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影响当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房 宁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影响广泛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三大社会思潮，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与冲突，鲜明表达了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在急剧变动的时代的感受与愿望。自由主义立足于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之上，扮演着哺育新阶级的乳母和代言人的角色；民族主义则以挑战全球化内在逻辑的姿态，对自由主义给予中国未来选择发出强烈质疑；“新左派”承袭世界主流思潮的考问现代性的批判性话语风格，将反思传统社会主义与批评资本主义、西化潮流熔于一炉。每一种思潮都有它的历史渊源与学术背景，彼此间呈现出既有重大分歧又有密切关联的特质。本文通过岁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的评析，试图展现当代中国思想界沉浮分化、进退起伏的图景，帮助读者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与变迁。改革开放的26年，是中国社会思想界空前活跃的26年。 1978年底，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中国发生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乃至政治体制都已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巨大的社会变迁自然也反映到中国人的精神领域，对中国人尤其是对年轻一代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犹如“万花筒”，世界上所有的社会学说、思想流派几乎都能在中国找到其踪影。但改革开放以来，真正能在中国社会形成广泛影响、构成社会思潮的思想意识却并不很多，其中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最具影响，是值得人们关注的三大社会思潮。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是社会现实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映，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精神表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等三大思潮突出而集中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反映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在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中的感受、经验以及他们的愿望。关于社会思潮与社会生活的关联可以从三重意义上加以把握。思想生发于问题。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和矛盾是社会思想的原动力，问题与矛盾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去寻求解决方案，并最终导致了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立场决定观念。任何一个社会的思想观念从来都不是单一的，面对同样的社会现实，思想反映却一定是多种多样的。多种思想观念并存，反映了人们因立场和经验不同而产生的相互区别对立的意志和愿望。公众筛选思潮。面对社会的问题与矛盾，人群中会产生许多想法与观念，但最终能形成具有广泛性、流行性，称得上社会思潮的并不多。社会思潮是那些最能集中和鲜明地反映部分社会群体利益的思想观念。社会思潮以社会实践为宏大背景，广泛反映群众的社会心理，与人们的经验相契合，与之共鸣，为之接受。社会思潮总是在两个层面上存在和发展，首先是社会心理形态，即群众的社会意识中的共同心理倾向。这一层面的社会思潮只能通过社会调查统计加以了解把握，可称之为统计意义的社会思潮；社会思潮的第二个层面是观念形态的，主要通过具有一定观察、思考与概括能力的并掌握一定话语权知识分子，将群众意识进行概括和表达，他们是社会思潮的表述者。这一层面的社会思潮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学说、理论，可称之为文献意义上的社会思潮。社会思潮中涌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们的著述、学说，从一个侧面反映所代表的思潮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推动着思潮，但任何思想家、理论家的思想言论都不能等同于思潮本身。社会思潮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外部边界。流行于当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都源自社会，具有现实的基础。同时，它们又反馈于社会实践，反作用于社会现实，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透视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透视社会思潮，可
传承与嬗变-----美国浪漫主义文学浅说 浪漫主义思潮于1820年至1860年间在美国盛行。而此时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已经趋于衰微，逐渐被现实主义思潮所代替。浪漫主义思潮在欧洲各国的发展也不尽相同，美国作为后起之秀对欧洲各国浪漫主义的吸纳表现出综合性的特征。在19世纪初期，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曾在美国掀起一阵狂热，但是持续时间较短。20年代末德国浪漫主义思想经斯塔尔夫人、柯勒律治、托马斯�6�1卡莱尔的过滤介绍被美国大学学子视为经典，催生出美国浪漫主义的新生儿超验主义。然而超验主义对散文和诗歌的偏爱、对小说的排斥虽然代表了清教主义的正统思想，却不符合浪漫主义崇尚自由的思想，也无法吸引大众读者。此时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大众读者需要的是轻松、娱乐、想象性的读物，小说是他们的首选。美国作家面临艰难的处境：他们的作品既要拥有大量的读者，又要符合批评界的常识标准——真实。从洛克的经验哲学发展而来的常识哲学使得维护清教传统的美国人越发将事实和想象看成对立的两极，无法调和共存。美国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发现。他们无法创造绝对的真实，所以只能借助罗曼司已经获得的想象的诗学许可进行自由的创作。美国小说家对中世纪罗曼司中的爱情故事和超自然现象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唯一需要的是浪漫主义所崇尚的想象力和罗曼司所具有的自由表达想象的特权。浪漫主义时期开始于十八世纪末，到内战爆发为止，是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华盛顿�6�1欧文出版的《见闻札记》标志着美国文学的开端，惠特曼的《草叶集》[2、3、4]是浪漫主义时期文学的压卷之作。