楼在屋顶形式和斗拱运用上就作了变通处理),在思想上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广东建筑的地方特色和艺术特征。1959年,时任我国建筑工程部部长的刘秀峰同志在全国建筑艺术座谈会上提出“要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的要求和倡议。自1960年开始,广东建筑界围绕“新建筑”、“新风格”展开了热烈、认真的讨论。讨论的中心话题是:广东建筑是否应有自己的特色?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广东有自己的特点,广东建筑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即应有岭南建筑的特点。与此同时,广东建筑界也开始尝试着对以往建筑实践进行总结和归纳。 从学理层面上说,正式提出“岭南建筑”的时间是在1957年。其标志是时任华南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的夏昌世先生1957年在《建筑学报》上发表了题为《通风、隔热、遮阳》的论文。夏昌世教授指出:岭南建筑应有自己的特点,满足通风、隔热、遮阳的要求。首次论述了岭南建筑(广东新建筑)的特点。这是岭南建筑的学理渊源。此后,岭南建筑渐渐地为人们所知晓、接受和承认,知名于全国建筑界,并成为广东新建筑的代名词。“岭南”本意指地理上的五岭(越城岭、都庞岭、明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之南的广大地区,但“岭南建筑”,从其被提出的学理初衷和被认可的时代背景来看,即指建国以后的广东建筑,或称广东新建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东古建筑被称为岭南古建筑,1840~1949年的广东近代建筑被称为岭南近代建筑。就广东建筑而言,其重点是广府语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故此,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建筑成为岭南建筑的最主要内容。 由于广东在地理条件、历史条件、经济条件、人文条件等方面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广东建筑在新中国的各个建设时期往往开全国风气之先,如50~60年代的“矿泉别墅”、“广州友谊剧院”,70年代的“广交会”、“白云宾馆”,80年代的“白天鹅宾馆”、“国贸大厦”,几度出现引领全国建筑界的建筑创作的繁荣局面。 随着广东新建筑的创作繁荣和成功实践,国内建筑界一方面对这种实践的成功经验进行学习和总结,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关于以上述建筑为代表的广东新建筑的地域性、时代性和文化性的理论争鸣和学术探讨。在这场方兴未艾的探讨争鸣中,其中一个最具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关于岭南建筑的学术界定。对此,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地域论”。这种观点从“岭南”的地理概念出发,认为岭南建筑即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包括广东、海南、港澳以及福建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南部等区域的建筑。二是“风格论”。持此论者认为,岭南建筑即具有独特的岭南文化艺术风格的建筑,这种风格特征主要表现在适合岭南气候地理条件的平立面设计、建筑部件结构与造型以及富于岭南地域文化内涵的建筑装饰。三是“过程论”。与前面两种观点不同,过程论者着眼于建筑艺术的创作主体及其创作实践活动,认为岭南建筑是指在岭南地区这块特定的土地上所开展和进行的求新、求变、不断探索的建筑创作实践活动。换言之,岭南建筑即岭南建筑创作实践活动的简称。 我们认为,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和借鉴意义,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难以说明岭南建筑丰富的本质内涵。“地域论”强调建筑的地域性,有助于揭示岭南建筑的地域特征和某些方面的技术个性。但是,“岭南建筑,是一个有自己追求和风格的建筑创作流派。正如并不是所有岭南的绘画都可归于‘岭南画派’一样,并不是所有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都可以称之为‘岭南建筑’”。“风格论”更接近于对岭南建筑的艺术特征的揭示,强调建筑的文化性,有助于把握岭南建筑的文化和艺术本质。然而,为了强调建筑的艺术性而否定建筑的技术个性,不但有悖于建筑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这样一个客观事实,而且也难以真正阐释建筑的风格问题。因为建筑的艺术风格有赖于对建筑材料的技术处理,甚至,建筑的技术水平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建筑风格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论”强调建筑是一种纯粹的创作实践活动,无视建筑的地域性和文化性的理论探索和经验总结,流露出一种“建筑创作无需理论指导”的非理性倾向,无益于岭南建筑创作及发展,不利于岭南建筑的理论研究。鉴此,我们提出“文化地域性格”的新观点来界定岭南建筑,以表示对目前关于岭南建筑“地域论”、“风格论”、“过程论”的学术借鉴和理性鉴别。建筑审美属性的最高标准在于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三者统一。“文化地域性格”论的意义在于对岭南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这三者的综合揭示。“文化地域性格”论诠释了岭南建筑的三大层面的内涵,即岭南建筑的地域技术特征、文化时代精神、人文艺术品格。岭南建筑,作为审美对象而激起人们的审美情思、赋予人们审美享受,往往是以其地域技术特征为表、文化时代精神为里、人文艺术品格为核的。夏昌世和莫伯治二位前辈,作为岭南建筑的先驱者,在论述岭南庭园时指出,岭南地区包括了“广东、闽南和广西南部� 这些地区不但地理环境相近,人民生活习惯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正是岭南地区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环境,影响着岭南建筑的形成和发展�铸塑了岭南建筑的技术个性与人文品格。 二 岭南建筑的人文品格 建筑的人文品格主要是指通过建筑布局、风格造型、空间组合和细部处理等建筑形象要素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哲理、设计思维、文化精神和审美情趣。建筑的人文品格是以建筑的技术个性为基础的。建筑的技术个性指建筑的平面布局、立面造型、空间组织、细部处理等方面的技艺表现手法和特征。而建筑的技艺表现,从建筑的平面布局到立面造型,抑或空间组织和细部处理,都必须遵循建筑的客观适应性原理①。建筑是人为且为人的居住环境,所以,在“人为”即进行建筑的设计建造时,一方面要认真思考当地的气候特点、地形地势来考虑建筑的布局和造型,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始终不忘建筑为人所用,满足人们的实用和审美需要的双重目的,从而实现“回归自然、回归环境、回归人性”的建筑设计理想,以便显露建筑的技术个性和人文品格。岭南建筑于此有其独到之长,涌现出无数建筑佳作,赢得人们的普遍赞誉。建筑的人文品格是隐性的、间接的、抽象的,而建筑的技术个性是显性的、直观的、形象的。建筑的人文品格和技术个性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建筑美生成的客观条件。 建筑的人文品格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岭南建筑的人文品格也反映了岭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精神。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岭南建筑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是岭南文化融通性和开放性的一种外在表现。