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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公益投稿怎么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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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公益组织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是社会支撑的公益慈善意识和氛围需要培育。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需要有一种社会氛围，需要公众公益意识和社会公益价值观的支撑。但是，当前还有很多人没有充分意识到社会公益组织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独特作用。2005年12月湖北省慈善总会在武汉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超过半数以上的公民认为慈善事业属于政府的救济行为，知道中华慈善总会、湖北省慈善总会的人数不足一半；绝大部分被调查者虽然也曾参加过捐款捐物活动，但主要还是通过工作单位、学校、居住街道、慈善机构进行捐赠，而“经常主动捐赠”的人则很少。 作为一项有着实质内容的道德事业和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公益慈善事业实际是一种独特的财富转移方式，但目前参与行善和捐献者特别是各类企业的动机往往十分复杂。但不论出于什么动机，只要其参与捐献，就能通过公益组织实施有效救助，可以在追求公益效果的前提下提升社会道德。然而，有关统计显示，中国90%的公民没有捐过款物，参与捐助活动的中国企业不到总数的1%。当然，这跟中国的民营企业站稳脚跟时间还不长有关，近一两年来才开始有“企业公民”、“社会责任”的观念。 二是扶持发展的法律框架急需构建与完善。尽管目前政府出台了一些相关的行政法规，但是民间组织的法律地位仍不确定。有些法律法规已经不适应管理需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亟须修订，《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需要实施细则。 要求扶持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框架和法制环境亟待改善的呼声较多。一是要求先取得“行政合法性”后才能取得“法律合法性”问题。根据现有的社团管理法规要求，建立社团组织时必须通过一个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挂靠并审批，之后才能在民政机关登记注册，这种管理体制只能造就大量的官办社团组织，而许多真正从民间自发形成的社会公益组织，由于无法找到主管单位，不能在民政部门获得合法的身份。二是对社会团体及民办非企业组织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机关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双重管理体制将组织的成立、管理、运行以至于最后解体都纳入政府管理体系。合法登记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往往不是半官半民的组织就是准政府机构。而真正的从民间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恰恰由于现行制度的限制，很难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同时面临着法律和政策上的困惑。三是目前涉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税费优惠等鼓励政策不完善。现行规定对个人和企业捐助的善款减税免税比例偏低，享受全额免税的仅有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12家慈善机构。目前凡是比较成功的社会团体，都与创办者的特殊地位或是否取得政府的支持分不开。中华慈善总会接受的捐赠款物有近80%来自海外，只有20%多一点来自国内。这与扶持其发展的法律及政策空间不足有密切关系。 三是公益组织的自身建设与公信度亟待提高。社会公益事业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自身建设和能否取得社会公信。而目前我国社会公益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法制观念、社会责任有待加强，内部管理制度不够完善，自律机制不够健全，组织行为不够规范，甚至信誉缺失等问题。而且由于在社会转型中受到价值观失范、诚信缺失等影响，目前公益组织公信力的现状令人担忧：一是募捐不坚持自愿原则。由于目前许多社会公益组织实质上是政府部门的延伸，往往面向干部职工和公务员队伍采取摊派形式开展募捐，违背自愿精神；二是善款去向不公示。对捐款的 赛泰泵阀使用情况，捐赠者无从了解，规章制度不够健全，管理不够科学，运作不够透明，监督机制不够完善，缺乏公信力，挫伤民众参与公益事业的热情和信心；三是专业和专职人员缺乏。公益组织行政色彩浓厚，不注重捐献文化培育，自律机制不健全，捐献制度缺位等，造成公益组织的公信力持续不高，反映了我国民间组织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总之，中国社会公益组织数量偏少、组织体系发育还很不成熟，应有的功能还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无论其外部的发展环境还是自身的发展水平都需要完善提高。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加快培育发展社会公益组织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把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纳入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对推进我国社会的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对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加快培育和发展社会公益组织的过程，也是社会建设和制度创新的过程。 一要规范管理、引导提高。重视法规建设政策引导。国家应当尽快研究并制定《社会公益事业法》及相应的法规和政策，统一规范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组织形式和具体运作程序，同时整合已出台社会公益相关法规，规定公益组织的主体资质、监管规制、活动程序、会计准则和主管机关。