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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爱群居，住吊脚木楼。男女多经对歌相爱结婚。丧葬是土葬， 主要从事农业，土家族迷信鬼神崇拜祖先，最爱吃粑粑腊肉、油茶等食品，以过年最为隆重节日，家族日常主食除米饭外，菜肴以酸辣为其主。
土家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鄂、渝、黔交界地带的武陵山区。湖南省的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县，张家界市的慈利、桑植等县，常德市的石门等县。湖北省主要分布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来凤、鹤峰、咸丰、宣恩、建始、巴东、恩施、利川等县市，宜昌市的长阳、五峰两县；重庆市主要分布在渝东南的黔江、酉阳、石柱、秀山、彭水等区县；贵州省主要分布在黔东北的沿河、印江、思南、江口、德江等县。扩展资料土家族主要从事农业。织绣艺术是土家族妇女的传统工艺。土家族的传统工艺还有雕刻、绘画、剪纸、蜡染等。土家织锦又称“西兰卡普”，是中国三大名锦之一。土家族爱唱山歌，山歌有情歌、哭嫁歌、摆手歌、劳动歌、盘歌等。传统舞蹈有“摆手舞”、“八宝铜铃舞”及歌舞“茅古斯”。乐器有唢呐、木叶、“咚咚喹”、“打家伙”等。礼仪主要有：见面要互相问侯，家有来客，必盛情款待。若有是逢年节到土家人家里做客，主人还会拿出雪白的糍粑去烤，待烤得两面金黄开花时，吹拍干净，往里灌白糖或蜂蜜，双手捧给客人。有的地方给客人吃糍粑还有些讲究，即把烤好的糍粑给客人后，客人不得吹拍火灰，要接过就咬，这时主人会抢回去吹打拍净，蘸上糖再给客人。土家族节日：土家族民间非常重视传统节日，自年始至年终，可谓月月有节。正腊月间的年节（过赶年）、元宵节，二月社日、花朝节，三月寒食节、清明节，四月初八牛王节，五月端午节，六月初六向王节，七月乞巧节、女儿会、月半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九月初九重阳节，十月初一“寒衣节”等等，都是较为重大的节日。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土家族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土家族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意为本地人），有自己的语言，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大多数人通汉语，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聚居区还保留着土家语。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崇拜祖先，信仰多神。 土家族人口 土家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湘鄂川黔毗连的武陵山地区。即湖南省西部的凤凰、泸溪、永顺、龙山、保靖、桑植、古丈等县；湖北省西部的来凤、鹤峰、咸丰、宣恩、利川、恩施、巴东、建始、五峰、长阳等市县；贵州省的印江、镇远、思南、铜仁、松桃等市县；重庆市的酉阳、秀山、黔江、石柱、彭水等县。解放后，党和国家制定和落实民族政策，1957年1月3日中央统战部代表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确定土家族为单一民族。全国土家族人口有50余万人（1957年资料），其中湖南34万多人，湖北近20万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党的民族优惠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对武陵山区的湘、鄂、渝、黔民族地区群众恢复为土家族成份。现今土家族人口802万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仅次于壮、满、回、苗、维，在全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排第六位。 土家族主要从事农业。织绣艺术是土家族妇女的传统工艺。土家族的传统工艺还有雕刻、绘画、剪纸、蜡染等。土家织锦又称“西兰卡普”，是中国三大名锦之一。 土家族爱唱山歌，山歌有情歌、哭嫁歌、摆手歌、劳动歌、盘歌等。传统舞蹈有“摆手舞”、“八宝铜铃舞”及歌舞“茅古斯”。乐器有唢呐、木叶、“咚咚喹”、“打家伙”等。 礼仪主要有：见面要互相问候，家有来客，必盛情款待。