岭南文化本身就是许多不同特质的文化融汇而成的,开放、融通性是其重要的文化机制。岭南文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交融、一种综合、一种凝炼。尤其是岭南近代文化,“经过对爱国的情感和追求进步的理性之间的冲突进行合理的调适之后,岭南地区的文化精英以开放而健全的心态,在融汇中西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仅实现了创造性的文化转换和文化重构,而且也完成了由‘得风气之先’向‘开风气之先’的飞跃,孕育了推动中国文化向近代形态转变的岭南近代文化精神。”岭南建筑的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在岭南近代的园林、民居等多种建筑类型中得到鲜明的表现。如建于1926年的开平立园,“是旅美华侨谢维立以西洋建筑的特点,结合中国园林优美雅致的风格,按照《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的布局兴建的。”又如1934年建成的广东梅县白宫镇的联芳楼,是一座中西合璧、富丽堂皇的客家民居建筑。该建筑的平面布局基本维系客家民居“三堂四横”的传统模式,但立面造型则洋气十足,正立面在柱头、柱顶处采用西方的巴洛克、洛可可等风格的浮雕。在装饰内容题材中,既有中国式大鹏展翅、狮子滚绣球之类的题材,又有透露出西方文化气息的内容。现当代岭南建筑以更强的自觉意识融贯中西,以求继承创新,综合发展。

宫殿建筑以皇宫为代表,为现世帝王服务,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显示帝王之威,因此具有高、大、深、庄四个特点。高:古代建筑进入大门之后的第一个建筑,一般是高于其他房屋的,这里的作用就是主要为了显示威严,比如说故宫的天安门。大:是指空间面积的大,一般情况下都是以建筑群的形式存在,古代建筑一般情况下,会依托山水讲究地势,一般情况下所占空间,不仅仅是建筑面积,也包含了为建筑配套的地理空间。比如故宫之后的景山,颐和园中的湖等等。深:这里的“深”和“大”相匹配的,只有空间够大,才能体现出深来。这里的深更强调纵向关系,比如说从大清门到天安门,到我们到太和门,最后到太和殿,正是这个由建筑的变化形成的节奏起伏的深长时间进行中,进行不断的加深人们对帝王的敬畏情绪。庄:更多的体现在建筑的对称上,因为对称更能体现出庄严肃穆的感觉。

中国古代建筑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个时期的建筑风格,都与其时代特点和文化科学技术的革新与进步密切相关,不同时期的文化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建筑风格,文化成为建筑创作的主要源泉。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出现、形成和发展同样与中国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逐步形成为我国建筑以木架结构为主导的艺术风格和构造特征。中国古代建筑作为东方文化和哲学的一种载体,具有很高的文化内涵,在世界建筑文化之中自成体系,独具风格。中国自古地大物博,建筑艺术源远流长。大门、大窗、大进深、大屋檐,视野开阔,直通大自然,充分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四角飞檐翘起,或扑朔欲飞,或者立欲飘,让凝固显得欲动。中国自古地大物博,建筑艺术源远流长。大门、大窗、大进深、大屋檐,视野开阔,直通大自然,充分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四角飞檐翘起,或扑朔欲飞,或者立欲飘,让凝固显得欲动。这样的美,让全世界都为之惊艳!若“大气”产生于理,则“生气”产生于情。情越浓,艺术性越强。颜色鲜艳,在阳光下耀眼夺目,在各种环境中富丽堂皇,象征着财富和地位。可见,大气、生气、富丽三者,结合形成了中国建筑的传统。什么叫马头墙  马头墙,是徽派建筑的重要特色。在聚族而居的村落中,民居建筑密度较大,不利于防火的矛盾比较突出,而高高的马头墙,能在相邻民居发生火灾的情况下,起着隔断火源的作用,故而马头墙又称之为封火墙。      马,在众多的动物中,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吉祥物,中国古代“一马当先、马到成功、汗马功劳”,等等成语,显现出人们对马的崇拜与喜爱。这也许是古徽州建筑设计师们为什么要将这种封火墙,称之为“马头墙”的动机。  马头墙的“马头”,通常是“金印式”或“朝笏式”,显示出主人对“读书做官”这一理想的追求。高大封闭的墙体,因为马头墙的设计而显得错落有致,那静止、呆板的墙体,因为有了马头墙,从而显出一种动态的美感。    而从高处往上看,聚族而居的村落中,高低起伏的马头墙,给人视觉产生一种“万马奔腾”的动感,也隐喻着整个宗族生气勃勃,兴旺发达。围合式院落、庭院    庭院是千百年来中国建筑的主要表现形式,在以房屋围合的形制中,装载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这种内向封闭而又温馨舒适的院落空间,曾经滋养培育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性情和性格,以致成为最为普遍的传统生活方式。      在使用上,院落空间几乎包容了家居的全部生活内容。院落式民居吸引人的是隐藏在建筑形式后面的人文精神。  围合,不仅仅指的是物理的保护,而是建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东西,围合形成独立完整的局部空间而感受到安全感与归宿感。    围合也必然形成大间距,既保证了居民私密空间的距离,同时又扫除了因安全而附加的封闭感觉,促成空气流通,营造了良好的局部气候条件。围合力弱的空间,人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几乎感觉不到凝聚力和存在感。朱红色大门、镂空花窗  朱红色,又称中国红,是红色颜色之一,介乎红色和橙色之间,是一种不透明的朱砂制成的颜色,因为宫殿装修的主色调使用的是金黄色和朱红色,因此朱红色表示高贵与权威,朱红色的大门象征着庄重。    单纯的高会给人压抑的感受,故而在围墙上又常镂空雕刻花窗,图案往往是喜鹊登梅,喻寒尽春来的喜讯,既是在家妻儿的向往,又是对在外家人的祝福。        窗雕图案多采用谐音与暗喻方式,如雕佛手、寿桃暗指“福禄寿全”;如在雕的花瓶里再雕上月季花图案则指“四季平安”;如瓶中插的是如意则是“四季如意”;如雕马和猴者,则谐“马上封侯”之音;龙象征王权,刻龙是指望家族仕途通达,不敢刻太明显是以区分百姓与皇家之别吧!石雕、砖雕、木雕    石雕、砖雕、木雕是古徽州建筑的“三雕”。徽州木雕、石雕、砖雕艺术善于处理原材料本色,既能溶化在建筑物整体之中,又能像水墨画一样,清新淡雅,特别是木雕艺术,更为古色古香的建筑锦上添花。    在青砖上雕刻出人物、山水、花卉等图案,是古建筑雕刻中很重要的一种艺术形式,主要用于装饰寺塔、墓室、房屋等建筑物的构件和墙面。粉墙上饰以砖雕、石雕花窗,或放长条石桌、石凳,点缀小品,使建筑、山水、花木融为一体,庭院小,颇得园林之趣。  石雕、砖雕囿于材质坚硬,并未见有精妙之处;而木雕把不同类别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如人物、花鸟、山水、八宝博古、几何形等共处一个画面上,主次分明,各起各的作用,显得民间风味浓郁,装饰性强。  不论砖雕、石雕还是木雕,虽然是住宅和附属在建筑物上的部件,如门罩中的砖雕,天井四周山水、花鸟题材的石雕,或是窗扇下栏板,屋檐下檐条、雀替,楼层栏板上带有主题性的木雕,但它们统统都是一幅独立的画,一件完整独立的艺术品。坡屋顶  在中国,坡屋顶几乎是传统建筑的代名词,在传统建筑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传统的坡屋顶造型设计,会使宫殿、庙宇等宫殿建筑产生雄浑、挺拔、高崇、飞动和飘逸的独特韵律,也会使民居建筑产生亲切、自然和温馨的感觉。    坡屋顶有许多优点,比如节能,夏天聚热于顶部,冬天又不感觉室内冷。因为热气是往上跑的,坡顶可以聚热气于两坡交叉位;风也是往上跑的,因为风会通过低处的窗往上坡顶窗聚合(其实是和户外的风流聚合),这样室内通风也会比较好;不积水,防水性能好。什么叫飞檐    中国特有的建筑结构,它是中国古代建筑在檐部上的一种特殊处理和创造,常用在亭亭、台、楼、阁、宫殿、庙宇的屋顶转角处。    