当前，要强化政府对民间社会组织扶持培育和依法监管的作用, 改变长期以来“重登记、轻管理”，“重行政管理、轻依法管理”的局面，促进社会公益组织的培育与发展，制定扶持社会公益组织的政策，降低社会公益组织的准入门槛，扶持、帮助民间社会组织提高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和能力。在保证对社会公益组织正确管理和引导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各项改革，为其生长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可以考虑引入市场机制，政府对其投入资金的公益事业，可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最合适的社会组织承担具体实施工作，政府购买服务并对它们进行跟踪管理。 完善公益捐赠鼓励措施。根据国外经验, 社会激励机制中税收制度是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推进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杠杆。建议政府修订《个人所得税法》等法律,实行个人收入捐赠社会公益事业部分免税和开征遗产税、所得税、赠予税以及特别消费税等，对公益慈善事业及其参与者的税收照顾和优惠, 对个人特别是富人所得税或遗产严格执行累进税率制。目前要适当提高捐赠所应减免税收的优惠限额，以此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激励捐赠行为；对尚未成熟的社会公益团体要落实“免税”甚至奖励政策，激励其募集善款行为；要简化免税申请程序，放开受助对象限制，允许企业和个人直接向公益机构定向捐赠的善款在所得税前扣除，鼓励并促使企业及高收入阶层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并对社会公益组织给予必要的财政扶持。 健全公益组织监管机制。实行分类管理，对一些活动类组织重点是规范运作，切实加强对公益活动的法律监督、社会监督和内部监督；对一些维权类组织重点是做实，通过督促、检查和运作机制的探索，确保经费来源、作用发挥、名副其实；对慈善类和公益服务类组织，则通过奖励、委托、补贴或购买服务等方式，重点扶持。在大力培育发展民间社会公益组织的同时，加大对非法和违法、违纪公益组织的查处力度，确保社会公益组织的健康发展。 二要倡导公益褒扬善行。广泛传播公益理念。各级宣传教育部门应该把社会公益精神的传播培育纳入全民教育宣传的框架体系之中，通过电台、电视、网络、报纸等主流媒体，及时宣介公益善行和国内外社会公益动态信息，传播普及公益理念，培育公众平等、互助、博爱、共享的社会公益意识。 营造公益文化氛围。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各级党和政府要把社会公益文化建设纳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范畴，大力弘扬扶贫济困、诚信友爱、互帮互助、奉献社会的良好风尚，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强化企业社会责任。 完善表彰激励机制。国家应该建立爱心公益表彰奖励制度。社会公益组织应当善于及时发现榜样，通过评选、表彰、宣传典型等，让行善者得到精神的褒奖和道德上的肯定，享有较高的荣誉和社会地位，极大地激发社会成员的善心与爱心，褒扬激励更多民众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各级党政部门还可以结合创建文明城市、文明单位等活动，把社会公益事业融入精神文明建设考评指标体系。主流媒体要积极开展公益传播工作，安排一定的版面、时段用于公益宣传，定期公布社会捐赠及救助事迹，鸣谢和激励爱心捐赠单位和个人，营造人人关注公益事业、人人参与公益善行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要强化自身能力建设。现阶段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着重要在规范化建设的同时，拓宽筹资渠道，增强救助实力，加强自律、注重公信。 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当前社会公益组织在加强自身建设中要着重增强自主意识，发展自立和自治能力，逐步建立规范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机制。公益组织要精心策划救助平台、设计救助项目、制定有关管理规则，保证捐赠者捐赠的款物捐得乐意、用得其所，能够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水平，壮大队伍，招募志愿者，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提高自身服务素质，树立良好社会形象。政府可实行向公益组织购买服务的办法，完善公益组织税收及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措施，增强公益组织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提高公益组织的自主发展能力。 注重自律诚信建设。在自律方面，社会公益组织应制订完备的规章制度，建立起相应的协调机构，以维护其规范运行。同时接受捐献者和社会各界尤其是舆论的监督，接受政府以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为依据，对其组织审批、社会捐献活动和基金等的监管。特别要注重公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增加透明度，对捐赠款物具体用途和去向都应在网站明细公布，对捐赠者有明确的交代；在捐助项目选点、评估时应充分尊重捐赠者的意愿，主动邀请捐助方参与；在捐助项目结束时和年终应主动接受审计，并将审计结果反馈给捐赠者。 拓宽公益筹资渠道。我国社会公益机构筹集善款存在着严重的“募捐资源不足”，已有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外国援助和商业活动。因此，社会公益组织要树立市场营销观念，学会运用市场机制动员募集社会公益资源，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募捐活动。可以借鉴国内外相关公益组织的筹资经验，积极探索通过与媒体互动开展公益传播募集善款，与公益社团、专业机构、爱心企业联动开展公益活动救助弱势群体，设立爱心公益基金和组建爱心公益联盟等方式壮大实力，力争汇聚更多的社会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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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校以来，中国政法大学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从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颁布，再到《反分裂国家法》、《物权法》的论证、研讨，直至最终通过，国家每一部重要法律的诞生和实施，几乎全都存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身影。 