若有是逢年节到土家人家里做客，主人还会拿出雪白的糍粑去烤，待烤得两面金黄开花时，吹拍干净，往里灌白糖或蜂蜜，双手捧给客人。有的地方给客人吃糍粑还有些讲究，即把烤好的糍粑给客人后，客人不得吹拍火灰，要接过就咬，这时主人会抢回去吹打拍净，蘸上糖再给客人。 1957年9月成立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1983年12月1日，成立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97年改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1984年11月设立四川省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84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1987年 湖北宜昌市的五峰县设为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后来还有潘家湾土家族自治乡。 日常食俗 土家族日常主食除米饭外，以包谷饭最为常见，包谷饭是以包谷面为主，适量地掺一些大米用鼎罐，煮或用木甑蒸而成。有时也吃豆饭，即将绿豆、豌豆等与大米合煮成饭食用，粑粑和团馓也是土家族季节性的主食，有的甚至一直吃到栽秧时，过去红苕在许多地区一直被当成主食，现仍是一些地区入冬后的常备食品。土家族菜肴以酸辣为其主要特点。民间家家都有酸菜缸，用以腌泡酸菜，几乎餐餐不离酸菜，酸辣椒炒肉视为美味，辣椒不仅是一种菜肴，也是每餐不离的调味品。豆制品也很常见，如豆腐、豆豉、豆叶皮、豆腐乳等。尤其喜食合渣，即将黄豆磨细，浆渣不分，煮沸澄清，加菜叶煮熟即可食用。民间常把豆饭、包谷饭加合渣汤一起食用。土家族平时每日三餐，闲时一般吃两餐；春夏农忙、劳动强度较大时吃四餐。如插秧季节，早晨要加一顿“过早”，“过早”大都是糯米做的汤圆或绿豆粉一类的小吃。据说“过早”餐吃汤圆有五谷丰登、吉祥如意之意。土家族还喜食油茶汤。 节庆、礼仪食俗 土家族民间十分注重传统节日，尤其以过年最为隆重。届时家家户户都要杀年猪，染成红、绿色，晾干而成），做绿豆粉、煮米酒或咂酒等。猪肉合菜是土家族民间过年、过节必不可少的大菜。每年农历二月二日称为社日，届时要吃社饭。端阳节吃粽子。糯米粑粑是土家族民间最受欢迎的食品之一。重阳节打粑粑，女儿“坐月”送粑粑，修房上梁抛粑粑。节日里馈赠亲友，一般也都是互送粑粑。除糯米粑粑外，还有高梁粑粑、小米粑粑、包谷粑粑等。腊肉是土家族的上等大菜。冬至一过，将大块的猪肉用盐、花椒、五香粉腌制好，吊挂在火炕上，下烧柏树枝田，烟熏而成。有的户腊肉存放两三年。切成块状的腊肉，肉质紧凑，呈殷红色，喷香诱人。逢年过节或亲朋临门，满桌的菜肴中，正上方必摆腊肉。土家族十分好客，平时粗茶淡饭，若有客至，夏天先喝一碗糯米甜酒，冬天就先吃一碗开水泡团馓，然后再以美酒佳肴待客。一般说请客人吃茶是指吃油茶、阴米或汤圆、荷包蛋等。湖南湘西的土家族待客喜用盖碗肉，即以一片特大的肥膘肉盖住碗口，下面装有精肉和排骨。为表示对客人尊敬和真诚，待客的肉要切成大片，酒要用大碗来装。无论婚丧嫁娶、修房造屋等红白喜事都要置办酒席，一般习惯于每桌九碗菜、七碗或十一碗菜，但无八碗桌、十碗桌。因为八碗桌被称勺吃花子席，十碗的十与石同音，都被视为对客人不尊，故回避八和十。土家族置办酒席分水席（只有一碗水煮肉，其余均为素菜，多系正期前或过后办的席桌）、参席（有海味）、酥扣席（有一碗米面或油炸面而成的酥肉）和五品四衬（4个盘子、5个碗，均为荤菜）。入席时座位分辈份老少，上菜先后有序。土家族的饮酒，特别是在节日或待客时，酒必不可少。其中常见的是用糯米、高梁酿制的甜酒和咂酒，度数不高，味道纯正。 祭祀食俗 土家族过去迷信鬼神，崇拜祖先，每逢年节都要大敬祖先，初一、十五也要进行小敬。祭祖的食品有猪头、团馓、粑粑、鸡鸭和五谷种等。有的在每餐饭前，先用筷子夹少量的菜插在饭上敬默一会儿，表示请已故先人先吃，然后自己才开始食用，农历六月六日为祭土王，每个村寨都要设摆手堂，将猪头、果品等祭品放摆手堂前。十月朔日祭冬，宰鸡鸭设筵宴客。此外，土家族还敬灶神、土地神、五谷神、豕官神，在修房造屋时祭鲁班，祭品除酒鲁班，祭品除酒肉外，还要一只大公鸡。 典型食品 土家族人最爱吃粑粑（糍粑）腊肉、油茶等食品，此外还有：合菜，土家族逢年过节最常吃的菜，时常同包谷烧酒一起上桌；团馓，土家族风味小吃，用糯米饭加工后炸制而成，常用来泡水当茶为客人洗尘；绿豆粉（米粉），用大米绿豆等原料制成；油炸粑，又名油香或“灯盏窝”，是以大米、黄豆为主要原料炸制而成。 [1][编辑本段]【历史由来】 土家族的先民与古代巴人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其来源，目前说法不一，一说为古代从贵州迁入湘西的鸟蛮的一部；另说是唐末至五代初年（910年前后）从江西迁居湘西的百艺工匠的后裔。