飞檐是其屋檐上翘,形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是中国建筑上民族风格的重要表现之一,我国传统建筑檐部形式,屋檐特别是屋角的檐部向上翘起。    飞檐设计构图巧妙,造型优美的屋顶给人们以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飞翘的屋檐上往往雕刻避邪祈福灵兽,似麒麟,像飞鹤,有人喜欢灵兽,有人喜欢祥云,或是一条活蹦乱跳的鲤鱼,代表着临水而居的亲水文化。四合院    四合院建筑的规划布局以南北纵轴对称布置和封闭独立的院落为基本特征。形成以家庭院落为中心、街坊邻里为干线、社区地域为平面的社会网络系统,同时也形成了一个符合人的心理、保持传统文化和邻里融洽关系的居住环境。    四合院采用的是老北京四合院建筑风格,强调居住空间的私密性,中国的住宅建筑大部分都是内院式住宅,但南北方有差异。  南方许多地区的四合院,其四面的房屋多为楼房,而且在庭院的四个拐角处房屋相连,东南西北四面的房屋并不独立存在,在楼房合围下,南方住宅庭院一般较小,被称为“天井”;而北方的四合院院落宽绰舒朗,四面房屋各自独立,彼此之间有游廊连接,方便起居。青砖、黛瓦、粉墙    “粉墙黛瓦”即雪白的墙壁,青黑的瓦,用来描写房屋的。  建筑色彩上,江南民居青砖、粉墙、黛瓦,形成质朴、淡雅的风格,屋盖是青瓦,外墙用砖砌,屋顶、屋檐、空斗墙、观音兜山脊或马头墙,形成高低错落的形体节奏和粉墙黛瓦、庭院深邃的建筑群体风貌。        江南水乡民居总的面貌是:平房楼房相掺,山墙各式各样,形成小巷和水巷驳岸上那种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的景观。建筑造型轻巧简洁、虚实有致、色彩淡雅、因地制宜、临河贴水,空间轮廓柔和而富有美感。因此,常被人称之为“粉墙黛瓦”、“小桥流水人家”。

秦汉时代的建筑秦、汉建筑成就一、秦王朝历史虽然短促,但在建筑上留下的彪彰业绩,却是千载以后仍为世人所仰叹的。阿房宫、骊山陵、万里长城,以及通行全国的驰道和远达塞外的直道,工程浩大宏伟,予后世建筑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汉代兴建的长安城、未央宫、建章宫、上林苑和诸多的礼制建筑,也都是十分宏伟壮丽的。这些大规模工程,在施工的组织和实施方面,必定十分复杂艰巨,然而又都能得到顺利解决,古人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和经验,就是在今天也是十分令人折服的。二、中国的木框架建筑,特别是以抬梁式为主流的结构形式,到秦、汉时期已经更加成熟并产生了重大的突破。首先是在大跨度梁架方面,秦咸阳离宫一号宫殿主厅的斜梁水平跨度已达10米。可以想象,雄伟的阿房宫前殿的主梁,一定不会小于这个跨距。而千年后另一宏大建筑——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的主梁,亦未超过这一限度。这表明至少在秦代,对木结构梁架的研究和使用,就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高层建筑的木结构问题,到汉代也得到了解决(虽然西汉武帝时所建的井干楼结构是用大木套叠的井干)。抬梁式木构施于高层建筑的形象,可见于画像砖及陶楼建筑明器,其柱、梁、枋、斗拱的结构与组合形式已很清晰。因此可以断言,这类建筑的出现,不应迟于东汉中期。它们的产生和运用,使得中国建筑又有了新的突破,名噪一时的“高台建筑”退出历史舞台不是没有原因的。三、陶质砖、瓦及管道的使用,到秦、汉时亦有了新的发展。陶砖不但用于铺砌室内地面,而且用作踏道,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还被用于贴砌墙的内表面。砖瓦的表面上,还要模印成纹样。汉代则大量用砖于地下工程,例如西汉长安城的下水道,以及许多空心砖墓和砖券墓的地下结构。它们是否也曾用于地面建筑,目前未见实物。但从少量陶楼明器中看到墙面有划为纵横砖缝的表示,而且至少还有两例陶楼下部已施用半圆拱券。此外,前述画像石中多次表现之弧状拱桥的形象,应非当时人所臆造。在某些画像砖和画像石中的建筑台基,似乎也是以条砖包砌其外表面的。若干建筑的正脊,亦有类似的砖砌现象。

酒文化鉴赏论文

一、综述酒的文化内涵。酒,这个词引辞海是这样解释的:“会意。从水,从酉(yǒu)。‘酉’本义就是酒。‘酉’亦兼表字音。本义:用高粱、大麦、米、葡萄或其他水果发酵制成的饮料。”[1]这是对于酒的最表层的释义。“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2] 酒是恶因,酒可致亡国败家,可致淫乱杀伤,这是《说文》对于酒的的解释,当然这是从负面角度谈酒是古代的一项荒唐的发明。还有许多典籍论述了酒的意义和功效。如酒曰清酌——《礼记·曲礼》;酒食者,所以令欢也。——《礼记·乐记》;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礼记·射义》;酒,百乐之长;又,酒者,天下之美禄。——《汉书·食货志》;不为酒困。——《论语·子罕》……总之古代对于酒的的话题可谓“不尽长江滚滚来”。酒在当代给人的印象很可能是负面的,如酗酒、酒鬼……这些不文明的粗狂的词汇确实令人陷入一种尴尬的维谷。但是,当我们真正回顾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历程不难发现,酒在华夏沃土上酝酿珍藏,早已形成了一种古老的文明——酒文化。任何对于就的误读和偏见都是不可取的。二、关于酒文化的起源。在古代,人们对于很多现象不能理解,都会归咎于神仙所为。“酒”就是其中的一个元素。酒是液体,多黄白色,或辣或清香,给人带来火感受,遇火即明,未开化的古人不知其所以然,便认为酒神所为。古代流传“上天造酒说”,“猿猴造酒说”,“杜康造酒说”。人类造酒的起源最早追溯于距今约4——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当时造酒实属偶然,经粮食、水果自然发酵所得,工具简陋,酿造的多数低度米酒和水酒。(如左:西汉酿酒图)秦汉以后,中国酿酒技术的发展日益成熟,这种用谷物酿酒的传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饮酒文化,逢重大节日和喜庆之事人们必定饮酒。岁末除夕,“除日驱傩,除夜守岁,饮屠苏酒”[3]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饮菖蒲酒、雄黄酒。中秋节有饮桂花陈酒的习俗。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登高饮菊花酒,出生酒、生日酒、婚丧酒、升学酒、晋升酒。总之,酒文化成为一种传统袭承下来。三、 酒文化与文学艺术的情结。中国酒文化与文学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典诗中关于情爱、离愁类的作品居多,故诗歌中经常流淌“酒”“泪”液体,泪的味道既咸又苦,大多为女子所流;酒的味道又辛且辣,大多为男子所饮。两者结合,“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对于酒文化与文学的渊源可从如下几方面一一做理会。1.酒可以避政,明哲保身。魏晋南北朝的竹林七贤谓文之豪杰,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或谈禅或饮酒,酒后大醉,一醉不醒。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七贤之首阮籍,性嗜酒,为了逃避司马氏的贿赂曾大醉60天从而躲避了曹氏集团的灾祸。2.酒是文人创作的畅饮伴侣。文人相聚饮酒是盛事,月下独酌更是雅兴之至。酒可以刺激神经、活血兴奋,激发文人创作的灵感。文人作诗多有美酒相伴。 陶渊明的《饮酒》诗二十首可谓诗之上作。一箪食,一瓢饮,自然是饮酒,就到了诗人的仙境。“醉是日常生活中的酒神状态,酒神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4]。酒可以张扬个性,抒发自由之感。诗仙李白不仅诗作得浪漫飘渺,其酒量可谓“量能扛鼎”,素有酒仙美称。李白的诗歌多半是在酒后大醉创作的。如描写杨贵妃的佳句,正因李白的酒兴衬托诗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试问能有此大气磅礴的阵容者能有几人?酒之最美不在酒味而在意境。 “兴观群怨,物我两忘”[5]是最高的人生境界。文人的诗歌亦多以酒为题材。周代的《诗经·鹿鸣》“嗷嗷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6]周代的宴请诗生动的记录了宴饮的热闹场面。