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是美国文学的繁荣时期，所以也称为“美国的文艺复兴。” 19世纪初，美国完全摆脱了对英国的依赖，以独立国家的身份进入世界政治舞台。这时期作家们跟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一样，强调文学的想象力和感情色彩，反对古典主义的形式和观点，歌颂大自然，崇尚个人与普通人的思想感情，并且寻根问祖发幽古思情。美国社会的发展哺育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学”。年轻的美国没有历史的沉重包袱，很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历史上西部扩张时期，到1860年领土已开拓到太平洋西岸。到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已由原来的十三个州扩大到二十一个州，人口从1790年的四百万增至 1860年的三千万。在经济上，年轻的美国经历向工业的转化，影响所及不仅仅是城市，而且也包括农村。蒸汽动力在工、农业生产上的运用、工厂的建立、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以及科技上的发明创造使经济生活得到了重组。另外，大量移民促进了工业更加蓬勃的发展。政治上，民主与平等成为这个年轻国家的理想，产生了两党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国家的文学和文化生活。随着独立的美国政府的成立，美国人民已感到需要有美国文学，表达美国人民所特有的经历:早期清教徒的殖民，与印第安人的遭遇，边疆开发者的生活以及西部荒原等。这个年轻国家的文学富有想象，已产生了一种文学环境。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出现了一大批文学读者，形成了十九世纪上半叶蓬勃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思潮。 外国的，尤其是英国的文学大师对美国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作家由于秉承了与英国一样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同英国一样的浪漫主义风格。欧文 (Irving)、库柏(Cooper)，坡(Poe)，弗伦诺(Freneau)和布雷恩特(Bryant)一一反古典主义时期的文学样式和文学思潮， 开创了较新的小说和诗歌形式。这一时期大多数美国文学作品中，普遍强调文学的想象力和情感因素，注重生动的描写、异国情调的表达、感官的体会和对超自然力的描述。美国作家特别注意感情的自由表达和人物的心理描写。作品中的主人公富有敏感激动的特质。注重表现个人和普通人是这一时期作品的强烈倾向，几乎成了美国的信仰。富雷诺、布雷思特和库柏等人的作品对客观自然的描写有强烈的兴趣。富雷诺在"帝国的废墟"主题中对过去情景的描写绘声绘色，布雷恩特对北美五大湖区的史前印第安人描述引人入胜，欧文对哈德逊河传说的巧加利用炉火纯青，库柏的长篇历史小说深入细致。总的来说，美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上接英国文学传统，下开美国文学之风。 虽然美国文学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但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学作品表现的却是富有美国色彩的浪漫主义思想。“西部开拓”就是一个说明美国作家表现自己国家的恰好的例子。他们大量描述了美国本土的自然风光:原始的森林、广袤的平原、无际的草原、沧茫的大海、不一而足。这些自然景物成为人们品格的象征，形成了美国文学中离开尘世，心向自然的传统。这些传统在库柏的《皮袜子的故事》(Leather Stocking Tales〉、梭罗的《沃尔顿》 (Walden)以及后来马克�6�1吐温的《哈克贝里�6�1芬历险记》(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中都得到了明显的表现。随着美国民族意识的增长，在小说、诗歌中美国人物都越来越明显地操本地方言，作品多表现农民、穷人、儿童以及没有文化的人，还有那些虽然没文化但心地高尚的红种人和白种人。美国清教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对美国人的道德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美国文学中也留下了明显的印迹。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比起欧洲文学， 美国文学的道德倾向十分浓厚。在霍桑(Hawthorne)、梅尔维尔(Melville)以及其他一些小作家的作品中加尔文主义的原罪思想和罪恶的神秘性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美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足能标炳的是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运动。该运动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新英格兰的先验主义俱乐部。本来，这个超验主义只是对新英格兰人提出来的。它是针对波士顿的唯一神教派的冷淡古板的理性主义而提的。而后来逐渐影响到全国，特别是在高级知识分子和文学界人士当中影响颇大，成为浪漫主义运动的核心。超验主义，它崇尚直觉，反对理性和权威，强调人有能力凭直觉直接认识真理，人能超越感觉获得知识。超验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是爱默生(Emerson)[5]和梭罗(Henry Davd Thoreau)，他们的作品对美国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超验主义理论的奠基人是爱默生，他的《论自然》曾被称为超验主义理论的“圣经”。超验主义“承认人类具有本能了解或认识真理的能力，能够超过感官获取知识”。爱默生[5]曾说：“只有人心灵的尊严才是最神圣的。”超验主义还认为自然是高尚的，个人是神圣的，因此人必须自助。在诗歌方面，新英格兰地区比较出名的诗人有郎费罗，在波士顿有惠蒂诶，他的长诗《大雪封门》被称为“一部优美的新英格兰田园诗”。 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作家，著名的有富雷诺(Philip Freneau)、布雷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郎费罗 (Henry Wordsworth Longfellow)、娄威尔(James Rassel Lowell)、惠特 (John Greenleaf Whitter〉、爱伦�6�1坡[6] (Edgar Ellen Poe)、以及惠特曼[2、3、4、8] (Walt Whitman)。19世纪最伟大的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是惠特曼，惠特曼1855年出版的《草叶集》[2、3、4、8](Leaves of Grass)是美国十九世纪最有影响的诗歌。《草叶集》[2、3、4、8]标志着美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另一位革新诗人是狄金森[7、8]，她被誉为美国20世纪新诗的先驱。