史籍中将湘鄂西一带土家族称为“土人”、“土民”等，清末地方志中开始用“土家”名称。 今天的羌族正是古代羌支中保留羌族族称以及最传统文化的一支，与汉族、土家族、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僳僳族、普米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等为兄弟民族，皆出自古羌。 历史上封建领主经济从五代（907～979年）起就有一定发展，直至清朝雍正（1723～1735）年间“改土归流”时，逐渐过渡到地主经济。新中国成立前社会经济处于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社会改革，与苗族联合建立了2个自治州。 2 0 0 0 多年前，他们定居于今天的湘西、鄂西一带，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宋代以后，土家族单独被称为“土丁”、“土民”等。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土家族人民的意愿正式定名为土家族。 对于土家族的源流，一直以来史学界存在许多争议，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他们普遍认为，西元前400至600年，是巴人的国土巴子国（今重庆市）最兴旺的时期，但到西元前316年，巴子国却被秦国所灭。巴子国灭亡前后的一段时期，巴人开始从重庆一带往东迁移。从西元1300年开始，这一带的居民逐渐被统称为“土家”。 巴人演变成土家族的论据： 1、巴人和土家族族称发音相同。土家族自称“比兹卡”， 其中“比兹” 是名称本身，“卡” 等于“族” 或“家”。而古代与中古的巴人， 自称中也有带“比” 的音节，如地名方面，巴人曾经活动过的区域内有：湖南的白抵城、百曳滩，湖北的百节峒、北佳坪、白脊山、柏子山、白雉山，贵州的必际县，重庆的百节、柏枝山， 以及一些带有“鳖” 或“别” 的地名如“鳖县” 等。在人名、姓氏、族称方面，在巴人活动过的区域或历史中，有：胚氏、“斑子” 与班氏、“复夷”、比足齐、必际、鼻息等。 2、巴人和土家族均生活在一个多虎的环境且都有白虎神崇拜。巴人与土家族生活过的西南和中南地区， 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虎的环境，这在古籍《山海经》、《汉书》、《华阳国志》、《南齐书》、《蛮书》、《谈苑》、《虎荟》等古籍中，比比皆是。 巴人自称白虎后裔，有白虎神崇拜。《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说： “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华阳国志》记载，汉初的“板檐蛮” 又称“白虎复夷”。东汉繁长、张祥等题名的碑里列有两个“白虎夷王”，名叫资伟与谢节。入晋以后， “板檐蛮” 又有“弓弓头虎子” 的称号。南北朝末叶，鄂东长江沿岸的巴人中有自称属于“虎蛮”部族的。樊绰《蛮书》卷十说： “巴中有大宗，廪君之后也。……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 白虎之后也。” 可见，从西汉初年到唐代， 巴人或自称为“白虎夷”，或“虎子”、“虎蛮”。 3、巴人和土家族语言中有相同的词汇。这就是：虎称“李” 和鱼称“娠隅”。巴人与土家族都有虎称“李” 的词汇。巴人称鱼“娠隅”这个字例，与今天土家族的同类称呼相通。 4、巴人和土家族姓氏的相同据《世本》和《华阳国志·巴志》载，廪君之巴有五姓，而板檐之巴有七姓。关于巴人姓氏的研究，是与其起源、演变和融合有关的重要内容，因而历来学者均较为注意。潘光旦先生在其著作中，对巴人五姓与七姓的发展及下落作了详尽的考述。关于前五姓，他说：巴，除了廪君自己姓巴名务相以及战国时代有一个巴蔓子而外，作为一个姓氏，似乎没有在巴人区域里流传下来．而在汉人的区域里，却出现了一些姓巴的人-樊，有些带樊字的地名，如樊口、樊城等，或许与巴人的樊姓有关；可以和樊氏一起说到的是范氏和繁氏。瞫，直接以瞫字为姓的人，文献无证，但和在音读与形象上相同或相近的姓，如覃、潭、谭等，则尽有其例，它们都或多或少与巴人及其后裔土家人有关。相，据传后来演变为土家族的大姓向。郑，今土家人中亦有存在。 【土家姓氏】 《摆手歌》中有很多土家族人名，他们是：雍尼、布所、日客额、地额额、匠帅拔佩、洛雨、墨比卡巴、春巴嬷嬷、墨贴巴、傩贴巴、依窝嬷嬷、头嘎、西朗等。其中雍尼、春巴嬷嬷、依窝嬷嬷、西兰是女性，头嘎是中性人物，可男可女。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份职业。