《鹿鸣》等十二首风雅诗曲被文人士大夫称作“乡饮酒礼”。[6]唐代盛世为文人饮酒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李杜诗篇百分之十五左右都是以酒行诗作赋的。酒一可以激发人的斗志。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多一分飒爽英姿和人生豪迈。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可以慰藉人的情感,李清照宋代的巾帼女诗人,一洒热血,一咏菊酒,“三杯两盏淡酒,怎地他晚来风急?”的萧索落寞。东坡居士喜酒,酒后做文若干,他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好一个“诗酒趁年华”的豪放派巨匠。他的词,他的散文都有浓香的酒味。放荡不羁的柳永更与酒结缘,留迹于青楼曼舞的他与歌舞酒影相随,有雅致即兴诵诗“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写出了诗中含酒,酒中酿情的风韵。4.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有关酒的文章更是屡见不鲜。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有许多篇都写到了酒,屈原的辞赋中也同样歌咏到酒,历代文人莫不与酒结缘。不少文人爱酒、好酒、甚至嗜酒如命。他们因酒而兴致勃发,借美酒酿出绚丽的诗篇。王勃的《滕王阁序》气势浩瀚,喷涌勃发,好似一股酒泉涌向滕王阁的高栏之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无不是酒兴勃发,怀才感伤的忧国忧民之作,被后人耳熟能详。“酒的欢乐”,“酒的悲哀”,酒和文人的文学创作共同辉煌灿烂。四、 对于酒文化的传承。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正如没有一成不变的酒文化。酒文化预示着一定的人生意蕴。酒虽然不能消除痛苦,但可以缓解压力,带来暂时的愉悦。新时代的今天我们更应以批判吸收的视角继承酒文化的辉煌传统,虽不能如古代文人豪气冲天,斟酒耽佳句,我们可以解酒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聊以自娱,得以自乐。酒文化依然可以应用于现代文的阅读课写作之中,时代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但改不了几千年中华文明沉淀的酒文化,淹没不了文人对于酒的钟爱与偏嗜。形式可以变,传统不能丢,批判扬弃,丰富创新才能有新文化,创造新文明。

从酒文化的误区"三品"酒文化  从酒文化的误区"三品"酒文化  ----访百年制酒有限公司经理潘好龙  近年来,随着白酒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和中国加入WTO步伐的逐步推进,作为中国传统行业代表白酒如何直面挑战,参与竟争。文化行销已成为竞争的重要手段,所以有关酒文化的话题逐渐多了起来,各种酒类促销活动常冠以“文化酒”的名称出现在消费者面前,专家学者和普通公众也对酒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酒文化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似有被发扬光大之势。但究竟什么是酒文化,酒文化又有哪些特征,尤其是在新世纪的今天,如何把酒文化赋予新的内容各方面的看法并不一致,甚至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带着这一问题,记者日前走访了以出产文化名酒“百年孤独”和“百年喜庆"酒闻名的百年制酒有限公司经理潘好龙先生。  得知记者来意后,潘先生开门见山,侃侃而谈:“目前,酒类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各种促销活动花样繁多,其中以酒文化切入的活动不在少数,这本是件好事,无可厚非。但问题是,由于对酒文化狭义的理解或指鹿为马者有之,张冠李戴者有之,牵强附会者更有之,使酒文化失去了本来的含意,陷入商业炒作的误区,也使公众对酒文化的认知出现很大偏差。今年年初爆发的传统白酒与新型白酒之争,表面上看是酒的生产工艺之争,背后反映的却是对酒文化理解的不同。这种状况不能不令人担心。”  潘先生强调,每个时代、每个国家、每个地区乃至每个企业都有独具特色的酒文化。但酒文化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其基本含义应该是特定和统一的。酒文化因酒而生,酒是酒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产生土壤,没有酒谈不上酒文化,仅有酒也不成其为酒文化,既有酒又具文化属性才能称之为酒文化。但酒文化并不是酒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酒与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在生产、销售、消费酒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酒文化的主体是人,是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正是由于人的不断创造,酒文化才得以丰富和发展。没有人,酒文化既没有产生的可能,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也就是说,酒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和人的创造性劳动联系在一起的,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于酒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而存在的,体现着对人的文化关怀。据此,并考虑到人们在生产、销售和消费等阶段对于酒的文化需要之不同(生产阶段强调品质,销售阶段强调品牌,消费阶段强调品位),我们不妨用“品质、品牌、品位”作为酒文化的内在“指标”。其中品质是核心,品牌是灵魂,品位是层次。只有符合这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并实现了三者的有机统一,才称得上是完整意义上的酒文化(即品质+品牌+品位=酒文化)。  一、“品质”误区  首先是“品质”误区。酒的“品质”是指酒的色、香、味、质地等,所有这些虽与酒产地和酒的生产历史有关,但主要与技术和工艺的先进程度有关,与生产过程中蕴涵的科技和知识含量有关。但有的人过分强调所谓“好山好水出好酒”,把酒产地的某些物质条件如水质、空气等因素绝对化。也有人把酒厂或酒窖的历史拿来作为酒质的证据,甚至为此不惜从故纸堆里、从民间故事里“寻根求源”,或请一些“文物专家”和“权威部门”来“考古”、“挖掘”和“鉴定”,以与死去百年、千年的古人攀上亲戚,拉上关系,并名之曰酒文化源源流长。酒的发展早已经过“作坊酒”和“工业酒”阶段,进入“科技酒”阶段,一些物质条件完全可以依靠科技手段创造出来,大可不必一切靠天。神化“好山好水出好酒”,与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一样不理智和缺少现实依据,除表明其思想意识仍停留在农业经济时代外,还可能对酒行业的发展产生方向性误导。如果说“地理决定论”还有一定道理,“历史决定论"显然没有依据。美国的历史短,但现在很发达,中国的历史长,目前却明显落后,就足以说明问题。当然,这里丝毫没有否定历史之于酒文化的重要性,而是说,在知识经济时代,抱着历史不放,甚至沾沾自喜,自鸣得意,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只有不断采用新工艺和新技术,才能真正提高酒的内在品质。新型酒是如此,传统酒也是如此。不把精力用到提高酒的科技含量上,而是埋头于寻找所谓“风水宝地”和“吃历史”,最终结果是不难想象的。  二、“品牌”误区  其次是“品牌”误区。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品牌”的重要性。对于企业来说,品牌就是形象,品牌就是旗帜,品牌就是利润。但如何经营品牌文化,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严格说来,品牌是知名度和美誉度的结合,两者不可偏废。过去,企业多以提高质量为主要发展手段,信守所谓“好酒不怕巷子深”,忽视了广告宣传的功效。