仅从1978年复办至2000年，该校就有1000余人次参加了国家主要立法的论证和起草工作。钱端升教授任“1954年宪法”起草顾问委员会主席，并率领学校宪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的多位学者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江平教授担任中国民法典起草立法专家小组组长；陈光中教授担任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小组组长；巫昌祯教授担任婚姻法修改专家小组组长，学校在共和国重要法律起草和修改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仅2006年一年，学校就受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法工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等机构的委托完成了《合伙企业法》、《反洗钱法》、《反垄断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毒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法》、《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多项法律草案的修改建议稿。 在法律思想与法治理念方面，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律平等”的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及“法的本质”的再认识，再到“法治国家”的构成理论、“人权理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判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国港、澳、台地区司法制度研究 ，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法大学人总是扮演着理论策源地和推动力的角色。 国家法治建设放眼于世界法治建设的有益经验，需要建立有比较眼光和能力的科学研究平台，中国政法大学率先开展德国法、美国法、欧盟法、日本法、韩国法的学术研究，开启了中国国别法学和比较法学研究的先河，不仅培养了在一批相关领域和相关国家享有盛誉的学者，而且推出了对国家进行跨国法治借鉴产生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 中国政法大学在价值哲学、人民币汇率研究、近代思想史、全球化问题，社会心理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宗教哲学、学术批评等领域在全国同样具有重大影响。 截至2015年1月， 中国政法大学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个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1个 、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1个 ，与最高人民法院、 国土资源部、 司法部、光明日报社等部门共建的研究中心数十个，各类在编校级科研机构10个、法学类科研机构数十个。2013年，学校主导成立的“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成为第一批获得教育部、财政部认定建设的14个国家“2011计划”协同创新中心之一。 国家“2011计划”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法治政府协同创新中心人权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协同创新中心知识经济与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诉讼法学研究院法律史学研究院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证据科学研究院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人权研究院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法治政府研究院 学术论坛学校开设有博闻论坛、名家论坛 、校友论坛、大使论坛等一系列大型学术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博闻论坛是学校一项历时长久的大型系列学术活动，由中国政法大学校友会赞助、共青团中国政法大学委员会主办、校学生会承办，每一期论坛将邀请全球各领域的顶尖大师、当今时代的领军者作为嘉宾，通过与学生心对心的交谈分享人生传奇，讲述成功圣经。在这里，有巅峰思想的波澜壮阔；在这里，有妙语连珠的非凡智慧。博闻论坛于2007年开办，已成功举行数十场，邀请到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企业家、运动员、政要等各领域的顶尖大师、时代领军者作为嘉宾，为法大学子呈现了一场场思想碰撞的盛宴，不仅提升了学校学术活动的层次，也更好地增进了校园学术文化的氛围。馆藏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是中国最早建成的以法律政治类图书为主的图书馆。该馆不仅收录了自1980年以来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法律文献与学术著作，还较为全面地收录了自晚清以来的各类法律出版物，包括法典、法规、判例辑纂等。校图书馆分设于学校的学院路校区和昌平校区，其中昌平主校区图书馆分为文渊阁和法渊阁两个分馆。 学术期刊《政法论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北大2004版核心期刊、北大2008版核心期刊、北大2011版核心期刊。《比较法研究》：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系教育部主管、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人文社科类综合性学术期刊，2007年9月创刊，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哲学家李德顺教授担任主编。
光审稿都要一个月，可能还得更久法学的核心期刊相当贵，都要九千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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