雍尼、布所是繁衍人类的始祖(相当于汉文化中的傩公傩母)，日客额、地客额是土家族先民中见义勇为的两个能人，匠帅拔佩是土家族先民中的英雄，洛雨是射日勇士，墨比卡巴是土家族先民中的大富豪，春巴嬷嬷是婴儿的守护神，墨贴巴是土家族先民中至高无上的天神，傩特巴是土家族先民中的吝啬者，依窝嬷嬷是土家族传说中造人的始祖，西兰是土家族先民中的织锦能手。 《梯玛歌》是土家族巫师梯玛唱的原始巫歌。其中也有些土家语人名。他们是：梯玛、春巴涅、巴沙、择土拔普、巴列查七等。他们各有一份职业，梯玛是土家族做法事的巫师，春巴涅、惹巴涅是土家族传说中追赶太阳的两姐弟，巴沙是土家族传说中的命运之神，择土拔普是土家族先民中得高望重的长者，巴列查七是土家族先民中十分能干的女人。 关于土家族田氏的来源：容美土司先祖叫——墨施什用，“墨施”在土家语中称为“天王”之意或“首领”之称，随着容美土司逐步与汉文化交融，由“墨”到“天”，再由“天”到“田”，墨→天→田，就是容美田氏的真正来源。 其他的土家族姓氏（向、彭、覃、冉）亦可考证由当地巴人先祖所演化。 在渝东地南、黔东北及湖南凤凰、龙山，有一个较大的姓氏——杨氏。民族自称为：“廪卡人”（字辈为再、正、通、光、昌、胜、秀）杨氏是现今当地土家族的。“彭．白．李，田，冉，杨、谭、向“所谓八大姓之一．在秀山杨氏人口尤多．光绪《绣山县志》卷13《土官志》即云：“于时种落豪长杨，田．彭、向称大娃，而杨氏尤强．‘现令仅秀山一地，此杨氏的人口即达6万以上。关于杨氏的来源，根据当地方志与《杨氏族谱》记载皆谓系唐末诚州刺史杨再思之后。但有的又根据《杨氏族谱》上记载：“再思父居忠，以隋宗室避唐隐于播州，即古黔中夜郎故地也，①从而推断杨氏出自古代巴族。根据调查研究．杨再思系侗人，川黔边杨氏即为杨再思后裔．无疑应源于侗族．但杨氏源于侗族，并不排斥其为现今的土家族的一个组成部价。 思南田氏，分布于黔东、黔东南、湖南凤凰一带。其先田佑恭，是由蛮人首领而归顺朝廷，而不是招服蛮人的世族，史载:“皇朝平蜀，思州不预，大观元年蕃部长田佑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而夔路化外州郡凡十，而思居其首[18]。”墓志铭有载:“元符二年，以善干蛊授教练使”。“善干蛊”意为能继承父业，教练使也不是宋朝官制。田佑恭遗言:“吾自入仕仅五十年，历事三朝”，说竟达五十年，夸耀时间之长，显然不会超过五十年，否则说:“五十余年”更见其长。佑恭卒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元符二年(1099)距此达五十五年，而且绍兴为高宗年号，依次上推为钦、徽。而元符为哲宗年号，不说历事四朝。都证明“入仕”始自大观元年(1107)，则元符二年尚是蛮夷首领，教练使为蕃部自设长官；还有，田佑恭自称“素不读兵书”，或本不识汉字；其汉礼习自“客夏大均”[19]，或只识夷俗，均说明田佑恭本为蛮人而不是客居蛮地的汉人 最早记载土家族人名的典籍是《论语》。《论语》中有位楚狂人叫接舆，因为接舆的老祖宗是土家族祖先之一的彭铿，所以接舆为土家族人名是没有多大问题的。接舆这个人名结构与土家语人名结构一致，汉人绝不会取这样的人名。 到了汉代，土家语人名逐渐见于史册。有一位活动于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57年)的娄中(今桑植、慈利一带)精夫(土家语“好汉”的意思)相单程，系东汉充县车革(土家语地名，在今湖南省桑植县廖家桥村)人。他曾与大名鼎鼎的伏波将军马援争战而被载入《后汉书》和《资治通鉴》等史册。 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家族人名受汉文化的浸润，在取名的格式上，逐渐向汉语人名格式靠拢，形成了三字格：姓名=姓+字派+名；或者是二字格：姓名=姓+名。土家族中的仿古人名。在中古时期的土家族人名中，有一部分几乎原封不动的仿古人名。如在五代时期，湖南省龙山县有两位土家族酋首，一位叫惹巴冲，另一位叫春巴冲。土家语人名中的冲、送、宠、踵都是同一音节的不同记音。其意思是“好汉”。有的人说，“冲”、“送”、“宠”、“踵”的意思是酋首或官，很值得商榷，因为土家语将酋首或官员称之为“嘎麦”，至今尚未发现土家语中的冲、送、宠、踵是酋长和官员的有力证据。而惹巴冲和春巴冲就是仿用《梯玛歌》中的惹巴涅和春巴涅。本来春巴涅是女性，由于春巴冲对春巴涅十分崇拜，他不管女性与否，还是照仿不误。 土家族人名由原来无姓发展到有姓，到后来还有自己的堂号和家谱，基本上汉化了。土家族常常把表示“小”的土家语嵌入人名中表示爱称。土家语中的“俾”就是小的意思。如小伙子，土家语称之为“阿可俾”；如小姐，土家语称之为“阿打俾”。凡是土家语人名有小的爱称，常常加“俾”为后缀。土家语人名加“俾”为爱称在中古时期十分盛行。如：明朝容美土司第七代土司叫白俚俾 。他姓田，不姓白。“白俚俾”是土家语，意思为小孩子。他虽然是庶出，但从小被父母溺爱，使他个性恶性膨胀，长大以后弑父兄，夺取土司王位。还有明代保靖大喇司两江长官司的一个长官叫彭药哈俾，其中“彭”是姓，“药”的土家语意思是排行末尾的小孩子，“哈俾”就是父母对他的爱称了，直到今天在土家语地区还沿袭这一取名方式。