浪漫主义时期两位最重要的小说家是霍桑和梅尔维尔，在浪漫派作家中埃德加�6�1爱伦�6�1坡[6]是第一位美国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人。美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小说富有独创性、多样性，有华盛顿�6�1欧文的喜剧性寓言体小说，有爱伦�6�1坡[6]的歌德式惊险故事，有库柏的边疆历险故事，有麦尔维尔长篇叙事，有霍桑的心理罗曼史，有戴维斯 (Rebecca Harding Davis)的社会现实小说。美国浪漫主义作家在人性的理解上也各自不同。爱默生、梭罗等超验主义者认为人类在自然中是神圣的，因此人类是可以完善的，但霍桑和麦尔维尔则认为人们在内心上都是罪人，因此需要道德力量来改善人性。《红字》[9]一书就典型地反映了这个观点。总之，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之间有衍生性，与启蒙思想相悖，强调感情、想象和主观性。但大部分美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还是典型的美国化作品。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与其产生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渊源相关，反映了美利坚民族一个“真正全新的经历”、深受美国清教主义运动的影响、信仰个人主义和直觉的价值、追求民主与政治上的平等、强调“使命感”以及多样化的创作形式。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1928——1937)中国特殊政治文化语境里发生的一种特殊文学现象,其形成与30年代特殊政治文化语境有着密切联系。红色的30年代,社会的政治化意识形态空前严峻,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局势下,文学的“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文学自由发展的空间不断受到来自左的(左翼阵营的舆论和批评)和右的(国民政府的行政手段和文化政策等)两方面强势话语的挤压,而二者相近的功利化文学态度致使文学的独立品格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一群坚持文学自由发展品性的作家和批评家对此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形成了一股要求“文艺自由”的理论呼声,从而引发了关于“文艺(文学)自由”问题的一系列论争。由于政治姿态的相似,这批人被政治化地定性为资产阶级的“自由知识阶级”、“自由人”、“第三种人”、“自由派”等。他们的自由主义文艺立场前承20年代革命文学论争中的新月派,在理论上更加深入;后续有“京派”以自身的创作践行了“文学自由”的理论主张,从而使自由主义文学从理论主张到创作实践形成了一条鲜明的文学脉络,构成了30年代文学上凸显的自由主义思潮。 本文试图从当时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出发,探究文学上自由主义思潮的形成过程;回到一个朴素的原点,借以阐释30年代关于“文艺自由”问题的论争对于形成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文学史意义。另外,针对当下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现状,文章指出了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泛自由主义”倾向问题,并对此提出了批评。 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章绪论部分 介绍论文的选题及意义,及所讨论问题的研究背景和现状 第二章相关概念的辨析 本章主要是对相关概念的梳理,简要论述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以及“中国化”的自由主义在政治、文化、文学等不同领域里的不同内涵,借此阐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之间的同构因素和差异,剖析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独立于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意义之外的特殊内涵。 第三章回到一个朴素的原点:30年代文艺自由思想论争的文学史意义本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焦点在于30年代关于文艺自由思想问题的论争,把它作为当时特殊的政治语境下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与此前的新月,后来的“京派”与革命阵营关于文学问题的论争联系起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共性;通过其争论的焦点问题呈现出的延续性特征,来阐释30年代关于文艺自由问题这一论争对于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以及在后来的文学史建构中逐渐独立于其他文学思潮流派的文学史意义。在这里,我们把30年代的文艺自由思想论争看作是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衍发点。以此来证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里发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关系不大,是地地道道“中国式”的文学现象。 第四章对自由主义文学研究中“泛自由主义”倾向的批评 论文将对这几个问题展开阐述,目的在于阐释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作为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的历史意义。
看看温儒敏的现代文学三十年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的当代文学史教材及有关的资料就行了
现代主义思潮 后现代主义思潮 自由主义思潮 女性主义思潮
论当代审美主义文艺 思潮的历史文化语境 弥 沙1,李育红2 (东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渤海大学中文系,辽宁 锦州 121013) [摘 要]审美主义是中国当代文艺的主潮,它以审美为文艺的最高价值和本质,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 的文艺观。不仅如此,它还将审美主义从一种文学观念提升为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它既是我国 当代文艺潮流的一种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和重要表征。它带来的文艺转型和文化转型产 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一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对极左文艺思潮的反拨,一是改革开放后西方审美现 代性的制导。这两种历史文化语境深深嵌入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机体,使它表现出巨大的历史合理性, 但同时也存在较为严重的历史局限。 [关键词]审美主义;文学工具论;文学审美论;现代性;审美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 (2008) 03-0034-05 On the Historical Culture Context of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of Modern Aestheticism MI Sha, LI Yu-hong ( College ofHumanities,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Department of Chinese, Bohai University, Liaoning, Jizhou 121013, China) Abstract: Aestheticism is the main stream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art, and it takes aesthetic as highest value and substance of literature and Furthermore it improves the viewof literature toworld view, the viewof value and Itwas not only the change of Chinese modern 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but also the part and important signal of Chinese cultural It brings the transfor- m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literary context: one isthe criticismto extreme leftist literary and artistic ideas; two isreferringtowest aesthetic the- The two historical cultural contexts inset the body of modern aestheticism deeply, and showed great historical rationality, but it has the serious limitation of Key words: aestheticism; the theory of tools of literature; literary aestheticism; modernity; aesthetic modernity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我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出现较早, 渗透面较广,影响力较大的一种文艺思潮。改革开放之 后,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中国特色的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压倒了政治化的 革命文学,成为我国当代文艺领域中的主流。这种文艺思 潮的核心观念,强调文艺的审美独立性、自律性,以审美 为文艺的最高价值、最高本质。这种文艺观念渗透于当代 文艺活动的各个方面,并成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文 艺创作、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唯一标准。审美主义文艺 思潮,不仅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文学观,还将审美主义从 文学观上升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因此,它既是当 代中国文艺潮流的一次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 部分和重要表征。因此,深入分析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 思潮产生的语境,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文艺思潮 的性质。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最直接的文化语境是 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极左思潮的拨乱反正。审 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是作为对我国文艺极端政治化、泛 政治化的极左文艺思潮的强有力反弹而出现的。而从更大 的范围和长远的历史发展状况来看,它受到了西方现代性 的深刻影响,与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息息相关。西方的现代 性思想和实践,作为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他者”,深 深地介入了我国当代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这在文 艺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反拨 新中国的文学长期以来是以“为工农兵服务”,特别 是“为政治的文艺”为宗旨的,它秉承和延续着革命战 争年代解放区的文艺与政治相统一的新型革命文学传统。 因此,新中国的文学一直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强调文学 的政治性在建国之初,是完全必要的,是有其合理性的。 然而,随着“左倾”思潮的逐步膨胀和极端发展,文学 的政治性因素不断被强化、被体制化,导致思想领域中 的带有专制色彩的非人化,造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扭 曲和畸变。在这种语境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被“文 艺为政治服务”所取代。文艺沦为政治的奴仆,沦为表 现政治思想的图解,沦为描写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路 线斗争的工具。 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以拨乱反正为目的的 思想解放运动,为了打破人们的精神枷锁,求得与实现 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相一致的社会和文学的新发展,开展 对极左政治思潮的批判,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是非常及 时和完全必要的。新时期文学就在这种拨乱反正和思想 解放的语境中形成,开始了对政治挤压、剥夺文学的反 拨。这种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准确地找到了极左文艺思潮 的思想核心和基础———“政治工具论”,相继展开了对 “政治工具论”的批判和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批判,进而转 向了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性扬弃。但是,文学 界也把政治确定为文艺的“外部规律”,以隔离文学与政 治的关系,进而切断文学与政治的一切联系。