现在许多企业不惜斥巨资进行广告宣传,而对酒的内在品质注意不够。还有人将名字、包装等当作品牌本身,刻意求新、求奇甚至求感官刺激,什么披金戴银、妖怪出洞、神仙下凡之类的品牌满天飞,包装和外观也越来越花哨和离谱。所有这些都是对品牌的片面理解。就实质而言,品牌是个产品市场定位问题。只有找准市场,正确定位,才能确定品牌的文化取向,赋予产品更多的文化内涵,也才能树立起真正的品牌形象。一个品牌的形成,必须建立在加强市场调研,充分研究消费者心理和消费习惯,准确细分市场,正确定价的基础上。否则品牌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在一些企业不是在市场调研上下功夫,而是热衷于一夜成名,做一些表面文章,结果适得其反。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值得认真汲取。无可否认,品牌也有个外在形式问题,比如名字、包装等。但形式要有内容来决定,必须以对产品准确定位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赋予名字、包装等更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总之,经营品牌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切不可顾此失彼,更不能投放失当。  三、“品位”误区  最后是“品位”误区。“品位”不同于“品味”,前者是指某事达到的人文高度和水准,主要侧重其社会价值,如“某节目的艺术品位很高”,而后者是指“尝试滋味”,主要强调个体感受,如“经专家品味,认为酒质优良”。酒作为情感交流、精神表达和文化张扬的介质,体现的是人的价值取向。饮酒时,每个人的品味可以也应该有所不同,但品位却有高有低。“借酒消愁”和“借酒撒疯”不在一个档次上,“把酒抒怀”与“划拳行令”也不在一个水平上,“以酒会友”与“以酒行贿”更不可同日而语!可见,生活中许多人错把“品位”当“品味”了,结果造成酒文化整体品位不高。应当指出是,企业对此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些企业则在引导消费方面存在明显的市场化色彩。如过分宣扬酒的社会功利性,所谓送礼佳品云云,或强调高档、至尊,把一种帝王之气、等级观念强加给消费者,好像喝XO就高贵,喝二锅头就贫贱,对人们的消费心理产生误导。我们认为,在当前人们对酒文化还知之不多、不深的情况下,企业应当承担起宣传酒文化,进一步提升公众酒文化品位的责任,为发展和繁荣酒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潘先生最后指出,上述误区之所以出现,一方面与人们对酒文化的认识水平不高有关,另一方面也市场经济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关。中国的酒文化要获得发展,必须正视并努力克服这些误区,把增加酒的科技含量,明确酒的市场定位,提升公众的文化品位作为主要任务来抓。只有这样,中国酒才有希望,才能从容应对即将到来的洋酒冲击和挑战。

在中国古代,酒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物质,酒的使用更加庄严,而不是祭天拜地、祭祀祠堂、供奉好客人。形成古代酿酒活动的习俗和风格。随着酒业的普遍兴起,葡萄酒也逐渐变成了人?人们的日常使用和饮酒活动也很广泛,并被人们的思想文化意识所程式化,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酒俗。这些习俗涉及人们生产生活的许多方面。它的形式活泼,充满手势。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许多民族分布在全国各地,酿造丰富多彩的民间葡萄酒习俗。一些葡萄酒习俗一直流传至今。1、传统饮酒文化的基础——酒德与酒礼历史上,儒家一直被视为正统的治国安邦观,酒俗也受到儒家酒文化的影响。儒家讲究“酒德”二字。“酒德”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和《诗经》中,是指饮酒者要有德,而不是像王那样“颠覆绝德,轻酒”。它体现了儒家的酒德,即:“饮而祭祀”(祭祀时只饮);“无夷酒”(不经常喝酒,平时少喝省食,有病才喝);“群饮”(?禁止群众聚集饮酒);“不放纵”(禁止酗酒)。儒家不反对喝酒。以酒祭神,养老侍客,是一种美德。饮酒作为一种饮食文化,在古代已经形成了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礼仪。有时候这个礼仪很繁琐。但如果在一些重要场合不遵守,就会有作乱的嫌疑。而且因为饮酒过度,控制不住自己,容易制造混乱,所以制定饮酒礼仪很重要。明代袁宏道,见饮酒者饮酒时不遵守酒礼,觉得长辈有责任,所以从古书上看?收集了大量资料,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郑铮》。虽然这是为饮酒者写的,但对于普通饮酒者也有一定的意义。在中国古代,饮酒有以下礼仪:当主人和客人一起喝酒时,他们应该互相鞠躬。晚辈在长辈面前喝酒,这叫喝酒。他们通常先鞠躬,然后坐在第二位。长辈命令晚辈喝酒,晚辈可以举杯;长辈酒杯里的酒还没喝完,晚辈先喝不完。古代饮酒礼仪有四个步骤:拜、祭、吐、死。即先做一个膜拜致敬的手势,然后在地上斟出一点酒,祭谢大地之德;然后品酒赞酒,让主人开心;?最后,他举起了杯子。在宴会上,主人要向客人敬酒(称为酬谢),客人要回到主人身边(称为魏)。敬酒的时候,他还说了几句敬酒的话。客人也可以互相敬酒(称为旅游奖励)。有时候要轮流给人敬酒(叫喝酒)。?敬酒时,烤面包机和烤面包机都要“避开桌子”站起来。普通的敬酒以三杯为基础。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56个民族中,除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外,都是喝酒的。饮酒的习俗有其独特的风格。2、原始宗教、祭祀、丧葬和酒自古以来,酒就是祭祀的必备物品之一。原始宗教起源于巫术。在中国古代,女巫使用所谓的“超自然力量”来执行各种活动,都要用酒。古代没有巫医之分。酒作为一种药,是巫医的常备药之一。古代统治者认为:“国之大事,在于崇荣”。在祭祀活动中,酒充当了美丽的东方?西,首先要献给天,献给神,献给祖先。战争决定了一个部落或国家的生存。勇士出门前要用酒来激发斗志。由此可见酒与国家大事的关系。李周反映了周朝和战国的制度,对祭祀用酒有明确的规定。举个例子,祭祀的时候用八种酒:“气”“三九”。古代主持祭祀活动的人权力很大,原始社会是巫师。巫师的主要职责是崇拜天帝的神灵,为人们祈祷。后来有了“酒祭”,主持宴中的酒祭活动。中国各民族普遍有用酒祭祀祖先,在葬礼上用酒举行一些仪式的习俗。一个人死后,亲朋好友会来祭奠死者。汉族的习俗是“吃快餐”,有些地方也叫“豆腐饭”。这是葬礼期间举行的宴会。虽然都是素食主义者,但酒是必不可少的。有的少数民族丧的时候会带酒和肉。比如苗族人听到丧信后,同村的人一般?几斤酒和米,香等。应该给失去亲人的家庭,更多的酒应该由亲戚给。比如一个女婿要送二十斤白酒和一头猪。如果你失去了家人,你应该设宴招待哀悼者。在云南怒江地区,如果村里有人死了,?家家户户都带酒来吊唁,巫师把酒倒进死者的嘴里,每个人都喝一杯酒,这叫“离别酒”。死者下葬后,在坟墓里放酒,让死者在人间享受饮酒的乐趣,是一种古老的习俗。汉族人在清明节上坟,一定要带酒带肉。

中国文学鉴赏论文