在土家语地区“四佬俾”、“壳哈俾”、“务卡俾”、“安哥俾”等爱称比比皆是。 汉文化对土家族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五代。当时的江西彭氏主政湘西后，汉文化源源不断涌了进来。原来湘西土家族地区没有姓氏的酋首吴撮冲、惹巴冲、春巴冲等退下了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彭、田、向、覃等大姓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一上台其势力就浩浩荡荡不可阻挡。这些大姓的头面人物粉墨登场，成了割据一方的土司霸主。迫于权势，原来没有姓氏的土家民众纷纷附姓彭、田、向、覃等，因此，一连串的汉语人名出现在土家族的历史册簿中。 与此同时，根据人类学的互渗律，各种文化之间是相互渗透的。汉文化浸润了土家语人名，土家语人名也有一种反渗透的能力。如上文所说，江西籍的溪州刺史彭仕愁，他还有个土家语人名墨夫送，他的大臣向宗彦的土家语人名叫涅壳赖。到了明代，土家语人名出现土、汉结合的情况，如两江口土司叫彭药哈俾、彭大虫可宜，保靖宣慰使彭南木杵、南谓州土司彭驴总可宜、彭始祖俾、彭惹郎送、彭慨主俾，白崖峒土司张麦直踵，百福司土司向坐海乐俾、漫水土司向墨贴送、卯洞土司向喇喏、向那吾等等。有的土司和土家族头面人物完全是土家语人名，摆脱了姓的束缚，说明仍有历史遗存。如南谓州土知州恕律、始主俾、惹即送，上溪州土知州墨直冲，麦着黄峒土长官墨和冲、答谷踵、答洛踵，驴迟峒土长官达迪，尔莫踵、麦贴踵，田家峒土长官麦依送、麦和送、麦答送、梭亚等等！只有这样才能过的很好！知道吗？]【服饰】 土家族妇女传统服饰土家族女装为短衣大袖，左袄开襟，滚镶2～3层花边，镶边筒裤；男装为对襟短衫。“过赶年”，即提前l～2天过年，是其重要节日。土家族男子穿琵琶襟上衣，缠青丝头帕。妇女着左襟大褂，滚两三道花边，衣袖比较宽大，下着镶边筒裤或八幅罗裙，喜欢佩戴各种金、银、玉质饰物。[编辑本段]【民居】 土家族爱群居，爱住吊脚木楼。建房都是一村村，一寨寨的，很少单家独户。所建房屋多为木结构，小青瓦，花格窗，司檐悬空，木栏扶手，走马转角，古香古色。一般居家都有小庭院，院前有篱笆，院后有竹林，青石板铺路，刨木板装壁，松明照亮，一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宁静生活。 现在的土家族大多居于木质吊角楼，一般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 依山的吊角楼，在平地上用木柱撑起分上下两层，上层通风、干燥、防潮，是居室；下层是猪牛栏圈或用来堆放杂物。房屋规模一般人家为一栋4排扇3间屋或6排扇5间屋，中等人家5柱2骑、5柱4骑，大户人家则7柱4骑、四合天井大院。4排扇3间屋结构者，中间为堂屋，左右两边称为饶间，作居住、做饭之用。饶间以中柱为界分为两半，前面作火炕，后面作卧室。吊脚楼上有绕楼的曲廊，曲廊还配有栏杆。 从前的吊脚楼一般以茅草或杉树皮盖顶，也有用石板当盖顶的，现在，鄂西的吊脚楼多用泥瓦铺盖。吊脚楼的建造是土家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第一步要备齐木料，土家人称“伐青山”，一般选椿树或紫树，椿、紫因谐音“春”、“子”而吉祥，意为春常大，子孙旺；第二步是加工大梁及柱料，称为“架大码”，在梁上还要画上八卦、太极图、荷花莲籽等图案；第三道工序叫“排扇”，即把加工好的梁柱接上榫头，排成木扇；第四步是“立屋坚柱”，主人选黄道吉日，请众乡邻帮忙，上梁前要祭梁，然后众人齐心协力将一排排木扇竖起，这时，鞭炮齐鸣，左邻右舍送礼物祝贺。立屋坚柱之后便是钉椽角、盖瓦、装板壁。富裕人家还要在屋顶上装饰向天飞檐，在廊洞下雕龙画凤，装饰阳台木栏。 土家人还在屋前屋后栽花种草，各种果树，但是，前不栽桑，后不种桃，因与“丧”“逃”谐音，不吉利。 吊脚楼有很多好处，高悬地面既通风干燥，又能防毒蛇、野兽，楼板下还可放杂物。吊楼还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优雅的“丝檐”和宽绰的“走栏”使吊脚楼自成一格。这类吊脚楼比“栏干”较成功地摆脱了原始性，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被称为巴楚文化的“活化石”宗教信仰】 土家族处于原始宗教崇拜阶段。有祖先崇拜、自然崇拜、英雄崇拜、图腾崇拜等多种形式。其祖先崇拜为土王、八部大神、向王、向王军，这些都是土家早期的祖先神，认为其灵魂可以庇护本民族的繁荣昌盛。建有庙、祠堂，定期祭祀。对自然崇拜，认为万物皆有神。日、月、星、辰、雷、雨等等。另外还信仰梅山神、梯玛神。狩猎时要拜祭。“阿密麻玛”、土地神、岩石神、火神、水神等等。图腾崇拜其内容则是崇拜远古时期的英雄，或祖先。如土家族信仰"白虎图腾"。