至此,对 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否定经历了一个越来越激进的道路: 从反对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推进到以文学立法的方 式确定政治属于文学的“外部规律”,最后发展为文学 “远离政治”、要求文学具有“非功利性”、“非政治性” 和“非社会性”。 就在对文学“政治工具论”拨乱反正过程当中,一 些学者发出了“文学回归本位”的呼声,认为文学“政 治工具论”抹杀了文学本身的特征,泯灭了文学的审美 品格、忽视了文学的“内部规律”。这种“文学回归本 位”的学术要求在批判极左文艺思潮的过程中越来越强 烈,最后终于以傲然独立的面貌出现,变成新时期之初 最有感召力的文学主张。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正是在对文艺政治工具论的反拨 的基础上,循着“文艺回复自身”的道路出现并发展起 来的。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对我国文学从被政治的束缚和扭 曲状态中解放出来,恢复文学的自身活力,作出了历史 性的重大贡献。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作为新时期思想解放 运动的一翼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力地批判了“左倾” 文艺思潮,使文学的审美特性得到重视,使文学具有了 一定程度的自觉,从理论到实践,包括文艺创作、文艺 评论到文学史的书写都取得了突出的实绩。这是必须充 分加以肯定的。然而,这种正义的批判和清算具有历史 合理性的同时,始终存在着问题的另一面。人们不禁要 问:难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重要吗?难道没有好的肯 定人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 的全面进步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 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 吗?我们在拒斥文艺与不好的、非人的、危害社会和历 史发展的政治的同时,又怎样处理文艺与好的、宜人的、 有利于社会的历史发展的政治的关系呢? 克服文艺与政治的不正确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学术上 的矫枉。矫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过正。但真的一定要 矫枉必须过正,只有过正才能矫枉吗?事实上,这种矫枉 过正的理论与实践,相当长的时间内,造成了对文学与政 治关系的误解,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偏见,造 成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学说和意识形态理论的遮蔽, 造成了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狭隘理解和冷漠态度,造 成了文学内部的政治、审美、道德等因素的失衡。 当然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既保证文学与政治各 自的独立力量,又使二者在有机关联中达到互相推动, 至今仍然是个尚待解决、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更是马 克思主义者不能回避的任务。审美与政治的关系,并没 有因时代的演进而消失,所改变的只是这个问题的存在 方式和提问方式。 其实,政治具有不同的形态:政治的思想形态和观念 形态、政治的制度形态和体制形态,政治的生活形态和实 践形态等等。同时,政治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时代 的政治的质态和表现形式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狭隘地理解 政治,就可能会导致狭隘地理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然 而,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政 治对社会关系和国家群体意志的重要性,对文学的制导作 用的内在机制是不会改变的,所改变的只是影响文学创作 和审美活动的形式。中国的当代文学应该以此调节文学与 政治的关系。对此,王杰说:“从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来看,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仍具有现实意义。其一,文艺、审美必 然具有政治性。这个命题所揭示的是政治性只是审美、文 艺的一个属性,但它决不等于文艺、审美必须为政治服 务。文艺不被规定为‘为政治服务’时,文艺仍然具有政 治性或者意识形态性。其二是什么是‘政治’?政治不能 被简单地界定为‘党派政治’,政治并不狭隘地局限于政 党之间的争权夺利。相反,当代社会直接的政治斗争具 体、广泛地以文化冲突的形式在作品文本中得到曲折表 现。其三,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看来,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 界、个体与社会、人的内在要求与外在现实相统一。马克 思主义美学的重要性在于,它要求我们在正视现实矛盾的 前提下,把生产力的巨大力量以及个体的心理内驱力转化 为与人类幸福生活这个目的相一致的建设性力量。美学通 过对艺术和审美现象的分析而把握现实关系,通过改变人 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而实现对现实的改造。”[1]因此, 一概不加分析地、笼统地忽视、轻视或漠视文学的社会因 素和政治因素的观点都是不妥当的。 二、西方的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 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中国明确以实现现代化为发展 目标,预示着我们已经自觉地加入到世界现代性的历史 进程之中,这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步。在此进程 中,西方现代性的范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审美主义文 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 诉求,一方面是西方现代性本土化的必然结果。现代性 的历史进程,为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提 供了复杂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反映着西方社会历史自 身内部的一种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现在已席卷全球,变成 了世界性的社会历史过程。社会历史现代性是一个总体性 的概念,表现为两个具体的现代性层面,即社会现代性和 文化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主要指社会的物质层面和经 济、政治等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而文化现代性则主要指社 会的思想文化层面。