——《浅谈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的历史是一个光辉的历史,它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虽然也曾经历了一些劫难,但仍然影响不了它那古老的韵味。如果你能醉心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的话,一定能感觉到它的渊博。综观世界文学的发展史,唯一能与之相匹配的并只有古希腊的文学。然而我认为古希腊的文学就相当于黄酒,入口很甜但回味起来却不是那么的深长。而中国的文学则不然,活脱脱的就象白酒;入口虽然有点难度但回味起来却是那么的深远悠长。  古希腊的文学与中国的文学的差异,就缘于地理位置上的差异;而造成文学上的差异。本应没有什么值得比较的意义,但文学的发展就是一个相互发现;相互借鉴的过程;以此来看的话就有点价值了。古希腊是一个航海国家,他们研究大多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有关。他们的商贸往来频繁,所以对数字的研究比较热衷。再加之航海上的一些需要,一些自然现象;以及一些物理上的知识并成了他们的研究对象。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认为世间万物是由水构成的,后来逐渐的发展为;火;土;原子等等;这一个个物质代表了他们一个个循序渐进的时代和奋斗的历程。而中国的早期哲学家认为基于阴阳两方面的平衡而生出万物的,接下来并发展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万物。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成就似乎比古希腊要先进一步!同时中国是一个陆地国家,生活的比较稳定。所以对生命存在的意义,以及一些思想上的东西比较热衷。  中国文学的主流莫过于文学,而文学的鼎盛期莫过于唐宋两代。我的一位国文老师曾对我说:“如果想写好文章,必须潜心于唐诗宋词的研究。将其读熟,以致于会背。把它读精,以至于会运用”。然而我则认为这句话说的不全面,中国的文学博大精深;岂是《唐诗宋词》可以概括乎?单就中国文学的起源《诗经》与《楚辞》来说,虽没有《唐诗宋词》那样的华章词句;但也体现了最早的文学思想。如《楚辞》的大胆设想,不正对应着李白的恣意妄为嘛!还有《元曲》的乐律,《孔孟》的深邃教义;多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抹却的辉煌;是每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不可或却的东西!综观中国的文学史是广袤的,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时代的成就可以替代的。  同时中国文学的发展史又是一个大起大落的历史。从《诗经》《楚辞》的起源,至《唐诗宋词》以及《元曲》的兴盛。再从明清两代的衰落,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后的变革。接下来就是文革时期的停滞,然后才是新世纪文学的产生。再从文体的形式来看又是逐渐向“民俗化”“大众化”发展的,发展成为每一个国人都可以研究的东西。最早时期文学的探究只限于“奴隶主”和“贵族阶级”,所谓“礼不上小人”“刑不上大夫”。这里的“小人”指的并是百姓,是最底下阶层。后来随着社会体制的变革而导致了宫廷政变,致使一些文人流落民间。这些流落民间的文人为了生存并开始“授徒讲课”,后来并形成了“十家”最后演变成“六家”。即:“儒,道;墨;法;名;以及阴阳家”。同时也为了适应新的“社会体制”,在隋唐年间并产生了科举制度。随着一些文人的“流落民间”和“科举制”的产生,中国的文学逐渐的向大众化民俗化发展了;不再属于贵族阶级的专利。从《唐诗宋词》的字斟句酌,到《元曲》的民俗化。再从明清时代的“老八股”,到五四新文学后的“白话文”;无不体现了这一种转变。  在此以前缘于秦朝的残暴,而秦朝的建立得于“法家”的帮忙。所以在汉代建立后并贬低了法家,同时缘于“儒家的仁治”;儒家思想并唐而皇之的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学。淹淹大国五千年孔老夫子的门生几乎占据了各个时代的政治角落,成为统领各家的主流文学。然而一种文学的思想是不可以长盛不衰的,儒家的文学在于不断的汲取各家的精髓来充实自己。唐诗的鼎盛期过后,宋代的诗已经没有太多的发展余地了。当时“禅宗”的思想十分盛行(禅宗实质上是佛学与道学的联合体),于是一些士大夫并吸取了“禅宗”的思想。将其灌入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宋词》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又一次创举。明清两代呈现一种闭关自守的状态,许多士大夫视西方的新文学为“夷狄“。直至鲁迅等人发起了新文学后,才又正视西方的文学。创造新的文学体裁,创造了又一个高峰。今天我们吸收了来自各个国家的文学精髓,同时又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各国;创造了世界文学的鼎盛局面。  鲁迅先生曾在他的作品《狂人日记》中写道:“翻开中国的历史,血淋淋的两个字;吃人“!然而我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包括鲁迅先生以及许多的文坛先辈。历史的发展需要有不同的文学思想,来适应当时的政治格局。思想难免会迂腐,有了迂腐就需要变革。于是并在这一代代的文人的推动下,文学才得以进步!

读《茶馆》有感  茶馆,彼此唠家常,谈山海经的地方。谁能想到它竟能折射出一大社会问题!除非友一位具有独特视角的大师使它“活”起来,否则茶馆平庸无奇,永远不会有更深的意义。而那个人便是老舍——一位语言大师,他用其独特的视角和手法使整部剧本的语言绽放生命的炫彩。  老舍出生于一北京大杂院中,一户舒姓的满族贫民家。父亲是护军,母亲靠洗衣赚钱。父亲早逝之后,生活更为窘迫,但幸运之神眷顾了老舍。一为慈善家资助老舍上学,使他收到良好教育。在老舍自身的不懈努力下。他渐小有成就。在之后的创作过程中,而是的境遇更是深深影响着他。而《茶馆》之所以有“小中见大”的特色,与其是平民出身也有密切联系。  同样,老舍的手法也是独一无二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全剧只有三幕,一幕一时段,干警、简洁,也十分容易表现剧情,从清末戊戌维新失败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再到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与其说是时间变迁不如说是历史变迁。人物表现年代,而年代又作为人物表现的背景,相辅相成,使小小一茶馆提升到不得不让人用看“历史剧”的眼光评审这部巨作。其二,尽管茶馆人呆,三教九流植被也不少。但是几位人物始终贯穿全剧,起着核心作用。一、王利发(茶馆掌柜)二、松二爷(胆儿小,人却不怀)三、常四爷(正义之士、十分爱国、体格健康)松二爷、常四爷两位茶客与王掌柜交情还不错而在这所谓“热闹”的茶观众,要找出几个掏心掏肺的件阿婆人还真不容易。听听!说的不是客套话便是奉承话。我虽不知老舍塑造如此的人物性格有何用意,至少通过这有点人情味儿和有“良心”的三人谈话使人更深刻的体会到世态炎凉啊!发人深思。其三,子承父业。这是几句疮痍有待讽刺意味的安排。剧中一幕幕地时代向前走,衣着也跟着前卫起来,客人的思想呢?!简直是幻包装不换内容。例如,原先看相面的糖铁嘴养一儿子,现竟“升级”为大师。刘麻子那说媒拉线行当竟让他儿子“发扬光大”变为“花花联合公司”(专给洋人、官员提供女招待与吉普女郎)。而吴祥子这老式特务到了儿子这辈儿竟改个名儿叫世袭特务。人哪!为何总在这方面“遵规守矩”呢?  老舍,无论您想传达予后人什么,至少《茶馆》让我们受益匪浅。我不能评说它的优劣,在如此剧你面前,我只有说声:“谢谢!谢谢您留予青少年如此宝贵的财富。”  【摘要】: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情感美是古典诗词内涵美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情感美主要包括五种情感:即深沉的爱国情、浓烈的思乡情、执着的男女情、美好的朋友情和温馨的骨肉情。中国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这种崇高伟大的情感美,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幸福、繁荣、稳定的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国;古典诗词;情感美  什么是情感?《现代汉语词典》说:“情感是对外界刺激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应,如喜欢、愤怒、悲伤、恐惧、爱慕、厌恶等。”[1]只要是正常的人,他就一定有情感。只要有情感,他就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予以表达。中国古典诗歌就是古代人们抒发情感的一个最为有效的工具。诗歌的本质是抒情的。陆机在他的《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2]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中也说:“诗者,吟咏性情也”。[3]我们今天阅读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留下来的那些洋溢着真情的伟大诗篇时,无不感到这种真挚的情感给我们带来的审美愉悦和震憾人心的力量。