传说八部大神是喝虎奶长大的，其先祖是虎。“虎”又是英雄形象，传说白帝天王三兄弟被 皇帝毒死后，变成三只白虎，坐在金殿宝座上。皇帝惊恐万状，只好封他三兄弟为白帝大王，并立庙祭祀，三只白虎才离开。人死后变虎，虎也可变人。敬祭白虎，各地都有白虎庙，有的家里神宪上供有白虎神位，以求保佑平安。 受汉族影响在宗教方面，主要迷信鬼神，崇拜祖先。这些神不是他们自己的神。过去有巫师驱鬼。有的地方信道教。每逢年节都要大敬祖先，初一、十五也要进行小敬。祭祖的食品有猪头、团馓、粑粑、鸡鸭和五谷种等。有的在每餐饭前，先用筷子夹少量的菜插在饭上敬默一会儿，表示请已故先人先吃，然后自己才开始食用，农历六月六日为祭土王，每个村寨都要设摆手堂，将猪头、果品等祭品放摆手堂前。十月朔日祭冬，宰鸡鸭设筵宴客。此外，土家族还敬灶神、土地神、五谷神、豕官神，在修房造屋时祭鲁班，祭品除酒肉外，还要一只大公鸡。 白虎崇拜：白虎在土家人的心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土家族自称是“白虎之后”。相传，远古的时候，土家族的祖先巴务相被推为五姓部落的酋领，称为“廪君”。廪君率领部落成员乘土船沿河而行，行至盐阳，杀死凶残的盐水神女，定居下来。人民安居乐业，自然廪君也深受人们的爱戴。后来廪君逝世，他的灵魂化为白虎升天。从此土家族便以白虎为祖神，时时处处不忘敬奉。每家的神龛上常年供奉一只木雕的白虎。结婚时，男方正堂大方桌上要铺虎毯，象征祭祀虎祖。 除了进行宗教式的虔诚敬祭，土家人的生活中也随处可见白虎的影子。其意用虎的雄见来驱恶镇邪，希翼得到平安幸福。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有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鄂、渝、黔交界地带的武陵山区。湖南省的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县，张家界市的慈利、桑植等县，常德市的石门等县；湖北省主要分布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来凤、鹤峰、咸丰、宣恩、建始、巴东、恩施、利川等县市，宜昌市的长阳、五峰两县；重庆市主要分布在渝东南的黔江、酉阳、石柱、秀山、彭水等区县。扩展资料：族称土家族自称“毕兹卡”、“密基卡”或“贝锦卡”，意为“土生土长的人”。历史上，土家族先民被称为“蛮”或“夷”。宋代以前，居住在武陵地区的土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 。宋代以后，土家族就单独被称为“土民”或“土蛮”等 。改土归流后，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加，“土”、“客”、“苗”往往对举，以对武陵地区的土家、汉、苗三族进行区分。“土家”作为族称，是在较晚时期出现的。民国时期的《咸丰县志》将土司后裔的“支庶之家”称为“土家”，而将当地汉族移民称为“客家”
《小偷家族》讲述了几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在机缘巧合下走到了一起，住在同一屋檐下，组成了这个社会上平凡的一家六口。小偷家族，其实是说，这是一个偷来的家庭。影片没有给出明确的道德标准，更多的是引导观众去感受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对于背景的表述也多数通过人物对话隐晦地给出，但由于剧情节奏太慢，很难留意到这里面的暗线和伏笔。聊作解析，一家之言。翔太是从车里被大治救出来的。日本发生过很多父母把孩子锁在车里然后导致孩子死亡的案例。后面大治砸车窗拿包呼应了这一行为，是他在偷窃是发现了车里的翔太然后带回去的。大治告诉翔太，不能在家学习的孩子才会去上学，便利店里的东西是无主的。在翔太给由里讲述这些的时候，他心里已经产生了怀疑。便利店老爷爷的告诫和后来的去世，让他萌发了告别偷盗行为的想法。翔太偷了橙子逃跑，一方面是为了掩护由里，另一方面也是有故意被抓的想法。但他从天桥上跳下去的行为，说明他当时对于要不要被抓还是犹豫的。大治说到破窗器，后来很多地方都拍翔太在打磨工具，可能就是在做破窗器。但大治后来打破车窗想偷包时候，翔太却不愿意配合他，表示这时他意识觉醒并开始否定偷盗行为。可乐饼出现的次数很多，这在翔太看来是唯一可以吃得安心的东西，因为这只能是买来的。信代陪由里烧了裙子，说明由里对裙子有心理阴影。后来由里妈妈又以买裙子的名义引诱由里，这笑容和之前的暴躁形成鲜明对比，预示了由里的处境并没有改善。
社会家庭因素小偷家族》是是枝裕和执导的剧情片，由中川雅也、安藤樱、松冈茉优等出演，于2018年6月8日在日本上映、8月3日在中国公映。《小偷家族》主要讲述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平时靠偷盗来维持生计，家庭成员分别有：靠冒领救济金维持生计的初枝奶奶；没有固定工作，经常去偷窃日用品的一家之主柴田治；在洗衣店打工，收入微薄的家庭主妇信代；靠援助获得收入的孙女亚纪；信奉“不能在家学习的孩子才去学校上学”儿子祥泰。