这种文化现代性,从精神性质上说, 可以划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前者倡导一种以培 育和弘扬启蒙理性为宗旨的启蒙精神,后者则往往表现为 对启蒙精神的反思和批判,特别关注和追求人们对社会现 代性的负面因素的感受和体验,宣扬一种与社会历史现代 化进程不相协调的审美现代性精神。 历史现代性是以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 想解放运动为开端的。启蒙理性和启蒙精神是历史现代 性的主导的和重要的精神意向和思想内涵。正如康德所 指明的:“人从自我蒙蔽的状态中走出来”。为此,必须 “强烈地意识到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开发心智” “成为启蒙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之一”。[2](22)在这种精神指 引下,现代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在思想文化等精神领 域,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实现“理性的塑造生活”,“坚定 不移地推进客观化的科学、道德与法律的广泛基础以及 独立的艺术的发展,但同时也要把如此积累的认知潜能 从其深奥的阳春白雪形式中解放出来,将其运用到实 践。”[3](112-113)“那是一个拥有原理和世界观的时代, 对人类的精神解决它的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它力图理 解并阐明人类生活———诸如国家、宗教、道德———和整 个宇宙。”[4](421)。这种现代性与主体构型连接起来,使 现代人摆脱外在权威的辖制,赋予主体以一种改变自己 和批判自己的气质。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经济政治制度领 域中的变革,促进了物质生产的飞跃发展,使社会财富 急剧增加,形成了合理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 同时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 “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 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需要、才能、生产力等等的普遍 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 ‘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 财富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在这里, 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 面性。”[5](486-487) 但是,以启蒙现代性为主导的历史现代性同时存在 着严重的负面因素,诸如社会层面的资本主义和技术主 义,制度层面的工具理性,精神层面的感性与理性的不 平衡。最严重的是由于资本和雇佣劳动所造成的人的异 化。当时的一些学者对以理性为依托的历史现代性进程 中的负面因素进行过种种批判。法国思想家卢梭较早地 对西方现代文明提出了质疑。黑格尔、马克思、尼采、 阿多诺、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和一些无政府 主义者都这样那样地对历史现代性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加 以反省,寄予忧思。马克思对“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 的异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斯·韦伯称现代合理化和 官僚化的社会制度已使现代生活成为“铁笼”。斯宾格勒 觉察到西方文化开始“日落西山”,走向“文化悲剧”的 时代。海德格尔把破坏了人的完整性的技术统治一切的 时代指称为“贫困的时代”,指出“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 球上连根拔起”[6](1305)。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 辩证法》中说:“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 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了巨大的不 幸。”[7](1)马尔库塞提出“单面人”的概念,指出“技 术解放的力量”不仅导致“物的工具化”,而且造成“人 的工具化”[8](136)。 审美现代性在批判启蒙现代性,克服社会现代性的 负面作用中,功不可没。当时的西方社会,用审美现代 性来批判历史理性和启蒙现代性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它 反对工具化、科学化的目的理性的思想,反对体制和制 度的一体化、总体化和绝对的完美化,赞美和追求个性、 差异、分化和多元,关注“内在的自然”和“灵性的抒 发”,倡导“不纯粹性”。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 将审美现代性表述为“背离传统”,“通过否定的思维方 法建立一种肯定的东西”,“在不缺少规定性的情况下把 辩证法从这种肯定的本质中解放出来”。反对主张“理性 与现实和解”的黑格尔的保守的辩证法,把黑格尔宣扬 的绝对统一性的哲学本体论说成是戕杀事物的差异、矛 盾和运动的根源。强调艺术“对个体进行更高层次的全 面塑造”,“必须抛弃那种靠再现正面的东西来帮助社会 干欺买卖的现实主义”[9](703)。他批判“文化工业” 生产的“大众文化”是以丧失艺术的自律为代价,通过 制造“虚假的同一性”导致公众意识的“物化”,削弱了 批判能力和超越意识。海德格尔提出只有艺术才是守护 “亲在”和自身的“诗意地栖居”的护法神。 然而,审美现代性批判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明显 的。一是审美乌托邦的倾向。席勒主张审美能弥合人的感 性与理性的分裂,是人类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和理想境界, 审美教育是改变社会零散化的唯一途径。法兰克福学派的 社会批判理论则认为艺术是现代社会负面作用的解毒剂, 是被理性高度抑制、高度异化的现代人的解放之路。阿多 诺认为“艺术救赎”是一剂消除理性控制的良药,因为艺 术具有形式上的颠覆能力,可以消除统治阶级行使意识形 态的理性条件。马尔库塞主张通过“文化心理本能革命” 来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人的解放。海德格尔则认为,人的 本真生存是诗性生存,艺术是存在的家园。这些理论都陷 入了不切合实际的审美乌托邦。马克思指出:“意识的一 切形成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批判来消灭的……只有实 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社会关系才能把 它们消灭。”[10](43)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另一个问题是对现 代性的阻碍。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主义文化扰乱了文 化的一统天下,动乱来自三个方向:对艺术和道德分治的 坚持以及把自我(热衷于原创与独特性的自我)奉为鉴定 文化的准绳。”