这种真挚的情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深沉的爱国情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个对人类文明有着重大贡献的民族,也是一个深深热爱自己祖国的民族。为了祖国的统一、民族的独立,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孕育了一大批热爱祖国的仁人志士,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爱国诗人。他们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深沉的爱国精神,是华夏历史上动人心魄的精神文明之花。他们留下来的无数诗篇,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如明代诗人杨继盛的《就义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这是诗人面对死亡高唱的充满凛然浩气的爱国壮歌。前二句大笔挥洒,极力渲染浩然正气,意在说明“天地有正气”。杨继盛本来就是个刚直不阿、胸怀浩然正气的人,仕进后更以忠直敢谏著称。他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进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后改兵部员外郎,力主抗击北方鞑靼人的侵入,因弹劾大将军仇鸾误国被贬狄道县典吏。仇鸾伏诛后,诗人复官,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弹劾奸相严嵩十大罪状,被严嵩迫害入狱。在长期监禁后,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被杀害。这首诗最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并不认为就义便是报国的尽头,临刑前他想到的是“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即活着未能斩除佞臣、尽到报效国家的责任,死后要继续用自己的忠魂实现报国之志。后二句直抒胸臆,痛快淋漓地抒发了诗人炽热无比的爱国热情,至死不忘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  二、浓烈的思乡情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炎黄子孙有着浓重的思乡情结,而思乡情结就是爱国情结的基础,很难想象一个连故乡都不爱的人会去爱国。思乡念国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她蕴涵着对故乡亲友的挚爱,对故乡山水的依恋。古代诗人写有太多的游子诗,抒发着各不相同却又极为相似的故乡之情。这些诗歌不追求奇特新颖的构思,更不要精工华美的辞藻,只是用深情的语句,写出远客思乡的殷殷深情。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秋月分外明亮,也特别清冷。对于孤身在外的人来说,最易触动旅思之怀,感受到客居的萧条,年华的易逝。凝望着明月,更易使人想起故乡,思念亲人。大概正是此情此景感染了李白,他挥毫写下了《静夜思》这首具有浓烈思乡之情的诗歌。  三、执着的男女情  男女情爱,本是人类生活中经常存在的普遍现象,因此在我国古代数量繁富的诗歌遗产中,爱情诗占了很大的比重。爱情诗在古代民歌中非常发达,从《诗经·国风》、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到唐代民间曲子词、明清民歌,歌唱爱情的篇章往往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在文人诗歌方面,上自屈原的《九歌》、汉魏六朝古诗,下至唐诗、宋词、元曲,爱情诗的数量也是很多的。我国古典诗词中的爱情诗,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多彩,真挚动人。它们表现了古人对爱情的强烈追求,爱情得到满足时的愉悦和欢乐,更多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生离死别引起的忧伤和痛苦。在我国古代众多的爱情诗中,写得最好、最感人的是那种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至死不渝、永不分离的爱情追求为内容的诗篇。如汉乐府诗歌《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全诗一开头,这位女子就向天发誓,表明了她与“君”的相爱关系,并希望他们之间的爱情永远不中断,不衰竭。为了表示自己对爱情的忠贞,她象放连珠炮一样,一口气列举了五种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从反面说明她“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的执着追求。只有高山成为平地,江水干涸不流,冬天雷声隆隆,夏季雪花飘舞,天地合为一体,她才与心爱的人断绝感情。而这五种情况都是不可能出现的,自然她与“君”的爱情也就不会“绝衰”了。诗中出现的各种景象相互之间并无联系,但在表达爱情的坚贞这条线上,却美妙地串成了一个抒情形象的整体。读了这首诗,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直爽、活泼而深情的女子活脱脱地站在我们面前。她对爱情的追求是那么至死不渝,纯洁热烈;誓言是那么干脆利落,不假雕饰。这种纯属真情的自然流露,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并深受感染。男女情爱的美好归宿,便是结为夫妻。有人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这从根本上亵渎了神圣的爱情。因为夫妻互爱是人世间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是家庭存在的重要基础,也是人类基本的道德关系之一。夫妻情笃是家庭和睦的核心内容,夫妻感情是家庭幸福的晴雨表。在我国古代的夫妻关系中,虽然受到男尊女卑的影响,但人们还是以相敬如宾,伉俪情深,富不易妻,白头偕老为美德,鄙弃那种见异思迁、喜新厌旧以及忘恩负义的卑劣行为。  在古代大量的爱情诗中,有不少描写夫妻恩爱的诗篇。如杜甫的《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这是一首一往情深、缠绵真挚的怀人诗。诗起笔即妙,题为“月夜”却不写作者自己看到的“今夜长安月”,而从千里之外落笔,以一“独”字见出两地相思。就表现手法来说,可谓一箭双雕。不说自己思念之苦,反关心妻子遥忆之悲,伉俪情深,溢于言表。“独”字更是意味深长,夫妻离散,两地相隔,故谓“独”,这是第一层义;儿女未谙世事,不知思父,不懂得母亲望月的心情,故谓“独”,这是第二层义。颈联描写妻子独自望月的形象。云鬟雾湿,玉臂生寒,可知站立良久,心往神驰。尾联“双照”反结“独看”,表达了作者心中的希望。在充满悲哀的日子里,只有希望才能给人以生存下去的慰藉。双照之下犹带泪痕,正是悲喜交集、痛定思痛的景象。诗人写情如此,真称得上是力透纸背。  四、美好的朋友情  友谊是人生旅途中激人奋进的伴侣,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之一;友谊是人生的需要,是朋友之间的高尚的情谊。它既是个人事业成功,生活幸福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关系到人际和谐,国家安定的一个重要方面。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生离不开友谊,事业离不开友谊。友谊是信任理解,是无私奉献,是高尚人格的体现。真正的友谊是人与心灵相通的亲密的关系,在一起时要相互激励,远离时要扬其善名,快乐时要与其共享,患难时则要共生死。这种友谊的特征是,在思想上互相帮助,在品行上互相砥砺,在学问上互相切磋,在事业上互相支持,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在中国文学史上,歌颂这种高尚真挚友谊的诗歌不胜枚举,如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这首诗是李白听到王昌龄遭贬时所作的一首抒发真挚友谊的诗歌,诗中表现了对王昌龄的深切同情。