小偷家族中生活是他们“偷”来的，家人也是他们“偷”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每个人都有额外的社会支系网络，而所有的网络又得以来共同维持这个家
很多年没看日本电影了，记得上一次看的是《日本沉没》，听说《小偷家族》反响不错，特意去观看了，觉得整个影片很细腻，对生命的抛弃和生存的尊重表达是影片的主线，揭示了当代日本底层人民生活的一个侧面，虽然不那么轰轰烈烈，但是更能刻画入心。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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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题的写法[2]毕业论文只能有一个主题（不能是几块工作拼凑在一起），这个主题要具体到问题的基层（即此问题基本再也无法向更低的层次细分为子问题），而不是问题所属的领域，更不是问题所在的学科，换言之，研究的主题切忌过大。因为涉及的问题范围太广，很难在一本硕士学位论文中完全研究透彻。通常，硕士学位论文应针对某学科领域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并得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二）题目的写法毕业论文题目应简明扼要地反映论文工作的主要内容，切忌笼统。由于别人要通过你论文题目中的关键词来检索你的论文，所以用语精确是非常重要的。论文题目应该是对研究对象的精确具体的描述，这种描述一般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研究结论，因此，我们的论文题目不仅应告诉读者这本论文研究了什么问题，更要告诉读者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三）摘要的写法毕业论文的摘要，是对论文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其他人会根据摘要检索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因此摘要应包括：对问题及研究目的的描述、对使用的方法和研究过程进行的简要介绍、对研究结论的简要概括等内容。摘要应具有独立性、自明性，应是一篇完整的论文。（四）引言的写法一篇毕业论文的引言，大致包含如下几个部分：1、问题的提出;2、选题背景及意义;3、文献综述;4、研究方法;5、论文结构安排。问题的提出：讲清所研究的问题“是什么”选题背景及意义：讲清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来研究，即阐述该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对国计民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文献综述：对本研究主题范围内的文献进行详尽的综合述评，“述”的同时一定要有“评”,指出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讲出自己的改进思路。研究方法：讲清论文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安排：介绍本论文的写作结构安排。“第2章，第3章，……，结论前的一章”的写法是论文作者的研究内容，不能将他人研究成果不加区分地掺和进来。已经在引言的文献综述部分讲过的内容，这里不需要再重复。（五）结论的写法结论是对论文主要研究结果、论点的提炼与概括，应准确、简明，完整，有条理，使人看后就能全面了解论文的意义、目的和工作内容。主要阐述自己的创造性工作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本学术领域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同时，要严格区分自己取得的成果与导师及他人的科研工作成果。
参考鲁如坤主编的《土壤农化分析》，里面有几乎所有土壤基本理化性质测定的方法、原理、步骤等，除了速效磷、速效钾、有机质外，还有pH、总磷、全钾、总氮、速效氮、CEC、土壤机械组成等。