[11](30)伯林一语中的地道破了催生了审美 现代性的浪漫主义的局限:“整个运动,事实上,是一种 要将审美模式强加于现实的企图,……对于艺术家,事实 上,浪漫主义的一些主张是非常合适的。但他们企图将生 活转变成艺术假设在我看来是荒谬的。”[12](145-146)卢卡 契批评处于异化状态下的艺术家往往企图以谋取内心的自 由来对抗现实的异化,他说:“自由便缩小为一种灵魂的 实际,缩小为个人行动的一种特有的方式”。[13](383)通过 以上地分析我们看到,历史现代性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十分 明显的。历史现代性内部更存在着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 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西方学 者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但大多把现代性所带来的弊病归结 为启蒙理性,倾向于认为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突 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倾向于从精神方面解决二者的对立, 建构二者的和谐,或用审美现代性取代启蒙现代性。这种 审美现代性的精神价值取向在文化现代性中表现得尤其突 出。它一方面夸大了启蒙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 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加深了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 突。最主要的这些学者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精神层面,试 图通过审美现代性来战胜工具理性,克服启蒙现代性的弊 端,解决社会现代性的问题,表现出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倾向。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的人的异化,人性的分裂,艺 术与社会的敌对,但并不认为这只是精神的问题,他不把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归结为精神矛盾。马克思发现资本主 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私人占 有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冲突,因此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 出路在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解放生产力;归 根结底,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力要求之间的矛盾造成 了人的异化。西方大多数反思现代性的学者,虽然也看到 了制度与人的矛盾,但把这种矛盾的本源理解为精神之间 的冲突。因此,他们不去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物质关 系和政治关系,而试图从精神上反对启蒙理性和工具理 性,加剧了审美现代性批判精神的紧张;另一方面,由于 他们提出的用审美现代性解决现代社会矛盾的方法的乌托 邦性质,所以他们看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真正出路和历史 发展的光明前途,从而感到悲观和绝望。这种理论、思想 的偏失诱发出历史与人文的对立,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 全面发展的对立,造成西方文学艺术及其理论对审美的批 判性的过度强调。 三、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 潮的影响 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的文艺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 响。西方的审美现代性作为“他者”,遮蔽了中国的现代 性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的诸多差异,导致对中国现 实的误解,导致我们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缺乏必要的反思, 使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走上了批判社会现代性和启蒙现代 性的审美现代性的道路。 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是存在着诸多差 异的。一是时间上的差异。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 的现代性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水平,我们的主 要任务仍然是推进现代化进程,走向现代性的历史深处; 二是制度上的差异。我们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 家。因此,我们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途径 不能全盘照搬西方。人们思想中对我国这两个关键性现 实还存在着极大的误解,或急于改变我们的不发达状况, 主张走向资本主义;或忽视了我国现有的制度基础,误 认为通过改革走向资本主义,把实行的商品经济误当作 实现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对中国当代基本现实的这两 种误解,一方面,使我们忽略了对西方现代性、特别是 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另一方面,限制了我们具有而且 应该创造新型社会制度、新型审美现代性的勇气和创造 性智慧的发挥。当代中国既有现代性发展不充分和不成 熟之处,又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将 两者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新的“和谐社会”。这既是人类 的理想,又是现实的运动,绝不是一种乌托邦幻想。为 了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西方的现代性经验,尤其是 西方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对我们具有极大的警示作 用。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审美现代性的限度。 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深受西方审美现代性 影响的。其核心理念“审美”及其理论基础“美学”主 要是通过吸收西方审美现代性而建构起来的。在较为匆 忙地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的过程中,不可能会对西方审 美现代性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现在看来这种反思是非 常重要的,而且目前学界也已展开了对西方审美现代性 的反思。