诗的前两句道出时间、环境及事件。时间是暮春,环境是飘飘扬扬的杨花和音似“不如归去”的杜鹃叫声,这一切带给人的无疑都是悲凉。在这种氛围里,听说王昌龄被贬到龙标,且已过五溪,岂不更令人忧伤?  后两句是抒情。人隔两地,难以相从,而月照中天,千里可共,所以诗人把自己的愁心寄与明月。让这颗愁心随着风。和着月,伴着不幸的友人直到夜郎西。因远隔万里,不能相见,而诗人的情感又那么强烈,难以抒发,难以寄托,只有通过千里可共的明月来“遥有此寄”。  李白与杜甫的交往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珍贵的一页。二人相处的时间虽然不算长,但二人友谊深厚,心心相印,离别后互相思念,留下了一些感人的诗篇。唐玄宗天宝三年初夏,李白与杜甫在洛阳首次相遇。从夏到秋,他们在粱(今河南省开封)、宋(今河南商丘)一带漫游。经过冬天小别之后,第二年又在东鲁相聚,直到秋天分手。分手后,杜甫欲去长安,李白则寓居沙丘。想起在一起时欢快的日子,想起二人诚挚的友谊,李白写下了《沙丘城下寄杜甫》这首诗:“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起首两句,诗人以自怨自责的意味写“我”:“我来竟保事?高卧沙丘城。”劈空一问,悬念陡起。诗人为什么对自己来沙丘城这么恼恨?难道仅仅是因为闲居无事吗?  三四两句写诗人所处的环境:瑟瑟秋风,老树孤立,这阵阵风声片片落叶给闲居人带来的是什么呢?接下来两句,点出了诗人当时的心情:“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声歌美酒,本来诗人平生钟爱之物,此时竟然提不起精神,引不起兴趣,这又是为什么呢?  诗写到这里,句句以“我”为中心。“我”的生活单调乏味,“我”的环境一片萧索,“我”的心情沉闷低落。这一切,似乎是诗人在向外人诉说自己的苦衷,与“思君(杜甫)”毫无关涉。直到最后两句“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笔锋陡转,照应了诗题,点明了主旨,读者一下子明白了诗人前六句的用意:这生活,这环境,这心情,这难以排遣的孤寂,原来都是出于对“君(杜甫)”的思念。  五、温馨的骨肉情  骨肉情深是一种美德,也是家庭中有关亲人关系的道德规范。中华民族历来提倡家人之间应该“相爱”、“相顾”、“友悌”、“和睦”,提倡兄友弟恭,尊卑长幼有序。也就是说,做长辈的,做兄姐的,要以疼爱友爱的态度对待子女弟妹,子女弟妹要以恭敬的态度对待长辈兄姐。只有这样,才能使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亲爱和睦,共同感受骨肉亲情的温暖和快乐。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不少描写这种骨肉情感的优美诗篇。这类诗篇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晚辈对长辈的孝敬之情。孝敬长辈尤其是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曾被儒家作为一切道德的根本。我们的民族文化具有重人伦的特征,而伦理文化的核心之一是“家庭孝敬”,尤其是对父母的孝敬。“百事孝为先”,自孔子始,孝德便被当作“仁之本”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所奉行的一条道德原则。孝是一种永远也不会过时的民族美德。从古至今,古典诗歌对于“孝”这个主题进行了无数次的赞美,对父母的天高地厚的恩德进行过无数次的讴歌。“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像春天阳光般厚博的父母之情,区区小草似的儿女怎么能报答于万一呢?究竟怎样才能报答父母比天高比海深的恩情呢?诗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回答。宋末诗人江万里的《水调歌头·寿二亲》词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首:“生日重重见,余闰有新春。为吾母寿,富贵外物总休论。且说家怀旧话,教学也曾菽水,亲意尽欣欣。只此是真乐,乐岂在邦君。 吾二老,常说与,要廉勤。庐陵几千万户,休戚属儿身。三瑞堂中绿醑,就满城和气,端又属人伦。吾亦老吾老,谁不敬其亲。”词的上片写作者为母亲生日祝寿,不谈富贵外物,只谈一些家常旧话。说自己粗茶淡饭,尽心孝敬赡养父母,使父母很高兴,并认为这是真正的乐事,也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下片写父母对自己的教导,做官要清正廉洁,要和百姓休戚相关。作者认为自己遵循父母的教诲,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在自己所辖之地,民风淳正,人际关系和谐,子女能孝敬父母。  古语云,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作者不仅在家能孝敬父母,而且在外能为国尽忠,很有民族气节。当元军攻陷家乡时,江万里大义凛然,赴水而死,以身殉国,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正因为作者感情真挚,诚心至孝,因而词中所流露出的孝敬父母的真挚感情,深深地感染着后代的每一位读者。  二是长辈对晚辈的舐犊之情。舐犊之情,人皆有之,谁人不关注儿女的成长?《责子诗》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别开生面的一篇名作。它洋溢着老父亲对儿子的爱,使人如欣赏一幅老父教子图。它不用传统严厉训斥的语言,而是带有诙谐戏谑的趣味:“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好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怀中物。”开篇两句勾画出一个垂老父亲的形象,白发苍苍,皮肉松弛。老了自然想到把希望寄托在儿辈身上,所以自然要写儿子。先总说一句,有五个男儿,却都“总不好纸笔”。五个儿子好像没有一个有成材的希望,那该怎么办。诗人淡淡地一收,假如天命如此,那还不如饮酒取乐,结尾好像很平淡,却表现出诗人对儿子们的爱。表面上数落它们,实际上带有点儿欣赏的味道。儿子们都非常天真可爱,没有沾染上世俗渴求功名利禄的习气。正因为如此,诗人在远离官场、躬耕田园时才会感到家乡的美好和亲情的温馨。  三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关爱之情。兄弟姊妹本是同根,情同手足,一旦离别,彼此思念,切切之情难以言喻。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表达了兄弟之间这种浓厚的关爱之情:“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前两句正面叙述对亲人的怀念,虽用语通俗,用意却十分缜密。劈头一个“独”字,点明只身客居的孤单;“在异乡”,表露自己远离故乡亲人的怅惘。作过气氛渲染之后,年轻的诗人告诉我们,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逢佳节”的,自然会“倍思亲”。其实,透过这诗句不难看出,诗人无时无刻不在思亲,只不过是适逢佳节,思念之情更强罢了。后两句诗人驰骋想象,描绘出一幅家乡亲人重阳登高、欢度节日的图画。这里诗人不直说自己在思亲,而是用烘托的方法,说兄弟们因“遍插茱萸少一人”而在思念自己。这种以揣摩别人而表现自我的方法,使所表达的感情更为含蓄深沉,也使诗中所表达的兄弟之间相互关爱的情怀更加温馨感人。  中国古典诗词中所表达的深沉的爱国情、浓烈的思乡情,执着的男女情,美好的朋友情和温馨的骨肉情,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优秀完美的道德规范以及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这种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情感美,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发展繁荣的巨大力量。我们认真学习中国古典诗歌中所蕴含的情感美,继承和发扬这种情感美的光荣传统,对于我们建设幸福、繁荣、稳定的和谐社会,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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