在土壤PH值大于、等于7时不能被植物吸收。 土壤中铁的含量是相当高的，一般可达3%左右，引起缺铁的原因在于土壤条件。土壤中铁的有效性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土壤的酸碱度（即pH值）和氧化还原电位，强烈影响到土壤中铁的有效性。 由于铁沫极易氧化成3价铁，只有在酸性土壤长期处于水淹状态，三价铁才被还原成溶解度很大的亚铁（二价铁），土壤中对植物有效的铁大大增加。所以，提高土壤酸度是补铁的主要手段，苏铁的PH5--5。
地下室防水施工与监理 【作者中文名】 卢滨; 【作者单位】 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文献出处】 广东建材, Guangdong Building Materials,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地下室防水; 防水混凝土; 卷材防水; 施工缝; 【摘要】 本文通过对广州市某大厦地下室防水的施工案例,介绍防水混凝土、卷材防水及、施工缝的施工工艺,并结合现场施工做法和监理工作进行分析。 【DOI】 CNKI:SUN:GDJC2008-01-059 【相似文献】[1] 梁柳林 谈谈地下室防水混凝土原材料的选择及配合比设计[J] 沿海企业与科技, 2006,(08) [2] 李耀扬, 汤衍祥 地下室防水工艺的改革[J] 铁道建筑, 1993,(02) [3] 李政, 刘福春 鞍山阳光大厦地下室防水混凝土施工[J] 建筑技术, 2000,(04) [4] 赵志军, 孔柏玉, 谷晓辉 地下室防水新理念与技术的成功实践[J] 重庆建筑, 2003,(04) [5] 杨文田 防水混凝土的配制与施工要求[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1996,(02) [6] 檀文斌 广州新大厦地下室防水工程施工[J] 广东建材, 2006,(04) [7] 卢滨 地下室防水施工与监理[J] 广东建材, 2008,(01) [8] 扬邦治 防水混凝土的研究[J] 铁道建筑, 1986,(05) [9] 陈业明 高层建筑地下室防水混凝土工程质量监理要点[J] 建设监理, 1996,(02) [10] 王勇 地下室防水新技术与应用[J] 广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2,(04) 地下室防水设计 【作者中文名】 高翠凤; 【作者单位】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工业加工区开发总公司 福建漳州; 【文献出处】 科技资讯, Science & Technology Information,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7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地下室防水设计; 等级; 难点; 【摘要】 地下室的围护结构经常受到各种水的侵蚀,为保证地下室具有良好的使用环境、使用条件和使用年限,应做好地下室防水设计。本文主要针对地下室防水设计的问题展开论述。 【DOI】 CNKI:SUN:ZXLJ2008-07-069 【相似文献】 [1] 高翠凤 地下室防水设计[J] 科技资讯, 2008,(07) [2] 梁琪瑶, 古永保, 易伟霞, 陈建新, 温洛, 郭志勇, 贺小西, 郑绍勋 紫外线辐射强度预报[J] 河南气象, 2001,(02) [3] 邵奎仲 等级面粉生产工艺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J] 黑河科技, 2003,(02) [4] 邢志栋, 刘兴昌 泥石流区域环境量化分析[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8,(03) [5] 王升堂 安徽省舒城县土地适宜性评价研究[J] 皖西学院学报, 1999,(02) [6] 代学珍 河北省区域开发增长极系统的确定[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9,(04) [7] 张田林 电表读数要考虑电表的准确度[J] 物理实验, 2000,(05) [8] 孙振营, 胡洪安 定量型多指标决策的层次分析法探讨[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8,(03) [9] 孙波, 赵怡 投资的收益和风险的数学模型及算法研究[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01,(04) [10] 焦明连 论低等光电测距导线的技术标准[J] 化工矿物与加工, 199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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