周宪运用社会批判理论对“审美现代性”进行 了全面地反思。他着重指出了审美现代性的悖论性质, 尤其是审美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矛盾。他指出这种内在矛 盾有三种:第一,肯定与否定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于, 审美现代性并非只是单纯地批判否定现存社会,它同时 也承担了肯定现存社会的功能,但这二者之间并不是否 定之后的重建,审美用它自身感性的或“身体的话语” 对抗理性的绝对命令,这种张扬感性的路径同时产生两 个后果,一种是对现存社会生存状态的反叛,一种是提 供工具理性无法达成的另类体验或欲望的满足,这又是 对现存社会的一种补充或弥合。这两个后果之间是矛盾 的。第二,是精英与民粹的矛盾。它指的是,现代艺术 自律性包含着精英主义和贵族立场,它往往把艺术退守 到很小的专业圈子范围内,因而呈现出某种“自恋”特 征。而自律性艺术又采取一种社会批判路径,社会批判 是要通过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来实现的,既然自律的现代 艺术并不以广大社会公众为目标,那么它的颠覆力量从 何谈起呢?第三,普遍人类学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矛 盾。审美趣味、天才、艺术自律性、审美价值等本是资 产阶级为了更有效地施行统治而设置的意识形态观念, 但是它们又被提升为人类的普遍要求和价值,资产阶级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使自身成为普遍的人类主体,但在资 本社会的现实中,他们又只代表自己的利益,因而,这 种意识形态策略是不能服人的。这就是自律那么软弱无 力的原因[14](252)。 在西方,查尔斯·泰勒对审美现代性的思考在众多的 对现代性的反思中独树一帜。他不仅描述现代性精神的 两个方面———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冲突和紧张, 而且,在历史的追索和分析中,他恢复了这两者各自给 现代性、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带来的精神滋养和道德力量, 并指出人们应该宏观、客观的看待两者。 在泰勒看来,审美现代性从其来源———浪漫主义对 现代自我的支撑是重要的,也是正确的。它保证了我们 的自由和自主。但这种取向却有一个过于狭窄的道德容 量,它排斥、无视其他的同样是道德的自我构成因素, 尤其是启蒙运动的分解式理性带来的自我构成因素——— 自负其责、自我控制和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由于这种排 斥和忽视,致使它混淆了自由和自主或自我实现的两个 不同层面———行动的方式和行动的质料。前者是指真实 的理想是自我指示的,它必须是我的取向,这是对的, 但这不意味着我的目标或自由、自主的内容也是自我指 示的,也是由自我决定的。相反,这种内容应该是以某 个外在于我的东西为背景。否则,自我实现可能会滑入 肤浅和主观主义。简单地说,审美主义与理性主义是冲 突的,但两者并不是不相容的,它们带给我们的都是有 效的道德价值理念。在现代,由于没有了前定的、统一 的意义秩序背景,于是,它们变成了探索性的东西,因 而会给人带来不确定的误解,使现代人无所适从。而一 旦我们知道他们虽然是可探索的,但他们都已成了支撑 我们的道德力量,我们应当恢复他们的道德效力,而不 是使他们你死我活的斗争。 面对西方现代性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必须对当代中 国的历史进程和现代化发展程度作出比较准确的科学定 位,从我国特殊的国情、人情和文情出发,追求和探讨 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学的现代性。当代 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推进启蒙现代性。我们的审美 现代性应当受到有利于实现现代化历史使命的规定和制 约。一切反对和不利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现代性, 特别是阻碍当代中国启蒙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都应当加 以检视和反思。
嘿，这是我的专业啊。"革命"的文学思潮：“白话文学”论、“诗文界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等。 2、”人‘的文学思潮：主要是张扬人的个性，书写人的精神等等之类的。 3、“大众——民族”化文学思潮：晶莹到大众的转化、越是民族的文学就越是世界的文学，这些东西等等， 4、从西方引进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比如“五四”前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 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 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 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 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哥哥来回答，自己写一篇，不许超过一面半（A4，四号宋体）。嘿嘿，。。。果断满分路过
1、如果论文页码不多，前置部分并不一定要有，或只加个封面即可。 2、封面、标题等不要太花哨，一般以简洁大方为好。 3、如果论文很厚实，可考虑正反面排版打印。 4、页码较多的论文，可考虑用页眉标注论文标题及层次标题，如单页用文章标题，双页用层次标题。 5、不管论文长短，页码均需标注。页码标注由正文的首页开始，作为第1页，可以标注在页眉或页脚的中间或右边。论文的前置部分、封三和封底不编入页码。附件部分一般单独编排页码。 6、封底底色与封面一致为好，若用底图则与封面应有相关性。 7、若用订书钉装订，两枚钉应分别居于上下沿四分之一处，左缩进1厘米处可以发你一份参考
挖 我是你同盟！！！
新文化运动为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革新运动。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
看看这两篇文章
浪漫主义精神最先出现在文学中。在法国，浪漫主义的先驱者是卢梭，他宣扬感情至上和人的本性善良。一批作家响应他的“回归自然”的口号，在创作中抒发对大自然的感受，描绘大自然的魅力，抒发对美好事物 、自由理想和乡土的热爱追求和依恋。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 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 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 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 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文学思潮是由作家群体的“社会心理”和美学倾向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融会而成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从根本上说不能脱离现代性这一历史语境，它是现代性的产物，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